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压抑中的爆发
我和戴明杨入党前不久，有一天晚上，学校党支部的组织委员高则尧老师告诉我:“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把你和戴明杨送到苏联上大学，今年学校有两个送苏联上大学的名额，学样决定你们两个去。先到长春补习两年俄语，以后直接送到苏联大学，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我先跟你通个气”。这件事因为中印反击战，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特别是《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的发表，中苏关系的分歧已经表面化，大批留苏学生回国，出国学习的事最后也不了了之。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我们学校保送一批学生去“西安电子工程学院”和“成都电子工程学院”去读书，当时称之为“文化兵”。按照我的想法，既然是保送到军事院校读书，应该选拔成绩好的，结果学校从文科班里选了大部份，真正学习成绩好的几乎没有几个，我觉得这是学校对部队不负责任，对姚丹成校长产生了意见。我虽然没被保送军事院校，后来要把我保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读书。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学校给了我，而且我填写的简历及学校的推荐意见都寄给了科技大学。没想到，离高考还有四十多天的时候，科技大学将我的保送推荐表又退了回来。并给学校一封简短的信，意思是：今年（一九六一年）取消保送制度，一律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到高考只剩下四十多天的时间，只有拚命复习迎接高考。高考过后，同学们普遍感到考试不理想，对学校前几年抓勤工俭学多，抓政治运动多，抓教学少有意见。我当时的感觉虽然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差，除数学感觉差些，其他科目感觉还好。但其他几个应届毕业的学生干部，认为有必要集体找姚丹成说一下。当时，我认为这样也好，马上都要离开学校了，在离开前，我们把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留下来，也算是送给学校的一份礼物，也没辜负学校对我们的培养。于是由我作代表（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姚丹成信得过的人）先找姚丹成校长谈谈。
一天吃过晚饭，利用姚丹成在室外乘凉的时候，我同他说了希望学校找部份学生干部开个座谈会的想法，宗旨就是总结经验，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姚丹成欣然同意。并确定为八月中旬，由我提出一个参加座谈学生干部名单：名单上有我、戴明杨、丁佩强、刘玉书、袁淑琴、刘希俊七人，平时的会议由学校秘书刘治淮主持。开始我们以为大家座谈一下，提些建设性的意见就算了。没想到姚丹成居然像反右派那样搞鸣放，开始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接着就叫我们自己先放下包袱，再接着是给学校提意见。同学们的意见集中起来是三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学校抓教学少，抓劳动太多，学生没有体现毛主席说学生以学习为主的教育思想，学校成了劳动农场。特别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做法影响学习，例如为了应付上级卫生大检查。半夜叫学生起床，按照军事化要求叠好被子，同学们坐着等天明，等上级检查团来检查，其结果呢？根本没有什么人来检查，白白折腾一夜。再如，白天为了应付检查，课桌用煤油擦亮，学生不能进教室，怕弄脏了课桌在全专区得不到好名次。就是为了应付这些不必要的检查，学生误了许多课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调动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以至许多老师不敢说话。他们怕校长，生怕在课堂或课外说错话，被抓小辫子。特别是语文老师更是如此，希望学校能定期召开座谈会，让他们放下包袱，大胆授课。对那些戴着右派帽子被留用的老师，例如李某某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就是好，就该充分利用他的长处，还有的老师是学非所用，浪费人材等等。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姚丹成校长在学生干部中不应该搞亲疏，应该一视同仁。其实姚丹成比较喜欢的学生第一是徐某某，其次就应该是我。徐某某分班时，他分的是文科班，后来参加“文化兵”提前离校了，剩下的高三干部中与姚关系最亲的就是我。结果他万万没想到，我领着几个预备党员，还有正式党员（刘玉书），两个准备发展入党的积极分子，向他发起了“进攻”。他当然是又伤心，又生气。他利用刘治淮开始对我们“反击”了，当时合肥工业大学对我和戴明杨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学校，姚丹成就是不放我们走。后来无线电工程系又来通知，要求九月十日前必须到校，学生干部要提前接受训练，就这样，姚丹成还是不放我们走。