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碧血黄沙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编者按：

　　今天发表的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毛泽东与张国焘路线进行斗争的长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八十年前，西路军在悲壮的征程中折戟于祁连山下，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西路军失败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被称为传统观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路军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重大突破，有的研究者提出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的，西路军是为了打通国际联系西进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中央指示多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西路军领导人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以致于丧失了战场主动权造成的。这被称为新观点。

　　到底那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呢?

　　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发表郭建波同志这篇文章的初衷。

　　郭文属于传统观点。郭文中的主要观点以现已公开的西路军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论从史出，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来得出结论，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原理，从内因与外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索中来寻找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赞赏的;文章不回避研究中的难点、热点和险点，具有秉笔直书的勇气，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郭文认为，要想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探究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从唯物辩证法内因与外因的原理上来分析，这个主要矛盾只能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去寻找，也就是当时在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郭文认为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实际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着眼于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差异，这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只有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河东红军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西路军领导人又为什么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多次放弃返回河东的机会。

　　郭文认为两条路线的分歧与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而张国焘路线则是处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甘西转战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郭文认为在研究中还要准确界定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是否已经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问题。

　　本网站发表该文，并不表明我们同意郭文的观点，但是郭文提出的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相，使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决不要在将来重演，以及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讴歌则是我们深表赞同的。

　　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要抛砖引玉，希望通过争鸣，来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如果郭文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通过争鸣，就可以使正确的观点不仅能够得以表达，而且还可以在争论中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和论证，使人们在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上更深入地接近真理，以便于我们弄清事实真相，引以为戒。如果郭文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样也可以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得到全面的认识，以便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我们相信真理愈辩愈明。我们希望通过该文的发表能够引起人们对西路军问题的讨论，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使我们对西路军问题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之目的所在。

碧血黄沙白骨青山

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郭建波

　　前言

　　谨以此文纪念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

　　西路军问题本来是一个已经弄清的问题。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为西路军失败定了性。

　　中央在处理西路军问题上是慎重的。将张国焘路线与张国焘个人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干部与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将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处于团结的目的，还有意解脱了一批高级干部的责任，收到良好的效果。

　　尽管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时候，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毛泽东甚至还计划保留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既清除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又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最初是以一个军校教员写的一篇《“西路军”疑》的文章为导火线，掀起了西路军问题上的翻案风，并在一些当事人的支持下，以存档的方式，最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这位教员及他的合们本来是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馆中现存的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对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而是选用对证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回避对自己不利的资料，附会一些当事人的心理情结，为尊者讳。

　　这不仅违背了治史必须诚实、公正、客观、严谨之史德，而且缺乏史家秉笔直书的勇气，就是抛开政治品质不论，单纯从学术上讲也是不道德的。这位教员现已年逾古稀，因为翻案有功，当上了将军，跃居第二品阶，可谓功成名就，仍不时在为自己当年的杰作洋洋得意。

　　他们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观点居然写进了党史和军史。这种作法破坏了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开了党史和军史上的戏说之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们的观点虽然得逞于一时，但是必然会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而土崩瓦解。

　　现在有些人热衷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个“帽子”当时该不该戴上，后来又该不该摘掉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对西路军进行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立场上，而不能抛开我党的根本利益，站在维护局部利益的立场上，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丧失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全面分析造成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因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认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

　　客观事实真实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本前提，研究方法科学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本保证。在西路军研究中，不能从一些领导人的主观论断出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料去为这些人的观点作阐释，这样就从治学严谨的学者蜕化为谄媚奉迎的“吹鼓手”。而必须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档案文献资料的研究来做到论从史出，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尚未公布，因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广泛搜集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以此为依据，通过理性的考证，还原西路军本来的面目。

　　要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回避不了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因而我党发展的重心必须置于河东，因而红军主力就必须向河东发展。而张国焘认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以求得休养生息。这样在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之间的斗争。

　　如果回避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难以理解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就会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给予庸俗化的解释，而看不到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也就难以理解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真正原因。

　　我们还要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兵力分布及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研究西路军问题。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三分之一，同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面临的敌情要比河西严重得多。根据东进路线，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西红军已占红军兵力三分之一，同时河东也面临国民党重兵压力的情况下，中央是难以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的，因而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同时也可以理解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难以向河东派出兵力，直到西路军处于危急时刻才派兵援助，但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后又不得不命令援西军停止前进。

　　我们还要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历程进行研究，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中央对西路军发出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落实没有?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对西路军自身行动的影响力上来准确界定彼此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西路军的形成上，我们要看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途中，由于主张从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遗误了北上时机，给以后作战造成的困难。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中央作出要进行宁夏战役就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红九军已经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九军西渡。

　　在红九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未经中央同意就命令红五军渡过了黄河。

　　在海打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造成海打战役的流产，这样南敌和北敌打通，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首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部队可向西适当展开，但要在一条山、五佛寺渡口保留一部兵力。可是张国焘却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要迅速、坚决和机断专行，必要时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打开了河西部队向西退却的“闸门”。

　　而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予以暂时搁置。

　　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要求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的同时，还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向军委发出对西退充满信心的电报，同时也鉴于西路军此前于十一月九日夜已经开始实施西退的行动，中央又获得了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终于在十一月十五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时红三十军的前锋部队业已到达永昌境内，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心存忧虑的，因而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始终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落实，而且在兵力集中问题上屡次出现失误，这样作战日益被动，直到被打败。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问题呢?

　　将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参战兵力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之比约是一比一点五。考虑到西路军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后勤人员、小孩、妇女，这一部分人没有什么战斗力，将他们排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二点四。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及民团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六，但是我们注意到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逊于其正规军，因而笼统地说，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一比六是不确切的。

　　同时，马家军骑兵约占其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马家军这三万多正规军还要作地方守备，同时也要留必要的后备兵力，因而用到正面战场上的正规军一次至多不会超过一万人，这一万人要按甘、青二马总指挥马元海的指挥方式，也不是一次都使用上去，而是还要留一定的战场后备兵力的。因而从兵力上说，只要指挥得当，西路军是有取胜的兵力基础的。

　　西路军在河西征战期间比较大的伤亡有三次：一次是古浪保卫战，红九军损失二千四百多人，元气大伤;一次是高台保卫战，以红五军为主的守城部队二千八百余人近乎全军覆没，五军元气大伤;一次倪家营子保卫战，又损失了三四千人。西路军元气损耗待尽，至此西路军败局已定。通过对这三次战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像这样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三次损失惨重的战斗皆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挥和决策失误密切相关。

　　如果说在甘西无法生存下去，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主动放弃东返的机会呢?特别是第三次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开始走向失败的情况下，又以马家军拦头为由，折而西返，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当然有人会说东边有重兵拦阻，但是我们知道，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如果安置伤病人员，果断东返，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又有中央派兵在黄河边上接应，其码还会保存七八千人的部队，是不致于近乎全军覆没的。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的决策问题。

　　现在的一些西路军研究者说，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过河的，向西退却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西路军失败是因为中央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建立根据地贻误了战机，同时由于西路军处于外线作战，敌众我寡，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河西地形、敌情、民情等因素的限制最后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从而避开了当时事实上存在的路线斗争，也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错误进行深入剖析，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

　　西路军失败后，有一个主力师的政委(郑维山)，当年一路哭着回到了延安，他对西路军的惨败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对西路军遭受的损失有着椎心刺骨般的难受，在祁连山中他就开始和战友探索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问题。虽然在十二年后，他指挥的部队在甘、青二马盘居的地区犁庭扫穴，一举歼灭了二马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从他的回忆看，直到晚年他也没有弄明白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是令人惋惜的。

　　要想把西路军问题闹个水落石出，除了研究者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外，就是要开放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但这是在目前无法办到的。因为虽然西路军的有关当事人业已作古，但是他们的余威仍在，这成为开放档案文献的重要制约因素。

　　不过，令我们欣慰地看到，现在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不仅不足以推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年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且其中的若干重要文献却对翻案者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他们的一些论点因为和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产生了冲突而不攻自破。

　　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必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而后来的那些西路军翻案者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目录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也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四、暗渡陈仓—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执行宁夏战役动摇情况下的两种对策。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4、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导致河东形势严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退的主张开始见之于行动。

　　5、在河东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

　　6、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联合实施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7、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问题上高度一致。

　　8、以海打战役流产为标志，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9、景泰一条山战斗评析。

　　五、挥戈西向—《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2、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在战略方针“一致”下的分歧又一次萌发。

　　3、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保持了高度一致。

　　4、在能否即时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问题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上的严重分歧。

　　5、关于红西路军的组成及河西敌我力量对比问题的评析。

　　6、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除向前、陈昌浩试图说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西路军第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向西退却?

　　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分析。

　　9、对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期间作战的评析。

　　六、安营扎寨—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产生严重分岐。

　　2、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是为了要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而受命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吗?

　　4、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果真是因为要策应河东形势而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

　　5、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6、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期间作战方式的评析。

　　7、西路军因何火速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七、高台殒落—西路军走向失败。

　　1、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的三种选择。2、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产生动摇，因而极力主张外来援助。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再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

　　5、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深层动因。

　　6、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与评析。

　　八、重返故地—西路军败局已定

　　1、高台殒落后西路军在行动方向上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

　　2、西路军东进的决定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自己作出的?

　　3、对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问题上一种权威解释的评析。

　　4、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问题上又表现出动摇。

　　5、对西洞堡战斗及其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作用的评析。

　　6、西路军领导人停止东进，决定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独立战胜甘、青二马还是河东增援问题(具体表现在红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上)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上的分歧所致。

　　8、周而复始式的突围—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力采取措施为西路军东返和在甘西的生存创造条件。

　　10、、对倪家营子保卫战的历史评析。

　　九、石窝分兵—西路军近乎覆没

　　1、转战中的苦斗—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2、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3、以已经公开的电报为依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危难之际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历史评析。

　　4、石窝分兵的得与失。

　　5、关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及其归宿问题的评析。

　　6、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7、干部游击支队成败的基本状况及评析。

　　8、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回顾与评析。

　　9、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状况与评析。

　　10、西路军指战员的不同归宿及其窘异命运的历史启示。

　　十、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破除在西路军问题研究上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

　　2、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3、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4、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5、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问题上定性的考证。

　　6、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首要责任。

　　7、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8、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10、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失败责任问题的综述。

　　11、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及关于西路军注释修改的考证。

　　1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问题上指导方针的比较及由此产生的启示。

　　十一、对几位历史当事人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3、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4、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5、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6、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十二、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1、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确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2、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

　　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4、对于一个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并在这种科学判断基础上有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和魄力。

　　5、要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借用外力上。

　　6、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我军生存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7、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8、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维护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决不能根据政治需要来剪裁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留下亡党灭族的隐患。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过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而后开始了在河西的艰难征程，直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最终失败。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四十多年后，有一些当事人认为西路军没有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渡河的，自始至终是执行了党中央命令的，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是错误的，以存档的方式修正了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后以此为标准，修改了党史和军史上有关西路军的定性。通过这一修正进而推出西路军失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失误，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的结论。有人借机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有意识地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失败捆绑在一起，从而使西路军“蒙冤”达几十年之久。更有甚者，用过去阴谋史学来解析西路军的失败，将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演绎为古代历史上的宫廷斗争，败坏共产党的声誉，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根基。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后来一些当事人否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对西路军问题的定性，这样做到底又对不对呢?

　　或者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或者后来一些当事人修正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

　　真理和谬误共存，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不同于谬误，谬误也绝不会变为真理，两者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

　　本文本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武器，以大量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从而对这两种关于西路军的定性作出评判，还原西路军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川康甘青新地区经济、民情、人口、自然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主张红军主力应当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在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后处于低潮，因而应该退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围绕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两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通过电报对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初步交换了意见。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提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成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

　　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主张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北上就要击破胡宗南军，在懋功周围及以南以西地区是不适合建立根据地的，这就表明了中央反对南下的态度。中央主张在适时组织一部远征军占领新疆。这里说得组织一部，而并非主力，由此看到中央认为主力是不宜向西部退却的。并且强调在“适当时期”，也就是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这就是说北上建立了巩固的川陕甘根据地，并且西北部的敌我力量对比及其它情况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才适宜远征新疆。

　　张国焘、陈昌浩六月十七日复电中央，虽然表示“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指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攻”。[2]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陈昌浩原则上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是他们显然更倾向于南下西退。在组织远征军打通新疆沟通国际联系方面他们与中央有相似看法，但是张国焘主张要占领青海，主力向青海、新疆进军，而中央认为要组织一部远征军，而主力不能出此地，并且强调要在适当时期实施远征新疆的行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就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由于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因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

　　“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

　　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

　　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经过两河口会议上的激烈讨论，张国焘终于原则上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于是，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来灭敌人。首先取得甘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守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4]

　　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虽然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张国焘想以此为资本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多次催促，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向北缓缓移动。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当上了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成为中革军委常委，但是张国焘夺取红军领导权的企图没有实现。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国民党胡宗南军在松潘地区完成了集结，最后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而后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在张国焘建议下，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北上。

　　这个时候，张国焘又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名，要求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图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控制党中央领导权。但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两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六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张国焘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又没有达到。因而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5]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部和陕西交界地区。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廿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定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6]

　　毛儿盖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不但重申了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北上方针，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是对两河口决定的一个补充。它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张国焘在右路军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7]因而，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电报指出：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8]

　　我们看到，中央在向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主要精神的情况下，又一次解释为什么要东进而不能西退的原因。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主要在于是以支队还是以主力前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最终在九月初决定要南下。因而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张国焘率领大部红军南下。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

　　在中央北上后，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率军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暂时向西发展，再图东进。

　　由此我们看到，中央认为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因为既使暂时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地处西北部，还是有可能向东发展的，奔赴抗日前线，开创一个新局面的。而南下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当前的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10]由于北上红军只有七八千人，因而尚无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毛泽东主张打通国际联系，接近苏联，解决一个靠背问题，建立根据地，休养生息，以图东进。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在执着地贯彻北上方针。后来，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因而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才决定到陕北去。

　　通过以上对所引用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在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上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

　　两河口会议后，随着红军的北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激化。这就是毛儿盖会议召开的由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东进优于西退，西退优于南下。而张国焘的主张却恰恰与此相反。

　　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虽然有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向西部发展是以主力还是支队问题上。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东进，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也可以以红军一部向西发展;而张国焘主张西退，则是至少是红军主力向西发展，也没有排除红军一部可以向东发展。

　　在张国焘南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方面的斗争暂时掩盖了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分歧。但随着张国焘南下失败，决定北上后，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的矛盾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在东进还是西退方面的分歧却迅速激化，并最终构成红西路军产生的重要背景。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先前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北，会师后的红军有一万三千人左右。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提出：“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的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11]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济比较落后，显然党中央领导的这支革命力量如果仅局限在陕北，是无论如何难以发展壮大的。因而为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通过东征山西来扩大红军，在河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12]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时间和路径问题。也就是在陕北首先扩大红军后，向东经山西到绥远，通过外蒙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时间要在六个月左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是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北五县以至十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13]

　　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红一方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针，对东征和打通苏联进行了具体的谋划。这里我们应该顺便谈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获得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的。他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14]由此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毛泽东并没有依赖苏联援助，而是主张一切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获得苏联援助。这与当时我党一些领导人的观点是不同的。

　　为什么当时要先择东征山西呢?

　　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州国”，又向绥远进行侵略，因而东征山西就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号，出师有名，以抗日的名义向山西发展革命力量。山西经济条件比陕北好，人口又比陕北多，便于扩红和筹粮筹款。如果能在河东开辟一块根据地，与河西形成策应之势，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横跨黄河两岸，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会大大改善我党在陕北的处境。在山西站稳脚跟后，还可以进一步东出河北、山东，南下河南，北上绥远，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华北的发展奠定根基，使我党在既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首先在中国的北方成为中流砥柱，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以抗日的名义北上绥远，打通和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便于远东革命力量之间的配合与策应，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二月，党中央领导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正是因为向河东发展不论在政治、经济、人口、民情等诸方面均对我有利，因而中央政治局这次随军东征。一般来讲，在已经有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为安全计，中央政治局是不会随军出征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之所以随军出征，除了稳定军心和便于及时对东征进行指导外，就是准备一旦在河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后，中央就驻在河东，直接领导河东的工作，不再返回河西，在河东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中央还希望通过东征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然后伺机再向东、向北、向南发展，开辟华北抗日新局面。

　　红军过河后，兵分三路，迅速在山西展开，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阎锡山在获得红军东渡的消息后，立即调晋绥军进行防堵，并把进攻陕北的晋绥军急忙调回河东，但仍然挡不住红军凌厉的攻势，无奈之下不得不改变禁止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的传统，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5]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不利态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回师河西。

　　这次东征消灭了晋绥军七个团，使进攻陕北的晋绥军调回陕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筹款三十多万元，扩红八千余人，胜利返回河西。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的思想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和学习的。这表明经过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东征回师后，因为南方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北方则是荒漠，当时只有暂时向西发展，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16]，任命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西征的目的，一是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二是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会师创造条件;三是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作前期准备。通过西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占领陇东和陕西西北部黄河东岸大片土地，从侧翼保证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全，扩大我党在甘肃和宁夏的影响，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条件。

　　在作战过程中，要抓住关健环节，一举突破，灭敌气焰，壮我军威。

　　聂荣臻有一段关于西征过程中红一军团征战的回忆很值得回味：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为左路军。执行西征军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0五骑兵旅的骑兵。一0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锋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剽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同志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我军在击溃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17]

　　聂荣臻的这一段回忆是用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反复阐述的一个作战原则：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不把握之仗，慎重初战，打则必胜。在和新的对手交锋时，尤为如此。这样打了几仗以后，就会树立我军的军威，灭敌之气焰，形成敌我对比的有力态势。反之，则会灭我之锐气，使敌人气焰嚣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作战会处于被动地位，埋下失利的隐患。这是每一个作战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所应该牢记的。

　　东征回师陕北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想通过出兵山西、绥远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努力暂时难以实现。鉴于宁夏在西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共产国际又表示希望通过宁夏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夺取宁夏，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根据地，作为党和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当时宁夏、甘肃堡寨众多，依靠红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是很难攻克的。如果获得大炮等重装备就有利于攻克堡寨，减少伤亡，因而中央将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作为攻占宁夏的前提，这构成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通过西征占有环县、定边、盐池、豫旺等大片土地，这也就扫除了攻占宁夏的障碍，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西渡黄河直接向宁夏进军。

　　由此看来，西征是在东征遇挫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就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作出的一个新的选择，为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而宁夏战役计划则具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的双重任务。打通国际联系获得武器装备不仅是宁夏战役计划的目的，也是红军攻占宁夏的充分条件。

　　无论从政治、经济和发展潜力上，东征要比西征优越得多。东征可以打起抗日旗号，师出有名，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前进，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地位，更有利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从经济上看山西要比陇东和陕西西北部富裕，人口繁盛，便于筹资扩红。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就可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逐步向华北扩展。西征的区域，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筹资扩红甚为不易，发展潜力不大。因而中央确立的方针是红军主力向东部发展，而适时出偏师于西部，这是建立在对东部和西部进行综合分析后的英明决策。

　　既然这样，那么中央又为什么要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呢?这是因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严重消弱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为担当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我党必须迅速扩大红军和根据地。陕北虽然给党中央提供了栖息之地，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仅靠陕北是难以壮大革命力量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主动打到外线去，在经济条件较好，人口众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担负起未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山西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突击方向。红军东渡黄河后，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重重压力，在山西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暂时不得不回师河西。由此可见，红一方面军西征不过是东征遇挫后的权宜之计，从战略上红军主力必然向东，因为向东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及发展潜力上都是向西难以比拟的，这也是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将扩大红军和巩固发展根据地作为当前红军的主要任务摆在全党面前。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急迫的。东征和西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东征是我党领导的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而西征则是在东征遇挫后不得已的选择，具有战术攻击的性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而后来被迫中止的的宁夏战役计划，由中央谋划而因故没有实施的《作战新计划》，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而最终被中央认可的西路军向甘西进军，都是在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打到外线作战，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推动抗日高潮到来所采取的重大行动。

　　不过，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进军，似与中央确立的东进战略方针不合。尽管中央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确有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的主张，但强调要在情况适宜的情况下才能施行。在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河东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形势危急的时候，显然红军三大主力不宜分兵，以紧靠作战为有利。同时，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深入甘西，如遇不测，河东红军主力现在也无法予以援助，因而中央认为这时向甘西进军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由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坚持向甘西进军，认为能够完成任务，同时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客观上也是执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采取的行动，因而中央尽管对此存在疑虑，最终却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向甘西的进军。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张国焘南下后，军事上遭到巨大挫折，由南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这种军事上的失败使张国焘的南下遭受重创。党中央北上后，不但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而且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和开展统一战线进一步筑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与张国焘的南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中共中央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对张国焘作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南下红军中原红一方面军干部朱德、刘伯承等人的不懈斗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逐渐觉醒，这就为张国焘北上提供了重要条件。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另立的“中央”。随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了。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鉴于日军对华北侵略扩张的加剧，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就与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因而，共同抗日，抵制国民党中央军，巩固西北后方，加强彼此力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的一致要求。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

　　(一)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1、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既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在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问题。

　　2、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3、十一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1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配合东北军作战，扩大东北军在甘肃的势力范围;在对毛炳文、王均进行打击的同时，及时开展统战工作;然后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八月二十二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要红四方面军由永靖西渡黄河，独自进军青海、甘西，完成接通新疆和国际路线的计划。[19]这里我们看到，在打通苏联问题上张国焘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在中央八月十二日电报中，规定由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而以两个方面军通过宁夏战役(也就是从宁夏这个方向)来打通苏联的。而张国焘八月二十二日电报中则是提出单独由红四方面军进军青海、甘西，通过新疆(也就是通过甘肃、新疆这个方向)来打通苏联的。

　　对于张国焘提出的这个与中央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非常慎重，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要对张国焘提出的这个战略方针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后，再答复张国焘。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此事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指马鸿逵、马鸿宾，—引者注。)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引者注。)，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20]

　　在这封征求意见的电报中，毛泽东为什么提出“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的问题呢?

　　因为攻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当时红军作战的第一要务。由于彭德怀对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是熟悉的，因而由他来对红一方面军独立攻取宁夏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只有在红一方面军有独立攻占宁夏把握的前提下，中央才会同意张国焘的要求。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要彭德怀对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独力进攻青海、甘西进行评估，以作为下一步进行决策的依据。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彭德怀对毛泽东这封征求意见电报的答复电，但我们从下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于八月二十五日致王明的电报中同意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甘西的计划里可以逻辑地推测出彭德怀的态度，彭德怀当时起码没有反对。

　　为此，毛泽东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于二十三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得皮筏否”，这个征求意见电得到了张国焘的肯定答复。[21]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答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事后，我即着参谋人员搜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考虑出青马敌后，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22]

　　我们看到，在向甘西进军问题上，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中，并非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有着浓厚的氛围。向甘西进军，是与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一脉相承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分歧，又有着利益的纠葛，需要我们在详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说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当时张国焘和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向甘西进军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失之于轻率，而对向甘西进军的困难性和严峻性缺乏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由于他们有南下失败的亲身经历，本来是应该具有这种认识的。正是这种乐观的认识，成为后来西路军失败的思想渊源。

　　张国焘虽然率军北上了，但是鉴于在当时情况下中央仍然无力将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置于直接领导之下，因而对张国焘还不得不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在不损害党和红军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让步。尽管这样，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也没有立即答应，这表明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进军青海、甘西的慎重态度。

　　针对张国焘的这个主张，在初步征求意见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于八月二十五日联名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红军行动方针发出电报，详述了红军的战略方针：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

　　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肃、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渐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到达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与陕甘南部的联系。

　　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按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

　　(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

　　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23]

　　该电首先对红军行动方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与以前相比，中央关于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由红一、四方面军合取宁夏变为红一方面军独立攻占宁夏，而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甘西，红二方面军作为预备队，起一个牵制作用。

　　下面我们对这一封电报进一步分析如下：

　　(1)       红军的战略目标：占领青海、甘西、宁夏和绥远一带，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2)       红军的作战计划、进军路线：红一方面军进攻宁夏，红四方面军进攻青海、甘西，从两个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及其他适当地点，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起到牵制作用。

　　(3)       红军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通过和蒋介石谈判，实现对这一地带的占领(这有极大可能)。既使在蒋介石答应的情况下，当地的土著统治者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不会轻益让出防地(这个可能性极小)。鉴于此，红军还是只有通过作战手段才能实现对这一地区的占领。由于这一地带有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红军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装备，就很难攻克。因而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充分条件。

　　(4)       红军作战的时间：由于要过黄河，而在目前渡河工具匮乏，因而只有在黄河结冰后才能成行，在来年开春黄河结冰融化前如果红军尚未攻占宁夏，就只有再次东渡黄河，待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

　　(5)       对苏联援助的态度：从电报最后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苏联对我党的援助会影响到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意识到苏联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如果苏联同意提供援助，那么就要尽快对援助的技术兵种、运送方式、到达的时间及如何使用进行磋商;如果苏联不同意直接援助，那么依目前红军的装备就很难攻克这些城池和围寨，宁夏就难以占领，红军不得不寻找新的作战方向。我们看到电报中这样讲虽然有希望获得苏联援助的因素，但对情况的判断还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向这个地区的进军所可能遇到的困难是清醒的。

　　(6)       新的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鉴于当时陕北根据地的困难情况，难以供养大军，也只有在发展中求巩固。如果苏联不提供武器装备，那么宁夏的堡垒和围寨就很难攻克，红军也就难以占领宁夏地区。同时，在和南京谈判不能取得成效，让土著统治者让出防地的情况下，就只有向甘南、陕南和豫西、鄂西方向出击，以图求得生存与发展。但这种发展方向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封电报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战略方针的同时，着重是希望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因为这是顺利取得宁夏战役的必备条件。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样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依据前文我们知道，党中央已经初步同意由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并将这个行动方针报告了共产国际。这显然是一条从战略上向西发展的方向。那么红军为什么要采取向西发展的方针呢?我们下面引用史料做出进一步分析。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电中央，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的意见，认为“一、二、四方面军进入西北地区后，战略方针有二”。一是“根据我们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即以陕甘北、甘南、陕甘川边区为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首先赤化陕甘广大地区，尔后向川、甘、鄂发展”。二是“因为客观情势的需要，经过准备时间，以主力转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的向东南发展”。“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我们认为须国际最后之决定。”“黄河无论结冰与否，渡黄河技术上易解决。”

　　对于这样两个方向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经过研究后作了答复。九月八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且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西北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而“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根据党中央的回电，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豫鄂”和“向西行动”两个方案的选项上，决定采取“向西行动”。九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向红四方面军下达了《立即准备西渡黄河》的命令，指出：“一方面军来电主张过黄河，在西宁、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鄂、豫区发展。他们对南京亦在进行外交。”“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黄河为宜，一个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须立即准备。”以三十军为先遣军，在十月上旬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九月十三日，张国焘给徐向前、周纯全发出《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军》的电报，认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原、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同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称：“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这个作战建议的核心思想是主张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静宁、会宁地区，协同红四方面军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宗南部;红二方面军牵制王均部，吸引胡宗南部。[24]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党中央电报和八月二十五日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电报中均提出了红军向西北宁夏、甘西和向东南、南部这两个发展方向的主张。从当时日本侵华加剧，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红军向东南、南部发展，这是一种向国民党进攻的恣态，是一条内战的方向，势必给我党政治上造成不利的影响。而向西北发展，一方面可以巩固抗日后方，因为西北是日本人难以控制的地区，同时还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以奠定持久抗战的基础。因而向西北发展是由于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制约和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生存发展这两大主要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军的发展方针上，党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红军要向青海、甘肃、宁夏和绥远西北方向发展，要打通和国际的联系;在发展路线上，红一方面军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而红二方面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作为一支牵制力量配合行动。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时，张国焘表示异议，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中央在了解情况后，最终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可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至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九月十一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答复。电报指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25]

