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沉渣
……一九六一年。那天，他在省城下了火车赶汽车，几个小时之后，到达亭州，就直奔医院。他到了妇产科，因为他记得乔丽是在那里工作的。他看到他的出现使妇产科的人们吃了一惊，目光里对他有着他所不解而又感到不祥的同情，后来就对他说，乔丽不在，你到我们医院人秘科去，他们一定在等你。但他迫不急待地问：乔丽呢？她在哪里？妇产科的人们对他摇着头，不知是他们不知道呢，还是不好对他说。他只好急忙到人秘科去了。
人秘科负责人偏偏不在，女秘书请他坐下等一等，倒了杯水给他，就出去为他找人。他坐在空荡荡的人秘科里，心里充满绝望。女秘书回来了，告诉他：再等一会儿人就到。他走上前，问：乔丽在哪里？她出事了吗？女秘书的眼睛忽然红润了，有点艰难地对他把头摇摇，说，等会儿领导就来了。说罢就低头走了开去。他的心继续往下掉，事情显然是不好了。
门外的脚步声不止一人，他恐惧地站了起来，跟医院人秘科长一道进门的，竟然还有王校长！不用说，事情是更严重了！但一股温暖也油然流进他的心中。王校长！他失声而叫，哽咽起来，他还没有这样脆弱过，但控制不住！
他们使他冷静下来，使他准备接受他的家庭的严酷现实。然后告诉他：乔丽精神分裂，出事了，但大人还不要紧，问题是孩子没有保住。出事？出什么事？她抱着孩子投河了，被救了上来，但孩子不行了。
亮亮！亮亮！爸爸对不起你！无限的内疚撕扯着他的心。
他们还不得不告诉他：因为孩子是乔丽抱着投河致死的，所以乔丽负有刑事责任，她已经被捕。
乔丽！他一下子泣不成声了。他的灾难怎么这样大呀！让我代替她，我请求让我代替她，我毁了她的一生，都是由于我！只有我才是该死的人！
他们说服他冷静，王校长对他说，组织上对你是关心的，决定先让你回亭州来，回到医校，先是代课……
不，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
王校长说：郁平，你是接受过组织多年教育的人，我们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要正确对待，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王校长的话竟使他一下子停止了大大发作的情绪，他已经多少时没有听到领导的教育了，他是多么愿意听话呀，他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孩子，一个流浪漂泊、又被疼爱地找回来的孩子。他流着泪，点着头，接受了王校长所说的一切。
那天晏下午，他在看守所的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等候着乔丽的到来。他觉得他的双腿因为心里的悲伤而无力得几乎站不住。哪里能想到他与乔丽竟然有这样见面的一天！但这是事实，这事实正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活生生的牢狱相见的场面！而坐牢的不是他，是乔丽，女人，妻子！
来了！人秘科长在门外提醒他。他站了起来，一阵晕眩使他摇晃了一下，已见乔丽站在了门口，身后是穿便装的一个女看守和穿军装的一个男看守。他看到乔丽头发凌乱，脸瘦了黑了，那眼睛好像是他没有见过的，正呆呆地盯着他，整个的人都似乎陌生化、异样化了。但那当然是乔丽，他悲叫了她一声，把双手伸了过去，他泪如泉涌，视线一下子模糊起来。但乔丽把他冲撞得几乎向后跌倒，他的右手被她紧紧抓住了，接着是狠狠咬了他一口。他的心里大悲而又大快，好！好！他叫了起来，不知自己是痛哭还是欢呼。他跌倒在地。
吆喝声，脚步声，乔丽被拉走了。他爬站起来，追了过去，看到乔丽正被架着往里走，他急忙地用力地喊道：乔丽！我对不起你！乔丽不见了，消失在二道门里，门口有一个忠于职守的站岗的士兵。乔丽将以害死亲生孩子被定罪，她将被送去劳动改造，也许会被判死刑？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啊！
那天他被拉出了看守所，他哭叫着：她无罪，有罪的是我！
他盲目似的跟着医院人秘科长在路上走着，他滔滔不绝跟人秘科长说起他认为乔丽无罪的理由来：乔丽跳河是为了自杀，而不是为了害死孩子，既然她让自己和孩子都死，就说明她不是为了害死孩子，而是精神失常；再说，孩子是他与乔丽所共同的，他既然不责怪乔丽，那么谁也不能定乔丽的罪……
人秘科长说，我们也在为乔丽说话，也认为乔丽是精神分裂，并且向有关方面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材料，我们也希望乔丽能无罪释放。他对人秘科长真是感激不尽，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他跟科长走着，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科长停步问他：要不要看看孩子？
孩子？他这才发现，十几步之外就是医院的太平间。那里面全是死人啊！亮亮，你会多么害怕呀！爸爸来了！他鸣咽着奔向太平间……
他看到了亮亮，他抱起了孩子小小的僵直的身体，泣不成声！
他被科长劝着拉了出来，科长告诉他，孩子将被送去火化，由医院负责办理，不用他操心了，孩子的骨灰自然是要交给他的。他听着只觉得锥子扎心，但他知道，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了，他的脑海出现了亮亮被火化的景象，一团红火燃烧，最后是一小堆灰烬。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亮亮，一粒小小的苦果，一个竟然这样死去的孩子！他想起给孩子吃蛋糕时的情景，不觉泪如雨下。
他就暂时住在乔丽的那间小屋里了，他就这样回到了自己“家”中。小屋里床铺，桌椅，碗杂，用具，一切晏然，好像乔丽马上就会抱着孩子归来，但这晏然的一切也仿佛已知发生什么事了，都寂寞凄凉。他站在小屋当中，这是他出事以来，他的妻子和孩子单独生活了三年的地方。三年来，他对这里记挂着，思念着，又躲避着。他自己也已经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但当时他认为那样是最正确的，他怎么能知道，那其实是最错误的呢？他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愚人、庸人、俗人，糊里湖涂过下去，赖死赖活过下去，他为什么要那样清醒、那样自尊呢？
他马上着手写起了为乔丽的辩护书。他把乔丽夹在书籍里的结婚照片安放在桌上，就从乔丽过去是怎样单纯写起，他当然写到在他出事之后乔丽的困难，他写着，流起泪来，写不下去了，只感到他罪孽深重，从一开始他就罪孽深重，他这样的人本来就不该娶老婆，结果弄成了这样！
“……作为孩子的父亲，对于唯一的孩子的失去和惨死，我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他忽然流畅地写道，“我对于致死孩子的我的妻子，当然抱有遗憾，但是，我要坚决地说，她无罪！我的理由如下……”
他把写好的辩护书给王校长看，王校长神色沉重，后来目光匆匆一扫而过，没有逐字看到底，就给了他，说，你有为妻子辩护的权利……王校长忽然有点变了声，他看到，王校长说不下去了，眼睛红润了……王校长又劝了他许多话，他都听下去了，他渐渐看清了他未来的一条漫长的生活之路，于是，有一种决心也在他的心里渐渐产生……
他把辩护书抄写了一式三份。他带了一份去见乔丽，他要让她知道他的态度，他觉得给乔丽送去他的信任和理解，在他，在乔丽，都是最重要的。如果乔丽处在神智不正常的状态，也许倒好，如果她是清醒过来了，那么她将多么痛苦，她怎么掉进这样可怕的深渊呢！他一定要赶快给她送去他为她写的辩护书。
看守所就在中山塔也就是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所在地的旁边，这是因袭了明清以来的格局，县衙旁边就是县狱，他上次看到的那二道门，正是古代县狱的“狴门”。乔丽竟然进了那样可怕的地方，成了里面的囚犯，他仿佛置身一段古装戏曲故事之中似的了！他的事情，固然可以从宗进庭那里寻找根源，而乔丽出事，也是前因之后果，但他更多感到的，已经是他个人的“命”了，与别人是不相干的。一经认定了是他的“命”，他好像获得了更大得多的承受力，可以面对更多更大的灾难！来吧，都来吧，我倒要试一试你还有多么厉害！他的心里朝着自己的“命运”叫喊着。
看守所把他这第二次和乔丽的见面，安排在一个当中隔有木栏的屋子里。想到乔丽的令人担心的精神状况和她今后的生活，他恨不能立即像什么英雄似的把她救出来。他前所未有地想到了他的失责，一纸离婚协议实际上是一种懦怯和无知，却装作了勇猛和智慧！结果呢，乔丽在非常孤独无援的状态下崩溃了……他有显然的但不为人知的过错，人们将不会怎么责备他，反而将错怪乔丽经受不住生活的压力，但他其实无法为自己解脱。
他抬起头来，看到乔丽正从对面的一个门里被领进。他和乔丽互相地看见了，他止不住地痛心，但乔丽毫无表情，目光冰冷，使他更为心碎。他在木栏这边说，乔丽，是我对不起你，你是无罪的，你千万不要灰心，我为你写好了辩护书……他把手伸了过去。乔丽一时没有反应似的，但也似乎在考虑。他又说，乔丽，这一份是给你看的，我一定要为你辩护！他把手中的辩护书摇晃着，希望她拿去，就像他在把一颗心交给她一样。
乔丽慢慢伸手把辩护书拿去了，他多么高兴啊，他期待她能当场逐字逐句看一遍，好了解他是多么为她难过，是多么原谅她，并且要为她去努力，不言而喻的是：他多么爱她，他不但一直爱她，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她……
令他吃惊和绝望的是，乔丽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辩护书撕成了两半，她的脸上仍是一种无动于衷的冰冷的表情。站在她身后的女看守马上挟住她，把她拉走，那撕坏了的辩护书一文不值丢在了地上。他急忙大喊：乔丽，相信我！但是，一瞬间，他的眼前，唯有一个空空的门洞，在嘲笑他，让他的心头也如此空空荡荡。
她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什么，这对她还是会起好作用的。他转而宽慰自己，心情沉重地走出了看守所。
他到了公安局，得到的回答是预审已经结束，案子交给检察院了。他对公安局的人说，我认为乔丽无罪，我要为她辩护。公安局的人吃惊地望着他，无法回答他的话，而他说完自己的话也就走了。他被一种赎罪的心情支配住了，他的奔走虽然是为了乔丽，却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心。
他奔向检察院，幻想着检察院能对乔丽免予起诉。有关的人看了他写的辩护书之后，对他说，这对本案能起一定作用，但作用不会是无边的，因为乔丽致死亲生孩子，影响较大，引起的关注较多，民意也对她有一种道德的谴责，很难排除她有害死孩子的原意，我们不可能做到免于起诉……他急了起来，说了许多话，但他的理由其实都写在辩护书上了，可是他还是一直说到了底。检察官宽宏大量地让他说完，并且可以说是认真听他说了一遍，最后表示，会尽量充分考虑他的意见的。他感激而又抱愧地走出了检察院。他多么想大哭一场！
法院暂时是不必去了，因为案子还没有送到那里去。他想着，在法庭上他是要宣读他这份辩护书的，他要打动法官和每一个人民陪审员以及听众，他想象着法庭对乔丽当场无罪释放！那是多么感人、多么好啊！
他想着，走着，在一条小街上，一头碰见了宗进庭夫妇！宗进庭穿着天蓝色呢子中山装制服，肩上披着一件深蓝色呢子大衣，气宇不凡。兰贞高挑、丰满，红润，走在宗进庭身边。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女孩，都很像宗进庭，跟在他们身后，而兰贞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孩，用红缎子风衣很宝贝地裹着，这想必是兰贞刚生下不久的一个孩子了。
他觉得人间的幸福突然一下子照亮了他，对于这一家人当中的丈夫兼父亲，妻子兼母亲，以及三个孩子，他都怀着喜爱和祝福之情。他和宗进庭在现实中的对立关系暂时被无条件丢在一旁，他的不幸，乔丽的不幸，也好像是绝对可以丢在一旁的，他几乎可以像一个兄弟一样欢呼着向他们迎扑过去，向他们问好，同他们拥抱。他站在那里，等着他们，觉得他就要如他所想的去实行了，他兴奋着。
