第三章 形式
早晨，他被安装在屋檐下的广播喇叭弄醒，只听得女播音员反复说道：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
这立即使他对宗进庭告诉他的、还有他已经从报纸得到证明的“一月革命风暴”，有了更直接具体的感受。亭州广播电台一定是被造反派接管了，也就是“夺权”了。亭州县级市，无报纸，广播电台也就是本地最主要的舆论机关了，从“夺权”的意义上说，确实是第一步就要夺到手的。
造反派的女播音员播送的内容，他一听就知道，是昨天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满篇都是号召“夺权”。播送社论时还别出心裁地加了一种垫底的音乐，他听出来了，是《黄河颂》的雄浑的男高音：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他需要立即去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到老家乡下去看望父母，二是到劳改农场去看望乔丽。他想起了四个月之前他的回乡，是乡下的青年文槐给他报信，让他金蝉脱壳而去；接着他去探望乔丽却没有能见到人，劳改农场的不平凡的女干部徐场长对他却是友好的。现在，他就像在一个漩涡里转了一圈，又转到原来的位置，他又准备去看望乡下老家的父母和劳改农场的乔丽了。这里真的存在着一种“形式”，他的人生内容目前就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形式里。范公望、柳春芳造出“形式论纲”这个词，还是有哲学意味的。但他需要到学校里去补领这四个月的工资，这又是在某一“形式”之中，完全离开了“形式”就不知道饭到哪里去吃了。
广播喇叭里说道：现在播送，亭州市十大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亭州市十大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
江进海来了，还跟来一些学生，其中一个也是他注意过的：小个子，上下相比，那身子像个小孩，那头颅却不是的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那眼镜玻璃起毛，以至你看不见厚镜片后面的眼睛，整个面容只是苍白模糊一团，无所谓五官。这使他想起了《庄子》说的面无七窍的“浑沌”，是模模糊糊、大智若愚的形像。江进海特地介绍说，他叫林集，树林的林，集中的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林集立即羞愧地把头低下去，而又克服着这种羞愧，向他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郁老师”。他说，林集这两个字，就是林中鸟儿很多、生机蓬勃的意思。大家笑起来，林集的苍白的脸红了起来，憨厚地笑着。
江进海问，郁老师把那份材料看过了吗？他故意平淡地说，看过了，形式论，意思难懂，是讲哲学的。江进海脸上现出疑问，“噢”了一声。
林集立即开了口，问，纯形式吗？形式下面不隐藏内容吗？还有人性论呢？那些人性的暗语，正题、反题、合题，说的是些什么意思？都是具体有所指的。我们觉得这是一部政治文稿，不是哲学文稿。如果说范公望当年被定为右派边缘时，其实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右派思想，那么这部文稿就是货真价实的属于他自己的右派思想。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十年磨一剑，磨出来了，亮霍霍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当然也就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向往复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向往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没有直说。他们是匕首藏在图中，到时就会图穷匕现，砍向人民的江山。
他暗吃一惊，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学生，不会超过二十岁，有着这样清晰明快的理论逻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而且出口就是十分凌厉的语言，如果动起笔来，就更不在话下了，是一种人才苗子。他又爱又怕，后生可畏！
他几乎有点慌乱地说，对，你说得对，但是，下结论，是，是……
是要慎重的！江进海代他说出了这句话。
他羞愧而无力地点头称是。
郁老师是看出问题的，只是郁老师不想这样说出来，这个我们能理解。我们也不想给这两个戴什么大帽子，但我们既然发现了这部书稿，又明白了它的内容，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批判。这部书稿不是一点价值没有，价值就在它向我们敲起警钟，从反面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只有点头，好像代范柳二人在接受批判一样，他无法认为江进海说得不对。
这个范公望是个两面派，他曾经策划朝阳初中的学生打倒校长，在我们静坐期间还支持过我们。想不到他暗中为资反路线效劳，他化名写了批判我们静坐的大字报，后来又写了《论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一论，二论，三论，竟然模仿《九评》，一共写了九论之多！那时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他充当了资反路线的打手。他用的是化名，而且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的名义写的。
江进海这样一说，真让他无比吃惊。他说，这个“红扫帚”，我也是注意到的。江进海激动地说，当时我们静坐结束回到学校，面对着又一次白色恐怖，学校里阴风嗖嗖，街上也没有一张支持我们的大字报，清一色全是批判我们的。“红扫帚”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最大，好像是他们的“社论”一样，它每出一篇，马上就上来一批附和的大字报。我们好像面临灭顶之灾，遭到这样的围剿。如果按它所说，那我们就都成了“反党分子”。后来我们就都跑出去串联了，好像被击溃了一样。
范公望虽然是白色恐怖的打手，但他是不公开的，他一定是被暗中收买了。“红扫帚”后来消失不见，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但我们一直放在心里。我们也听说文章出自一个右派分子之手，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以为是煤碳公司的职员，当时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查问这个人。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到来，煤碳公司造反派来告诉我们，他们批斗当权派时问出了“红扫帚”的秘密。原来，竟然是朝阳中学的老师范公望。经过我们调查，范公望不是右派分子，也没有戴帽、摘帽，但档案上记录同情右派言论，作内定右派处理，准予大学毕业，正常分配工作。“红扫帚”的幕后指挥是宗进庭，加上煤碳公司这个当权派，他们是单线联系。这样我们迅速跟朝阳中学红旗兵团联系，说服了他们，因为他们以为范公望、柳春芳是支持他们的，在学校里他们确实是他们这一边的，他们想不到这两个人骨里是这个面貌，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我们联合行动，突然袭击，闯进范公望家中，结果，查出了《九论》底稿，还发现了这部书稿！
惊心动魄，他说不出话来。而且他思考过范柳的投机性，想不到却这样真实！