　　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但决不允许进入新疆，在占领宁夏后即可提供援助的电报后，于是调整了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分兵取宁夏、甘西的战略方针，重新提出了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取宁夏的计划。

　　九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我军占领宁夏的布署》：

　　甲、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             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丙、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  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甘北苏区。

　　(二)  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  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  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             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掠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             宁夏马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26]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实际上就有了以后宁夏战役计划的雏形。党中央之所以对战略方针作出调整的原因有四：

　　一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明确说明占领宁夏后，就会提供援助，这样集中两个方面军攻打宁夏，就更便于宁夏计划的施行;

　　二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并没有说要红军占领甘西后，从新疆或外蒙对这一进军方向的红军提供援助，而根据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对这一地区的堡垒和围寨是很难予以攻克的，况且共产国际明确说明反对红军向新疆前进，这就使这一路红军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

　　三、在红一、四方面军攻占宁夏，取得苏联供给的武器装备后，就比较易于攻取甘西;

　　四、两广事变解决后，胡宗南部已经由湖南向陕甘快速挺进，能否扼阻胡宗南部，是宁夏战役计划施行的关健。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单靠红一方面军有顾此失彼之感，因而需要与红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

　　经过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西渡黄河后，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仍然作为预备队，担负牵制力量。在攻占宁夏，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分兵占领甘西。

　　由于胡宗南部进入陕甘，使红军面临的局势趋向复杂，扼阻胡宗南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红二方面军和陕北游击支队牵制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扼阻胡宗南部并相机消灭之。从这个计划看，扼阻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的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四方面军暂时放弃青海、甘西计划，和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同时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这在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心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连续两次致电西北局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对三个方面军行动进行部署。指出：“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军占领该线;以一部附电台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党中央在这里还解释了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的原因，指出：“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的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党中央在第二份电报中认为：“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而“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党中央在九月十七日的电报中又指出：“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十五日和十七日，毛泽东连续致电聂荣臻、彭德怀，通报“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的情况，部署红一方面军“在一二日，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27]

　　从以上所引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次催促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等地区，因为红一方面军由于防范宁夏“二马”在甘宁边境不能南下，因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只有依靠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鉴于当时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如果胡宗南部一旦占领了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地区，那么就会不但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甚至可能导致宁夏战役的流产。因而，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多次催促张国焘一定要赶在胡宗南之前抢占界石铺地区。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共产国际确定了对红军援助的地点和时间，同时由于胡宗南部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迅速向陕甘挺进，中央对战略方针作了重大调整，即由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青海、甘西，变为两个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仍然担任牵制任务。由于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因而能够扼阻胡宗南部乃至消灭其一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施行的关健。鉴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宁边境牵制宁夏二马，难以南下，因而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就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就使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不同导致了随后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之间以及西北局内部的激烈斗争，同时又成为十月红军大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出现分歧的重要渊源，造成了后来西路军孤军冒进的结局。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对于中央确定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夺取宁夏的计划，张国焘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说：“先机占领甘北，是实现我们计划的最重要的一环嘛!你们想想，如果继续北上到靖远一带再渡黄河，势必与胡宗南接战，能脱身渡河西进吗?与陕北中央会合了，再西渡黄河有保证吗?我很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看，从永靖、循化一带渡河西进最合适。”[28]由这段话可以看到，张国焘反对北上是因为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就难以脱身西渡了，同时也担心在同胡宗南作战中损耗实力。而在会师前，还有渡河西进的时机和条件。

　　(1)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董振堂等。会议就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产生了分歧。

　　张国焘等少数人认为在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作战是不利的，坚持其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批评帮助。朱德对张国焘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陈昌浩的支持。对此，陈昌浩认为：张国焘在红军进入甘南后，“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后来陈昌浩还说：“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那时，我和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议不能在半路上违反。”

　　会议最后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贯彻中央方针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其目的是“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29]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在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就北上与西退的争论非常激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由于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而这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原先在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令人瞩目的是作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坚定支持者的陈昌浩反对张国焘西退，和朱德、刘伯承一块主张北上，这就使张国焘西退主张的施行遇到很大困难，并最终否决了张国焘的西退主张。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重提西退主张呢?张国焘重提西退主张，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以外，就是张国焘想通过西退取得的胜利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通过以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本来是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但张国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向青海、甘西进军，曾一度获得中央的同意。但鉴于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将从宁夏给红军提供援助，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进入陕甘，推进甚快，为保证宁夏战役的顺利施行，才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张国焘主张西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结果南下损兵折将，遭到巨大损失，减员过半，这已从事实上证明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张国焘另立“中央”，最后在多方压力下，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取消。这两件事表明张国焘在政治上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与陕北中央相比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使张国焘的权威遭到猛烈撞击，这大大降低了张国焘的威信。更不用说他另立“中央”，违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私自率军南下所犯的组织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斗争失败后他到达陕北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后来虽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也没有他想象得那样严重，如果他不逃走的话，毛泽东甚至还想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说在一年前，张国焘凭借强大的实力，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斗争中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现在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他更没有实力和条件与中央对抗了。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就会置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之下，他就会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这是张国焘不甘心的。

　　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已经折损过半，现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四万人左右，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张国焘在党内进行斗争的资本。因为红一方面军难以南下，因而红四方面军北上就必然要和胡宗南独自作战，处于保存红四方面军的目的，他是不愿意北上的。同时，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就意谓着要交出红四方面军指挥权。而西退，一方面凭借红四方面军当时的实力，他觉得还是能够在青海和甘西重新开辟一个新局面的，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应该用在西退开辟一个新局面上，因为这个新局面的开辟，会提高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扭转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使他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能够分庭抗礼，为他在党内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有利的态势。新的根据地搞成了，他还可以保持他的指挥权。这才是张国焘不愿意北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2)中共中央西北局漳县会议否决了北上决定，实施向西退却。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张国焘的西退主张被否决。由于张国焘过去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南下红军又遭到巨大损失，因而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北上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会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而他将失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这是他所不甘心的。鉴于此，他想凭借红四方面军现有的力量，到青海、甘西去，另搞一块根据地，以便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之后，根据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北上行动。二十日，张国焘也由岷县出发，前往漳县。这时，张国焘的思想又出现了重大反复，严重阻碍了中央方针和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陈昌浩曾说：“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种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红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3)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去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30]

　　关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西退，徐向前曾回忆道：“我们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道才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张国焘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31]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国焘与陈昌浩的争论很激烈，向西退却并不仅是张国焘的个人意见，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认识。因而他们能够很快改变作战部署，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重新实施西退。至于徐向前在回忆中说朱德同意红四方面军的西渡决定，就与我们下文要引用的电报出现不合，这恐怕是徐向前的记忆之误。

　　本来，徐向前对九月十三日朱德、张国焘向中央提出的作战方案就持保留意见，他后来回忆说：“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32]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也是主张西渡的，这与他前文回忆的在张国焘来漳县后变更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北上军事部署相吻合。徐向前主张西渡黄河，按他的意图还是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之所以要西渡黄河的原因是由于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不利，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大部队在陕北就粮困难问题。

　　尽管从红四方面军的角度看，徐向前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旦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避开了胡宗南部，固然有利于保存红四方面军，但失去红四方面军牵制的胡宗南部如果迅速向北推进，无疑将会给红一方面军造成巨大压力。一旦红一方面军顶不住胡宗南部，那么宁夏战役的执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我们说，徐向前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保存红四方面军力量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渡河后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方向上可能有所不同。

　　至于说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会将胡宗南引过黄河，减轻红一方面军的压力，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在两可之中。当时从蒋介石来说，红军分散后更便于他将红军各个击破。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弱于红四方面军，这样红一方面军可能首先成为打击对象。况且要追击红四方面军还要过黄河，深入甘北、甘西一带，运输不便，而北上进攻红一方面军直接转兵就可以做到，比较便利，因而我们判断红四方面军西渡后，吸引胡宗南部渡河来减轻红一方面军压力的设想难以实现。我们还可以从后来西路军渡河后胡宗南部主力仍然向北进攻没有被调动的事实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

　　在获得红四方面军主要高级干部的支持后，张国焘就推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二十一日晚二十一时，张国焘致电朱德，表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请你即来漳县面商。”同时张国焘还命令红军总部机要局的负责同志，“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企图割断朱德等同志与党中央的联系。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张国焘独自发出了要部队渡河的电令，指出：“根据各方情况估计，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原定与一方面军会合目的几受障碍，故重新决定，根据迅速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拒阻兰州之敌北进，在靖远、中卫地带与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未经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主要成员同意，粗暴地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议，调动部队开始了西进行动。

　　正在率军北上的朱德，得到张国焘命令部队渡河西进的消息之后，感到“不胜诧异”，冲破封锁，立即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及张国焘分别发出三封电报，表示自己的原则立场，采取措施，力图挽救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局面。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向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情况，揭露张国焘的错误。指出：“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国焘已到漳，根本不同意静会战役，请求速开西北局会议。”二、阐明了自己维护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的原则立场。指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三、严肃劝告张国焘维护大局，改正错误。指出：“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四、“续开西北局会议”，“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随后，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成员急速赶赴漳县。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西北局成员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和部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朱德在发言中严肃指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但未经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张国焘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了。能够和一方面军会合为什么不会合?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我仍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由于张国焘一意孤行，加之部队西进已成为事实，会议未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否决了北上意见，决定西进。关于这次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自白，他说：“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几十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似乎大有疑问了。”“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情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园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在朱德拒绝签署的情况下，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了《四方面军拟从循化、永靖一带渡过黄河》的电报，通报了漳县会议决定，电文如下：

　　(甲) 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

　　(乙) 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 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丁) 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戊) 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北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的目的，我们提议为如下的部署：

　　1、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附近一带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扼阻兰州敌北进;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并监视西宁、河州之敌;以两个军暂在岷州、漳县一带活动，将胡敌向岷州方向吸引。这一任务完成后，上述三个军即迅速全部转移凉州、永登一带地区，以主力扼阻兰州敌，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静(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形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

　　2、一方面军即在现地区活动，将敌人逼向西兰公路，并从侧面牵制之;尔后在结冰时期或一、四两方面军渡河工兵队的隔岸互相援应，实现一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相机消灭马鸿逵一部，占领宁夏、中卫一带地区。

　　3、二方面军完成在两当、宝鸡牵制胡敌东进任务后，即经栒邑、鄜县、庆阳中间地区，打通一方面军;在一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即依据原陕北苏区向南活动。

　　(己)依据四方面军造船技术，即永靖、循化两桥被敌破坏时，亦能达到迅速渡河之目的。两个军由洮州到永登，连造船时间在内，约需十二天。时机急迫，千祈采纳，并告国际。[33]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张国焘以在西兰大道和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不利为借口，在首先获得了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支持的情况下，未经西北局和中央批准，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就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他的主张之所以能够施行，除了他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权威以外，西渡黄河可以避免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与胡宗南部决战，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这就与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的想法有着一致性。陈昌浩由当时主张北上到后来又赞成张国焘的西渡主张，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和说明。张国焘的西渡主张却遭到了朱德的强烈反对。由于任弼时、贺龙和刘伯承等领导人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西北局漳县会议，参加会议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占多数，因而在这次会议上否决了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转而通过了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向甘北进军的计划。

　　从张国焘的回忆看，他显然对蒋介石嫡系部队进入甘肃后，对击败蒋介石嫡系部队缺乏信心，因而对与东北军共同开创抗日局面产生动摇，而这由他自己表白出来的心里动机也正是他主张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所主张的“河西走廊、陕北、西安”三点，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要避免与胡宗南作战和为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才令红四方面军去西渡黄河的，而是要令红四方面军在甘北、甘西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

　　从上文我们所引用的朱德拒绝签署的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报中可以看到，张国焘首先讲了西渡黄河的原因，他主张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和进军甘北并重，这显然改变了中央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虽然他也提出仍然要红四方面军一部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但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他把红四方面军向甘北乃至甘西进军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一旦红四方面军向甘北展开后，东有黄河，红四方面军处于维护后方安全的需要，也必然要向甘西延伸，以求控制战略纵深，防止被逼向黄河，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我们说如果红四方面军过河后一旦在甘北、甘西展开，既使想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使用。

　　至于张国焘在电报中谈到的前有敌军，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大军集中于西兰公路以北，物资补充不便，在狭小地区一旦与敌决战不利，没有回旋余地等等情况，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当时只有集中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主力才能歼灭胡宗南一部，阻止胡宗南的进攻，为红一方面军渡河创造条件，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因而，这里北上还是西退的争论从形式上是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红一方面军独立进行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进占甘西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绝对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能够集中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行动的问题。而由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夹击还是红四方面军单独抗击胡宗南部则是导致这场争论的导火线。

　　由此看来，张国焘西渡黄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军青海和甘西。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占甘西，这样就不仅避免了和胡宗南部在不利地区的决战，而且还可以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以便张国焘还可以继续掌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同时，由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军甘北、甘西，打通与国际的联系，这不但从军事上可以获得补充，大大改善红四方面军的武器装备，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处于优势，以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从而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斗争中居于有利态势。当时张国焘的这种用心是含而不露的，他又是打着维护红四方面军利益的旗号来行事，他讲的一些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因而蒙蔽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这样就使得张国焘赢得了不少支持，也就成为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北上决定的重要背景。

　　西北局漳县会议后，四方面军即开始按照西进计划向青海进军。九月二十五日，周子昆在给党中央和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文指出：“四方面军照二十三时电□(令)，由临潭向乐都进，部队已行动。在通渭之九十三师于二十四日回开。二十八日撤集(岷县)围。洮河东岸仍留四、五两军活动，该两军直到先头军渡黄河成功后，亦行续进。”红四方面军开始渡河之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连续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陈述西进理由，通报部队行动。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时，在《关于先机占领甘北等问题》的电报中说：

　　甲、我们首先申明对国际指示和统一战线进展情况，不甚明了。

　　乙、根据已经知道的材料，我们有如下的估计：

　　(一)国际对红军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请求帮助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大批新式武器。据我们估计，国际的帮助现在还只能是秘密的。交通线如只有定远营一条，易受日本特务机关和内蒙王公反动势力的妨碍。遵照国际指示，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于秘密，不受日本势力的阻碍。

　　(二)胡宗南入甘必然向我们积极进攻，且有后续部队增加可能，张学良在蒋势力压迫下，对我军有可能采取较积极行动。来电谓：恩来将去南京，我们对此不大懂得。

　　(三)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以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州、古浪、永登线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

　　(四)如果准备决战，红军集中在一块是有益的，否则不如在宽广地区互相配合行动，以至互相接通，更为有利。

　　(五)应当估计须首先求得战斗胜利和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国际帮助才能获得。

　　(六)因此，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既可接通外蒙、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又可接引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

　　丙、根据上述估计，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经循化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敌向甘北吸引，对一、二方面军实为有力配合。敌若以主力入甘北，又给一、二方面军在现地区大大活动机会，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则宁夏更有把握取得。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千祈采纳。

　　丁、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是，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34]

　　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等人虽然提出“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这在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还是第一次。在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要求西渡的情况下，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有用心的。这种用心就是张国焘知道他们西渡黄河并非中央的批示，也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而这样说可以尽量避免因西渡黄河导致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恶化。从这一点来说还是与张国焘南下时对中央的态度有重大区别的。张国焘想以名义上承认中央领导为条件来换取中央对他西退的认可，在不引起党内重大争议的情况下来实现他的西退计划，以达到他与中央分庭抗礼，继续掌握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目的。

　　从电报中看，他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这显然是说占领甘北比扼止胡宗南部更重要。不知他想没想过，如果一旦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向北又占领界石铺和静、会地区后，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进而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会遇到很大困难。同时，张国焘在电报中“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从这里可以看到，张国焘改变了原先中央规定的红一、四方面军共取宁夏的计划，而将攻占宁夏的任务推给了红一、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仅以一部配合。这样，张国焘实际上就把红四方面军从宁夏战役中解脱出来。那么，解脱出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又将用于何方呢?张国焘在电报中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测出来：其主力占领甘北，并适时向河西走廊延伸，占领甘西。由此我们推断，张国焘此时急于西渡黄河，以避战而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的根本目的就是：占领甘北、甘西，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国际联系，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以此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态势，奠定自己在党内的根基。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再次致电，在继续陈述西进理由的同时，强调了西进行动成功的把握性，申明了坚持西进的出发点。电文指出：

　　(一)在西兰公路速击胡敌，坚决甲军(东北军)必须战斗胜利才能做到，否则不但不能坚决甲军，反促其动摇。

　　(二)四方面军到静、会地区后，必须将后方靠向赤区。如企图太明，敌知我以宁夏、甘北为战略退路，一面调马步芳、马步青于古浪、永登、红城子线和一条山、靖远线，形成两条封锁线，胡敌一部有可能集中兰州，并加强宁夏守兵。如此，西渡和打通远方均受阻碍，其南有西兰公路封锁线，天水、甘谷、陇西线和武都、成、康线，势将陷我军于狭小不利地区。

　　(三)至于四方面军先机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很少可能陷一方面军于困难环境与难能西渡。敌最怕我打通远方。若四方面军转到甘北，胡敌必向四方面军压迫，不会转其凶锋对一方面军。

　　(四)四方面军到甘北后，可集中主力到兰州，一面作战灭胡敌，有把握以有力一部在中卫、靖远间接引一方面军，并有把握且决心负此任务。根据目前情况，估计四方面军在循化附近渡河不成问题，万一渡河未成，回头通过西兰公路与一方面军会合，还是有把握，也免误时机，对各部队均已照西渡计划行动，九军已到洮州新、旧城。八十八师仍到中寨集。三十一军已到三岔。再折回，必与西渡和静会地区作战计划，均失时机。极望注意。

　　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关于统一领导问题已有具体提议，因恐同志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当可谅解。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时机急迫，万祈留意，至祈至祷。[35]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等人还是说得很客气，同时又在为其西渡极力进行辩解。从电报中看，张国焘对在西兰公路击退胡宗南部是没有把握的，这时到底他是担心损耗红四方面军实力呢，还是害怕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呢?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张国焘的这种心态我们也可以从两河口会议后，他消极对待北上，不愿意红四方面军担负与胡宗南部作战中反映出来。[36]

　　张国焘说一旦红四方面军北上后，攻占宁夏、甘北的态势就会明朗，从而引发国民党军队极早对这两个地区增兵，增加以后我军对这两个地区作战的难度。张国焘率先占领甘北，确实可以占有先机，消除了国民党军占领甘北后给我军作战所带来的困难。但红四方面军抽兵河西确实会给红一方面军作战带来巨大困难，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这里实际上是实施宁夏战役，还是控制甘北那个占第一位的问题。

　　至于红四方面军向河西进军，能否调动国民党军继续西进进入河西，减轻红一方面军的压力，这里仅是一个设想，能否实现尚等进一步观察。以前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歼灭国民党军队，才能打破它的进攻，扼制它的进“剿”。因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采取避战而非歼灭国民党军的方式，是难以扼制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红四方面军进入河西后，这恰巧给国民党军提供了对红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就当时战场的态势来分析，胡宗南部以在河东和红一方面军作战更为便利，因而张国焘想调动胡宗南部进入河西减轻红一方面军压力的设想恐怕难以实现。

　　九月二十六日深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又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红四方面军执行西渡计划》电，在质疑中央方针的同时，强调四方面军已照计划行动，企图以红军西进的既成事实逼迫中央认可。电文如下：

　　(一)胡宗南部入甘，不知兄等有何根据来估计在隆、静、定、会道上不致于有严重战斗。

　　(二)如四方面军转移到海原和甘北地区，敌是否能估计我军以宁夏和甘西为战略退路?是否会设法阻碍?

　　(三)如四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有五百八十里，敌决不可能限制我于青海一角。

　　(四)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请注意敌有可能从固原、中宁间将一方面军截为两段，希妥为布置。

　　(五)请参看二十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千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如西渡计划仍应执行，则育英同志望于一月内在靖远附近与我们会合)[37]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二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又在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我们在一月内能在靖远附近会合，请善解释，决不可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九月二十六日，他们在给曾传六等人的电报中，认为“我军由兰州西渡河，先占领甘北计划有伟大历史意义：(一)争取广大而巩固的西北后方;(二)会合一方面军;(三)联合回民打马步芳;(四)在更有利地区消灭胡宗南;(五)接联(连)外蒙和苏联。请大大宣传，形成思想上团结一致。”[38]

　　从以上所引的史料中我们看到，面对中央的批评，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还在为自己辩解，极力主张西渡。当然，他们在电报中也说得非常委婉，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如果党中央明令禁止，就停止西渡。但是从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西渡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既着力西渡，又表示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反映出他们对西渡占领甘北、甘西的一种矛盾心态。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矛盾心态，才使得他们既有可能在受到强大压力时会同意重新北上，也有可能一旦西渡占领甘北、甘西后，遇到困难时会信心动摇，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率军西渡而进行的斗争。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

　　同日，毛泽东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39]

　　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和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宁夏和甘西这两个发展方向上，重点在宁夏而不是甘西，占领宁夏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向宁夏发展，这不仅是由于宁夏在西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且也由于国际来电说占领宁夏以后才给红军提供援助。要占领宁夏，就必须“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必须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一起首先阻止胡宗南部，而后联合攻占宁夏才有把握。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和张国焘在战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毛泽东主张，红四方面军北上后，在红一方面军的配合下，首先扼止胡宗南部，而后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占领宁夏。在占领宁夏，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甘西进军。而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北上在西兰大道乃至静、会地区和胡宗南部决战不利，因而首先应该西渡黄河，占领甘北，以一部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并以主力适时向甘西发展。这是他们分歧的关健。

　　九月十九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英：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附近为宜。[40]由贺龙、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提出统一指挥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也是具有针对性的，这实际上是以统一指挥的名义将三个方面军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这就对张国焘的行为作出了重要限制。

　　为了消除张国焘的顾虑，增强党内团结，促使张国焘能够率军北上，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重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41]

　　在张国焘西渡后，开始收缩兵力，这样在胡宗南部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就给红一方面军造成重大威胁，因而毛泽东不得不命令红一方面军部队迅速南下，占领界石铺地区，阻止胡宗南部。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消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

　　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还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42]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对下一阶段三个方面军作战的战略布署，其要点还是三个方面军集中作战，红一、四方面军首先联合攻占宁夏，红二方面军担任牵制任务，然后再攻占甘西。

　　在红四方面军西渡后，阻止胡宗南部的任务就由红一方面军来承担，这就加大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压力。毛泽东一方面要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抢占先机，提前作好准备，同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调红二方面军北上，协助红一方面军。对于张国焘说得渡河后红四方面军以一部来策应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毛泽东并不太相信，无奈之下也只好听之任之。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电报强调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同时，又电彭德怀：“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43]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指朱德。—引者注。)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造船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引者注。)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同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本日，毛泽东又与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44]

　　由这些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张国焘声言西渡后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一事感到是“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希望。同时，也对红四方面军西渡后的发展甚为忧虑，还通过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作张国焘的工作，表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四方面军，坚定张国焘的北上信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直接发电报给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改变西渡计划，继续北上。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而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布署(即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引者注。)，迅从通渭、陕西线北进，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牵制敌，则万无一失。”复电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45]

　　本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甲)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乙)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秦安策应。

　　(丙)胡宗南之补充旅已由会宁退兰州，会宁城仅留二个连，甚恐慌，有袭占该城可能。胡之余部不敢走西兰大道，向宝鸡、天水进，我二方面军足以钳制之。二师出庄浪后，胡更不敢冒进。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

　　(丁)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如敌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戊)请速决速复。”[46]

　　我们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是反对张国焘率军西渡，力主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仅可以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联系，而且也会保存革命力量，防止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为了打消张国焘的顾虑，从当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布署出发，还着重说明在红一方面军的策应下，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不会遇到严重战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西渡的坚决斗争，成为张国焘后来最终北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4)、红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反对张国焘西渡的斗争。

　　张国焘西出青海的错误主张，也遭到了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反对。

　　当时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对张国焘西渡黄河洞若观火，真切认识到红四方面军西渡是由于躲避胡宗南部作战，从而使红一方面军失去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宗南部的机会，这将导致胡宗南部直接压向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作战面临巨大困难。

　　九月二十五日，聂荣臻在复电毛泽东时指出：“ 大帅(指张国焘。—引者注。)此时全系逃避战斗之狡计，将有在临夏偷安可能。”二十六日，彭德怀就张国焘的西退计划在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揭露说：“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并认为张国焘所说在渡河后援助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这完全是鬼话，事实上很少可能。因须渡河器材，黄河既无桥梁又无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更严。”至于张国焘所提出红二方面军经略阳、郿县，接通红一方面军的提议，“这是自欺，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回岷县就张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证明其军阀主义思想更进了一步。”当日，彭德怀还致电西北局与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委婉地指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欠妥善”，红四方面军出青海地域虽大，但无发展余地，天险限制不易作战，而且会失去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配合，造成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建议西北局“冷静考虑”四方面军的行动。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在得悉张国焘要西渡黄河进军青海时，也以焦虑的心情于九月二十五日就党和军队统一领导和作战方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红四方面军停止西进。电文表示：

　　(甲)你们提议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为着党的顺利团结、加强党在目前紧急关头中对革命战争领导最适当的建议。

　　(乙)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做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

　　(丙)以四方面军目前位置再北移转会宁地区，尚不致丧失时机。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因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47]

　　九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秦邦宪、王稼祥，请中央决定四方面军的行动。电文说：“你们与朱、张来电俱读悉。国焘等同志已提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的领导，并请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我们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做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我们已电朱、张、徐、陈，请求暂令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待中央最后决定。”[48]

　　由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焘西渡，要求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军会师，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这样来自红军三大主力中其他两支主力领导人的意见，就成为推动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重要因素。

　　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出现了不同意见。徐向前回忆：“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49]原先徐向前是主张西渡黄河的，这时他转变了态度。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而朱德本来就反对西渡，主张北上。在他们的带动下，红四方面军的不少高级干部逐渐转变过来，这就成为从红四方面军内部推动张国焘北上的一个有力因素。

　　这样我们看到，通过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斗争，同时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朱德等人不懈的斗争，中共中央坚决主张红四方面军北上并做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当时西渡黄河地形、气候条件的限制，这样就使张国焘对进军方向不得不重新予以考虑，这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召开的背景。

　　(5)、  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又重新确立北上方针，挥师北上。

　　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举行会议，研究、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

　　会上朱德对张国焘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导与帮助，指出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徐向前、陈昌浩也纷纷表示拥护朱德的意见。这样，在朱德和西北局成员及四方面军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强烈要求与主张下，处于无可奈何境地的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会议最后重申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做出了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对此，肖克指出：“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部队回头。”徐向前也指出：“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

　　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结束后，九月二十七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党中央及红二方面军领导，通报了北上决定：“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八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50]

　　获悉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后，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立即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说：“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应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51]

　　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签发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四方面军以迅速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为目的”。其纲领是：“以主力扫除陇西、武山之毛炳文部，进出于通渭、界石铺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迎击西进胡敌部队，以一部东进武山、甘谷间，迷惑天水敌人，折向北挺进于庄浪及其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发展扩大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策应二方面军之行动，并钳制胡敌。”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为五个纵队，相继由岷县、临潭等地向北前进。[52]

　　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53]