宗进庭一家忽然奇怪地站住了，这时他看到宗进庭的目光像剑又像冰一样向他刺来，对他很嫌恶，他的兴奋于是像什么似的一下子被惊醒、吓跑了，发觉自己刚才是在做美梦一样，是全错了。接着他看到宗进庭与兰贞交换了一下目光，而宗进庭做了一个暗示，于是他们只当没有看见他，转身朝旁边的一条路走去。他被抛在了他们身后，形影相吊地站在原来的地方。那男孩和女孩聪明地掉头朝他看了一眼，同情而又恐惧。
他感到他受到非常重的一击，这一击是那样无形、无言、而又致命。他眼前黑黑红红、耳中鸣响了一阵，经验让他以一种毅力坚持着移步到墙根，倚着墙壁，往下瘫去，昏死在地。
等他苏醒过来，宗进庭一家早已消失不见。他又一次感觉到，他早已无意于把宗进庭再看作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已经不考虑他的不幸从何而来，好像那已是他应有的了，他接受了他的一切，他要做的只是从自己的地方出发，走自己的路，不管这路是多么艰难困苦，他得到了一种大的孤独，感到了一种独自享受的隐秘的喜悦，来自生命的本身，来自活着的感觉，他更爱人间了，爱他看到的一切东西，他要欢呼：真好，真好啊！
尽管他还没有上班，但他只有在学校打发他的时光，他整天泡在医校的图书室里，一面等待乔丽一案的开庭，一面为他即将开始的教学做些准备。
王校长找他谈话，对他说，学校对你，一直没有忘记，现在你又有了新的困难，需要你更加不急不躁，把时间、过程，想得长一点，比较有利。不过，马上可能会有一个机会，是我在北京的战友告诉我的，我是作为个人，作为关心你的一个熟人，告诉你，让你有所准备，所以你也不要对别人讲，不要反而焦急起来，那就适得其反了。
王校长告诉他的，是对审干即将有一次甄别。
希望的火光在心头闪亮。他不是在乡下被用为代课教师了吗？他进而又回到了医校代课（尽管这是因为他的家庭出事）！一切都在说明，对于一个目标而言，他是走近了。也许，他的问题的解决，与乔丽的无罪获释，会一齐到来，那该是多么好！唯一的缺憾只是他们的亮亮没有了！
他回去写了一式四封信，寄给从中央到亭州的四级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再次说明他的案子是弄错了，请求按照历来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纠正对他所作的结论和处分。信寄出后，可以说，他几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他后来得知，亭州的管政法工作的“五人办公室”负责人就是宗进庭。那么，乔丽的事情最终也是归宗进庭管的了，他和乔丽不是都落在宗进庭手上了吗？如果宗进庭蓄意要打击他，一切就简直是在任其涂毒了！他立即想和宗进庭说到话，但他不如还是先跟兰贞说一说。他于是想好了他的行动计划。
他守候在一个巷口，从方位上看，那是兰贞上下班必经之地。他忽然发觉，巷子极长，不宽，阴森森的。巷子的一面是极高而巨大的砖墙，一直地向巷子里伸展开去，并且远远地转了弯，似乎向那边还会延伸好远，长城一样，有一种久远性。高墙是用质地最为坚密的小青砖砌成的，加上石灰勾缝，完好结实。他判断出来了，原来，高墙的那面，就是看守所啊，这高墙，就是古代县狱的高墙。他与乔丽，正只有一墙之隔！他用手摸着那高墙，多么坚固，多么冰冷！他仰望上去，更觉得那墙是无比的巨大高巍，天空也变得遥远了，令人心悸。他俯伏在冰冷沉默而牢不可破的高墙上，落下泪来。巷子另一面是一堆民房，在高墙之下显得极其低矮，光线也被高墙遮住，死一样寂静，疑非人间，而是鬼域，偶尔从里面竟然走出一个百姓来，脸上确实是死灰一般的颜色。他呆在那巷口，背后冷嗖嗖的令他胆寒。
路上已经出现第一批从机关下班的人群，都匆忙地走，从巷口一掠而过，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朝这位置特殊而可怕的小巷看一眼。
他终于看到了兰贞，她是一个人走的。他似乎胆怯怯地喊了她一声，并且跨出了巷口。兰贞惊讶地掉过头，更惊讶地看见了他，脸上顿时飞过一丝警觉与厌恶，然而立即改以笑脸相迎看着他了。他诉说起来：兰贞你一定是早已知道我的妻子乔丽的事了，我已经为她写了辩护书，她是无罪的，她并不是有意要害死自己的孩子，她的精神状况是不正常的，她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分明只是想自杀，也许连自杀的意识都不清楚，当时她一定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做什么，她是糊涂不清的，所以才造成了悲剧。我想请你能为我的妻子说情，她是无辜而且可怜的，而我呢，已经失去了孩子，我不能再失去她！
兰贞对他点了点头，似乎确实产生了一些同情。他继续说了下去：另外，我想请你跟宗进庭同志说，我感觉到，定我的案，直接造成我的冤枉，造成我这么多年不幸的人，就是他，但既然是家乡人，我不恨他，我只想问：他认为我欠他的债，现在是不是能算已经还清了？他什么时候才能高抬贵手？他这样做，自己是愉快的吗？
兰贞脸色严厉起来，似乎正在变得铁青，好像就要严厉地训斥他。他恭敬地朝她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而不管她是多么恼怒。
他走了几十步就到了看守所门口，大门上的小门开着，门口站着一个持枪的士兵。乔丽就在里面，在二道门里，坐在一间牢房里，牢房的后面就是那个高墙。然而，他不觉得和他隔得有多深、多远，不觉得有多么严峻和可怕，他觉得乔丽不久就会被放出来的。他刚才跟兰贞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也把老根子上的话说破了，宗进庭可能会认真考虑一下的，会有一种理性让宗进庭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他走进了“妇联”，跨进了挂着“主任室”牌子的一间，他对妇联主任谈起乔丽的事，他发觉正如他所料，她们是知道这件事的，这件事在小城当然是轰动了。他于是对她们诉说了起来，他说乔丽只是太痛苦，只是太爱孩子了，所以要带孩子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她把水里的夜色当作是一个好地方走了下去，她一定是这样想的，她甚至连自杀也算不上，更谈不上想要害死孩子了。你们不能拿她当“典型”！你们要为她讲话！他暗自奇怪，他发现他对乔丽的投河忽然有了最好的说法，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定就是当时乔丽的心理事实！他看到，妇联主任对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厌恶与警觉，渐渐变得有所同情，至少，是听下了他的诉说，有所理解了。看来，是一定要宣传的，人们对乔丽，了解得太不够，人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也很不够。
他回去写了一篇《为我的妻子说几句话》，就到医校借了钢板蜡纸，刻写起来，然后油印了一百份，他用不着躲谁，但也不曾有人注意他。这一百份油印的宣传品，他首先到乔丽的医院去散发，各个科室都发到了。然后他就到检察院，法院，“妇联”散发。最后，他给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都寄了一份。记得还是在盐阜师范读书时，部队打下淮安，他参加过传单的写，刻，印，发，没想到这一手却在这时为救援自己的妻子而用上了。
学校教导主任把他叫了去，又气又急，训责他。他散发传单的事引起了市里的查问，为这事，王校长被叫到市里谈话去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是学的电影上的吗？电影上是地下工闹革命，现在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你自己想一想问题的性质！你的历史问题还没有清，还能这样乱来吗？你不是小孩子了！
教导主任的话是有道理的，他感到自己闯祸了。
使他内疚的是，原来，让他从乡下回到医校临时代课，是王校长向市里提出来的，是王校长把他的情况向市委朱副书记作了详细汇报，才争取来的。并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孩子出事了，就当然地要让他回城！
他感到自己幼稚极了，他向教导主任检讨，说他对不起王校长，对不起学校。教导主任说，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不知道市里会对你有什么说法呢！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他带着负罪感留在教导处，等候王校长回来。是的，越想越可怕，他怎么散起传单来了？性质是严重的，简直可算是反革命行为呢！教导主任只是没有点破罢了。他身上冒出了冷汗。
王校长回来了。召见了他。对他说，你散发的传单，都收到公安局去了。我在公安局为你做了治安担保。你的传单，市里的领导们都收到了，两位领导一起召见了我，问了你的情况，还好，只是叫我多做你的思想工作。我当然是作了检讨的……
他愧疚得深深低着头。王校长说，事情做已经做了，以后吸取教训，能不能有事情预先跟我们谈谈，我们会尽量帮助你的。不要冲动，不要一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他的愧疚的忐忑不安的心，得到了温暖的宽大和关怀，他说，王校长，我对不起你！
王校长叹了一口气，说，不要说对不起我。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我们去做的。因为你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你是在我们单位工作，我们有责任。
他只感到王校长的话是意思很好的话，王校长也是一种很好的人。他无以报答，感恩在心。他这样地惊扰了世界，大约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他想起他曾经有过那样安安静静为世界做一份工作的日子。他不知道，那样的时光对于他是否还有？
他特别安静地过了几天，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去做的了。但他忽然跳了起来，直奔检察院。他感到一种重大的时刻快要到了。
严检察长告诉他，对乔丽已经提起公诉，如果每个母亲都可以因为自己某些方面不顺心、有痛苦，就有权利做出致死亲生孩子的行为，那还成什么社会呢？检察院承认乔丽当时有精神不够正常的一面，但她总的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预审表明，她多次有过认为孩子是累赘的意识、想过这孩子不如死掉的好。一个做母亲的，希望孩子死掉，不但这样想，而且真的这样做了，造成了后果，有哪一种法律可以不管呢？同情在这里是没有用的。另外，我们不能对你详细说明，也没有详细写到起诉书上去的情况还有：据调查，她有过要改变自己生活、另外嫁人的意识和行为，她之所以最终致死了孩子，在其思想深处，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检察长虽然和气，说的话却极为原则，逻辑性极强，他几乎是被说服了，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强的逻辑性用在乔丽身上，他说，是我想到要离婚的，是我写了离婚协议书要她签名的，这不能怪她，不是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我觉得对不起她、觉得她应该有改嫁的自由……检察长摇摇头，怜悯地看着他，不免过于自信地说，一切我们都知道。跟你说实话，从我个人观点，并不主张起诉，何必做得这样惨上加惨呢？但是，我得服从检察员的报告，还得服从大家的意见。检察长既然这么说，他也就说不下去了。
不管他的心情如何，不管他怎样为乔丽辩护，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在他看不见之处进行，乔丽就要被推上审判台了！他有点晕眩恍惚地走出了检察院。
法院汪院长一看见他就明白了一切，很耐心地听他说明了来意，点着头，招手叫秘书把他领到赵庭长那里去，对他说，赵庭长已经具体负责处理本案。他似乎还想对院长诉说，但自己却可悲地感到已经没有多少说的必要了。他机械地跟在秘书后面走着，他所看不见的工作的严谨性令他胆寒，乔丽对于司法的人们来说，已经只是一件即将办完的工作而已！
