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 (第三部)
沙 黑 著
我爬上了山顶，
回望西天的光景；
太阳在云彩里，
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托马斯·哈代《诗选》
我尽过我力所能尽的职责，
我行过我力所能行的善事。
多年以来，有许多人
却自以为有权轻视我……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目录
上卷
第 一 章 雪夜
第 二 章 解放
第 三 章 形式
第 四 章 乡野
第 五 章 聚散
第 六 章 进退
第 七 章 无妄
第 八 章 有惧
下卷
第 九 章 砸烂
第 十 章 侦察
第十一章 抢枪
第十二章 芦荡
第十三章 骑虎
第十四章 叫将
第十五章 寒夜
第十六章 终结
第一章 雪夜
一
北风在高墙外轰轰巨响，不时发出尖啸；大雪打着旋儿，急速又悄无声息地，源源不断、从空而降。郁平瑟缩着站在牢监的木头栅栏门后面，听着外面北风呼啸之声，望着天上落雪，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已停顿，唯有苍茫寂寥。而雪，却渐渐把天井下白了。他不知道这种古老的牢监为什么使用到现在，或许只是由于人们对此无暇顾及，并且也无紧迫需要，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改进。但改进了，也许就不能好好看到这番下雪的景象了。他的牢监朝阳，而且是在第一排，后面还有着一排，再后面是他在外头时早就注意到的古老的巍巍牢墙，此刻它岿然不动挡住了肆虐的寒冷的北风，一任它在外面狂怒、回旋、咆哮。人类何时能消灭监狱？看来这很茫然。监狱是测量人类情况情况的一个标尺。不同时期监狱里的住客不同，多寡不同。不同时期的刑事犯可能有相同之处，但促成其成为刑事犯的社会背景却又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一门学问，一门研究不幸、而且还要来处理这不幸的学问。
他本来是关在后面一排的，进入冬季之后，把他调到前面一排来了。至少这在客观上是一种照顾，他心怀感激。为什么要照顾他呢？或许因为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还可能因为他算不得真正的罪犯。看守所的人定然是凭着一种良知与同情这样做的。但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只是他不知为何要自作多情往好的方面去想，他在思想上常常犯这种懦弱而且天真的错误。
他目光所及的右边那一排后面的一排，就是女牢，以前乔丽就关在那里。现在乔丽不可能知道他被关起来了，当然还是不要知道的好。那一望无际的海滨农场的冬天极其寒冷，乔丽给他写来的长信中说到过这一点。这大雪正在那广阔的长满麦苗的原野上以更大的气势纷纷扬扬下着呢。感谢学校里的好心人，让看守所转交了这封来信。还应当感谢邮政局的人，他们的毫无差错的工作实在值得引起敬意。革命并没有打破这些方面的秩序，可以叫做“有传统的、已固定的、不言而喻的秩序”。古代好像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邮路依然存在，只是困难了很多。看来，一个社会拥有这种“有传统的、已固定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越多，基础就越厚实，就越经得起折腾。现在，这封信珍藏在里面一件褂子的口袋里，给他思念，给他温暖，给他信心，时常拿出来看上一遍，慰藉自己的寂寥，有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写了回信，安慰和劝告了乔丽，最后说到目前学校里和社会上正在开展运动，事情多，以后有空再写信给她或者去看望她。言下之意，让她暂且不要写信来了。这封回信他交给看守所，请求能给他寄出。后来所长告诉他，寄出去了。这上头他心里也很感谢这个所长。在属于生活方面的事情上能够给予方便，这就是人道主义了。乔丽没有再来信，看样子是理解了他的暗示。终于跟乔丽又有了联系，而且有了心的交流，这让他想起来就有些激动和得到安慰。现在他当然格外急迫需要跟乔丽见面，但他偏偏这样被关了起来，身份上应当说是“在文化大命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内定历史反革命分子”，这罪名可不轻呢。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他被关进来四个月了，从还很炎热的初秋，到严寒的深冬。他不知道高墙外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但空中传来外面的口号声之类使他判断到，市委门口不时地又闹得厉害一些起来了。他的心不由得随之怦然跳动，似乎预感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要重演，也就是说，“闹革命”的学生可能又要来把他释放出去。他不由得就希望学生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当然，假如他真的又被他们“解放”出去的话，他也不至于就会公然地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头脑依然是要复杂一些的。因了自己的“历史污点”和年龄的关系，他对他们只能是敬而远之，默默为他们担忧，也祝祷他们不要犯错误、并且有好的结果。
这样目标伟大、气势恢宏的运动，不知为何竟在他身上纠缠不休，简直没有道理，即使就亭州这么一个小范围来说，也不应当是这样的。但事实，或事实的一部份，却正是如此，也许就像这些从空而降的雪花一样，为什么采取猛烈地打着旋儿降落的姿势，为什么降落到这里而不是降落在别处，是可以从北风、从高墙得到说明的。他文革以来、甚至包括以往的人生命运，也都可以从外部的遭际、从自己的情况来得到说明。天人合一，他的事情可以说广大到跟老天爷都有关系，只是因为他的渺小，渺小得像一片雪花，所以这种说明也就毫无价值、毫无必要，不会有人去加以考虑，他自己也茫然。事实反正就这样发生着，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你觉得奇怪，可就是你自己的脑筋有问题了。对于你来说，也就应当像一片雪花，放松自己，不作无效的努力，无须问为什么，一切坦然就范，到处随遇而安。但不要以为雪花就没有知觉，一片雪花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即使一个哲学家，也只是一片雪花。哈哈，这样去想，也就畅快，近于庄子，迂阔、雄阔、辽阔，无边无际，达到忘境，但也只是刹那间而已。
天色渐晚，风小了些，雪下得更大了。外面押进一些人来，都抱着被子，缩着头，样子狼狈、匆忙，被分散开去。其中一个被带到他这里，虽然是低着头的，并且还在栅门外面，他却早已看得很清楚来者何许人也，真正感到震惊和奇怪。牢门被打开，这个人走了进来，牢门关起。看守所人员在外面很温和的说：宗市长，只好先在这里挤一夜，明天再调整！言罢也就关好牢门，响着钥匙，公然的就上了锁，转身而去。