　　这样经过一番艰难复杂的斗争，张国焘终于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了。

　　(6)   红四方面军北上面临的局势出现隐忧。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干扰，红四方面军回头北上时军情已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对此张国焘说：“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陈昌浩曾说：“虽然达到四方面军东进之目的，可是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使敌人从容集中，而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后战局上极严重的恶果。”“首次西北局决定东征后，应当继续坚持东进，如果这样则会合时间早在二十天前，局面当大有不同。”[54]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张国焘节外生枝，主张西渡，从而延误了北上时间。这样就使得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胡宗南部能够从容集结，形成对红军作战的有利态势，使红军失去作战先机，造成了红军以后作战的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红军难以及时扼阻胡宗南部。而能否扼阻胡宗南部却是宁夏战役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先决条件。这样基于难以扼阻胡宗南部而导致的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就成为西路军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甘南期间，张国焘又一次主张向甘肃、青海退却。后来张国焘在谈到这次西退问题时曾说：

　　“我们乃决定全师北上。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泷(陇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就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同我们的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55]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克，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了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往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求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要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已住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容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受到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况之下，会被逼退到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经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了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提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若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技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56]

　　在张国焘这一大段关于西退的自白中，讲到他和陈昌浩的第一次争吵，实际上是在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做出北上决定后他和陈昌浩就北上和西退的不同意见进行的争论。张国焘在回忆中将自己违背西北局会议做出的北上决定反说成陈昌浩要改变军事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在甘南滞留的责任推到陈昌浩身上是与史实不符的，其他还有象他说的陕北好象没有他们就难以形成西北抗日局面就带有几分吹嘘。至于张国焘说陕北中央赞同他们向西退却，也没有准确地反映史实。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原先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但在张国焘表示异议后，又一度同意由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并报告了共产国际。但在共产国际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后，中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除了这几点外，我们看到其他内容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这个回忆中，张国焘鲜明地表露了他主张的西退计划。这个西退计划在张国焘的行动中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回忆中来解析张国焘在北上会师后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乘机西渡，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退计划。这也就是后来西路军形成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国焘讲了他不愿意到陕北的原因：一是他认为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开进陕北后，他对抗日局面能否形成表示怀疑。如果到了陕北，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是三支主力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必然要承担起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重任。因而，从避战考虑，他自然不愿意到陕北。二是他处于维护个人利益的考虑。张国焘借用多数人的口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先执行西退计划，要到河西走廊去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后他再去陕北。三是他说陕北粮食缺乏，难以供养大军。这确是实情，不过为什么张国焘不主张向东发展，而主张向西退却呢?东部应该更有发展的潜力啊!四是红军三大主力均到陕北，会吸引敌人集中兵力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这种说法倒更像一个借口。当时经过长征后，红军三大主力均遭到了消弱。只有集中主力，才能显示出力量，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同时，红军到达陕北，兵力集中后，当然会吸引国民党军到这个地区。而要与国民党军作战，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比红一、二方面军的总和还要多，作战的重任必然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在张国焘当时没有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他要保全红四方面军，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他今后在党内的发展前途和政治命运。因而，他想让红四方面军向甘肃、青海退却，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此来巩固乃至提高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从张国焘的回忆中看到，当时有不少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赞成西退。这也可以从我们现在搜集到的有关史实资料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这些高级干部赞成西退，不仅是因为对东进北上和南下西退的认识理解不清，而且也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施行家长制统治所形成的盲从有关，也是处于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局部利益和他们个人利益需要的结果。这就构成张国焘能够实施西退的组织基础。

　　张国焘虽然对自己向西退却从政治上、军事上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论证，我们从张国焘对西退计划的回忆中看到，他当时不仅有这样一个西退计划，而且对这个计划的施行坚信不已，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而且这个计划还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的支持。虽然在甘南，张国焘向甘肃、青海退却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但是随后北上会师后，张国焘在渡河期间却置中央要求击破南敌于不顾，在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支持下，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九军过河，造成既成事实后，再迫使中央承认，以图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实现他向河西退却的愿望。这样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是战略方针的分歧。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下面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认识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出现这种分歧，首先是由于他们对当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造成的。

　　张国焘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退出根据地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北上东进，就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从而遭受很大损失。因而就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进行休养生息。川康和甘肃、青海就是这样的地区，因而他提出南下西退的路线。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革命根据地是通过进攻创建起来的。红军退出根据地后，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在低潮的时候更要提高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仍具有较强的力量，是能够通过和国民党军作战创立根据地的。川康和甘肃、青海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扩红筹资困难，处于这一地区就会使革命力量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向东发展，人口众多，物资丰富，经济条件较好，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腹心区域在东方，只有向东发展，才能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这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只有向东发展才能适应民族战争的要求，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向北发展，地域开阔，便于回旋，不易形成敌之封锁，而且靠近苏联，也便于打通苏联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形成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之间的策应与支持。

　　我们知道，张国焘的南下已经失败。在南下失败后，他又想西退。张国焘只看到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他没有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军阀林立的国家，存在着蒋介石中央军与各派军阀的矛盾以及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同时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剧，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一系列矛盾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这些矛盾的作用和发展就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着条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看到了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孕育着向高潮发展的因素，因而主动地、自觉地为摆脱低潮创造条件，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因而就要北上东进，而不能南下西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认识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关系到红军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2)利益问题。

　　张国焘除了这种认识的分歧外，还有利益的纠葛。这种利益的纠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自己所主张的战略方针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从而提高自己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地位与影响力。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东进北上路线，而张国焘则提出南下西退路线。在南下失败后，张国焘又极力主张西退。到底那个路线是正确的呢?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广大指战员，就是不少高级干部也没有认识清楚。当时，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红四方面军占有优势，而张国焘在中央却不占优势。虽然后来应张国焘的要求中央同意增补了几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但是张国焘在中央仍然难以取得优势。如果按正常表决，由于张国焘在中央不占优势，他主张的南下西退路线就很难在中央通过，化为党和红军的实际行动。因而，他就想通过自己造成既成事实的行动，迫使中央承认他的路线，通过自己所主张的行动路线被中央接受，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从而事实上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是处于保全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因而主张向西退却。如果张国焘从保全红四方面军的角度，提出向西退却主张，就便于打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从而使张国焘的主张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产生共鸣。因为这不仅仅是从他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是从红四方面军全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涉及到更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因而就便于张国焘获得更多的支持者。我们看到，张国焘主张西渡的原因是由于北上要和胡宗南部作战。他以前主张南下，也是处于担心与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缘故。这样不论南下还是西退就绕开了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达到了保全红四方面军的目的。这样他以保全红四方面军的名义来要求西退就便于获得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承认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干部并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沾染本位主义的气息，而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我们可以从右路军过草地后，徐向前、陈昌浩主动要求由红四方面军攻打包座来得到证明。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确实有一些高级干部在保存红四方面军的问题上和张国焘有着一致性。

　　三是张国焘处于保全个人利益的考虑，主张向西退却。我们从前文陈昌浩及张国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张国焘担心如果到了陕北，可能要他交出兵权，这是张国焘所不甘心的。因而他要到青海、甘肃去，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想依靠红四方面军的力量重新创立一块根据地。如果张国焘创建的根据地能够不断发展，红四方面军在发展中进一步壮大，他觉得中央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就不但可以继续保持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时也取得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基础。这样处于保全个人权势和地位的需求，就成为张国焘极力主张西退的内在动机。

　　张国焘也提出如果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在陕北，就粮困难，难以养活大军。初听起来，确实有些道理。不过，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向东发展，却一直坚持向西退却呢?这显然是一个幌子。当然，我们也承认，长征结束后，几万大军集中在陕北，就陕北的经济条件来说确实难以供养大军。从这个角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东征、西征，实行的宁夏战役，包括张国焘向甘肃、青海的退却，都是为了拓展根据地而展开的行动。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中央实施的宁夏战役是正确的，而张国焘向甘西的进军就是错误的呢?他们可都是向河西的进军啊!

　　我们认为，宁夏就西北地区来说，是比较富裕的地区，经济条件较好，便于供养大军。从当时发展态势来看，如果控制了宁夏，我党就不但可以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有力地策应陕北根据地的发展，而且鉴于宁夏是西北的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还可以打通苏联联系，东出绥远，西进甘肃和新疆，大大改善我党在西北的处境。当时共产国际表示红军攻占宁夏后，就可以给中共提供援助，这也是发动宁夏战役的一个重要原因。占领宁夏后，红军还可以随时出动到绥东抗日，国民党军也难以通过沿河封锁将我军局限于河西地区。

　　如果向甘肃、青海退却，那么，不但在政治上对我党不利，同时如果国民党军沿黄河布防，我军就有可能局限于河西地区，难以向东发展。而这一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在三大主力红军先后退出根据地，遭到严重消弱，又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的情况下，我军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分兵更有利于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因而从大局计，我军只有联合行动才能完成重大的军事行动。同时，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各自分兵进攻宁夏和甘肃、青海，这又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实质上反映出张国焘是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挥，还是以此来谋取私利，仍然要搞“独立王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不是最终为了向西退却，而是为了向东前进而向西所作的一个小的退步。这个退步就是为了建立巩固的后方，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东发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了前进而向后退一步的道理。而张国焘的向甘肃、青海退却，则是将红军主力拉向甘西，而反对红军向东发展，这样就会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局限于河西而难以得到发展。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形式上同样都是向西发展，但是却在本质上不同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但在张国焘表示异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征求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后，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甘西进军，并将这个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但在共产国际表示对红军从宁夏提供援助后，同时也鉴于宁夏地区的经济条件及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在宁夏战役完成后，再向甘西进军。但是张国焘却仍然坚持向甘肃、青海退却的主张。因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以及三个方面军之间，同时还包括西北局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迫使张国焘取消了西退计划，率军北上。但是这种斗争却耽搁了时间，先前南下的胡宗南部这时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迅速北上，从而使北上执行宁夏战役的形势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由于西退计划在张国焘心目中已经占据根深蒂固的位置，虽然这次在甘南没有能够实现向西退却，但是随后宁夏战役执行期间，就又一次乘机发作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红西路军的形成。

　　四、暗渡陈仓—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根据红军会师前后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当时河东红军处于国民党南北两敌的夹击之中。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于是在击破南敌和渡河问题上，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退却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最终成为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和西路军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根据前文我们引用的史料知道，宁夏战役计划原来打算是在黄河结冰后实施的。因为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那么，是那些原因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呢?

　　(1)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条件。

　　我们知道，中央原先决定红一方面军单独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同意红四方面军向甘肃、青海进军。后来在得到共产国际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消息后，为攻占宁夏，打通国际联系，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担负牵制和策应任务。虽然张国焘在北上问题上出现过几次反复，但毕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我党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这样就使在河东的红军陡增为六万多人，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条件。这样即使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中央就能够通过分兵的方式，以河东红军之一部抗击国民党“围剿”军，另一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就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兵力上的保障。

　　(2)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生存需要及渡河工具的解决，为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技术保证。

　　红四方面军有一个造船队，能够立时造船渡河，这样就解决了渡河的工具问题。为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西渡黄河提供了技术条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将红四方面军的造船能力向中央报告后，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发起宁夏战役的信心。同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就靠陕甘苏区的物资供给远远满足不了红军的需求，当时的红军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困难，而宁夏则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因而攻占宁夏，拓展根据地，解决物资供应，就成为当时红军的迫切任务。

　　(3)国民党对会师后的红军发起大规模“围剿”，为扩大根据地，打通苏联联系，粉碎国民党“围剿”，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我们知道，在宁夏战役计划策划时，当时适逢两广事变。蒋介石正专意于西南，为镇压两广事变，调胡宗南部南下，这在客观上减轻了西北红军的压力，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红军大会师后，两广事变解决，胡宗南部已经重新北上，集结于陕甘南部，给红军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带来很大困难。

　　面对红军三军会师的局面，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制定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计划第一步组织发动“通渭会战”。令胡宗南部第一军推进至泰安、清水地区，王均部第三军两个师及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调两个师前进至定西，王以哲部控制平凉、隆德、静宁一线，董应斌部抽两师推进至固原一线策应;马步芳、马步青部沿黄河西岸筑碉防堵。蒋介石企图在西兰通道地区与红军会战，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第二步组织发动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备百余架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于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超过五千人。 [57]

　　在国民党大规模进攻下，红军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向宁夏进攻，通过占领宁夏，拓展根据地，形成对陕甘根据地的策应与支持，扩大防御作战的战略纵深，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这是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围剿”的重大举措。

　　(4)张学良的建议也成为中央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推动因素。

　　鉴于蒋介石在进攻红军的同时想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国民党军队作战计划为张学良所知晓后，他既不愿意进攻红军，但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感到非常着急，就及时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报了消息，表示将尽量拖延蒋介石作战计划的实施，并建议红四方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张学良希望“朱、张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十月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将张学良的意见向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作了通报。[58]

　　我们知道在中共抗日政策的感召下，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建立了统战关系。本来，在面临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的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我党领导的红军面临着巨大压力。张学良建议中央早日发起宁夏战役，表示在国民党进攻的时候给我党领导的红军以尽可能的策应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我党对来自国民党巨大军事压力的担忧。同时，张学良看重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因而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打通与苏联联系，还具有分化国民党“围剿”军，巩固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统一战线的意义。

　　(5)共产国际表示及时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承诺，进一步促使中央下定了提早发起宁夏战役的决心。

　　九月二十七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告知苏联只能从外蒙给中国红军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并前伸到外蒙接取物资。十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得到包括相当数量的飞机、大炮的清单后，十月十八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明确了援助物资的数量和具体接运方式。电文说：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不象你们二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为此，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59]

　　以前，共产国际只不过是有表示提供援助的意向，而现在共产国际就提供援助的方式、行进路线及援助清单，都予以明确和具体化。这是共产国际与中共就援助问题的最后商议，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就按此方案进行实施。这种商议的结果更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发起宁夏战役的信心。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提早发起宁夏战役计划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供的条件，又有红军生存的需求，还有粉碎国民党“围剿”的军事需要，也有坚定抗日友军的现实要求，以及共产国际的具体承诺。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和因素，中央也并没有匆忙行事，而是在广泛征求意见，以使决策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

　　因为发起宁夏战役，就要西渡黄河，因而发起宁夏战役的时机要依红四方面军的造船情况决定。[60]我们从现在的史料中看到，在提前发起宁夏战役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之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还表现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上。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但是随着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开始，河东形势的恶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红四方面军西渡兵力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和尖锐化。这里关健是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造船速度直接关系到宁夏战役的发起时间，在这方面张国焘似乎比中央还要急迫，为此还与中央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分歧。

　　张国焘为什么要急于西渡呢?西渡红军的兵力到底是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还是红四方面军全部呢?渡河后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为了向甘西进军呢?这时由于张国焘的西渡动机尚在腹中没有显示出来，因而我们还无法判定。不过渡河开始后，我们可以从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上很快看到张国焘西渡的动机是确实存在的。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执行宁夏战役动摇的情况下的两种对策。

　　张国焘北上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到底采取什么态度呢?

　　为加强对红军三大主力的领导，中央派张浩(林育英)、彭德怀前往红二、四方面军，从政治上加强三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从军事上完成对三大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真正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实施宁夏战役创造必要的条件。红军大会师后，当时从大局计就是如何能够使红军三大主力并肩作战来实施宁夏战役。中央对张国焘的斗争策略就是要围绕这个原则来进行，以求使他能够指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起来实施宁夏战役。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后，并不承认陕北中央，还是希望另建一个“中央”。在遭到陕北中央拒绝后，北上途中，张国焘虽然提出请洛甫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工作，但当时中央还是难以将红四方面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影响，中央当时还是要通过张国焘才能有效实施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影响这个现实出发，对张国焘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坚持原则和讲究斗争方式结合起来，其目标就是团结张国焘使他能够调动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同时通过灵活的斗争来消除其思想的消极方面，制止其不利于团结和大局的行为。

　　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采取了四大措施：

　　(1)中央仍然通过两总(既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来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十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 [61]我们知道，张国焘在担任总政委期间，违背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上的集体决策，擅自南下，使南下红军损兵过半，另立“中央”，分裂党，因此犯有严重错误。尽管这样，我们看到中央也没有变动张国焘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以总政委的名义来指挥军队。我们由以上的电报可以看到，毛泽东就和张国焘之间的称呼、联系方式及其他有关注意事项叮嘱彭德怀，就是为了搞好与张国焘的团结，顺利执行宁夏战役。

　　(2)中央还是要通过张国焘来领导红四方面军。十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62]我们知道，当时张国焘掌握着红四方面军，中央尚难以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的领导。中央当时并没有因为张国焘犯了错误就取消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而是要帮助他提高认识，还是要经过他来指挥红四方面军。

　　(3)中央表示妥善处理张国焘的错误。十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在和张国焘“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63] 毛泽东十月十六日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说：关于张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斗争的。[64]我们看到，当时中央对张国焘过去的错误采取搁置态度，而且对他犯的错误采取淡化处理的方式，就是为了缩小分歧，增强团结，同心协力来实施宁夏战役。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张国焘及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转变留下了充分的时间，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想通问题，逐渐转变过来，而不要急于求成，以求使党和红军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复电彭德怀：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65]我们看到，在要求四方面军干部认识错误方面，中央没有用压制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为张国焘以及一部分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留下了充分的时间。这不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民主作风，而且也提供了一条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

　　由这些措施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宽宏大度，目光长远，以求团结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来共同执行宁夏战役，打开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尽管张国焘在北上会师前夕承认了陕北中央的领导，但当时中央实际上还是难以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领导，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考虑到张国焘可能对宁夏战役动摇，一再提醒前方指挥员彭德怀要对此加以注意，提前作好准备。一旦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不能参加时，由红一方面军独自执行宁夏战役。十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66]

　　有人可能要说，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擅自南下，使红军损兵折将，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为什么中央在红军会师后就不撤销张国焘的职务，对他进行审查呢?

　　如果我们从当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力量对比和维护全党团结的要求以及党内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来进行分析，这种想法恰恰带有浓厚的“左”倾盲动主义色彩。这不但有违于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干部政策，而且会破坏大局，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当时尽管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南下失败在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有了警醒意识，但从总体上他们对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原因、焦点及张国焘路线的本质及内容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中央也尚未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变动张国焘职务的时机尚不成熟。中央也只有从斗争的现实出发，利用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通过他来做好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执行宁夏战役。我们后来看到就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后，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以致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要是张国焘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67]毛泽东的干部政策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张国焘还担任着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红四方面军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央对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还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红四方面军的不少高级干部对中央的东进路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没有产生执行东进路线的自觉性，同时我们也不排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保存实力的本位主义考虑，这就为张国焘推行西进路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张国焘就是利用他所掌握的指挥权来要求红四方面军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乘机暗渡陈仓的。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时中央尚未具有领导红四方面军的权威和实力，同时也受到他所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遵守党内斗争底线的限制，因而只有从这个现实出发来制定对张国焘的斗争原则和策略。这里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光明磊落的革命斗争品质。但最终却难以阻止张国焘的西渡。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我们看到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又集中力量“围剿”西北的红军。驻扎在陕甘南部的国民党“围剿”军主力胡宗南的第一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王均的第三军和关麟征部，在北部马鸿逵、马步青和邓宝珊部的配合下，由南往北逐次推进，蒋介石计划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机会集中兵力将西北的红军一举“剿”灭。

　　这样我们看到西有黄河天险，南北均有敌军重兵驻防，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重。北部的敌人筑有牢固的城防和工事，既可配合南部敌人进攻，又可依托阵地进行防御，因而如果进攻北部的敌人，就又会打成阵地战和消耗战，得不偿失。而南敌则是“围剿”军的主力，正在向北积极推进，是运动之敌，便于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创造战机，通过运动战的方式来消灭敌人。因而从当时南北两敌各自所处的状态、兵力分配和作战方式上来看，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只有给南敌以沉重打击才能防止南北两敌配合起来对河东红军发动进攻，为执行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当时对南敌是给予歼灭性打击，还是予以牵制，不仅取决于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而且也取决于南敌的推进速度，更取决于南敌向北快速推进，一旦南北两敌会合后对宁夏战役的影响。

　　十月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的必要，但如果红四方面军的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68]毛泽东不是仅仅主张抗击，而是主张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给南敌以打击。但又没有肯定这一点，而只是根据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来决定到底是采取打击还是抗击手段。

　　在会师前夕，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进军问题上又一次产生分歧。我们先来看张国焘致中央的电报。

　　十月十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以渡河为中心，设想了各种情况，对目前军事部署提出建议。电报指出：

　　甲、现日本侵略甚急，速与南京谈判是对的。

　　乙、对目前军事布置，我们有如下意见：

　　(一)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即向靖远进，协同打拉池之七十三师，布(部)署渡河。三十军以一部向兰州威胁，四军对定西，五军对陇西，九、三十一军对泰安，大大扩展游击活动区，扩红筹费，迟滞胡、毛、王、关的进攻。

　　(二)二方面军主力最好转移到单家集、硝河城一带休整，以一部在界、静、隆、庄间活动。

　　(三)一方面军可否以一部佯攻固原，并以一部配合二方面军在静、隆、庄一带活动，威胁胡侧背，请告。

　　丙、这一布(部)署要点，即靖远渡河布(部)署，宜迅速，因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北进后，我之企图已太明。

　　丁、对胡拟进行外交，表示我先停战，看有效果否。

　　戊、如统一战线有更大成就，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不需渡河，可以四方面军两个军过河在甘北行动，打通远方，其余的可在现地区活动，结冰后以一方面军主力占领宁夏地区。

　　己、如靖远渡河不成功，则须对胡、毛、王为部分决战，阻止该敌，待结冰后实现宁夏计划。

　　庚、如靖远渡河成功，又须三个方面军主力一同过河到甘北时，则首先以四方面军两个军先渡河，接着二方面军跟渡，尔后一、四方面军互为掩护一同过河，黄河右岸留适当兵力活动。

　　辛、这一计划请你们决定告之，并告国际，要求其迅速准备与我接通，如何，盼速复，以便执行。

　　寅、前电贺、任、刘、关同意，告以到通渭、马营后才可稍休息一二天，再行北进静宁地区。二方面军此时宜多得休整机会。[69]

　　这封电报首先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提出了建议，指出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向靖远部署渡河，其他四个军呈防御态势，阻止南敌进攻。这里尤其强调要快速部署渡河，因为红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后，我之企图已太明。这里是说从进军方向上敌人可能会判断出我军要执行宁夏战役，会预先作好准备，使我军失掉战机。但这里也蕴含着如果渡河迟缓，一旦南敌向北推进，为赢得渡河时间也就不得不对敌进行决战。这里强调快速渡河实际上也具有避战的考虑。

　　这封电报对靖远渡河成功与否都作了谋划。

　　如果靖远渡河不成功，就要对南敌进行部分决战，待结冰后再进行宁夏战役。

　　如果靖远渡河成功，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河东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红军三大主力不需要过河，这样就由红四方面军出两个军西渡黄河向甘北进军，打通远方，待结冰后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执行宁夏战役。电报中说的统一战线成功无怪乎就是在抗日的名义下和国民党达成协定，以和平方式阻止了胡宗南部的进攻，使河东形势缓和下来。但在电报中张国焘明确表示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向甘北进军，打通远方，在结冰后由红一方面军主力执行宁夏战役，这样就修正了中央决定的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

　　至于电报中所说红四方面军两个军西渡，实际上是指整个红四方面军西渡，而不过是说的比较隐晦而已。我们可以从后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故没有西渡留在河东，陈昌浩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来看，显然他们是不会让红四方面军其他三个军留在河东的。既使抛开全局，单从向甘西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显然是有利于开辟河西根据地的，因而他们就是光从军事角度着眼也不会让红四方面军余部留在河东的。退一步说，就是当时有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留在河东，鉴于当时中央尚未掌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这部分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是随时可以西渡的。

　　有人可能要问，后来留在河东的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不是最终也没有西渡吗?我们要看到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最终没有西渡是有原因的，抛开中央对这两个军加强工作及这两个军的指战员所具有的党性原则外，我们看到，还有两个因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张国焘留在了河东，客观上对这两个军起到了滞留作用;另一个因素是当时敌情的限制，使这两个军失去了西渡的机会。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军就是留在了河东，但是由于中央尚难以掌握这两个军的指挥权，因而才有张国焘命令这两个军撤出阵地，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的结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这个电报中为了使红四方面军全军最终实现西渡，获得中央的谅解和承认，使西渡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他向中央阐述了向甘西进军的机会是如果河东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目的是为了打通远方而先派两个军西渡，委婉地表达了西渡的意向，以此来试探中央的反映。

　　至于张国焘说得打通远方，就颇让人费解。苏联表示从外蒙边境和宁夏这一路线提供援助，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这样最便于打通与远方联系。可张国焘却硬要撇开共产国际已经表明的外蒙和宁夏路线，而要向甘西进军去打通国际联系，而当时共产国际又尚未变更援助地点(共产国际直到十一月三日才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由此看来，他说的打通远方除了是他向甘西进军的借口以外，便不好作别的解释了。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又恢复了他过去主张的红一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而红四方面军向甘西进军的设想，而否定了中央所提出的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的计划。这就又一次暴露了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思想苗头。

　　另一种情况需要三个方面军共同过河，也是由红四方面军先渡两个军，而后由红二方面军跟渡，然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交替掩护渡河。

　　张国焘在电报中没有说明三个方面军西渡的原因，不过我们可以对他签发的这封电报的相关内容经过分析从逻辑上对西渡的原因作出判断：或者是河东局势紧张，导致红军主力难以立足，因而不得不全军西渡;或者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全军西渡;或者是为了向甘肃、青海进军而全军西渡。

　　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分析，如果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全军西渡，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尚未就统一战线取得成就，因而要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留下相当的兵力来阻击南敌，防止南北两敌会合严重影响宁夏战役的实施，而电报中建议留下的兵力是远远难以满足抵御南敌作战要求的。同时，如果要执行宁夏战役，也没有必要三个方面军都要从靖远过河，红一方面军从灵武、中宁、中卫一带过河才更便捷，因而我们分析这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

　　如果是由于河东局势紧张而西渡，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不向东转移呢?而向东不论在政治上，还是从发展潜力上都要比向西要有利得多啊!当然，向东就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而向西可以避开国民党中央军，只和地方军阀交战，张国焘认为阻力要小一些。至于向甘肃、青海进军所表露出来的西退主张就昭然若揭了。

　　通过以上我们对张国焘主张三个方面军主力西渡原因的分析，他主张的主力西渡显然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不论是由于河东局势紧张也好，还是他公开主张向甘肃、青海退却也好，他主张的主力西渡显然就是他一贯坚持的西退路线，而这是和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张国焘的南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在张国焘南下失败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北上途中，在甘南张国焘又一次要求向甘肃、青海退却，在中央的批评和诱导及广大指战员的抵制下，最终不得不北上。现在在三个方面军会师前夕，我们从这个电报中看到张国焘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在新的条件下他的西退意识又一次萌发，而这就给会师后宁夏战役的实施蒙上了严重的阴影。

　　张国焘发出这封电报后到底中央是什么态度呢?张国焘关于向甘西发展，主力西渡的意见中央接受了吗?我们可以从下面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的分析中来进一步作出判断。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朱、张两总及彭、贺、任、徐、陈等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正式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主要内容是：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泰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预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时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日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70]

　　由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战纲领是为宁夏战役作准备的，对十月份三个方面军的兵力部署作出了规划，中央正在积极准备执行宁夏战役。我们从这个纲领中看到：

　　(1)十月份三个方面军兵力的部署及作战计划。三个方面军要注意休息，完成扩红和物资补充，加强训练，为执行宁夏战役作好准备。同时对宁夏战役发起前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分布及有关作战事宜作了布置，在南敌的进攻下节节抵抗，其目的就是迟滞敌人，确保十月份西兰大道在我手中，为造船争取时间。

　　(2)宁夏战役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至迟在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这里尤其注意造船计划要按时完成。因为能否完成造船计划是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必要条件。