他要求亲自为妻子辩护，赵庭长说已经依法安排了辩护人，他写的辩护书以及那份油印的文章，都交给辩护人了，会为被告做充分辩护的。
乔丽已经不必被称为乔丽，只须称为“被告”就可以了！
赵庭长推心置腹地说，郁老师，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你的辩护理由，法庭也会充分倾听，但是，无罪释放的要求能否达到，还要等待法庭的审判。作为我个人，可以用我的经验告诉你，我们思想上还是要有准备一些。当然，我敢肯定，判决为死刑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死刑！可能性不大！庭长好像一点都不感到，仅仅这样说一说，其实已经是多么可怕！乔丽怎么能和“死刑”这两个字沾边？但事实上一定已经放在这两个字上衡量过了！可能性不大，至少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呀！
赵庭长看出了他的某种紧张，很善意地对他说，你放心，我敢肯定，死刑不可能。
他努力镇静着告辞而出，但走出法院之后，他就变得呆呆的了，一种反差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感到自己孤独渺小，他和乔丽好像都是世界之外的人，如今可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他们还是知识分子呢，他们多么无知，多么脆弱、稚嫩而又妄自娇贵！死刑不可能，言下之意，判刑是当然的了，十年？二十年？无期徒刑？天哪，乔丽是毁了！完全地毁了！
他的脚步引着他到人迹稀少的地方去，他到了亭州的古城河边，他来过的，他多次地来过，他又来了。城河水那样碧清，波浪缓慢而不尽，大约自南唐建州的一千年来就是这样的，有时从淮河流来，向长江流去，有时从长江流来，停留在这里。他久久望着，他似乎得到着悠久历史所给的一种抚慰，但他宁可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一刻也不忘掉他的可怕的现实。那天他在河边一直呆呆坐到暮色四合，河面渐暗，野鸟归林。他疲惫地走回小屋，街民们已经家家灯火。他想到，他得在法庭判决之前给乔丽写一封信，好让她在打击来到时精神上有所准备，另外，他要和她说说今后的事情了，他一定是要想着她、等着她的……啊，他好像倒应该感谢，因为，一切的结果反而使他有了一个漫长的救赎自己的机会，这就是等待乔丽！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一样。可是，另一面，却是以玛丝洛娃、乔丽的服刑为代价！知识分子多么会美化自己、自高自大啊！聂赫留朵夫的罪、他的罪，都是永远不可解脱的……
他到了看守所，把信交给了所长。他请所长先看一看，在他的坚请下，所长红着脸匆匆看过，对他点点头，说，这很重要，我一定叫人妥善送达。他说，千万别让她撕掉，可以先读给她听，然后再交给她。对此，所长也十分理解，表示可以这么做。
他离开了看守所，心中悲酸，他是在料理某种后事了。他又一次发觉某种宗教意识来到他的心中，给他以安慰，就是说，在如此人生面前，抱怨，悲叹，倒是不应该的了，相反，应当看作神的恩赐并且感谢。于是，他果然体会到一种不同的心情，倒觉得阳光特别地亮、天空特别地蓝、人间特别地美好、活着特别地有味道，他心中涌动着特别的爱和喜悦，而不是怨，更没有恨。
他是该到江南去一趟的了。他得把乔丽的事告诉她的家里，也许还得把乔丽的母亲接到亭州来。他到法院问明了开庭的日期，就出发了。
他一路想着见了岳母大人该怎样措词，怎样举止，他想他首先必须跪下去，因为简直无法交待，乔丽嫁了他会这样倒霉！而一切给乔丽老家的亲属、特别是年轻的人，带去的又将是什么呢？假如他们正处在升学，入党，提拔……人生的这些关键时刻！
在那个江南小镇，他一步步沉重地走向乔丽的老家。那临街的门是开着的，时值傍晚，乔丽的母亲和一家人都在，他们看见了他，一时又惊又喜又疑，但他不由自主就在门口跪下了，双泪长流！
一阵乱，他被搀进去，一直搀到里面的房间里去，这自然是为了不让外人看到和听到，接着是急迫的询问，他哭诉出“乔丽坐牢了”这句话，使他们，不，首先倒好像使他自己，魂飞魄散了！有几只手本来是关切地抓着他的，一下子松开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他看到了人间最悲伤的面容，乔丽的母亲呆呆地坐了下去，接着有人抑制着哭泣起来。他重新跪在了乔丽母亲的面前，他本想说“都是因为我，是我对不起她……”但忽然觉得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多余的，甚至是虚伪和可恶！
乔丽的母亲似乎立即明白和理解了一切，站起来把他搀起，说，郁平，别难过，我知道，不能怪你……他急忙说，不，都怪我，都是由于我，不能怪乔丽……
他把乔丽到底出了什么事说了出来，刚才没有流泪的乔丽的母亲突然地哭了，被摘了心肝一样喊着亮亮！亮亮！她伤心得站不住了，手臂盲目地在身上拍打着。又是一阵乱，大家把几乎是瘫倒下来的老人家搀扶起来坐回到椅子上去哭，所有的人都哭了，满屋唏嘘！
第二天，乔丽的母亲跟他一起上了开往亭州的长途汽车。
他有许多话要跟乔丽的母亲说，特别是关于今后的话，但又觉得他要说的这些话，比如他将等待乔丽，比如要乔丽好好等待他，好像很难言似的，可是这明明是他的肺腑之言，他也明明是想要说出来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难以开口！
医院人秘科长着人把他叫了去，然后领着他又到了医院太平间，里面的工人看见他们到了，就返身进去，出来时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红布口袋，里面鼓鼓的装着什么东西，向他们走来。他正不明白，工人却一直走到了他的面前，那小小的鼓鼓的红布口袋是送交给他的，他应当接受下来，旁边的人秘科长也正等着他接受这件奇怪的东西。可这是从太平间里出来的，是可怕的东西。他的心突然抖颤了一下，他突然明白，这是亮亮的骨灰呀！他的亮亮就装在这小小的丑陋的红布口袋里了！他似乎不想接，不敢接。他不觉看了一眼他本来未加注意的工人的脸，那工人有他父亲的年龄了，正万分同情地望着他呢，好像在说，我的工作是很负责的，里面确实是你的儿子！他把双手伸了过去，准备接抱过一个孩子来似的，但那红布口袋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在他心里引起一阵奇怪的失望之情。他向工人惨然一笑，点点头，转身离去。那红布口袋捧在手上走路似乎是不适合的，放在身上穿的衣服口袋里也不适合，他解开衣襟，放了进去，放在心口，用一只手在外面捂着，是的，这样最好，就像依然抱着他的孩子一样！亮亮，我们回家去！
他回到小屋，对乔丽的母亲说，我把亮亮带回家来了，他从心口拿出那带上了他的体温的亮亮的少得可怜的骨灰。乔丽的母亲看着他手里的小小的东西，心里明白了，双手接过，贴在脸上，又贴在心口，又贴在脸上，好像要切实感受到亮亮的存在似的，他转过脸去，听到了老人家的哭泣声……
去见乔丽时，母亲执意地决断地带上了亮亮的骨灰。在看守所门口，他忽然觉得他说出那些话的机会到了，尽管他已经给乔丽写过信，但还必须对她的妈妈说，并且要让她的妈妈对她再说一遍。他就抓紧着对乔丽的妈妈说，你要告诉她，不管怎样，我在外面是等着她的，也叫她想着我、等着我！要不然，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他哭了起来！
他守候在看守所办公室里，而乔丽的母亲由一个女看守人员领着，到里面看乔丽去了。那种母女狱中相见的情景，令他不忍想象，压在他的心上。母亲将怎样从怀中取出亮亮的骨灰，女儿将怎样悲痛、自责、而又无可摆脱她这奇怪、不幸的人生，也令他不忍想象，使他心碎。这一切又都说明着他的罪孽！
作为人，他是从无到有、从冥冥中而来的，如果把这看成神赐的话，接着而来的一切都应当看作是神的意志。你也许可以挣扎、努力，以求改善自己，但命运正经由你的必然的挣扎而得以表明它的存在。神所赐的一切，人没有拒绝的能力，人只不过经历一番而已。你既是经历你自己，又好像是看别一个的你的一出戏剧，这别一个的你，无论怎样挣扎，仍然只是在属于他自己的戏剧之中。啊，不管怎样，他已经爱上了他所得到的一切，一种对待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已经来到他的心中！对神所赐一切的接受，变成了对神的抗争和挑战，这也是人的命运！人总是要活下去的。哈，他站在人的角度，肯定了神，也否定了神。
一段难挨的时刻终于过去，窗外见到乔丽的妈妈正由女看守跟着从里面出来了。他的心收紧着，他将得到乔丽怎样的回答呢？他跟着乔丽的妈妈走出了看守所。老人家走着走着揩起泪水来，他立即内疚万分，他只有很负罪地跟在后面。回到小屋之后，他知道了那狱中母女相见的情景：当乔丽看见了向她走来的妈妈，就一下子泣不成声，瘫到了地上！妈妈抱住了女儿，说，乔丽，别哭，你看妈妈这种时候就是不哭。妈妈告诉女儿，是郁平把她接来的。乔丽说，你不要提他！妈妈说，郁平现在回到医校代课了，他的问题最后是要解决的，郁平说他对不起你，他也不怪你。我们也都不怪你。现在不谈这个了，你糊涂已经糊涂下来了，这一关是要过的，以后不管怎样，要熬过来，全家人都等着你。郁平说了，他一定要等你，要你不要胡思乱想。但乔丽说，各走各的路吧！做母亲的说，不许你说这样的话！接着，她拿出了那个小红布口袋，忍不住放悲声说，你看你多么糊涂，这是亮亮的骨灰呀！乔丽捧过孩子的骨灰，就昏了过去……
开庭审判了。他是当天上午得到通知的，通知上盖有法院的鲜红大印。他拿着那千斤重的通知，一颗心直往下掉，他镇静着，告诉了乔丽的母亲，老人家深叹一口气，只说了一句：你去吧，我不去。
审判庭设在一间大屋子里，摆了一些长椅，大约可坐几十个听众。他看到，听众席上有医院的人秘科长和医院的其它一些人，他还看到，王校长也来了。他盯着审判台上摆的一些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辩护人、书记员、公诉人。那些人出席了，分别坐在那些牌子的后面，代表着那样的身份，这是不会有疑义的。只有人民陪审员使他有些失望，因为那显然是几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店员或街道居民一类的人。
乔丽被押出来了。一个女罪犯！他的心难过着。乔丽决不是她现在被展示的这种人，可是，她的确处在了这种地位上，她无法说她不是这种人。这是怎样的悲哀啊！他坐在观众席上，来看乔丽的受审，他其实是在看自己的悲剧的一部份罢了。
公诉是义正辞严、毫不留情的。他觉得他一个字也不能同意。那一句句的话，像一下一下的打击，把乔丽打下了深渊和地狱。不！她是无辜的！他叫了起来。一阵乱，他被人拉出了法庭，拉到后面的一间空屋里，一个上了岁数的黑黑瘦瘦有一双浓眉的法警，同情而又责备地看着他，说，你呀，这叫扰乱法庭。
时间过得很慢，但又似乎一下子也就过去了。门外响起一些人的脚步声，王校长，医院人秘科长，还有不认识的几个人一齐进来，王校长说，郁老师，跟我们回去吧。他跟着王校长到了医校，进了校长办公室。
他于是知道了结果，乔丽被判了十五年！
他久久呆坐在那里，十五年，从眼前的一九六一年到将来的一九七六年，多么漫长的时间，而且是服刑劳改，要去吃那样的苦，她的家人，她的妈妈，还有他，都将在一种痛苦中度过这十五年，思念她，为她难过，盼着她的归来，但归来的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全然不同的乔丽了！这一切确实是很必要的吗？
我要为她上诉！他站了起来，痛苦地说。
他走出了学校，不敢回去，但还是回去了，他到了小屋的门口，他和乔丽的妈妈四目相对了，都可怕地望着对方。十五年！他说出了这个结果，他抓住了门框。一瞬间，他看到了乔母沉毅的面容，那为皱纹所包围的眼睛非常镇定、刚强……
他立即以乔丽配偶的名义写好了为乔丽的上诉书，并且送到法院去。在起解前的日子里，乔丽的妈妈每天中午给乔丽送一次饭菜，但并不是每天都可以见面。有一天，乔丽的妈妈回来后对他说，乔丽提出要同你离婚！他说我不同意，我要等她，叫她别想这些事！
然而民政局通过学校找他，要他去一趟。科长说，你的妻子提出离婚要求，因为她在看守所，我们不好把她找来让你们两人当面谈这事，她写了申请在这里，我们就看你的态度了。
他问，现在你们可以批准了吗？科长记得以前不批准的事，说，她被判了徒刑，并且是十五年，跟你以前的情况不同，所以这次只要你也同意，我们就可以批准了。
