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力尽（之八）
不久，一个工人给“文革办”送来一封信件，上面写着“给亭州市委的照会”。这封重要的信，很快就到了他的面前。信上的字写得很好，工整清秀，使他想起这大约是他见过的跟刘克成一起的那个工人誊写的。信的正文写道：
由于各单位的“主力军”都拒绝吸收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大辩论，有的是双方约定了时间，上台辩论，有的是没有约定时间，随时随地发生了辩论。
由于“主力军”在其幕后人的指使下把主张革命造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视为“危险分子”、甚至说成是“反革命”、“反党分子”，一直在暗中整理这些人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所以不但根本没有平等辩论的诚意和态度，而且总是采取围攻的、群众斗群众的方法，到处都发生了打人、揪人、关人、在厂里游斗人的事件。
目前全市起码有几百个无辜群众被非法关押在本单位的某个黑房子里，并且勒令其写悔过书。被关起来的人受到殴打和虐待，目前已知经受不住这种非人折磨而自杀掉的人有三个，从黑屋子里逃跑被追而从桥上跳到河里淹死的有一个，但都被说成正常死亡。
于此同时，各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到空前的“群众专政”，其中造成本人或家人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也完全可以调查。问题在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现行的破坏活动，而是以此来抹黑造反派，说造反派加上这些人就统称“牛鬼蛇神”，就是文化大革命要加以打击的对象。
鉴于以上情况，革命造反派工人要想与“主力军”实现团结，目前已经没有可能。
“主力军”从出世那天起，就是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工具，它接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来打击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人，从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它的矛头其实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
一切要革命的人们，只有针锋相对，走自己的路，成立自己的真正革命的组织，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为此，我们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等五十六个单位的工人代表，代表着全市十大系统的工人阶级，决定：
由刘克成率队到伟大首都北京去取经、学习；由陈安国等人在亭州进行更广泛的联系和发动，不必等待刘克成回来，以最快速度，召开大会，进行民主选举，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
我们决心与亭州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少数人斗争到底，解救被非法关闭、正在受到摧残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解散“主力军”这个保守派组织，让受蒙蔽的工人弟兄们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与全市革命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人民一起，共同夺取亭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亭州市委支持“主力军”的错误方向，我们以上革命行动，已经无法事先得到市委的同意，但我们是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相信我们终究会得到市委正确领导的支持。
正文底下，是来自不同单位五十六人的亲笔签名，第一个是刘克成，第二个是陈安国，他逐一看下去，竟然在最后看到还有“革命红卫兵代表”史宏、江进海的签名。
他真是倒抽一口冷气。工人竟然用“照会”来对市委说话！这不是无知错用，而是一种形势。但这也罢了，文革以来用语的夸张、升级，很正常。他更为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硬意志的存在，这意志足以跟老宗的意志相抗衡，而且决心要来压倒老宗的意志。兵分两路，如此这般，这些造反的工人就这样进一步行动起来了。
他还注意到他们从正面提到了干部，称为“革命干部”，而不是简单地把干部当作对立面，这体现了他们的聪明和“进步”。
《照会》中所谓的“发生了大辩论”，是这些工人听了他的话，真的要求加入“主力军”，还是跟老宗一样看出他这个主张行不通，而用完全可以预知的事实来做个证明？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尽力而为了。通过辩论，通过遭受排斥、打击，被考验出不讲理、不团结的是“主力军”，所以他们跟“主力军”无法捏到一块去。
他们沉着、坚韧，跟老宗一样紧紧把握住了斗争形势，只不过犹如两军对垒，意志相反。他们的全市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肯定要成立起来，这是阻挡不住的。而成立起来之后，他们就要来管亭州的事情了，但“主力军”这一边又岂能甘心？全市工人阶级就这样分为对立的两边，那会闹出什么事来，他很难想象。
不仅是工人，还有本来就分成了两派的学生，也将分别站到观点一致的工人一边去，“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明摆着史宏、江进海已经跟这些工人，而不是跟另一部份工人，“结合”在一块了。
那就是说，全市的人民都将这样站在不同的旗号下，都声称自己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并且要求市委“正确领导”的支持，他们将互相辩论、发生某种对立和斗争，见个高低，比个胜负，好像胜者就能决定历史的去向并且正确无误。
市委怎么办？作为市委书记，他应该做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怎样尽自己的责任？他怎样才不犯错误？他如何才算是“正确领导”？
这一切都是刘克成在指挥，主要的决策者也就是刘克成这些人。刘克成好像是又一次对不起他，也又一次顾不得这一点，令他竟有点失落和遗憾。真正能体会和服从他这个市委书记的，决不会是工人造反头头刘克成，而只能是他的忠心耿耿体贴入微的秘书，或者是以服从市委为前提的某个下级。
这样分析起来，他得承认刘克成是对的，在政治运动中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是一种起码的品德，而不能做两面派。从刘克成去想，作为一个造反工人头头，市委书记就应该是他们揭发、批判、“火烧、炮轰”的对象，同时也要作为“正确领导”的积极争取对象。可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历来所受也是党的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和生活的，如此跟市委、市委书记站在对面，而且要摆出“造反”的姿态，心情会有矛盾，那几个“敢”，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革命”的分寸很难掌握，似乎会有骑虎难下、或者滑向“反革命”的危险。
于是，这一矛盾，也就化为策略，一方面要坚定政治立场，另一方面要有灵活性，毕竟不是真刀真枪的“造反”，面对的某个领导人也很难说就是一个“走资派”，运动采取了“闹革命”的形式，一切尽量显得是真的，但还是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太真，比如，不管怎样，都应尽可能不跟杨书记闹翻，最好是能“团结、争取”作为一个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
思考至此，他好像把刘克成看透了似的。情况确实有点新鲜，而刘克成出来当这个头头，也是做“蜡烛”，要想最后能讨到好，真是难矣哉。
李宝安所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对刘克成也适用，只不过是另一面的。但刘克成这样的人，能站出来做这样的“蜡烛”，也可算是满腔热血、知难而进。虽然旁观者清，当局者也迷不到哪里去，之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有点迷，那是因为心存侥幸，还有一些其它因素，这些会不断膨胀，剥夺理智，看不到做“蜡烛”的结果。至于急流勇退，自古以来能做到的人就不多，往往是硬着头皮走向穷途末路。不管怎样，一切才是开头呢，好戏还在后头。
但是这个“照会”该如何处理呢？他想，刘克成他们势难阻挡，令他有束手无策之感，似乎只有听之任之、观察着再说。是否找老宗来商量一下呢？然而，老宗会不会理解成一种责怪？因为“主力军”的后面就是老宗。他不再多虑，拿起笔来就写下了“常委阅知”四个字。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那句古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渔翁和鱼儿的处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做渔翁的感觉总要好得多。他把香烟点着，稍感悠然地吸了一口……