他动弹不得似的僵硬着，侧身站在那里，好像呆呆地朝着对面的墙，那墙角之下放着一只马桶。他所注意的，却是身旁这位刚刚进来的人，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把身子正过来朝着这个人，也没有开口问候一句什么话，头脑出现空白，中了魔法似的。宗进庭一进来就把抱着的看守所的那种被子扔到铺上，并且坐到铺边上，低了头想自己的心事。从走进这间牢房，到在铺边上坐下来，并且时间是一分一分的过去，好像就没有看到他这个人、就没有考虑到要跟原先住着的这个人打个招呼，哪怕是抬起眼皮稍加一瞬也没有。就这么旁若无人，就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就这么成了这屋里唯一的一个人似的。他先是被宗进庭这种习惯成自然的王者之威、权贵之气镇住，后是感到有几分好笑，最后还是回到最重要的疑问上来：身为市委主要领导之一的人怎么可能来坐牢？跟宗进庭一起被押进来的是几个什么人？到底怎么回事？又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事情？是一个事件、还是一种结局？但不管怎样，这可能与他有关呢，是他写了传单公布了宗进庭的“历史问题”，而那个问题说来是很可怕的！他不由得愧疚起来。他想跟宗进庭谈谈。
他轻轻地在铺边上坐了下去。宗进庭这才侧目看了同牢监的这个人一眼，但随即就受了一惊似的站起，站到栅栏面前，朝着外面纷飞的大雪。显然，刚才确实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面，竟然就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牢监里除自己而外还有一个人，并且这个人竟然是郁平，冤家对头，狭路相逢，有着很大的嘲弄意味。
郁平能理解宗进庭刚才那种精神高度向内、对外视而不见的情况。他也能体会到宗进庭这样一落千丈所受的刺激有多大，能想象到宗进庭有着什么样的恨意，那是像火一样在心中熊熊燃烧，永不熄灭。但此时此刻，他对宗进庭竟然进了牢监，并不感到任何的快意，他倒是有着对宗进庭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身份高贵、性情高傲的人，忽然落入这一处境的同情，因为这对宗进庭而言，似乎首先意味着是一种极大的屈辱，至于受到的打击，倒不一定很在乎。可恨的是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看守所，也就这样视为犯人接收和对待了他，稍可安慰的是，看守所工作人员仍对他表示了一种尊敬。而最令宗进庭痛苦的问题是：一切为什么就这样发生了？显然，宗进庭一直固执地沉浸在这一追问之中，并且还没有得到能让自己稍安毋躁的答案。郁平从心里这样理解和原谅了宗进庭刚才的目中无人，以及发现了他之后竟然不加理睬。看来还是只有自己先开口说话，因为宗进庭毕竟是身份高贵、性情高傲，而不像你郁平反正是屈辱和低人一等惯了的。
他将开口，心里就涌动着由衷的亲近和同情，好像有家乡原野带着稻叶清香的空气、带着草秸香味的炊烟向他吹来，他就开了口，他说，你……怎么……你……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最为恰当、最能表达那种由衷的心意而不被误解，但似乎这样语无伦次、言不达意也就是最好的。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好，宗进庭虽然没有立即答话，却是听出了他的问候和关心的意思，还有那种由衷的诚挚之情、乡土意味，也就屈尊回转身来，重新坐到铺边上，跟他坐在了一起。这可算是真正的放下身份、示以平等。他甚至感到一阵怜悯，进而感到了某种希望，那种能够破除一切壁垒，好好交谈起来的希望。
你不感到意外，不感到突然吧？宗进庭侧过脸来问他。其声温和，其容微笑。这高傲的人，不耻下问的样子，但骨里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尊严，而且以攻为守，随时准备回敬他的任何不恭，打击他的任何快意，把他踩在脚下。
他避开锋芒，不计较在无形中所受到的、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对他的人格的贬抑，还有这种视人为敌、外松内紧的狡诈的权谋，而立足于质朴，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但这种意外和突然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事实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可以分析的，总有个来龙去脉，总反映着事物的某种方面。我关在这里三个多月了，不知道外边的情况怎么就发展到了这一步，这让我感到意外，而且感到突然，甚至还感到有一点快意，你对我的提问是很尖锐、很准确的。
宗进庭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很直率，也很有骨气。那么我反过来问你，你当时对于自己被关进来，是不是感到过这种意外和突然呢？我问你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只是……
一种好奇，一种研究。
对，对，是这个意思。
思了一下，他说，我对我自己被关进来，确实感到过一点意外和突然，不过，立即就很理解，因为向来就可以是这样的，是符合某种逻辑的。而现在你这样，是不符合某种逻辑的，以常情而论是难以理解的。过去形容我这种人，是处在“推一推”和“拉一拉”的地位。“推一推”就会“掉下去”，也就是掉到像看守所这样的地方来，被剥夺掉对一个人来说最为基本、也就最为重要的那些东西，从生活的权利到工作的权利，还有名誉的权利；“拉一拉”呢，那就还能勉强容许在人间正常的社会里活下去。更生动的说法形容我这样的人，好比是站在茅缸边子上，轻轻一推就会掉进茅缸里去，臭不可闻也；而拉一下呢，情况当然就大不一样，还能勉强混下去。
宗进庭一笑，说，你讲解得很透彻。
他继续说，搞文化大革命了，这是很大的政治运动，像我这种人，不要别人提醒，自己就要加倍小心，并且作好一种思想准备，就是率先被吆喝上场蹓一蹓，做个反面教材。所以，社会上称我这种人为“老运动员”。有这些原因，运动初期我被作为某种象征、服从某种需要而被捕，虽然自己痛苦，但也不能说很意外、很突然。不过，也不能说我就心甘情愿、万分理解，因为这里面有个小小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可能比我本人还清楚，就是我的问题根本是个错案，我不应当算是有问题的人，关于我的黑白被颠倒了，对于我的所有惩罚都是不对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但尽管如此，既然我的身份被认定由白转黑，是灰色的，来了运动就只有拿我当黑色灰色的对待，这是没有价还的，那么我只有暂且服从这一逻辑。我不可能被别的逻辑容纳，比如，我不可能被认为是革命教师、革命干部，从而在革命的队伍里存在。从前，作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有可能意味着冲锋陷阵和牺牲，现在呢，意味不一样了，首先意味着拥有正常的生活、稳定的工作。但是，无论我内心多么愿意做一个好人，我都不能得到承认，因为现在人家不这样认你，组织上不这样认你了。
