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终结》第二部·下卷
第八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三）
她真佩服母亲这样的人,对生活抱着安时处顺的态度,心平气和埋头于柴米油盐、家庭子女,把这些作为生活的、人生的全部内容,过得充实自在,从来不置身于强烈的希望与失望之中,在平静朴素中显出生命力的顽强、永恒、高贵。
一九六一年春节在望的时候，母亲要回去了。母亲是叫她一起回去过年的，但她仍不想回去。母亲叮嘱了她不少的话，就一个人上了轮船。母亲为她已经尽了力，她只好放母亲走，至少暂时只有如此。她抱着孩子走在街边的人行道上，孩子抱着她的脖子，好像知道她的孤单。她对孩子说，阿婆走了，我们怎么办？孩子默默地把她抱得更紧，对一切都懂似的。这孩子似乎已经具有了忧郁沉默的气质，她真是心疼。
郁平半年来没有新的音讯，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每天都会想到他和他的事情，但她只有陡然地挂念而已。她的某种信心和耐心又开始下降。当母亲暂时离开之后，焦燥的心情出现了，她不能再那样静静地等待了，她要打听，她要询问，她好像要自己去确定一些什么、决定一些什么了……
她请秦川去打听郁平的案子。她不会拿感情做交易，但她多少是利用着秦川的感情的，可是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别的她能拜托谁呢？而且她知道秦川的社会关系是能够去打听到有关情况的。她把郁平半年前的信给秦川看了，把这半年来杳无音讯的情况也说了。
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街道主任在居民小组长陪同下，到了她的小屋。街道主任是五十多岁的一个女干部，已经被香烟熏黄的手指上夹着香烟，表情冷冷的，耷着的眼皮下只见黑蓝的眼珠。主任对她的小屋观看了几眼，忽然问她，昨天郁平有没有来这儿？她不觉想到了秦川，但秦川在谈好事之后就离开了，难道引起了注意吗？幸而她是把门坦然地开着的！她的心恐惧地猛跳起来。大约有人把秦川当成郁平了，可是难道郁平不可以回来吗？她不好问主任，也不必说出秦川，她只回答说郁平已经半年多没有回来过。主任点点头，说，也许他确实没有回家，我们得到有关方面通知，说昨天他因为妨碍治安，被公安派出所收容了一夜，今天早上送他回原籍去了。这件事我们之所以告诉你，是要求你配合我们，以后他如果回来，你要劝说劝说他，这也是为他好。她听呆了，不知道郁平在亭州怎样妨碍了治安？而主任所说是不会得假的，这真是太可怕了！
主任接着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以后街道上通知你开会，你还是要去，听听比较好，有关的情况能及时了解到。
她的心又掉进了冰冷的深渊，她虽然站在那里，却像失去了知觉，以至于主任她们走了她还不知道。当她清醒过来时，眼前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她突然想了起来，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医学书藉，找出了离婚协议，奔了出去，追上了街道主任，说，郁平和我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离婚了，我们自己有协议！主任没有伸手接她呈送到面前的协议，眼睛也没有看，就说，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无效，不算离婚。接下去是一阵难堪的冷场，她无话可说，只有默默地走开，那份离婚协议在手中已如一张废纸。
她硬撑着上了班，见到她的人都说她脸上气色不好。
秦川打听到了情况，欲言又止地告诉她：郁平的确对自己的事情不服，的确在不断活动，但给郁平定的案并没有任何改变。从组织的这方面，可以说（你听了也不要多想），这是个铁案。那个把秘密告诉他的人说，郁平的案情是比较严重的，目前的处分属于从轻发落，因为有个领导是郁平家乡的人，手下留情。所以郁平最好不要再闹下去，那样反而不好。
她听得毛骨竦然，又联想到街道主任的来访，感到一切对于她实际上已经可怕极了，只是她自己糊里糊涂还不知道！她忽然觉得自己是被郁平拖拽着，掉在了黑暗阴森窒息的无底洞……她从秦川的态度上看出了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勉为其难，她暗暗感到了另外的一种伤心，她说你走吧，秦川要来表示对她的安慰，但她不需要情感的施舍。她心里难过极了，秦川一定会从她身边离去，她将失去所有的一切，就连她的美丽也没有人要了……
秦川也就走了。她一个人剩在小屋里，无形的孤独从四面八方将她包围起来，收缩着，凝固着，她在这无底洞里是再也出不去了。郁平既没有了希望，离婚又是不批准的，她还能怎么样呢？她唯一可做的，只有和孩子在这小屋里活下去，毫无乐趣、毫无意义、甚至毫无目的地活下去！还有比这更叫人绝望的吗？真还不如死了的好！
但她昏睡一夜之后，早晨醒来，她的想法却全然不同了！她要自己去跑，去问，把郁平的事情问一个清楚究竟，也把自己该怎么办好好确定一下。
她前所未有地把小屋整理了一番，给自己好好梳了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给孩子也换了干净衣服，就“走访”去了。那天上午，她去了三个地方。
她首先想起了医士学校和王校长。她走进了王校长的办公室。王校长惊讶地站了起来，请她坐下。她不等王校长说出客套话，就直截了当地对王校长说，郁平是从你们这里被开除公职的，作为他的家属，我现在要求能知道，学校现在对他是否还负责？听了她的问话，王校长倒似乎松了一口气，对她说，关于开除郁平的公职，是市人委“审干办”作出处分决定，学校配合执行。郁平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教员，在工作期间表现是好的，与同事们相处也是好的，但是组织上查出他的历史问题，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一个有才能的人在政治生命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可惜的，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不幸。听说他一直在申诉，他有申诉的权利。要问我们对他是否还负责，我只能比较原则地回答你，对一个人的负责和对组织的负责是一致的，说得直接一些，就是组织上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超越组织。我们都是在组织领导之下，要相信组织、服从组织。
王校长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她很信服，但是她忍不住哭了。王校长的秘书给她送来毛巾，她摇头不要，就抱着孩子走了。啊，急步离去之中她只觉得医士学校又大又美又高贵，郁平曾经在这里做老师，可是，眼前的一切不再属于郁平，也与她无关了！
她出现在“审干办”门口，里面几个办公人员，都一齐把目光直射过来，要弄清她是什么人。她看到，他们都严肃，稳重。她走了进去，自己在一张显然是给来人坐的椅子上坐下去，因为她抱着孩子，是不必客气的。
我叫乔丽，是医院里的，郁平是我的丈夫，他原来是医士学校的教员，这是他的孩子。郁平被开除公职、送往农村，处分决定是你们这里作出的。他一直说他在申诉，我也已经有半年多看不到他。我来，是想了解，他能不能申诉？他的申诉有没有用？他的处分决定有没有改正的可能？我只问有没有可能？是一点点的可能都没有了吗？
她看到，随着她表明来意，那几个办公人员的神情，由恍然大悟，到流露出了轻视与厌恶，但又马上加以了掩饰与调整，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办公事的表情，对于如何回答她，也就有了言词。他们还没有开口，她的心已经在往下掉，因为他们将要说的，实际上在他们表情的变化里都说出来了，但她还是准备认真听一听，好也罢，不好也罢，希望能从中听出一点真实的情况来。
她得到的回答是明确的，斩钉截铁的！他们说，郁平的历史问题是客观事实，处分决定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且已经是比较宽大的。他的申诉，他弄来的证明材料，都不能改变事实本身，也不能改变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
那么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呢？
一切不是已经说了吗，不存在这种可能！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们也会去进一步做调查的。我们不希望把一个人怎么样。
她一时呆坐在了那里，她感到的并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清醒，她好像才真正明白了她的处境，她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抱着孩子在那些人的目光中离去。既然郁平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她也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走出医士学校时，虽然没有获得希望，却也像没有失去希望；而走出“审干办”时，希望是已经真正地没有了，但好像知道了应该怎么办。亮亮紧抱着她的脖子，好像也能感到她心里的一切。这孩子一动不动，不发出一点声音。
她不知怎么走的，就走到了民政局，她走进挂着局长室牌子的一间屋。局长好像不止一个，并且有一个女的。她走到年龄较大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人面前，在他面前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份协议书，放在那人桌上，请你看一看，她说。