　　(3)宁夏战役发起的决定因素。就当时情况来说，宁夏战役开始的时间依造船进度来决定。后来在船只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因为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由南向北推进迅速，不停止南敌就难以实施宁夏战役的情况下，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及时实施的首要条件。

　　(4)三个方面军在宁夏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中央决定将河东红军三大主力分为攻宁部队和阻击部队。攻宁部队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联合组成，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定盐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阻击部队，也就是向南防御部队由红二方面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二个军及陕甘独四师组成，在必要时抽调其一部参加攻宁。

　　(5)由红四方面军攻占定远营。要求四方面军派一个军到靖远、中卫地段，加速造船，同时选择利于攻击中卫和定远营的渡河点。由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是让四方面军去占领定远营的。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而后来西渡黄河的也是三个军，这三个军渡河后组成西路军向甘西进军。于是，有人就说：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过河的，你看，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中就是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的呀!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看到了在中央《十月作战纲领》中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西路军恰好也是三个军，就以这种表面上的偶合为依据，作出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判断。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恰恰忽视了对当时问题的具体分析。

　　下文我们引用史料还要进一步分析，因为当时南敌向北推进迅速，只有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才能实施宁夏战役。否则，红军就会面临南北敌人的夹击，或者南北敌人一旦打通，加强了对宁夏的守备，宁夏战役的实施就会面临极大困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因而中央提出要首先集中兵力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违反中央决定，让九军过了河，而后还要求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过河，这样就消弱了河东红军对抗南敌的力量。同时在海打战役期间，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离阵地，造成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是要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的进攻，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和海打战役问题上两次违背中央的决定，就反映出张国焘对执行宁夏战役没有诚意。既然对执行宁夏战役没有诚意，再结合张国焘以前屡次出现的西退主张来分析，那么他要红四方面军西渡其实就是为了向甘西进军。这又怎能说西路军是因为执行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呢?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在全力以赴地为实施宁夏战役进行准备，确定十一月十日为完成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决定按原定计划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将造船和阻击南敌作为能否顺利实施宁夏战役的关健环节来进行重点布置和安排。我们也注意到中央有要红四方面军攻宁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定远营的意向。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人十月十日的电报和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对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产生动摇，提出红四方面军派两个军西渡黄河，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执行宁夏战役，这样就改变了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他甚至还提出三个方面军主力共同西渡黄河的建议，进一步暴露了他潜存已久的西退主张。张国焘在重新北上红军大会师前夕就又一次流露出西退的思想苗头，虽然他在电报中对西退讲得比较委婉，提出了一些限制性条件，但是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西退还是比较坚定的。

　　而中央在《十月作战纲领》中却明确规定了完成宁夏战役准备工作的时间，决定由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来实施宁夏战役，由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其余两个军及独四师来阻击南敌。由红四方面军一个军到靖远造船，准备渡河，抢占战略要地定远营。能否及时完成造船任务和阻击住南敌成为宁夏战役实施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从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中可以看到，中央没有接受张国焘十月十日电报中关于西退的建议，而是仍然在按照既定计划作好实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并且力图将张国焘拉上执行宁夏战役的轨道。

　　我们看到在会师前夕，张国焘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四方面军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西渡黄河向西退却问题上又一次产生的分歧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埋下了严重隐患，当时这种分歧不过是比较隐晦地出现于双方来往的电报中，随后不久这种分歧就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行动上表现了出来。

　　为了进一步作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迟滞南敌进攻，为造船赢得必要的时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71]

　　朱德、张国焘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计划，于十月十六日作出《关于红一、二、四方面军作战部署》。其中对红四方面军的要求是：红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六墩子、永登一带地区，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三个团以上兵力向中卫扫击。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敌的进攻。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牵制敌之侧翼，集中三十一军、九军“对前进之胡敌以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一部，争取时间。”[72]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制定的这个作战部署中关于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基本上和中央《十月作战纲领》相衔接，对渡河成功与否作了两手准备。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部署中，计划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紧随三十军渡河。但后来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中央要求九军留在河东，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仍然按照既定计划要九军过河。这就不禁令人发问，张国焘为什么要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而执意要九军过河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这是应该发人深思的。

　　为了使三个方面军作好充分休整，以便执行宁夏战役。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贺龙等：“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73]

　　为了早日作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制定出宁夏战役的具体计划，就要依照《十月作战纲领》，迅速制定出宁夏战役实施纲要。毛泽东于十月十三日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74] 我们看到，毛泽东为了联合红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特别提醒彭德怀要和朱、张协商后提出于军委。

　　那么，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对《十月作战纲领》是什么态度呢?十月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和军委指出：“对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我们及徐、陈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75]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是同意的，这个电报是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意见呢，还是他们对中央的应付呢?从十月十日他们致中央的电报来分析，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同意表示怀疑，从下文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的表现更进一步会证实我们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彭德怀根据《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在和朱德、张国焘面商后，于十月二十三日九时就宁夏战役部署致电毛泽东，主要内容是：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76]

　　这个部署由于是和朱德、张国焘商量后制定的，因而他们也是同意的。十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到达打拉池与彭德怀见面，就战略部署取得了一致意见。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正根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化之方案。”[77]

　　正是因为这个部署是根据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制定的，彭德怀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之间又一致同意，因而毛泽东接到彭德怀关于宁夏战役部署的电报后，于十月二十四日复电彭德怀：“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之计划。”[78]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间在宁夏战役部署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红军大会师前夕，张国焘又一次露出向西退却的思想苗头，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在准备实施宁夏战役。这种分歧在双方来往的电报中显示了出来。不过，由于宁夏战役尚未实施，张国焘来电表示同意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又表示同意彭德怀作出的宁夏战役部署，三个方面军又处于会师之际，这样双方在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进军上的分歧暂时被会师的欢乐气氛所掩盖，给人一种“协商一致”的印象。但这种“一致”维持不了多久，随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在渡河和击破南敌方面表现了出来。

　　4、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导致河东形势严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退的主张开始见之于行动。

　　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红军会师前夕，张国焘又暴露出西退的思想苗头。当时河东红军面临着南敌和北敌。南敌是在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毛炳文率领的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率领的第三军以及关麟征部，北敌是马鸿逵、马步青部及邓宝珊部。当时，北敌依托防御工事，对红军进可以攻击，退可以防御，因而攻打北敌带有阵地战性质。而南敌则向北推进，属于运动之敌，因而攻打南敌，可以诱敌深入，创造战机，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将敌人先头部队通过歼灭战的方法予以消灭。因而在《十月作战纲领》中，中央将河东红军分兵两路：一路实施宁夏战役，一路阻击南敌。为了保证宁夏战役的实施，将根据南北两敌面临敌情的轻重缓急，随时抽调兵力，互相进行支援。只有停止南敌，才能为即将实施的宁夏战役解除后顾之忧。在停止南敌之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敌，实施宁夏战役。

　　(1) 河东南敌迅速推进，宁夏战役的实施面临严峻形势。

　　在河东红军正在为实施宁夏战役进行准备之际，河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南部的国民党军快速向北推进，从而使河东红军面临的威胁空前增大。

　　十月十六日，蒋介石下达了“进剿”令。十八日，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徐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十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队在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的统一指挥下，发起“通渭会战”。二十一日，集结在秦安、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武山一线之敌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以二百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红军所在的静宁、会宁地区大举进犯。蒋介石也于十月二十二日亲自飞抵西安，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加“进剿”，并指挥西北的马家军配合作战，妄图将刚刚会师的红军一举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同日，敌第三十七军在七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华家岭发动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五军指战员在与敌激战中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八百八十七人，副军长罗南辉不幸牺牲。四军、三十一军也多减员。二十三日，敌三十七军占领会宁后继续向靖远方向的一、四方面军会师部队逼进。敌第三军占领通渭后，与敌第三十七军协同，经会宁向靖远进攻。胡宗南部第一军在进占静宁、界石铺等地后，向固原、海原方向的一、二方面军会师部队进攻。如果南敌继续突进，渡河计划便有流产的危险。[79]

　　通过我们以上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当时河东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和王均部急速推进，而且进展迅速，如果一旦阻止不住南敌的进攻，南敌和北敌打通会合后，不仅渡河计划会流产，而且会使红军执行宁夏战役面临的敌人空前增大，如果再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和强敌进行阵地战、消耗战，这样就使红军在作战上处于不利地位。因而，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保证宁夏战役的顺利实施，就必须首先停止南敌进攻。从目前敌人进攻的势头来看，要停止南敌进攻，就必须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否则就难以遏制住敌人的进攻势头。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力量打击南敌就成为保证宁夏战役能够实施的首要任务。

　　(2)面对河东形势的紧张，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渡河方面的心情日益急迫，于是建议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设想油然而生。

　　我们知道，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于十一月十日前完成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十一月十日后实施宁夏战役。而这时在河东南敌的进攻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就成为张国焘要求提前渡河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月十八日，张国焘与朱德联名致电军委：“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可开始偷渡，我们决二十日早去打拉池。”十九日，军委回电指出：“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80]十月二十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行前交待，前线作战事宜，由徐向前、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理。”[81]

　　中央对渡河是慎重的，为保证渡河成功，提醒张国焘备足至少十个以上的船再进行渡河，否则推迟数日。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反对红四方面军二十日渡河是由于担心船只太少不能保证渡河成功，还不是因为河东形势变化反对红四方面军渡河，也没有对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分布提出要求。

　　三十军已造船十六只，具备了渡河的条件。面对战场态势的严重变化，徐向前、陈昌浩于十月二十三日命令三十军在当晚开始偷渡。“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82]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一旦渡河成功，徐向前、陈昌浩建议红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以便打开河西局面。我们知道在《十月作战纲领》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两个军和红二方面军一起阻击南敌。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而这个电报中要求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也就是要把担任阻击南敌的红四方面军中的两个军或一个军抽调过来西渡黄河，这样就违背了《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同时显露出他们有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用意。如果联系到因为南敌推进迅速而导致河东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阻击南敌可能面临重大伤亡，他们的这种要求很难排除有保存实力的嫌疑。

　　至于说，从兄弟部队中抽调力量参加阻击南敌，当时就只能从红一、二方面军抽调。红二方面军兵力总共才一万人左右，已经全部用来阻击南敌，因而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向南阻击的部队西渡后，就只有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中抽调兵力了。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是要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的，如果从西方野战军中抽调兵力，肯定会影响宁夏战役正常执行。且不说红一方面军要南下作战，没有红四方面军就地阻击方便快捷，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担负着抗击北敌的任务，如果一旦南下，必然会消弱北方的防御力量，北敌将会有所行动，突破红一方面军在北部的防御，占领红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创建的根据地，使得红一方面军攻宁失去依托和渡河点。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宁夏战役的正常进行，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难以实施。如果他们渡河果真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不是向甘西退却，显然他们不应该这样作。这样他们就又一次违背了《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因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徐向前、陈昌浩的这个电报实际上具有使红四方面军逃避河东作战任务的意图，隐含着向河西退却的玄机。

　　在已经具备渡船的情况下，红三十军开始偷渡。十月二十三日晚的渡河因为船到河心后因遇到浅滩而未成功。李先念说：“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没有发现。”[83]

　　十月二十三日晚的偷渡没有成功，张国焘十分着急。随后他发出一系列的电报就有关渡河事宜作出安排，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渡的急迫心情，也流露了他向甘西退却的意向。

　　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连续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就渡河和阻击蒋军进行部署。电文指出：

　　“三十军渡河尚未成功，对自会宁突击之敌应进行部分决战而掩阻之。二十五师即开会宁，如敌未到会宁城，使九军接替三十一军主力集会宁，此后配合九军击敌。”

　　“三十军渡河必须请当地船工掌舵，如未为敌发觉，今晚应再偷渡。”

　　稍后，朱、张又致电徐、陈并报毛、周：

　　(甲)如三十军今晚渡河不成，应在靖远上游至营房滩之线继续渡河吸引敌人注意该方，同时速移一部兵力在靖远下游东面陡城堡秘密造船渡河。靖远下游及打拉池榆树甚多。

　　(乙)今晚渡河如成功，请速开一个船工分队配足工匠到打拉池来，以便即开去助一方面军渡河。

　　(丙)我们今与德怀、海东已会面。[84]

　　由以上所引的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布置向南阻击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采取部分决战的方式来阻止敌人，为渡河赢得时间。要求二十四日晚再次偷渡，并对再次偷渡的成功与否也作了妥善布置。

　　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还在另一封致徐、陈并报毛、周的电报中分析了战场态势的发展，进行作战部署。电文指出：

　　甲、估计胡、王、毛、关占领西兰大路后，略加部署，即将继续向我进攻。如三十军今晚渡河成功，敌主力或即向兰州移动的企图，在兰州北通永登县线，实现拦头政策;如渡河未成，敌将以会宁、定西、兰州为后方，主力向郭城驿、打拉池进逼，企图压迫我军向海原、同心城转移。

　　乙、方面军为完成渡河任务，必须对北进敌以有力迟滞。尔后河左岸所需兵力及在海、静间及其以南所需掩护部队，当看情况再行区分。据目前情况看来，以四、五军任海、靖线防御与维持海、静及同心城交通至必要，时间已感不足。

　　丙、一方面军主力最好于结冰前在宁夏地区渡河，抢占定远营。二方面军担任海固一带防御任务，该军现已开一个师去七营接防。……

　　电报在部署四方面军的任务时强调指出：“在郭城驿或蒋家大路以南，须准备与敌决战，企图消灭敌之一部，这样才能争取渡河之充裕时间。如靖远附近渡河机会已失去，四方面军亦须于打拉池、郭城驿、靖远间迟滞敌人，打拉池以东不便敌人大部队行进，我军据海原附近地区与敌决战。[85]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对渡河成功与否及敌人的动向作了估计，表示要准备与敌决战以便为渡河争取必要的时间，河东河西所需兵力根据情况再行决定，建议一方面军结冰前在宁夏地区渡河，抢占定远营。

　　张国焘表示要为争取渡河时间与敌进行决战，可为什么下文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通过决战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进攻后，再渡河进行宁夏战役时，张国焘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而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呢?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时张国焘提出的与南敌决战是为了通过决战，延缓南敌前进，争取时间，以便于红四方面军渡河。决战是为了渡河而不得已采取的办法。而下文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是在渡河成功后，从渡河的速度以及当时对南敌抗击的态势上看，张国焘认为在不与南敌决战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也能够全军西渡。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为了为渡河赢得时间主张与南敌决战，而为了阻止南敌为宁夏战役创造必要的条件却逃避决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张国焘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果真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吗?如果是的话他又为什么不对南敌给以歼灭性打击，以便停止其进攻，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创造条件呢?如果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的话，他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这样我们从张国焘是否对南敌给予歼灭性打击的态度中透射出张国焘对宁夏战役的态度。因为如果不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就难以停止其前进。一旦南敌与北敌打通，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就会挡住河东红军去宁夏的道路。事实上使宁夏战役的实施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从张国焘对南敌的退避和积极西渡来看，反映了他对宁夏战役的消极态度。而在西渡后，既然对宁夏战役持消极态度，那么四方面军的发展方向自然是向西退却了。

　　张国焘建议红一方面军结冰前在宁夏地区过河，攻占定远营。本来，红四方面军从靖远渡河后，攻占定远营最为便利，现在张国焘把它推给红一方面军去攻占，并且建议红一方面军从宁夏地区渡河。这显示出张国焘有使红一方面军单独实施宁夏战役，而使红四方面军脱身宁夏战役而向西退却的苗头。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红军会师前后，随着国民党军特别是南路敌人对河东红军“围剿”的加强，河东的形势渐趋恶化，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加速了造船的进度，千方百计早日西渡。这虽然是在中央《十月作战纲领》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是从他们来往的电报中我们分明发现他们的行动和计划开始脱离纲领的规定，又一次流露出向河西退却的苗头来。

　　5、在河东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根据《十月作战纲领》于十月十六日制定了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署，在红四方面军的部署中要求在红三十军渡河后红九军即速跟渡，控制河西沿岸。但是在河东形势发生变化后，中央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竟然置中央的要求于不顾，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命令九军西渡，从而给河东打击南敌带来很大困难，这样就产生了是继续渡河还是以打击南敌为重点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突出表现在红九军是否渡河问题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必须击破南敌才能向北进行宁夏战役。由于红三十军、红九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在红三十军渡河的情况下，要在河东留下红九军。在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后，再西渡黄河。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 “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拚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86]

　　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从材料中判断南敌可能不能持久，但是还是要作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的准备。随着南敌的快速推进，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河东我军处于南北两敌夹击之中，不击破南敌是无法向北执行宁夏战役的。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停止南敌的问题。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在二十四日就已经知道了中央要击破南敌的决定。既然要击破南敌，而不是仅仅抗击南敌，如果不集结相当兵力是不会达到这个目的的，这就对红四方面军的渡河产生影响。他们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知道中央这个决定的情况下，还要照常渡河就不能不说他们违背了中央的指示。

　　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会面。当日十时，军委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张详商“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为宜，尔后北进至海靖线防御”等问题。[87]毛泽东还叮嘱彭德怀，在与朱、张见面时，详商西兰大道以北坚壁清野问题，静会大道以北，海原、靖远以南构筑防御阵地问题;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扼阻其追击问题。 [8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要彭德怀在与朱德、张国焘协商后，准备在静会大道以北构筑防御阵地，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进攻，为下一步实施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张国焘在二十四日也已经知道中央要红九军留在河东。

　　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就当前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这一建议红军总部于二十五日以一五八号电令批准。[89]

　　徐向前、陈昌浩在拍发这个电报时是否已经知道了中央关于击破南敌和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决定，由于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电报没有署出二十四日几时拍发，因而给我们作出判断带来困难。不过，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在执行红军总部一五八号电令时是已经知道中央关于击破南敌的决定的。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张国焘在二十五日以红军总部一五八号电令批准时，他是明确知道中央这两个决定的。张国焘不会不明白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渡河，背离了中央的决定。在张国焘知道中央这个决定后还仍然签署这样的电令，我们不能不说张国焘是有意为之。

　　这就不禁使我们进一步深思，张国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这样做，或者是为了保存实力，或者是为了乘机西渡，向西退却。我们从前文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后，张国焘在和陈昌浩的谈话中说当前情况下要保全红四方面军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意思。他可能想到，他现在的地位是建立在红四方面军尚具有强大实力基础上的，南下已经使红四方面军损失过半，如果现在红四方面军再受到严重损失，那么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同时，他还想保存红四方面军以便于他向西退却，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留下复苏强大的根基。而要击破南敌，在红一方面军不能南下的情况下，鉴于红二方面军力量较小，这样击破南敌的任务就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承担了。因而处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他也就倾向于西渡了。

　　至于向西退却，我们从前文看到，张国焘有过几次西退的念头，虽然都未成行，但是也可以看出西退在他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西退实际上是缺乏信心造成的。信心的缺乏是由于对当时政治形势、革命的发展前途及敌我对比认识上的不足所致，他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矛盾的转化为我党发展提供的契机，向东发展的巨大潜力，西退面临的严重困难和风险，以及在低潮的情况下依靠进攻才能创建根据地的现实要求。这就形成张国焘西退路线的思想认识根源。

　　这样我们看到，在击破南敌方面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红四方面军是和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上。也正是由于这种分歧，才造成了宁夏战役的被迫中止，红西路军的形成。

　　6、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联合实施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顾中央的指示，让红九军紧随红三十军渡河。而且，张国焘又一次提出要红一方面军攻占定远营。由于红三十军和红九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因而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为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中央强调红九军要留在河东。后来，在红九军未经中央同意渡河后，从大局考虑中央不得不认可了这一事实，并同时要求红九军必须袭取定远营。

　　十月二十四日晚三十军渡河成功后，徐向前、陈昌浩十月二十五日立即致电朱德、张国焘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宁夏、甘北地区广大，人烟稠密，物资丰富。我军渡过黄河将大大扩大红军，开展陕甘宁苏区根据地，把抗日后方放在更广大、更巩固的基础上。”“目前部队正在夺取甘北、宁夏，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实行停止内战，准备出师东北抗日，大大扩大红军，高度巩固部队，尽一切扩大力量，争取广大回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学习与发扬我三十军英勇坚决战斗的模范。”[90]

　　从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对向甘北进军是乐观的。这种乐观如果是一种宣传鼓动，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作为一个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对向河西发展的理性判断，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判断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他们的一种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很大距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盲目的判断使他们吃了不少亏。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夺取甘北和宁夏的双重作战目标，这实际上违背了中央的《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也偏离了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的目标。

　　十月二十五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四方面军各军首长，下达了《关于各军行动的计划》。主要内容是：

　　甲、我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今夜三十军可全部过河。对岸敌打数枪即跑，我一团已占四儿湾前进中。

　　乙、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九十一师一个团今下午即接五军防，九十三师两团位其后，作预备队，节节制敌。

　　丙、五军交防后，今夜开蒋家大路，明夜到郭城驿一带休整待命，以得力之一团迅速开靖远接三十军监视城的任务。

　　丁、四军对新集儿、葛家岔线上，仍以三个团尽量制敌，以郭城驿、马家堡为后方线，十二师坚守现阵，积极向兰州方向活动。

　　戊、三十一军位张城、些家咀(嘴)北山的部队亦尽量拒止敌人，以甘沟驿、郭城驿为后方线。

　　庚、各部队在优势敌进迫后，勿失良机，相机消灭敌一部，并与左右友军配合取联络。[91]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对河东红四方面军四个军的布防和渡河作出了安排，其中明确了红九军于二十五日夜渡河。虽然这封电报要红九军渡河是根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一五八号电令批准的，张国焘对此应付主要责任，但是徐向前、陈昌浩二十五日拍发这封电报时，他们应该收到中央二十四日要集中力量击破南敌的电报，知道了中央重点要击破南敌的决定。从军事上来说，如果把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调往河西，会对河东击破南敌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难道就不考虑吗?如果说在收到中央二十四日这封电报前他们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他们明确知道中央要击破南敌的决定后还要按红军总部电令要红九军渡河，而没有对此提出复议，就不能不说他们是有意为之。如果结合下文他们要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就可以更鲜明地看出这一点。虽然在中央与张国焘在渡河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们处于中间很不好办，有这样一个实情，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他们也应该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二十五日十六时，在打拉池前线的张国焘，以他本人和朱德、彭德怀三人的名义，向中革军委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电文如下：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五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三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里之马营和其西之古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塬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9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就河东作战和渡河的有关事宜作出了安排。这里有两点应该值得我们格外注意：

　　一是张国焘在红九军留在河东和击破南敌方面违背了中央的指示。

　　张国焘在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和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仍然同意徐向前、陈昌浩十月二十四日电建议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意见，同意红九军渡河，同时又留下了河东红四方面军余部从五佛寺渡河的口子，这里显示出张国焘有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迹象。张国焘这样做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指示。

　　二是张国焘要红一方面军而不是红四方面军去攻占定远营，显露了他要红四方面军向甘西退却的意向。

　　由于定远营是一个战略要地，是实施宁夏战役打通苏联联系必须攻占的首要目标。我们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攻占定远营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对宁夏战役的态度。从当时情况看，以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从河西去取定远营为便捷。而在这个电报中张国焘却建议红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就是从靠近宁夏地区的地段渡河执行宁夏战役。他明确提出“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实际上是要红一方面军去取定远营。这就表明张国焘对宁夏战役持消极态度，起码已经发生了动摇。

　　张国焘在置中央击破南敌和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要求于不顾，执意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设想红四方面军主力身处河西，东面和南面有黄河拦阻，北面是宁夏，如果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从当时的发展方向上判断也只能是向甘西退却才有出路。这也就是说他主张西渡黄河的目的也就是向甘西退却。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意向也可以从这个电报制定的不仅要求“占领宁夏地区”(这是指红一方面军)，而且又增加了“扩大甘北地区”(这是指红四方面军)的战略目标的纲领中反映出来。

　　这个电报是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三人的名义发给中央的。至于张国焘在南下后的电报往往是以朱、张两人的名义拍发的，在涉及关于路线分歧和党内斗争及行动方向的电报并不能代表朱德的意见，朱德在长征结束后曾向中央反映过这一情况。这在党史上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至于这封电报中有彭德怀署名，是不是表明彭德怀就同意这封电报的部署呢?我们看到并非如此。彭德怀针对张国焘这封电报未经他同意就以他的名义拍发，大为不满，认为张国焘这样作是“阴谋强奸式的”，并且为此专门向中央致电反映情况。

　　十月二十七日，彭德怀就张国焘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给中革军委的电报致电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文如下：

　　甲、大帅(注：指张国焘)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干盐池枱(注：将台)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93]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张国焘签发的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并没有经过彭德怀的同意，是盗用彭德怀的名义，而电报中的建议其实是张国焘自己的意见。张国焘对当前局势采取取消主义态度，仍然对中央抱有怀疑，破坏中央决定的给河东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追击的部署。当时中央调彭德怀、林育英(张浩)到红四方面军驻地，其实是为了加强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张国焘当然知道他们的来意，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欢迎，而是采取戒备心理，设置障碍，阻止他们与徐向前、陈昌浩见面。

　　关于红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消息及河东红军的部署情况，彭德怀也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通报了三十军成功渡河的消息，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甲)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估计蒋敌在我军既已渡河，集中兰州一部占永登，可能一部仍向郭城驿、靖远追击前进。

　　(乙)已提出部署意见如下：

　　1、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

　　2、二方面军应逐渐向沛干池抗退一部敌六营、七营以北。

　　3、一方面军主力仍集中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在金积、灵武之线为主渡河点，中宁、中卫为次渡点。

　　4、已渡河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94]

　　我们看到彭德怀在这封电报中报告了三个方面军在河东及渡河的兵力部署。这里证实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包括红九军)的情况。当时关于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在河东也还只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有权部署，而彭德怀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对这个部署到底彭德怀是什么意见呢?从电报中还是没有反映出来，这个问题还需要待考。

　　在 收到张国焘和彭德怀分别于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拍发的关于河东兵力分布及渡河情况的电报后，中革军委是什么态度呢?

　　十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向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的电报。电文如下：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如下：

　　(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击取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在南敌确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95]

　　我们现在引用的中革军委二十五日电报没有说明是几时拍发的，不过我们判断是在中央收到张国焘和彭德怀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后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要过河的情况下才拍发的这封急电。如果是在张国焘和彭德怀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前拍发的，那就说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二十五日十六时发报前就已经知道中革军委反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包括红九军)西渡，而张国焘在知道中革军委这个命令的情况下仍然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这就表明在渡河问题上张国焘明目张胆地违犯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张国焘的责任就更大了。

　　中革军委的这个电报强调了如下几点：

　　(1)首先重点击破南敌，然后第二步再转向北。因为我处南北两敌夹击之中，如果两敌相向而进，缩小包围圈，对我实施夹击，将会使我处于不利地位。南敌是运动之敌，向北推进极为迅速，而与北敌作战则带有阵地战性质。因而从作战上来讲，对南敌易通过诱进深入，创设战场，迂回包围，集中兵力，给其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在南敌停止前进后，然后再转向北敌。

　　(2)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留在河东。中央明确规定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尾随红三十军渡河。河东红四方面军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不含七营部队)全部在河东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进攻后，红九军再从中宁渡河。而以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和红二方面军防御南敌。

　　(3)红一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过河的两个军在河西展开行动的同时，突然占领金积、灵武地带，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4)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派一个军占领定远营。

　　这就是中革军委这封电报的要点。这里我们看到，中革军委的这封电报鉴于南敌进展迅速严重威胁到宁夏战役的实施，决定首先给予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为此需要集中兵力，于是在河东留下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不含七营部队)共同打击南敌。这就改变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包括红九军在内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计划。

　　同时，中革军委决定由河西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军占领定远营，不仅是因为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由河西向定远营进攻比较便捷，而且这也是中革军委把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拉上宁夏战役的轨道，防止其向甘西退却的一个重大举措。(我们可以从下文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看到毛泽东由张国焘建议红一方面军抢占定远营的建议中敏感地意识到张国焘有向凉州前进的意向。)因为定远营在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北面宁夏，是实施宁夏战役攻占的首要目标，如果河西红四方面军一旦攻占了定远营，就将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纳入了宁夏战役的实施轨道，张国焘也就难以再向西退却了。这样就改变了张国焘提出的由红一方面军部队在宁夏地区附近攻占定远营的建议。

　　中革军委的这个电报是发给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的，由于渡河部队主要涉及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那么，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又有什么动作呢?