这正如外国某个作家说的，人是生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但难道，他人认定了你的本质，就算是你的本质吗？对自己的本质最清楚的不是自己本人吗？所以，对这个人来说，积极的态度应当是不听这一套，自己如何存在和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你以前可能嗤之以鼻，但现在你一定很赞成。我是说作家很厉害，他们比较客观。
假如我本来就不以做一个好人为荣，那我被关进来就心安理得，只好比换了一个住处罢了，但我本来并非如此，我本来不但愿意做一个好人，而且还愿意做一个进步的和比较有用的人。
一切的痛苦最后都集中到心里去，成为对自己的疑问：你确实做了坏事吗？你确实不是好人吗？你确实不配有好的命运吗？同时又不断地考虑：你往后怎么过？你如何还能在被视为坏人、受到专政或半专政的情况下，依然能有生活的信心？依然还能做一个比较有用的人？一个人失去任何价值的痛苦，看来是最痛苦的，比家破人亡的痛苦好像还要痛苦。因为，人是在社会上生活的，他应当把自己实现为社会价值，而不应当像草木一样自生自灭、没有价值。
一阵沉默。他碰着了自己的痛点，而且不觉就说得很沉痛。他似乎等着宗进庭说一句什么，但宗进庭坚持着一声不响。他转而恼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表现得较为婉约、较为高傲一些呢？他说，也许我不该、不必在这个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对不起。
宗进庭说，不，你没有说错，你说的全对，是这么回事。我在这次运动中被认为所犯错误，也就犯在这个方面，镇压群众，草菅人命，拿群众当阿斗。这个我已经有所认识，但当，也有我的保留意见。过去我心中只强调我们那一套的合理的一面，而对不合理的一面，虽然也不是不知道，但好像认为无法避免、就应当那样做，先残酷下来再说。群众说你们这是资反路线，群众的这个道理在我们心中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只不过我们不让它影响我们的思想、不让它动摇我们的立场。当然，我们是想把运动控制在正常轨道上，但我们那么自信那么习惯所认为的正常轨道，这回却是不正确的了。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呢，到我这个人要被关进来的程度！这是一个大笑话！
当然罗，如果不打击我这样的人，我就不能认识到我的错误，我就会坚持我的错误，还会继续玩花招、镇压群众。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到这个样子，另一方面确实也是跟我这样的人有关。毛主席这回好像要帮着群众跟我们把这个理扳平，要让我们承认群众造反有理。但毛主席并没有叫把我这样的人关进来，群众把我关进来了，也让我这样的人嚐嚐挨关的滋味，我多少有点冷静下来，多少有些理解了。但细想起来，我还不能达到你那样的痛苦，我一没有被开除公职，二没有正式的组织处分，三没有说不发我的工资。
宗进庭能够这样回顾运动，甚至承认有所不对，能这样说老实话、讲真实的心情，令他有些感动，距离总算靠近了一些。他反过来劝慰说，运动中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某一地的事情，过去确实是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的，想不到这回的逻辑不一样，完全相反了。
宗进庭摇摇头，说，你不要来原谅我，我有我个人的理解，我说我运动中有不对之处，不等于我就认为过去的逻辑全不对，更不等于我认为现在的逻辑全对。我对于我被关进来，跟你一样，也不特别感到意外和突然，也认为是可以分析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过程。
宗进庭引起了他的尊敬。他本来无意中有点轻视宗进庭。现在他愿意跟宗进庭深入交谈任何问题，只要宗进庭有这种意思。不过，宗进庭在某些方面仍然是矜持的，坚守着心中一块居高临下的地盘，而这种矜持和坚守，最为他所不满和痛恨，他体会自己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平民意识。
风小了些，雪却似乎大了些。天井当中不高的木头电杆上，搪瓷灯幞下面，那孤另另的灯泡亮了起来，虽不算很亮，却也在空中划出一道界线，分出黑暗与光明。雪花从上面的黑暗中有如无数飞蛾一样扭动着扑进灯光里，纷纷扬扬，惊心动魄，像被强大无情的命运所驱使一样身不由己、飘落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对面牢监都放下了草帘，以挡寒气。
你今年多大？宗进庭问他。虚年三十九，四十岁就搁在头上了。他回答。心里不由得又触动悲哀，竟然这个岁数了，而乔丽是三十一岁。他们二人不但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而且身陷如此困境。给他们造成这一命运的人就在眼前，过去在想象中不知痛恨了多少回，但此时此刻面对活生生的人却恨不起来，从心底也找不出让自己稍稍愉快一些的幸灾乐祸之感，好像人生本来就该这样白吃许多苦而最终却会让你原谅了一切。
你三十九，我四十五了。你的传单出来之后，杨书记说过，以后要对你的问题重新调查，还有你的爱人的事情。我把这话告诉你，让你增加一定信心。等到这个运动结束，就可以开展正常工作了。那时我不会再经手你的事情，不过我是愿意你的处境得到好转的。我注意到你的材料含有改正的基础。但以前我不想、也不能给你改。我是借着一定的机会，坚持了我个人的东西。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家庭。物极必反，我还有好多苦头要吃，不光是因为你的问题，但其中也包含了你的问题，这不怪你，只能说是我自己造成的……
他想不到宗进庭这样干脆，而且对他、对他的“家庭”，说了“对不起”，这包括了乔丽和亮亮。虽然这时的宗进庭不能代表组织，但他却就像听到了组织对他讲了诚恳体贴的话一样，他被触动的苦难和委屈让他的眼里顿时满含泪水。他转身望着飞雪，控制着汹涌而至的情感的波澜。
郁平，你可以骂我，当然，骂了也没有用，我给你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无法弥补。这我知道，我一直心里是有数的，虽然不仁，但不麻木，我的快乐是建筑在你的痛苦之上的，其实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快乐，这对我也是一个恶梦，无法摆脱的恶梦，可是我很顽固，我做什么事都是很难回头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这人可能就应该被群众送进来嚐嚐滋味。但比起你，实际上还差得很远。这已经是很难扯平的了，现在并没有开除我的公职，也不可能把我的老婆用个名目判刑十五年，不可能让我的某个孩子也人为地失去生命……
不不！他抑制不住一种激动说，你已经说了“对不起”，这就行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是“言下见性成佛”，再说什么就是多余的、完全不需要的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难道一定要让别人也把不幸重复一遍，这世界才算公平吗？我怎么能这样想？如果照这个道理，世界就只有没完没了的仇恨和战争。这真涉及一种很大、很大的道理……
说到此，他很难过，停了一下，他问宗进庭，到底你们是怎么被关进来的？别的还有什么人？市委是个什么说法？群众运动，你不要过于放在心上，你的根基还在，一切要看最后组织上怎么说，组织的结论才是算数的。