那人用肥肥的白净的手指在每一行字的下面慢慢移过去，这样仔细看完了，抬起头来，问她，你就是乔丽吗？她点头，并且问，你们为什么不批准我们离婚？你们知道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处境吗？你们为什么硬要维护这样的婚姻？
局长把身体往后仰了一仰，好拉开一点距离望着她，点了点头，对她说，你这个问题，我们有专门分管的科长，他会回答你。局长叫人把她领到了一个科长的面前。科长说，喔，这个事情我有印象，男方也问过你问的这一问题。不过，他问，和你问，看来是不一样的。科长看着她，好像正在进一步品味那个不一样，又好像要看到她对他的敬佩。可是她，当然只是想听他说下去。科长接下去说，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男方的问题是政治性的，所以我们不能批准你们离婚。她问，是你的理解，还是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科长说，当然是有一定依据的，是我们掌握的政策，不必对当事人有更详细的说明。
她立即说，人家告诉我，男人成了什么分子、坏人，女人和他离婚的，有很多，那些为什么就可以？科长说，这个我没有解释权。她问，谁有解释权？科长说，我说过了，我们没有解释权，但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只有一句话，为了社会稳定。她说，难道现在这样就稳定吗？你看，我就不稳定！科长笑道，我说过，我只是个人理解，反正目前的决定是不批准。还是慎重些比较好。她问，是不是政治问题有改变的可能？科长感到她的问题提得太直率似的，定睛看着她，抱歉地摇摇头，不再开口，显出莫测高深的样子来。她只好收起协议书，起身走出。
她走访三处，总共只用了半天时间，速度之快，回答之干脆明确，她完全没有料到，但算是领教到了很多东西。她仿佛看到郁平不过像一只苍蝇，在一个密封的器皿里徒然地碰撞。她和亮亮是帮不上他的忙的。即使她再怎么可怜郁平，再怎么决心等待郁平，也没有用了。她和亮亮只有过自己的生活……
然而，完全的新的生活对于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法律上郁平还是她的丈夫，她不但不是一个自由人，而且还是一个“家属”。一时间，她倒也觉得无所谓了，她以后要让自己过得轻松一些，反正就这么回事了，认命吧！电影上那句歌唱得好：任凭风暴啊，把我带到地角天涯！
下午,她特意把自己打扮涂抹了一番,新鲜而艳丽地出现在妇产科里,像一个演员一样对效果感到满意,她简直光照四方!小刘睁着一双火辣辣的大眼望着她,妒嫉而又反感，别的人的目光里也有着反感。她才不管这些呢，她有生活的权利！她镇静着，做出若无其事的坦然的表情，做出十分轻松的样子。对秦川，她根本看都不看，她已经不在乎他。她现在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由的，愉快的人了，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爱，她决心洁身自好。
忽然，她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灵感，对她自己，对别人，都很好，简直是慷慨大度。她于是走到小刘面前，邀请她到外面去谈一下心。小刘感到了她的友好和诚恳，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跟着她走了出去，面对面站在一棵大树下。
她说，小刘，我跟你谈谈心，我想过清静独立的生活，我再不愿被人连累，也不想连累别人，这是我的决心，你看好吗？小刘有点茫然，但对她点点头。她继续说，我什么朋友都不要，我只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孩子，未来的日子真是很长啊！小刘用点头表示同情和同意。她说，小刘呀，我跟你说这些话，你明白吗？我是说你只要勇敢一些、主动一些，他就一定是你的，我是说秦川，你要主动……
她忽然不解地看到，小刘一下子眼泪汪汪的了，似乎对她很气愤，这更使她感到不解，她还想对小刘再具体说几句，因为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她是真诚的。但小刘哼了一声就走了。她很难过，她是要跟小刘沟通思想，是想帮助小刘！
主任向她走来了，到了她的面前，问她，乔丽，你把小刘叫到外面来说了些什么？怎么回事？
她觉得主任来得正好，她说，我看出小刘很爱秦川，我叫她主动一些、勇敢一些……
主任脸色大变，说，乔丽，你需要休息，我派个同志送你回家……
看来，主任也对她很误解，她忙说，我很正常，我不需要休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已经把一切都想通了，我现在心情也很好！花朵是自然地开放，自然地老去，自己落在地上，自己烂掉的，这与别人无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但我与人为善！
主任说，对，你说得很对。主任还是叫来了一个小护士，送她回宿舍。她觉得这样也好，并且顿时感到很累，的确需要休息。小护士为她抱着孩子，和她一起走着。她笑了起来，因为她觉得眼前什么都是可笑的，街道，行人，天空下的整个世界，都让她想笑。小护士说，乔医生，你别笑，我害怕。小护士的害怕的样子更让她觉得好笑了，她放声大笑起来，过路的人们都看着她，受了她的感染，都笑了起来，就连小护士也笑了。蓝天白云，天气真是晴朗。小护士提醒她，乔医生，我们快回去吧，主任说要让你好好睡一觉，而且让我给你打一针镇静。结果，那天她真的睡了好长一个觉。醒来时，小护士还在屋里，这是主任关照的。主任真好。
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让她激动，发疯！
这些乡下人啊，就只知道要孩子！好像她只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莫名其妙为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她可真是荣耀！是的，郁平反正是完了，和她的夫妻关系也反正是没有指望了，于是就来争夺孩子，至于她怎么样，他们是不管的，当然，他们也管不了，所以就只剩下来要孩子！农村人是最现实的，地主和农民都一样！她当然没有答应他们，她不曾有好脸色给他们！
她怎么能把孩子交给他们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啊！一家子都是反革命，没有一个好人！她即使不要这个孩子，也不能把孩子让他们带走啊，那不是更加毁了这个孩子未来的一切吗？这些乡下人啊，又自私，又愚昧，又固执，简直是可恨的了！毫无疑问，她的一生就是被这种最愚昧最可恨的自私给毁了！
郁平成什么样子了啊，憔悴得多了，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半老的乡下老头，他竟然一声不响就闯进了妇产科，丝毫也不顾及她的难堪！人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是那样呆头呆脑的，她实在感不到以前他的那种可爱，一切都恰恰相反，可气可恨！当然，她看出他在忍耐着许多的屈辱，但她不也在忍耐着许多的屈辱吗，他们彼此都是无法帮助对方的！
街道上竟然通知她给他送饭去！他被收容了！后来他又逃了，而抓他的人在凌晨搜查到了她这里！急促的敲门声吓死了她！街道主任披着一件大衣，脸上是疲惫和不满，问她：郁平回来了吗？他来过没有？她的屋那么小，一目了然，是令他们失望的，她的回答一问三不知，也是使他们失望的。他们走了，洞开的门外是漆黑寂静的夜，她赶紧关了门！她把熟睡的孩子抱了起来，坐等天明。那种可怕的敲门声还在震荡着她的头脑，心里怦怦的，好像得随时提防着突然再次响起敲门声，而郁平也好像随时都会逃窜而来！
他用一封封的信来哄她，但她所了解的情况和接连发生的事实，却更值得她相信。她不能想象，所有这些人，而且是组织的这一方面，会这样无故地来和郁平作对到如此的程度！
他的来信出现在传达室对于她并不是一件荣光的事情，她觉得连传达室老头在叫她拿信和把信给她时，也掩饰着对她的鄙视、嘲笑还有邪恶的眼神。后来的几封信，她干脆原封不动地撕掉、扔掉了！也许，她这样是不对的，但他的信决不会把什么奇迹带给她，只有那些哄人的话而已，事实上他的奇迹至今也没有出现，如果出现，她也不至于落到坐牢的地步！如果将来出现呢？啊，嘿嘿，那只有怪她沉不住气了！多么大的作弄和嘲讽！可是，见鬼去吧，他的奇迹永远不会出现了，出现多么大的奇迹也与她无关了！
她还是得过下去。每天，从小屋到医院，又从医院到小屋，她生活在亭州老百姓当中。他们那样安宁，在安宁中那样平凡而自尊。他们衣服上有补钉，也许全家人中午只有两大碗炒青菜，但就连孩子们走出来，也有一种中正平和、顶天立地、不卑不亢的气质。他们永远不惊不惧、不急不躁，真的能够一辈子，并且世世代代，就这样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在自家的穷角落过下去，对生活并无多少需要，同时好像总是有个不算奢侈的希望在并不遥远的将来。
她生活在亭州人这种平凡的空气里，呼吸着，感受着，被温暖着、滋润着，似乎渐渐成了生命力的一种来源。每当她想到这些方面，她的心情就会多少平静下来，好像准备如同一个普通亭州人那样，一辈子面对自己的现实心平气和地过下去！
她还有亮亮陪着她！孩子出自孽种，孩子作为一个生命却是无辜的。亮亮的可爱并没有改变，但亮亮在托儿所里的孩子们当中，是地位较低的一个，当然，这是大人们心目中的事情，托儿所的孩子们太小了，还不懂。亮亮很快就会懂的，等他上小学之后，他渐渐就会感觉得到人间的冷暖势利，而他将是遭冷落遭轻视的一个。她已经为亮亮流过多少泪水啊！她天天要和亮亮说多少话，其中就有这些话。亮亮虽然还不能回答她，但亮亮好像什么都能听懂。
不管她怎么想的，事实上她是作为一个亭州人在过着她的日子，她和亮亮甚至也有欢乐的时候！她也在享受亭州的阳光，享受亭州的食物，享受亭州的特别宁静的夜晚。可是她坐牢了！孩子呢？她怎么剩下一个人了？好奇怪啊，她想弄清楚，却怎么也弄不清……