他在乔丽的申请书上用笔写下了“我坚决不同意”一行字，签了名字和日期。他朝科长鞠了一躬，走出了民政局，他不知道人们在他身后向他投来什么样的目光，总之，人们会想，他这个人的遭遇真是有点奇怪。然而，人们不知道，在当事人自己，所发生的一切，是很现实、很现实的……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他突然发现，这段时间里，乔丽的妈妈衰老了不少……
他们给乔丽准备的行李弄好了，并且送了进去，他们就只有等着乔丽的起解了。起解之前，他没有去看她，因为知道除了引起那种激动，没有别的结果，他所想象的两人能好好谈一次心，是无法做到的。
但起解却是半夜里的事，没有通知他们去送行。乔丽被送走了，服刑的地方在五百里之外海边的一个农场……
……乔母是必须离开亭州、回去了，而他，只有到学校去上班。生活给了他一个遥远的揪心的挂念和一个巨大的空虚。这空虚吞没了他，这挂念却让他存在。
真对不起你！乔母悲伤地说。
我对不起你，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会等她的，可怜的是她。他安慰着乔母，却恨不得自己一个人立即永远地逃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让这一切对于自己都不曾有过，就连自己也忘掉、也不存在。
你不要为难自己。十五年，很长，孩子又没有了……
不，我一定要等她，我一定要这样地等下去，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她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他说着，并且在心里认定着，不让自己离开这个立足点，如果从他脚下抽掉这个立足点，他将不知道该怎样过下去、他就不存在了。
好吧，你自己看，我们不会怪你的，十五年哪……乔母眼睛湿润着。
他只觉得无地自容、无法回答。这是人间所能有的最大的宽厚，来自母亲的博大的心胸，超越了一个具体的母亲，而代表母亲本身。他像孩子般流着泪。
……学校里没有让他上课，而让他在教导处，工作只是刻写试卷，这也不是一件很闲的事情，各科每个教学单元都要出试卷的。他想，不让他上课当然经过某种研究，他能理解。乔丽反正已经远去服刑，并且时间是十五年，再焦虑也没有用，他只有让自己安静下来，虽然总是不时感到很惭愧很窝囊很无奈。
他期盼着王校长所说的甄别，后来，不用再问王校长，他也知道来了一个相反的大形势，报纸上都公开了，那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他要求甄别，岂不正是有“翻案”之嫌了？宗进庭会抓住这个大形势的。
他的长达三年之久的申诉，也就可以休矣，而他的申诉书，确实也就退了下来，批语写着：经研究，该申诉予以驳回，维持原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
这显然就是大形势的产物。好像“审干办”的人把这个搁置这么久，就是知道将会有这个形势，而他呢，就像一个固执的要去碰壁的苍蝇，就像一个愚蠢的妄想挡车的螳螂，只是愚蠢和固执而已。阶级斗争的强调，虽然言之成理，在他心中，或者在所有的人心中，却产生着不可对人言说的恐惧、紧张甚至压抑。但这“所有的人”，看来是不包括宗进庭的，因为宗进庭始终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只有他能用“阶级斗争”对着你，而你不能用这个对着他，否则就变成“阶级报复”、“反攻倒算”一类很严重事件了。这是很奇怪的。但宗进庭这种人也不是一点危险没有，他们也会有很不幸的情况发生，或者是腐化堕落，或者是反对了党的路线，都有可能使他们从那样有利的位置掉下来，以至一直掉到很低的地方，与被专政着的活得不像样的人们混杂一起。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时有所见。但这一情况也并不影响，或者更加使得依然处在有利位置的人们，戴上一副“阶级斗争”的优越的和铁一样板着的面孔。
他承认，对国家之事他知之甚少，他不应该也不能够去疑惑什么。作为国家，特别作处于美帝国主义封锁之中而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或许就需要这样像桶一样把自己箍得紧紧的，不能松散，好像有“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但一想到自己个人的事情，他仍然固执地要问：从来不都是提倡“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吗？那么对他的问题，为什么就不可以照这种可以说是科学的精神办理，而要被“阶级斗争”的强调搁置起来呢？难道从来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得要等待一个与它们恰好有一种相应的大形势到来，否则就只有置之不理以至维持错误吗？为什么不考虑这对于个人及其家庭是多么无理和痛苦？然而，他这么想，又有什么用？谁来听他的？他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灰心了，还不如不想的好，似乎也只能采取不去想它、糊涂麻木的态度。
从那以后，几年来，他每年都写一个申诉书寄给亭州“审干办”，但每年他都得不到回答。虽然步行一会儿就可以到达中山塔，但他却不朝那里跨一步。他只是这样每年提醒他们一次而已。这一固执，好像成了一种恶意的玩笑……
第十三章 力尽（之九）
几天来亭州主要的情况是造反派还在闹“黑材料”，也可以说这种斗争在继续深入，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在揭露本单位的“主力军一小撮”隐藏、转移、复制、私自销毁“黑材料”，基层单位的某种混乱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主力军”方面却似乎没有反应，市委内部也没有什么反应。
好像有多时没有说话的王雪，突然对他说，你怎么有心事在身的样子呢？这真让他吓了一跳，我是这样的吗？看来对于“喜怒不形于色”，修炼还不到家。
王雪说，“11·28”这把火，烧已经烧了，上有中央文件说要烧，下有革命群众说该烧。你不要想每个人都说烧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统一思想的问题，不是统一到这个立场上，就是统一到那个立场上。你本来可以狡滑一些，但你做不到，你多数时候连世上有狡滑这么回事好像也考虑不到。奇怪的是，怎么执行了中央文件，心里反而不安、闯了什么大祸似的？毛主席的思想，是乾坤应当奠定在人民心情欢畅、人民感到天下是自己的这种基础上，这样的人民国家才强大。只有自己可以整群众、群众不可以碰自己这么一套，毛主席不允许，并且看作是最大的危险，是人民国家转向反面的表现。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下一个课题就是人民怎样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直接管理从经济到政治到国家社会的一切。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何况是“黑材料”呢？那当然是不能允许的，是违反人民国家的性质的。
王雪好些时不跟他发宏论了，这时候又这样冲出几句来，他听了倒也不嫌多，不觉吟道，“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从小熟读的充满理想之光的圣贤之言，来到唇边，心中充满感动。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是对的，也是人类文明重要成果，哲学家冯友兰说要“抽象继承”，虽然这说法受到批判，但那意思好像还是有道理的，至于这道理用什么说法好，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继承古代思想成果，那可以讨论。有的批判是片面的、绝对化的，本身应当受到反批判。
王雪说，一部《水浒》，一面是英雄上梁山，一面就是统治者内部有两条路线斗争。所以它才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但梁山的道路怎么坚持下去很难设想，最后只有受招安，正好有个机会，就是北方发生了边患。合作是对的，问题是不应当投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水浒》结局必然是悲剧。我说得对吗？
他很惊奇王雪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发现。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但看来，有些东西，你要革，也难革掉，而有些东西，你不继承，也在继承。文化大革命，人民从精神上说，上面就继承着《水浒》，特别是继承着牛唐、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吴用这些人，只不过因时代的不同而有着一些不同。我有时真感到历史并没有前进多少，历史总是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不断重复。
王雪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活着历代的祖先，每一段现实中都有着从前的历史。不是有句诗吗，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犹照今时人。
他叹口气，问，卫生系统有没有抢“黑材料”？王雪说，当然抢啦，到处抢，只要造反派有起码的力量和勇气，就会抢。医院里也有保护着不让抢的，就发生对峙和冲突，最后还是抢了。亭州医院没有烧材料，反而把材料抄成大字报公布了出来，那些材料就成了可笑、可耻、可恨、一文不值的东西。这大约也只有秦川这些人才想得出来。群众看了公布的“黑材料”，说，我们真心诚意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在整我们的黑材料，准备把我们打成什么分子，你说气人不气人？这是哪一家的做法？不干了，以后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什么亡党亡国，管它去！天掉下来跟我们无关！
他听了默然无语。
想不到，首先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却是那些被造反派称为保守派的组织。12月5日那天，程主任突然跑来报告，说“主力军”、“红色保卫军”、“同盟军”、“红老兵”，这些组织上街了，联合大游行，正朝市委而来。主要口号是什么呢？抢夺档案材料是反革命行为！还有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点点头，觉得这几乎是他预料中的。他说，等他们来了再说吧。
他在办公室等着。程主任电话报告说，游行队伍汇集在小校场了，满满的都是人和旗子。所谓小校场，就是市委东边一箭之地、古代亭郡试院面前的一个空场，大小可同时进行两场篮球赛，四周还可站起几层观众。那么就是说，大约三千人已经集中在小校场。他说，继续观察吧。过了一会儿，程主任电话说，“主力军”来了二三十个人，要求书记出席他们的大会。不去当然是不行的。这就只有下楼前去了。
走过机关大院，远远只见十几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簇在“文革办”那里。一个为头的迎上来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杨书记，我们“主力军”的批判大会，请杨书记出席，我们是来接你的！
正说着，东边传来高音喇叭播送的语录歌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些戴红袖章的工人从市委里面把老魏老黄也找来了，像是押解出来的样子。他大致明白了“主力军”要做什么。他在前头迈步走出，老魏老黄跟着他，戴红袖章的几十个工人又从而跟着，出了中山塔，向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走去。
