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独不成的反思：实践检验真理 事实擢破谎言
楔子
达赖的“人口侵略”政策之说，终于使人们对西藏此次所谓民主、人权的打砸抢烧杀矛头指向的对象青一色的为外地汉人做生意的商铺，作了贼不打三年自招意在藏独搞分裂的注解。
这年头类似达赖心口不一的人多了起来，可能是导致市场无序伪劣假冒商品泛滥的原因之一：
主流张维迎坦言，他的"改革"是"打左灯向右转"还说改革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其次是工人下来是农民...
而中央却一再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一系列惠农政策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却正在实施，而且听说小岗村的农民兄弟组织起来要重走集体化的路子。城市下岗失业工人的社保问题正在全面深入进行，反证了张维迎的胡说。
有学者称：腐败可使地方政府"合理配制资源"于是作为“人才”，刘松涛被引进到重庆，担任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副厅级）大胆创新，锐意改革，业绩突出。但是背地里他却抓住一切机会收受贿赂１３０余万元，在其糜烂的生活中还留下了“性爱日记”，写遗书要用鲜血捍卫改革成果。事实印证了人们对改革反思的合理性！
前不久又有主流弄了顶”民粹主义”的帽子抛向维权民众和行使网上舆监督的人们，民法专家江平也跟着吭哈了几声被人们的声声谴责所淹没…
上列几则使人们看到，被主流们再三迥避的"意识形态"却顽强地由西边吹来的"阴风"颠倒着事实，企蒙蔽人们的耳目，于是人们学会了逆向思维：
境外有敌视马克思主义是妖魔之说，国内就有人极力抹黑毛泽东是最大的独裁者，并主张追究文革的个人责任！首先是工人的逆向思维作了无声地的回应：曾一度各地出租车上悬挂的毛泽东头像。反差之大令境内外的一些人心理受到莫大地刺激！
但事情远未结束：
在劳动合同法行将实施之前一段时间，一个叫云谷川的，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以其高度地嗅觉撰文竭力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我以<<云谷川害了“软骨病”需吃“道德钙片”>>对其断章取义的歪曲我意之说予以揭露，却始终不见他对我的"反击"大作！接着，今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的规定，由政协委员的亿万富姐张茵公开地在两会，抛出了她的"提案"。云谷川也罢，张政协也罢，也许他们并不相识。但其共同点是无视女工何春梅的超劳累死，而加班仍在继续的普遍事实！加班延长工时的伎俩则正是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家获取的"绝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从而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
2008-4-2 11:09:29来源:中国青年报题为<<吴稼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也谈起了这个所谓的”主义。颇为精彩！吴认为：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吴还说：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何为民粹主义？吴稼祥说：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阐述“民粹主义”的文献都同意，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大量民粹主义案例和研究资料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林红博士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里认为，“即使已被研究、讨论了100多年，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有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好了，”一个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又一个” 只是一种精神症状”！所以无论概念清不清，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这顶自己也说不清的帽子戴在贫者愈贫的头上一按了之此乃吴稼祥之意识形态！此时，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令人不解的悖论：是民粹主义们在要求公正！然而究竞是民粹主义作为原因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导致的不公正的结果，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导致了社会不公？吴稼祥没有讲。他不讲不等于客观事实的不存在。于是人们想起了4500万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民粹行为与MBO国企改制管理层类似严介和一类的零收购”无关”与地方政府官商一体的农村非法圈地，城市非法拆迁”无关”？！
恩格斯<<反杜林论>>如下一句话可谓说了吴稼祥说不清的拟或是不愿明说的社会不公的本质即：...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民粹主义之说剑指<<宪法>>第一条：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所以，对人民行使正义诉求的监督权冠以民粹主义也就不奇怪了！政府的公权源于每一个体公民的私权而不受侵这一<<宪法>>精神的要旨被所谓民粹主义偷梁换柱，剩下的难道不是西方民主人权的货色吗？在全世界华人一致谴责达赖喇嘛妄图藏独的丑行之际，吴稼祥视而不见藏独打砸抢烧杀的罪行，反而再次抛出民粹主义的陈词滥调，这一行为上的默契使人们耳边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一、"资本无疆"决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令人欣慰的是：<<南方周末>>题为"捍卫中国工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捍卫全球工人的权利 南方周末记者邓瑾称：中美工会首度握手一场中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保卫战半年前就在美国打响。美国劳工组织、国会左翼成员及美国主流媒体纷纷谴责在华的一些美国著名跨国公司及其协会，称他们试图通过强硬的游说活动对中国正在审议中的法律草案施加影响，以限制新法赋予中国劳动者的新权利。如今，这场旨在提高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中国工人权利的保卫战，又达到一个新高潮。上周五，随着美国两大全国性总工会之一“变则赢”(Change to Win)代表团开始在中国的破冰之旅，美国工人的声援之手第一次正式跨过太平洋与中国工人相握。“我们的确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好事。美国公司任何使法律缩水的尝试都应该阻止，我非常反对他们的做法。” 美国著名工会领袖、国际卡车司机协会主席詹姆士•霍法上周五在上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中美工会之间跨越几十年恩怨的握手，源于双方面临的共同难题：在资本无疆的全球化时代，弱势的工人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在一个资本合作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和劳工组织是否也应该有更多全球性的接触和合作？
无国界的"资本无疆"，中国蹩足的资本家总是必然企望"剥削无度"。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被资本家视为妖魔才是怪事！于是这个幽灵始终如一地在劳动者心目中游荡...，必然发生劳动妇女为保护儿童和自己合法权利不畏军警弹压而斗争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和八小时工作制的五一劳动节！所以，当毛泽东创立的五星红旗升起在以天安门为标志的中国大地之后的1954年至如今，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概念并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消失之际，而劳动者对此似乎羞于出口的原因何在？！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概念"劳资搏弈"何为博弈？不就是斗争嘛。这并不能从本质上否定斗争的合理内涵。但现实情形却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劳动者被资方"绝对剩余价值"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无疆无度追求的同时，讨薪纠纷彼伏此起。讨薪杀人和被杀案时有发生，两极分化的间的矛盾是什么？高中学生都知道恩格斯所言的"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是指此阶段有资格参与分配的非劳动者，而讨新劳动所要讨回的只是自己的活命钱而不能。难怪总理替民工讨薪，目的就是为和谐！试问：这不是阶级斗争吗？再问，追求和谐就没有阶级斗争了？这是谁家的"发明"之说！