我的孩子呢？她大声问，问了好几声。
问你自己吧！赶来的女公安回答她，并且命令说，不准这样鬼叫！
……她又一次被调动了工作。叫她到人秘科去，她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是的，她在妇产科待不下去了。因为秦川的事，因为小刘的事，她不宜再待在那里了。
人秘科长这次和她谈话小心翼翼，好像生怕触犯了她。她明白，他们都以为她精神有点不够正常。科长先充分肯定她在妇产科的工作是认真负责有成绩的，群众反映是好的，然后说，根据工作需要和情况变化，结合你的专业，领导决定让你回到内科门诊去。
她倒是很佩服这种做人事工作的人的，能掌握你的隐情和心理，顾到你的面子，同时又达到他的工作目的，也许可以叫做哄人，但事实上，人有时是愿意被哄的，因为人的心里有很脆弱很虚荣的东西。人啊，是很可怜的，人有时需要被哄，她正处在这种最可怜的情况里。她凄惨地一笑，觉得妇产科像一片热土难离似的，但既然已经找她谈调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依依不舍的了，个人总是要服从组织，这个她懂。
但她终于到内科门诊去了。内科对于她的归来,表示了足够的热情,都说,乔丽你回来了,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好! 本来嘛,你是内科医生! 我们还真是想你呢! 隔行如隔山呀！哈哈哈！周医生对她说，乔丽，等有空，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呢！她多么希望人们尽力表现真诚和友爱的这种气氛充满整个的上班时间，也充满别的时间，并且每天都不减弱，热乎乎的。可是，她是不可能真正快活起来的，一个冰块依然冻结在她的内心。
那天晚上她的心情特别抑郁，就抱着亮亮到外面漫游起来。晚上的亭州那么安静，是几乎没有行人的，也绝不会有一辆汽车，偶尔一过的一辆赶路的自行车的铃声，会悦耳地久久地响着，直至远去。路灯杆子都是木头的，灯泡在上面孤寂地亮出一团昏黄的光。她从一个一个路灯杆子下走过，弱暗的灯光把她抱着孩子的身影拉长，缩短，又拉长，又缩短，并且不时消失在灯光照不见的黑地上，没有什么来打扰她观看她自己的身影。当身影消失在灯光照不见的黑地上时，心里就有一些莫名的害怕，好像是进入了死亡，因为听说鬼是没有影子的，但身影马上又出来了，还是她的，并且抱着孩子，越来越长，这时可以肯定她们是两个活人。她想这样一直地无尽头地走下去，好像经历生与死的不断交替。
她站到一座桥上了。桥下是亭州的城河,很宽,两岸低矮连绵的黑影是民房,不是江南的山。在那一大片黑暗中有几点灯火,静静地亮着,好像会永久地亮下去,它们在底下的河水中幽幽地闪耀。她望着河水,似乎想从桥上飞入进去。
忽然，一个人从旁边插到她前面，用臂膀挡着把她往后逼了一步。她看清了，是秦川。她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倒一点也没有受到惊吓，她只是在想，他怎么来了？他对我还缠绵着吗？这是不行的，但我怎样拒绝他呢？秦川说话了，他说，你这样站在桥边有危险，你要往后面站一点才行，假如你一失手，就会把孩子掉下河去的！她顺着秦川的所指看去，并不明白他说的话。
我是跟小刘一起散步的，走到这里，看见了你。
于是，她看到了站在她身后的小刘。她明白了，不是她叫小刘对秦川主动点儿的吗？不是她叫秦川接受小刘的吗？这下子总算好了，他们听了她的话。秦川不会来缠着她了，她轻松了！有所失落的感觉是有点儿的，嫉妒也是有点儿的，但那不应该，她要为他们高兴才对，这真是一件好事情。
小刘医生，太好了！我真是很高兴！夜色多好啊，多安静啊，你们散步吧，你们走吧！
她往后退着，用手势叫他们只管去散步。小刘说，乔医生，你有孩子，早点回去吧！
小刘和她说话了，和解了，她多高兴啊，她连连答应着：我这就回去！
那天她一路上是笑迷迷地回去的，哼着歌儿，心情好极了，她为人间的幸福所陶醉。幸福这东西，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人如果能够忘掉自己，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也是一种幸福，在那个夜晚，她是得到了的。
在所有的时间里，这样美好的时刻实在宝贵。事实上在第二天她的心情就全部被破坏了。当周医生把那种情况告诉她时，她呆住了，悲痛，绝望，冤屈，伤心，什么都有，但又无法诉说，也知道不必诉说。恶浊啊，一口气堵塞在胸口，吐不出来，咽不下去，但她也只有咽下去，她的命运和状况反正是早已定了，更多更严重的屈辱也许还会有，她能跟谁计较啊！
原来，她被调出妇产科，直接的原因倒不是由于秦川的事，而是市里一个领导人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原则性真是强极了，也残酷到了极点！这位领导人不知为何注意到了她，在听说了她的情况之后，不仅不同情，反而对医院领导说，怎么把这样的人放在妇产科！那意思是明白的，她这样的“家属”，是一种可怕分子、思想情绪不稳定，万一搞起破坏来，怎么得了？妇产科里都是孕妇、产妇和婴儿啊！
她的心中，所谓市里的一位领导，是在妇产科出现过的，一定就是那一位了。那天院里的一位业务院长先是到了科里,跟主任说着话,但也好像在等人。要等的人后来显然是到了，因为他们一见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搀着的一个孕妇，就都站了起来，忙着招呼和张罗。那个男人当然是一个领导干部了。大家都忙着，她是不用特别地忙的，她的事仍是量血压之类，这工作别人也会做，但既然有她这个内科医生，那就非她莫属。那孕妇的病历本儿在主任手上，她把血压结果报了一报，主任就立即亲自给记在本儿上了，不用她动手，所以她连那孕妇的名字也不知道，大约是有意这样不让她看到的。她的事做完，身边簇着的一大堆人也就都走了，他们蜂拥着那个孕妇而去，当然是做妇科的专门检查去了。
啊，他的女人将要在妇产科生小孩，所以很自然，他对妇产科有一种安全上的要求，但别的男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格像他那样对妇产科说话，也没有他想得那么深那么细，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老婆要在这里生小孩，就对这里的医护人员有一种政审的眼光，幸好还没有提出要对所有的人查三代呢！偏偏特别地把她点了出来！
她心里涌涌而来的东西太多了，又仿佛也就只有那么一点，一切都不过使她明白自己是个倒霉的人罢了，虽然她并不直接地有罪，但郁平的罪也就是她的罪，她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她身上至少有一半也是黑的了，她得承认这黑的一半才行。怎么解释呢，不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嫁鸡就成了鸡，嫁狗就成了狗，所以她也就有了一定的罪，那个幸福的孕妇就完全不同了，应当说是贵妇，不同就不同在嫁人嫁得不一样，啊，其中道理真是妙极了！她笑了起来！
周医生见到她笑，却反而害怕了，走了一步掉头来关照她:这事你放在自己心里,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不要去想它,你反正上你的班！
她怎能不想呢，整天想的就是这件事，头脑固执地要想一个所以然、要想一个出路来似的，想得头要裂开了，一无所获，却还是想，停止不住，就像掉在泥塘里的小虫子，你没法叫它不挣扎，它也没法叫自己不挣扎，而挣扎的结果只是陷得更深、更没有希望。她就是一个小虫子，她可怕地在一片烂泥里爬呀爬呀，人们都站在四周，明明可以拉她一把的，却又怕自己也掉下去，所以只有向后让着，恐惧地看着她，甚至还有幸灾乐祸、觉得好笑而笑起来的。但人们都逃走了，只剩下她一个，分明还有无数的手在往下拖着她，是那些“家属”，要把她完全变成他们的人，一起死在深不可测的泥塘里，连同亮亮一起，她抱着亮亮在污泥里苦苦挣扎，她大叫了起来！
亮亮好好的睡在她的身旁，她刚才是做恶梦了，但她不知道梦这边是现实呢，还是梦那边是现实，也许刚才倒不是梦中，而现在自以为醒来才是梦中。她拉开了灯，只觉得头疼头晕，想着刚才的梦境，让她再三回味，真是可怕。是的，“家属”们希望成为“家属”的人越多越好。她头疼欲裂，她不能再这样下去，她得把自己调节调节。她焦躁起来，觉得在小屋里再呆一分钟都闷死人、要把她逼疯。她把亮亮抱了起来，裹好衣服，就出了门。她想起了亭州的夜是特别幽静特别美好的。
她又玩起了生死交替的游戏，看着自己抱着孩子的身影在昏黄的路灯光下被拉长，缩短，压扁，然后在一片黑地上消失，然后又慢慢生长出来。心儿收紧着，又放松着，恐惧着，又愉快着。时间不存在了，世界也不存在了，过去的一切烦恼和不好的事情都遥远了，她和亮亮正在长途赶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着他们呢。
她又站在那座桥上了，美丽的地方就在桥下，她又看见了，美得真是深邃啊，那么幽静！但她不能从桥上下去，秦川说过那会掉下河。她看见桥下的台阶，又宽又大，一级连着一级，正是通往那里去的，太好了！亮亮，我们去，我们去！她一级一级地走下去，孤独，美好，而又伤心。再见了，永别了，让我伤心的一切！她向那越来越眩目辉煌、碧玉般的好地方毅然地、急不可待地把身一耸，飞了过去！飞啊！那是一条水路，温柔的水路，前面有美丽得照人的姐妹在向她招手呢！她飞起来了，飘动着。她抱紧了亮亮……可是她不知道了……
乔丽，出来！
铁门开处，是美丽威严的女公安。
她没有能飞出去，失败了，来逮她了。她想留在梦中，然而她却在一点一点地清醒。她明白了在她飘动着走下去的水路之中，亮亮的唯一的结果！她瘫了下去，撕心裂肺嚎哭起来，叫着：亮亮……
第九章 力尽（之六）