后来我恳请姚丹成先放戴明杨走，我不走，事情是我提起来的，罪责由我一人承担，要处理就处理我一个人。姚丹成最后答应，参加座谈会的每个都要写检查，尤其是我更要好好检查，不能肤皮糙痒，要深挖思想根源，交待提意见的动机。我答应了姚的要求，只要能让其他同学尽快离开学校，按时到大学读书（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只有一人）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所以我的检查最上纲上线，什么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大帽子照戴，我知道出于好心只是给学校提点意见，什么帽子也戴不上，只要把我们放了，到大学报到后再说。这一招还很灵，姚看了我和戴明杨的检查很满意，检讨得很深刻。就这样，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本想给学校留点意见，结果自己给自己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六.我的大学生活
一九六一年秋，由于姚丹成把我们扣在蒙城中学写检查，我们没有按照学校要求提前报到，没赶上学生干部训练班。
到校后，我们才知道，我是系团总支副书记，戴明扬是电真空班团支部书记，无线电系虽然建系不久，人数不多，到我们入学也只有三年时间，六百多人。但由于当时国家电子工业落后，这方面的技术人才也十分匮乏，再加上电子产品多为军用，无线电系所开设的专业都是保密专业。所以对学生的政治条件要求较高，每个班级要建立三个党员以上的党小组，年级建立党支部。我还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一班的党小组组长。正是由于无线电系对政治条件要求高，它成了合肥工业大学的拔尖系，以后又成了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炮台。
1、我为忠魂舞
人虽然已进入大学，但心里总压着中学时所写检查的大石头，总觉得冤枉。一片好心却落得个写检查，而检查里还必须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大帽子。我和戴明扬越想越不服气，两人一合计就决定行使党员的权利，给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申述，要求平反。直到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和戴明扬回蒙城中学看姚丹成时，姚告诉我们，写给省纪委的信已经批转给县纪委。县纪委很重视，找他谈了话，还责成他向我们赔礼道歉，同时还反复向我们解释。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好，怕我们到大学后惹乱子，大学不是中学，出了事没人为你们遮挡等等。并告诉我们，写的检查没有寄到大学去，还留在中学里，也没定你们什么。我们对老校长的话还是很相信的。由于我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想到应把检查要回销毁，正是这一点疏忽，为以后带来麻烦。
大学的生活并不像中学时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而是紧张还有些单调。我们这一届又是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头一年，尤其是无线电系的教学内容对数理知识要求较高。我们在县城中学里可谓是学习的尖子，但在大学里与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了，觉得自己真有落到老K的地步。想追，想赶，甚至想超，但知识的缺失，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笨鸟先飞，慢慢来。再加上全国经济仍比较困难，学生生活标准是高的，但每月的口粮也只有二十八斤。口粮中的细粮比例较少，只好将大米磨成米粉烧成糊，这样可以多放些水。从数量上暂时填饱肚子。每到吃饭时，学生每人拿一个大瓦钵子，口里念着自编的顺口溜：“一顿饭是一盆汤，洪湖水浪打浪….”，走向食堂。
学习任务的重压，物质生活的匮乏，这些都没有压垮我们抱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青年，特别是六一年的十一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到合肥工业大学视察，并向全校师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同学们！你们都知道，我是个办外交的，我和外国人见面﹑握手，讲话时，经常觉得自己的腰杆子不硬。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原子弹，人家有。我们说话就没有人家腰杆子硬。你们合肥工业大学是个工科学校，又是全国重点大学，同学们呐！你们都是学工的，如果你们现在谁能抱颗原子弹给我，我陈毅就给你磕头，给你五百两黄金。”
陈毅的讲话，激励着每一个爱国的青年 ，更激励着我这个本来就好热血沸腾的人。下定决心要把学习搞上去，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逻辑，象山一样压得我跑不快，飞不高。以一学年近视三百度为代价，学习成绩在全班也只是中等偏上，在成绩表上消灭三分，但也没有五分，这又让我下决心，再一次找机会向姚丹成进言谈中学教育质量问题。