我们是不愿意采取这种行动的，但别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江进海似乎从他脸上看出了恻隐之心，又补充着做解释。他说，不不，这是可以理解、无可非议的。这时，林集说，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就无所谓；为了达到正确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他不得不深为折服、深愧弗如，感到自己的渺小，而这些年轻学生在政治运动中迅速成长着，显得多么老成持重、坚定自信啊！他们是历史上革命者的再现。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里，不就是这样的一些很年轻的人吗？可是，他们创造了历史！
江进海说，郁老师，上午我们在朝阳中学里面有个批判会，跟我们一起去吧？他从来没有考虑要参加学生的活动，而且是到另一个学校去，这简直是要把他的活动范围无限扩大，他感到可怕。他显得很卑微地说，我要回去看望父母，还要去看望我的妻子。江进海说，你的工资还没有补领，你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回去。我们让你见识见识“红扫帚”。但并不要求你发言批判，你在下面当观众就行了，只当你是自己偶尔走到那里看着玩玩的。今天我们也不批判他的这个《形式论纲》，我们先来批判他的《九论》，揭开“红扫帚”的画皮，让大家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他的《九论》，将来是要用我们的鲜血去染红的呀！
他听得心里怦怦的，并且进而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参加这个批判会。
走吧！江进海说。
他无力，也无法推辞，也就锁了门，跟着他们到朝阳中学去。这有点仿佛二十年前，在那漆黑夜晚、芦苇丛中、乡间路口，他不得不跟着“除奸队”走，而心里深怀恐惧。从实质上说，他这又是“义无反顾”去参加“除奸”了，虽然换了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氛围，手中也没有被塞进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而且被许诺只当看客。他心事重重、糊里糊涂的跟在学生后面走着。
路上，林集走到后面来，走在他身边，说，郁老师，我觉得现在发生的斗争，有点像美国的两党，一个是杰佛逊思想为代表的民主党，一个是汉密尔顿思想为代表的共和党。我们可以像范公望、柳春芳这样，撇开具体社会的、阶级的内容，而仅从“形式”上来分析这两个美国政治家的主张。
他一听，甚感兴趣，就听林集说下去。
林集说，杰佛逊认为，人们通过契约而建立政府，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天赋权利，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如果政府损害人民权利，人民有权改变这个政府。广大人民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副马鞍，供人骑跨驱使，少数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手中就有马鞭，理所当然可以骑在人民身上。人民的平等权利以及言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之权、不可剥夺。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根源，人民革命是防止政府腐败的良药。人民有权推翻暴政，即使在共和政体下时常发生一点暴乱也是一件好事。人民革命可以养成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杰佛逊还认为，人民的诚实不会随着财富增长而增长，因此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应受财富的限制。他认为“人为的贵族”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但缺乏教育的人民又不能任胜国家事务，所以要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从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这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防止国家政权腐败的有效办法。这样就能用“自然的贵族”，取代“人为的贵族”，使人具有平等的机会，从而实现美好的社会国家。他还提出“人民监督”的原则，人民选出代表，人民也可以撤换代表，以防代表变成“豺狼”。要使每一个人感到自己每天都是国家事务管理的参与者。论阶级，杰佛逊的“人民”，主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农场主，但从“形式”上抽象出来看，杰佛逊的思想就跟毛主席的思想一样。毛主席的“人民”，以工农为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但关于民主的思想主张，在“形式”上，毛主席跟杰佛逊几乎处处吻合。用中国作比喻，杰佛逊就是美国的毛泽东，用美国作比喻，毛主席就是中国的杰佛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对自己的人民民主思想的一次大推广、大实践，人民完全感到史无前例地获得了民主权利，但人民还不一定就能运用好这么大的民主权利，要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锻炼的、甚至是失败的过程。现在对立的势力很大，毛主席和人民也可能失败，因为真正的革命是没有一次性成功的，越是彻底的革命就越是会遭到最顽强的抵制，反修防修的革命更应当是这样，失败是不奇怪的，不失败倒是奇怪的，《十六条》上其实已经有这种暗示。你说呢？
他不由得十分惶愧，而且林集这样轻易地说到“失败”，真令他害怕。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过。他心里很佩服这孩子。林集却固执着问，我是说“形式”上，是不是有相似之处？他不得不回答说，“形式”上确实相似。
林集继续说，汉密尔顿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农场主。他主张用铁的手腕统治群众、限制民主。他认为“人是自私的”，“人对于人是豺狼”。认为在一切社会内部只有少数与多数两种人，少数就是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多数就是人民群众。多数总是乐于破坏，反复无常，很少能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经常处在不安状态，终日受人欺骗，经常犯错误，是不可信的。只有那少数人富于理性、具有知识、善于决断。应该让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突出地、永久地掌握政权，以控制人民群众的不稳定状态。郁老师，你看这个汉密尔顿的思想，从“形式”上看，像不像资反路线？像不像我刚才说的势力很大的那一方的思想？我看很像、像极了！林集愤激地自己作了回答。
他说不出话，只觉得有一种悲悯之感。范柳二人企图绕过内容，在“形式”上做文章，来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当前运动；而林集也从内容抽象到“形式”，来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和当前运动。这之间的对垒何其森然，决不相容！而他个把小时之前，却认为范柳在同路人意义上也含有“造反精神”。但现在看来，范柳的“造反精神”，跟林集他们，却是互相冲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跟另一种自由的冲突。假如有机会让他们面对面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一定会发生最激烈的斗争！于是，正题就转向反题，自由就等于斗争！