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老宗的女儿宗静在十月一日见到了毛主席，他的儿子杨建国是在十月十八日。这是毛主席第三次、第四次接见。前两次亭州没有得到上级通知，所以不曾组织学生去，下面意见很大。按上级通知，到北京去的学生，是有家庭出身的要求的，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优先(看到通知里的这些千篇一律的话，他不禁一叹)。在亭州，各校参加和支持静坐市委的学生正在做检查、挨批判，也就不可能得到这份荣誉和幸福。当程主任把亭州市“文革办”关于如何组织学生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通知》文稿给他批准时，他加了一条：“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表现好的学生，也可适当吸收为进京接受检阅人员”。说实话，他写虽写了，至于下面怎么执行，他不会去检查，什么叫做“适当”，他也不知道；而在文革的情况下，什么叫住“表现好”，也是会有不同看法的，他无法在文字上做更明确的规定，也不想去对某一个学校作具体的指导。
思想有时可以跑在事物发展的前头，但思想一时会拧不过现实，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后来，“文革办”《通知》里的那些规矩，不知怎么就被学生冲破，所有的学生，不论什么出身成份，不论是哪一派的，也没有人去查问他们的有关表现，都结伴成群，自已做主，涌出校门，像蜜蜂一样飞出去了。免费乘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到井岗山、延安革命圣地去瞻仰，到心仪已久的各大城市和有名的大学里去观光。亭州简直像一座空城一样清静了好多，他也似乎再不必为学校的文革和这些学生操心了。
好像是趁着这“太平”时光，市委召开了全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全力以赴大干第四季度，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经济工作指标，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头年首战告捷而奋斗。这才是正常的工作，日子应当是这样地过。
也好像是“革命”方面嫌冷清，要来点儿热闹一样，社会刮起一股改名称的风潮，比如某中学改名为“卫东中学”、某小学改名为“红书小学”、某粮店改名为“向阳粮店”之类。但他知道，“革命”方面真正的矛盾依然存在，而全国大串连的学生们终归是要回来的，不知又将出现什么形势。他悚惧地等待着。然而，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却换成了工人阶级。
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亭州文革是在紧张激烈、大起大落、十分戏剧性的情况中度过的，最后，即使老宗，一向在握的缰绳，也从手中完全脱落。
十一月八日，有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说他们被“主力军”打了，其中确实有脸被打肿的、鼻子被打出血的、眼睛被打青的，伤势不算严重，却打得很难看。原来，“主力军”在工人文化宫大会堂批斗郁平，这几十个没有戴“主力军”袖章的工人要进去，说“我们也是工人，我们也要听听”，他们冲破门岗阻拦，向里闯去，但毕竟人少，在院子里就被拦住了，混乱中发生殴打，寡不敌众吃了亏，这些人被赶出了大门。这是一种新的情况，程主任及时报告了他。至于那些工人，来自好几个工厂，说并不是约在一起的。程主任记下他们的姓名、单位和伤情，安慰了他们一番，让他们到医院去进行一些处理，医药费可以到“文革办”来盖个章，回单位报销。也就把他们劝离了市委。
“主力军”后来押着郁平，高呼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上大街游行。
怎么工人批斗起医校教师郁平来了？谁同意把郁平提出看守所、到社会上去批斗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主力军”怎么就使用起工人文化宫来了？程主任也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心里又是一阵郁闷，亭州运动的某些方面早就不在他的掌握之中，虽然他大而化之、不以为怀，但每当发生一些情况，他的情绪还是会发生一些波动。当然，他很快也就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所不满的是，从医校学生静坐市委那时开始，老宗就开始利用工会组织，现在干脆让众所周知的工会负责人老刘做了“主力军”的头头。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难道就可以无视或敌视另一面工人的存在吗？为什么不能让各单位把另一面的工人尽可能团结进来呢？至少要问：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此外，各单位原本各自分散的“主力军”，就这样第一次聚集一起，用这个批斗会，显示了作为全市性群众组织的存在，这些，不但给了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一个信号、一个示范动作，而且将剌激他们集聚起来相抗衡。这就是执者失之、为者败之的道理。那几十个去闯“主力军”会场的工人，不管是不是刘克成指使的，都代表了一种必然的倾向。
果然，不久之后，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文革办”，其中为头的就是刘克成、陈安国。他们要成立全市工人造反派的统一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要求市委予以批准，要经费，要活动场地，总之一切“待遇”都要跟“主力军”的一样，而且，他们还有一条理由，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立了全市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
程主任说市委并没有给“主力军”什么待遇，刘克成他们就举出工人文化宫的例子，程主任说那不是市委给他们的。陈安国说，你的意思是说谁有本事谁就去占、就去抢，而你们默认，是不是？现在工人文化宫已经被“主力军”占了。亭州总共这么长一条主要大街，剩下好做总部的地方只有工商联、剧场这两处。假如我们“工红”把总部设在工商联或剧场里，你们默认不默认呢？
程主任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这么大的事情要向市委汇报。他听了也感到为难，又不能推给老宗，就召开常委会。
问题一摆出来，老宗就说，什么经费、活动场地！全市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统一组织已经有了，不能再成立第二个组织，只有阶级敌人才希望工人阶级一分为二。程主任小心地问，怎样回答他们呢？老宗说，他们可以申请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不可以另行成立组织。
程主任脸上现出难色来。
老宗又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人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是冲着什么来的？假如我们束手无策，假如我们不运用我们的权力和组织系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们就会像螃蟹被掐掉它的脚、撧掉它的钳子一样，叫做没脚蟹，还有什么还手之力？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不讲理，这个理跟他们讲不得。“主力军”是在工会领导之下的，各级指挥由工会的负责人或工会指定的骨干担任，而工会是工人阶级选举产生、经过上级党委批准的，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合法群众团体，离开工会领导去成立组织，是不允许的，是无政府主义，是别有用心。
老宗说着，老程在本子上记着，大家听着，好像都默认这一说法，而这一说法本来就是最正统的，但现在好像反而有强词夺理之意。
他没想到老宗会这样旗帜鲜明，大约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老宗这样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不过他担心着，这样的回答能否解决问题？刘克成那些人能接受这样的回答吗？可以断定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问了一下，有无不同的或者补充的意见？都摇头。就是说，大家提不出或者很难提出别的意见来。是的，什么是不同意见或补充的意见呢？难道能主张让刘克成他们去成立他们的组织吗？这话怎么好说呢？而老宗的话，也不是硬要强词夺理，只是有点跟总的形势不合拍，但在座的有谁能驳斥老宗呢？就连他也不能。他只能让老宗就这样说下去、做下去。话说回来，倘若果真能把刘克成这些人遏止、打退下去，果真能通过“主力军”来控制局面，而背后是老宗牢牢掌握着，这样直至运动的“收”，又有何不好？
他说，老程就照这个精神回答那些工人，这就是市委的回答。
第二天上午，程主任回答了前来听取答复的工人们，立即遭到“迎头痛击”。陈安国口若悬河，一边说着，一边翻动着他的双眼皮很重的大眼睛，真是有声有色，程主任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一个脾气暴躁的工人把办公桌捧翻在地，几十个工人朝市委里面闯来。他接到了程主任从门口打来的电话，得知一切，作好了接见这些不速之客的准备。