他把《金瓶梅》用报纸包了，放在洪局长送书留下来的布拎袋里，带到办公室，让秘书用电话通知老洪到他这里来。这部书，他还没有看完，正如王雪说的，在这种时候，是没有看这种书的心情了。
这部书写西门庆的荒淫生活，妻妾成群、酒色财气，至于那社会环境，腐败黑暗，死气沉沉，醉生梦死，毫无希望。此书形式，是对《水浒》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扩展，是挑出《水浒》社会背景某一角来，作专门的深入的描写，成了一部腐朽社会的世情书，也是一些中国人在一定时期的德行书。它的价值就在此，可用来认识历史、对照现实、探究人性，看看比起遥远的从前，我们有了多少进步？还会重复哪些东西？王雪说，如果走了“中间道路”，人们就会去重复《金瓶梅》的故事，意思是回到旧社会的某种情况。“人精”王雪的想象力，有时像坐了火箭一样，让你跟不上。但王雪所说，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说得太严重、太耸人听闻了。
老洪的一条腿在解放亭州时被炸成残废，那时老洪是班长，才十七岁。康复后，就留在亭州工作。不管是在机关大院里，还是走在大街上，拄着拐杖、有一条裤管里是半截假肢的老洪，总好像成了一种革命有功、打江山坐江山的象征，而格外得到群众投来尊敬的或有所敬畏的目光。老洪这人，本来也没上过学，是安徽凤阳农村的一个穷孩子，但残废康复以后在干校里刻苦学习，变得就不一样，大约正因如此，渐渐也就把他从商业物资战线用到了思想文化战线上。虽然资格不比别人老，但由于有了文化，并且因残而有了某种风度，很自然的成了亭州中层干部里一个显眼的人物。
秘书帮着老洪上楼，进了他的办公室。他问老洪，最近情况怎样？老洪说，我们文化部门是国家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亲属也比较多，基本上没有造反派，初期也有个别业务人员写过我两张大字报，批评我过去有几件工作处理不当，造成古建筑损失，说得也有些道理，我能够接受，别的也没有什么风浪，都参加了“主力军”。这一阵我在家里饲养金鱼、培植花草。我想我是什么派呢？造反派，当然不是；走资派，恐怕还不够资格；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名称，叫做逍遥派。我还编了个顺口溜：逍遥派，真自在，不管左派和右派，你们斗罢我再来，最后还是我上台。
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老洪说，最近他们不让我逍遥了，接到一个战斗任务，拉我成立一个“红老兵革命委员会”，由复员、退伍、转业、残废军人，还有老红军、战斗英雄这些人组成，大多是各系统的一些干部，也吸收一些工人，想以这个形式来积极影响运动。商贸公司老尹是“司令”，他有红军的资格，他手下也有实力，另外还有三个“副总”，是三个厂的总支书记。反正照着群众组织的样子弄起来了。总部设在工商联，里面有会堂、有办公楼，“主力军纠察队”的队部和直属支队跟我们在一起，这样我们就等于有了警卫部队。我当兵时只做到班长，现在成了“政委”。我想了一副对联：“红老兵”在此，“红卫兵”老几？横批是：一物降一物。
他忍俊不禁，说，你们这个幽默搞大了！老洪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经过考虑，我同意参加。他说，这事情我不知道，现在听你一说，知道了。老洪立即摇手，说，不要你表态，是对是错都是我们的事，跟你书记无关，但我们相信，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天掉不下来。
他说，好吧，我不表态。你这个“政委”，看来比我这个“政委”还要强些，推进到前线去了，有“总前委”的意思，可要小心炮火啊。
老洪说，书记你放心，我们“副总”以上的五个人全是市委委员，其余人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十年以上党龄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他说，当然当然，只是情况确实特殊，你们要十分注意把握形势，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你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老洪点头称是。
他就丢开这个话题，把布拎袋从办公桌柜子里取出来，说，《金瓶梅》在这里，现在没有时间看了，请你还给图书馆。
老洪说，图书馆现在只有报纸阅览室对外开放。馆长夫妇就住在馆里，我负责交给他们，没有问题。
他问，图书馆有无损失？老洪说，没有，而且有了收获。“破四旧”时，这个馆长带领馆里的同志暗中做了一件好事，他们跟废品站、造纸厂取得联系，抢救了不少好东西，其中有许多古书，都封存了，将来再整理。那时群众响应号召，把家里的旧书都朝废品站送。
他说，这馆长不错。老洪说，写过我的大字报呢。他问，写的什么？老洪说，“破四旧”的文件是文化局起草、以市委名义发的，各学校执行，让学生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上街，到老百姓家里搜查，有的还冲进寺庙，一窝蜂，事前没有培训，文件上也没有规定注意的问题，工作不细，造成了文化损失。
他听了无言，他是怎样签发这个文件的，都记不得了。他送老洪下了楼，老洪拄着手杖，以一种特有的雄姿，渐行渐远而去。
自从把工人的那份《照会》批示了“常委阅知”，一切出奇的平静，他不知道几位常委的态度，也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不来向他报告什么情况，他也不去询问他们，大家相安无事，甚至都不大见到面了，这是有点微妙的，好像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对这即将来到的某件事情，既无力阻挡，也不感到害怕，而是要看个究竟。
按理，他是应当具体地有所关注的，但这就需要跟下面的部门和工厂发生联系，所以他就有意地避开那一团乱麻，怕太靠近了容易纠缠进去。好在老宗跟他之间，早就有了某种不成文的“分工”，就是这些具体事情不要他直接插手，而让老宗在一线挡着。对于干部来说，往造反的一边靠，会脱离自己的队伍，使自己孤立，往保守的一边靠，造反派会揪住你，总之不能做出头鸟，真是“动辄得咎”，多数常委这段时间大约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有老宗可能在不动声色之中做了可以想见的事情。
也许老宗已经像诸葛亮一样“安居平五路”，把刘克成、陈安国这一拨子工人的事情处理好了，扑灭了那声称要熊熊燃烧起来的大火，但更可能的是老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弭兵”之策，因为无论如何老宗没有办法公然把那五十多个工人代表抓起来或软化过来，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计划。老洪出任“政委”的这个组织的成立，该算是老宗构筑的防线上一个新的指挥配置，更为完善有力。他的心中突然掠过一阵悚惧，就像见到乌云开裂、银蛇一闪，即将惊雷炸响一样。
但正如高尔基的散文《海燕》所描写一样，乌云、风暴、雷雨有一个从集聚到爆发的过程。陈安国领着几十个人来了，要求对他们的《照会》给予答复。接到情况后，老宗主动来对他说，就说你外出开会了，让我去答复他们。他问，那么答应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呢？老宗说，不答应。他几乎感到一种软弱，又问，这行吗？老宗说，反正是不答应，随他们怎么闹，谅他们不敢犯法。话说到这样，他也就不必再说了。
他感到老宗有某种沉不住气的、控制不住的、急躁的东西，却不怎么好劝。他点了头，让老宗去试试。结果，不一会，老宗就气愤愤地回头了，说程主任被陈安国那伙人带走了，声称一起上荷州地委评理去。这真是始料不及，好像看到了当时那闹剧场面一样。他倒反而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问老宗，你说到底是魔高，还是道高呢？他们犯法了没有呢？老宗脸气得发白，说，我反正不信会输给他们，出水才见两腿泥。他说，我也是这样看，那我们就不要急。他算是用这句话劝了老宗。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荷州评理去的人返回了，程主任也在一起，都到了市委“文革办”。工人指名道姓要老宗出去接见。这之前，他已经接到地委“文革办”电话，认为阻挠成立“工红”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因势利导，处好关系，不能对立。
他把地委“文革办”的意见对老宗说了，想不到老宗断然不听，说，你要么不让我去处理，我的态度，还是不能答应，道理很简单，打个不确当的比方，我们不能让他们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他说，这毕竟是不同的。老宗说，虽然不能说这些工人就是敌人，但形势如此。我坚决认为，顺着他们这样下去，祸国殃民！
他沉默了一下，问老宗，那你怎样能把问题处理得下来呢？老宗说，处理不下来不要紧，我倒要看他们有什么办法能降服我，你让我去，你放心，横竖就是这么回事了。他说，他们指名道姓要你去谈，来者不善呀，让我去吧。但老宗不肯。
老宗像上回一样，又带着对立的情绪、抱着不予同意的态度去了。结果，闹出的事情更大，工人增加到几百人，学生也来了几百，把老宗就在市委门口批斗起来。群众让老宗站到一把椅子上，陈安国口若悬河对老宗痛加批判，群众呼出了“打倒宗进庭”的口号，有“千夫所指”之势。十几个机关干部要上前保护老宗，被群众推推搡搡、骂骂咧咧，赶到场外去。