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我和戴明扬依然如故地看望我们的老校长姚丹成。当校长问我们的学习情况时，又老话重提。我们共同感到高中的知识缺失太多，与大中城市毕业的学生相比，我们突出的问题是数学和外语。由于我们在中学里没有学到微积分的知识，所以到大学刚接触微积分就听不懂，外语的读、写能力就显得更差。希望学校重视这方面的老师，对学生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当一提到尊重老教师时，我们同姚的分歧又开始了。他认为学校对老教师很尊重，是他们自己水平不够。而我们认为老师水平不够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老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教师积极性不高。我们有不少老教师都是华东师范大学，旧时代的齐鲁大学毕业的学生，而且从教多年，不应该是能力问题。我们就举高中三角课的陈老师，教语文课的王老师，还有教俄语课的王老师，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学校应有的解决。校长平时很少，几乎不与他们交心。看老师的缺点多，看成绩少，老师有怨气。我们建议校长多与老师交心，多找些老师开座谈会，让他们心情舒畅地教书。姚就认为我们偏听老师的意见太多。于是我们两个就与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晚上十点，一直争论到凌晨四点，谁也没说服谁。因为是暑假，不少住在校园的老师也没睡觉，都隔着一堵墙听我们同校长唇枪舌剑的辨论。后来我们听说，许多老师都认为我们的意见对，也替他们出了口气。因为姚校长的最大问题就是反右派斗争后，他身上滋长了浓重的党气，家长制的工作作风，这些作风在学校里搞得老师敢怒不敢言。这次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两个好学生与他斗了一夜，老师想来也好笑。但老师的好笑没有给我们带来好运，这次姚丹成真的生气了。因为他听到更多的议论，他在一气之下，将我们写的检查一并寄给了无线电系党总支。可惜的是，无线电系党总支没当回事，他们认为蒙中太左，把那些学生乱七八糟的自我检查寄给我们干什么，系党总支部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掉了。
处在60年代的大学生活既是稳定的，又是多变的。学生以学为主应为常理，尤其像合肥工业大学这样的工科学校，学生要掌握打开技术大门的钥匙。但中国的学校还要受到政府的各类政策取向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是很大的，甚至打乱应有的教学秩序，把教学纳入某种政治轨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应该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党，交给党的需要。
六二年秋季开学后，由于原系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下降，不适于继续担任这一工作，需另行换人。系学生会的主要干部都要由团总支推荐候选人，我作为系团总支副书记是有发言权的，但我所处年级较低，不了解学生会的情况，等于没有发言权。几个团总支书记议来议去，找不到合适人员，这时团总支专职书记把目光投向了我。在这种局面下，我只好说自己去试试。好像他们都事先商量好似的，一致同意我去担任系学生会主席，没想到我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大学五年级，直到毕业设计前，我才真正卸任 。
2、 细流潜行，润物无声
不管人的思想如何跳跃，它都是有轨迹可循的。为了说明我大学期间的思想状况，必须寻找我从孩童时期开始的思想变迁轨迹。否则我的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回想童年，我在流浪时，受到的教育是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遇危险决不装孬。孩子们斗恶，吃了亏也会象阿Q一样在心里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心里崇拜的是古代的绿林英雄。
初进小学只知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之类的教育。在抗美援朝的运动里，又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这一类新时代的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也让我热血沸腾，常恨自己生时太晚，没有赶上做英雄的机会。但他们的形象已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中。到了小学六年级，识字较多，可以顺利地阅读文学作品。我读的第一部小说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崇拜小说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是丰满的，英雄是无数平凡或不平凡的事迹构成的，不是振臂一呼即可成英雄。于是我就下定决心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样我在游艺场受到的教育“忠”、“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初步的结合。但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在初级中学里，我开始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像鲁迅的名篇《故乡》，《药》，《阿Q正传》等，我几乎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我不仅欣赏他的文笔，我更尊崇他的批判主义精神。一种精神的影响比千万种事迹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鲁迅的精神不只是教会我怎样做事，而更重要的是教会我怎样做人。这使我又想以鲁迅为榜样，将来成为文学家，对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学着鲁迅写文章，说话时也比较尖刻，不爱拐弯抹角，一针见血 。