秘书把人拦进了小会议室，他就面带笑容走了进去，程主任和一个工作人员这时也到了，带着记录本，样子有点狼狈，但保持着忍辱负重的工作状态。刘克成说，杨书记，刚才我们对程主任已经初步谈了一些，市委的答复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个别同志情绪激动了一些。程主任忙说发一点脾气不要紧。这时他看到一个人神情有点尴尬、眼睛朝着屋顶一翻，高高瘦瘦，青春的脸上有几分顽童的表情，想必就是刚才捧翻了桌子的人。他特地走上前，跟这个工人握手，问他你叫什么？这个工人现出一种厚颜而镇定的神情，说，我叫金满林。他说，那你的金子真多！工人们都笑起来。金满林也憨憨地笑，眼睛却对他察颜观色。这样调节了紧张空气之后，他让自己神情宽厚，不动声色地抽着烟，问，你们对市委答复是怎么看的呢？
刘克成看了一下陈安国，陈安国站起来，一开口就声如铜钟，说，杨书记，市委叫我们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可是我们本单位的“主力军”一直排斥我们，我们不但参加不进去，而且是他们污蔑、打击的对象，都等不及跟我们“秋后算账”了，现在就要算账。这一段时间以来，各单位一面以生产为名束缚我们，一面又歪曲引用林彪同志讲话，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林彪同志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
这段讲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警告敌人不要接过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浑水摸鱼，这一方面是有所指的，另一方面也是动员革命群众进一步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猛烈开火。可是各单位“主力军”及其幕后指挥者，却引用这句话来针对我们这些人，并且针对前一阶段朝阳中学、医校学生的革命行动，这种手法，恰恰正是林彪同志讲话所指出的接过革命口号，而将矛头倒指。今天我们来了，请市委看一看，如果我们属于林彪同志所说的“牛鬼蛇神”，那就在这里把我们抓起来，可如果不是呢？那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全市各单位口径这样统一？他们说，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原来还是要抓造反的人啊，还是要秋后算账！
还有一种说法是，既然不能派工作组到学校里去，也不许工农干涉学生，那么只有动员我们根正苗红的孩子参加红色保卫军，去跟造反的黑五类学生斗争到底，到最后，接班人就锻炼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决战胜利了。
这两种说法现在很流传，各单位都像是开会传达过一样，刮起一股风来。请问市委，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符合《十六条》的精神的吗？把林彪同志讲话歪曲到跟《十六条》相冲突的地步上去，这是什么行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为什么荒唐、可笑到这种程度？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而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叫我们回去参加“主力军”，请问市委有没有跟“主力军”讲好，让他们吸收我们呢？如果讲好了，而他们不执行，是他们的事情；如果根本就没有讲，乃至于讲的是另外一套，市委的诚意何在？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其实，说穿了，“主力军”是什么货色？弄出这么一个“主力军革命职工总司令部”来，目的是什么？是什么人在背后？这是真正拥护毛主席党中央，还是为了对抗运动、保护自己？他们的名称上为什么统一没有“造反”二字？是偶然的疏忽？是有意的取舍？小葱拦豆腐，一清二楚！这只能欺骗自己，欺骗不了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
“主力军”里面，除了少数捧着上面的大屁股舔了又舔，梦想将来得到一个乌纱帽的人，除了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要拼命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工人，有很多老党员、老模范，他们有的是受了欺骗，也有的是私心杂念，更多的是随大流，认为反正千错万错，跟领导走不错。但他们会有觉醒的一天的！
而这一天不可能自动到来。如果我们坐等，如果我们不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的只有“秋后算账”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成立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的革命组织，也就是明确打出“造反”旗号的组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市委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都一定要成立！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到市委来谈呢？因为我们相信共产党的市委是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如果市委让我们失望，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十六条》说了，党的各级组织以及负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而不是只有一种情况。这个你们比我们学习得更深更好。
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小撮人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
在这里暂时只读这一段。我叫陈安国，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丑，社会关系上有几个灰斑黑斑，但是我不在乎什么“血统论”。文化大革命所针对的，是昨天跟着毛主席冒着敌人的炮火打碎旧世界的人，今天要背叛毛主席，而亲手恢复旧世界。只不过天堂的主人换成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贵族之家。所以“血统论”才像贾宝玉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成了一些人碰不得的命根子。问题就这么明白、简单，明白简单得令人吃惊、失望、可笑！
好端端的文化大革命，突然冒出一个“血统论”，说奇怪也不奇怪，要说妙，就妙在这里。请问这样的人们也配叫做共产党人吗？他们可能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或者已经不想称自己为共产党人了，只是现在还不敢说出来、还需要加以利用而已。这就是《九评》上说的赫鲁晓夫“挂羊头，卖狗肉”的一套。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斗争的对象不是像地主、资本家、明火执仗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看得见、摸得着，而是在其思想灵魂深处、在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不同，而且暂时还披着伪装。
我本人十三岁进厂当徒工，今年二十六岁，一直在生产第一线，我这双粗糙的手，它使用各种工具已经十三年了，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并不是想来碰你们的印把子！
今天，首先我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同时我是作为工人代表到市委来谈问题的。明天，我也许会因为个人的私心杂念，退缩回家，不再做这样的代表了。但今天我还是这样的代表，我说的话，不但是我自己要说的，也是工人们心里要说的。
我今天站在市委会议室，当着杨书记程主任的面说这些话，程主任和秘书同志也记录下来了，而且我注意到秘书同志速记能力很强，以后如果要跟我“秋后算账”，我不赖账，一个字都不赖，随时奉陪，奉陪到底！
这人真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令人吃惊！这人所说，有许多的确在理上，让他的心猛跳了那么几下。这人表现出的冲天气概，确实如其所说是有群众基础的。他听着，微笑的面容不觉渐渐严肃起来，缓缓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他可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普通群众当面这样从容不迫、慷慨陈词，一点也没有什么虚伪、畏却、谦恭。这就是“造反”，好像公然敢于做一回人一样。他注意到，工人们听得义形于色而又克制着，都用眼睛看着他这个市委书记，他脸上的细微变化，他神情上的一丝颤动，他眼波里的一闪，他们都盯着。他们希望陈安国的话能打动他、说服他，他们也担心陈安国的咄咄逼人会剌激他、惹他反感。从策略上他们大约还是希望陈安国能表现得“毋不敬”一些，但在情感上他们由衷赞美着、佩服着陈安国。
陈安国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很从容地坐下，大眼睛凝神悠然一转，好像是在心中进一步肯定自己刚才的发言都是对的。
刘克成说，杨书记，我们希望市委重新研究我们要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的事情。
他说什么好呢？市委就这个问题已经开过会了，又如何重新研究呢？他是只有维护市委的决定的，但他也不想得罪这些工人，他不是怕他们，而是知道他们是有理由的。他得说服他们，但实质性还是难以回避。