　　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称：“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岸监视靖远、一条山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对此，朱德、张国焘于当日复电徐、陈，表示“同意你们布置”，并要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在靖远下游陡城堡、东海一带，收集渡河(船只)，控制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将来亦可同夜赶到陡城堡，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该处渡河。”[9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仍然按他们原定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含红九军)渡河，二十六日十七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即过河指挥。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完全同意徐、陈提议，并在电报中要求红四方面军后卫从陡城堡过河。在红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军要过河的情况下，五军把持渡口并看守船只，这里的后卫显然是指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四军。由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出张国焘有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迹象。

　　关于红九军渡河，徐向前后来有一段回忆：“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时半，中革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当时，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至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驰渡，颠簸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至二十八日拂晓，我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97]

　　我们看到，徐向前在引用的中革军委二十六日一时半的这个电报中规定了红九军渡河后的任务。这封电报与下文毛泽东、周恩来二十六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的电报中关于九军渡河后任务的文字相同，因而我们判断这是同一封电报。这是中革军委在得知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情况下对九军渡河这个既成事实所作的认可，而不是命令红九军渡河。通过前文我们知道中革军委本来是不同意九军渡河的。徐向前在这里把它作为中革军委命令九军渡河的电报，是不恰当的。

　　我们判断在中革军委的这个电报之前，中革军委应该收到张国焘或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才不得不改变要九军留在河东的决定，同意九军渡河。在徐向前的回忆中也承认他们让机关人员先过了一部分，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我们的这个判断。

　　由此看来，这个电报是中革军委为击破南敌明确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电报发出后，又从张国焘或徐向前、陈昌浩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于是才不得不对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既成事实作出追认，同意九军渡河。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中革军委到底是命令九军渡河，还是同意九军渡河，而不能有所混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革军委显然是同意九军渡河，而不是命令九军渡河。如果说中革军委这时命令九军过河，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中革军委为击破南敌刚刚发出要九军留在河东的命令后，在南敌没有被消灭，仍然对宁夏战役的执行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宁夏战役也没有放弃，仍按既定计划照常实施的情况下，中革军委怎么会突然改变九军留在河东的决定，而要九军过河呢?

　　这就使我们感到奇怪，中革军委指令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这个电令是发给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的，而红九军却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渡河了。在红九军渡河前，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到底收到中革军委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电报了吗?由于我们引用的中革军委的这个电报没有标明是二十五日几时拍发的，因而给我们的判断带来一定困难。不过，我们可以肯定是在二十五日二十四时以前拍发的，结合上文我们引用的张国焘和彭德怀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来分析，我们判断可能是中革军委收到他们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后，得知红九军要过河，随后又发来急电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因而我们判断中革军委这封电报应该是在二十五日十六时至二十四时之间，而以靠近十六时的时段拍发为宜。就是退一步讲，既使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在二十四时收到这个电报(这个可能性很小)，按徐向前的回忆他们也只是让机关渡过了一部分，红九军的主力没未过河，完全可以渡回来嘛!因而我们判断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不同意红九军留在河东的。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

　　(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

　　(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

　　(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9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抓住了当前的两大主要任务：一个是打胡敌，一个是取定远营，并对这两大任务进行了布置。要一方面军迅速集结同心城休息，准备渡河。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张国焘不愿意执行宁夏战役，有出凉州，向甘西退却的意图。

　　毛泽东是怎么看出张国焘有向甘西退却的意图呢?

　　我们认为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判断出张国焘的这个意图。

　　一个是张国焘对击破南敌的态度。因为只有击破南敌，才能使河东红军免遭南北两路敌军的夹击，顺利实施宁夏战役计划。而张国焘让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就使河东红军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难以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如果不能停止南敌，也就难以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因而，从张国焘对击破南敌的态度，就可以反映出他对宁夏战役的态度。

　　二是从对攻占定远营的态度。由于定远营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是宁夏战役的首要目标。如果红四方面军攻占了定远营，实际上也就标志着红四方面军开始实施宁夏战役了。本来红四方面军从河西攻占定远营较为便利，而张国焘却要求由红一方面军从宁夏地区来攻占，这说明张国焘不愿意向宁夏发展。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已经渡河的情况下，东、南面有黄河拦阻，北面是宁夏，如果张国焘不愿出宁夏，就只有出凉州，向甘西退却了。毛泽东命令河西红九军必须攻占定远营，这不仅是因为从河西攻占定远营较为便利和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的现实要求出发，而且这样做实际上也就把张国焘拉上宁夏战役的轨道，防止他向西退却。

　　这样在得悉九军已经过河的消息后，中革军委在坚持击破南敌为重点的前提下，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进行新的部署。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指出：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如真(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抗击手段不够。[99]

　　在这封电报中也强调河西红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准备袭取定远营。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两岸的兵力分布要根据胡宗南部的北进状况来进行调动。如果胡宗南部确无北进之意，红四方面军再以一个军渡河。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要求红一方面军由宁夏攻占定远营，并且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红四方面军主力(含红九军)渡河的提议。毛泽东由此敏锐地意识到张国焘不愿意执行宁夏战役，有向甘西退却的意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应该留下以红九军中心的三个军在河东与红二方面军击破南敌，并为此下达了命令。可是红九军在没有中央电令的情况下，还是开始了渡河。在中央获悉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消息后，不得不认可了这个事实，并且明令红九军渡河后必须攻占定远营，以图将张国焘拉上宁夏战役的实施轨道。

　　7、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问题上高度一致。

　　我们由上文的分析知道，鉴于南敌推进迅速而导致河东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为击破南敌，要求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在河东留下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共击南敌。可是红九军未经中央同意就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命令开始了渡河，中央获悉九军开始渡河的消息后，认可了这个事实，但要求红九军必须抢占定远营。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抗击南敌，在确定南敌无北进之意后，红四方面军再以一个军渡河，另外两个军继续和红二方面军一起防御南敌。

　　九军渡河之后，四军、五军、三十一军三个军在胡宗南部压迫之下，也向黄河边上转移，形势危急。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建议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电文说：“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全部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速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过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电文还认为：“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100]

　　从以上我们所引电文中看到，不管是否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十军、九军西渡后，均建议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也就是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所属的四军、五军及三十一军西渡。

　　看来这时他们对击破南敌已经没有信心，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击破南敌了。这就不禁让人感到奇怪，如果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南敌猖狂北进，单靠河东的红二方面军无论如何也是抵挡不住的。要想挡住南敌就必须要河东的红一方面军参战，这样击破南敌的任务就由河东的红一、二方面军来承担了。既使他们能够将南敌挡住，也会延误宁夏战役的实施，打乱中革军委的战役计划。令人忧虑的是，一旦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北敌也会乘机行动，跟随南下，从而和南敌一起夹击红一、二方面军。在尚有北敌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要想单靠河东红一、二方面军来给予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是很困难的。而不能给予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也就难以实施宁夏战役，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的中止。

　　一旦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在南北两敌的夹击之下，河东红一、二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有三种选择：

　　一是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继续实施宁夏战役。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后，在北敌威胁的情况下，单靠红一、二方面军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是很困难的。如果停止不了南敌，这样就使红军在实施宁夏战役时面临南北两敌的重兵堵击，从而使战役的执行会面临极大风险。因而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二是红一、二方面军西渡黄河。在处于南北两敌夹击的态势下，红一、二方面军是难以获得必要的时间来西渡的。我们从后来尽管有红一、二方面军的配合，但是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还是难以渡河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既使抛开违背中央东进路线的方针不论，单从不能保证必要的渡河时间方面来考虑，向这个方向的发展也会面临很大困难。

　　三是红一、二方面军向东转移。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在南北两敌夹击之下，红一、二方面军如果顶不住，作战不利，在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一旦难以及时西渡，就必然要向东转移。这样黄河东岸西征以来所占领的大片土地也就不得不放弃，宁夏战役也就难以获得及时实施的有效保证。后来在南敌进攻之下，河东红一、二方面军及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实际上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从以上的分析表明，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的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实际上隐含着红四方面军脱离红一、二方面军联合作战而单独西退的玄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在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渡河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执行宁夏战役，迎接红一、二方面军渡河。这样他们就是要求红军三个方面军全部西渡。三个方面军如果全部西渡黄河，尽管当时他们打着宁夏战役的旗号，其实这不就是张国焘所坚持的西退路线吗?如果在河东不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南敌北敌一旦打通，他们从正面加强宁夏的防御力量，就会使宁夏战役的实施遇到很大困难，再配以沿河防御，那么红军就会被局限在河西，只能向甘西、青海发展。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也就会变为现实。这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东进路线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二是如果红一、二方面军能够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不需要红四方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也要全军西渡，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在兰州和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既然红四方面军西渡不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那么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进军方向是哪里呢?身处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东、南面有黄河相隔，北面是宁夏，这显然就是要向甘西退却。这个西渡理由，很明显地表现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西退却的意向。这个西退意向当然是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至于他们说的如果红四方面军不能全部渡河，就会各方掩护顾此失彼，根本影响宁夏战役的实施，就颇为令人费解。根据我们以上作出的分析，如果红四方面军一旦全军西渡，就会改变中革军委关于宁夏战役的计划。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因而要中革军委“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这无疑对宁夏战役的执行带来严重影响，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计划难以实施。那么，他们到底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这种作为会对宁夏战役的执行构成致命的影响呢，还是他们另有一些玄机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建议，张国焘是非常赞同的，立即部署三十一军渡河，并对中央集中兵力击破南敌表示异议。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命令“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四军主力应在郭城驿、蒋家大路线牵制敌人”。“中革军委认为必须由四、三十一两军在打拉池与敌决战时，三十一军那时即开打拉池。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河包口)渡河。”[101]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过河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这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既符合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也与张国焘“保存”红四方面军的要求相吻合。张国焘命令三十一军准备渡河，但张国焘又意识到一旦三十一军开始渡河，就只有红四军对南敌进行防御，而南敌推进迅速，又会对渡河构成严重威胁，因而这时张国焘的心情是急迫的。但他又考虑到中央关于阻击南敌的要求，因而给中央限定了答复的最后时间，到时没有收到答复，就让三十一军渡河。张国焘这里似乎是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张国焘要三十一军西渡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显然就改变了中央关于击破南敌的方针。

　　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还致电中革军委和徐、陈，认为“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部署“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电文最后还说：“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102]

　　我们看到这封要三十一军渡河的电报比上一次提前了八个小时，也就是在二十八日晚十二时前如果中央没有答复，就要三十一军开始渡河，由此可见当时张国焘的急迫心情。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也讲了要三十一军渡河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也难以完成击破南敌的任务。这样击破敌人徒增消耗，因而不如先渡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击破敌人。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不是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而是将击破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当然是一种对战胜敌人缺乏信心，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在十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中央(革)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之敌，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103]我们通过以后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河西转战期间没有立足于自我奋斗，而是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苏联援助就与此极为相似。

　　面对张国焘态度的变化和基于三十一军已经开往河边待命渡河，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决定“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三十一军在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率领下急行军到黄河边，军直属队当天就开始渡河。[104]

　　这里我们看到中革军委不得不同意三十一军开始渡河。因为在前文我们引用的张国焘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说，如果在二十八日十二时前没有收到中革军委的电报，徐、陈就指挥三十一军渡河。而中革军委这封电报是二十九日发出的，也就是说在中革军委这封电报发出前三十一军事实上已经开始渡河，中革军委不过是从大局计认可了张国焘要求三十一军渡河的这个命令吧了。关于三十一军最后没有渡过河去，我们下文还有交待。

　　在张国焘的自述中也谈到了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渡河问题。他回忆道：

　　“敌人的兵力愈来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被敌攻占，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渡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的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察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敌人，也正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海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五佛寺。—引者注。)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军、卅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卅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分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武威。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105]

　　由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我们看到，本来他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这与我们前文引述的电报相吻合。不过是由于敌军一部占领了靖远，控制了渡口，才导致红四军、三十一军被阻在河东。尽管这样，他还要徐海东进行侦察，以求在陡城堡西渡黄河，只是由于该地被敌军占领，同时南敌也迅速向北逼近，才不得不作罢，并率军向东转移。在红四军、三十一军不能西渡的情况下，又是他命令河西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

　　陈昌浩后来也回忆道：“他(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过河他一个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106]

　　从陈昌浩这段回忆我们看到，张国焘是极力主张向西退却的。向西退却的原因就是想打通国际联系，取得武器装备，实力强大后再继续搞他的“独立王国”。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确实包藏着个人的私心。

　　三十军、九军及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后，五军一直滞留在黄河岸边担任守船及监视靖远之敌的任务，后随战局变化，奉四方面军指挥部之令，于十一月七日离开河边西进。当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七号撤收”。[107]

　　我们看到，在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的这个电报中报告“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七日撤收”，也就是说五军十一月七日开始离开河岸向西退却。红五军渡过河后，在岸边滞留，保护船只和防御渡口，最后在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敌情紧急难以渡河的情况下，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命令离开岸边，向西退却。五军渡河没有中革军委的命令。

　　关于渡河问题，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写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挥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这时四军、三十一军正向打拉池前进，毛(炳文)部先头已抵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加以总部同时来电，又说四军、三十一军都准备在靖远以下渡河。我们到三角城时，还本总部电：‘已得毛主席同意，四军、三十一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我们等到下午五时以后，又接到总部说：‘该两军不渡河’的电报后，才向北开走。此时三十军先头部队在击退马禄骑旅及祁明山步旅一部(马步青部)之后，即乘胜向一条山进。九军与指挥部尾后向赵家山、锁罕堡附近集结。五军因会宁损失后，即在靖远河西一带扼守休息。此地明显看到：

　　1、我们率三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是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纵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

　　2、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作为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因为宁夏战役计划决不是分散主力，无条件的避过敌人，而是要在有利时机(诸如会靖线上及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消灭其一部，借以巩固自己根据地。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配下之行动。

　　3、过河本身根本上也是不对的：(1)暴露宁夏战役的意图，使敌人主力敢于长驱直入向苏区进攻，使河西次要敌人很快集兵防御。(2)分散主力，实际上破坏了会合，消弱了打击当时主要敌人(胡宗南……)的力量。(3)消弱民族统一战线中坚力量，影响到友军的愿望与对红军的团结，影响到整个统一路线。(4)当时主要敌人是蒋介石部队，而我们策略尚且是“施行不得已之自卫战”，而过河之后，我们是主动向人家进攻，而被进攻者又是少数民族之回军，这很严重的防碍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之施行。”[108]

　　从陈昌浩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过河的。在过河后，毛泽东曾让徐向前、陈昌浩带河西的两个军返回河东，击破南敌，只不过由于毛炳文部已逼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至于陈昌浩说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过河，从他回忆的上下文来分析显然是在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以后，要这两个军过河。陈昌浩说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也已过河，联系我们前文引用的电报及张国焘的回忆来分析，这应该是事实。张国焘来电说这两个军过河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判断这与以前中央同意红九军和红三十一军渡河相似，并非中央意图。陈昌浩说他们率三个军过河虽然奉总部指示，但是却违反军委意图，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他这时才比较真切地认识到张国焘退却路线的错误，对自己在执行这条路线过程中的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也是中肯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意见是一致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指示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竟然要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从而使中央击破南敌的计划难以施行。这是他们继红九军渡河后又一次违背中央的指示。如果考虑到击破南敌的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承担，那么他们的这种逃避显然具有保存实力的嫌疑，同时也就增大了兄弟部队作战的难度。如果从思想认识上来看，就是对战胜敌人缺乏信心，缺乏一定的全局意识，显现出和中央分离的倾向。这使我们隐约可见西退的路线又一次露出水面。

　　8、以海打战役流产为标志，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在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情况下，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态度，另一个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态度。后来，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最终没有渡河除了敌情紧急以外，与这两个因素的制约也有密切关系。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红军总司令朱德、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情况下是怎样部署海打战役的。

　　在击破南敌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一度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取得一致意见。

　　十月二十七日五时，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转达了中革军委的方针，调整了作战部署。电文指出：

　　(甲)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遵照这一指示执行。

　　(乙)为击破南敌，德怀已令第一师在郭城驿东北待命，必要时第一、第二、第七十三三个师都可参加战斗。

　　(丙)四方面军部署：

　　1、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2、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3、虎豹口船只即速顺水放，逐次放到五佛寺渡口。船工水手两队，即开一半来打拉池。……[109]

　　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这个电报和中央的部署趋于一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来予以说明。难道是张国焘从心里真正接受了中央的部署了吗?我们经过分析以后认为不是这样。如果张国焘接受了这个部署，真正认识到击破南敌对宁夏战役实施的重要性，就不会随后在海打战役进行过程中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走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发出了和中央部署一致的电报呢?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判断这可能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用的结果，他们想通过努力来将张国焘拉上中央制定的击破南敌实施宁夏战役的轨道。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各军首长及政治部主任，表示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日五时部署。电报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力量消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时候，必要时拟请德怀赶赴前线指挥这次战役。在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南敌。[110]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对朱德、张国焘二十七日五时电表示完全同意，指出现在三个方面军要紧靠作战，互相策应，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由这里看到中央是反对三个方面军分散作战的，这自然也包括反对张国焘向甘西的退却。为了使战役指挥能够统一，免得张国焘再节外生枝，影响击破南敌，因而中央要彭德怀赴前线担任总指挥，以保证中央的指示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朱德、张国焘：

　　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向靖远进。

　　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王、毛。

　　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

　　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111]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前线指挥员迅速抓住有利战机，以小部牵制王均、毛炳文部，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重点给予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作战目标是通过消灭敌人一个至两个师，停止南敌前进，为实施宁夏战役创造条件。

　　彭德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十月二十八日制定了《海(原)打(拉池)战役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力量，在海原、打拉池地区给追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为了保证党中央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当日，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组成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112]

　　在影响战役的其他因素已经具备的情况下，这次战役能不能打好，主要取决于张国焘对战役的态度。因为红四方面军有三个军参加这次战役，而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具有绝对指挥权，不得张国焘同意，中央是无法调动这三个军的。如果张国焘对参加海打战役动摇，命令这三个军退出战役，海打战役的实施就会面临巨大困难，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但是在当时情况下，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影响，为团结三个方面军共同作战，中央还无法取消张国焘在红军中的指挥权，于是为了保证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不得不采取变通的方法，限制张国焘对战役的干涉，这样中革军委就任命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组成前敌总指挥部，负责直接指挥这次战役。

　　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计划，(彭德怀十月二十八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战役计划)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113]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批准了彭德怀制定的海打战役计划，要求各部听从指挥，认真准备，下定决心，取得战役的全部胜利。

　　张国焘也对《海打战役计划》表示赞同，二十八日十九时，朱德、张国焘发出《关于三个方面军协歼胡敌之部署》电，提出“现决心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打胡敌，消灭其先头一二个师，以小部扼阻靖远毛、王”。认为“此战关系全局，各军政首长即速大大动员，坚决灭此阻碍抗日之胡敌”。二十时，朱、张还致电徐、陈和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表示“决遵照军委之电令，在海原以南地区消灭胡敌先头一两个师，以王、毛由五军牵制之”。电报还分析了战场态势的变化，称“若我不在海打线灭敌，敌将由海原、靖远、同心城、中卫线隔断我军，不仅攻占宁夏目的不能实现，却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114]

　　我们从电报中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执行海打战役上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这到底是张国焘真正接受了中央的意见，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呢?我们如果从下文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退出海打战役来看，他似乎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执行海打战役的重要性。但这封电报又确实是以他名义发出的，这又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分析后认为，这个时候张国焘对执行海打战役是动摇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总司令朱德乘机做了工作，因而才有了那封张国焘署名的电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张国焘先是同意执行海打战役计划，后来又出现反悔的情况。由于没有相关的史料，这仅是我们的一种推测。

　　十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发布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其要点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第十五军团在盐池一带，红四方面军第四、五、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一带，形成对胡宗南部作战的有利部署。[115]

　　三十日，彭德怀向一、二方面军与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做出实施《海打战役计划》的部署。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六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一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池一线，共同组成突击集团，从东西两翼歼灭胡宗南部先头一两个师;第四军和第五军在靖远、打拉池一线钳制敌第三军和第三十七军，保护突击集团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北进到海原以北或西北地区，保护突击集团左翼安全。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计划。三十日，中央又改变同意三十一军渡河的前电，命令：“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德怀29日20时电令部署执行任务，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这样，已经过河的三十一军直属队又一船一船返回东岸。[116]

　　我们看到，中革军委批准了彭德怀的海打战役的具体部署。彭德怀开始调动部队，海打战役进入到实施阶段。由于在海打战役部署中要红三十一军参加，这样已经过河的红三十一军直属队又渡河返回河东。为什么中央能够将红三十一军渡河部队调回来呢?这与张国焘一度表态同意执行海打战役有关。不然的话，中央要想调回三十一军不会那么顺利。

　　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敌先头又是郭华宗旧部周(祥初)、孔(孔令恂)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同时提议：“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以野战军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两路。”“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117]

　　这里毛泽东又一交重申了他一直倡导的作战要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慎重初战。胡宗南部轻我锐机，战机难得，首战仅限于打两个师，消灭其一个师。为保证战役的胜利，排除张国焘的干扰，毛泽东提出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作为战役主力全部投入，特别嘱咐战役指挥权掌握在彭德怀一人手中。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致电张浩，提出：

　　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

　　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

　　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11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又一次强调了给胡宗南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是实施宁夏战役的先决条件。张浩(林育英)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三个方面军之间穿针引线，沟通联系，加强团结，以保证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告诉张浩处理张国焘的基本方针，“诚意相处，避免硬化”，搞好团结。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浩可能对张国焘执行中央击破南敌和渡河的指示表示不满，并将对张国焘的不满报告了毛泽东，因而毛泽东才在电报中说了这样的话，要他处好与张国焘的关系，在当时条件下团结张国焘尽可能贯彻中央的方针。我们由毛泽东对张浩谈到的这个方针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态度是从当前中央权威尚未在红四方面军确立以及红军三大主力的对比状况这一现实出发，为了保证海打战役的成功，尽可能团结张国焘执行中央的方针。这与他以前主张的还是要通过张国焘来弄好红四方面军，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要求善太急是一致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央因何没有对张国焘一再违背中央关于击破南敌和渡河问题上的指示而采取的相关行动进行通报批评和处理，而且往往在事后进行追认或认可的原因。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就要分清那些事件是中央指示要做的，那些事件是张国焘要做的，而中央在事后从大局计认可了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现双方分歧的要害。否则的话，可能会引用中央事后认可的事件而作为中央的意见，从而使研究走上歧途。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有的西路军的研究者就是不注意这一点，断章取义，将中央为大局计事后认可的电报中的话，作为中央决策来使用，从而使研究工作出现重大偏差。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吸取的教训。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健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镜矣。”[119]

　　毛泽东在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又一次重申了战胜南敌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先决条件，将海打战役作为搞活全局的中心环节来对待。提醒他们只要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停止了南敌，我军则赢得主动地位，全盘皆活，就可以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因而一定要打好这个战役。

　　张国焘并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却于三十日命令红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红三十一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地区。因而，《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对此，十月三十一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张令第四军开到贺家集、兴仁堡，三十一军开同心城、王家团庄。”“三十一军不配合一、十五军团……于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解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120]

　　本来中央为防止张国焘干扰海打战役，特意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战役指挥权掌握在彭德怀一人手中。但鉴于历史的影响，在张国焘干预的情况下，彭德怀尚无法排除张国焘的干扰，直接指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实施海打战役计划。也就是说彭德怀对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的指挥权只有在张国焘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实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遗憾地看到在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在张国焘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战斗的时候，彭德怀除了向中央报告这个情况外，当时没有任何可以制约的办法。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出战斗，就给海打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埋下了后来西路军孤军西退的隐患。

　　十一月一日，彭德怀在与朱、张、贺、任见面后，就作战计划与统一红军各部指挥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当日，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情况，称会商的结果是：“一致坚决主张打击胡敌，消灭其二三个师，停止其追击。”关于统一指挥“一方面军、三十一军、四军、二方面军一致努力，为争取上述胜利，并有(由)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关于下一步部署，认为“海打以南战役计划已失去先机，现决在海打大道以北，寻战役机动来打胡敌，战役计划另告。”[121]

　　我们看到，虽然前方指挥员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战机却是瞬间即逝。战机已失，河东红军不得不向北向东退却。海打战役的流产，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系。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122]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朱德、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经过共同努力，在击破南敌问题上曾经一度取得一致意见。根据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彭德怀制定了海打战役计划。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特意成立了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的前敌总指挥部，并明确指示战役指挥权掌握在彭德怀一个人手中。但在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却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战斗，这就给海打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虽然后来彭德怀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又在击破南敌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但战机已失，无法阻止南敌，河东红军不得不向东退却，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西路军也最终形成。

　　9、景泰一条山战斗评析。

　　我们先来介绍景泰一条山战斗的基本概况，然后对在这个地区的战斗作一点儿评析。

　　(1)景泰一条山地区作战的基本概况。

　　红三十军渡河后，在河西迅速展开。而后，红九军渡过黄河，也迅速投入战斗。红五军渡河后没有投入景泰一条山战斗。

　　①    红四方面军西渡后在河西进展顺利。红三十军西渡后，兵分两路，向黄河西岸南北方向发展。马步青部河防前线指挥马廷祥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才在靖远北湾接到红军渡河的消息。马廷祥一面向景泰撤退，一面组织部队增援，企图堵击红军。十月二十六日下午，红军用迫击炮轰击北湾守敌马福仓团，马福仓团逃走，红军后续部队于当日午后在北湾渡河，向吴家川前进，截断了韩起禄旅的退路。

　　二十七日，红三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领，没黄河西岸向北挺进，另一路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率领，经碾子湾、石板沟也向北挺进，乘胜追击溃逃的敌人。二十八日凌晨四时左右，红八十九师先头部队二六七团追击前进到吴家川，遇到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师第一旅的阻拦。八十九师各团遂乘夜幕掩护，展开兵力向敌人发动攻击，这次战斗共俘敌二百多人，缴获步枪八百余支，机枪十余挺及其它物资若干。溃逃之敌到达尾泉、脑泉一带。二十八日二十二时，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到达尾泉，向守敌发动进攻，先后占领尾泉和脑泉。三十一日晚，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分头进军，包围了锁罕堡，占领了景泰县一条山大部分村庄。红八十九师在攻击景泰县城时由于地形不利和缺乏重武器受挫。红八十八师攻占重要渡口五佛寺。红九军也占领了锁罕堡(今兴泉)、打拉牌地区。

　　至此，一条山大部村寨被红军占领，为进攻宁夏创造了条件。十月三十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报告了战场情况，“马步青部战斗力极弱，一、二旅大部均被我一击即溃，估计三十、九军有把握消灭该敌。对我方请勿顾虑。”