在学习鲁迅精神的同时，课本上还有学习“五四”精神的文章 。中学时期我读小说很少，“水浒传”读一半，“三国演义”没读过，“林海雪原”也只读了三分之二 ，只有“青春之歌”，我认真地读了一遍。“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精神连同鲁迅的批判主义精神汇合成我的自觉意识，深深植根于我的人性基因的土壤里。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出现非正常死亡，对这一严重事实，不仅在报纸上看不到，而报纸刊登的仍然是一片颂扬，形势大好。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开始困惑了。现实中的文人还有鲁迅吗？我把那些只会吹顺风号的文人，称作是不长脚后跟的家伙，他们只会用脚尖走路。于是我冒死向副校长反映情况，结果遭到“保护”性的批判。这使我知道了中国文人的苦衷。于是我决定弃文学理，走科学报国之路，又萌发了想当科学家的念头。
大学里的学习生活，使我认识自己不是一块可以成为科学家的材料，因为我的数学基础较差。这时我才比较正确地估量自己，老老实实做一名无线电工程师。
思想一元化教育的涓涓溪流，滋润了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这种敏感并不会因为我对未来理想的下降而钝化。只要外部政治气候一俱备，它又会产生共鸣，迅速萌发。这种政治气候到了一九六二年和六三年的冬春之交终于到来了。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问题上分歧完全公开化,一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从一九六二年底到六三年三月,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数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外，又印发了单行本，这篇文章也是作为政治学习内容认真讨论的。
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我在过去的政治学习中没有听说过，中学时期的政治学习是以时事政治为主。在世界历史课程里讲到一点西方现代革命史，卢梭、华盛顿、林肯等思想家，政治家的名字知道，但对他们的著作从未见过，因为他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蒙城中学的图书馆里可能也没有他们的著作。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知之甚少，连一般性的皮毛知识都谈不上，充其量知道一些基本的名词概念，对他们“主义”的本质，我也不清楚。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是节选在课本上的，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这些著作是作为政治学习阅读的，其实也多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进入大学后，开设了马列主义课，但所用教材也不是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的原著，而是艾思奇先生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学习材料。而这本教材也是被中国化了的。在这本教材里，也没有解释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到了大学二年级，突然接触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大量地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文章不仅是摆事实，讲道理，而风格又富有批判精神。我最喜欢阅读的就是这类战斗檄文。特别到了六三年的下半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开始公开点名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通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学习，不仅提高了我的批判能力，而且比较多地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读了《共产党宣言》，我还从可怜的伙食费中，挤出钱买了一套《列宁选集》。通过自学，我知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等重要思想。