他说，刚才陈安国同志作了很好的发言，说得很有道理，我是很受感动的，也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首先，我要代表市委肯定你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至于市委作出的决定，我个人不应当加以改变。市委是考虑到工人阶级不能一分为二，是想在这个前提下来满足你们的革命要求。但看来要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还需要做相当的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学好用好《十六条》。正如刚才陈安国同志所说的，一切都要统一到《十六条》上来理解。如果大家是以《十六条》为标准的，那就在一个组织里也行，不在一个组织里也不要紧。市委本来考虑，工人阶级不一定要分成不同的组织。但现在看来，也不等于你们如果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就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少群众组织，只要大家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那终归还是要走到一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情况复杂，互相隔绝，但各个山头都在党的领导下，才成为统一的革命大军。要不然怎么能在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强大的敌人面前、这么复杂的地理环境里，取得革命的胜利？我现在还是希望你们考虑市委的决定，再做些努力，同时市委也要进一步去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他们能正确对待、开门吸收不同观点的阶级弟兄，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于林彪同志讲话，对照亭州，我的理解当然不是指向你们的，也不是指向朝阳中学、医校的学生的。你们反映的那些说法，如果是那样，那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也决不是市委的意思，市委不赞成那样的说法。上次刘克成和一些工人同志到我家，我们共同学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段号召，刘克成，你还记得吗？
刘克成回答说，记得，党中央要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想不到刘克成把这段话背熟了。他说，对，就是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最后是两个“把”，两个“为”。他鼓起掌来。工人们也鼓掌。他笑了，说，今天我很高兴，先是陈安国有精彩的发言，接着是刘克成能把《公报》上的重要指示背熟。只要你们是真正理解中央指示，并且照着做的，那就没有问题，我作为市委书记，就支持你们！所以，关于成立组织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一条古老的哲学，它认为，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东西更厉害、更长久！但我不是说要让你们处在无形之中，不是说决不赞成你们成立自己的组织，我是说我们遇事要有辩证法的思想，那终究是不会错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跟程主任继续研究，能办到的，市委都应当为你们办到！那我就先离开，好不好？他站了起来，工人们也都站了起来，鼓掌欢送他走出会议室。
会见不曾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但这些工人也不曾逼他具体答应什么。他感到工人对他有一种理解，有点把他看成一个好心的但有点书生气的人，因此不跟他计较，也因他的身份而不想轻易得罪他，想跟他形成比较友好的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寄希望于他，好像要“争取”他成为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他们基本上是这样谨慎着、珍惜着的。当然，尽管他相信自己的这些感觉不会错，尽管他为此而有某些感动，但他并不是一个能被什么俘虏过去的人，他决不会忘记自已市委书记的责任。然而，和善地友好地对待这些人，视这些人为普通的正常的、并且是有革命积极性的群众，而不是将来“秋后算账”的对象，已经越来越是他抱定的一种总的态度，他没有理由不这样看待和对待他们，哪怕内部对他有所误解，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这一态度，并且他要用这一态度来向人们表明，我们应当怎样做工作。
他刚才的接见中说到市委要进一步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主力军”能开门吸收这些不同观点的人，并且实行民主选举。这一点，在市委常委会上没有讨论到，不知为什么被大家疏忽遗漏了，而他也只是在接见工人的即兴讲话之际才想到。话虽说出去了，靠他一个人却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跟老宗商量，是否可以让市委“文革办”找“主力军”谈一谈，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还应当抓出一两个典型来做示范。要真心诚意全力以赴做这项工作，在真心诚意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失败了，才能算这条路暂时还走不通。
他不无幽默地想到，他这也是在试验着一种“中间道路”呢。看来，不同程度的“第三种”选择，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但人们往往喜欢向两头走极端，片面地、平面地、单向地看问题，要不然世上哪有这么多事呢？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但在道路问题上，毛主席从不主张什么“第三种”选择，总是坚定地引导和推动着现实朝革命方向前进。扪心自问，在这上头，他是时有动摇的，但当然不敢暴露。
后来，他让程主任去把今天跟工人会见的情况向老宗做个汇报，把记录给老宗看一看。他这样做是让老宗有个充分考虑的时间，然后再跟老宗商量这事。他等了一天，老宗没有反应。但情况已经事不宜迟，他必须跟老宗见面。他让秘书去请老宗。
过了一会儿，老宗来了。他说，前天我跟刘克成、陈安国那些工人见面的情况，让程主任向你通报过了，两点，一是让“主力军”吸收本单位“工红”这样不同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参加进来，二是进来之后，适当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少要有这个允诺。这实际上是想把常委会上的意见具体化、进行落实。你是什么考虑？
老宗摇头说，情况我知道了，但做起来很难，可能就做不到。
他说，总得试试看吧？老宗摇头，但不说话。他说，你光是摇头，我想听你的意见。老宗说，问题不在这里。即使我们能做到这样，表面上把他们捏起来，其实还是不行。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整得她肚子疼以后，还是要钻出来。孙悟空就是孙悟空，谁也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让如来佛把他镇到五行山下去，五百年出不来。现在正是孙悟空出来闹的时候，要把他们这样收起来、限制起来，能听你的吗？
他想说，这不是你的主意吗？但他没说，因为他进一步明白了，老宗在常委会上只是那样说说而已，并不真的认为能把刘克成他们跟“主力军”合起来，所以也就不曾提出具体的工作路子，以至于陈安国发出的责问是那样有力。可是一方面这已经作为常委会的结论，一方面已经跟工人说了，怎么办呢？
他说，要么这样，我们两个分头到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去，抓这两个大典型，这两块大骨头啃下来，全市就有了最具说服力的样板。好在学生现在都出去串连了，没有什么干扰。老宗还是摇头。他问，你到底在想什么？
老宗说，老杨，随他们去吧！这是不可阻挡、阻挡不住的。你在这样想，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主力军”想的是如何随时出动来保我们，就好比是我们最自觉的工人警卫队一样。而刘克成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如何打倒我们！你叫他们怎么合到一块去？
他心中暗吃一惊，他看着老宗，听他说下去。老宗说，都说我们在整这些造反派的黑材料，是的，是在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我们各级岗位上的人是吃什么饭的、他们该负何责呢？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小毛鬼就不整我们的黑材料吗？也在整啊！在收集、调查呢！他们起来造反，就是反过来要对我们这些人做审查，他们要在这场斗争里显威风、立功劳、当左派。我说了你不要见外，情况是确实的，不是我诌的，你的情况，这些鬼也了解得很呢！