不一会，“主力军纠察队”来了许多人，“红色保卫军”、“红老兵”也举着旗帜来了许多人，他们的愤怒冲天的口号是“保卫市委！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边的工人学生见自己有被包围之势，就往外冲，于是发生混战。
他得到消息，正在叫苦不迭，来了一些人，其中有干部有群众，负责市委保卫工作的公安局牛副局长也来了，护着他和常委们迅速从后门离开市委，穿过曲折小巷，进了工人文化宫。他说，不行，不能呆在这里。于是又从文化宫后门出去，曲折而行，到了煤炭公司。他仍感到不行，于是从煤碳公司后门坐上小轮船，“突突突”往北边水乡开去，这才觉得安全。他心里的意思是不能让常委们呆在“主力军”的营盘里，以免引起“工红”方面更严重的对立情绪和更扩大的行为。
小轮船北行三十多里水路，到达鹊湖镇。远离亭州，四面汪洋，十分安静，好像到了世外桃源，大家松了口气。傍晚，乱中脱身的老宗也被牛副局长找到、接来，就在镇招待所里开了个常委会。牛副局长到外面去负责保卫工作。
招待所至为简陋，木板大门关了起来，除了他们，空荡无人。他们留下了两瓶热水、半罐茶叶、匆忙洗过的茶杯，让服务员回避离开了。气氛有点凄凉。
他开玩笑说，我们成为逃亡政府了。老宗说，都是我，败军之将。老魏说，这没有什么败不败的，你坚持了原则。老李说，对，坚持了原则，算不上败。老黄说，确实也没有什么败不败的。上次常委会不同意另外成立工人组织，老宗坚持的，就是这个原则。现在群众这么一闹，我们的原则碰了钉子，我们要不要重新研究一下？老黄这样婉转一提，老魏老李就看着他。
他从容吸了一口烟，说，今天老宗首当其冲，领教了“造反派的脾气”，我们每个人都要作好这种思想准备。作为常委会，我也认为要肯定老宗坚持了原则。在当前情况下，只怕你无论怎么处理得当，群众性混乱和冲突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都随时可能遇到老宗今天碰到的情况，也许还要更为严重。今天办公地点这个转移，或者也确实可以说是短暂的“政府逃亡”，说明我们可能要像在战争环境一样作好为党牺牲的思想准备。
老魏忽然哭声喊道，毛主席啊！
老李说，老魏，别这样！从前枪林弹雨的日子都过来了！
他说，也许我言重了一点，我心里也很难过、想得很多。我们忠心耿耿，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都没有二心。我们总的要振作精神，正确对待。针对今天的情况，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策略，要淮备走更弯曲的路，把运动要进行的时间预计得更长一点，不要伸出手去阻拦，不要怕秩序会产生一些混乱，不要怕各种问题冒出来。就是不要怕。中央一再说要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放手”不够，那就再“放”，看看怎么样？
老李说，你“放”了这边，那边要有意见！他说，现在主要是我们“放”了那边，这边有意见。要全面地“放”，哪个猴子要跳出来表演，我们都“放”。老宗说，好吧，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去！
他说，有些事情我们确实要重新研究。各单位群众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若干个单位的群众要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都要同意，不要阻挠，但也不要放弃对他们的观察和教育。这就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而不是由我们包办代替。我们今后的工作，就在这样新的局面、新的基础上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主动一些。
如果全市只有一派群众组织，比如“主力军”、“红色保卫军”、“红老兵”，那工作当然是好做的；如果全市有多个组织，而且分派别、闹矛盾、有冲突，那也不要紧，因为他们都认我们这个老娘舅，有事就来找我们仲裁、评理，还要来“争取”我们的支持，这工作也好做，我们不但不必“逃亡”，而且还会很吃香呢。
也许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转变，从比较的集中，转到比较的民主，从习惯于站在上面发号施令、让下面惟命是从，到需要更多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样说，是坏事变成好事，是社会的进步，但这个好事的形成、这个进步，看来有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付出一定代价。
不要光说我们对群众民主不习惯，群众民主自身也有一个成长的、成熟的过程。这样去看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将会得到新的进步，创造出新的政治局面。我们应当千方百计促成它的胜利成功，而不要否定它。问题虽多，总的应当这样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老魏说，杨书记，你真行，问题就这样被你转了过来，我还真的看到了一些亮光，要不然，心里面真是漆黑一团。老李说，那你再喊一声毛主席。老魏说，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一会儿理解，一会儿又不理解，而且毛主席把像我这样的情况预先都写在文件上了。老李说，不对，毛主席只说你这样的情况是很不理解，没有你说的什么“一会儿、又一会儿”。老魏说，李部长，你不要跟我咬文嚼字好不好？思想问题嘛，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解放军政治工作有一条经验，就是“活思想第一”嘛。这个思想的特点，它就是“活”，就像一篓子毛鱼泥鳅长鱼，翻来搅去动个不停。
大家笑了起来，表情严峻的老宗也“嘿儿嘿儿”的笑。
他说，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不能在这里过夜，如果在这里过夜，那就是离开职守，真的是“逃亡”，这是不对的。估计明天“工红”方面还要到市委来，我们要按照今天所谈的新的精神，实行“让步”。地委“文革办”也是这个意见，面对现实，目前确实也只有这样办。
我建议还是老宗去接见，答应他们成立“工红”的要求。至于活动场所，现在工人文化宫是“主力军”总部，工商联是“红老兵”总部，别的也没有地方了，只有把剧场给“工红”做总部，要跟剧场协商一下双方怎么使用。关于经费，跟“主力军”一样，给他们三千元，同时也要对他们提一些要求、做一些教育。
老宗说，我不去！大家沉默。是的，老宗有这个情绪，是很可理解的。老李说，老宗，杨书记的意思，是不能光让你做“恶人”，这“好人”的事情也要让你做。老宗说，我不在乎这个。老李说，这话当然对，但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复杂情况。你说不去，那我们也不好去，只有杨书记去。
他说，大家的心情我知道，情况确实变得有些复杂，但正如老宗所说，我们不在乎这个，不以个人得失为转移。到目前为止，老宗一直处在第一线，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贯彻常委会的集体意见，这有常委会的记录为证，有我们这些人为证。“恶人”不好做，“好人”也不好做。明天谁去接见“工红”，按照今天的意见，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做了“好人”，但在另一面的群众看来，那就是“恶人”，他们就要对这个同志有意见。这两个方面，都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误解，或者是对你自作多情，或者是对你怀有恨意，我们都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我们的思想立场和工作，决不以此为转移。如果我们为党的事业蒙受某种程度的冤屈而又不好解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是为了工作，我们是有原则性的，血管里流的是血，水管里流的是水。明天不管谁去，都要对群众说明，是代表市委去的，以前不主张成立“工红”是市委的意见，现在同意成立“工红”是市委重新研究之后的意见，这样说就没有矛盾了。我看，老宗和我除外，你们三个人当中随便哪个去。为什么我最好不去呢？因为现在有的群众说，杨书记是同情和支持“工红”的，老宗是同情和支持“主力军”的。我们虽然不听这种无稽之谈，但也要避免让群众形成这种印象。我是书记，我一出面，表态就一百八十度转弯，这样不好。老魏还没有去接见过群众，明天就由老魏去经风雨、见世面，怎么样？他举起手来，结果都举了手。老魏说，好吧，我准备“主力军”对我有意见，横竖我们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想有个人样也不可能了。
大家又是一笑。
没想到，第二天先是来了市一中的上千名学生，还有教师。他们要打倒校长蔡美凤，他们要求市委为高均老师平反昭雪。蔡美凤，还有工作组留下的联络员老姚，被学生押到市委门口来了。学生，加上围观群众，把中山塔门口站得满满的。批判会当场举行，诉说蔡美凤如何执行资反路线、如何迫害致死青年教师高均。
比起朝阳中学和医校，市一中这个“学生运动”迟来有三个月，但不同的是，人数一下子比较多，说明着该校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这大约也是酝酿时间较长的结果。在运动较为深入、改变了人们的一些思想的这个时候，情况也就不同了，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于是，蔡美凤在市一中的“一统天下”崩溃了。