　　②  红八十八师激战一条山。红四方面军渡河后，马步芳既命令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及部分民团，共约一万六千余人赶往一条山。十一月二日，马元海部到达寺儿滩，先头部队向红三十军阵地一条山发起进攻，被红军击退。十一月三日，敌二马部队会合，以马元海为总指挥，马廷祥为副总指挥，又纠集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分三路齐头围攻一条山。八十八师指战员以少胜多，英勇还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一条山战斗从十一月二日到四日，整整持续了三昼夜。红八十八师指战员在八十九师和红九军二十七师的支援下，用顽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弱胜强，奋起还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共歼敌一千多人，击毙敌副总指挥马廷祥。

　　③  红二十七师在打拉牌地区进行的战斗。敌河防前线被攻破后，马步芳由青海派出增援的马全义团及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和马步青派出增援的马呈祥团共约六千多人，分成两个梯队，沿着大道经沙河井向打拉牌前进。十一月四日中午，开始向红九军二十七师占领的两个大堡寨进攻。后来朱绍良又派三架飞机前来助战，二十七师以五个营的兵力，将敌人击溃，而且发起反击，缴获机枪数架，迫击炮三门。十一月五日上午，敌人又集中第一、第二旅一部进犯，被赶来增援的红二十五师击溃，缴获人枪各数百。红军乘胜占领镇虏堡。十一月五日十五时，徐向前、陈昌浩立即向方面军各部报捷：“我二十七师以五个营之少数击溃敌步、骑五千余众，血战终日，卒获全胜，实可为全军之模范。望各深入动员，学习这一模范战术，争取比赛灭敌。西北是我们的。” [123]

　　由以上对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作战状况的阐述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刚刚渡河，甘、青二马由于猝不及防，因而红四方面军在河西进展顺利。但是在甘、青二马抽调兵力进行反击后，在打拉牌和一条山却由于河西红军分兵打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虽将敌人击溃，却没有大量歼敌，在一条山地区还打成了僵局，形成了对峙状态。最后，就是在这种对峙的状态下，为摆脱僵局，西路军才丢下敌人，匆匆向西退却的。

　　(2)景泰一条山地区作战评析。

　　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刚刚渡河的时候，由于甘、青二马猝不及防，因而作战进展顺利，马家军一触即溃，因而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认为甘、青二马不堪一击，产生轻敌倾向。而后在马家军的援军到来后，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战斗。一次是红八十八师进行的一条山战斗，一次是红二十七师进行的打拉牌战斗。这两次战斗都是以少敌众，以弱击强，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而没有打成歼灭战。虽击溃了敌人，却没有对敌人造成大量杀伤，消灭其战斗力，同时红军也难以从战场上获得有效补充。这对于外线作战的我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河西红军在景泰一条山地区的作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  轻敌问题。我们从前文阐述的河西红军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初期的作战过程可以看到，红军刚到河西进展顺利，很快占领了一条山大部分地区，因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产生了轻敌的倾向，认为甘、青二马“战斗力极弱”，“一击即溃”，“有把握消灭该敌”。我们从前文引用的他们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乐观情绪。我们不能不说这种乐观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红军突然渡河，甘、青二马猝不及防，兵力分散，难以集结，因而单凭初期的作战状况就作出这个判断，未免有些草率了。他们刚刚与马家军交战，对敌情及其战斗力尚未有一个切实的判断，就产生了这样的乐观情绪，从而对河西红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这种轻敌的倾同，导致西路军向西退却时两路分兵，并成为红九军在古浪遭受重创的一个重要因素。

　　②  兵力分散问题。当时，过河后河西部队迅速展开，为扩大战略纵深，分兵占领要地是必要的。但是在甘、青二马援军到来的时候，就应该集中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第一原则。在适当时候为了作战的需要，还要放弃一些据点，以便于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我们看到，红二十七师在打拉牌，红八十八师在一条山，几乎是这两个师在孤军奋战，难以得到其他部队的有力配合，对来敌进行歼灭性打击。其他部队显然是因为抢占了一些据点，致使兵力分散，从而难以集中兵力灭敌。我们由此看到，在集中兵力和抢占据点之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显然是抢占据点的指导思想占了上风。既然要占领这些据点，那么就要用兵守卫。这样必然将兵力分散，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了。

　　③  作战方式问题。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景泰一条山地区从作战方式上主要打得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而没有以歼灭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这对于处于外线作战，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主要靠战场缴获才能获得补充的我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当时，不论从河西地形来说，还是从马家军骑兵运动的快捷来说，确实对打歼灭战造成了不少困难，但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战机呢?指挥员也没有可能创造这样的战机呢?当时河西红军就是红五军暂时不参战，光红三十军、九军就有一万四千人左右，这两个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战斗力比较强。河西的红军还是有打歼灭战的实力的。如果在一条山和打拉牌地区，一部扼守阵地，然后集中两个军的主力，对敌包围，有没有可能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呢?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敌人一个团，也就是一千多人，一个旅两个团，也就是三千四百人左右，只要通过几个歼灭战，消灭敌人几个旅团，灭敌气焰，就可以赢得战场的主动权，河西红军也就能够站稳脚跟。同时，还可以获得有效补充。像河西红军这样外线作战的部队，如果不能通过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来获得补充，就是光拚消耗造成的损失，自身也是承受不起的。长此以往也必然会走向失败。

　　要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就必须集中兵力。而要集中兵力，就不能多占据点，甚至为了集中兵力的需要，还要有针对性地放弃一些据点。指挥员经过谋划，进行战术的迂回包围，通过运动战的方法，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当然，我们也承认如果在河西打歼灭战、运动战，从地形及马家军骑兵的快捷上会受到一些限制。但红四方面军刚到河西，士气正旺，兵员比较充足，集中兵力还是可以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惜的是他们能够没有做到这一点。

　　④  战术创新问题。在红四方面军到河西后，在地形、敌情、民情、村落分布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根据新的实际情况，研究在新的条件下的战术原则。特别是面对马家军骑兵的集团冲锋，如何能够在打骑兵的战术上有所突破，则是战术创新中的关健环节。如果说在景泰一条山地区由于时间短，在战术创新方面难以有所成就，但是以后他们也没有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形成在河西独具特色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成为后来他们遭受损失的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我们对河西红军在景泰一条山地区的作战状况的评析可以看到，由于一开始河西红军进展顺利，因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对甘、青二马存在轻敌思想。他们由于占领了据点，因而导致兵力分散，这样就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样在马家军的反击之下，河西红军在这个地区的作战就以阵地战、歼灭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是红军之大忌。同时，随着作战环境和敌情的变化，河西红军也应该在战术方面适时予以创新，以适应新形势下作战的需要。我们通过后来西路军在河西作战的历程可以看到，这几个问题西路军领导人以后几乎没有实质性变化，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成为西路军后来遭受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由以上我们对红四方面军在渡河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红军会师之际，鉴于当时我党面临形势的迅速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但是由于张国焘一贯坚持西退路线，在即将会师的前夕又一次露出了西退的思想苗头，表现出对执行宁夏战役的动摇态度，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作好了两手准备，就是在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一旦不参加的情况下，由红一方面军单独实施宁夏战役。

　　这个时候，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红军展开了新一轮的“围剿”，河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红四方面军是以继续渡河还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是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退却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问题上保持了一致意见，西退的行动逐渐付之于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分析了河东红军面临的敌情以后认为，河东我军处于南北两敌夹击之中，必须通过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阻止其前进，然后才能实施宁夏战役。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表现在红九军是否渡河和由谁占领定远营上。

　　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积极主张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尾红三十军河，在河东红四方面军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来集中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但是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仍然按原定计划命令红九军渡河，在中央得知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后，从大局出发不得不认可了红九军渡河的行动。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可以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击破南敌上的态度。由于击破南敌是宁夏战役实施的先决条件，因而在击破南敌上的态度也就反映了他们对待宁夏战役的态度。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该由河西红九军占领定远营，这不仅是由于从河西占领定远营较为便利，而且也是想以此将张国焘拉上执行宁夏战役的轨道。而张国焘则要求由红一方面军从宁夏地区渡河后占领定远营，反对由红四方面军占领定远营。占领定远营上的态度，也可以反映出他们对待宁夏战役的不同态度。

　　张国焘对宁夏战役的动摇态度，实际上表明他向甘西退却的路线又一次出现。这在他签发的电报中已经有所显示。在这种背景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但由于敌情限制红四军、三十一军被隔在河东。这时，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根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组织了海打战役，如果能够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仍然可能继续实施宁夏战役。但是张国焘却在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后撤，导致海打战役流产。这样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河西红军景泰一条山战斗中，在取得初步进展的同时，西路军从作战指导思想及战略战术上也暴露了不少问题。西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没有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这成为他们以后作战失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五、挥戈西向—《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我们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根据《十月作战行动纲领》，下一步就是三个方面军协作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此就需要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从河西向宁夏进军，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以便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当时河东的敌我对比态势，击破南敌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前提。但张国焘却擅自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从而消弱了河东红军南线的反击力量。而在海打战役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走，从而使海打战役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本来张国焘并不愿意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之所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经过反复斗争才取得了一致意见的。我们注意到，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张国焘在击破南敌和渡河这两个问题上屡屡违背中央指示，这种行为也已经严重干扰了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打着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旗号，没有公开表示向河西进军。然而，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后，张国焘却迅速表现出了向甘西进军的意向。

　　1、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有三种选择：一是返回河东;二是向宁夏进军;三是向甘西进军。

　　根据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史料看到，当时不论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还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他们都没有主动提出要东渡黄河，到河东去的问题。那么，在已经西渡的情况下，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返回河东，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呢?

　　我们可以引用当时红三十军代理军长程世才的一段回忆：“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福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事后得知，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营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不料第二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返回一条山。……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困绕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贫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部队暂时还没有饭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124]

　　从这个回忆看，程世才是同意返回河东的，当时返回河东也是有机会的。之所以没有返回河东主要是由于上级的决策所致，而并不是当时渡河条件的限制。这个上级到底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还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程世才没有明确说出来。如果河西红军东返，肯定会获得河东红军的配合，也符合中央集中红军三大主力歼敌的要求，这是中央所期望的。从河东国民党军队的部署看，也不见得在黄河上就找不到合适的渡口进行渡河。我们从徐向前后来回忆西路军的惨败时说得 “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啊!”的话中，[125]也可以看到西路军东返还是有机会的。我们再联系前文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在违背中央指示的情况下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这说明他们是执意要西渡的。

　　因而，我们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没有东返，不是有没有返回河东的机会，渡河条件的问题，而是当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徐向前、陈昌浩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决策问题。

　　为什么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向宁夏进军呢?

　　对此徐向前有一个回忆：“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126]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宁夏挺进显然是不利的。不过，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也有令人生疑的地方。既然认识到如果不知道苏联的援助物资何时到达，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向宁夏进军，一旦得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消灭的危险，那么他就应该同样联想到在苏联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时间和方式未明的情况下，河西红军脱离和河东主力的联系，孤军深入甘西，那面临的风险比他们进军宁夏应该更大。因为宁夏毕竟靠近河东，而甘西却有几千里地的距离，这比进军宁夏更让人忧心。既然能够认识到向宁夏进军的风险，也绝不会想不到孤军深入甘西的隐患。可是他们却仍然一味主张向甘西进军，这也只能说明他们有一个了不断的西部情结，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依然时不时在他们心中作祟。

　　彭德怀十一月八日致电中革军委：“徐、陈之三个军应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区，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127]彭德怀也认为在河东红一方面军主力暂时不能过河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一块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单独由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不利的。本来在宁夏战役计划中预计是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执行的，但因为在海打战役被破坏后，南线的国民党军很快打通了和宁夏的联系，河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暂时无法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因而，我们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再按预定目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在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不愿东返，又难以向宁夏进军的情况下，也就只有向甘西进军了。

　　联系前文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就提出红军主力向西退却。在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主张西出阿坝，占领青海和甘肃等边远地区，继续西退。甘孜会师后，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召开的西北局漳县会议上，张国焘武断地推翻了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做出的北上决定，要西渡黄河，向青海和甘肃退却。因而我们认为，从以前张国焘几次要求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来分析，从张国焘思想逻辑的发展历程来看，他这时转向甘西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关于向西退却，并非是他个人的一个孤立事件，这种主张在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而这就是宁夏战役中止后，河西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选择向西退却的历史背景。

　　2、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在战略方针“一致”下的分歧又一次萌发。

　　我们知道，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四方面军西渡，直到十一月初，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表现在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尽管不时冒出向甘北进军的苗头，但总体上还是表示要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基本上没有脱离宁夏战役计划的轨道。尽管在这个期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和击破南敌方面多次违背中央指示，为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埋下了严重隐患，但是据我们发现的他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之间及他们与中央来往的电报，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整体行动表明，他们还尚未公开修正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不过从前文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说如果红一方面军能够单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就可以向河西发展的要求看，这其码已经表明他们对宁夏战役计划发生动摇，有红四方面军向河西单独发展的考虑。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目前难以西渡的情况下，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就提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议事日程，他们要公开修正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了。

　　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月二日，致电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

　　甲、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一)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

　　乙、我们建议：(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二)或单(独)游击定远营;(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四)无论向何方行动，此方三个军再不能分散，应集中使用。

　　丙、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12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鉴于河西沿岸的敌情、地形、给养并不允许大部队在此久留，向西进军战机难得，因而向中央及红军总部提出建议，请示行动方针。应该说，他们讲得是实情，既使在紧急情况下，为部队生存着想，他们一时自主决定行动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看到在电报中他们提出了关于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行动的三个建议，前两个建议或者由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配合红一方面军过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或者由河西红四方面军单独攻占定远营，这都是按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来行动的。这里引人瞩目的是在第三个建议中要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这实际上偏离了宁夏战役计划的轨道，从行动方向上从向北转向向西，显示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有向甘西进军的意向。如果从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国民党军隔断，河东红军主力难以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角度看，当时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进军确属偶然。但是如果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直至三军大会师后从击破南敌到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产生的一系列分歧来综合分析，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进军又是必然的。

　　在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后，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129]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强调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是可以扩大战略纵深，来缓解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遇到的压力，力求河西红四方面军处于有利的态势。

　　同日，红军总部也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周称：“远方货物已准备好了”、“你们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你们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鸿宾。(2)海原战役的胜利。(3)从一条山到宁夏露营，一般地形、天候、敌情条件(必须查清)。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要渡河部队做好准备工作，“完成新任务”。[130]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也仍然是要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估计他们能够单独战胜宁夏“二马”。这个时候，从电报上看在河西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中央还是“一致”的。

　　鉴于河东红军主力暂时难以过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争取主动，改变背靠黄河的不利态势，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行动。”[131]从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永登、古浪进军，但是明令在一条山、五佛寺派兵驻守，扼守渡口，保持与河东的联系。一旦如遇不测，能够及时返回河东。我们看到，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保持谨慎态度。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根据目前公开的史料，在十一月三日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中央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上是“一致”的。在十一月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致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河西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的动议。这虽然有河西红四方面军面临的严重敌情这一背景，但从此前他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及如果红一方面军能够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可另辟发展方向的意见看，他们向西进军的动机显然是深远的。

　　3、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保持了高度一致。

　　我们通过前文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十一月二日的电报中比较委婉地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表明在必要时向西发展。随后，他们又向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明确提出了放弃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凉州发展的要求。

　　十一月三日，中央书记处接到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来电，称：“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132]

　　毫无疑问，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得苏联援助，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目标和重要内容，也是占领宁夏的重要前提。现在共产国际援助地点的变化，无疑对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的进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下文确定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行动的时候，他们是否已经获悉了共产国际这封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内容。因为这对判断他们西进的动机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共产国际十一月三日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到来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及行动一再表现出西进甘北的意向。

　　十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洁致电红军总部，汇报关于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状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提出在宁夏战役难以完成的情况下，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的意见。电报说：“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并进，难决战。关麟征师、马鸿宾师既有令开石嘴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若先我出中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韩起功旅全部固守一条山寨子，外交无效。马步芳之一、二旅据寺儿滩及通一条山中间，每天以两三团来犯一条山阵地以山炮配合。八十八师限于地形接敌太近不便周转兵力灭敌，拟集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师先灭寺儿滩敌军。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出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133]

　　在这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电报中，报告了当时河西战场的基本情况，提出要放弃现地区，向大靖、凉州进军的要求。

　　十一月五日十四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复电，同意徐、陈放弃一条山的建议，要求他们迅速占领凉州，独立开展新局面：

　　……

　　(戊)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己)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似为右。—引者注。)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庚)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你方和河右岸主力行动有何意见?请随时电告。[13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十一月四日要求向西进军的电报很快得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支持和肯定，并为他们向西退却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一是战略方向上的变化。原先是向北，现在是同意他们向西进军，要求他们“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和凉州地区;二是下放权力，要他们“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根据面临的情况，机断行事，具有自主权;三是独立行事，不必顾忌河东形势发展的要求，不受一切牵制地去独立完成任务。这样张国焘通过这封电报实际上打开了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闸门”，造成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河西的孤军冒进， 对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退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已经获得了张国焘的授权，他们在向西退却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河西红军向西进军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个行动方向显然改变了宁夏战役计划规定的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在三军配合作战的情况下，像河西红军关于行动方向上的重大调整，从大局出发，在组织程序上应该事先报经中央批准。可是我们从现在公开的档案资料中，尚未发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十一月五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前已经取得了中央批准的证据。由此我们判断，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先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向河西进军，造成既成事实后才由中央追认同意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根据目前公开的史料，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经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的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向西退却，酿成了河西红四方面军的孤军冒进，开始了向西退却的悲壮征程。

　　4、在能否即时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问题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上的严重分歧。

　　我们通过史料知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很快就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此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立即予以批准，并希望他们马上施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持慎重态度，没有立即批准，这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忧虑。我们下面依据相关史料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1)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批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报送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根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十一月五日同意河西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电报精神，红四方面军总部迅速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十一月六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中革军委报告了部队的行动纲领和具体部署。战役计划内容如下：

　　甲、敌情：据先念电话称，敌人位置：

　　(一)马步青一、二旅各一个团固守一条山寨子，一团守景泰城，一团守芨芨水，马所率队由锁罕堡似退山城，五佛寺有第三团四个营。

　　(二)马步芳一、二旅各一个团位一条山附近。保安第六旅在一条山北十里通中卫路上。其一、二旅各两团及三旅全部，经二十七师击溃，向镇虏堡、永登方向撤退。四、五旅似仍在寺儿滩、永泰堡一带。

　　乙、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

　　丙、部署如下：

　　(一)三十军为一纵，以占大靖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动，拟经永泰堡或寺儿滩向大靖前进。

　　(二)九军为二纵，以占领古浪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由镇虏堡地区出动，经松山城、干柴洼、红凉山向古浪前进。

　　(三)五军为三纵，于七日夜开始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约于十一、十二日进军永泰、红水地区，有监视一条山、景泰与寺儿滩敌之任务，尔后集结干柴洼、红凉山，对东南各方警戒，待三十、九军确到大靖、古浪后，有经土门取凉州任务。

　　(四)指挥部随九军行动。

　　(五)各部关于物质补充、路线调查，即具体准备。各部接电后立复，并将原稿焚去。行动前须严守秘密。

　　丁、平大古凉战役政治工作要点：(略)[135]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动作是迅速的。十一月五日得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同意他们向河西进军的电报，十一月六日就将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这个计划将河西红军向西进军的设想化为战役的实际行动，标志着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在这个计划中，先是陈述了河西红军面临的敌情，而后阐述了行动纲领，兵力部署和政治工作要点。但在兵力部署上，分两路向西进军，这样就分散了兵力。后来出现的干柴洼、古浪的折兵，就与这种兵力分散有密切关系。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计划中，没有打通远方的内容，可能在制定这个计划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尚不知道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消息。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是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关于河西红军可以向西退却的精神指导下制定的，因而我们就可以想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计划后的态度了。

　　十一月六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复电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批准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甲、战役计划已读悉，我们同意，希望照此执行。

　　乙、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策略路线在战略方针(上)有极大意义：1、随时可进到抗日前线。2、创造西北巩固的抗日新局面。3、与河右岸主力互相呼应，完成新任务。4、争取广大回、蒙群众。5、接通远方。……

　　辛、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大大扩大行动区，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136]

　　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随即批准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这表明在向西进军问题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是配合默契的。在这个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要河西红军接通远方，看来红军总部已经知道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消息。

　　十一月六日十七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约十日向目的地出发”。[137]我们看到河西红军准备放弃黄河西岸及渡口，向西进军了。

　　为了促使河西红军迅速向西进军，十一月七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徐向前、陈昌洁：“《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以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少打消耗战和少围土寨，首先占领有粮和地形扼要之地区，集结最大精锐，一举而灭马敌。”[138]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还是催促河西红军迅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要占领险要地段，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少打消耗战和阵地战。在关于作战方法上的指示是正确的，也是有远见的。可惜后来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贯彻好。但我们也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对甘、青二马的战斗力估计不准确，要“一举而灭马敌”， 没有提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对甘、青二马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显然具有轻敌思想，从战争指导上来说这给西路军以后作战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于河西红军的处境和行动方向，河东红军领导人也非常关心和重视。十一月八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在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意见中建议：“徐、陈之三个军就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区，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同日，中革军委表示，同意“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39]

　　我们看到，在河西红军向西进军问题上，彭德怀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彭德怀同意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向西进军显然是有区别的。从前文引用的史料看，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实际上是要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向甘西进军(不过因故另两个军没有来得及渡河，滞留在河东。)，这显然违背了中央的东进方针。因为中央认为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而当时红四方面军兵力占红军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如果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无疑就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河西，这显然有违于党的东进方针。彭德怀是同意中央东进方针的，这时他赞成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不过是在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河西红军又暂时无法返回河东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主要还是为河西红军的生存着想，防止他们停留黄河西岸，背靠黄河，缺乏战略纵深，陷于不利地位。而这时的中革军委同意河西红军向凉州进军，显然也是处于同一考虑。

　　因而我们说，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虽然河西红军向西进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这种合理性的背后，却隐藏着张国焘借机西退的用心。这是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应该辩清的。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以后，不但有利于我们分清彭德怀同意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区别，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央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向西进军问题上忧虑的原因，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张国焘推行西退主张的多种形式，使我们能够从广阔的视野来认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这个电报是不是说明中央就同意了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了呢?我们看到这个电报是对彭德怀的复电，实际上是和彭德怀交换意见，并不是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正式答复。我们知道，在中央收到徐、陈《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报告后，没有立即答复，显然对于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是有顾虑的。因而，我们认为中央的这个表态并不表明此时中央已经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了。

　　由以上分析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报送的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迅速得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这样河西红军向西退却就从指挥程序上获得了突破，河西红军已经是横戈马上，整装待发了。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没有立时批复，而是予以暂时搁置。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是同时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的。在兵贵神速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像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那样对上报的这个计划迅速批准，而是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态度。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深感忧虑，因而才显得格外慎重，还需要作一番调查研究后才能最后作出决定。

　　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前景来看，红军是不可能局限于陕北一域的。那么，到底黄河两岸红军往什么方向发展呢?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及形势发展要求，党中央又在考虑新的行动计划。十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拟定了一个《作战新计划》，发给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征求意见。电文如下：

　　甲、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

　　乙、拟作如下之新计划：

　　(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嘴子，王以哲进到豫旺。

　　(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

　　(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鄜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其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

　　(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姿态吸引二高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

　　(五)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在清绥、在神府三个地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

　　(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

　　(八)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

　　(九)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十)第二步至第六步之目的在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十一)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丙、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

　　丁、请五兄开一秘密会，慎重考虑，见复。育英参加。[140]

　　在这个新计划中，中央计划整个红军兵分三路：以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河东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战略方向及目标：北路军和南路军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适时再南渡黄河进入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而后转回陕西，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建立统一战线，以一至两年来完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以一年完成。

　　我们看到，在这个新计划中并没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的内容，而西路军不过是作为一支独立开辟河西新局面的战略别动队来使用的。从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任务和行动方向的规定来分析，看来中央已经初步接受了西路军领导人报送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但鉴于这个新计划是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同时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又存在忧虑，因而中央关于河西红军的行动也还没有最后确定。后来，由于河东红军山城堡大捷和西安事变发生，这个新计划没有实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为关心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因而需要直接向他们了解情况，以作为决策的依据。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2)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141]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在作调查研究，主要是询问徐向前、陈昌浩河西红军返回河东和向甘西进军如何更为有利?这里是在征求他们的意见，丝毫没有强迫命令的气氛，中央希望在听取他们的实际判断后才最终决定河西红军是返回河东还是向甘西进军。

　　我们看到，在徐向前、陈昌浩已经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表明他们要向河西进军的情况下，中央还在就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显然是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存在忧虑，同时也有希望他们重返河东的意思。但鉴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红军大会师后在西渡黄河和配合河东红军击破南敌上一再违犯中央的指示，这个责任虽然主要应该由张国焘来负，但我们也不能不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也是有责任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处理起来才格外慎重。

　　从中央对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没有立即批准来看，就明显感觉出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顾虑来。但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已经制定了西退作战计划，执意要求西退的情况下，中央如果反对，就有可能将关系搞僵，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这是中央所竭力避免的。况且对于西退东返的具体情况，中央也并不很了解。因而中央不得不反复征求河西红军领导人的意见，以求向甘西进军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时在对红四方面军还无法进行有效领导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既要维护大局，又要避免红军分裂的无奈之情。

　　由于没有及时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陈的复电，同时也为了征求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意见，十一月十二日十五时，中革军委又向红军总部发电，再次询问西路军行动方向的意见：

　　甲、河西徐、陈所部进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142]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是非常关心的。在反复了解他们东返西退面临的困难，以求为河西红军选择一条稳妥的道路，减小河西红军的行动风险。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143]

　　我们从毛泽东的发言中看到，他对西路军向西进军是心存忧虑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时已经收到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中央十一月十一日电报的复电(下文当有电报内容)，知道西路军已经向西退却了。从他说的“能否调回来还是一个问题”来看，显然对西路军能否听从中央的电令顺利东返没有信心。从他说的“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中央从徐、陈处了解到东返比西退更为困难，他们又认为依靠自己能够在河西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同时鉴于红军主力要离开陕北，因而从维护红军团结的要求出发，毛泽东才说了这样的话。这并不表明毛泽东赞同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对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心存忧虑呢?我们分析如下：

　　①   张国焘西退路线的继续。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就主张南下西退，而且后来在沙窝会议后他又重申向青海和甘肃边远地区进军。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张国焘联合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在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上又武断地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上北上的决定，要从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肃进军，后来在多方制约下又不得不放弃西退转为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又在西渡黄河和击破南敌方面多次违背中央指示，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调过黄河，致使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现在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又要向甘西进军，联系前面张国焘几次要求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历史来分析，不能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保持必要的警惕，慎重对待。

　　②    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偏离了党中央制定的东进路线，因而从我党发展的根本利益着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对西退格外慎重。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只有河东才是发展的重点和中国革命的重心，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确定了东进路线，反对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当时河西红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又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就人数上来说河西红军占红四方面军的一半以上，占当时三大红军主力的三分之一。从我党的根本利益以及民族矛盾和形势的发展要求看，只有河东才是发展的重点，显然应该向河东发展才最为有利。而西路军向西进军，分明是要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投入这一地区，从发展潜力及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要求看，这显然是失衡的，和河东河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也就成为中央对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的一个顾虑。

　　③    西路军在甘西一旦遭遇困境，河东红军主力尚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援助。本来按照《作战新计划》，河东主力红军要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到外线去作战。这样就只有依靠西路军在河西孤军奋战，而难以得到河东红军主力的策应与支持。既使河东红军主力留在陕北，在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如果西路军一旦遭遇险情，也是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援助的。我党的发展重点在河东而不在河西，而河西红军已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河东红军要给以实质上援助，这势必会导致我党发展的重点转向河西。如果国民党重兵布防黄河，围困河西地区，我党的势力也就会局限在河西地区，难以得到发展。这会严重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发展的前景投下严重阴影。