只听得林集继续说，在美国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不停，一直斗到现在，但他们有一种限度，不能突破某种范围。中国是一党执政，两种思想表现为党内的争论和两条路线斗争，本身就限定在党内上层这个范围之中。毛主席这回要来突破这个范围，一竿子到底，让全国人民都来参加讨论、参加斗争。没有比这样更彻底的了，但比起美国，有很不利的一面，就是“天下大乱”。
人家两党斗争，好比双方约好在规定的棋盘上厮杀，再怎么斗得厉害，棋子敲得再响，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棋盘仍是稳定和安全的，旁边照样可以摆一杯茶，别人照样可以兴致勃勃观战，每次总统大选好像全国的节日一样，可能还促进了各行各业生意兴隆。而我们，才打破常规，立即大乱，“你死我活”。上面有人施加反作用力，不许诉诸群众；而下面的人民，一下子获得这种大民主，感到特别来劲，好像死都不怕。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上下呼应，多么悲壮啊！我有时想想眼泪都掉下来！恩格斯说得好：“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不正是这样的斗争吗？这可恨的“国家废物”！但看来，我们距离消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程。问题在于，是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朝相反的方向努力？这决不光是“形式”的问题，也不是乌托邦，而是社会现实！
他听着不由得点头。
林集继续说，如果把党自身一分为二，形成中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像造反派，就可以投民主党的票，保守派，就可以投共和党的票，谁得票多，谁就执政，一届或两届，看看成效如何，由全国人民来决定弃取。选上台的贯彻新政，选下台的总结过去，国家始终稳定、追求进步。岂不很好？最起码这样就不乱了，也不会因为怕被打成“反革命”、或者有个人野心，而斗争得“你死我活”。这是釜底抽薪，化大乱为小乱，以小乱化大乱。美国之所以立国二百年两党斗争不停，却高度稳定，越斗越稳，原因就在这里。我很想给毛主席写封信，谈谈我的这个想法。
他真的听呆了。林集这一番“高论”，确实说明这孩子能动脑筋。但大约，与其对林集表示赞扬，不如对林集加以劝阻，要不然就可能害了这孩子。这样的政治问题，可不是随便谈着玩玩的，林集的议论跟范柳的书稿一样是书生之见。
他站下来，对林集说，我比你岁数大些，我要劝你一句，你自己怎么看书、怎么思考，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把你考虑的哪怕多么自认为正确的东西写信给毛主席，只怕你的信还没有送到毛主席手上，就会有人来找你谈话了，那你一辈子可能比我还惨。原因正是你引用的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废物”这个问题！“国家”不是抽象的，是跟掌握“国家”的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你掌握“国家”吗？我掌握“国家”吗？只有各级党委、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的领导人，才真正掌握“国家”。这些人并不是“废物”，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比我们强。从前有句外国谚语说得好，几何定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人们的否定。何况不是作为自然科学，而是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呢？你读《法兰西内战》，那里面不是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讲述得很清楚吗？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切，把握一切，包括把握你自己！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再怎么斗，那经济基础是稳定不动的，两党相斗的结果，是调整对内对外政策；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够两党制吗？很难想象。文革所反映的，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涉及根本，如果照文革这样分为两党，那国家社会就不稳，因为你这一党要坚持社会主义，我这一党要搞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怎么办？势必要发生分裂、动荡。总之这个问题很复杂，很危险！
林集无言以对，沉默着。
他继续劝告这孩子，你记住，绝不可以随便！正如你所说，你已经意识到，中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有大大小小无数的“汉密尔顿”，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人民的积极参加。贵族的特性就是草菅人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贵族，要维护并且无限扩大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利益，他们是特别残忍而又狡猾无耻的。迄今为止，天下乌鸦一般黑，贵族就是贵族，他们不可能退让半步，你今天只要得罪他一句，他明天就一定要对你报复得不成比例，这早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所以理想的存在和为真理而斗争也才绵绵不绝。你可以是战士，但还应当拥有智慧。明哲应当保身，哲学上的王艮学派就认为，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我若无身，何谈天下国家？舍生取义虽是最高境界，但那要看时候，只有像谭嗣同那样才算是值得，但毕竟也令人惋惜。
林集愧色满面，心悦诚服，声音低弱下去，说，是的。
他说，民主党人也会汲取共和党人的主张，共和党人也会汲取民主党人的主张。事实上在议会里是要辩论的，还有不同社会舆论的辩论，结果就产生综合。中国的党内一定也是这样，如有需要，这一派未必就不汲取另一派的有关词语乃至某些思想。如果你把问题看绝对了，那是你的天真、你的悲剧。再从“形式”上来说，任何一个负责的政治家，都想消灭人类的悲剧，治国平天下。但他们往往在消灭悲剧的同时也会造成悲剧。人类悲剧正是由负责的政治家和不负责的政治家共同造成的。秦始皇这个大政治家，结束了几百年战国纷争的悲剧，开创了中国的统一局面，但消灭六国的过程本身就是无数悲剧的相加，比如坑杀赵卒四十万，那是空前的惨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永远处在悲剧之中，所以在文学上悲剧的地位高于喜剧，如果一个喜剧较有文学价值，也因为它表现的其实是悲剧，而不是浅薄的笑料。沉醉在浅薄笑料中的观众，是可悲的，用浅薄笑料来对待观众的人，也是可悲的。剧场就是社会的缩影。我很早就只愿做个文人，不愿从事政治，我没有儒家的积极的抱负，我更想做个农夫，也就是自耕农，有点像陶渊明，但那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吃了苦，而且半辈子下来了。我也很欣赏禅宗，但很难真的做到那种“一个蒲团坐千年”的境界，还是只有在现实里挣扎、浮沉，用一句话来夸张地安慰自己，叫做“无量劫中修行我，菩提树下成正觉”，是消极无为，完全转入自己内心中去的。你千万不能做不现实的事情，千万不要毁了自己的一生！说着，他的声音都有点变了。林集注意到了他心情，说，郁老师，我接受你的意见。他说，你也不一定要全部接受，你理解了就好，我就放心了。他几乎表露了对这个孩子的器重之情。