宗进庭说，一起送进来的还有好几个中层干部，包括“主力军”方面的头头。真是“史无前例”，建国以来不曾有过，虽然不算是组织的处分，但组织也是被迫点了头的，要不然送不进来。
他立即说，组织是权宜之计，也可理解为一种保护措施，不是吗？
宗进庭一笑，说，你说得对，不过，毕竟也是咽下一口恶气，弄不好要气死人、吓死人、弄死人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连高级干部也会死得不如一条狗。另外还有一半你没有说到，你可能也不了解，我这样被关进来，也不等于最后就一定没有事，最后组织上对我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处分，这个包票现在不能打，现在还看不清，也不要那么太乐观了。
为什么？他问。
上海来了个“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夸奖了“一月风暴”，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你知道不知道？
他惊讶着，困惑着，并且开始努力去理解毛主席的话。
宗进庭说，这就是我在亭州被关进来的最大的政治背景。所以，群众能把我关进来，也是不容易的，也要乘着这个东风、借着这个势头才行。最后我如果能平平安安、完好无损的出去，那同样也不容易，也要有个什么形势。一切比你理解的还是要复杂一些，我作好了两种准备，而不是一种准备。
他说，只要你没有硬伤……
是的，只要我没有硬伤，没有贪污腐化，仅凭运动以来我在工作上的问题，哪怕加上历史上的问题，是处理不了我的，但可以说性质很严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话你能理解吗？你也许是能理解的，但我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知不觉就掉到另一个阶级里去呢？我成为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代理人了吗？资产阶级在哪里？我怎样做了他们的代理人？能这样从自己的党内、从直接管理着国家的千百万干部里划分阶级吗？什么阶级不阶级且不说，这样胡闹折腾下去，会不会走向反面，真的乱到不可收拾？你倒是说说看！
宗进庭确实有着思想的痛苦，而且这思想的痛苦，大于被关进看守所的痛苦。
二
他好像有义务帮助宗进庭摆脱这种痛苦，他谨慎着试加回答说，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某些带着较大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就是说，意识有超前性，在某种重大问题上，事物才露头、刚萌芽，它就能作出深刻认识，从而具有指导性。尽管意识的结论是对的，但要到往后若干年才能成为普遍现实、得到普遍理解，而在当时，却不太好理解。所谓“较大概括性问题”，就是重大问题，但因为才是苗头，一般人看不清它，没想到要去做理论概括，或者不知道怎样概括，浑沌朦胧。优秀思想家却抓住不放，作出了正确的概括。马克思从巴黎公社七十天的短暂存在，概括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社会形态，这个概括的巨大深远，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它的现实性，而且还在发展，比起三百几十年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专政，它虽年轻，却有着最大的合理性和前途，代表着未来。马克思是先知先觉，能提出那种较大的概括性问题。
先知先觉，是中国成语，说的也就是“意识超过当代经验关系”。道家的阴阳鱼提供了最简朴的图解：那两条鱼，我看那白鱼就是白鱼，黑鱼就是黑鱼，你却能从白鱼的黑点看出它将来会变成黑鱼，从黑鱼的白点看出它将来是一条白鱼。这就是辩证的、矛盾论的、前瞻性的认识论。佛家也有类似的表达，它提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相对应的，是“已说，现说，当说”，还有“已成，现成，当成”。我们思想跟不上的原因就在这里面。
毛主席的话，大约就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并不是真的现在就要这样划分阶级，比如说群众是无产阶级，干部是资产阶级，上海造反派是无产阶级，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不会是这个意思，这样简单化也是无法实施的。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明明才是“微”，就要按照“著”去处理，那就很勉强，不为多数人从内心能接受。等到“著”了，事情很明显了，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了，那就不同，但那时也许成气候了，处理不下去了，所以不如现在加以“反”和“防”。这既是这次运动的难点所在，又是这次运动的果断所在。
毛主席把“一月风暴”定性得这么严重，就像提前多少年打出的导弹，为的是命中多少年后那个目标。反对现在的某种苗头，是为了不让将来长成大树，南斯拉夫、苏联就是两面镜子。在那里“已成”的，有可能是我们“将成”的，如果是必然，那就是“当成”，如果不必然，而只是一种历史曲折，那就要防止。所以毛主席老是发出警告的预言，这就是“当说”，当说而不说岂不失责？当做而未做岂不遗憾？毛主席发动文革是既是当说，又是当做，这样才不留遗憾。
伟人来自历史，高于历史。他是人，又是神；他是神，又是人。古人也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先知先觉总是引导后知后觉。道家不主张把超过当代经验的意识说出来，“先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容易得罪人，群众也跟不上，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原则。道家是含光混世、和光同尘的，是阴柔、妥协、顺其自然的。而毛主席用世有为，敢于提出和坚持真理。就拿“反修”这个问题来说，就我看到的公开文件，至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中，已经很明确地提了出来，至今十年了，说明这个问题经过了反复的深入的考虑。比喻总有欠缺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把群众说成后知后觉、说成愚者不及，因为毛主席的主张也是从现实中来、从群众中来的，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主席大约不会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他会反对这个比喻，他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高呼人民万岁，他始终站在实践的和人民的立场。光是实践的立场还不行，还应当是人民的立场。
哈，你分析得好，严谨，滴水不漏！宗进庭高兴起来。