他暗惊，但一笑，问，我的什么情况？老宗说，大情况没有，你到亭州来时间不长嘛，但小情况还是有的，比如你床边的小书桌上放着一部什么书，我不晓得，但刘克成他们晓得！他们经过衡量，认为这事情还不能算，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认为你生活简朴，是个好人，他们要坚决打倒的是我，要团结争取的是你。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定了这个方向和策略。
他一听，脸上一热，他的床边小桌上确实放着一部书，是“皋鹤堂”版的《金瓶梅》。此书历来被视为淫书，他让文化局洪局长亲手从亭州图书馆借出来的。在家里看《金瓶梅》不能成为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部文学作品，里面虽有淫秽描写，处在一定文化层次上的人，还是可以阅读的，正如张竹坡在《读法》里所说，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所以他就没有躲着人，只不过最好还是放在房间里，不必拿到外面堂屋里来。但这事也就不很秘密，想不到刘克成这些人竟然也知道了。
他说，可笑，我要他们什么区别对待？他们又凭什么可以坚决打倒你？说着这话，他想着前天的那些工人就知道他在看《金瓶梅》，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听老宗说，工人“经过衡量”，已经不把这个当作什么问题了，而在接见时，工人对他确实还是一如既往很尊敬的，想到此，又不免感到一种很特殊的惭愧。这文革呀，还没有碰到他呢，已经让他心里这样翻腾了，假如平时确实有点问题，让群众抖出来痛加指责，那是个什么滋味？这一关真不好过！毛主席呀，你老人家发动的这场运动，确实如王雪形容的，让人难以接受啊！
老宗说，最近我听到一个“五不怕”的说法。他说，是“五敢”吧？老宗说，不是“五敢”，那是鼓励学生的，叫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做敢闯敢造反敢革命敢斗争。他笑道，你说多了，说成“八敢”了，《十六条》上只有“三敢”，是敢想、敢说、敢做，这比较精炼、不重复，但平时报纸上说的，有时确实多了几个。老宗说，反正就这意思。“五不怕”是鼓励干部的，叫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他一听，笑道，假如曹家骏王家山晓得这个说法，兴许他们就挺住了。老宗说，这个“五不怕”，是中央有人针锋相对、豁出去了。他吃一惊，问，是什么时候有这种说法的？老宗说，当然就是现在的事！老宗看着他，而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模糊记得以前就有“五不怕”的说法，是毛主席一九五八年说的，叫干部能以这种精神顶住“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不正确的东西。当时听了至今也不能算很理解，抵制这些东西需要这样“五不怕”，和平时期也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情况吗？也许是毛主席喜欢这样说吧？一个人若真的被杀了头，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老宗说，问题都到这地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我们不能灰心失望、溃不成军，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也要作好最坏的打算。
他说，不要看得这么严重，现在小道消息多，不知真假。我相信我们县级基层的人，只要不像曹家骏王家山这样挺不住，百分之百都可以过关。当他说这句话时，同时却想到老宗可以被抓住的东西还是比较明显的（陈安国说话时好像已经有所暗指），加上历史上有过的问题，是不是会特别地吃点苦，有点难说。但老宗决不会属于党要加以“清洗”的对象，一个干部要达到该被“清洗”的程度，那也不是容易的。
他觉得跟老宗这场谈话有点变异了，他本来要谈的东西被放置到一旁去，而谈起会不会被群众“打倒”的话题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老宗像曹家骏那样被群众揪住不放，他是应当想点保护性办法的，似乎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他叹口气，就眼前的事情靠船下篙说，老宗，我们照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目前还是负责这个城市的人，我们分头到基层去蹲两个点，让那里的“主力军”吸收对立面的工人进来，哪怕貌合神离，我认为还是能做到的。也可以不到大厂而到两个小厂去做这个实践，认真做一次努力，看看结果如何，不计成败，都是有好处的。他一边这样说得很有道理，企图说服老宗，一边却似乎感到自己也信心不足、兴致像松了气的血压计上的水银柱似的往下降。
老宗摇头，说，我不想去干这事，弄不出名堂来的，就好比明明在涨潮，你却要顶着潮头下海。现在的总趋势是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即使观点相同有时也难合，哪有观点对立合成了一个组织的？没有，全国都不会有。一山不容二虎呀！现在这种情况是群雄四起。正如从前，先是到处拉杆子，光是一个县里就能拉起十几个抗日游击队来，五花八门，这时候你挡不住这个趋势，到一定时候才分久必合、越合越大，这当中多少尸山血海！历史从来就是这个泥沙俱下的样子，根子就是中央《公报》上指出的，我们有“社会阴暗面”。中央号召要克服这东西，但文革本身就提供了“阴暗面”表现的机会，污泥沉渣、死猫死狗，都泛上来！说得不好听，社会就像屎茅坑，不能搅，越搅越臭！现在是大搅特搅，史无前例！
老宗的话虽对，却有点偏激离谱了，他默然无语。至此，下去搞试点的问题是不必谈下去了，他不觉就回到原先的几乎有点无聊的话题上，问，你怎么知道刘克成这些人在收集、调查我们的情况？老宗说，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上下沟通，左右联系，这很正常！你以为造反派在做什么？他们要做的，第一步，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二步，来看我们这些人里面可有能够揪出来打倒的，那就要暗中调查我们的情况。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作为“大叛徒”揪了出来，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也被打成了“大叛徒”，在中央党校里戴高帽、挂黑牌、游校示众。煤炭部长张霖之，颈项上被吊起六十斤重的铁块，活活折磨死了。那里的群众是首都的大学生啊，行为都这样，如果到了我们下面，那将是什么样子呢？
周总理接见那些红卫兵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为什么你们把他揪去四十天不让回家？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务院？这不是非法拘留吗？不仅对一个部长，即使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我们的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张霖之是中央候补委员，我怎么向中央交代？现在张霖之化成灰了，连个追悼会也开不成，我很难过。‘黑帮’这个词不能乱用，《十六条》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没有这样提。不能说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说绝大多数也不符合事实。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党是有历史教训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为党为人民的，他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经历了各种考验……”
老宗所说的情况，他相信是真的，并且听了心里沉甸甸的。这样草菅干部的人命，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首都的这些大学生，是怎么了？就在毛主席身边，为什么这么不讲政策？这种情况就连起码的人道也没有啊！当一个学生这样做时，别的学生为什么不站出来坚决制止？《十六条》不是提倡“独立思考”的吗？《十六条》在说到“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说到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要识别“那些做法是对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但看来，老宗所说“斗黑帮”的情况，可能正是运动初期谭力夫那些高干子女所为，“黑五类”学生大约还没这胆，造反派还不曾出现。他对老宗说出了这一分析。老宗略显吃惊，好像想不到他也这么掌握情况。老宗说，对的，我听到的，也是这样。但不能怪这些高干子女，他们也是一片赤诚，只不过门第高，见识大，出手重。如果把他们这股劲，引导应用到有益的方面，那是多好！现在是用在自相残杀上了！