　　④    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也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进军甘西产生忧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打通新疆，获得苏联援助是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对苏联能不能及时从新疆向西路军提供援助，毛泽东显然是忧虑的。我们可以从宁夏战役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中，苏联竟然中断从外蒙向红军提供援助来判断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这客观上显示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深谋远虑。如果西路军冒然向甘西进军，到达甘、肃两州的时候，苏联不能准时从新疆向西路军提供援助，从当时形势看河东红军又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帮助，那会将西路军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就不能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西退却表示忧虑。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又是不便于向西路军领导人说明的。因而，毛泽东后来(至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一再要西路军领导人立足于自我奋斗，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⑤    河西的民情、地形、经济、人口等因素的制约，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孤军进军甘西忧虑的一个因素。在毛儿盖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里面，就讲过这些问题。因而，中央主张东进，反对西退。甘西堡寨众多，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物资匮乏，原先计划是通过宁夏战役后获得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后，再进军甘西，这样也就比较容易攻破甘西的堡寨。而西路军现在以这样的武器装备来攻破敌人的堡寨是困难的。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贫瘠的地方，在扩红和物资补充上，将会面临很大困难。而河东红军主力将要脱离陕北，一旦遭遇险情，也难以援助西路军。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河西的进军感到忧虑。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报送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暂时予以搁置，没有立即批准。而没有批准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西退与东进路线的偏离，河东红军主力难以给予实质性援助，又有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和甘西的经济及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河西进军采取慎重的态度，还需要作进一步调查才能最终确定。

　　由此看来，围绕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两种不同态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河西红军行动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因而在河西红军行动方针上的认识能否取得一致，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否能够保持团结，避免分裂的一个关健问题。

　　5、关于红西路军的组成及河西敌我力量对比问题的评析。

　　我们先来分析红西路军的组成，然后再来就西路军和甘、青二马的兵力对比问题作一点评析。

　　(1)红西路军的组成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成立。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和红军总部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表明了他们主动要求向西退却，这个计划随即得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但中央显然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想法不同，没有立即批准这个计划。为了再一次向中央表明他们西退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为了便于加强对河西红军的领导与管理，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

　　(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

　　(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

　　(三)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

　　昌浩附呈：我力难胜任，提议由向前、卓然中择一人代理。[144]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实际上是继《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又一次向中央发出了向西退却的明确信号，表明了他们主张向西退却的坚定态度。我们试想，因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随主力一起过了河，指挥机构健全，如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东返而不愿向西退却的话，是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从下文我们也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组织照旧不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如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没有向西退却的意图的话，是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变动的。我们从他们提议的要求建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来看，显然他们是想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要在河西长期驻扎下去。

　　我们看到，建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及机构的组成人员都由他们自己拟定，然后再报中央批准，有鉴于此，陈昌浩才在拟就的前委书记人选后附了一笔，希望中央从向前和卓然中择一人代理书记。不过，恐怕陈昌浩也清楚，中央是不会同意他的附呈的。因为当时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影响力来看除张国焘之外还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的，因而当时离开他中央还是难以指挥得动河西红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了保持对河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也不会不经过陈昌浩。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避嫌而已。

　　中共中央在次日立即指示：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145]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对《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央没有立即批准。而对徐向前、陈昌浩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除了名称稍微改了一下外，很快批复同意，并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实际上《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都表明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向西退却的态度。但是《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是作战行动，一旦批准，就会立即变为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行动，而当时中央对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又是深感忧虑的。而河西红军领导机构的成立，则是为了加强对河西红军领导和管理的需要，并不见得马上转化为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行动，还可以为中央对河西红军行动方向的决策留下斟酌的时间。不过，我们从中央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和组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来看，这又同中央《作战新计划》中对河西红军的安排相吻合，由此我们认为中央实际上已经初步认可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提出来的向西退却的主张。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中央同意河西红军领导人成立河西新的指挥机构，是处于舒缓关系，以便于下一步再争取河西红军领导人重返河东的策略考虑。

　　十日，朱、张致电中央，“完全同意组成西路军。十一日，中央及军委正式批准组成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电文说：

　　徐、程(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

　　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146]

　　我们看到，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获得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征求意见后于十一日正式作出了河西红军称西路军和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前文知道，也就是这同一天，中央又就西路军东返和西退问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询问他们东返有何困难。在一般情况下中央是不会既同意西路军在河西发展，同时又就东返问题征求西路军领导人意见的。这里出现的带有矛盾性质的作法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积极主张的西退是疑虑的，对西路军西退采取的态度是慎重的。这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所作的具有妥协性质的让步。

　　(2)关于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我们先来看西路军的领导人及兵力状况。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长郑义斋，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共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共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共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二百人马，枪二百支。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147]

　　我们再来看甘、青二马的指挥人员及兵力状况。马家军的部队分为正规部队和民团。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马步芳，统一指挥敌骑五师及新二军向河西红军进攻。前防总指挥马元海，副总指挥马彪。

　　马家军正规部队：

　　陆军一百师，师长马步芳，参谋长马骥。下辖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约三千四百余人;二九九旅，旅长马继融，约一千七百余人;三百旅，旅长韩起功，约三千四百余人;骑兵旅，旅长马朴，约一千七百余人;直属手枪团及所属宪兵营约二千五百余人，师直属炮兵团约一千七百余人，工兵营约四百人，辎重营约四百人，共计一万四千余人。另有青海南部边区警备部队，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彪，约二千余人;第二旅，约一千三百余人(只有若干固定训练人员，无兵员，依靠临时抽调。)。共一万七千七百余人。

　　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参谋长马廷祥。下辖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禄，约一千七百人;骑兵第二旅，旅长韩起禄，约一千七百人;步兵旅，旅长祁明山，约三千四百余人;直属八个处二百八十余人，师直属手枪团约一千六百二十余人，师直属炮兵团约一千六百五十余人，工兵团约一千六百二十人，辎重营约五百六十人，共计一万四千余人。

　　“国民兵团”的青海民团七万九千余人，甘肃河西民团一万三百余人和国民党空军第十五大队参战。

　　这样青海、甘肃河西民团为八万九千三百余人，甘、青二马正规部队三万一千七百余人。[148]

　　我们从以上史料中看到，马家军并非象有人说得那样主要是骑兵部队，以上数据显示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西路军与马家军总兵力对比约为一比六，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一点五。如果考虑到西路军的机关、医院、病号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这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把他们抛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二点四。

　　如果单从敌我双方作战部队的兵力对比来看，马家军在兵力对比上并没有占有绝对优势。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突击能力确实很难对付。但在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骑兵在战争中的突击作用日益下降，直到被赶出历史舞台。虽然马家军骑兵的突击机动能力很强，但是骑兵才约占其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只要西路军战术得当，其实马家军骑兵也并不见得能给西路军带来多大损失。马家军是内线作战，补给便捷，深受二马反动宣传，头脑顽固不化。至于作战指挥就非马家军所长了，时任马家军五九六团团长的刘呈德后来有段回忆：

　　“参加作战后，(我)深深感觉到指挥部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战斗计划，每当战斗开始，总指挥马元海只派人传达口头命令说：‘明日早饭后，你团以三成兵力扼守原据点，以七成兵力进攻，临时听候指挥。”既至部队出动，在进行攻击前，马元海又把各团、营长传到指挥部，他乘骑引导，团、营长徒步随行，到达红军据点附近，约略视察，选定目标，然后当面指定某团以几成兵力配合某团，从某面夺取某点，某团以几成兵力，由某团配合某团攻取某点，随即命令开始出动。至于战斗失利，如何应付危机，如何收拾兵力，事先没有任何布置，听其各自行动。有时他命令暂时撤退，以便另选目标，再行攻击。这就是他指挥作战中一贯运用的手法，混乱不堪，再也谈不上精密计划。

　　马元海另外的一套办法是，也还在战斗开始前，派出总指挥部的传令队50余骑，分头侦察，然后亲行(自)乘骑，带领参谋人员进行视察，作出决定，即分别下达口头命令，某团某营夺取某点，某团某营支援，某团某营作预备队。这些团营的兵力大体上也是以三七成或四六成的比例配备，从来是不把整旅整团整营的兵力摆上去。这种作法的用意是，使基本部队的有生力量在任何时机，都有一定的积蓄，既使失败受损，也能即刻原团原旅地迅速补充上来。”[149]

　　这是刘呈德在解放以后的回忆，可能对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的叙述有几分戏剧化，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马元海的指挥方式。就马家军的作战经历来说是没法和西路军相比的，西路军领导人经过了从鄂豫皖到川陕，再到长征的无数次战斗，其战斗经历和作战指挥也是马元海无法比拟的。

　　甘、青二马占地幅员辽阔，他们还要抽出部分兵力担任地方守备。同时，鉴于上文刘呈德回忆马元海指挥作战时为保存部队有生力量在旅团兵力的使用上总是按三七成或四六成的比例配备，因而西路军在具体作战过程中正面所面临的力量可能比我们按总体数字计算的比例还要低，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分兵行进，分兵把守据点，导致兵力分散，因而就客观上使马家军在民团的协助下集中兵力对西路军的某个据点进行突袭时取得了兵力上的很大优势，有时甚至是绝对的优势。这时在这个据点上的敌我力量对比比我们按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计算的比例要高得多，这就给西路军的作战带来很大困难。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我们知道，马家军的精锐是他的正规军，民团数量庞大，但战斗力却不强。只要西路军创造战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歼灭马家军的几个旅团，不但可以获得补充，更重要的是灭敌气焰，而马家军的民团则会崩溃瓦解，西路军的战场态势就会大为改观。西路军的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他们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6、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除向前、陈昌浩试图说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西路军第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我们先来引用河西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回忆当时他们主张的向西退却的材料，然后我们再就徐、陈关于中央十一月十一日询问电的复电来进行分析，看徐、陈是如何说服中央同意他们西退主张的。

　　对于当时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陈昌浩后来有一段回忆：

　　“西进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不西进。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如果认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至今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150]

　　在陈昌浩这段回忆中，陈昌浩除了认为西退是“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与事实有出入外(这有当时双方来往的电报为证)，其他说得还算是比较属实的。在当时东进已经失去机会的情况下，转向西退，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合理性的选择。西退的目的就是要开辟河西根据地，打通与新疆联系，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如果成功了，使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在西北有一个回旋余地，对陕北根据地也是一个策应和支持，会对中国抗战有很大意义的。不过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当真就没有东进的机会了吗?陈昌浩主张西退，是不是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动机呢?陈昌浩虽然没有进一步揭示出来，但我们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陈昌浩签署的电报及河西红军的动向来分析有理由对此发出疑问。但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陈昌浩当时是极力主张西退的。

　　对于当时的西退徐向前后来有一段回忆：“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151]

　　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看，对于东进还是西退问题，陈昌浩并没有个人做出决定，而是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件事。徐向前也是极力主张西退的。

　　从徐向前列举的理由中，他是主张西退打通国际联系可以获得苏联武器装备，返回来再来打马家军，就易如反掌。这个设想当然不错，但是却极具风险。他显然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苏联就援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没有一个确切保证的情况下，河西红军就远离河东，直插甘西，一旦苏联不能准时提供武器装备，西路军又难以进入新疆，居此荒僻之地，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就会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再说，当时苏联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保证，从宁夏战役进行过程中苏联擅自改变援助地点来看，也难以保证苏联援助以后就不会发生变化。如果一旦苏联的援助发生了变化，西路军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

　　由此我们看到，徐向前主张的西退是建立在苏联能够及时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基础上的。这实际上就是将西路军自身命运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能否及时获得苏联援助上。对于一个担负独立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将全军乃至战争胜负寄托于外力，而不是立足于依靠自身力量来摆脱危局，有这样的的思想倾向是极为危险的。因为一旦苏联援助不能及时提供，西路军领导人又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心理准备，那将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我们看到，后来西路军的失败就与此有密切关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苏联援助上与西路军领导人的想法有明显的不同。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因而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一直保持慎重态度，一再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建立根据地，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注意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不要向西伸出过远。这就是为了西路军在一旦不能及时获得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困难局面，摆脱危局。既使遭遇损失，其基本骨干仍存，不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回忆中看到，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西退的。从徐向前的回忆可以明显感到他对获得苏联援助抱有乐观的态度，对西退的前景及可能面临的困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没有将西路军能否在甘西站稳脚跟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力量上。我们从后来陈昌浩的检查报告中也可以看到他也有这样的认识。

　　徐向前、陈昌浩上报中央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没有及时得到批准，中央于十一月十一日又来电询问他们到了何处，再次就东进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央的意向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们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却于十一月九日夜向西退却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因而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说服中央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要求。

　　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发出一封长电，详述了西路军面临的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发展战略的建议：

　　(一)毛、周真(十一日)十一时电悉。此方详情今望电报总部。指挥部全部及八十八师今集大靖附近，靖城只马步青部祁旅残部。现时未进行战斗，正办外交中。八十九师全部今早出土门。我军主力位于干柴洼，截击松山敌一部，经红凉山到古浪。

　　(二)马步芳部三个旅共九团，马步青三个旅共八团，二马主力约三分之一已受我打击，与我历次战斗中伤亡约在一千五百以上。其寺儿滩、景泰两处，遗弃伤兵实数约九百。但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军官都是回人，士兵三分之二为汉人。对马步青部应用统一战线，初有成绩，正加紧进行中。

　　(三)我们过河后，共十余战斗，颇激烈，共伤亡约千人，弹消耗甚多。前昨两日因过荒冷地区，落伍较多，现十分之八已归队。

　　(四)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方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五)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

　　(六)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最好第一，请国际与我们发生直接联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第二，要求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第三，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

　　(七)对主力行动，我们前天已有提议;对西路军行动，望常详细指示，并常告各方情况。[152]

　　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这封长电中我们看到，他们首先通报了西路军所在的位置。这是中央在十一日电报中询问的内容。从西路军的兵力分布就可以看到，在中央尚未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就已经实施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了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电报也通报了敌我双方的对比态势及伤亡情况，并对甘、青二马的战斗力作了评估。当然电报中对甘、青二马的伤亡和战斗力评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报告凉州、永靖地区人粮俱丰，扩红筹资均有办法，对发展前景极为乐观，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能够完成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双重任务。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在电报中表现出这种极为乐观的态度，除了他们被一些表象所迷惑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以此使他们的向西退却得到中央的认可，以便说服中央批准他们的向西退却，使他们的向西退却从领导程序上合法化。

　　西路军领导人又对下一步行动提出建议，表示如果不受南敌马步芳部的压迫，后路不受威胁，他们不会放弃凉州、永昌地区，也就是力求保持他们与河东的联系。同时，建议中央同意他们与国际直接发生联系。从电报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显然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认识。至于在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表示他们对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已有所建议，到底是什么建议呢?我们现在尚未发现此时他们对河东红军主力行动建议的电报。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他们建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建议，我们推测这个时候他们的建议极有可能也是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坚决主张向西退却的。在他们制定的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被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后，就迅速进入实施阶段。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东返和西退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时，在已经向西退却的情况下，他们根据当时了解的一些情况，对向西退却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以此说服中央批准他们的西退。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第一次东返的机会，而这对西路军命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7、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向西退却?

　　由上文分析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为了使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能够得到中央的批准，在十一月十二日致中央的电报中试图说服中央同意他们向西退却。这封电报也同时发给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这封电报率先在红军总部得到了回应。

　　十一月十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指示：“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十四日又致电徐、陈并报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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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以此判断，对你们之敌，现为马步芳、马步青两部，又分散，便于你们各个击破。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但是，兵力仍须集结梯次行进，后卫必须强大，相机消灭尾追之敌，便能完成根据地任务。

　　己、远方正设法接济你们，速调查甘、凉、肃以北地区可通远方有几条路，以何处可能最大，速报。

　　庚、大局日益紧张，蒋欲与我们速决战，我们应调动其兵力持久之，在运动战中灭敌，使敌疲于奔命时打击之，以争取政治胜利。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153]

　　我们看到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电报后，立即作出了回应，认为他们能够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认为甘、青二马兵力分散，利于河西红军将其各个击破。这无疑对当时河西红军领导人是一个鼓励。由这封电报我们也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对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持一种乐观态度，这无形中助长了河西红军领导人的轻敌倾向，给以后战局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致电王明、康生、陈云并转共产国际。电文说：

　　甲、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乙、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邠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尔后或出山西，或出鄂豫，依情况再定。[154]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除了通报河东红军的行动外，主要是要共产国际落实能否从新疆提供援助。电报中用“确实无误”这几个字，表明中央对共产国际能否准时提供援助感到忧虑。如果西路军到达甘西，而共产国际不能及时提供援助，鉴于甘西的生存状况，那将使西路军处于极危险的境地。这表明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慎重态度。该电要求共产国际将准备的情形迅即电告，表明中央将根据共产国际向西路军提供援助的情况来决定西路军的行动方向。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共产国际就此事的回电，但从中央要求共产国际将准备情形迅即电告及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最终同意西路军向西进军来看，我们判断中央应该是得到了共产国际及时提供援助的保证的。不然的话，中央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尽管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保证能否真正及时兑现，也是必存疑虑的。这从后来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靠自我奋斗中反映出来。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为什么最终同意了西路军向西进军呢?我们认为原因如下：

　　(1)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意要求向甘西进军。

　　从前面我们引用的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西路军是主动要求向甘西进军的。不论是十一月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还是他们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都是主张西退的。十一月七日，他们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他们向西退却的坚定态度。因为如果他们要返回河东，是没有必要成立这些领导机构的。就是在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东进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复电中也没有回答返回河东有什么困难，而是摆了若干向西退却的理由，仍然积极主张向西退却。从电报中他们对东进和西退的倾向看，分明他们认为西退优于东进。

　　由于中央远在陕北，而徐向前、陈昌浩是在一线的高级指挥员，身临其境，对当时的敌我双方的发展态势有切身体会，因而中央不能不重视他们的意见。在他们陈述理由强烈要求向西退却的情况下，中央从河西红军的生存出发，以尽量减少河西红军的损失为目的，也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主张，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试探性的向西进攻，但要求他们保持向东回旋余地，控制黄河渡口，不要向西深入太远，一便遭遇不测，可以随时能够返回河东。这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河西红军的安全与发展着眼，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又及时纠正他们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规避风险，力求将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寻求摆脱困境的新徐径。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向西退却的乐观情绪，对凉州一带经济、民情、人口等社会状况的陈述，对苏联援助的企盼心理，对甘、青二马战斗力的评估，对他们能够完成任务的保证……，中央虽然对他们的认识有所指导和纠正，但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所陈述的理由中那些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些属于误判，当时远在陕北的中央也是一时难以断定的。我们看到，既使中央同意了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但总的看来，中央对于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也不是没有疑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表现出一种忧虑的态度。这从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 “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 的发言中反映出来。[155]

　　(2)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目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答应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要求。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尚不能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的领导。这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和海打战役被破坏中表现出来。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以斗争求团结，以忍让求统一，在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又适当迁就的方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局面的出现。

　　我们看到，本来中央是同意红三十军过黄河的，要求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跟随三十军过河，明令红九军留在河东，但实际上却是红九军未经中央同意就过了黄河。红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过河后就给河东击破南敌造成困难，最后中央也只好认可了这件事。海打战役期间，张国焘私自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后撤，退出战场，破坏了海打战役，最后中央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再谋求寻机歼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于十一月六日上报中央后，七日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中央于八日复电同意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建议成立河西红军领导机构的要求中可以看到，河西红军领导人是不愿意返回河东，主张向西退却的。中央于十一月十一日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电询问他们在何处的时候，西路军已于十一月九日夜兵分两路向凉州进军。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月十二日致中央的复电中报告西路军的主力已位于大靖和干柴洼地区，前锋业已到达凉州西土门一带。在西路军向西退却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于十一月十五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156]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谋求团结，对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违背中央指示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在当时却是顾全大局的无奈之举。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执意西退的情况下，中央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也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河西红军占当时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央强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在当时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尚未能够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就可能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从而失去将这支红军置于党中央领导下的机会。这将给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因而中央在处理这件事时是极为慎重的，以忍耐求团结，在团结的前提下，逐渐将这支红军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这种时候，必须冷静对待，沉着应付：既要注意维护大局，坚持原则，又要讲究妥协和忍让;既要避免中央与河西红军关系的破裂，又要避免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遇到巨大的风险，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而，中央在同意河西红军向西进军的时候多次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依靠自我奋斗，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河西红军在不利情况下返回河东。这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

　　(3)苏联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这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十一月三日，共产国际来电报说准备从新疆给红军提供援助，这当然对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中央曾告诉共产国际除非他们将货物送到安西，否则要河西红军到哈密去是不可能的。[157]我们现在尚未看到共产国际表示将货物送到安西的电报，但从逻辑上推测共产国际应该是答应了中央提出的要求。否则，中央是不会轻易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十一月十三日，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要他们切实无误地提供援助，直到十五日才正式答复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我们现在尚未发现中央十一月十三日致电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的回电，但我们从逻辑上判断中央应该是得到共产国际的答复后才正式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这个判断我们还可以从中央后来致西路军领导人 “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158] 电报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在对待苏联援助问题上，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和中央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西路军领导人一再要求打到新疆得到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和马家军作战，这种对苏联援助的急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感到，他们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危机的心理准备，也没有预先作好这样的工作。而中央与他们的认识显然不同。根据我们现在发现的文献资料，至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中央就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明告西路军领导人要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159]显然中央对苏联能否按承诺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表示疑虑。由此我们看到，既使在苏联表示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中央也在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作好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准备，这是很有远见的。可惜西路军领导人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4)西路军向甘西退却，是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尝试。尽管当时他们西退的形成和动机比较复杂，他们西退的前景也确实存在隐患，但从根本上说也没有违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东进路线，这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他们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毛儿盖会议上确立的党中央的东进路线，红军主力当然是向东部发展，但可以在适当时候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打通国际联系。这个时候河东红军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困，形势危急，显然向西派出一支部队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在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只有迅速扩大红军，拓展根据地，才能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求得巩固和发展。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地瘠民贫，物资匮乏，单靠陕北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无论如何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的。因而红军只有打到外线去，才能完成扩大红军，拓展根据地的任务，以求迅速壮大革命力量。

　　中央到陕北后，红一方面军进行的东征和西征，就是执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完成这两大任务的重大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不论是河东红军准备东渡黄河，还是河西红军的西退，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重大行动。当然，河东红军向东进军，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人口、给养及发展潜力上都要比进军河西要有利得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时河东红军占全部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全部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红军主力仍然在河东。在河东红军主力东进的条件下，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从宏观方面来说也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东进路线并不矛盾。在这个背景下，尽管中央认为西路军向西进军的时机尚不成熟，这个时候孤军深入甘西也确实具有某种风险，对此存在着忧虑，但他们向西进军是为了打通国际联系，建立甘西根据地，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因而他们的向西进军同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也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

　　尽管我们从刚才的分析中看到，西路军向西退却从总的来看和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没有根本性冲突，甚至与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同意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倒有偶合之处，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与中央的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这种重大区别就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所主张的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红军主力向东，而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的东进路线，而是主张红四方面军乃至红军主力脱离中国主体区域向甘肃、青海边远地区退却的西退路线。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长征期间张国焘一再要求红军主力向青海、甘肃退却上，而且还表现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会师后，宁夏战役计划执行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上。只不过是由于中央的干预才没有实现而已。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十二月六日致中央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又一次提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160]由于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没有西渡黄河，陈昌浩还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161]当时红四方面军占红军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因而就是红四方面军全部过了黄河，也就意谓着红军主力到了河西。这显然就是执行西退路线。明白了这种重大区别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西路军领导人三次主动放弃返回河东的机会而执意西退，在面临危急存亡关头又以东返困难重重而裹足不前，最终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仍然执行红军主力向西发展的西退路线，不过是由于中央的反对才没有出现红四方面军全部乃至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结局。由此可见他们的要求与中央的主张显然是有重大不同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表示忧虑，但是在西路军领导人的执意要求下，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考虑，苏联又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处于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河西根据地的需要，又与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东进路线没有根本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162]

　　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援助我党的复杂性分析。

　　从中共成立到遵义会议，中共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人事变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中共虽然确立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了党中央领导人物的更替，但也要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有效。毫无疑问，在中共发展的早期，苏共确曾给予中共很大帮助，但也因为其指导的错误，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比如大革命的失败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与苏共的错误指导密切相关。共产国际就是在苏共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鉴于苏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意见实际上就是苏共的意见，因而本文所用的苏共(苏联)和共产国际虽然名称不同，却是一个概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占领热河，向绥远、内蒙扩张，策动华北独立。一九三六年，广田弘毅组阁，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日本建立。随着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苏联远东地区就直接处于日军的威慑之下，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这样苏联处于在远东遏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需要，就力图使中国成为其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因而，改善对华关系，联合中国遏制日本扩张就成为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而当时国民党在中国掌握着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在国际上又代表着中国。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对比，使苏联为了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就必然要选择以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希望通过与国民党改善关系来实现其共同遏制日本在远东侵略扩张的目的。

　　但我们也看到，在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处于遏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苏联要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但要改善和国民党的关系，除援助国民党外，还要调整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使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服从和服务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当时国共两党是敌对党，正在国内打得热火朝天，因而苏联为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对中共的援助。对国民党改善关系的需求程度直接制约着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程度。另一方面苏联又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大信任。苏联(斯大林)不会忘记当时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屠杀共产党的血的教训。因而，对于蒋介石是否能像苏联希望的那样在远东遏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斯大林也是没有把握了。这样，为了在一旦蒋介石和日本求得妥协的情况下，苏联还能够在远东有一支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也因为中苏两党不论从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上，还是在远东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上，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基础，苏联也就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还比较弱小，但也是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一旦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情况下，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远东对日本牵制的作用就会大幅度提高，成为苏联在远东的重要依靠对象。因而，我们看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政策呈现出两面性。这个两面性的政策表现在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上，就是既会严重影响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又不会中断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与一定的援助。这就使苏共对中共的援助受到苏联与国民党关系及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给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我们再来分析进入三十年代中期苏共与中共的关系。这个时候苏共对中共的援助既具有支持中国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又具有支持中共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还具有通过援助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来牵制日本，维护苏联远东安全的卫国性质。我们通过对苏共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研究发现，苏共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坚持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统一。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直接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会给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这当然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维护。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力量强大，共产党力量弱小。从在远东地区牵制日本以维护苏联利益的角度，苏联认为尽管在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上苏共和中共之间有关共同的基础，但鉴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有力量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因而苏联就会优先选择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来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的目标。这种选择当然会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此我们看到，在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上当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苏联坚持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由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苏联也就必然会选择国民党作为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的首选对象。为了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就必然会使苏共对中共的援助服从苏联与国民党发展关系的需要，限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援助，使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

　　从以上的分析出发我们再来审视宁夏战役期间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变化。我们要认清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的复杂性：既有向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提供援助的准备，但是这种援助又受到苏联为了与国民党发展关系及担心日苏关系复杂化的制约。应当说，斯大林不反对中共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虽然这里具有便利于为我党提供援助，支持中国革命的内涵，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使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成为苏联遏制日本扩张的一支重要牵制力量，减轻苏联的压力。当初苏共提出给中共援助的时候，就是具有这样的双重动机。前文说过，苏联为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必然会选择优先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改善关系，而当时国民党正在西北对共产党进行“围剿”，苏联担心在这种情况下给中共提供援助会易于被国民党察觉，影响苏联与国民党改善关系，损害其民族利益;同时，苏联也担心一旦日本发觉后，会导致日苏关系恶化。[163]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才提出从新疆方向给中共提出援助。我们再来看西安事变后，苏共对中共援助的变化。由于苏联选择以国民党蒋介石为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优先选择对象，蒋介石政府的安危直接关系到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予以谴责，认为是张学良与亲日派搞的阴谋，[164]而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部搞统一战线的事实苏联是知道的。鉴于此，在局势变幻莫测的时候，自然影响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