朝阳中学到了。“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很远就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嘹亮的歌曲，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一种紧张热烈的气氛立即包围着一切走近这里的人，好像被俘虏了一样。
学校大门两边墙上的大标语说明着今天的主题：斩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手！批判投靠资反路线的两面派！这两条标语使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些，如同身受一样，因为范柳毕竟也是做教师的人，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大约就是这种心情了。但范公望写出《九论》来帮助“资反路线”镇压学生，这是他很难同情的。然而，他的另一面却是能写出《形式论纲》这样有独立性的文章，这里存在着人格的矛盾，令他感到些困惑。这里面是否有可以理解的“权宜之计”、“虚与委蛇”呢？但那是不足为据，也不足为训的，人们只抓住你现实的表现。
人们在走向会堂。朝阳初中的校园是很美的，有很多树木。一眼望去，校园里到处仍是积雪，但主要道路清扫过了，路边堆着的雪在阳光下开始融化。他觉得要避免跟江进海他们一道进会堂，就离开了他们。
批斗会的“形式”总是搞得很怕人。先是台上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后来坐在前排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站起来领呼口号。接着就在全场一片口号声中，从主席台下面脚步声咚咚的推上去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两个学生反推着膀子，往前直推，一直推到台口当中面对台下站定，这才放下了他们。学生退后一步，站在他们身后。这时口号领呼不停，把“火药味”加浓到极点。但好在并没有硬行捺低他们的头，他们基本上以一种自然的姿势站着，只是自己把头略微低着。
他看清了，是两个年轻教师，那女的，他没见过，那男的，正是在看守所里跟老刘隔一个人坐着的那个“知识分子”。老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知识分子，我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说着就指了指身边瘦瘦的一个人，脸上略带微笑、故作镇静。原来，就是这个范公望！真是久违了。当时作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惭愧、很尴尬的，虽然是坐在老刘那边属于审他的人之一，但在内心世界倒好像受着他的审问一样。
作批判发言的，有朝阳中学的冯小琴，有医校的林集。可以说，范柳二人确实被“剥开画皮”，揭露出“丑恶灵魂”，这夫妇二人顿时在人们眼中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最后，“勒令”他们向朝阳中学全校师生，向医士学校全体师生，向全市人民，作出“彻底交待、深刻检查”。这两个可怜的人回答了一声“听到了”，就像上台时那样被反着臂膀推了下来，从门口推了出去，急促的咚咚的脚步声震撼在人们的心头，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印象，使人感到似乎不必这样，可又感到这也是必要的“形式”，于是就默认了，而且还继续跟着呼喊口号以便齐力达到应有的气氛和某种效果，似乎也可借以压下或释放刚才心头的恐怖。接着是朝阳中学红旗兵团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讲话，并且欢迎煤碳公司工人阶级代表讲话，都是义愤填赝。
似乎作为最重要的，是欢迎医校井岗红卫兵代表江进海讲话。江进海的口才锻炼得极好了，从容不迫，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不断引起热烈鼓掌和轻松的笑声。有一个学生走到台口，向江进海递了一个纸条，江进海看了一下，放进口袋，继续他的演说，但很快收尾，话题就来了一个突转，说，现在，不要以为“一月风暴”来了，资反路线被打败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不，决不是这样。
毛主席说上海的“一月风暴”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为什么这样说？毛主席是从实质性上来说的，不是说原上海市委市人委就跟国民党的上海党部政府一样是敌对政权，要不然你怎么理解运动的结果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句话呢？这就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殊性，重在政治的思想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文革，如果文革不能胜利，一些领导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背叛社会主义和广大劳动人民。现在让他们靠边站了，其中的大多数，会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其中的极个别，有可能问题较大，要受到“清洗”的处理；“一月风暴”就这样有力打断了一些人蜕变为“红色资本家”的自然进程，就这样具有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意义。
假如从中国赫鲁晓夫的角度，从走资派的角度，请范公望、柳春芳来给“一月风暴”定性质，他们就会造谣说，这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反革命暴动，他们要像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那样，实行白色恐怖的镇压，把那些造反的统统抓起来，考虑到这些群众是毛主席号召出来的，那就留个面子，不杀头或少杀头，判十五年以上，看以后还有谁敢造反？（会场上发出笑声）。
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但把范公望、柳春芳也扯进来，是不是冤枉了他们？不是。我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仅仅是今天所批判的他们的《九论》，还有他们写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被红旗兵团和我们发现了，大约有八万字，还仅仅是个提纲，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他们认为，毛主席领导建立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这个现实，是一个乌托邦，眼前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一月风暴”，那就是为捍卫乌托邦而进行的垂死挣扎了。所以，这部书稿的反动性，怎么估计也不过份！