通过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强化了中国人民反修防修的意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也渐渐地进入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学校作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园地，又是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更是首当其冲。对青年不能只是抽象的理论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于是，毛泽东主席在六三年的三月五日，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一九六二年我担任学生会主席时，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旋律没有变。学生会的工作也是围绕这根大轴旋转。系学生会的成员里，除我是新的，各部的部长基本没换。他们对学生会的工作比较熟悉，日常工作都有部长和干事们做了。我的任务就是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召开会议商定系、校大的活动，对学习并不产生多少冲击。我依然有较多的课余时间夯实基础，所以学习也不象大一时那样吃力。但到了一九六三年春，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除继续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外，农村首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远动。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使我隐隐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
学雷锋不是空谈，是要把雷锋的所想、所讲、所作具体政治化，人格化以后，要我们这些青年人照样做。这已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一元化，而是要达到人格的一元化。雷锋精神的核心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像雷锋所说得那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对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在学习雷锋的热潮中，我是自觉的。我不仅和雷锋有着同样的阶级背景，有着同样的苦难童年，而且我们两个还同龄，又是同一年入党，我们还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我们所不同的，他是个军人，而我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我一定要把系里的学雷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为了学习雷锋同志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忘本，系学生会和系团总支，共同组织忆苦思甜报告会。班级搞，系里搞。记得在一次全系师生忆苦的大会上，我痛说了自己苦难的家史。
在蒙城梁姓甚少，祖籍无考。一说山东，一说河南，也许是太平军某梁姓战士的后裔。我祖父梁玉山，祖母丁氏。他们剩下三男一女：伯父梁恒泰，因不满婚姻，一气之下到段其瑞兵营吃军粮，在与俄国沙皇军交战时，因败北散落在外蒙古，当时交通不便，音信全无。祖父母都以为他已战死沙场，终日伤心不已。次子梁恒轩，就是我的父亲。他性格内向，为人本分憨厚。三子梁恒荣，他最小，以后成了我哥哥学着跑单帮的师傅。一女排行第三，也是我唯一的姑母。
祖父从他的上人那里得到七亩多地，但由于地少人多，靠收成难以糊口，所以每到农闲总是要做些小生意，以资补贴。主要是泡黄豆芽和磨面卖。因为泡黄豆芽可以得到不发芽的坏黄豆，磨面粉可以剩下麦麸，这些均可作为粮食供人食用。这些手艺也传给了我的父亲和叔叔。
伯父的被迫投军，而又音信全无，这给祖父母的心灵造成极大的悲痛。我母亲嫁过来不久，我的祖父就一病不起。全家人的生计落到我父母身上。由于家贫穷，加上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我的大姐出世不久，祖父去世，接着祖母又病倒了。正巧又是二姐出世，祖母去世，所以我的母亲一直不喜欢二姐，认为她的命硬克人，想找个人家送掉。但那时穷人女孩的命不值钱，没人要只好自家养着。
祖父母的相继去世，用我母亲的话来讲：“家里已穷得叮当响，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卖的也没人要。家里的七亩多地当给有钱人家五亩。当出去的土地再返回来自己种，还得付地租，剩下的两亩多坟地，这是绝对不允许动的。实际上是除掉坟头，几乎没有可耕种的地。祖母去世的第二年，姑母要出嫁。这时家里已无可陪嫁的东西。想借都借不到，因为家里没有可抵债的东西。
姑母出嫁后，我的哥哥出世了。家里虽然人口没增加，但走掉的都是能做事的，出生的都是只能吃饭的。我十五岁的叔叔开始给本庄有钱人家帮工。这样他可以睡在有钱人家的草窝里。因为这时全家只有一条可以盖的被子。父母和我、姐姐、哥哥只能同时躲在一条被子下御寒。父母合用一条能穿出去的裤子。这是家里已穷到找不到一条可供上吊的绳子。