他对市一中这件事，由于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还有前面两个学校的经验教训，精神上有一定准备。当门口的情况反映到里面，他也就胸有成竹，可是他也别无更好办法，还是只有让蔡美凤“经过去”。
看了学生们提出的《强烈要求》，他让老程先去会见师生代表，一是支持革命师生对蔡美凤执行资反路线的揭露批判。二是高均执笔写学校领导的大字报，以及他到北京去参观学习，都是运动当中正常的行为，不是反党行为，不能因此说高均是反党分子。第三，市委认为高均是一个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高均自杀身死是不幸的，要由教育局组织专门调查，学校师生应该积极提供真实的情况。第四，市委撤销蔡美凤市一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职务，责成蔡美凤向革命师生作出深刻检查，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五，工作组联络员老姚，回原单位法院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再担任市一中联络员，但必须积极配合对高均自杀事件的调查。第六，希望革命师生学好用好《十六条》，执行党的政策，对蔡美凤要文斗，不要武斗，到了下班时间要让蔡美凤回家。如果师生代表同意这六条初步意见，他就到门口去接见他们并讲话，如果还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商量，而如果有开除党籍的要求，回答是：根据中央精神，此类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就在市一中学生聚集市委门口的时候，“主力军”数千人上街大游行，呼喊“誓死保卫亭州市委”、“严惩‘工反’一小撮打人凶手”的口号。得到这一情况，他马上让办公室打通老刘的电话，要求游行队伍不能到市委门口来，并且要避开学生回市一中的路线，以免发生误会和冲突，还有，要求他们取消“保卫市委”的口号，我们只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焦虑使他不能等程主任来报告情况，就主动到“文革办”去了。他一进门，看到程主任正同十几个学生谈着呢。学生们看到他，马上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他的到来。他坐下来，和颜悦色问，谈得怎么样了？程主任说，市委的六条意见都谈过了，正在谈开除党籍的问题。他说，市委总的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是同情高均老师的不幸的，而且高均老师从北京写给我的信，我也收到了，信写得很好，适当时候我要把这封信交给高均问题的调查组。市委答复你们的六条意见如果还不全面，你们可以提出修改、补充，关于开除党籍，根中央精神，现在不好处理。以前我们处理过朝阳中学的问题，开除了曹校长党籍，那个处理是过早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后果也不好。所以，以后就没有运动中开除党籍的，对蔡美凤，这回也不好这样处理。我们重在对她所犯错误的揭露批判。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处理要以结论为基础，是不是？我想同学们能理解这一点。如果是这样，如果大家对六条没有原则的不同意见，那么我们就一起到门口去，我要看看全体同学们，跟同学们见见面、讲讲话，欢送你们胜利回到学校去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好不好？他的话音不觉就带上了热烈的感情，学生们犹豫片刻，鼓掌同意。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招，让大家跟着他，向外面走去。
几十步之外，出了中山塔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密集的许多中学生娃娃们稚气的脸，无数的眼睛老远就仰望着他、观察着他，让他感到自己将要说出的每句话对他们都是那样重要。在看到这些学生的同时，他注意到在队伍的最前面，有两个显然是被押着的低着头的人，那是蔡美凤和老姚，胸前挂着硬纸做成的大牌子，上面用墨笔写了“打倒……”的字样，令他心中悲悯、为之颤动，但好在还不是六十斤重的铁块。世界就这样又一次在他眼前被颠倒，而被这些青年人视为正义的申张和勇敢的行为。总之，他就又一次面对着这样的“革命”场面和不可回避的现实了。学生们呼喊起激昂的口号，形成一股声浪向他扑来。在一定距离站住之后，一个学生头头大声说，欢迎市委杨书记讲话！鼓掌声迎面而起，声音显示出一个范围，外边是围观的群众。
他进入了角色。大体按照六条意见讲了话。当他说到撤销蔡美凤党内外职务时，蔡美凤发生了要往下瘫倒的情况，但及时被站在她两边的女学生叉扶住了，只有旁边少数学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保持了镇静，而他却看得很清楚，所以当他说到第六条意见时，语气上有所加强，他想，这也许能使蔡美凤听了得到些安慰，不能让她成为又一个曹家骏。
就这样基本上较顺利地处理了市一中的问题，学生们押着蔡美凤和老姚，一路高呼口号，凯旋归去。
那天上午就那样过去了。他打电话给老魏，问，“工红”方面有无情况？老魏说，我一直呆在办公室，就等着他们来，可他们没有来，怎么回事？他反问，你说呢？老魏说，也许下午要来吧？他说，我看也差不多。你跟老黄说一下，中午好好休息，作好准备。
下午，“工红”方面果然出动，人数达到两千，队伍有壮大之势。他们在街上游行，口号有“打倒走宗进庭、打倒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正当他得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时，另一方面也有了情况，老程电话里说，剧场和剧团上百人到了市委“文革办”，他们不答应把剧场给“工反”做总部，理由是剧场每天都要演出革命样板戏。
他在电话里对老程说，演出革命样板戏当然很重要，但演戏是在晚上，白天不演，划出一定的办公区给“工红”就可以了，“工红”也不会反对演出样板戏的。至于舞台和场子，除了开大会借用一下，都是剧场剧团使用，处好关系，并不矛盾。
老程说，剧场剧团群众都属于“主力军文化支队”，他们跟“工红”不合家，他们称“工红”为“工反”，是很蔑视的。他说，既然是这个情况，也好办，跟“红老兵”以及工商联有关人员联系一下，让“红老兵”跟“主力军纠察队”移到剧场来，把工商联借给“工红”，这不就都解决了吗？
老程说，“工红”正在游行，马上肯定要到市委来，火烧眉毛眼前急，万一“红老兵”工商联那边的工作一时做不下来怎么办？
他说，现在先把剧场的人动员回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市委需要研究、协调，到时会有答复给他们。这样避免他们跟“工红”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至于“红老兵”工商联那边，我让老魏去做工作，来得及。
他对老魏说明了眼前的情况，要老魏立即联系洪局长，还有老刘，要求他们顾全大局，服从市委的安排。如果他们不想离开工商联，那他们就要负责把剧场的工作做下来，二者必居其一，要立即有明确回答。
老魏的秘书很快把老洪老刘请进市委，老魏（有老黄在旁）跟他们摊牌，结果，这两个人保证把剧场剧团的工作做下来。老魏没有让他们离开市委，当场一个电话到“文革办”，由老程领着剧场剧团“主力军支队”两个负责人到了老魏的办公室，老刘当面下了命令，而老洪本来就是文化局长，是剧场和剧团的顶头上司，虽然现在是造反的时代，但他们作为“保守派”，对老洪这个上级还是认的，老洪对两个头儿说，市委的决定，无条件执行！这句话实际上比老刘的命令更管用，问题也就解决了。
最后，老魏还问，你们是不是党员？结果来的两个人都是，老魏说，今天我也是以市委监委书记身份跟你们见面，你们既然是不造反的，是听市委话的，那就要看在这个特殊时期你们的党性怎么样！两个头头也就表示服从，到门口去领了剧场剧团群众离开了市委，回去做工作。
一切虽然紧张、危急，真是火烧眉毛，但问题的解决顺利得出乎意料。当“工红”的大队人马到了市委门口，陈安国等几个头头到“文革办”谈判时，老魏和老黄已经胸有成竹等待着他们，向他们传达了市委的研究决定：
承认“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亭州市文化大革命的合法革命群众组织，批给三千元文革经费，临时安排亭州剧场一部份办公区给“工红”做总部，“工红”如果需要开大会，可以借用舞台和剧场，“工红”有义务支持剧场的正常工作和晚上演出革命样板戏。
陈安国说，第一，拥护市委的决定，第二，对于昨天“主力军”方面到市委门口来冲打我们的事件，我们保留追究的权利，第三，剧场剧团属于“主力军”，我们“工红”总部安在那里，他们不欢迎，还可能捣蛋，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也提请市委予以关注。
陈安国总是这样“有预见”，义正辞严，老魏也出乎意外地给了一个很干脆的回答，说，我个人注意到了你说的这几条，一定负责转告市委引起重视。现在，是不是由程主任跟你们到剧场去落实“工红”总部的问题？
陈安国说，别忙，我建议由魏书记到门口去接见“工红”的群众，给大家讲个话，讲话之后，我们也不能就在市委门口解散，还要到街上游行一圈，表示对市委决定的拥护支持，游行以后，队伍解散。剧场方面，我们今天不去，请“文革办”去把市委的决定落实好，我们明天下午就要借用剧场开大会，到时还要请市委给我们“工红”挂牌子，程主任至少要光临。
对此，老魏他们只好表示同意。老魏后来向他汇报说，想不到一个青年工人这样能说会道有能力，我本来总认为他们背后会有人，但看来就是他们自己。
就在第二天，果然如陈安国预先说到的，出了问题。他于事后，也就是硝烟尚未散尽时，得到了程主任的报告：