什么是乌托邦？就是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最后一定要失败。什么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请美国人来当家，才不是乌托邦。以解放前的旧上海来说，一方面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青红帮、交易所，另一方面是包身工、妓女院、吸毒、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才不是乌托邦。他们这话你们同意吗？（会场上齐声说：不同意！）
我敢负责地说，他们的书稿，说穿了，就是这样的思想内容。谁说初中老师不及高中老师有水平呢？我不这样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要指出，这两个老师贩卖的，是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的观点，而我们是不同意的。记得在运动初期的时候，资反路线要把我们这样的人打成“右派分子”，教育局长李宝安还到这里来拿这个吓唬过你们，被你们识破了，把他拉下了马。你们记录的他的讲话的传单，我收藏了一份，那是宝贵的资料、历史的见证！这次运动中，真正的右派分子有没有？有！《十六条》的第八条《干部问题》，把干部情况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就说明，这一回，“右派分子”这个帽子，要给当权派中的少数人戴起来。那么是不是这个帽子很随便呢？不。当权派中少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跟右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他们要实现当年右派没有能实现的抱负，所以给他们戴“右派”帽子很确当。但因为当权派是领导干部，从前都是他们给别人戴帽子，现在要给他们戴帽子，所以我们感到很奇怪、不习惯、不理解，而且还可能很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就在这里，把最危险的右派在哪里指了出来，不光是在党外，更重要的是在党内，最危险的是在中央。这就是毛主席的新思想，是解放以来十七年的斗争总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总结，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方向。
但资反路线现在准备给范公望、柳春芳戴帽子，要给他们戴“左派”的帽子，上面还用红笔写着“最可爱的人”，以后要给他们加很高的工资，提拔他们到显赫的岗位，给他们很多荣誉、很多头衔，让他们特别有尊严、有体面、有享受，还可以经常出国观光、周游世界（会场上笑了起来）。
我在这里特别说明，我们没有说范公望、柳春芳就是右派分子，你们也千万不要这样说他们，这样说就干扰斗争大方向了。但他们二位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他们如有机会，一定要给我们戴帽子，什么帽子呢？不是“右派分子”，那个帽子很简洁，中央说了，准备给少数当权派戴，所以是很值钱的了，不会给我们戴，给我们戴的帽子因为是给走资派当“帮闲”的知识分子发明的，名称就取得比较长、比较花哨，叫做“社会主义乌托邦形式上的垂死挣扎分子”！（会场上哄然大笑）
我们被怎么样不要紧，革命烈士说得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文化大革命总是要结束的，任何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处在造反运动之中。但文化大革命最后只能被毛主席收起来，而不能被走资派及其帮闲污蔑并且镇压下去。这是运动以来天天斗着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天天感到、天天想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这个运动要反对、要防止的一切，就会变本加厉，疯狂实现。革命成了反革命的催化剂，历史往往如此。那时大大小小的中国赫鲁晓夫，这些“红色资本家”，就会以最黑的心肠，最血腥的手段，让资本主义公开地放心大胆地全面复辟，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让国家陷入最空前的混乱、最深刻的危机之中。如果那样，现在还不十分清楚的，那时就更清楚了，更大更深刻更明确更直接的革命，就会爆发出来，以今天的文革为榜样，人民高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奋勇前进！（热烈鼓掌）
也许，正如北京的传单上写的，我们现在的革命，正是为了将来的革命，而现在的革命，不过是一场大演习。毛主席要反修防修，但是不是一定反得了、防得住呢？毛主席自己认为也不一定，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在这方面说了好多话，但我们的体会是不是足够了？以我们的年龄和经历，就不可能足够。好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提出了、并且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反修防修理论，这是最重要的。他是为中国人民的现在的，更是为中国人民的将来的！（热烈鼓掌）
被推翻的旧制度、旧社会一次两次的复辟，在历史上不但可能，有时还是必然，但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看着历史倒退、社会主义事业前功尽弃吗？当然不能。
我们这样的人确实缺少社会经验，很难具体想象“随时可能复辟”实现以后是个什么样子，但运动以来，我们已经能够深切感到那种情况的可怕，我们的神经一天天绷紧，想松开一点也做不到。无论我们本来是带着什么私心杂念，或者很简单的头脑来参加运动的，斗争的现实让我们一天天成长。有时我觉得我都老了，我哪里像二十岁的人，我起码四十几岁了！（会场上发出了笑声，并且鼓掌）
现在有了新的情况，我们的革命队伍分裂了！南京的、上海的、重庆的、全国的造反派都在发生分裂！情况各异，但很有规律！一部份老造反，他们被暗中劝降了，成了改良主义者，装扮出虚伪的面孔，进行政治投机，倒向走资派的怀抱，成了新保守。他们提出对资反路线要一分为二，提出造反派队伍不纯、是造解放以来十七年的反，提出文化大革命现在应当收场、结束。这三条貌似公正、公允，其实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不但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右倾投降，是无耻背叛，或者是万分糊涂。
亭州的一些人立即闻风而动、跟了上去，革命的同路人现在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已经把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要针锋相对，迎头痛击这股修正主义思潮，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看到大局，不要做任何搅乱大局、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让我们团结起来，记住毛主席的光辉诗句：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在一片鼓掌声中走下台，跟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匆匆握别，就往外走，林集，还有医校来的其他一些学生跟上他，匆忙走出会场，往校外走去。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继续讲话，作出布置，好像要上街去反对分裂。他悄悄退了出去。