高音喇叭语录歌声扑面而来，好像有一团热浪，立即把他们牵引、裹挟而去。
原来，“主力军”他们开的是“批判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开这样的大会，说是“批判市委”，把市委书记和两个常委带到大会上来受批判或听批判，在亭州还是头一回，怎么还说他们是保守派呢？
满场是整齐席地而坐的很守纪律的群众，北边留了一片空地作为主席台，只有一张长凳，让他们三人并坐在长凳上面对群众，至于主持大会的、出来发言的、领呼口号的，还有戴红袖章的，都站在他们身后。作批判发言的一共有四个人，批判的内容大体是：“市委一些人”竟然承认“工反”是合法组织，竟然给“工反”三千元活动经费，竟然将演出革命样板戏的文化阵地给“工反”做什么“总部”，特别令人发指的是，11月28日这天，竟然支持“工反”一小撮人在市委门口烧毁了从各单位机要、人事、保卫、党委等重要部门抢来的机密材料，造成了性质十分严重的“11·28反革命事件”，这说明“市委一些人”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资反路线，一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无不感到痛心，而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国内外的一切敌对势力，却欢欣鼓舞……这样下去，不但文化大革命有面临失败的危险，而且将会危及党和国家的根本……我们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卫兵以及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的人们，对这种炮打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不但决不答应，而且要迎头痛击……我们奉劝“市委一些人”赶快清醒、悬崖勒马，奉劝一些领导干部，不要被“工反”一小撮人的什么“造反派脾气”吓倒，那只不过是反动流氓手段罢了，而应当看到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存在和力量……
这样的场面、处在这样的境地、而且不时受到言语的影射，令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恐惧，浑身的不舒服。他和老魏老黄不觉都把眼睛看着脚前的地面。坐在上面是早已习惯了的，但像这样坐在上面，从下面望过来的几千目光是完全不同的，古人云如坐针毡，的确如此。不过，那批判的内容，尽管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却有它的片面性。那一派的片面性跟这一派的片面性就这样对峙着、较量着，而他们夹在当中，他们的责任就是不能加重这种片面性，要说服、教育、化解、平衡。这种片面性倒也是好事，等人们这样折腾够了，就知道全面性在哪里，但看来为时还早，不是一加劝说就能改变。无数的球正在滚动、碰撞，有形与无形的棒还在击打、拨弄，一切远未到停下来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站到前面，对群众说，下面，我们请市委杨书记表态！接着就有人领呼“11·2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口号。而后全场寂静，就等着听他表态了。
他说，今天，亭州市革命群众组织“主力军”在这里召开批判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样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批判资反路线，就是要批判我们市委、特别是我的问题。我是市委书记，对运动中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应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们的批判，不要涉及、不要指向兄弟革命群众组织，而要指向市委、特别是我本人的错误，要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他就照着这个思路很坦诚地讲下去，全场寂静无声。
但他的话被领呼而起的口号声打断了，然后是一个人站到前面，以手示意他坐下，接着对群众说，我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批判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杨书记也做了表态。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准牛鬼蛇神翻天！最后，欢送市委领导！
话音刚落，“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的口号声响起，那几十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立即来到他们身边，簇拥着他们离开口号震天的小校场，这时他才看清红袖章上用大小不一的字体印着“主力军、纠察队”这些字样。
他们三人进了中山塔，“主力军纠察队” 那几十个人也就完成任务转身返回了。他们三个默默无言继续往里走，就好像“纠察队”还在身后纠察着他们一样，其实是他们都不想说话，心里边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窝囊。
一直走到市委大院最后面的办公楼那里，就要上楼回各自的办公室了，老魏朝地上用力“呸”吐了一口，说，我操他个老刘！他跟我们招呼没有一个。简直开玩笑！我要把他叫来问个清楚，这是一出哪嘛通哪嘛的戏？他们这算个什么？算造反吗？
老黄说，怎么不算呢？也算。老魏说，我看不算！我们不认这个账！他们开这么个会，到底是跟我们闹，还是跟造反派闹？为什么要拉我们三个夹在当中？让我们跟他们串通吗？我们三个是具体处理烧材料的……
老魏忽然语塞，老黄笑道，你看，你弄清楚了，是造我们的反嘛。你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服从我们、保卫我们的，这不是上了造反派的话了吗？老魏又狠狠“呸”了一口，愤愤言道，反正不是一回事！
他听着，不觉仰天大笑。老魏老黄看着他，他说，老魏，你真是一个性情中人，这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你如果能从真中看出假，从假中看出真，把有当无，把无当有，从善中看出恶，从恶中看出善，你就大彻大悟心平气和了。
老魏不解，问，真怎么能是假，假怎么能是真？有怎么能是无？无怎么能是有？善怎么能是恶，恶怎么能是善？我弄不懂！
他说，“主力军”今天拉我们三个去开批判会，是恶，但他们的用意，他们都说了，那就是善，这个善，不管你我认不认，坐在下面的几千群众是认的，所以口号声才那么的震天响。至于他们有没有认识上的问题，那是另一回事。同样，对“工红”那边也要这样看。
老魏点头。他又说，眼前的一切矛盾都是实在的，不是我们的幻觉，这就是有，但无论什么矛盾既产生了，也终究会消失，这就是有会变成无。日本鬼子打进中国，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从无到有。论持久战，这就是从眼前看到将来，抗战胜利，鬼子的侵略野心成为泡影，鬼子就从有变成了无。反之亦然，不要看到他们回家去了，就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了，要从地理、经济、历史、文化这些方面分析，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
“主力军”批斗了我们，在“工红”那边看来，“主力军”跟他们的对立是真的，而对市委的“造反”却是假的。“主力军”就是“主力军”，“工红”就是“工红”，就其本身而言，他们都是真的，清清楚楚，反映着文化大革命的矛盾。你等着看吧，马上“工红”还会特别摆出保卫市委的姿态，就像“主力军”今天特别地摆出“造反”的姿态一样。这不就是真假难分吗？所以啊，在真假之间，就连观世音菩萨也会大伤脑筋呢，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阿弥陀佛。
说罢，他又仰天大笑。老魏说，罢了罢了，惭愧惭愧，不值得，多谢老和尚一番指点。还有多少真真假假的事情等着我们啊！
但他所没有料到的一面，却表现得更为严重，那就是“主力军”在各单位统一行动，只要是力量占优势的，就把“工红”抢材料行动中的为首分子抓了起来，开全厂大会进行批判斗争，多数就在本单位关禁闭或强迫做打扫厕所一类的劳动，有几十个被押解进了“主力军纠察队”，也就是关进了工商联。“工红”基层单位的组织，如果是有屋子的，都被封掉。这当中发生了一些反抗和打斗，一些参加“工红”的工人逃出工厂，并且不敢到厂里上班，但他们随即接到了《勒令》，要他们到厂部报到。各街道居委会掌握哪家有谁是参加“工红”的，登门拜访劝其退出“工红”。这令他想起小校场批判会上说到的“迎头痛击”这句话并非空言，底下是有具体行动的。
看来，他对一切有失估计，他的手心有好一阵冷汗湿湿，感到自己犯了大错误一样，虽然市委里并不曾有人向他指出过，一切却向他说明着这一点。好像有一个比他这个市委书记还要高的领导人，或者说有一个实质性的强而有力的存在，在无形之中领导着、主宰着亭州市，而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表面的摆设罢了，到一定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可以用一个罪名来处分他的，虽然处分了他，他却仍然无法看见那个人或那个存在。老天，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疑神疑鬼的了。
程主任、老黄，以至老魏，陆续向他报告了各方面的这些情况，王雪回家也告诉了类似的事情，比如秦川就被抓到工商联里去了，而不顾医院妇产科是多么离不开这个人（常有产妇指名要秦川接生，要不然就不放心、闹恐惧。秦川那一双细长灵巧、动作轻雅的手，很有名，生来是专门帮助产妇打开幸福之门的）。一切虽让他觉得无名的恐怖，但另一方面，他也调整着自己的心情，好像倒在等待着“工红”方面将有什么反应，但这种反应却迟迟不来，似乎“工红”已经被成功地压制下去、偃旗息鼓了一样。
这个反应的到来，却是一个晴天霹雳。12月10日，上千名“工红”的人突然出现在荷州地委门口，好像从天而降，或者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亭州方面对于这么多工人的出走，事先却毫无察觉，事情能做得这样严密，令人吃惊。
这上千人，是9日晚上从亭州出发，步行前往的，他们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一夜，有不少脚走破了的人已经在地委机关医务室里进行处理。
当地委的电话打来，这些工人的壮举甚至让他暗中有好一阵感动和羞愧。他立即派程主任急赴地委，去做工作，接这些工人回来。
这些工人在地委声称他们是被从亭州打出去的，这话把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了他的心头。在某种实质性的意义上，不能说这些工人是瞎说。荷州的造反派帮着亭州这些造反派弟兄、政治逃亡者印出了传单，说亭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份传单已经摆在他的面前。
他想到了召集常委会，但不知为何又觉得是无意义的。他能让谁去说服、纠正“主力军”呢？谁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发觉自己对老宗失去了信心，可是他无法说老宗该对这一切负责，因为这等于像造反派一样说老宗是“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即使能摆出一些根据来，那又怎样？他能跟老宗把脸撕破、在常委会上争论起来吗？他能明确说老宗是执行了错误路线吗？什么是错误路线，常委们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部、委、办、局的人们，各大基层单位的人们，亭州的这些各路诸侯，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没有。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在观望，他们嘴上不说，心里绝不理解什么叫做“错误路线”，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乐意执行、暗中支持的，就是所谓“错误路线”，随时淮备给造反的群众“秋后算账”，把运动“收”起来，而后自己重新坐稳了江山。