有一年春，地里犁田，我家里只有一头瘦小的毛驴。要犁田必须配一头大牲口，于是就借用堂伯父家的牛。这两头牲口没有合过具，结果牛用角将毛驴的肚子抵个洞，血流如注。毛驴是全家的命根子，它要是死了，地再也无法种。母亲真的绝望了，她自告奋勇回家合面，糊上被抵破的驴肚子。其实她想回家一走了之，在家东找西找，居然找不到一条能让她上吊的绳子。她把脚上缠足的布带解下来，搭在房梁上结好套，手抓住套子哭泣，而终因舍不得三个孩子正在犹豫时，我的叔叔突然回来，这才使我的母亲免于一死 。
也许真的是苍天有眼，一家人正在走头无路之际，我的伯父从蒙古托人带回来一百块银元。那时的一百块银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赎回当地，还掉债，又给姑母补点嫁妆，还给叔叔定了亲，余下的钱父亲留作做生意的本钱。在忆苦会上，除了诉说苦难的家史，也诉说了自己不幸的童年。
我重复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正是这段悲惨的故事，让全系师生为之动容，所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我的阶级本性上是极易引起共鸣的。
学雷锋，见行动，这是当年的口号。我自然不能只喊不做。做有几种，一种是预先安排的，按照某种预期的目标做。例如：组织歌颂雷锋精神的诗歌朗诵会，有关雷锋故事的讲演会等。还有一种是非预期的，我在一次偶然中救过一位青年人的命。
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沿着屯溪路西上安徽医学院去看同学，当我走到省电力局宿舍南门口时，发现路北排水沟边躺着一个青年。当时我并不知他的死活，急忙过去看看。见他双目紧闭，口吐白沫，用手放在他的鼻孔处，发现他没死。我就认为他病倒了。那时车辆很少，更不存在“的士”。我只好站在路边等路过的汽车。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老远看到一辆小汽车从西向东开，于是我就站在路中间招手拦住它。开车的司机问我干什么？我告诉他：路边有个病人快死了，请你能不能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司机问病号是我什么人。我告诉他，我也是偶然发现的，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那是学雷锋的日子，司机再也没说什么，并帮助将病人架到车里，送到就近的建设厅医院。那时的医院也是学雷锋做好事，实行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知道我本身就是做好事，所以连号都不要挂，拿起听诊器就为病人做检查。结果是：病人无病，是又急又饿造成的虚脱，给他注射一针葡萄糖，然后，叫我带他到饭店吃点东西。我带他到屯溪路和宁国路交叉口的小饭店里，用了三角钱，给他买了十个狮子头。他居然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完了。我这时才想起来问，你家在哪里？打算到哪里去？他告诉我，他姓陈，家里很穷，想到合肥来看看，找点事做，带的干粮吃完了，没有钱，落成这样。听到“穷”字，心里就产生了无限的同情。我叫他在饭店等着，我回去给你弄点路费。我当时总共也只有十元钱，而且不在身上。我让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也是中共党员）保管，这样，我可以控制一下自己太见义勇为。取钱时，免不了受到盘问，只好实情告之。取了十元钱回到饭店，我步行将姓陈的青年送到汽车站，我给他买好车票，余下的钱也全部给了他。临分别时，他说他识字，并给我写下了他家的地址：霍山县某镇的。以后我也没有与他联系过。我真不知道，当时将钱送给别人后，那个月的生活是如何度过的。有可能是与女友合吃，或许是班上同学伸出雷锋式的援助之手
正是由于我找团支部书记取钱时如实告知，事情无法保密，传到系里，系里又传到学校，这样，我又成了学校学雷锋的好榜样。在当年工大办的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展览上，我的救人事迹被制成图，列成单独一章进行展览。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成绩，把我推到荣誉的高端，又正是这一高端把我推进了情感的深渊。
4. 爱情与革命接班人
我的爱情幼芽是一九六二年秋到系学生会工作后开始萌发的，这不意味在这之前，我是一块木头，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不例外，。只是在中学时期，自己有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的情欲被人性产品——理想所抑制，即使到了大学，由于学习任务重，学校的“六不准”规定，也不允许学生谈恋爱。再说，我又是党员，是学生干部，更应模范遵守学校的规定，所以恋爱是不敢想，也自然无所谓。
我到系学生会工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学校举办的秋季文艺汇演。由于我刚到学生会工作不久，对学生会的干部并不很熟悉，但有一个例外，就是文艺部的副部长。