江进海刚才的一番演说，使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佩服这学生，心中时时被“哗”的一下点起火苗。但走出会场的他，不仅没有增加斗争的信心，反而更加是悲观的了。
他回宿舍，让自己看看书，获得一份宁静的心情。他还要给自己忙饭，有很多琐碎之事要做。他随手翻开一本薄薄的单行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看到这么几句：“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们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那时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往后翻，有“增补”的一段“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列宁写道：“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已经另行组织‘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他不由得十分感叹，革命过程中的事，当然也是历史的一部份，而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像小小亭州的文革这样一段将来不会为人所知的“历史”。奇怪的是，正好江进海的演说提到了分裂，他翻书也就一下子翻看到这几句话，真令他惊讶，可能在这样的书籍中随处都会涉及这一类的问题吧？革命是一件多么烦人的事情啊。
午饭以后，又看了些书，做了些家务，估计有三点钟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又开始广播“十大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了。他往医校走去。他要去补领四个月的工资。这些学生吃着家里的饭，在外面闹着革命，好像饭是可以永远地回家有得吃，革命是可以天天闹下去似的。就连那些工人也是这样，好像工资反正是厂里发，饭反正是有得吃，革命就这样闹下去，又闹起分裂来了！用范柳的思路来说，真是生活在快乐的“乌托邦”里。大约还可以加一句：并且还要为巩固这“乌托邦”而进行殊死的战斗。不过，他是不赞范柳的。他感到，江进海激情演讲中说的那些，也是很实在的东西。
他想起去年八月初全体师生收听的中央首长讲话录音，常被人称为“少奇同志”的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同学们，这半年吃饱了饭干什么？干革命！”浓重湖南口音的这句话里有一个最现实的词，而让他印象很深，是要永远记得的，就是“吃饭”二字。
如今半年时间已到，运动哪里有结束的样子？一个社会如果这样下去，那肯定是要没有饭吃的，所以报纸上在鼓动革命的同时，也一直宣传“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公布的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题目下，谈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后来《红旗》评论员又总结说：“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联合……夺权……建立……新秩序……”，革命的文章最后落实到了生产、经济、秩序上来。奇妙的是，这跟宗进庭在狱中对他所说的“还复”，岂非一致？就连小小亭州的这些造反派不也是很有领悟的吗？但看来，造反派与宗进庭，在这个问题上，只是某种“形式”的一致，而内容是不同的。一种好像是要实现真正的“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但有点难以想象，也只能在实践中慢慢地来，另一种是干部们管理国家，也就是“官僚机构”，那是现成的，现在好像被“踢开、靠边”了，但可以“随时复辟”，一声召唤就全部复活了，宗进庭虽坐在狱中，也还是摩拳擦掌，是自有其道理的。这样的僵持着，一切微妙而可怕！
蓦然一抬眼，看到了一堵熟悉的墙，他记得曾经在这墙根下昏死过一回的，当时还接受了王校长让孩子跑来送给他的十元钱，他首先去买了几个炕山芋，坐在城河边上好好吃了一顿。那么王校长的家就在前面十几步之外了，他得去看看王校长，只是不知道这会儿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
和别的街民家一样，王校长家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王师娘坐在小凳子上做针线，而王校长正蹲在屋檐下料理着兰草，有十几盆之多。旁边有两盆腊梅，正开着花，黄灿灿的耀眼，并且有微微一缕清香飘逸而过。他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王校长！王师娘！”他被让进屋，王师娘立即给他泡了一杯茶，继续去做自己的事。王校长洗洗手，坐下来，问他：你出来几天了？他说，才两天。王校长不语，光是叹了口气。他解嘲说，鲁迅说过，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难免是要被捉进捉出的。王校长说，鲁迅那是讽刺。他问，学校里没事吧？王校长说，学生早就不理我的事，去跟工人运动结合了。我现在基本上不到学校去，就呆在家里，靠边站嘛。他正要对王校长说两句安慰的话，王校长却对他说，老郁，你出来了，当然是好事。抓你的，你不要计较；放你的，你也不要报答。你有你自己的事。
这是真正关心人的话。他欣然接受。他告诉王校长，宗进庭在狱中如何向他说了“对不起”，史宏他们如何到市里查看了他的卷宗。王校长一听，很高兴，说，这就好！这是好消息！但你不要急，要沉住气。我就是担心你被卷到运动里去，你要把稳。回家去看看父母，还可以到农场去看望乔丽，代我向他们问好，他们作为人，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们运动中吃这点儿苦算什么！我们过去的工作确实是有不少问题的！
他心中感动，眼泪涌了上来。
离开王校长家，他继续往医校的方向走。他拐进一条幽僻的深巷，从那里走出去，就离医校门口不远了。巷子里没有一个行人，在深巷的一个分岔路口，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墙角的小花坛边儿上，样子是在休息。那不是正是范公望两口子吗？他发生了犹豫，意欲回避，但又不能掉头就走；似乎要上前去问候，但说什么呢？岂不冒昧？不过，如果他装着毫不相识走过去，似乎也不对，他明明是看到他们挨批斗的，而且他们二人的书稿就在他的家里！他是很想跟他们谈谈、听他们说说的，却一步也跨不向前，这真是很尴尬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鼓足勇气，走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在这里休息？
范公望认出了他，吃了一惊，站起来，说，是你，你现在，怎么样？接着就把他介绍给正疑问着的柳春芳：这是医校的郁老师，我跟你说起过的，他在运动中吃了苦……。他说，是的，我们在看守所里见过面，不过你没有说话，你是坐在旁边的，你没有提问我。范公望说，当时他们硬要带我去，我是不想去的，拗不过，只好跟了进去，其实没有我的事，我知道那种场合，最好是不要去，人与人之间，处在那种关系，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他笑了起来，说，现在那已经不算什么了。范公望说，是啊，现在都不算什么了，斗人的，挨斗的，都好像不算什么了，但还没有算完呢，要整个一圈儿斗下来，每个人都尝到滋味。哈哈哈，这样也好，真正的革命就应当那样斗一圈儿下来，法国大革命不就是这样吗？最后上断头台的是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柳春芳在一边责怪地说，公望！范公望说，不要紧，跟郁老师是可以说说的。郁老师，欢迎你以后到我家里坐坐，谈谈！接着就把地址告诉了他。