王雪言谈中认为，不能抱着“一九五七年”的这种老经验看待这次运动，可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感到，最后必然还是老经验正确，可以说，这几乎不以毛主席的意志为转移。有些东西狠就狠在这里。所以，他如果对老宗一炮打出去，就一定是个哑炮，没有反应，落个黄腔，那以后他就不要想在亭州呆下去了，虽不会像工人们这样被打出去，但跟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小小杨敬尧可不是毛主席，这样一比，一切就很清楚了。
丢开这些不去说、不去想，有一件工作是要做的，一是要把情况向常委们通报，二是要请大家考虑：“工红”这些工人回来之后怎么办？起码总要说服“主力军”方面让这些工人能到厂里上班去吧？要请常委们分头做这样的工作。正好，《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发下来了，需要学习、部署，就这样，他召集了常委会。
他自己先把文件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意思很全面的文件。如果都能按照这个《十条》所指示的去做，那么运动就能走上比较有序的轨道。可是，《十六条》不是早已很全面地做过指示了吗？并没有能阻止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又需要随时地再发出新的文件，来做临机的具体的指示。当然，如果不搞这个运动，那这个运动里的事情就不会有。但因此而不搞任何运动，又是不对的。开展什么工作就会有什么事情，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他还是一时很糊涂地想，为什么要搞这样难搞的运动呢？做些好做的事情不好吗？考虑用缓和、柔软些的方法“反修防修”不好吗？何必这样大气磅礴、直来直去呢？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呆笨了一万倍，也幼稚了一万倍，头脑成为很原始的几乎一片空白的状态。
他说，现在开会了，首先传达中央文件。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关于“工红”上千人跑到荷州去的事情，马上结合学习中央文件讨论研究。他把文件宣读一遍，说，我的理解，中央这个《十条》，第一条谈的主要是生产。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这既是对放松生产的纠正，又是对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解答。
第二条谈的主要是革命。要“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两条加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两条的先后，说明生产问题现在较为突出，但尽管突出，也不能就事论事抓生产，要依靠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
这两条实际上是总论，以下还有八条，实际上是分论，比较具体一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和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问题，还有上访的问题，工人“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问题，工人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工人组织自身建设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工人之间、学生与工人之间如何交流经验的问题。很细致，很全面。
不但第一、第二条对我们有针对性，其余八条也都有针对性，我们要借这个东风来推动工作、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请大家深入讨论、发表具体意见。
没想到老宗开了个头，说，我拥护中央的所有文件，当然也包括这个文件。联系亭州实际，对这个文件的贯彻，看来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天天贯彻《十六条》，但几个月以来，风平吗？浪静吗？这个《十条》，说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很现实地集中到国民经济这个基本的问题上来了，所以要特地制定这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文件主要是告诉我们怎样去促生产，那就是抓革命。我们这几个月抓革命，出现了现在的局面，那跟半年以前，跟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学生、工人是这样前所未有地发动了起来，另一方面呢，中央又要发这个《十条》下来。而贯彻这个《十条》的本身，又不会风平浪静。那么是不是可以估计，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中央又要下达新的文件呢？我敢说，肯定还要有新的文件下达。事情就这样驴子转磨似的一圈又一圈地转下去。贯彻《十六条》，闹半年，结果是《十条》的下达；贯彻《十条》之后呢？再闹两个月，然后中央再下个几条，依此类推，直到结束。我说的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将表现为一个时间不会很短的过程，什么时候他们把自己教育好了，或者相对地把自己教育好了，什么时候就不需要中央这样专门为他们下达文件来引导他们了。我说相对，就不是说遥遥无期，毕竟一次运动作为一个阶段总是要过去的，如果弄成遥遥无期，那就不好说了。
具体而言，贯彻这个《十条》，涉及两个方面的工人，如果只涉及一个方面，那就要简单得多。上千名工人跑到一百五十里以外的地委去了，他们的情况，跟中央文件正好对得上，那这个中央文件，对他们而言，就是东风。怎么就正好对得上的？说明全国也有这个情况，而且比亭州更典型更严重，直接促成了中央要下达这个文件，也说明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
毛主席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势必就要向西风压过来了。西风是哪个？是“主力军”嘛。我们怎么办？好办，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个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有特殊性，说是涉及两条路线斗争。你“主力军”是执行了资反路线，是保守派、保皇派，要打倒、要解散，让我们革命的造反派来主持一切。可是“主力军”不吃这一套，而且人多势众，里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复员退伍军人、要求进步的人，出身红五类的占大多数，他们一向是最要求革命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能让他们承认自己执行了什么资反路线、成了跟毛主席党中央背道而驰的人吗？接受不了！
再看看“工红”那边，里面有许多不良分子，出身有问题的人起码占五分之一，中等出身的人占多数，好出身的占少数，共产党员几乎没有，共青团员占的比例也不多，学生里面也是这样，总之很不纯，反而要说他们是革命的、正确的，成了左派，怎么说服人？这个工作怎么做？
人民群众现在就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路线，一个是出身，两个标准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革命，你说你是革命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认为你是好人，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比你差。各执一是，都不服输。那么，到底我们的办法在哪里？就是杨书记刚才说的，我们怎样具体贯彻中央的这个文件？我一考虑，这些问题就抢先跑到我头脑里来了，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吧。
老宗的话，其实也就是他开会之前大体想到过的，那么别的常委也一定有共鸣，可是，这样共鸣下去，哪里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呢？那不是要干脆上书中央请求取消这个运动吗？当然不行。老宗的立场其实并不真正站在当中，假如是真正站在当中，事情一定要好办得多。但这不好明说。
他抽了一口烟，举手在桌上轻轻一拍，说，老宗刚才说的，我心里也有，想必大家心里也有。确实令人感慨系之呀。矛盾很多、工作很难做。但是，我又想，只要这个运动还在开展，这些问题就会有。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假如我们什么运动也不搞，那也会有什么运动也不搞的情况下的问题。
反修防修嘛，不反不防就会修。中央《十条》不但提出了问题，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总的方法。那还是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比如刚才说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就要靠群众自己认识到，甲不能把乙说成保守派，乙也不能把甲看成反革命。但当群众还不能达到这个认识的时候，那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反过来说明群众自己还没有教育好自己，也就没有能把自己从这种矛盾之中解放出来，用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说的，就是还没有能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还局限、束缚在某种不正确认识之中。
我们当然要不断地去做工作，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的实践才能对他们产生最好的教育效果。人有时不自己栽个大跟头就没有教训嘛。可是我们又不能袖手旁观，不能等着他们栽了大跟头再说。我们至少有引导的、及时提醒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从这里下手。要去接近他们，既接近这一边，也接近那一边，做双方的说服工作。至于他们觉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性急、着躁，要学诸葛亮七擒孟获，耐心、从容。这个《十条》说明，中央是有这个耐心的，那我们也要有这个耐心。