也许，并不是他讲的内容让宗进庭高兴，而是他这样纵横捭阖旁引博证的讲法让宗进庭感到有趣。他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中央要求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个“经过”，一个“最后”，一个“以上”，既说了过程，也说了结果。把你委屈到这地方来，就是过程之中的事，但还不是“最后”的结果。打击面不足“百分之五”的这个结果，好像可以否定运动的实质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但其实不然。干部是掌握政权的人，他们增强了无产阶级领导意识，资本主义复辟就减少了可能，社会主义就有了保证。毛主席想来想去，把这个保证交到人民手上，让人民关心国家大事，让群众来制约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人民内部在乱，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进一步战胜资产阶级。这样理解毛主席讲“一月风暴”，就理解得通。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跟强调这个运动的阶级实质性，就不是矛盾的了。如果理解成群众愚昧无知、犯上作乱，而毛主席莫名其妙加以发动、利用，这行吗？如果真的这样看待运动，那带来的问题也许更大。因为既然不承认运动的阶级实质性，那么这个实质就要理所当然被蔑视，那就解除了思想武装，成为最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强调“一月风暴”的实质，是比所有的人都超前。毛主席坚决要打出反修防修这枚导弹，他摁下了开关，反对也罢，不理解也罢，你们想怎么样也罢，他要命中的是多少年后，那个在实践上完整地出现于苏联，在理论上完整地总结在《九评》的目标，那个在中国、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可能重演的情况。毛主席认为他当说、当做，所以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且直接交到群众手上。
宗进庭好像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也好像从一个梦呓中醒来，说，我只是尽力试着回答你的提问，并不代表我的观点，只是一种逻辑演绎，好像是自动的，好像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
宗进庭点头说，你讲得可以，确实是一种道理，不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你是怎么考虑的呢？他大胆而又小心着请教宗进庭，并且觉得自己的心脏因为敏感到某种政治性的恐惧而乱跳起来。
宗进庭冷笑道，有些事情不是现在能考虑得了的，我就不说了。我们活得长一点，走着瞧吧。你读的书比我多，不是说“天道好还，无往不复”吗？不是说尊重实践吗？我们就等着看怎么“还复”过来，实践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往下看。起码，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东西，是一定要“还”过来的。超前的意识毕竟是超前的，而不是现实的。既然苏联变修了，文革这个导弹打到到苏联去，才适合。提前打出去的什么弹，在眼前爆炸成这样，把我都炸到这地方来了，怎么行？病人能让医生为一点小病就给自己做大手术吗？
他听了不觉毛骨悚然，对宗进庭十分敬畏，甚至对刚才的夸夸其谈也有点愧悔起来，而觉得自己一介书生、浅薄无知。他也就从所讨论的这一始终令人胆寒、考虑不出一个确切结果的题目上避开，考虑起自己的事情来：到底在什么样的局面下，能使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历史问题”，尽快得到杨书记说的重新调查呢？是应该寄托于上海的“一月风暴”呢，还是应该寄托于宗进庭的“还复”？但这样一考虑，就好像需要他做出一种政治抉择似的，这很可怕，也不是他所愿意做的一件事。恍惚之中他好像又置身于家乡的漆黑的田野上，又变成了那个身不由已的少年，而手中将被强行塞进一把手枪来！算起来岁月逝去二十年、时代经历好几个，命运好像仍在原地打转……
他看了一眼宗进庭，感到从禀性到养成都跟他正好相反。宗进庭始终都是一个能将现实之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强大的人，即使被关进牢房也一样，而且好像已经暗中扼住未来的咽喉了！宗进庭心中一定从不会被什么东西缠着。这种人干干脆脆，思想保持一条挺拔有力的直线，令人望而生畏。难道他应该向宗进庭做出某种表示？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他们这一方面，而不是站在那“意识超前”的“一月风暴”方面的？这也就相当于接过并且握住了命运塞来的手枪，到时还要比以前还明确地敢于“砰”的一声把子弹打出去！这简直是投机、背叛、屈膝奴颜，但好像也很自然！
把他关进来的明明是宗进庭多少已经承认的镇压群众的路线，而把他放出去的明明是学生们那样奋勇维护的毛主席的路线。这样尖锐的矛盾，他从前不知道、也想不到；但现在是知道了，就是眼前的现实；你要问一问自己站在哪一方面？你要有是非的判断、立场的选择。难道你打算忘恩负义、违背良心吗？难道你连做一个中立的人也没有勇气、一定要卖身投靠吗？奇怪的是，你怎么就知道正在坐牢的宗进庭反而是强大有力的呢？过去简直不能相信还有不拥护毛主席的，更不能相信毛主席面前还有如此难以克服的障碍，而且就在自己的党内，就连宗进庭这样的人都是其中的力量之一，要说是比三大战役还要难攻，并非夸张，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真是大了，就连他这样微不足道、蝼蚁一样的人，实际上也已经潜在地、自然而然地发生动摇和叛变了。真是可怕！
在意识惚恍中，他觉得毛主席好像成了盗火给人间的孤独而悲愤的普罗米修斯！
然而，他发觉，他的某种良心还是站在学生和毛主席那一方面的。但良心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他不但思想无力到难以明确回答那些越究越深的问题，而且感到整个人都陷入最为深刻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去了，情况比漆黑田野上身不由己的少年还要糟糕，所谓自己的那个问题也已经渺小到微不足道了。一种无限下旋之感让他头晕目眩，似乎站立不住。他脆弱地哼了一声，很想就地躺下来，要防着好久不曾再来的那种红红黑黑、心中欢悦、即将昏死过去的情况重新到来。他扶住栅栏。
你怎么了？不舒服？宗进庭走上来扶住他。恢复清醒似乎比以前快了一些，他说，我，刚才不知说了些什么，头晕了起来，有点站不住似的。
宗进庭说，你是营养缺乏吧？你被关在这里，几个月不出去了。但你刚才说的，很有思想，很实际。你没有脱离时代。你在观察、思考。你关心国家大事。你言谈所及都是大问题，这些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大，对抗也激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难以承受。夸大地说，这就是民族的痛苦，还有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痛苦。也许这痛苦是伟大的、必然的。“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也！