有人说了，农民都是不会种地的懒汉，会种地的是地主。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打土壕分田地煽动起来的对合法财产者地主的掠夺！？而且问题延伸到了义和团运动是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所谓"盲目排外"。且不说中国封建地主会不会种地仅地主占全中国百分之几而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中国的地主种得过来吗？可悲的是，持此看法者是弱势群体者。不妨先说义和团运动，再说毛泽东的煽动：
据胡绳先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第十九章（五）义和团的历史功勋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写到：
天津、北京相继被侵略军占领后，立即形成了清朝统治者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面地携手合作，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局面。清朝统治者昨天曾在朝廷文书中称义和团为“义民”，今天又称之为必须“痛加剿灭”的“匪徒”了。他们之所以愚弄义和团就是为了出卖他们。义和团没有能识破并正确地对付这种愚弄，结果就在内外反动派的屠刀下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分散到了直隶省农村中的义和团武装，虽然还继续进行了些斗争，但已不再能重新积聚起他们的力量来。在这个省份和北方其他地区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失败了。但是，在广大农村中，农民在重重压迫下的反抗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北方的义和团运动中的许多活动分子在失败后奔走到南方各处。有些人到了四川同当地原来有斗争传统的民间秘密结社结合起来，重新举起义和团的旗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川东一带的义和团在揭贴中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人民起义。次年，从资阳县开始，川东各地，以至川北、川南的一些地方爆发了抗拒官兵，焚毁教堂的群众斗争。同时，在直隶省南部的广宗、巨鹿也发生了以景廷宾为领袖的农民群众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扩展到山东、河南两省边境的一些县份。在这些地方潜伏下来的义和团群众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群众打出“扫清灭洋”的口号。发生在川东和直南的这两次起义虽然维持不久，都在官方血腥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提出的新的口号。血的教训使“扶清灭洋”这样的口号从此再也听不见了。川东和直南这两次斗争虽然可以说是义和团运动的余波，然而它们又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已经完全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相结合起来的先声。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义和团运动虽然没有处理好这两方面斗争的关系的问题，但是当它的力量以汹涌澎湃之势从地下冒出来时，竟迫使清朝朝廷作出它本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外宣战。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中国这个巨人看做是可以任意操刀宰割的对象，义和团运动使它们恐怖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底层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当时起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它又成为在此以后中国人民的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完全胜利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先驱。
胡绳先生评价说：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以贫苦农民为主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就这点说，它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继续。它是这种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最后一次。中国已不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义和团运动突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但是没有能把这个任务同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的进步的任务结合起来，而且严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义和团的失败证明，这种单纯的自发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从此以后，占据历史的中心地位的已再不可能是像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旧式的农民运动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中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只有在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能够动员和团结起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把农民运动提高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那样的自发的运动所远不能企及的高度水平，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能够把这个革命一直发展到彻底胜利。
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在那时候，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虽然就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来说，就它的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来说，是比农民先进的一个阶级。但是这个阶级，由于它所具有的种种弱点，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
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总是指摘义和团的弱点，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出义和团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在戊戌政变后逃走出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保皇党，以保卫光绪皇帝为宗旨。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勃起的时候，他们认为是在国内进行活动的好时机。唐才常作为这一派的代表从日本回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他在上海，以值此事变，人民须自行“保种救国”为理由邀请了数百人举行会议，号称“国会”。与会的人大部分是上流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人物。他们推中国最旱的一个美国留学生容闳为会长（我们在太平天国时期已经谈到容闳此人了，见第八章第四节。他后来先后供职于曾国藩、张之洞、刘坤一门下，并曾任清朝官费留美学生的监督，这时在上海是个社会名流），推严复为副会长（严复是我们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谈到过的人）。唐才常自己担任总干事，他为“国会”订的三条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 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清光绪帝复辟”1。既说不承认清朝政府，而又不过是要光绪皇帝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显然是自相矛盾。