首先，她是我的同届﹑同专业不同班的同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当时只有两个班，人数不足六十人 ，常在一起上课，名字都叫得出，我们当然不陌生 。其次，大学一年级时，她是文艺干事，后因部长是毕业班学生，按惯例毕业班的学生应退出学生会工作。在系团总支讨论文艺部长人选时，讨论过她，这等于在我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同时，她也升为文艺部副部长。其三，是在筹备校文艺汇演节目时，我们在工作上发生联系较多。因为她是一位上海姑娘，也许我是出于农家子弟的某些狭隘，对上海姑娘总无太多的好感。但一年一度的校文艺汇演对于系学生会来说很重要的工作，不能办砸了。再者，我对刚上任的文艺部长也不是很放心。所以，对参演节目的选定、排练，乃至演出前的化妆，我都亲自过问。这样，我们在工作上接触得很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她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演出前的化妆。
无线电系参演的节目一共四个。六二年秋，还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风向，汇演的节目也多为歌舞、乐器演奏之类。在系参演的节目里，就有文艺部长的独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参演人员都在忙于化妆，我问她为什么自己不化妆。没想到，她把脸正对着我说：“你看，我的脸这么红，还要化妆吗？”我真地将她的脸蛋与化好妆的比较一下，的确差不多。她那白里透红的本色，比化好妆的看上去更自然。我说：“你的面部可以不要再化，但你的眉毛偏淡，眉宇偏宽，如果不把眉描宽，描浓，舞台上大灯一照，额头显大，整个面部分割不成比例。”她听了我一番略知专业的评论，急忙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她服了。
演出结束了。我没有想到她有一副动听的歌喉，她也没想到我对舞台知识略知一二。熟不知，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舞台上的“角”。初中毕业时，学校要保送我到省艺校学习六年的编导，我没同意。因为我对文艺还抱有某种不正确的偏见。
用过夜餐，我们边走边谈汇演情况。从礼堂到女生宿舍不过三百米，很快到了分手的地方，但双方都有些话语未尽的感觉，并没有立即分手，而是拐到一条岔路上停下来。这时正值秋高气爽，皓月当空，银光千里，风清凉而无寒意。不知是话长，还是良辰苦短，不觉月影偷移，心无时漏，不知何夕。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位美丽开朗的姑娘在月光下长时间的说话，这次谈话是我们心扉彼此靠近的开始，也是以后步入永久痛苦的开始。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在我的书里出现她的名字，我要让她过早离开人世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我们自从那天月光下交谈之后，当时的情景在我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但学校的纪律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谈恋爱是要受到批评，乃至处分的。但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不能公开，可以转入地下，而且是压力越大，所产生的反作用也越大。我们终于在六四年的元旦互相表明了相爱的心迹。
记得六三年底的某个晚上，我们偷偷地到远离学校的光明影院看电影。影院内的气温较高，她将上身的棉衣脱下放在我的怀里抱着。由于不慎，将她挂在棉衣口袋里的钢笔丢失了。上课时，她只能用铅笔记笔记。我用二姐寄给我买越冬衣服的钱，给她买了一支较好的钢笔送给她。其实，我并不懂什么是定情之物，只觉得她没有笔无法做作业，无法记笔记。恰巧，元旦我们都没有看学校举办的晚会，在系学生会办公室闲谈。她突然满面羞涩的送我一件小礼物，算是对我送钢笔的一个回赠。拿来一看，原来是一只制作精美的书签。正面是一簇花蕾，背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了四个字：“含苞欲放”。当我拿到这样的书签时，心里一阵高兴和狂跳，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深深地吻了她。
正当我们表明互爱的心迹，沉浸在爱的幸福中时，一只无情的大手，也悄然向我们逼近。
六四年的春天是学校骚动不安的春天。学校学雷锋的热潮渐渐引向学“毛著”，即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其中还分出甲种本和乙种本。我已记不清我们当时学习的是那个版本。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强调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用”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灵魂，战胜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红”与“专”的问题成为学生们谈论的热点。毛泽东又提出，现行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此同时，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科学校的学生，也要接受正面教育。阶级斗争，阶级成分也在影响学生的分化。在这种政治气氛里，我隐隐地感到这些政治火焰早晚会烧到我和某某的爱情之间。她也有同样的感受。因她的家庭是小业主，父亲的死，她也不清楚，是否有历史问题更不清楚。但我们都坚信进无线电系的学生都是要经过严格政审的，不应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我俩之间的爱情恰恰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变得更坚定。但两个人的纯真爱情，无论如何也抵御不过组织的力量。