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天下午一点半，工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亭州剧场，一千五百座位很快坐满，并且四周也站满了人。一点三刻，全体起立唱《国歌》。陈安国主持，用他那声如铜钟的喉咙和激烈的言词发表简短的演讲，掌声雷动。
首先宣布作为“工红”发起人的五十六人名单，他们只要本人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就永远是“工红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行动委员会”也就相当于“元老院”，不再增加新的人选，今后“工红司令部”决定的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行动委员会”讨论批准才能付诸实施。对这五十六人，如无不同意见，鼓掌通过！会场上一阵热烈掌声，并且领呼了口号。
接着是选举“工红”司令部勤务组（也就是核心组）。候选人是此前五十六个代表酝酿推举的，一共五个候选人，第一刘克成（华兴机械厂工人），第二陈安国（亭州电机厂工人），第三赵家琪（水电安装公司工人），第四张大同（三布厂工人），第五谭向东（饮服公司工人）。除了刘克成在北京，其余四人都在台上，又获鼓掌通过。
接着宣布分工，刘克成为组长，陈安国为副组长，赵家琪为组织部长，张大同为宣传部长，谭向东为联络部长。接着是四个当选人发表演讲，口才都不错，剧场里一再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排山倒海的口号声。
这时，三千“主力军”跑步来到，堵住了剧场大门，占领和控制了门口广场以及附近街口，高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两个口号。
剧场里顿时炸了窝，群情激愤、一片混乱。刚刚当选的头头部在主席台上作出决定：一，原定的庆祝游行取消；二，以中排为第一队，左排为第二队，右排为第三队，一队接着一队，一个挨着一个，互相保护、一齐向前，从大门冲出去；三，冲出之后，不怕牺牲，坚决执行原定计划；四，谭向东用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刘克成通报情况。
陈安国一声令下，一千几百工人嗷嗷叫着从剧场里往外冲，把拦在剧场门口的“主力军”冲得人仰马翻，四面八方的“主力军”蜂涌而上，但“工红”的人迅猛突围成功、到达大街，就从四通八达的小街小巷里走掉了。
“主力军”随即整队在大街上游行，高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并且“胜利游行”到市委门口，然后折回剧场门口散去。
程主任把陈安国的演讲记录给他看，其中说：
目前在亭州各个工厂，所有革命造反派工人都遭到围攻、威胁、勒令检查、扣发工资、记进黑名单、关黑牢、殴打等等，就连家属、亲人、未婚妻也遭到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劝说动员”，亭州市的走资派和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保皇派“主力军”正在制造“白色恐怖”。他们妄图阻挠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要把亭州的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为“工红”发起人的五十六个工人代表，分别在自己的单位里遭到“白色恐怖”的威胁和迫害，无一例外遭到非法禁闭，受到非法审讯，但是，五十六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屈服的，并且继续为今天大会的准时召开做了艰苦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来发起人不止五十六个，但有几个人退缩了，表示不参加，只作为同情者，我们当然不能勉强他们。今天除了刘克成在北京，其余五十五个人都来了！同志们，弟兄们，现实正在给我们上最严峻的一课，它说明“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即使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也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句漂亮话。《十六条》早就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会让我们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他抑制着心的怦怦跳动，问，怎么会有这份记录的呢？程主任说，下午一点，陈安国打来电话，说半个小时之后“工红”将在亭州剧场召开成立大会，欢迎程主任率领观察员来参加，到时还要请程主任来为“工红”挂牌。所以我带了一个会速记的同志进了现场，亲眼看到了全部的情况。只不过没有来得及为他们挂牌。
他问，那么“主力军”是谁通知去的呢？老程说，“主力军”应当及时知道，才能把那么多人集中起来。成立“工红”的具体时间不可能不传出去。但也许是临时召集起来的，详情不知道。
他说，得找老刘谈一谈，把情况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行动是十分不妥的！幸好还没有造成伤亡事件，这种事假如发生在民情暴烈的地方，没有几百人头破血流就不算。他问程主任，你说呢？程主任说，如果有必要，就由我找老刘谈，书记你暂时不要出面。他一听，老程是在爱护他、保护他呢。他说，陈安国所说的坚决执行原定计划，是个什么计划？程主任摇头不知。
老程回“文革办”去了。他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下来，觉得需要跟老刘老洪，也许还可以跟老宗，好好交换一下意见。他一时觉得，他跟王雪说过的那种不得已需要跟老宗摊牌的时候到了。但这么一想，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好像他是代表正确路线，而老宗代表错误路线，他来“炮打”老宗的“司令部”了。他跟老宗之间，情况有这么严重吗？当然未必。
他丢开这条绷得太紧的思路，心头顿时轻松许多。当然，清静无为是消极的，不负责任更是不对的，还是要积极做工作。他于是想到，面对此类严重问题，不做工作不行，做工作也只有从轻微处入手，和风细雨，留有余地，因势利导，以免被动。他叹口气，好像刚刚经历崎岖，踏上平坦一样。他决定当天晚上就开常委会。
老李说，情况是造反派突然强行进入剧场开大会，还打伤了剧场人员。剧场里是“主力军文化支队”，所以“主力军”就出动人马前去支援，这很自然，但做得还是有分寸的，没有冲进去，也没有动手，仅仅“围而不攻”，并且网开一面，是把造反派吓跑了。不是说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吗？“主力军”是群众，“工红”也是群众，你放开了这只手，也放开了这只手，结果这手要打这手，这手也要打这手，你说你支持这手呢，还是支持这手？人只有两只手，从来不曾有人说我只要这只手，不要这只手。这事情难办，很难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两只手都不敢动了，这就叫束手无策。到底他们是要刮风，还是要下雨，是要翻跟头，还是要竖庭心，那就随他们吧，现在是各种人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天反正掉不下来。
老魏说，市委对于运动，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比较有利。我们的工作，做得下来更好，做不下来也不要紧。《十六条》第四条说了，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昨天我和老黄虽然已经答应“工红”借用剧场，程主任也跟剧场打过了招呼，但他们今天的方式不妥，人马突然涌到剧场里去，样子好像整个剧场都是他们的了，还把前来查问的人员打伤了两个，完全是反客为主，不造成对立才怪！要说他们是首创精神，那么“主力军”去包围他们、向他们示威，也是首创精神。我们要去掉一个“怕“字，让他们去首创，看最后首创出什么来。双方差点发生大武斗，好像是个乱子，但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角度看，就不一定是乱子，可能还要看成好事。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不要怕出这个乱子。他们双方，乱过来，乱过去，首创过来，首创过去，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就会自己教育自己，会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不是无所作为呢？不是的。比如，“主力军”这个行动对不对？欠妥。我们要批评他们。“工红”对不对？我们认为就连成立“工红”都没有必要，但他们不听，硬要成立，还提出要这个、要那个，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他们是群众，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我们硬要“主力军”听我们的，或者硬要“工红”听我们的，你怎么“硬”法？现在是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总之你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我在家里想来想去，把《十六条》学来学去，结论就是这样。话说回来，你不这样，你又能哪样呢？今天开会，我们沟通一下，心里就更有数了。还是那句老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也不敢要钓什么鱼，首先是把船坐稳了，等风平浪静，上了岸再说。这就是我考虑到的对策。