唐才常除召开公开的“国会”之外，又秘密建立了称为自立会的组织，联络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哥老会，准备用自立军的名义发动起义。他携有从华侨募得的相当大的款项，靠财力使不少哥老会的头头愿意跟着他干，又收买了一些清朝军队中的官兵。因此，自立军很迅速地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力量。唐才常决定在当年七月里同时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发动起义，而以武汉为中心。他自己在武汉。在预定的起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安徽大通的自立军组织首先被清朝当局破获。接着，武汉一些被唐才常所收买的清军军官出首告密。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破获自立军的总机关，抓住了唐才常和其他二十多人，立即把他们处死，又在湖北其他各处捕杀了参与自立军的哥老会头头多人。湖南、安徽也为此而捕杀了不少人。康、梁一派所策划的唯一的一次武装起义就此失败了。
当时康有为向华侨募捐的信中，吹嘘他有胜利的把握，并要人相信他能够得到外国的支持。他说:“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将来迎上（迎光绪皇帝——引者）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又说:“我南方勤王义军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救光绪皇帝）。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不败之地”1。由此可见，他的方针，是根本不反帝的。他不但力求使他的运动区别于义和团，而且还预约他的军队将北上帮助外国侵略军攻打义和团。自立军在准备起义时，请容闳起草了一个英文对外宣言，那里面也是既表示反对义和团，又表示，由于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之事“须与各国联络”，所以“凡租界、教堂……等，均须力为保护”2。康、梁一派素来主张联合英日，唐才常曾竭力鼓吹这一点，他的《自立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欢迎日本人参加。事实上，也确是有日本的浪人参加他的起义活动。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他扬言说:“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3以上种种情形都表明，康有为这一派所要建立的“自主国”，不但只是百日维新时所设想的君主立宪国，而且也决不是向帝国主义宣布独立自主的国家。
张之洞直接同英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东南互保章程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是杀人灭口。唐才常事先曾同他联系，而他没有立即采取镇压行动，是可以成为他的一条罪状的。
唐才常的起义是在保皇维新的旗帜下，而不是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但经过这次失败后，本来接受康有为的主张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发生了分化，有些人转向了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唐才常企图依靠会党力量来发动起义，这一点也成了以后一系列的革命党人的行动的先声。
梁启超在义和团运动时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之所以积弱，原因之一是“愚昧”。他说:“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1。这完全是用贵族老爷的态度来看待人民群众。尤其奇怪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痛斥中国人有一大病是“无动”，就是说“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隤然不动之域”。他把中国人描写得如此麻木不仁:“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然陈于目前也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2，这真是奇怪的论调。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底层的人民大众正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作出强烈的反应，进行着虽然具有很大弱点，虽然遭到失败，但具有伟大历史功勋的斗争，而在梁启超这样的资产阶级言论家看来，进行这种斗争的人乃是愚蠢的匪徒。由于广大人民起来斗争，中国正在发生，并将连续发生什么力量也遏制不住的激烈的震动，而梁启超所看到的却是“无动”！
康、梁一派这时所代表的是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多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族资产阶级中另一派，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已冒出头来。孙中山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开始他的政治活动。但是早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在国内影响还不大，而且他们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界限也还不很清楚。孙中山一派人当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也是不了解的。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到闰八月间（1900年9、10月间），在孙中山的策划下，发动了广东惠阳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主要是依靠当地的三合会、哥老会的力量。在广东巡抚德寿（他在李鸿章北上后，兼署两广总督）的武力镇压下，这次起义失败了。起义发动前，李鸿章尚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孙中山曾在香港进行联络李鸿章的活动，这个活动实际上是英国方面的一种策划。香港政府的议员何启（此人早在八十年代用中文发表了一些主张中国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政治改良的文章）同孙中山一派在香港的人员有联系。他主张孙中山一派人同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这时李鸿章尚未离开广州北上。在何启怂恿下，由孙中山领衔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总督。这封信向来被认为是孙中山的手笔，其实就其内容说，完全是何启的思想。这封信说:“满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国，延及友邦”，信中历数清朝政府的罪状，把没有剿平义和团看做是一条罪状。这封信表示希望在英国的帮助下“改造中国”1。李鸿章经过英国人而知道这个“两广独立”的计划后，正同张之洞一样，不是没有考虑过的。李鸿章在六月二十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以前经过香港，还同香港总督会面。这时英国官方已经放弃搞“两广独立”的计划了。孙中山一派人当时只是坚持要推翻清朝的统治，不但没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明确认识，而且也同康有为一派人一样寄希望于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日本浪人就插手了惠州起义。惠州起义时，孙中山本人是在日本占领下的スニ。日本官方还表示要支持他。但不久，日本政府也同英国及其他列强一样，确定了“保全”在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政策，孙中山所预期得到的支持当然也就谈不到了。
二十多年后，孙中山对义和团作了公允的评论。他认为，在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中表现了“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同时高度赞扬义和团反抗侵略者的战斗精神:“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2但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舆论界一般地都是把义和团看做是受清朝统治者支持的落后的、祸国的运动。