他惶愧起来，摇手说，不，我太渺小了，我不能考虑这些重大问题，是我的渺小让我承受不住。但我也只能是我这样的人，我很早就这样作出了选择，我只能做一个渺小的文化人，一九四四年，我才十七岁……
宗进庭把他扶坐到铺边上，在他身边坐下来，问他：就依你说，你不能考虑这些重大问题，而我能，那么你想过没有，我所主张、所赞成的到底是什么？
他有点惊惶地看了宗进庭一眼。但对于这个问题，他好像早就是有确定见解的了，只是很难回答，没有想过要回答，就像天机不能泄露、也没有想到要去泄露一样。难道宗进庭想让他说破吗？这是什么心情、什么意思？刚才宗进庭说的那几句《大学》，还有一句没说出来，那正是宗进庭想说而不敢说的吧？不，他不能让宗进庭犯错误。坐牢的宗进庭此时此地可能会有狂热的偏执的不正常的轻度精神病。
他应该给以缓解。他说，我没有想过你具体主张什么。宗进庭说，那我问你，这次运动的重点是什么？《十六条》上怎么规定的？他回答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宗进庭问，那我算不算其中一个呢？我这个当权派是不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他惊惶地说，这个我没有考虑过，你现在这样提出来，我也还是无法考虑，我不了解。这首先要由你自己回答，还可以由你的上级、同级、下级来回答，从外面“炮轰”一顿是容易的，到里面具体指明就困难了，即使你自己，也未必就能明白自己。说实话，我的体会，这个运动还是重在防，而不是重在反，是提前打出的导弹，眼前并没有爆炸，它向远处飞去了，眼前只是发射基地的火光、巨响、火箭穿云裂雾的呼啸声、人们的欢呼声，人们狂热地到处奔走、激烈讨论、乃至互相打起来。眼前哪里有一个具体的走资派？看不到，目标不明显，只能说更多地是隐藏在未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所谓资反路线的问题，运动还闹什么呢？资反路线成了最明显的、最眼前的目标，但并不是提前打出的导弹在眼前爆炸了，可能是擦伤了、震昏了一些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吧？
宗进庭点头说，比喻得好！而且你有激情。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么回事。那我问你，所谓两条道路问题，你的主张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回答是现成的。宗进庭说，我不要你说现成的，我要你说出自己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东西。
听了宗进庭这话，他的头脑复杂起来，因为好像面临“引蛇出洞”。难道宗进庭希望他说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吗？难道宗进庭以为他骨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是啊，一般会以为他这样出身、遭到这样命运的人，而且是知识分子，定然如此。可事实上他却不是的，而这又如何能使人相信呢？虽然本来用不着别人相信，但当别人这样想当然看待你，无形的压力就很大，你就“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了，就好像迫切需要向别人说明自己，要让人家对你“是其所是”，这往往是徒劳的、可笑的。幸好，他虽然具有这样可悲的境地，却没有成为这样可悲的人。
但他不能不回答宗进庭。他不习惯、不喜欢躲躲闪闪。他说，我谈不上有自己的主张，但十七岁那年报考新四军的学校，是我自己的选择，说明那时我已经倾向社会主义。后来在盐阜师范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至今没有新的学说新的事实能让我改变社会主义信仰。后来我考上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提前毕业进了省报做编辑，这期间也看了不少书，了解不少事情，结果都让我进一步相信社会主义能实现于中国。组织上调我当学校领导，我再三拒绝，自愿当教员。再后来就是审干复查中出了问题。就凭这样的经历，即使吃了苦，我也没有对党不满的理由。为什么呢？没有当官，是我自愿的；审干出错案，是正常现象。一个人可以有自己对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但那是最不能从自己个人恩怨、一己偏见出发的。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私人天地，但在社会国家的重要问题上，只应当服从真理。就我至今所学所知，我认为如果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不对的。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出自内心的话。但我也并不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尽善尽美，如果那样，为什么毛主席党中央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而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亿万群众对于参加文化大革命有这样高的积极性、乃至可以说是狂热性呢？这就是社会矛盾、社会斗争的反映，经济学上说有需要才有市场。我并不无条件赞成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但也没有理由反对运动的宗旨和群众的热情。对运动怎么理解、抱什么态度，跟主张走什么道路，当然不能简单划等号。就个人而言，不能因为运动初期执行了资反路线，就一定是个走资派。不能因为参加了造反，就说明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有区别的，是很复杂的。