以亭州群众组织双方来看，看成反革命比看成保守派要严重得多，反革命一类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嘛，你把人家看成敌我矛盾了，人家当然不能接受，要抗争，要上访。你说人家是反革命，人家不过说你是保守派，相较而言，还是你厉害嘛。所以，把人家看成反革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现在矛盾激化，被看成反革命的，跑出去了，正好符合中央文件上说到的情况，动员他们回来，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要从矛盾的主要方面下手，就是说，首先我们市委不能认为他们是反革命一类的人，其次我们还要说服“主力军”这方面，放弃某种老的观点和态度，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十条》上来。这个工作做好了，才能把人从地委门口劝回来，以后不会再跑出去，并且双方能正确处好关系。
我注意了一下最近以来的中央社论，跟这个《十条》的精神是一致的。怎么一致？首先，不赞成把革命群众看成、打成反革命，其次，也不赞成把另一部份群众说成是保守派、保皇派，只说他们是受了错误路线蒙蔽。受蒙蔽嘛，自己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蒙蔽他们的人。
当然，我们在亭州还不能说、也不必说“主力军”就是受蒙蔽的一方，受蒙蔽总之不光荣嘛，好像在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政治运动中犯了错误，这也不太好接受，正如老宗刚才说的，怎么我们这么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向党靠拢、党所依靠的基本群众，都犯了错误，那些平时表现不怎么样、政治条件不怎么样的人，为什么反而是正确的了？叫我们怎么判断人们的政治觉悟？以后的工作是不是要倒吃甘蔗、反过来依靠那一头的群众？是不是要把天下重新摆弄一下？这好像不大对头吧？这种疑问是很自然很合理的，我也支持。
但现在的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工红”这一方确实一向被视为反革命一类的人，如果不改变对“工红”的这种看法，他们永远要闹，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不从这方面做工作是不行的了。中央也已经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就是首先不能把“工红”这些人说成反革命，然后也不能把“主力军”这些人说成保守派。清清楚楚。至少目前情况下，我们只有照此办理，才是出路。釜底抽薪是不可能的。什么是釜底抽薪？就是结束运动。那可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而且我们不应当这样去想。现在请大家进一步出主意，并且还要准备分头做工作。
常委会就这样艰难地开了下去，结果决定了两条：第一是让老李辛苦一趟，到荷州去，跟老程一起做工作，宣传中央《十条》，说明市委全面贯彻《十条》的态度，动员“工红”的那些人回来。第二是召开两个会议，一是把“主力军”这一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市委来，跟他们一起学习中央《十条》，统一思想认识；二是召开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署中央《十条》的贯彻执行。
跟驻亭州部队联系，借了一辆吉普车，老李匆匆出发，时间已经是11日下午一点多。关于召开两个会议的通知，很快发了下去，决定于12日上午跟“主力军”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下午跟全市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办公室的笔杆子按他说的意思抓紧起草他在这两会上的讲话稿。
11日下午四点多，老李打来电话，报告的消息是忧喜参半，说“工红”决定分一半人跟他回亭州，另一半人过江，要与刘克成等人会合，到华东局上访。老李劝告他们全体回亭州，但劝告无效。
快七点的时候，老李回到市委，向他汇报，说在地委帮助下，调集了十辆车子，把“工红”五百多人带回来了，已经在亭州汽车站各散回家。另有五百多人阻拦不住，过江到京口火车站去了，老程现在跟着那一拨人，继续做劝阻的工作。
他肯定了老李的工作，让老李回去休息。他点起一支烟，不觉哈哈一笑。看来常委会所做的只能是尽力而为，一切将不会如设想的那样有了中央《十条》就能把工作做下来，老宗在常委会上连讽带刺说的一些话是有道理的。办公室用打字机把讲话稿打出、送来了，他坐下审阅，拿起笔来，心中有许多好的意思如泉而出，要加进讲话稿中去。
讲话稿修改了两次，清样时已经是九点多。站在办公楼栏杆边向外望去，机关大院里树影下少数几盏灯光映衬出浓黑的夜色，而亭州小城更是一团漆黑，显得万分的宁静和太平，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他让办公室的人们回家休息，而他还想独自再呆一会儿。他抽着烟，考虑着刘克成明天将率领五百多人出现在华东局这件事，这对于亭州市委，当然有着很大的压力，至少他得考虑市委如何回答华东局的询问、如何向华东局表态。
事实的发展，已经让他不能不承认，尽管他一向自认不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却终于是“很不得力”的，不管他怎样努力，都注定要可悲地“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这真让他前所未有地有点沮丧。
他一直是要把工作做好的，文革以来劳心劳力的程度，比起文革之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真是寝食不安，可是看来还是不行，很难达到党中央毛主席所要求的那种境界，同时也没有能让群众和干部满意。真是难哪！问题不是没有尽力而为，而是尽力而为了也没有用，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作为这次运动重点对象的“走资派”，至今没个标准，比如符合哪几条就算是“走资派”，怎么定性，怎么处理，从《十六条》上还看不出来。是否就是让群众运动来大浪淘沙，使那个可悲的“百分之五”，像可怜的鱼儿，被暴露在退潮的沙滩上？这好像有点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大而化之的意思。比起有多少亩地、雇工多少人，就算是什么成份，那可要复杂得多。他这样的人至今心中没数，造反的群众又有多大的数呢？可是他们却这样起劲，还要到华东局去！华东局是什么地方？是党中央委派的领导着六省一市的大区领导机构，即使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也不能随便就到那里去谈什么问题，何况是刘克成和他的五百工人呢？但如今就可以，而且理直气壮，就从京口坐火车去了，就像到外婆奶奶家去一样。
但中央《十条》的第七条对这种上访，在原则上竟然是肯定的，说“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只是刘克成他们去上访的人未免太多了一些，这大概也应当是出乎中央预料的吧？天翻地覆、礼崩乐坏，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场针对自己内部的、既来自上层又来自下层的“革命”，却是我们自己发动的。
他想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以讽刺笔调引用的梯也尔的话：“我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让秩序、正义和文明终获胜利”。老宗发狠时所说的要有“复命为常”的一天，恰巧也是此意。历史虽不可简单比拟，却真有惊人相似之处，而历史的结局大约不可避免还是这样。
他忽感无言欲泪，既为这“乱”，也为将来终归要收拾这“乱”。一乱一治谓之史，总之是生灵涂碳。恍兮惚兮，两军交战，尸横遍野。但这种超历史的蠢叹是没有用的，历史就是这样会不断产生矛盾冲突。
不管怎样，信心不能失去。在历史面前，感伤主义没有用，还可以说是虚伪的或反动的。中央《十条》说明中央没有失去信心，而且中央很有耐心，好像是把一颗真心、把事情的成败利钝，都交给群众了，当然，也不等于是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是在积极引导，《十六条》和《十条》处处都对群众体现着一个“诚”字。这样去想，也就得到了很重要的启发，汲取到了把工作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没有想到，当天夜里，就在他熟睡之际，“工红”有了一个大动作。十一点的时候，亭州小城早已漆黑一片、空街无人，就连狗见了人也避开不吠。他们有数百人悄然出动，突然出现在工人文化宫门口，呐喊着“冲啊”，惊天动地，冲了进去。那是“主力军”总部，里面“主力军”的上百名人员被梦中惊醒，束手就擒。“工红”就把里面的上百条被单、十几辆自行车，以及电话机、打字机、手摇油印机、各种办公用品、大量纸笔墨汁、油墨、广播器材，甚至还有桌椅、脸盆之类的，劫掠而去，留下了一个遭受洗劫的现场和那些被赶在一间大屋子里的狼狈不堪的“俘虏”。大门口“主力军”总部的牌子被卸下扔在地上，上面用油墨污蔑性乱涂，改成了“造谣保皇司令部”。现场的这一切，被闻讯赶到的人用相机拍了下来，当夜就送到照相馆洗印出照片。第二天一早，“主力军”的大字报上了墙，题为《12·11抢劫真相》。把那些照片也贴在上面，向“全市人民”揭露“工反一小撮暴徒”如何半夜抢劫并且打伤了“主力军”总部的值班人员，其中已有十多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这些暴徒采用不光彩的突然袭击的方法，半夜而来，行凶打人，肆意抢劫，而后迅速逃逸，当我纠察大队赶来时，他们已经携带所抢劫的物资逃回他们的巢穴港务局……”。这份大字报的传单以及一套照片也送到了市委，他一上班，就立即看到并知道了情况。
但“工红”方面很快也有《“工红”司令部声明》贴上大街，直言不讳说对这起事件负责，并且义愤地写道：
“试问，他们为什么能占据工人文化宫作为‘总部’？为什么他们能占据工商联作为‘纠察大队’？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新被单、新自行车、优良的宣传设备和用品？是谁在支持他们？是什么人手中有权这样做？而我们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就连起码的笔墨纸张也很缺乏？所谓把剧场给‘工红’使用也成了一句空话，那里反而成了‘主力军’的又一个顽固堡垒。一个得到宠爱和支持，一个被蔑视和剥夺，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定要把人家从文化宫睡得暖烘烘的新被单里赶出来，也不是一定要使用那些优良的物品，我们是要和全市人民一道弄清‘主力军’的性质。如今，物证俱在，就陈列在港务局，感兴趣的人们不妨来看一看，自己思考并且判断一下，光是‘主力军’总部值班人员就有一百多个，而且他们拥有这样的条件，一百多条被单全是市委招待所的，十几辆自行车全是新的，打字机两台也是新的，还有高级的手摇油印机，纸张笔墨拿也拿不完，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这还不昭然若揭吗？一切还在受蒙蔽的阶级弟兄们，也该是你们觉醒的时候了……”
他看着“文革办”送来的这些材料，联系近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感到了白热化的一种形势的到来，有一种“决战”或“大战”之前的空气。他气息加深、心跳加快。但他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指示办公室，原定上午跟“主力军”方面的负责人的会议，以及下午的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如期召开，不受任何干扰，坚决贯彻中央《十条》，原定讲话稿照用。在会上，他要就“工红”夜袭“主力军总部”这件事发表意见，对这样的行为当然不能肯定，但要求大家克制、冷静，不允许“以牙还牙”，市委需要继续观察，暂时不作任何调查。