当时，只有个别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杂志《开智录》发表了一篇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3。文章说:“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义和团是这些“文明国”压迫中国之反响。“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自然之理。故北部山东、直隶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上天亦代为不平，当联络民气，共竭腕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文章驳斥当时流行的认为义和团是闯了大祸的匪徒的观点:“义和团虽一败涂地，为人不齿，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我中国人其亦知之否耶？”文章认为，义和团的斗争之勇使得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不能不有所顾虑:“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外人于此，则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中国）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
这篇文章虽然仍包含着对义和团的一些错误看法，没有能对义和团的弱点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它不把义和团看做有罪，而看做“有功于中国”，是在当时言论界中极为罕见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452--458页)
这里有两点：一是，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否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二是，这种受历史局限性的农民爱国运动有没有象达赖一样搞分裂？请看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公安部：初步查明达赖集团某官员在境内活动网络>>中新网4月1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已公布的四起纵火案——“以纯服装专卖店”纵火杀人案、达孜县摩托车专卖店纵火杀人案、“花花公子”服装店纵火杀人案、“宏宇裤业”服装店纵火杀人案中，12名无辜遇害的群众外，还有6名无辜群众在拉萨“314”打砸烧抢事件中遇害。3月15日以来，公安机关先后抓获了一批与境外达赖集团有密切联系，参与组织策划实施“314”事件的重要对象，初步查明了达赖集团“安全部”某官员在境内的活动网络。目前拉萨公安机关抓获了直接参与组织策划实施314事件的某骨干，该人对其与达赖集团某官员建立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二、是人民力量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我们不妨看一看1775—1783年，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谋求解放的革命战争。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即在这次战争中诞生。
这次战争是由于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急速加剧而爆发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把殖民地视为其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宗主国的政策发生了矛盾。战争的直接起因是，英国政府采取了进一步限制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措施，诸如：禁止垦殖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土地(1763年)，规定新的税收和关税。这就损害了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形势逐步形成。解放斗争最初采取的形式主要是抵制英货，拒绝执行英国国会的要求以及举行群众性的反殖民主义示威游行。从1767年开始出现了公开的骚动和零星的起义。各种各样的反英俱乐部和团体都积极展开活动。其中最普遍的一个组织是激进民主主义的“自由之子”协会。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772年，殖民地资产阶级最早的一批反对英国统治的机构(称为“通讯委员会”)成立，这些机构是殖民地新政权的雏型，对组织革命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参加解放运动的人在思想上并不一致。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解放运动中主张民主的一翼(民主派)，希望通过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获得垦殖土地的自由及政治民主。但是，在独立斗争营垒(辉格党人)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却是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种植场主上层的利益，谋求与宗主国妥协的右翼代表人物。托利党人，又称效忠派(大土地所有者属此类人物)及那些同英国资本和行政当局有联系的人则反对殖民地的解放运动。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上，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在亨利和阿丹姆斯为首的激进派的影响下通过《人权宣言》，并呼吁抵制英货，但同时又企图与宗主国达成妥协。1774至1775年冬，殖民地居民开始建立志愿武装队伍以保卫居民免遭英国当局和英军的蹂躏。1775年4月19日，殖民地居民的队伍与奉命前来解除其武装和逮捕其领导人的英国正规军在科康德和列克星敦(马萨诸塞)附近首次发生武装冲突。得到居民支持的志愿军打败了英军。这事件是全民武装起义的信号。它揭开了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序幕。至4月底，2万起义军在波士顿附近建立了一个营地，称为“自由营”。在革命处于高潮的形势下，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会上，资产阶级激进派占了压倒优势。会议的代表中，有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他们在后来都成了美国革命的杰出活动家。会议建议各殖民地建立新的政府以取代殖民当局。1775年6月15日，大会通过了极其重要的军事决议案，即组建正规军队(大陆军)的决议。根据此项决议，军队按志愿入伍的原则补充兵员，建成了一支由师、旅、团、营、炮兵和骑兵分队组成的正规军。军队的总数定为88个步兵营(约6万人)，但在战争进程中并未超过1.9万人。弗吉尼亚的种植场主、原英军上校华盛顿被任命为总司令。1775年10至12月，会议通过建造13艘巡航舰和轻巡航舰并建立海军的决议。1776年7月4日，大会通过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13个殖民地脱离宗主国，建立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从此，7月4日就成为美国的国庆节(独立日)。 这次战争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775至1778)军事行动主要在北部殖民地(1776年7月4日起为北部各州)境内展开。英军指挥部计划镇压当时革命运动中心东北部各州的抵抗，不使其向北部发展。英军约有3万人。美军指挥部计划加强对已控制领土的防御，并派兵去加拿大发动当地的反英起义。至1776年夏，华盛顿的军队、民军和志愿起义者的队伍获得数次重大胜利。在班克高地附近的一次激烈交战(1775年6月17日)中，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解放了通往加拿大道路上的蒂康德罗加要塞和克朗波因特要塞，迫使英军于1776年3月17日放弃波士顿。但是，同年8月，英国W.郝将军指挥的军队在布鲁克林附近重创华盛顿的军队，并于9月15日占领纽约。12月，英军又在特伦顿近郊打败美军。虽然随后不久华盛顿解放了特伦顿，并在普林斯顿附近击溃英军一支部队(1777年1月3日)，美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因为美军当时的组织尚未健全，缺乏训练，而且武器、弹药和粮食均感不足。战略主动权操在英军手中。1777年9月，英军占领了美国首都费城，但W.郝将军未能发展既得的战果。10月，从加拿大前去与主力会合的英军重兵集团(6000人)，在萨拉托加附近被华盛顿军队(1万人)合围，并于17日宣告投降(参见萨拉托加战役)。美国军队在萨拉托加附近的胜利改善了年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这次胜利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各大国对交战双方的态度。1778年，美国同英国的竞争者法国(它在这之前已在物质上和军事上援助美国)订立了军事同盟，并取得了西班牙和荷兰的支持。1778年5月，由11艘作战舰艇和载有4000名官兵的运输船编成的分舰队在艾斯坚海军上将率领下从法国驶抵美国。俄国的政策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加强起了重大的作用。还在1775年秋，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已拒绝了英王乔治三世关于希望俄国派兵镇压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请求。1780年，俄国宣布“武装中立”。这在客观上是对英国不利的。