他听下来，老李老魏说法不同，但意思一样，就是管不了、不用管、随他们去。他们都“活学活用”了《十六条》，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带着情绪、带着讽刺、幸灾乐祸。不管怎样，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反映和态度，也有参考价值。他抽着烟，点点头，等待着另外二人的发言。
老李老魏一般是喜欢先讲，老黄一般是不好落在老宗后面，因为老宗职务和资格要高一些。老李老魏拿眼睛看住了老黄，就等着听宣传部长的高见。
老黄说，问题很清楚，工人分成了两派，一派已经成立了全市性统一组织，叫“主力军”，一派正在成立自己的组织，叫“工红”，或者叫做“工反”，作为我们，还是称他们“工红”为宜。“主力军”出动大批的人，包围了“工红”成立大会的会场，堵住了前后出口，而“工红”发现这一情况，就冲出了会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突围的散了，包围的也散了。但“主力军”的行动不会到此为止，“工红”也不会善罢甘休。我们没有单方面支持“主力军”，更没有指使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关于对策，正如刚才二位谈到，要让他们心平气和，谋求双方的团结。问题在于，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要做得下来，需要什么条件？我认为，既然市委已经明确表态，成立“工红”是合法行为，而且也协调了“工红”总部如何借用剧场，那么“主力军”包围剧场的行动，则明显是不对的成份要多些。我认为要很明确、很坚决地表这个态。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如果要进一步，关于这次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可以形成市委的一份文件，向全市宣布，并且交到双方的手上。至于“工红”这边，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他们这么多人进入剧场，态度怎么样？据说还打了剧场的人，即使不是打伤，打了一下也不行，说话骄横一些也不行，这容易成为导火索。为什么不能礼貌一些、策略一些呢？我们这样对双方都进行批评教育，才能完整表明市委的正确态度，有利于开始一种新的局面。要不然，他们双方的冲突还会继续下去，局面就会失控。
文革以来，老黄的发言，老宗一般都不满意，这涉及到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根本看法，但看法仍是隐晦的，都没有明说出来。不过，今天讨论的问题，不应当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情况都明摆着，老宗难道会有相反意见吗？大家的目光都朝向老宗，他也在等着。
老宗说，亭州的群众看来是正在进一步发动起来，不过不是我们放手发动的，我们不敢贪天之功。事已至此，你不放手也要放手。但现在两派群众打起来了，你还要放手吗？我认为还要放手。《十六条》上只有放手二字，没有收手二字。不放手，矛盾暴露不充分，问题解决也就不充分，夹生饭不好吃。所以，老黄提出让市委出个表态的文件，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还不到时候。现在是点到为止，让老程出面，该说的说，该劝的劝，就行了。
“主力军”是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我认为是对的，他们不但不想打倒我们，还要来保护我们，他们反对天下大乱，他们是一支健康的可靠的力量，我们凭什么要形成一个文件去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现在问题逐步明朗化，阵线已经清楚。看问题要深入一步，不能停留在表层，处理问题也要深入，不能顾前不顾后。
“工红”无非认为“主力军”是我们组织起来、是我们支持的保守派、保皇派。好，就让他们这么说。还可以就让“主力军”解散，就让我们这些人里的一个，比如我，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真是“桀纣罪人，其亡也忽”，我这个罪人就“忽”过去了。但这就完了？没有完。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我一个，“主力军”也不是莫名其妙产生的。我这个人可以死掉，“主力军”可以散掉，但是有阴魂啊，阴魂是不散的。今天是阴魂，明天就不会变成阳魂了？这就要看这个阴魂的性质，看它内里有多少阳气，就是有多少合理性。如果我身上没有合理性了，你们就不会把我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就让我烂掉算了，如果还有合理性呢？你们不拉我，我就要在棺材里大喊大叫，让你们没有好日子过，过也过得不安心。
杨书记给我讲解过黑格尔，说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要灭亡的。这两层意思真狠！但其实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生和死，该生的都会生出来，该死的都会死过去，一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眼前的风云变幻有多么了不起，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就有多了不起，我们也是要灭亡的，只不过我们的时候还有好长一段，还有我们的历史使命要去做。天阴着的时候，最让人心里难受，天边起乌云了，乌云要下雨了，雨要下大了，还要刮风、闪电、打雷，好，这就好。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有信心。
老魏笑道，老宗啊，你躺到棺材里，我可不去拖你，我怕。老李也笑道，我也不去拖你，我还要在棺材盖上再加几根长钉。老宗问，老黄，你说呢？老黄说，你又不是我害的，我问心无愧参加追悼会，为你伤心，假如你又活过来了，那就算你命大。
常委会就这样开起玩笑来。
他观听着，都是言如其人，各人的立场态度其实很分明，其中有对立之处，只不过保持着一团和气罢了。老宗言语虽奇，态度却在他预料之中。他也就“和”了进去，笑道，老宗，你如果死过去，又活过来，这就叫受了惊吓，像《牡丹亭》的杜丽娘那样，死而复生，活过来还是一个大美人，叫做“其兴也勃”……
老魏说，书记你停一下，你们两个私塾底子深，动不动给我们跩文，我们听不懂，刚才说的什么文言，还有什么大美人，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他就讲解说，刚才老宗提到的话，出于《左传》，原话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一个人懂得把问题归罪于自己，他就会好，兴旺；一个人总是把问题归罪于别人，他就不会好，要亡。所谓归罪，也就是自我批评。禹、汤的做法，是多批评自己，少批评或不批评别人，是宽厚的，能团结人，结果是国家兴旺。孔子提倡“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就是这意思，这就做出了好榜样，带动老百姓也不争、不怨、能让。人民内部形成这种风气当然是好的，是理想境界。桀、纣的做法正好相反，是“罪人”，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问题归于别人，这就搞不好，最后是亡国。禹、汤、桀、纣，这四个，都不是一般人，是帝王，他们的好与不好，也就不是他们个人的私事，而是与国家的兴亡有关，所以要载入史册。过去我们读私塾，先生就是这样讲的。不过，刚才老宗引用的是后一句，说自己是个“罪人”，这是望文生义，其实原意不是这样。还有，也有人把这两句话断开来引用，只取其八个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形容一个朝代的忽兴忽亡、时间很短。这样引用叫断章取义，未尝不可。老宗，是不是这样？
老宗说，你讲得好，能去做一个语文老师。他笑道，我确实想做一个教师，那也很有诗意，但看来不可能了。过去有位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拿这两句话问过毛主席，意思是共产党得了天下，可算是“其兴也勃”，那么今后会不会“其亡也忽”？这话问得真是尖锐。毛主席回答说，不会，因为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决不会重复那种历史悲剧。
老李说，好，好啊！老魏说，你光说好，你能把好在哪里说出来吗？老李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像你这个人，明明不好，我不能因为怕你说我“罪人而不罪己”，就不说你不好；我该说你不好，还是说你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好不能说成不好，不好不能说成好。
老李有这样的口才，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魏说，再请问杨书记，那个大美人我还放心不下，她能死而复生，是个什么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是不是请老黄讲，他是专家。
