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自古即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它决定了中国的知识界容易对同样遵循整体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成为现实的选择还需要当时的环境条件。从1840年到1920年,八十年间国势一日坏过一日,外则国土沦丧,内则流民四溢。知识界曾指望国家中兴,但到上个世纪初,一切曾经的期望尽皆破灭,社会陷于绝望之中,知识界只能从头反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它与中国知识界的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相互契合,于是导致了几乎是全球独有的奇观,知识界整体左倾,社会上层众多的一流大知识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筹建了共产党。正是因为中国有了共产党,才使中国摆脱了亡国灭种的险境。
很明显,《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在政改的方向性问题上表达出完全不同的立场。这次大讨论,是继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姓社姓资”争论之后的第二次关系改革方向的大辩论。与第一次”姓社姓资”大辩论的目的相同,这次争鸣的核心还是改革的方向问题。以《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为代表,两种思想潮流在进行碰撞,一个提出要搞清楚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一个在回避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关注和回避都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各自所处的立场和所代表的利益的区别使然。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的政改应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性质,而新中国建立的基本政治框架是最有利于实现人民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