1778年6月，接替W.郝将军英军司令职务的克林顿将军放弃了费城，把基本兵力集中到纽约附近，以防该城落入法国分舰队手中。至战争第一个时期结束时，美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大为好转。在陆上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双方在海上也展开了战斗。美国方面基本上是使用私掠船(私人武装船只)作战，力图阻止对方给英军输送援兵，并破坏英军的补给。1776年至1777年期间，私掠船共截获809艘英国船只。这种私掠船不仅在北美沿海一带，而且在。英国海岸附近活动，其中最大的一支私掠船队曲琼斯率领。此人后来成了闻名的美国船长。战争期间，私掠船数量达到2千艘之多。美国的正规舰队由于船舰数量较少，人员配备不全，在战争中反而未起多大作用。
在战争的第二个时期(1779至1783)，战斗基本上在南部各州展开。克林顿制定了将华盛顿军队各个歼灭的计划。他仗恃南部贵族种植场主的支持，打算第一步先击溃南部各州的美军，然后粉碎北部各州的美军。1780年5月，英军(1.4万人)在查尔斯顿附近重创美军(约8000人)，从而打开了进入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的通路。1780年8月，康华利斯将军指挥的南方英军集团在卡姆登附近取胜。由于政。府采取了得到居民拥护的有力措施，由于任命了铁匠出身的天才将领格林为华盛顿军南方集团的司令官，才得以扭转战局。1781年1月和3月，英军先后在考盘司附近和吉尔福德附近受挫。格林将军十分巧妙地使正规军同起义队伍配合作战。至1781年夏季前，除几个港口以外，南部各州均获解放。康华利斯的英军集团和克林顿将军的部队只得分别龟缩在约克和纽约两个城市。华盛顿决定消灭康华利斯的军队，于是除留下部分兵力在纽约附近外，主要兵力和1780年开抵美国的罗森波将军的法军(联军总数为1.5万人)均由他率领开往约克城，并于9月26日包围该城。10月19日，康华利斯的军队(7000人)投降。法国海军在赢得这次胜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康华利斯将军的军队投降后，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于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签订和约。根据这项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独立战争的结果是，推翻了殖民压迫，建立了独立的美国。
毛泽东讲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前进的动力！所以，有人对独立战争的点评我认为是客观公正的：北美独立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马克思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原因是美国人民和军队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列宁称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士兵的高昂土气及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英雄气概，是华盛顿军队得以战胜兵力上占优势的敌军的决定性因素。人数众多的游击队同华盛顿军队并肩作战，大多数居民(包括骁勇善战的黑人群众)都支持华盛顿的军队。其他国家也有许多人因支持美国革命解放战争而志愿来美国参战。在美军中作战的欧洲志愿兵就约达7000人，其中有法国人拉斐德和圣西门，波兰人柯斯丘，德国人冯·什托伊边等。美利坚合众国在战争中获胜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个年轻的美洲国家实行了灵活的对外政策，巧妙地利用了英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法国订立的军事同盟以及俄国对美国所持的善意态度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争表明，美军的军事学术优越于英军。针对英军的线式战术、横队齐射和呆板的步兵横队，美军采用了疏开队形战术，单兵瞄准射击，和发挥军队高度机动能力的战法。华盛顿军队同游击队协同作战，善于利用突然性因素，并各个歼灭敌人。独立战争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就在那个时期反动的趋势已开始露头，黑人奴隶制的合法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独立战争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对于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林肯签署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中说黑人和白人在法律上有同等地位。那么达赖所谓“人口侵略”政策之说是对国家发展的倒退，还是促进？为什么以人民力量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的西方国家总是对藏独如此感兴趣？
有史为证："在日俄战争时，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武装侵略。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2月）强行越过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在次年二月（1904年4月）攻陷江孜，又在六月（8月）进踞拉萨。侵略者以武力威胁西藏的一部分宗教领袖订立了《拉萨条约》。由于这个条约是撇开清朝政府而订立的，其内容又是旨在使西藏完全沦为英国支配下"既使"清朝政府不能不表示反对，它命令在拉萨的驻藏大臣有泰拒绝签字。以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政府派官员同英国代表在印度和北京先后两次谈判，结果仍没有能完全废除拉萨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才完全撤出。"然而，分裂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并不意味着从此罢休，达赖不是又跳出来了嘛！
三、中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伟人同样不能跳出"三界之外"而成"神"
有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土地国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平均地权理论中。平均地权理论是他从中国现实的土地状况出发,结合历代思想家的思想材料,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孙中山在谈到他的三民主义来源时,认为“是集中古今中外底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取得的一个结晶品”。“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形成的确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冯自由曾讲到,1899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与梁启超、章太炎等研讨土地问题,从中国夏商周三代之井田制到西汉末王莽之王田,从宋代王安石之青苗法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无不都在他们讨论的范围之内。这些议论形成了孙中山最早的土地国有思想。
遗憾的是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未得到实施，换句话说"土地国有思想"相对于失地农民而言，他们并不认为“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决定了辛亥革命的软弱和不彻底性即：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从而与"打土豪分田地"的<<十送红军>>歌曲响彻中国，这支由工农结合的武力量的相区别。这便是当时的国情！