这种坦诚热情，真是意外收获。他想象中的范公望是个诡秘的人，想不到却这样活泼开朗。他高兴地答应了范公望。看出他们并无需要帮助之处，只是坐在这里休息一下而已，而他要问范公望的一些话，此时此地还不便于交谈，乃至已无谈的必要，他也就跟他们告别。本来好像不可逾越而止缩不前的，却这样打通而且别开生面，真是令人高兴。
他渐渐就要到达学校了，心里突然伤感起来。医校对于他，成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他的命运就暗中栖止、蹲伏在那里，不断地让他经历着和领教着，看来还远远没有到让他安宁的时候；他是无法离开也不想离开的了。他的短暂的幸福，在一九五九年结束了，而他的漫长的苦难，仍不见终期。比起离开医校的那些最困难的日子，他总算又回到了医校，不觉又数年下来了，有了一个立足点，一个给他饭碗、甚至还能享有一点人的尊严的地方；但一切并未结束，他的事情，乔丽的事情，都没有结束。当他这样一步步重新走向学校时，一种痛苦的滋味涌上心头。
但他就看到了一幕令他惊讶而痛苦的景象，竟然有几十、上百的学生在大门里面的大道上纠纷、冲突、推搡、殴打，伴随着粗哑的与尖锐的争吵声。大道两边原是半人高的冬青树墙，运动以后竖起了两排大字报专栏，专供人们张贴大字报。他从旁边一拐，避开这可怕的、也无力干预的场面，而赶紧走向总务处，去有自己的事。
他走进总务处，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女会计，他本能地站定在那里，不能动弹似的，呆望着女会计，好像等待着她的如见异端的惊恐之状，等待着这一对他的无形打击。女会计抬头看到了他，确实对他的突然出现又吃一惊，但与上次不同的是，随即露齿一笑，好像是在说：你老人家又坐牢出来了，这不跟闹着玩儿似的吗？
他想起马克思的话：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他说，我……
女会计立即用她纤巧优美的兰花指一指，说，主任在里面。
他往里进了总务主任的办公室。高大魁梧、熊一样的总务主任正趴在桌上看报纸，抬头看到他，就笑了起来，说，老郁，我等着你呢，看形势我就晓得你又要出来了！走上前来，很重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说，四个月，天翻地覆啊，你看，造反派才胜利，又分裂了，真是说不清。学校里江进海、史宏分裂了，江进海发表《声明》，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史宏把原来“红色保卫军”的都吸收了过来。大分化、大改组啊！没想到江进海比史宏还要革命！
啊？他不觉惊讶了一声。确实真是想不到。但上午江进海、林集还没有说到这一情况，一切似乎是这几小时内才发生的。
你在里面没有吃苦吧？主任问他。他说，基本没有，就关着。总务主任用手把他一转，推着他往外走，走到女会计面前，说，把工资补给郁老师，四个月。他站着等女会计为他办手续，数钱、把钱给了他。他收起钱，对站在一边的总务主任说，我要去赶船，回家看望父母。总务主任说，应该应该！那你快去吧，学校里反正也没有你的事，唉！唉！
他走出总务处，却看到江进海脸上激愤得血红，火拨拨的迎面走来，后面紧跟着十几个学生。他让在一旁，江进海却注意到了他，问：郁老师，总务处有人吗？他说，有。江进海对那些学生说，你们去！
江进海额头上、脸上冒着汗，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学生队伍也分裂了！出了真正的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他们要发表《我们的看法》，说刘克成是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革命大联合，不能参加夺权。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学生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意见，不能干涉工人运动，不能做这样分裂工人、亲痛仇快的事情。他们一定要这样做，说我们学生是单纯的，要跟社会上的造反派保持距离，社会上的造反派不纯洁。这是些什么话？这不是走资派说的挑拨离间的话吗？他们这就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适合资反路线的需要，是虚伪，是投降，是捣乱！我真不知道史宏为什么会这样？他内心深处还有东西，他被人做过工作了，但是他不说！他是永远也不会对我说了，他像赌徒一样投机到那边去了。是的，他跟我说过，他从小深感社会的不平等，这大约就是他造反的内在原因，这原因我也有，可能所有的造反派都有。也许现在他看到要实现平等很难，要为平等而斗争更难。他索兴投机到不平等当中高的一边去了，而离开为平等而斗争的低的一边，这倒也是很符合逻辑的！他们异口同声说刘克成是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夺权，真是无中生有，就算是有这个情况，也不应当这样公然闹分裂。陈安国竟然丢下“工红”大印，宣布退出“工红”。正在筹划中的造反派大联合流产了，工人队伍分裂了，只有走资派暗中拍手称快。史宏、陈安国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走到一起去了？他们说刘克成有野心，其实他们这才是有野心、有私心。以前可能没有，但现在有了，现在起了变化。这是原则问题。我不能跟他们走在一起了。我在学校里发表了《关于团结的声明》，结果“老井岗”有大半的人跟我一致，他们不愿跟史宏、何银森的路线走。现在我们的组织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史宏把“红色保卫军”的人重新组织了起来，都叫“井岗山某某红旗支队”，跟他们挂钩。这样，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但我们不能把团结变成同流合污招兵买马。路线不正确，人数再多也没有用。市里面，原先“主力军”摇身一变，成立新的组织，贴出《声明》，宣布“革命造反”，也都叫做某某单位“红旗支队”，一想就明白，这是表示归附陈安国的“红旗兵团”，他们工人、学生都用“红旗”这个词，虽然没有公开联合，实际上成了一派，是“红旗派”。只有朝阳中学的“红旗兵团”是个例外，那是站在我们一边的。陈安国他们发表了一份《关于夺权问题的声明》，说出了过去保守派所说的话，点了刘克成的名，加以攻击。这是一个大阴谋！江进海脸上更加血红，嘴上满是唾沫星子，不断地说着，我们要战斗到底，斗争越来越复杂！
他看着江进海质朴率真的面容，还有脸上黑里透红的皮肤，判断江进海是来自农村而且很能劳动的一个孩子。他无法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他只是呆呆地痛苦地听着。好在学生们抱着纸张、拿着墨汁、腊纸筒，从总务处嚷着出来了，江进海也就率领着他们匆匆而去。这是去刷大标语、写大字报、刻印传单，进行他们的“战斗”。
他仍从小路插到大门口，那里学生们的冲突好像停了，但好像分别扑向两边专栏写自己的大标语，刚才发生的可能是争夺大字报专栏之战，最后各占一边，也就由诉诸武斗，到诉诸文斗，由唾沫和拳脚的批判，变成了笔墨和纸张的批判。他赶紧走了出去。
他选择了一条从园田上穿过的小路，能容两三人并肩而行，是学校师生往西常走的一条泥土的路。路边有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有池塘和芦苇，池塘边上有两三户人家，青砖小屋，是菜农的家。四周都是弄得很平整的菜地，长满绿油油的“苏州青”，一棵棵墩墩实实的立在地里。平时走在这条路上，心情也总好像得到着休息一样，此时更是如此，几乎这才喘过气来。