他最关心之处，其实不在亭州，而在上海，刘克成那五百人到了华东局吗？情况如何？老程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报告情况？
12日的两个会正常开了过去。在上午的小会上，他要求“主力军”顾全大局，不再纠缠“工红”冲打总部的事件，而用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党中央《十条》。凡是所抓“工红”方面的人员，一律放出来，你“主力军”没有抓人、关人的权力。“主力军”应当在各单位带头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高姿态对待“工红”人员。在下午的大会上，他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忍辱负重，以对党对毛主席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工作，要把中央《十条》恭楷抄写张贴在厂的大门口、厂里人流多的地方，并且印成传单发到车间、班组，正面宣传中央精神，做好本单位两派工作，化解矛盾。抓革命要抓到每一个人心里，促生产要促到每一个环节上，有抓有促，有促有抓，抓中促，促中抓，上产量，保质量，踏实细致，坚持不懈，心诚则灵，必有成效。他的讲话，把上午的会开得笑了起来，把下午的会开得鼓起掌来。虽然人们一向都认为他善于作报告，但他似乎只有现在才感到自己好像真的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舌。
这一天基本平静，两个会议没有受到干扰。但到晏下午的时候，工商联门口开始发生骚动。那门口本来就是大街人流最多的地方，左右和对面是茶叶店、钟表店、副食品商店、医药店、绸布店、饭店，可称亭州大街的繁华段，自从门口挂上“红老兵革命委员会”和“主力军纠察队”两块牌子，与同一条街南边繁华段的工人文化宫“主力军革命职工总司令部”遥相呼应，当中还要加上“主力军文化支队”掌握的亭州剧场，形成三角形态势，控制了作为亭州最主要街道的“盐司街”，一般所说“上了大街”，就是指上了这条街。工商联就是古代盐司衙门所在地，后面深巷通往北城河，巷子里有个“管王庙”，供奉着管子，以纪念古代盐税创始人管仲。这条街，加上市委门口的中山塔小广场，再加上市委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文革以来成了人们发表演讲、展示力量和互相对峙的政治舞台。大街两边凡有墙壁之处，也就成了大字报、大标语最集中的地方，人们每天从这些墙壁上获知本地的运动情况，以及偶尔有好事者所转抄的来自北京的大字报之类。
12日晏下午的骚动，情况先是街上不知何时起渐渐人多，就像暴风雨之前风云的自然集聚一样，后来就发生“主力军”的两名人员被围攻，也就是让他们站到高凳上去，要他们回答“主力军”是什么组织？这两名人员，一个是城中小学的副校长，一个是文化馆的副馆长，在街上不知说了些什么，惹恼了不同观点的人，而且认出他们是“老保”，是以前在市委门口围攻学生的“干将”，于是十分痛恨，加以围攻。
“主力军纠察队”闻讯出动，据说许多是肉类加工厂的，也就是屠宰工人，正是“尹司令”直管的实力，全是近郊远乡的农民合同工，力大气莽，唯命是听，不可阻挡，不但一下子冲散人群，救走了那二人，而且在纠缠之中反抓走了“工红”方面的六个工人学生。人们就涌堵到工商联门口，叫嚷要“主力军”放人。形势对“主力军”有些不利，因为他们虽然有阵地（工商联）、有组织（纠察队），也有力量，却好像困守在里面不敢出来一样，而外面的人们虽然是临时的凑集，人却越来越多，情绪高涨，形成了对里面的围困之势。
他在市委里得知情况，感到事态的发展正与贯彻中央《十条》相反，而刚刚开过的两个会，好像都不过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由得一阵灰心。如何能消弭这一紧张事态，却是火烧眉毛眼前急。如果派人到现场去，恐怕无济于事，还可能会火上浇油，也难保去劝说的人在冲突中不会受到伤害。需要立即跟双方的头头说到话，能立即联系上的，却只有“主力军”。他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工商联去，让“主力军”克制，一是如果确实抓有群众，包括以前抓的、现在抓的，要立即无条件统统放出去，不准继续扣留，二是全体“主力军”人员要想办法分散撤出，工商联里不留一人，三是如果无法撤出，就守在里面，不要往外冲，等待市委协调处理。得到的回答是，大门已经被冲开，二道门是古代的两扇大门，又厚又重，平时不曾用过，现在顶了用场，已经上了闩门杠，一时打不进来。因为各种原因抓在工商联里的人有十二个，但暂时无法放出去。“工红”已经封锁了工商联后门，连屋顶上都有了人，所以里面的人无法撤出。并且，“工红”切断了电源。吃水没有问题，本来就是用着一口古井。里面现有二百五十多人，食品已经不多，晚餐只够每人分到半个烧饼。
他想了一下，要亲自到港务局去一趟，只有到那里去找陈安国这些“工红”头头，让他们动员撤围。但他被身边的人拦住，结果是让“文革办”的王科长去了。过了一会儿，工商联那边的电话打不通了，情况显得更为紧张起来。但他却接到了洪局长的电话。他问洪局长这会儿在哪里，回答说是在煤碳公司。他说，你吃过了吗？工商联里面你们的二百多人正在饿肚皮呢！洪局长说，这情况我们已经晓得了，书记你说现在怎么办？他说已经派人去找“工红”头头，让他们撤围。洪局长说，不会答应的，要不然就会向市委提出无理要求。他问洪局长，你们怎么打算？洪局长说，坚持到明天再说。他问，这一夜里面怎么过？天冷啊。洪局长说，里面有一百多条被子，他们可以轮流睡一会，不至于冻死人。等到天亮就好办了。我打这个电话是向市委做检讨的，让书记操心了。他忍着心头恼火说，群众运动，不能怪你们。那就明天再说吧。他看着窗外的夜空，是的，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已经急不起来，需要等到明天。也许，夜深以后，工商联门口的人会自动散去，屋顶上的、后门口的人也会自行撤走，里面的人就好出来。
派到港务局去找“工红”头头的王科长回来了，报告说，港务局里是有一些工人，但他们不知道陈安国这些头头在哪里。他叹口气，点点头，说，大家晚饭还没有吃，情况都基本清楚了，暂时也没有办法可想，除了值班的，都回家去吧，我也回宿舍，明天再说。他对负责安全的公安局牛副局长原则地布置了几句，就回宿舍而去，至于工商联门口和工商联里面，也就只有顺其自然、听之任之了。
想不到却是一觉到天亮，而且是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的，一看时间，才六点半。打来电话的竟然是“文革办”的程主任，从上海打来。电话里说，一直跟工人在一起，于当天晚上到上海，五百多人没法找到睡的地方，就在车站囫囵过的夜，第二天到华东局去。虽然登记了，却一上午没有人出来接待，大约因为忙不过来。上海本地就有一些人在里面敲着一面锣要求有人出来接待，也找不到人。华东局里面地方很大，不知道负责接待的人在哪里。这样一直到下午，来了一位个子小小的女同志，名叫朱芸。问亭州来的人是谁负责，就让刘克成和他二人跟她走，坐上小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才坐下来谈。先让刘克成谈了一阵，接着又让他谈，后来又询问一些问题。刘克成汇报运动初期情况时谈到医校郁平这个人，朱芸很感兴趣，转过来就这个问题详细问他，结果就连郁平的老婆乔丽的事情也谈了。朱芸说，市委把郁平放出来是对的，再拘留进去是不对的，这样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重新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当前运动不应当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上纠缠，何况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员，应该纠正这一做法！这位女同志好像是认识郁平的，但没有好问。朱芸后来谈了六条：
一，亭州部份工人成立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亭州市委应予承认。
二，“工红”部份人员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打成或被视为“反党”、“反革命”、“牛鬼蛇神”之类，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种歧视和政治压制，这方面所做的有关“秋后算账”材料，应予销毁，对于在这种政治压制中有群众被关、被打、或自杀，要有正确说法，处理好善后事宜。
三，文化大革命以来，凡是由“四清工作组”或本单位领导一手操办，而不是由群众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文革委员会”之类，是不合法的，应该按照中央《十六条》和最近的《十条》所指示的，重新真正在民主基础上选举产生。
四，亭州的“主力军”或有关方面，在厂里压制、打击、拘禁不同观点的群众，而造成一些群众逃出工厂，这完全违背《十六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力军”或有关方面，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让逃出来的工人回单位上班，并且不准扣除这些工人的工资。
五，对于打击各种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格遵循《十六条》第七条的精神，不准趁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或者以此压制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更应该照这个精神办事，而不应当纠缠历史，以免影响运动正常开展。
六，亭州的“主力军”、“工红”以及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在运动中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要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要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要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另外，刘克成在北京时，还从中央文革接待站获有三条答复，内容精神跟华东局的一致。得到华东局六条，刘克成他们认为大功告成，所以同意让他打电话报告市委。刘克成以及全体五百多人过一会儿就要上火车到京口，然后从京口过江到荷州，估计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一定能回到亭州。到时他再打电话报告。
听了程主任的长途电话，一颗心放了下来。只要那么多工人没有出什么意外，就谢天谢地；只要华东局没有来责询亭州市委，就阿弥陀佛。至于三条、六条，他听了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更不觉得不可接受，而且觉得高级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头脑清楚，说话有原则、有分寸，水平很高。
这边才下心头，那边又上心头，不知工商联那里怎么样了？正想着，消息随即也就到了，是办公室打来电话。原来，工商联外面的人一夜未散，里面的人实际上被围困了一夜。早晨，门口的人又越来越多，从木材公司搬来一根原木，正在撞击里面的二道门。他猛然想起中央《十条》上的一句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这些话说得完全对，现实正需要照这样的指示去办，工作就应当从宣传中央文件开始。他随即就到办公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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