鉴于上述情形，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1926年夏，毛泽东在他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时说：辛亥革命没有提出农民的要求和需要，没有为农民而奋斗，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所以革命遭到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 随后，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又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鉴于此，毛泽东肯定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思想总结了"软弱性"的先天不足，继往开来地，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思想"洋为中用"融为一体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我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主要所在。这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煽动"试问这种"煽动"有罪吗？他们抹黑毛泽东，反对共产觉，剑指孙中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清人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所言极是，这是总结历史的经验之谈！
现将我<<李剑阁硬将“屎盆子”扣到农民头上>>一文附上予以说明：
李剑阁于2006年3月2日在题为<<直面反思 改革27年我们到底想学什么？>>声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过分地抽象地泛泛地强调公平，可能会重新唤起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平均主义的诉求，而平均主义导致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景象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事实上，李剑阁上述之说并非有什么“新意”无非就是说，改革中的工农民众对公平的诉求，是历次农民革命“均贫富”意识的结果！
诚然，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的农民革命，其旗帜上无一没有“均贫富”这一深深的烙印。但李剑阁回避了这种历史局限性的“革命”的成因即：封建的“土地兼并”逼得农民不得不进行激烈的反抗。处在封建“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坑头”，是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意识长期存在的物质基础。这种现状并未因我党取得政权而得到彻底改变。因为共产党是由人组成的，毛泽东也不是神，不可能下一道“命令”就会改变一个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基础。而被农民称为“富民政策”的改革也只是改革初期前几年的事，然而改革27年来从初期的成功，到现在两级分化严重的现实表明，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富民政策的成功，在向城市转移中，一方面“不管”农民了；另一方面国企MBO的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和国资大量流失问题,恰恰证明这种改革己背离了邓小平当初为“富民”而改革的社会主义宗旨。
可以这样认为，是封建的土地兼并导致了无法生存的农民必然进行“革命”，而这种“革命”的同时又破坏着当时的生产力，于是土地兼并——农民革命——土地兼并——农民革命，形成“恶性循环”的历史改朝换代！每一次改朝换代，使封建的“统治术”越来越完善。这种结果的出现，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并得出的结论是：农民不该“胡闹”，如果没有这种胡闹，也不会使封建制度完善。但问题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要吃饭，与其饿死，也要反抗才有生存的希望。所以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农民革命，都是以土地所有权为目的的争夺，而打着“均贫富”的旗帜所进行的革命。如果在当时条件下，设想农民“革命”应具有工人阶级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幼稚可笑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国情。建国后的工农业“剪刀差”，加之面对强大的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党和国家新生政权的敌意和武装力量的虎视眈眈，首先不挨打的起码要求，使农民和工人在为钢铁工业体糸的构成而发展国防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应当是国有资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宪法》所确认国家根本制度的物质依据！然而当改革应以“工业反哺农业”之时，我们的国有资产被极少数人MBO了,不但没有“反哺农业”反而使大量工人失业。试想这种改革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失去所有权的工农民众，能不先从公平原则提出自己的诉求而重新审视我们改革的初衷和方向吗？当人们提出公平诉求时，你们说这是“均贫富”的思想意识，言下之意，无非是指责中国民众主体的工农是所谓落后“农民意识”是“仇富心理”，所以不惜将历史上由于封建土地兼并引起农民革命这一成因的“屎盆子”扣在当今农民头上，这种将历史责任推到农民头上，既不尊重历史，而且是妄图改变历史的鄙卑行为。其实从人们对反思改革，到要求公平的诉求，从国资流失后的工人失业，再到对物权法的质疑，人们终于发现：是自己的所有权被剥夺的结果，这是物权法争论的实质！这一争论的背后不仅是工人主人的权利和利益，而更多的是农民的权利和利益。李剑阁也说到“国力”，是的国力很有限，但照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付出社会巨大代价的，温铁军、何慧丽在干什么？不就是看到农村分散型的小农经济，己成为改革的制约原因而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吗！温铁军、何慧丽这样做没有考虑到国力吗？而你们为了一已之见、之利鼓吹的是什么，符合国情吗？李剑阁问改革27年我们到底想学什么？那么我告诉你，我们什么都想学包括资本主义成功的东西，但拒绝走资本主路子。怎么办？答：遵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走出办公室和书斋，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基层去，看看工人、农民是怎么想的，再问李剑阁你自己在改革27年到底学的是什么，想往的又是什么？有句话可作为你改革史观的参考：资本主义历史性地现阶段暂时的“成功”教条照搬到中国行不通！
（见人民网强国论坛：星期四 2006年3月2日下午 8:30:24）
四、关于文化大革命：伟人之"错"是历史的阶段性标志不存在承担"责任"问题
历史发展呈波浪式前进有高有低，螺旋式上升，看似回到原处而实质进步的量变到质变的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抛开这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认识论，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而不能自拔！如果说毛泽东有"错"，也只是错在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大无畏精神，在他有生之年欲与成就贪官腐败社会成因的"天公试比高"而准备"跌得粉碎"！这个"天公"---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中国贪渎文化。毛泽东的晚年，看到了我党懂马列的不多，进而提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告诉后人一个真理，谁背离社会主义变成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撤尿的"老佛爷"：组织起来将他打倒！后来的情形证明了他的伟大，有人出来骂他专制了...。谁骂的最狠？可能他们就是官商一体的权贵资本！
附：<<与右而左网友商榷：法治与人治的两个“绝对”>>(一)
右而左网友《没有绝对的法治，只有绝对的人治》（上）贴文可喜可贺在于：这种思考具有一定代表性。她反映了人们对近30年改革反思呈理性探讨深层次发展的趋向。