六四年年底，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各院校抽调大批精兵强将，组成四清工作组，开进了合工大。进校后，名义上对学生不搞“四清”，只接受正面教育。但“四清”的内容，除清经济，这一“清”学生没有外，其余的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在学生中都能沾上边。因此，来无线电系的工作组，在学生中开展攻势，要求学生“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同时，在学生中也开始摸底排队，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在工作组看来却成了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问题。无线电系的工作组组长丁同志（原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他虽然没有明白地说我的恋爱问题，但他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对我提出高要求，要我站稳阶级立场。紧接着，在年级支部生活会上，不点名地对我进行了帮助。这时大约已经进入六五年的元月。真是“朔风阵阵透骨寒”。越是这样，我越是想从恋人那里得到爱的温暖。她也感到是她的家庭出身影响了我，也尽量多给我些体贴和温暖。这样的结果又是工作组长不想看到的，认为对我帮助的温度不够。在下一次的支部生活会上，对我指名道姓地批评帮助。会上的火药味很浓，把一桩恋爱问题上升到我要做哪个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的原则高度。这时，我真的感到心痛，一种被割裂的疼痛。
六五年的春季是寒冷的。为了不让我一人在学校忍受痛苦，她决定不回上海与母亲、弟弟团聚。其实我们各自的心都在流血，只想用自己的心灵将血迹擦洗干净，而尽量将愉快和温暖留给对方。正是这种心态，使我们的寒假过得还算愉快。但那只无情的政治之手，连我们用血洗出的笑脸，也不能延续，必须拆开。
春节过后不久，大约是三月底或四月初，系总支通知我，到总支办公室去一趟。总支书记窦凤岐找我谈话。
虽然我不知道总支书记找我谈什么，但心里也能猜出八、九分。肯定是我在恋爱问题上不回头，大有越走越远之势。我是有备而去，准备挨一顿臭骂。但事实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我一进总支办，窦凤岐很客气地让我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是个山东汉子，孟良崮战役中的英雄，人厚道而且直爽，开门见山地问我和某某的恋爱关系打算怎么办。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坐着不出声。这时窦不高兴了：“你梁守福平时不是很会讲话吗？今天怎么不出声，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我仍然不出声。接下来，窦换一种问法：“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不要服从组织的需要？”对这个问题我不能不作出正面的回答：“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党员，感谢党的关怀和培养，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生命。”听了这句话，窦高兴得说：“党现在需要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做不做？”我回答道：“服从党的需要”。窦说：“你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同某某断掉恋爱关系。这两者，你只能选一个。要么你要某某不做接班人，要么你做接班人，就不能再与某某谈恋爱。你到底要哪个？”我说：“这个问题能不能让我想想再回答？”说完站起来想走。这时窦气得桌子一拍：“你给我坐下，给你考虑的时间还少了吗？今天必须回答我!”接着他又语气缓和一点说：“你对她家庭的情况知道多少？”我说：“我们进校时不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吗？”窦说：“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政策，六一年看来不成问题的事，今天就成了问题。”接着，他就详细地介绍某某父亲的历史情况。这时，我流下了两难的伤心眼泪。一边是党的需要，一边是我恋爱三年的无辜姑娘，在党的需要的威严下，我终于退却了。告诉窦：“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忠于自己的誓言，服从党的需要。”
为了彻底切断我们利用工作机会发生来往，党总支又与校团委协商，将她调到校学生会工作。我们近在咫尺，如隔天涯，只有两心相悬。毕业分配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多年以后，她得了免疫系统上的不治之症。在她还能说话时，曾向同学要我的电话，想在电话里同我说点什么，但同学却没有告诉她。不久她就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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