老黄说，书记考我了，我就试讲一下，也不过是大学课程里学过的。明代一个剧作家汤显祖写了一出戏，叫做《牡丹亭》，其中女主角叫杜丽娘，梦中游园，会到一个书生，叫柳梦梅，二人梦中相好，惊梦醒来之后，杜丽娘就得了相思病，一病而亡，但正如老宗说的阴魂不散，死了还相思，而柳梦梅确有其人，也记得梦中相会的这位小姐，心中难忘，就来寻找，这杜丽娘受了爱情感召，又活过来了，生而死，死而生，这戏在那个时代是进步的，有反封建的、自由解放的意义。
他点头说，讲得不错，大体就是这样，听来还很新鲜。老魏问，什么时候能看一看这出戏呢？老李说，那不是样板戏，那是封资修文化，是“破四旧”的对象，你看不到了，你除非也到梦中去看，说不定也能遇到一个大美人呢！大家又笑了起来。
那天的常委会，竟就在一种轻松的心情下草草结束，乘船返回亭州。笑话虽然说得不少，至少他心中其实是沉甸甸的，并不真的就能轻松起来。
老程第二天一早打电话给他，说昨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跟老刘通到电话，问了老刘，“主力军”派人包围亭州剧场是怎么回事？老刘说，是有指示的。问谁的指示？老刘回答，电话里不说，以后再告诉你，布置我们“围而不攻”，呼口号，起攻心、震慑的作用，所以“工红”那边冲出来，这边基本上没有动手，把他们逼走、赶散，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就行了。
搁下电话，他默然良久，直感告诉他，对“主力军”作出这一布置的，就是老洪他们这些“红老兵”，他们会像孩子似的“顽皮”、像打游击战似的“灵活”。他们不愿眼睁睁看着“工红”成立起来，可是现在的形势又需要很讲策略，这“围而不攻”，是从三大战役学来的，真是“活学活用”到家了。但假如这样下去，就全不上路子了。
另一方面，对于造反派这些人，确实也越来越不能公然拿他们怎么样，从十月以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总是说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能转移斗争目标，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照起来，这是为全国的史宏、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说话的，而“主力军”的性质，却该属于社论里说的“受错误路线蒙蔽”。但“主力军”自己，好像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写的大字报传单上（办公室有专门人员收集这些材料），也大段引用着中央的这些社论，只是被“工红”那边讥讽为“乌鸦用孔雀的羽毛装扮自己，乌鸦还是乌鸦”。
党中央十月五日批转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关键，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什么分子的人，要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也要交还本人或当众销毁。从报纸上可知，首都造反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代表中央文革作了讲话，张春桥宣读了军委、总政的这份《紧急指示》。不仅如此，中央十一月十六日又发下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重申了这些指示，并且说这些指示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其最后一条说对犯路线错误的干部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等。
从这些情况看，亭州的运动是“落后”于北京好远的，但终归要像北京那样翻过去，那时，像老宗、老洪、老刘这样的人（以至于包括他这样的人），就属于中央指示和社论中说的“犯路线错误”的了，而“主力军”也就成为“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就要站不住脚，就要解散，到时还要请“工红”高抬贵手、注意团结这些人，“不要给他们戴保皇派之类的帽子”。
亭州的这些造反派，对这些情况好像还不一定很了解、很掌握，否则他们的反抗将更强硬更激烈。这些人“天高皇帝远”，但他们既然起来造反，怎能不受到压制打击呢？总是要给他们“秋后算账”的，总是要记录、收集、整理他们的材料的，总是要准备着把其中有的人打成什么分子的，这就是政治常理，也就是老宗他们心中的秩序所在。要说“挑动”，总的来说，矛盾倒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挑动起来的，本来天下太太平平、安安静静。
当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挑动，矛盾就会这样呈现出来，而不是那样呈现出来，这就反映着原有的社会矛盾，只不过是隐伏着。毛主席看得确实是准，他就知道群众可以这样发动起来，他有《矛盾论》的思想，说过要用对立统一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明摆着很不理解的不光是干部，还有“主力军”这样的基本群众，跟造反派形成了直到目前还在进行的较量、斗争。
虽然一再宽宏大度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干部们还不想认这个账，不想顺着这个竿子爬，多数在观望，还有人好像也不怕做那个百分之五似的。你看老宗、老洪这些人，《十六条》呀，中央一系列的社论和文件指示呀，不是不知道，但丝毫没有改弦易辙之意，而且正在扩大、加固、坚守自己的阵地，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至于老魏、老李这些人，不用说，也是倾向于老宗他们的，随时准备明确站到一块儿去。相比之下，老黄就是一介书生、有点孤立，但老黄也绝不是一个呆子，说话时还是注意到两点论的，这就意味着随时可以改换口气。
偶尔与滞留在北京的朱大明市长通电话，听起来欲言又止、忧心忡忡。而他作为书记，虽负有把工作做好的责任，却也并无紧跟中央社论的意思，有了点“观潮派”的意味。情况真有点特殊。什么道路不道路且不谈，先就这形势，就不大好弄。试问天公，这何日是了？了而以后又将如何？他站在桌前，点起一支烟来。
他看着桌上新到的报纸，那上面总结性报导着毛主席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先后一共检阅了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既作总结，看来以后不会再作这种检阅了，作为“发动”，已经足够了。检阅的情况，他虽没有到北京去，在全国放映的大型彩色电影纪录片上也看到了，并且组织全市人民都看过了。想想毛主席七十三岁的人，这种意志，这种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确实真是了不起。
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有您才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发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您为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为我们年青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他反复看着党报上这句既革命浪漫、又不同寻常的话，努力让自己能体会纪录片上活生生的“红海洋”那种热烈可怕的革命激情，让自己多少跟上去一点，可是心里却很不踏实，无法消除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的那些焦虑，要想超脱，也不可能，正如他的年龄不可能从四十岁回到二十岁一样。
下午四点钟，老程打来电话，说各单位纷纷向“文革办”反映，“工红”造反派冲进保卫科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工会办公室，砸开文件柜、办公桌，抢走文革材料，有的还打伤了劝阻他们的人。从全市情况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看来，这就是陈安国所说的坚决执行原定计划。
他能回答什么呢？这些“文革材料”，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他也不知道，但各单位造反群众既然要抢，无非认定是“黑材料”，就是要给他们“秋后算账”的材料，这在他们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所以才这样拼命。而中央也刚刚专门发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文件，看来他们是掌握了的，不是没有掌握。
他说，有哪些单位，都登记了没有？具体情况要他们写成材料报上来。他就这样答复了程主任，其实，这样的工作，程主任他们自然要去做的，用不着他布置。
从当天到第二天，满街出现了各单位“主力军”的大标语、大字报，揭露这种“抢劫机密挡案，造成严重损失”的“反革命事件”，要“迎头痛击‘工反’一小撮坏分子的嚣张气焰”。如果把“主力军”的这些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集中起来看，就会觉得亭州简直到处都反革命暴动了。当然也不足为信。