首先标题：“没有绝对的法治，只有绝对的人治”，值得榷商。如果说只有绝对的人治，则我们不可能在此讨论国事而仍停留在长袍马褂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没有绝对的法治讲得好！说讲得好在于改革现实并未因党和国家提出以法治国的理念政府（广义）及其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并未严格依法行政。比如：城市的野蛮拆迁，农村的非法圈地等种种违法行为背后的“官商勾结”而使极少数人的暴富的现实。这说明在以法治国理念提出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依法改革，还是违法“改革”的搏弈仍在进行着力量上的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绝对的法治是正确的。此前不久以巩献田为首的108学人上书全国人大，叫停《物权法》的通过，正是两种由经济力量决定下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因为，我国宪法是政治制度的表现，而一部部门法的物权法，是否符合《宪法》的原则规定，是质上是要不要宪法以工农联盟这一社会主体利益的问题。可以说，巩献田等108学人的“义举”至少说来，是建国后一次足以让历史记入史册的“护法运动”！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人治的社会，不是法治的社会”、“人治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中国不能重蹈苏联的覆辙”其实，这种先肯定毛泽东时代是人治的社会，进而推定出苏联解体得出毛泽东时代是“解体”之见的结论是个极大的误区。是一种社会思潮，由来已久。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只看到“人治”的形式，而看不到苏联解体的本质原因是苏共抛弃了人民最根本的物质利益。所以苏共的跨台是必然的。这一点毛泽东早己看到，只是解体的结果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当初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目的意在有生之年通过他的努力，避免发生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训。从而"人为"地发动了文革。
毛发动文革的两大基本原因简单地说：一是苏修教训这一国际原因；二是国内由于农耕社会这一中国国情决定下的小农意识即：满足于老婆娃娃热坑头不思进取、散漫、目光短浅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倒退的重大决定。所以他总结自已长期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我党取得政权面临的种种问题，曾明确地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因为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也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这种现实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导致毛人为地发动文革，其目的在于对国内外的“反修防修”即：培养诱发人们对“三年知县腐，十万雪花银”意识深处的认可和忍耐这一几千年贪渎文化意识的根除，意在培养人们一种反贪渎文化的另类文化。毛泽东要否定的是：“三年知县腐，十万雪花银”，要解决的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与"无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的国人意识文化的既容忍向往，又痛恨无奈的体制！他在兑现着我党有民主这个形式，能够跳出历史轮回周期这一向世人的承诺，而身体力行。但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毛泽东一生所追求的不无和谐规律之使然的夙愿，历史性的落在我们肩上！
然而毛发动文革的计划、布署在文革中的现实被扭曲了，举两个例子为证：文革中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结果变成了只要是学术权威就是“反动”的；文革要斗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一个红卫兵讲了，既然是当权派就是走资本主义，然后这位讲真话者不敢再说什么“灰溜溜”地走了。此两种情形很象我们看到的“公车改革”等等社会现象，怪道有网友贴文说：公车改革补贴下来2000个亿，干部的屁股咋恁值钱！中国农耕社会的特征在于，高层任何一个决策到地方上，会立即变性变性变得适合于旧传统。所以文革得罪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伤害了一大批老干部，应当说教训惨痛，但不能以此否定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观目的之良好愿望！事实上很多老知识分子、老干部并未将文革中对自已的伤害记恨于毛泽东，而是在客观地对文革进行理性的历史思考。毛泽东发动文革如果说错误，在于超越了历史和现实经济状况给定的条件，因为人的意识的提高不是通过一场“运动”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经济基础、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而提高的。
我很赞成文革中受害很大的邓小平对文革的评价：“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样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有必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段历史，可能会比今天我们说得更好。”（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页）邓公这段话足见其胸怀的宽广，应当说他是老一辈一大批革命家没有因受文革冲击而“记恨”于毛泽东的代表，这正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之处。但有些知识分子就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充其量只能是“知识分子”而已，比如我们所说的包括年青点的主流！
如何评价文革怎样反思改革？换言之文革与改革是建国后中国的两件大事。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糸。与同是知识分子相比，主流们的确应当反思自已心胸侠窄导致的，对文革与改革这两件大事绝对否定与肯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应看看自己的脚后跟是站在了外国还是中国工农民众为主体利益的全体人民一边。
由于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他们不适当地耿耿于怀，从伤痕文学到所谓“社会主义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之论调，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引进”打开了文化意识的“决口”！善良的国人在不知不觉中“盲目度日”,当他们看到因国企MBO后工人的下岗、城市的野蛮拆迁和农村的非法圈地,这些对资源掠夺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而导致的“新三座大山”的形成之时，才幌然醒悟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到处碰壁！于是从法大还是权大的正义呼唤到演义了一场对物权法争论的维权护《宪法》的斗争。这场“护宪运动”正是公权源于公民权利（私权）即：权利与权力天然平衡的《宪法》精神的具体表现。正如最高法院院长在《论宪法精神》所言：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密切。其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源。作为人所固有的权利，公民权利为宪法所确认，而权力则是人民通过宪法所赋予的。其二，公民权利也是国家权力之目的。国家权力的设置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以权利为对象。在人民遭受奴役的国家，权利是权力剥夺的目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利则是权力维护的目标。其三，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之保障。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国家权力和法律秩序的社会里，人民的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有的只是弱肉强食，以强凌弱。为了保障人民权利，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许，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一个文革发动者和另一个改革倡导者作为伟人的共性之处。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做“文革开花