他不由得想到《十六条》对群众觉悟的估计是否过高？一个部长，问题再大，哪怕就是一个战犯，也不能就这样遭折腾致死。如果这样等而下之，何谈对待较低级的干部，更何谈对待“牛鬼蛇神”呢？这确实是歪风，是走极端。问题不管出在什么样的学生身上，假如都像这样，这文化大革命出发点再好，又怎么能伟大正确得起来呢？但毛主席对这些，好像不怕，不足以动摇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他说，教给学生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做人的道理，该是普通教师的职责，我们的教育，值得深思。现在总理不得不来亲自做这事，这是一种浪费，是我们的国家民族还不能一下子实行大民主的一个证明。你上次在我家就说过了，“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现在看来，当民主还不能普遍实行的条件下，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足够的集中，甚至是强权，要不然就大乱。审查干部是党组织的事情，即使这样，还有弄错了的，何况是群众运动呢？不出事才怪！我们这里曹家骏、王家山其实也是这回事，只不过级别没有张霖之那么大，手段也没有那么荒唐，但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六十斤的铁块挂在项项上，即使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也吃不消啊。谁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里面谁不是一副骨架？人不可能金刚不坏。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顾了，那就是残酷，就是人的自相残害。不管打的是什么革命旗号，不管是什么样的群众，不管是天大的理由，这样做都是不对的！这就是形“左”实右，做了军阀、反动派、日本鬼子才会做的事情！唉，我可能说得不对，变成“很不理解”了。
老宗说，既然你也这样想，我就在你面前瞎说一句，我认为这个运动，再有天大理由，也不能这样弄，群众起来之后，就比“左”，你“左”我更“左”，必然成了灾难！即使本来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左”是多年积习，宁“左”勿右，这下子借着这个机会泛滥成灾了。就好比一种病，平常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害的，谁成为搞运动的对象，谁就要准备倒霉。运动初期的做法，在我的指导思想和习惯上，自觉不自觉地，确实就有这个问题。现在呢，群众出来“自己解放自己”了，他们平时没有资格害这个病，这下子有了机会，大家都来害这个病，既是学着我们，又是不学而能，倍本加利，倒过来针对我们这些人了，真是极大的讽刺，就像一个人平时是怎么打猴子的，有一天猴子也怎么打他，是跟他学的。
老宗说得有趣，他笑了一下。
老宗说，他们怎么就没有新武器，而要用我们的老武器的呢？可是新武器又在哪里呢？他们只有拿起老武器。这下子好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有毛主席撑腰，是闹革命的，我们被规定是革命的对象，翻天覆地，虽不是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却也就像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这还吃得消吗？土豪劣绅吃不消，我们也吃不消。土豪劣绅还可以反抗、可以逃跑，并且有国民党支持他们，我们呢，被规定不准反抗，逃也没处逃。好在群众中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得到保护和安慰。可是中央社论又叫人们不要当保皇派，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孤立无援、乖乖挨整。经过这么一闹，我明白了，将来我们一定要从根子上消灭这种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当阶级斗争来进行，即使属于阶级斗争的性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形式，也要多加考虑！但现在说了也没有用，大约等群众把这个病也害过了，大家都说够了够了、不斗了不斗了，那才行，那会产生几十年新太平。
他表示赞同。
老宗说，现在我们这个县级市委还好好的，因为刘克成他们的全市组织还没有成立起来，等他们成立起来了，他们就要到市委里来找亭州的彭真、安子文、林枫、张霖之了。北京也是这样，高干子女瞎闹那么一阵，瘪下去了，现在是造反的起来闹，针对着另外一批干部。做干部的现在总之是左右挨打、在劫难逃。所以我考虑的是如何团结、掌握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如何在组织上思想上让我们全体干部做好各种准备，迎接这股恶浪。
好在我们有群众基础，他们不同意这样搞，在全国形成了所谓保守派，其实应当说是正统派、可靠派、真正的左派，跟造反派这些假左派真右派新老反革命针锋相对。北京的那些干部子女，现在也清醒了，晓得造反派才是真正的大敌。我相信他们晚上会到“彭真伯伯”这些人家里去检讨自己的幼稚行为的。
这种情况下，你现在想去做试验，把刘克成他们吸收到“主力军”里去，这项工作，怎么做得下来呢？我们主观上想做下来，结果也还是做不下来。不如不去做。但作为常委会的决定，这个意见我已经跟老刘讲过了，也就算是布置过了吧，他不贯彻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嘛，可以不听领导的话了。
我是很有可能被造反派首先“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我无所谓，也不怕，而且光荣！如果那样，到时常委会可以把我“抛出去”，让我“经过去”，火烧、炮轰、油炸，都行。半夜遇到狼群，在暂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把狼能吃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抛给它们，拖延时间，等待天亮。要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到一定时候就能大反攻！这是必然的。
你不要认为我的思想跟这个运动不合拍，我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至于运动的是非，运动有多么伟大，对于我，已经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上面的事情，我即使能说出个道道来，又能怎么样？反正最后是中央说白我们就说白，中央说黑我们就说黑，对我们这个等级上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井岗山的时候，王明的时候，中央排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没有办法，只有等待时机，一直等到三十万红军损失到剩下三万，大家都认为不能那样下去了，他老人家才有了出头之日。这里面能说明的东西真是很多很多。心慌吃不得热粥。
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关心的是亭州的事情，这个是非黑白我们最有把握。即使一时把我打倒，我心里还是有把握，永远有把握。我们把亭州的事情处理好，不出大事，避免大的损失，就能迎接最后的胜利。什么是最后的胜利？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胜利，对社会而言，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生产秩序。那就要用得着我们。这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向我们预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作好准备！
老宗的眼睛瞪大了看着他，那种自信和气概确实令他佩服。他说，老宗，我理解你，我跟你是一致的，具体事情上如果有点不同，无关紧要。群众组织这个事情，就听你的，不去考虑它了，听其自然吧。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让“主力军”也注意一些策略，严密自己的组织，抓好自身的学习，像把郁平从看守所里弄出去批斗这些事情，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是少做或不做？有时无为的状态比有为的状态更为有利，蓄势待发比奋勇出击更为有力。比如当时我们不成立“主力军”的全市组织，而只是分散在各单位，把有形的组织变成无形的联系，在无形的联系中掌握一切，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些？
老宗说，这当然是最高境界，但实际上我也掌握不了。“主力军”的成立，说实话，虽然有我做的工作，但我确实也不能一手遮天，天是大家撑起来的，大家都有这个积极性，我推动他们，他们也推动我。“主力军”在性质上也是群众组织，也是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们也会有不听话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身份在群众眼里总的来说，是跌价，不是涨价。过去一个党团员也让群众老远就肃然起敬的好日子，有等有级、满怀敬畏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上头确实是民主进步了！一切有待重建，重建不可能重复。“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还是“破”占上风，“立”还遥远。其实，也可以说是“立字当头，破随其后”，心中若无所“立”，凭什么去“破”呢？岂不是乱“破”一通？但各人心中所“立”不同，所“破”也就不同。历史就是这“破、立”二字的较量！我们就用“五不怕”的精神让自己站着、挺着吧！
老宗所言，传达给他的，是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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