下午，沉默了一天的“工红”，却理直气壮的闹到市委，他们集中了上千人，举着“坚决销毁黑材料”的横幅标语，抬着两麻袋“黑材料”，来到市委门口，人越聚越多，呼口号的怒吼声浪一阵接一阵，传进机关大院的深处。他们要求市委书记亲自接见，为头的是赵家琪与张大同，也就是“工红”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得到这消息，他特地把中央十一月十六日的《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又看了一遍。
中央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市委在有关会议上，也作过传达布置，但后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各单位是如何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好像这个问题在亭州没啥似的。现在，一下子闹出事来，那两麻袋东西不会是造反派装进去的废纸，当然就是各单位所做的有关文革材料，多半也就是造反派说的“黑材料”。各单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大体也就是老宗为代表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做的文革材料，在造反派看来，怎能不是“黑材料”？“工红”这是有备而来，这个问题回避不了，必须亲自处理，常委会是来不及开了。
他到文革办公室坐下来，让老程叫“工红”派代表带上两份典型的材料进来谈，其余的工人在门外等着。结果进来的是赵家琪、张大同等十人。
赵家琪是一个大圆脸，中等身材，短脖子，显得头大身小，说起话来眉眼皆笑，而说的话却不含糊。张大同也是三号个子，清瘦一些，长脸型，戴着近视眼镜，有种遇事认真的气质，就是三布厂以“一个共青团员”的名义最早写大字报支持学生静坐的那个工人。他说，张大同，你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张大同说，是父母请对门五柳先生起的。五柳先生？他很奇怪。我们从小都称他五柳先生，其实他姓吴名柳。张大同见他有诧异之色，作了解释。他问，那么你晓得“五柳先生”的出处吗？张大同回答，那是陶渊明文章里的人物。他又问，张大同的这“大同”二字是什么出处？回答说是“大同社会”的意思。他问，你能说说这个大同社会吗？张大同就背诵起《礼记·礼运》上的那一段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一个工人不但知道陶渊明，还能流流下水把《礼记》的这一段背诵下来，真让他没有想到，连连点头说好。别的工人都很惊奇，多数人是不知道有《礼记》这么回事的。不过，古圣阐述的这一精神，听了似都能领会和赞同，好像他们心中原来就有。
在一种稍稍融洽了的空气中，他让他们把情况简要说了一遍，而后就看他们带来的两份材料。一份是立新通用电机厂的，材料内容是本厂人员运动以来基本情况名单，全厂二百六十人，列为左派的有七十人，列为中右的有一百三十人，列为右派的有三十八人，列为极右的有二十二人。是十月底的会议记录，与会人员有厂领导五人，厂“主力军”支队头头五人。这样，全厂多数人都进了“黑名单”。一份是胜利仪表厂的，也是十月底的记录，也是排列全厂人员左中右，同样把多数人都列进了“黑名单”，并且对十五人收集有专门材料，有谈话笔录，有片纸的及时的报告。
他问，你们带来的两麻袋材料，都是这些类型的吗？张大同说，各单位送来之后，我们全部看过了，像这样的具体材料占一半，还有是各单位做的《文革简讯》，油印的，而且注明“保密”，本单位什么人写了什么大字报、参加了什么活动、说了什么话，上面都有。我们认为根据中央精神，这些材料应该当众销毁。
他看着、听着，如果站在旧的习惯上看问题，做这些材料，也可算一种正常工作，只是水平不高，并且在对人员的分析方面，未免把形势看得严重了些，而那种“黑名单”，也是阶段性分析，并不等于就是定论。但如果站在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立场，站在眼前这些义愤填赝的工人们的立场，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而中央是站在文革的、以及这些工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如果他不站在中央文件的立场上，眼前这事情就处理不下来。面对这些简直可以说是不像样的材料，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看来，情势逼人，但处理还是不能简单化。
他表态说，中央九月份有个文件，主题是要保障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要防止坏人趁乱进行破坏活动。中央十一月份又有一个文件，主题是关于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材料如何处理。根据中央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根据你们拿来的这些材料的内容，我同意你们提出的主张，当众销毁！但是，具体执行，要有步骤，不是马上拿出去一烧了之。工作还是要做得细一些比较好。怎样细呢？我看不要怕麻烦，也麻烦不到哪里去，你们留几个人下来，市委“文革办”也派两个人，一起把这两麻袋材料，一份一份过目，哪个单位有几份，登记下来，并且就由你们负责鉴定，把属于该销毁的归一堆，贴个封条；还有不该销毁的，或者不必销毁的，另外归一堆，也贴个封条；你们都在清单上签字个，表示负责。不销毁的，可以留在“文革办”，日后转给原单位；需要销毁的，要约个恰当的时间地点，通知各单位的有关人员、有关群众到场，当众销毁，大家见证，也促进文化大革命正常开展。如果对我这个说法，你们没有意见，你们就商量一下，哪几位留下来做这个工作，其余的人跟外面的群众说明情况，让大家散去。好不好？
他当然是诚心诚意，也自以为想得周到。不料，张大同从他的背包里拿出用十六开白纸钉的一个本子来，上面一行一行打着表格，详细登记着这两麻袋材料。张大同说，登记工作我们事先已经做好了，为的就是防止有人污蔑说我们烧了什么不该烧的东西。市委“文革办”可以查验，看我们的登记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没有问题，也在登记清单上签个字，这样马上就可以当众销毁，因为要动员门口这些群众解散，恐怕不容易，他们当中许多都是上了这些“黑材料”的，让他们看着这两麻袋材料存放在这里，他们不会答应。
他把张大同的本子拿过来看，登记确实详细，而且每页都有三个人签字，说明着这个工人办事认真细致的性格。这一来，他倒是没有退路了。他说，行，你们去把麻袋拿进来，让程主任看一下，如果符合登记，就在上面加个签字，把材料在中山塔门口立即当众销毁，不要拖拉了！十个人都感激于色，并且立即有两个人出去将两个麻袋抬了进来，扯住一倒，两大堆材料赫然在地，并且已经分门归类，有点惊心动魄。
程主任就抽看材料，对照登记簿。老黄走进来，他站到一旁，把情况向老黄说了，老黄也同意这样做。程主任抽看了几十份，说，从抽查看，登记符合事实情况，都是可以销毁的。说罢就在张大同递过来的登记簿上签了字。
他吸了两口烟，断然说，这事情就这样了，把麻袋抬到门口去！请黄部长主持，我讲个话，然后当众销毁！我们要对群众说明，这些材料上所排列的什么左中右的名单，都不算数，受这种影响在本单位被打成、或者被视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危险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的，也都不算数，大家轻装上阵，团结一致搞好文化大革命。各单位在前一阶段这样做，是一种旧的习惯，责任在我们市委，主要由我负责，大家在单位就不要追究是谁的责任了。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按照中央社论要求的，不要说人家是保守派、保皇派，不要反过来歧视人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有这个胸怀，是不是？十个人都点头同意，在他挥手之下，也就把麻袋抬出去了。
他和老黄、程主任到外面时，工人整好了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种气势扑面而来，让他们感受到站在面前的这些群众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已经形成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斗争决心，虽然是文革召唤出来、形成起来的，虽然是以文革为其存在的前提的，但不是虚构的，应当加以正确对待，引导和利用到有益的方面，谨防其成为有害的方面。“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于礼义，则谓之乱人”，用于礼义呢，当然就是侠义了。私塾先生讲解过的这句《礼记》，其中道理好像能用于眼前的情况。
就这样，他讲话之后，两麻袋材料化成一堆大火，就连麻袋也丢进火中去了，四周站满激动的群众，口号声不断。直到最后的火焰熄灭，人们鼓掌欢呼，于是后队改作前队，离开中山塔门口，上大街作胜利的游行，一路高呼口号而去。他和老黄、程主任一些人几乎近于痴呆地站着,目送群众队伍的最后一排人消失在街口，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来到他和身边所有人的心上。刚才他们支持群众所做下的事情，其重大性，甚至是严重性，好像就在那一小堆余烬上升起，从空荡荡之中渐渐向他们压了下来……
市委门口销毁“黑材料”这件事，后来被称为一九六六年“11·28”事件。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