改革结果”。这种共性还表现在两个伟人义无反顾地一致反对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早就指出：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因此这种斗争形式将其中表现在要不要依法改革的“以法治国”意识理念的冲突。从而引起我们对要人治还是要法治这一话题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以为：人治与法治之间是对立的。人治与法治“辩证关糸”现象的背后是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的意识的提高并由它来决定的。恐怕用“数轴”难以表达清楚。很难解释政府行政违法以及司法腐败的现象。再如刘青山的贪污被处决而现在的大贪官领刑充其量“死缓”并非法律废除死刑的改变，而是执法意识的扭曲这能用“线”去说明吗？另每次贪官受刑必有一次对贪官的废除死刑的所谓专家讨论，就在于他们清楚以“讨论”影响法官法律意识的“内心确认”，从而钻法律不完善的空子，“线”和“数轴”怎么说明？而我的结论是，法治相对于人治而言是依法律为准绳的行为规范借以反对并根除皇帝圣贤“金口玉言”就是法的“人治”！
<待续>（2006-8-13-17：17分）
与右而左网友商榷：法治与人治的两个“绝对”（二）
上文表述了人治与法治之间是对立的。并认为：人治与法治“辩证关糸”现象的背后是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的意识的提高是由它来决定的。同时认为“法治”与“人治”之间的绝对对立，并不因为我们确立了“以法治国”的方略就不会出现、发生违背宪法和法律的社会现象。并以改革中的政府违背《宪法》和从属于她的部门法规定说明法治是在同“人治”官本位意识的绝对对立中的较量，来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的。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将不是一个资本主义模式的“法制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要有一部基本大法再加上一些细则就完全够用了，用不着太多的繁文缛节。道理很简单，资本主义的多数法律都是用来约束和节制劳动人民的，对于已经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纯属负赘悬疣，多此一举。我难以确定此观点中的“法制社会”的“法制”是将“法治”误笔为“法制”还是另有含义？这一字之差失之千里，所以我不能在自己对他人“不确定”语言场合下妄然提出异议。
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区别是否在于“繁文缛节”的形式呢？恐怕不一定！我以为：我们讲社会主义的法治在于：我们的《宪法》是代表并反映了工农联盟这一主体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意志。反之就是“人治”！而我们说“资本主义的多数法律都是用来约束和节制劳动人民的”，所以是虚伪的“民主”、“法治”掩盖着事实上的人治。是资本主义所谓政治上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在其虚伪的“法治”幌子下的，富人意志的必然反映。前不久美国一流浪女被殴致死在贫民窟附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为何这位流浪女不但连贫民窟都住不上，反被殴致死？这起发生在民主法治文明美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例，中国人设身处地对此看的很清楚，改革私有化的主流又该作何感想？
法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下的上层建筑之一。经济基础变了法律自然变化、调整、并在修改中完善。如：婚姻法修改后，仍需根据全国人大以法院组织法的法定授权，由最高法院对执行中遇到和可能遇到的情形予以“司法解释”处理好，对由于家庭收入反映在一方以家庭夫妻共有财产投资入股，离婚时如何按夫妻共有财产分割就必须作出解释借以保护妇女的人身财产权利。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不能用“繁文缛节”一言以蔽之，而简单地区别是资本主义“法治”还是社会主义的法治。
如果说没有绝对的法治，我认为应当是指在确立以法治国方略大政方针之后，对《宪法》和从属于她的法律予以“动态”的完善。以保证社会主义工农联盟这一利益主体的全体人民的意志下贯上通！
第一、对于法律中违宪的条款予以修改，以防照搬国外法律条款而不符合我国现存经济基础国情的存在。
第二、对于违背宪法原则和法律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赋于人民法院依照《宪法》规定违宪审查的权力。
第三、对违背《宪法》的法规、规章等行为制定《宪法》诉讼法，从程序上确保宪法确认的人民意志，使公民、法人有权依照宪法程序法维护自己的合法诉求，为政府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化，确立公民的实体监督权行施的法定渠道。从法律制定的框架上，根除“人治”意识作用下的腐败行为。
第四、修改《行政诉讼法》，由人民法院只对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增加对政府抽象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使公民、法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成为实体上的有法可依。从而使地方政府的瞒上欺下成为不可能，抑制进而堵绝官商勾结的机会。
以上简单地讲了个人的意见和想法，是一个非常粗的框架性思考。这种思考源于法治动态的完善与人治动态的必将消亡彼此间的必然博弈。望有意网友提出批评意见，我愿在为法治建设中得到善意的指正和无情的批评中得到安慰！（见人民网强国论坛：2006-8-14-16：45分）
五、儿不嫌娘丑：中国的事让国人办别人插手当戒...
反恩改革：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各种观点与人们的看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毛泽东所言：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面对现实情形，不同的人有着各自所处经济条件决定下的利益诉求，当属物质决定意识之使然。然而，当我们在反思改革种种问题时，力戒有人以极左面目出现大声喝到"反对改革"甚至指责敢为工农为主体民众利益讲真话者是"煽情"这种人不懂也不愿尊重历史，动不动先声讨毛泽东进而要追究他的什么责任，如同鲁迅笔下那位很值世人同情的祥林嫂整天絮絮叨叨的象个怨妇而令人讨厌！他们只看到西方文明的一面，而不懂也不想去了解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暂时文明是离不开工人阶级斗争而取得的事实。只要有人提到毛泽东他们象泄了汽的皮球，打了兴奋剂一蹦高三丈，然后象当年牧师传教般地灌输西方的"文明"，内心深处总希望象美国攻打伊拉克那样，到中国来把他们"解放"。对这种一己私利高于一切而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我们有必要提醒一句：私利膨胀向前迈进一步就是汉奸！
中国的事让中国人办别人插手当戒：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己完全撤出。己撤走的想进来或从未进来过者欲效妨的"文明"国家们，西藏殖民地的历史一页己经翻过去了，今日之中国己不是当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达赖帮不上什么忙的！
有人也许会问我,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是共产党员吗？答：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中国人！我虽不是共产党人但正在读恩格斯<<反杜林论>>如下一段：
...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
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发生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300年，而且只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100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趋于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87--188页)
(2008-4-3日18：4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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