宗进庭听着、点着头，说，你是诚恳的，你说了你的肺腑之言，也说了你的分析，我听了很满意，你是出口成章啊。在这个问题上我所估计的你，也正是这样的。不过我并不担心我被定为走资派。定不了我。照目前这样，如果运动到最后像过去做工作一样要指标，要在市委常委里定一个，那当然是我。但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还不会那样硬性规定。我对我目前处境也并不沮丧、并不懊悔、并不害怕，正如你指出的，这事情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全国性的。毛主席对这个有数，毛主席从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他老人家不会违背自己对全党的这个一贯的教导。我看出他对“走资派”这个问题，虽然把性质说得很严重，但对人还是要当作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重在过程、重在教育。但发动群众是真的。全国的群众，从学生到工人，还要加上农民，都一哄而起，而且分别地都有中央文件支持，只有军队好像还没动。可是亭州已经闹得这样了，谁是走资派呢？能说得出来吗？比如你们学校的王淮兴靠边站、“打倒”了，算不算一个走资派？能肯定吗？还是不能！这样下去，到运动后期，也许就连一个走资派也指不出来，可是运动就跟真的一样闹过了。说是演习，但这个演习是有仇恨、有伤亡、有后遗症的！就因为“先知先觉”，防微杜渐，花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就算中央有几个、有十几个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方式解决，何必？现在不能下结论，要由历史下结论！“拂人之性，灾必逮身”！我在你面前这样坦白，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想必也没有录音机、窃听器，很想向你这个读书人、旁观者讨教，想听听你的看法，也许你能帮我解决这个思想问题。
宗进庭竟把“灾必逮身”说出来了，他听了魂飞魄散！但宗进庭竟这样信任他，简直是拿他当作知心、知音了。其实，正由于“这个特殊的环境”，本来跟他是不能说这样的话的。即使是在外面，跟无论多么可以说话的人，这样的话也是不能说的，因为这不是怀疑文化大革命吗？这不是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吗？这不是发出最恶毒的诅咒吗？人是多么复杂啊，当你说出某种“危险言论”时，有人也许好心地劝你少说，就赶快离开你，有人也许出于义愤、出于害怕、出于某种目的，会用某种方式在某种范围出卖你、揭发你，那你就要吃亏了。
在政治空气被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无限膨胀起来而无所不在的情况下，人人都无师自通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就好比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热火朝天之时，你即使在自己家里说农民协会不好，你家里的人也会劝你不要说；如果是在外面，那任何一个路过的农民，都可能立即向你兴师问罪，查一查你是不是土豪劣绅方面的人。这情况大约放之任何国度、任何一种革命年代莫不如此。当民主膨胀起来时，正是来自民主的专制也同等膨胀起来。假如你身处法国大革命之中，你上街或者就在家里喊“国王万岁”，愤怒的民众就可能送你上断头台；如果相反，你喊“打倒国王”，贵族就会来结果你的性命。这时，双方对峙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会儿是红色恐怖，一会儿是白色恐怖，并且都坚持自己的“天经地义”。
《阿Q正传》上就描写过革命年代的这种空气，就连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乡村统治者，也会畏缩着一时尊称最底层人士阿Q为“老Q”了，这一笔真令人叫绝！但赵老太爷这些人是心怀十倍的仇恨的，当他们被革命打昏的头脑清醒过来之后，则挂起徽章，“咸与维新”，阿Q又望尘莫及了，并且就有那最后的必然的命运在等待着他，那也正是赵老太爷这些人在推动着的。历史上被统治者的真正胜利，夺取政权之后建成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毛主席领导的这一回，无怪乎人民的崇拜和狂热，并且踊跃投身于“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不管面前有没有具体的“走资派”，反正是不能不跟“走资派”斗争的，一定要像真正的革命一样闹起来，欢呼这个“提前打出的导弹”，不许说三道四！人民似乎领悟、接受了毛主席的超前意识。如果说“灾必逮身”，那人民也免不了以后遭受打击报复的灾难，第一件事就将是剥夺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大民主”。宗进庭将十分坚定、毫不犹豫、铁青着面孔来执行！
他打了一个寒颤。他是不能同意宗进庭的，但宗进庭这样坦露心胸来“请教”他，公布自己的“思想问题”，如果说天下有“授人以柄”的蠢事，这不就是吗？宗进庭对他这样不设防，不是宗进庭政治上幼稚和为人单纯，而是对他有一种人格信任，并且也不怕他。宗进庭在他心中引起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在稍感亲近之余，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宗进庭提出的问题，他决定依然坦诚回答、直抒己见。
他说，从群众这一面来考察，他们好像不认为眼前就一个目标也没有。从近处往远处说来，目标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目标，是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在文革中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所指。但这个斗争目标一提出，就来了对立面，另有一部份群众认为那不是资反路线，而是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以反对。我以那个为目标，你以我为目标，我要反对资反路线，你要反对我这个反党分子，双方这就斗起来了，都宣称要斗争到底。按理说，群众跟群众没有什么可冲突的，但事实上就这样冲突起来，成为历史舞台上主要的戏剧场面。所以这第一个目标，就不容易有结果，如果运动不收起来，这个问题会永远纠缠下去，收起来以后人们的注意力会转到新的事物上去，但如果提到资反路线这事，就还会面红耳赤起来。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的是，提前打出那个导弹是有必要的吗？那个导弹本身是正确的吗？大是大非！
第二个方面的目标，就是要找出本单位的走资派。群众一般不了解内情，他们只能凭着印象说某干部是好的，某干部不好，而且你这样看，我那样看，就可能出现你的矛头指向厂长，我的矛头指向书记，你要打倒的我要保，我要打倒的你要保，彼此冲突。他们把本单位某领导人说成走资派，一般都显得有些空洞，或者所说的是很具体的贪污腐化劣迹，但他们就认定说这是一个“走资派”，写到大字报大标语上，张贴到外面来。他们一定希望干部内部能有人冲破“铁板一块”，站出来支持他们，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出现这样的干部。只不过不能肯定没有干部暗中支持某一部份群众，给他们提供材料。这就涉及干部内部平时的矛盾了，有可能是有原则的纠纷，也有可能是借着群众力量来打击异己。这第二方面的情况，特别在某个具体的单位容易出现，外面的人根本就弄不清这个单位里面在闹什么，无法判断谁是谁非，闹到最后可能一笔糊涂账，没有明确结果，大家白白地生了许多气。但客观上也能把一些问题给捅出来，把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一步。