亭州这青菜冬季尤其好吃，在锅里多炒几下就熟了，不用放水煮，也不盖锅盖，端到桌上青滴滴的，吃到嘴里又鲜又烂，说是“腊月里青菜赛羊肉”。也有一种吃法是下锅炒了以后，放点水，把“狮子头”一个个做在上面，盖起锅盖来用文火煮，亭州话叫“烀斩肉”。结果“狮子头”也好吃，青菜也好吃，因为青菜汲足了肉味，而肉也汲足了青菜味，只不过青菜被焖黄了，但也有人就喜欢吃这焖黄了的青菜，只觉得比肉还好吃。他也就决定买十斤青菜带给父母嚐一嚐，老家那里的青菜是“南京白”，白梗子，薄而无肉，再怎么经霜经雪，再怎么煮，那梗子也不烂，颇费咀嚼，比“苏州青”差多了。
他走进菜农家里，他们认得是医校的“老师”，他说明来意，于是马上就到地里起了十几斤菜，菜农老头推拒着不肯收他的钱。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这一说，菜农老头一愣，也就收下了。老头那吃一惊的神情，让他有点内疚：人家好心好意的，还要受到你这大话一吓。他于是用轻松愉快的态度跟老头多聊了几句，以起到挽回影响的作用。果然，老头从压抑中恢复，又高兴起来了。他说明是要带到老家去给父母嚐嚐的，老头一听，马上叫他女儿到地里再起一些来，他忙止住，说明船到乡下，还有好远的路要走，拎不动。老头给他用草绳扎成两捆，说，你到宿舍去把草绳解掉，找个旧布袋，把菜一颠一倒顺进去，下乡就好拿些了。我这菜啊，确实是好吃呢！
他回到宿舍，把中饭给自己忙好，吃下去，就整顿行李。乔丽的衣物本来也不多，上次拣过了几件，现在再也拣不出来了。他关了她的衣箱，睹物思人，未免伤感，而那衣箱里，分明还有孩子的小衣小鞋，更令他心头挨扎一锥似的，眼泪掉了下来。
晚班的船，他是一定要赶上的，不能耽误；他的心已经到了老家，也到了乔丽的劳改农场。
他踌躇的是范柳那部书稿，留在宿舍里不放心，带在身上怕丢掉，而学生一定是要来取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又不便到学校去送给他们，到底是送给史宏呢，还是送给江进海，也成了问题。于是想了一个主意，写了个纸条，“上街即回”，用饭米当浆糊，把纸条粘在门上。他就锁了门，上街去了。
一上街就遇到了大游行。好几千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些工厂、公司的旗帜，上面果然有着“红旗支队”的字样。游行队伍呼喊着一些口号，也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类的，其中还有“打倒个人野心家”。这时他听到有群众说，“这是老保”。立即又有群众说，“现在没有老保了，都造反了。”
口号声令人恐惧地震荡着大街，时有声嘶力竭的喉咙挣扎在声浪之中，特别令人心颤。
游行队伍向路边群众抛散传单，他提不起兴趣来，没有伸手，因此也就不知道那传单的内容。他在路边观望的群众后面继续走他的路，副食品商店在街对面，这时他无法穿越大街，但可以朝那里接近。
工人“分裂”之事到底如何，这个游行就说明着事情已经不可挽回；而他在学校则亲眼目击了学生分裂的纠纷场面，听到了江进海的诉说。一切真是非我所知。
他购买了一些通常的副食品，即亭州人所谓“茶食”，就赶忙回宿舍。纸条有用，果然有学生在门口等他，是林集。他把范柳的书稿交在林集手上，心也就放了下来。
林集告诉他，电机厂“红旗兵团”贴出《责问海报》，指名要刘克成某日某时到亭州剧场当众回答五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五条指责：一，为什么在跟资反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不在亭州？当时你提出兵分两路，你上北京走访中央文革，别人留在亭州坚持，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是不是有意回避斗争？你回来还理所当然做了一把手，这是不是下山摘桃子，是不是政治投机？二，你主持会议酝酿参加夺权人员名单，结果头一名就是你自己，你连一点谦虚也不曾表示，这是不是个人野心的表现？你把市委常委都集中到三峰园招待所，饮食起居都归你掌握，经常以问寒问暖、检查安全为名，突出你个人跟常委的联系，在常委面前显示你在“工红”里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三，你当兵时写的家信上，说你今年两件喜事，把你参加战士演出队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跟家中来信说生了儿子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四，运输公司、港务局夺权以后，你让他们给工人增加福利，是不是搞“经济主义”？目的是什么？五，你经常戴着口罩，跟着保镖，还有女秘书，行踪不定，航运公司固定有一条小轮船随时等你使用，作为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头头，为什么热心于这一套？陈安国那嘴厉害，问题也提得尖锐，会场上鸦雀无声。刘克成虽然没有陈安国会说，但一一据理回答，并且加以反问，指出他们在这个时候，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挑起辩论、引起分裂，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客观上是为资反路线效劳！刘克成表示，我刘克成从今天开始就回到车间去，既不当头头，也不参加任何夺权，请你们留在“工红”，不要分裂，行吗？剧场里一片喊好、鼓掌。陈安国不再辩论，取出他掌管的“工红司令部”大印，当场交出，扬长而去。“工红宣传部”写出了一批大字报，揭露这种分裂行为，但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了。
他只有一声叹息，把头摇摇。
林集给了他一份传单，正是“红旗兵团”《关于夺权问题的声明》。林集说，虽然刘克成可能是有一些缺点，但陈安国他们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和简单的，都很坦白地写在上面。现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讽刺地说的，“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的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而陈安国、史宏这些人就跑过去充当他们的旗手和排头兵！这种投机，这种可耻，就连马克思也没有看到过呢！可是，那时还有“博爱”的外衣，“与这种想象的阶级关系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使“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中”，现在呢，他们就连这种“博爱”的外衣也不要，公然地要分裂，指责这一边是“不纯”、“有野心”，这不是造反派等于“牛鬼蛇神”这一说法的翻版吗？这不是反对“一月风暴”吗？这不还是要消灭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所以，陈安国、史宏他们是革命的叛徒、工贼，他们是保守派的新头领，是走资派的新工具，他们甘心担任这样特殊的角色！我敢断定，这后面有背景。革命前途不容乐观！
大头小身、脸上有一个白糊糊的眼镜、面目一团白影似的林集，滔滔地说着，从那小小的红得鲜艳的嘴里轻易地就引用出马克思的文章，很自然的连接着他自己的说法，思想有如火车头一样往前直冲，令他头晕目眩。但林集也就“嘎然而止”，离开了。这孩子，好像担负着人间最重大的任务似的。他锁了门，背了用旧布袋装好的青菜，拎了一个旧旅行包，竭力怀着一种淡然的近于出世的心情，到码头去赶晚上开出的轮船，而那份传单，他也没有看，就丢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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