第三个方面的目标，是关于本地区的，比如，亭州市委里的走资派是谁？本来不曾有哪个单位的人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但当群众运动渐渐超出本单位的围墙，市里出现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比如，朝阳中学里发生了什么？怎样对待医校学生静坐？市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正确？两派学生、两派工人谁是谁非？这样就形成了本地区的一些问题，不同意见就围绕这些发生斗争。作为市委的领导人，跟运动的距离就这样被拉近，群众就观察他们，分析他们，本地区的运动渐渐就这样闹起来，竟然把你这样身份的人委屈到这个地方来了。到底如何，以后怎样，这仍在发展之中。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目标已经足以使群众认为，一切不是空洞无物，是很真实的，是应当有他们所认为的结果的。群众就在这样的运动中解放自己，得到锻炼。他们在以前平常的糊涂的日子里确实不曾有过这样大的民主权利，不曾有过这样的思想活跃、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现在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群众这样大的民主权利。这民主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确实是空前的。也没有说不给当权派以民主，如果一个当权派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可以写大字报，没有谁说他不可以写。但干部比较慎重，他不会轻易去写大字报表示自己的立场或者为自己辩解。干部是跟着他的上级走的，他并不直接跟着中央。就全国而言，除了受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不能有“四大”的自由，实际上谁都有这个自由。群众对“四大”的热情特别高，因为平常他们不曾有过、或不曾运用过这种自由，那时你给他，他也不敢。干部的想法不同，他们并不特别需要这个，他们的情况和思想也要复杂得多。群众在这场运动中有很高积极性，不奇怪；干部表现出相当的冷淡、冷静，同样不奇怪。从群众这方面，可以说，即使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这运动也足以使他们兴奋、活跃、认为值得参加。他们现在很把自己当人。一个国家社会，群众处在什么精神状态为好，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研究的，鲁迅在这方面特别有独到见解。
如果你认为运动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群众却不一定这样想，情况好像就是《共产党宣言》上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整个世界”是什么？是每个人都来当市长、当厂长吗？当然不是的。是什么呢？也许只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厂长、市长，都可以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意见。有一种政治理想现在好像伸手可及了，就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说的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这不外乎还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意思吧？
宗进庭一笑，问，还有第四个目标呢？
他说，第四个目标在中央内部，其结果如何，群众不能决定，也使不上劲，他们只有举手拥护。《人民日报》经常提到“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前我以为只是这样说说，让大家引起警惕而已，现在越来越知道这句话是具体的，八月以前这个人还负责运动，八月以后这个人就靠边站了，但仍在最高层的名单上。各种说法也在流传，但一般的人们只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小小亭州，某一个学生或工人，就这样把自己跟全国、跟党中央联系起来，每天充满紧张热烈庄严重大的空气，好像正在亲身参与着决定着国家大事。
群众反正是群众，目前这样闹还不至于影响他们的生活，米价一角钱一斤，青菜一角钱三到五斤，工人每月照样有三十、五十块钱的工资拿，学生回家照样有饭吃，初中毕业了上高中，高中毕业了上大学，大学不录取就进工厂，一切都不用发愁。国家呢，连原子弹都有了，解放军守卫着边疆，全国各种大型建设项目不断有鼓舞人心的报道传来，这方面用不着他们操心。你所担心的他们不担心，他们认为这样闹值得。从某种角度，人民确实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过，又从来没有这样被看重过。我们对学生、对青年工人、对全体人民，从来都要求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关心时事政治，提倡一心为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检验着人们的品德和水平，检验着我们多年来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如何。
宗进庭嘿嘿一笑。
他继续说，群众现在对当权派很严格，实际上在严审他们过去的一切表现。但群众对自己的造反头头，也很严格。让自己的头头在出身成份上、在道德品行上无可挑剔，是很重要的，是斗争的需要，同时还要求做头头的人比较有水平、有能力、有负责精神。唉，我说到哪里了？
宗进庭说，讲得好，对我启发很大，而且动摇了我的不少看法，让我不再那么自信、那么激烈了，让我能从自己的立场上后退了一步、客观了一些。跟你谈谈真是有益，我们相见不晚，但是这样交谈太晚。坐牢也是上学，这句话不假。
突然有人敲击栅栏门，说，时候不早，不要谈话了。接着是在雪中“咕吱咕吱”走去的声音。是看守人员。但来时的声音他们却没有听到，也不知在外面听了几句没有，他不由得觉得自己有点忘乎所以了。
好吧，睡觉。宗进庭说。
他就整理起床铺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整理的，两块木板上铺上稻草，上面丢了一块肮脏的棉垫，也有一条褥单，是很粗糙的布。问题是床铺不大，本来是单人使用的，现在却得挤一挤了。他说，你睡在里面吧。宗进庭说不能反客为主，还是你睡在里面。他说，你大几岁，你睡在里面。说着就把宗进庭带来的被单给他铺在了里面。正说着，看守所人员又送来一条被子。他说，这当然是照顾你的。宗进庭说，这时候什么你的我的。就把它横着封在上面。
他去放下草帘。两个冤家仇人这就成了同一床铺上的难友，隔着被子挤在一起，用体温在小小的牢监里抗御着寒冷。经过一阵动弹，都安放好了自己的身躯。二人必须保持笔直的睡姿，要不然在铺边的他就可能被挤跌到地上去。安静下来之后，听着外面风势大减以至于停了，大雪落地的瑟瑟之声细密可闻。宗进庭鼾声渐起，他也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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