　　我们看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确实是有准备的，这从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的回忆中可以证明。[165]但这种援助主要受到苏联是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来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的制约，援助与否取决于苏联同国民党关系的发展程度以及国民党在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中的作为，因而对中共的援助呈现出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中共也没有获得这种援助。这对于希望向西退却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打击马家军的西路军领导人来说无异于望梅止渴，并成为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9、对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期间作战的评析。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西路军作战的基本概况，然后再来分析这一时期作战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西路军作战的基本概况。

　　为实现《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红西路军于十一月九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分三路出发，向河西走廊挺进。

　　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在右路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红九军为第二纵队，在左路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前进;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在三十军之后跟进。

　　红三十军和红五军的行动比较顺利。十一月十一日，红三十军在击退敌人沿途拦阻后进至大靖附近。大靖守敌为骑五师祁明山旅，在南门与红军接触了一下，被痛击后，龟缩城中固守不出。红三十军未再攻打，继续西进，包围土门子，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三百五十余人投降。马步青龟缩凉州，持静观态度。经与马步青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后，三十军后续部队撤出了对凉州城的监视包围，西移四十里铺、丰乐堡一线。继而，红三十军主力八十九师、骑兵师指向永昌，十一月十八日，守城的敌军闻风逃窜，永昌城不战而下。二十一日，程世才率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一部、二六九团、骑兵师乘胜攻占了山丹。随后，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了三十军防务。三十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全部集中于永昌水泉子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左路的红九军在一条山地区突出敌人重围，且战且行，向永登、古浪地区行进。十一月九日，左路支队红九军二十五师由沙河进移至镇虏堡时，即遭十二架敌机四小时的轰炸袭扰，同时敌马朴旅马志武团、韩起禄旅马长青团猛烈进犯。二十五师英勇奋战，给敌人以重创，为甩开追敌，九军改用急行军的办法，昼夜兼程，经大国沟、干柴沟向古浪方向前进。十一月十日拂晓前，红二十五师的先头部队抵干洼沟，击溃守敌马福仑部，占领了干柴洼(今干城)。军部命令部队立即修筑工事。随后，马元海率马彪等四个骑兵旅、马全义团及互助等县民团尾追而来。早晨八时许，战斗打响，敌人以骑兵和步兵相配合，由东、南、北三面向红九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各指挥一个师，利用地形进行顽强的抗击。战斗打到次日晚，红九军撤离干柴洼，向横梁山前进。干柴洼战斗虽然消灭了许多敌人，但是九军也受到重创，这是渡河西进后红九军和西路军第一次失利的战斗。

　　十一月十一日晚，红九军先头部队二十五师在孙玉清率领下到达横梁山。十二日，九军主力全部到横梁山。在向横梁山推进途中，敌人的骑兵即跟踪而来，尾追不舍，伺机与九军决战。十二日晚十时左右，马元海命令敌各部队和民团出动，进攻横梁山红军阵地。九军与敌激战一昼夜。而后，九军西进，直逼古浪城。十四日，九军向古浪发动进攻，经半天激战，击溃守敌马华荣部、西宁东南川十二大营马骏民团等一千四百余人，红军占领古浪县城。

　　古浪古称“虎狼关”，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北麓，为“河西走廊”咽喉要冲。古浪城东是古浪峡，东南方是乌鞘岭，是西进凉州，南下兰州的门户，地当要冲，地势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浪失守，引起敌人极度恐慌。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深感不安，严令马步芳加紧进攻。抽调胡宗南部杨德亮补充旅进入古浪峡，紧随于马步芳部队的尾后，形同督战。马步芳也十分震惊，为避免国民党中央军插手于甘、青事务，电令马元海在古浪东南部公路沿线布置部队，以隔断杨旅与前线的联络;同时，一面调集大量兵力增援古浪，展开攻势，企图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红九军。

　　马元海依据地形，制定了三面围攻的作战计划。马家军的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四个民团约两万人蜂拥集中于古浪县城附近，将古浪城团团围住。

　　十一月十六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从西南和东北首先向城外的红九军阵地进攻。古浪城西南有两个制高点，一是南山(又名古龙山)，二是西阳山(又名阳洼山)，距古浪城很近，居高临下，可俯瞰古浪全貌。要固守古浪城，必须要牢牢地控制西南制高点;要攻破古浪城，也必须首先攻破这两处地方。敌人重点进攻南山和西阳山。十八日中午，南山和西阳山制高点失守，敌人越发疯狂，马元海下令所有人马向县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随后敌人用山炮轰开城墙一角，冲入城内。红九军与敌人打起了巷战，展开肉搏战，虽然消灭了不少敌人，但红九军伤亡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红九军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十八日晚，部队连夜突围转移，向在永昌的红三十军靠拢。此时，西路军总指挥部也获悉了古浪的不利消息，立即命令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二六八团迅速东返接应;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也率主力东移凉州四十里铺进行策应。在双方的配合下，追击之敌被打退，红九军进至四十里铺。

　　红九军在古浪苦战三天，共毙伤敌两千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参谋长陈伯稚、红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红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骑兵团团长黄高宏等壮烈牺牲。[166]

　　十一月十九日十七时，西路军给红军总部、中央和军委发去了电报，汇报红九军在古浪战斗的情况：(一)敌集中主力猛攻古浪。九军血战终日，阻击溃敌。敌伤亡约千余。伯稚牺牲，秀铎、□□带重伤，子弹消耗极大。九军收到古浪东北之定宁寨。已令其今夜续开凉州及东北地区双城堡一带向永昌转移。五军、三十军按今天行动。(二)甘州有马敌一团及民团，城高坚，壕宽深，不易袭击。马敌虽受重创，但仍能集新锐之兵与我拼死战，我方过河后人弹消耗极大，未得补充。九军渡河至今伤亡二千四百左右，干部伤亡极大，更难提起。……“[167]

　　对于红九军在古浪的严重损失，徐向前后来回忆道：“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168]

　　通过上面我们对西路军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的战况回顾看到，西路军是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右路是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指挥部及总部直属队，这一路是西路军的主力。左路是红九军，是西路军的支队。右路主力进军却出乎意料地异常顺利，而左路支队却是遭到敌人重兵围堵，激战频繁。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判断：马家军对右路西路军主力取守势，避开西路军主力，集中兵力打击左路红九军。我们看到，红九军是在没有得到主力支援的情况，依靠自己一路苦战摆脱险境的。在目前公开的史料中，我们也没有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对左路红九军摆脱困境发过具有重要意义的指示和采取过实质性的配合与增援。他们是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得到左路红九军古浪失利的消息的。[169]我们由此看到在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进军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对两路红军在西退过程中的相互配合支援安排失当，特别是经过干柴洼战斗失利后，竟然没有引起警觉，致使红九军古浪惨遭更大失利。

　　(2)关于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西路军作战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的失利实际上就是左路红九军作战的失利。我们先从红九军战场指挥的角度，然后再从西路军领导人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时期作战的失利，并简要说明这种失利对西路军造成的影响。

　　(一)红九军指挥员战场指挥的责任问题。

　　对于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的教训，后来徐向前曾评论道：“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拚，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总部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他是负伤住院期间跟医院渡河的)前往九军，进行整顿。”[170]

　　十一月二十三日，西路军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总结九军失利的教训是：“指挥上有严重的缺点”，“致遭不应有之大损失”。[171]由此我们看到，从红九军战场指挥的角度来分析，战场指挥失误是造成古浪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误表现在：

　　①  没有守住城外制高点，组织好城内二线防御。本来，在古浪城周围是敌强我弱，要想减少伤亡，守住古浪城，就必须依托城防及城外制高点，修好工事，加强防御力量。古浪城外有两个制高点，也就是南山(又名古龙山)和西阳山(又名阳洼山)。这两个制高点距古浪城很近，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古浪城全貌，是守卫古浪城的天然屏障。如果守住这两个制高点，再配以城防工事，将防御与反攻结合起来，进行积极防御，组织起严密的防御体系，就会使九军的防御态势大为改观。如果这两个制高点一旦失去，那么敌人就可以居高临下，在山头上开炮、射击，如泰山压顶，九军就很难守住二线城防工事了。我们看到，当时的九军实力尚在，士气旺盛，如果组织得力，是能够在防御战中打出声威的。而红九军指挥员没有以城外制高点为防御核心，把城外制高点、城防与突击队的反击相结合，通过积极防御，组织起坚强有力的防御体系，结果导致这两个制高点失去，致使城防很快被攻破，古浪失守。王树声总结古浪之战的教训时说：“从指挥上说，这仗欠妥当啊!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确实不利防守;可如果把守好城外的制高点，先把敌挡住，再在城内做好第二道防线，情况就会好得多了。而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些，被敌人抢占了城外的高地。这就好比高山压顶，毫无办法。”[172]

　　②   在敌人的进攻之下，指挥员指挥部队死打硬拚，没有施行攻防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我们看到，在敌人进攻时，依靠城外制高点及城防工事，组织防御是正确的。但要把组织防御和有效反击结合起来。城外制高点与城防之间的空间，孤悬于城外的两个制高点之间的有效配合，为实施反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可是，当时的九军指挥员却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防御和反攻有机的结合起来，导致在敌人的优势兵力进攻下，消极防御，被动应战，造成严重失利。而反击在没有迂回包围和友军策应的情况下，注意不要脱离防御工事的有效范围，防止离开工事太远而被敌人杀“回马枪”。古浪之战后，李聚奎到红九军任参谋长，他认为九军指挥员在战术上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己。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拚命战，结果虽将敌击溃，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拚命战挽救战局。”[173]

　　③   没有及早组织撤退，致使九军遭受严重损失。在敌人重兵围攻之下，从敌人攻击的猛烈程度及势头可以判断出敌人对古浪城是志在必得的。在九军遭到敌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应该及时将当时面临的敌情报告西路军总部，而总部也应该及时对九军的作战及行动作出指示。当时九军与西路军总指挥部之间的电报联系是畅通的，我们现在尚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联系情况。九军是在苦战三天后才被迫放弃古浪的，在西路军主力不能及时赶来援助的情况下，九军指挥员应该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态势及战况，及早组织突围，保存实力，避免进行这样的阵地战和消耗战。因为敌强我弱，西路军又处于外线作战，补给困难，这种作战是西路军消耗不起的。如果西路军长期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长此以往，有耗无补，既使没有被打败，这种消耗也会把西路军最终推向失败。我们现在尚不知道到底是西路军总指挥部不允许九军撤退呢，还是九军指挥员没有及时报告总指挥部要求撤退?不过从徐向前总结九军古浪失利的教训时说九军指挥员没有及时组织撤退是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判断似是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不管怎么样，没有及时组织撤退，确是九军遭受损失的重要原因。

　　以上我们从战场指挥的角度分析了红九军在古浪失利的原因，我们看到如果战场指挥得当，本来象红九军在古浪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当然从战场指挥的角度无疑是红九军指挥员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在红九军进行古浪战斗时，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就在古浪，不过是因为有病才没有参加指挥古浪之战的。[174]王树声就是有病，但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就是不参加具体的指挥，也应该在组织防御和及时撤离方面进行必要的指导。作为西路军的副总指挥，红九军领导人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的。他尽管有病，但在这方面却疏于指导，因而我们说他对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这个分析可以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二月九日致中央的电报 “玉清随我们学习。树声在这几次战斗中，已公开承认其思想、战术上的错误，下大决心意献九军。”中得到证明[175]

　　(二)  关于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责任问题。

　　前面我们从战场指挥的角度分析了红九军指挥员在古浪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现在我们再从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在红九军古浪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①   平大古凉战役执行前的情报侦察失误是导致这个时期西路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因素。在平大古凉战役发起前，西路军对甘、青二马的情报侦察出现了失误，因而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的兵力部署和进攻重点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成为导致这个时期西路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看到，西路军兵分左右两路向西进军。红三十军、五军及总部这一路，绕大靖，掠凉州，降土门，不战而进永昌，乘胜攻占山丹，进军异常顺利。而九军却在经过镇虏堡时，遭到敌机四小时轰炸，九军昼夜兼程，急速前进。随后马元海率领甘、青二马主力在后面紧追不舍，经过干柴洼两天急烈的战斗，九军过河后首次作战失利，又经横凉山战斗，直到古浪城的三天恶战，致使九军损失兵力达三分之一，元气大伤。当时西路军右路是主力，有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部直属队，而左路就只有红九军，显然马家军是避开西路军主力，而集中主力来对付左路红九军的。我们知道，西路军电台的破译效率是很高的，[176]当时的侦察系统也没有受到损失，可是在情报侦察上西路军却没有发现马家军正在集中主力来打击红九军，而对右路西路军主力则采取防御态势。这种情报侦察上的失误，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情判断的错误，从而影响到作战部署，致使左右两路红军之间缺乏策应配合，导致红九军孤军奋战，遭受严重损失。

　　②   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我力量对比及甘、青二马的战斗力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因而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存在轻敌思想。这种轻敌思想的产生，不仅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对甘、青二马的偏见，而且还与他们在西渡后由于马家军猝不及防，西路军节节胜利，进展顺利有关。这种轻敌思想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战斗力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影响到战役的部署和指挥，这就造成了西路军领导人在九军作战失利战役指挥方面的责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一支脱离后方深入外线作战的部队，在与敌人兵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能够集中兵力，保证初战必胜，更要谨慎行事，详细侦察，根据在侦察过程中所获得的敌人的信息，周密谋划，以便对进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提前作出预案，同时也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我们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关于西退的态度是乐观的。对此，徐向前后来回忆道：“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177]

　　③   由于轻敌及侦察失误导致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这两路红军又缺乏必要的策应与支持，致使左路红九军孤军奋战，遭受惨重损失，这就形成了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重要失误。我们看到，西路军是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右路是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部，是西路军的主力。而左路就只有红九军。这种分兵固然是由于河西村落分散，部队按一条路线行军在筹粮驻扎方面多有不便，也有扩大纵深，在必要时互相策应的考虑，但同时这又是与他们轻敌及侦察失误分不开的。本来，西路军相对于甘、青二马来说，就兵力上处于劣势，且又因河西特殊的民情难以及时得到有效补充，因而这种分兵自然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力量。既然兵分两路向西退却，就应该对这两路红军在行进途中的联系与沟通，如遇敌情，进行策应增援的有关事宜作出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西路军领导人当时也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了，因而我们从逻辑上判断，作出了分兵西退的决定，他们应该想到鉴于右路是西路军主力，而左路红九军是支队，马家军有可能避开右路西路军主力，而集中甘、青二马主力来进攻左路红九军，因而及早对此有所部署和安排。就算是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西路军出发前也没有就左右两路红军的策应与增援问题作出安排，但是在行进途中两路红军还是应该保持联系的。西路军总指挥部由于在右路，应该及时了解左路红九军行进的方位，遇到的敌情，出现的困难，部队的减员等等情况，红九军指挥员也应该及时将这些情况向西路军总指挥部进行报告。从军事常识及指挥程序上来说，这是必然的。当时西路军总部和红九军的联系是畅通的，按说西路军总部也应该是收到这种报告的。

　　这样从十一月九日夜出发后，红九军一路经过镇虏堡敌机四个小时轰炸，在干柴洼遭到马元海率领的甘、青二马主力的围堵，在横凉山又经过激战，于十四日到达古浪城。而右路红三十军却绕大靖，掠凉州，降土门，行动异常顺利。从左路红九军一路激战，而右路红三十军一路顺风来分析，这两路红军遭遇的敌情不同;再又结合红军兵分两路后，右路是西路军主力，而左路是支队的兵力部署来思考，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得出马家军避开红军主力，正在集中兵力对付左路红九军的结论。就是在由于轻敌及侦察不实而导致战役部署存在失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们也应该根据两路红军的战况作出这个判断并及早采取对策了。如果那样的话，就有可能避免古浪战斗的惨重损失。可惜的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在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④   由于没有对两路红军的战况进行分析并得出关于敌人兵力部署的正确判断，因而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古浪战斗中没有对红九军进行及时指导，致使红九军古浪折兵，元气大伤，这又造成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又一个严重失误。我们知道，古浪战斗是在十一月十六日拂晓开始的，一直打到十八日夜才被迫撤退。在古浪保卫战前，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根据两路红军遭遇的不同，对马家军正在集中兵力打击红九军的用兵部署作出判断，及早采取对策：或者对古浪的防御战及作战指挥进行指导，或者指示红九军及早撤出古浪，或者派兵增援，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这个时间内西路军总部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对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感到“出人意料”。[178]古浪作战失利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在阵地防御及作战指挥方面的错误，但通过前面我们的分析在西路军分兵、两路红军的相互策应与支持、由于两路红军遭遇敌情的不同而对敌人兵力部署的判断及采取的对策方面，西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显然在战役指挥上也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轻视甘、青二马，认为甘、青二马的战斗力不及蒋介石的中央军。正是由于这种轻敌，才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向西退却时兵分两路，这样就分散了兵力，反而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使得敌人有机会集中兵力来打击红九军。按说，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西路军领导人应该预先作好在退却过程中一旦遭遇突袭左右两路如何策应的应急方案。同时，他们也应该想到在向西退却过程中两路红军不应相隔太远，以便能够互相策应配合，集中全力对敌。我们看到，尽管红九军一路战斗频繁，行进艰难，但是在和右路主力会合前，一直是红九军孤军奋战，而没有得到右路的支持和援助。红九军在古浪也是经过三天苦战后才被迫突围的。就是由于侦察失误，在西路军兵分两路的情况下，主力集中于右军，西路军领导人也应该想到马家军有可能集中主力来攻击红九军，在右路进军异常顺利的情况下，而红九军一路战斗激烈，恶仗不断，也应该使他们警觉到马家军可能将主力集中于左路了。当时，西路军总部与红九军的通讯联系是畅通的，红九军指挥员应该是每天都将面临的敌情及有关作战事宜上报给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我们从平大古凉战役期间红九军一路孤军奋战的历程看，西路军领导人似乎并没有对两路分兵，马家军集中兵力来重点打击红九军的行动有所察觉，因而也没有对西路军的作战部署及时进行调整，以便于策应九军。我们也没有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对古浪战斗发出适宜的指示。

　　这样我们就得出如下结论：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兵力的部署和进攻重点的判断上，在向西进军的分兵上，左右两军的配合策应上，以及对九军作战的及时指导上，均出现了严重失误。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失利主要表现在左路红九军的失利上。红九军作战的失利，又表现在干柴洼和古浪战斗上，而以古浪作战的损失尤为让人痛心。这种损失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没有组织好阵地防御，指挥上死打硬拚，没有实施攻防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没有及早组织撤退等原因，但是在西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由于轻敌及侦察失误，导致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及两路红军缺乏密切配合的部署上就已经埋下了失利的隐患。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又没有及时对两路红军遇到的不同敌情进行分析，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做出正确判断，并果断制定对策，因而也就难以避免红九军在古浪的严重损失了。

　　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西路军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遭受的损失，固然是由于深入外线作战，远离后方，补给困难，马家军在兵力对比上占有优势，骑兵众多，具有强大的机动性，后勤补给便捷等因素，但这不过是决定战争胜负可能性的重要条件，还远远不是现实。我们试想，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一支红军不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打仗的。要想取得战斗的胜利，红军指挥员必须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并配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激情及献身精神，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术上的优势，来战胜敌人并发展壮大的。因而，通过以上我们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出现指挥上(既有战场指挥上的，也有战役指挥上的。)的失误，象红九军的严重失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损失当然会有，但绝不会导致红九军伤筋动骨，元气大伤。红九军和红三十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当然也更是西路军的主力军，是西路军的两只铁拳。古浪一战，使红九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干部损失尤为严重，以致于再难提起，这严重消弱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使得西路军以后的作战只得主要依靠红三十军，给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蒙上了严重的阴影。

　　这种严重的损失主要还是作战指挥上的责任。这个责任既有红九军指挥员的，也有西路军领导人的。当然从平大古凉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应该对战役期间出现的严重失利负主要责任。

　　在古浪战斗后，西路军领导人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给予撤职处分，让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担任九军军长，调李聚奎担任九军参谋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的这种作法似乎有不同意见。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关于撤换九军军级首长，我们认为有慎重之必要，因为他们均是高级干部，培养是不容易的。他们错误的严重性是应该严重指出的，给他们深刻的批评，务使他们明白错误范围与性质，是完全必要的，但给予撤职处分则不适宜。我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固执自己的错误而承认改正，应该继续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在工作中求得确实的转变，这是干部政策应注意的原则之一。”[179]这里我们看到，中央是不赞成西路军领导人给予九军军长以撤职处分的。这不仅是党的干部政策的要求，也是鉴于在甘西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更需要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团结一致，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同时，中央也认识到造成九军重大损失的结果，不仅有九军指挥员的责任，而且也有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我们在以后引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会指出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缺点的。

　　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总结失利的教训时，西路军领导人只是把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简单地撤职就了事了，而没有对战役期间的严重失利作出深层次的思考：

　　这种深层次的思考之一，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检讨在战役失利上的主要责任，从而对他们的战略战术进行反思，并及时作出调整。我们看到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在抢占要地，兵力分散，各部之间缺乏密切的支援配合方面存在严重失误，而在以后的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与倪家营子期间这种失误仍然存在。这就致使西路军难以集中必要的兵力，积极谋势，创造战机，打歼灭战，而不得不仍然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这是一种“乞丐向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180]就凭这种作战方式也会最终注定西路军的败局。

　　这种深层次的思考之二，就是红九军的失利应该启发西路军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方向再次进行审慎评估。通过红九军的失利，他们对敌我力量对比，向西退却的困难和风险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应该对西路军继续向西退却进行周密的思考，经过认真分析，作出理性的判断。在西退无路的情况下，及早组织东返。红九军古浪失利后，虽然已经严重影响了西路军的战斗力，这个时候东返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但是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在作战上还是游刃有余的。从前文中央十一月十一日的电报也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为西路军东返设立限制。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西路军还有两次东返的机会，但西路军领导人都是以东返有重兵围堵为由主动地放弃了这两次机会，这样也就最终奠定了西路军最后近乎覆灭的悲剧命运。

　　以上我们根据目前公开的历史资料，通过对西路军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的分析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在获得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支持和授权后，又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将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立即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这个西退计划。为了便于开展河西的工作，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表明他们西退要求的同时，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基本同意他们这个要求的时候，还就东返和西退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列举了不少理由说明依靠他们现有力量，能够完成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这两大任务，以求说服中央同意他们的西退要求。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时还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经过反复思考后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向西退却。

　　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右路红三十军、红五军、西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是西路军的主力，进军顺利。而左路红九军却在马家军的重兵围堵下惨遭损失，给西路军的西退蒙上了严重的阴影。左路红九军的作战失利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但从战役指挥的角度上看无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由此汲取教训，从战略行动方向上对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就西路军的战略战术进行反省和检讨，仍然指挥西路军继续向西退却，在战略战术上也没有明显的改进，逐渐造成了西路军悲剧性的命运。

　　六、安营扎寨—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

　　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掠过凉州，兵锋直指永昌，守城敌军闻风逃窜，于十一月十八日不战而下永昌。二十一日，程世才又率军乘胜攻占山丹。随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红三十军防务。红三十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全部集中于永昌水泉子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攻占永昌、山丹后，在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西路军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山丹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撤离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西路军停留该地，果真是配合河东红军的需要吗?西安事变发生后对西路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搞清的问题。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产生严重分岐。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定了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要西路军依靠自己战胜甘、青二马，河东“只有战胜胡军”，“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的方针。

　　十一月十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

　　“甲、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果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与远方见面时焕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

　　丙、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汽车送，正办交涉中。

　　丁、袁立夫不要派去，无安全保障;邓发以公开名义西行，还经过五个月，新疆没有护照不准入口。”[181]

　　从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之所以采取这个方针，是由于中央尚未得到苏联援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明确保证，同时指出安西、哈密间环境恶劣，物资贫乏，人烟稀少，不利于大部队前往，为慎重计，才做出西路军暂时留住该地的决定。中央让西路军控制古浪险要，保持东面回旋余地，就是为了一旦西出不利时，能够使西路军东返。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本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就感到忧虑，在苏联援助尚未落实前，西路军是不宜深入到甘、肃州及以西荒凉地带的，因而中央才让西路军暂停永昌、山丹地区，同时保留东返后路，一旦时局不利，可以随时返回河东，免遭重创。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袁立夫可随进占安西之部队同去到安西，再向哈密。接济军用品、弹药及派人接洽帮助等事，正同彼方接洽中，结果如何，容后告知。”此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正为援助事宜进行紧急磋商，二十三日，毛泽东、张闻天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182]

　　我们看到，中央仍然是要西路军主力停留在永昌、肃州地区，可以以一部向肃州、安西发展，西路军可派代表直接与苏联进行联系，但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苏联反对退入新疆。中央让西路军“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实际上还是防止万一情况有变，为西路军能够顺利返回河东提前作好准备。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五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83]

　　这里毛泽东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远方援助，全靠自己打开局面。这实际上是说要让西路军不要寄望于依靠苏联援助，而要依靠西路军自身来战胜甘、青二马。这时西路军刚刚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尚有一万八千人左右，还要在这里呆上一个月。毛泽东这个话讲得也并不迟，而实际上西路军领导人并没有听得进去，更没有见之于他们的行动。这对西路军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成为后来中央与他们的主要分歧之一。

　　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

　　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

　　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184]

　　在这封电报中对西路军向西进军又作了周密的布署和安排，明确说明在至少两个半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河东红军主力暂不西渡，重申了要西路军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河东红军西渡援助西路军问题，后来成为西路军与中央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针对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提出帮助和策应西路军的意见，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强调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于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185]这也就是说在当前态势下，河东红军是无法向河西增兵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乃至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重大分歧。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河东红军不能再向河西增兵呢?我们从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北上后，红军主力必须是东进而不是西退到黄河以西，但并不反对适时组织一个支队向西打通国际联系。黄河以东不论在经济、人口、民情、地缘等方面均比河西要好得多，向东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帜来，因而东进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革命力量的发展上都是非常有力的。从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着想，革命的重心在河东，决不在河西。当时西路军已经拉走了全部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其中红三十军和红九军还是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如果再向河西增兵，进而像西路军领导人建议的那样红军主力西渡黄河，这实际上就意谓着革命的重心脱离河东，向河西转移，这不仅违背中央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而且更重要的是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使我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难以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失去发展壮大的机会，同时也会严重损害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况且，当时胡宗南部等国民党军正在对陕北根据地进行“围剿”，河东的红军因为消灭胡宗南部，保卫苏区的需要，也难以抽兵西渡，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再向河西增兵，而且拒绝了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建议。[186]

　　(2)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主张继续西退，打通国际联系，以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歼灭甘、青二马;要求河东帮助和策应西路军，却没有将战胜河西甘、青二马的着眼点放在西路军自我奋斗上。但在中央做工作后，也基本上同意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十一月十六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认为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他们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我们需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为他们太孤立，并需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十七日，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致电西路军：“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和张国焘联名致电中革军委，转告了西路军的意图。电文指出：“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要无困难年前可达，并决定袁立夫秘密入新疆转国际联络。”“请以上项转国际，并望能于西路军到达安西控制交通后，即取得远方初步接济(目前弹药最缺)，以便回攻。”[187]。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主张要对西路军提供帮助，要西路军迅速西进，取得武器装备后再歼敌。张国焘的这种设想具有盲目性。西路军在不给追敌以重创乃至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难以顺利西进的。西路军西进后，苏联能否及时给予援助?在没有得到苏联保证的情况下，西路军进到肃州、安西荒凉地带，不仅难以获得苏联援助，而且在追兵打击下就连生存也会面临严重威胁。至于帮助西路军，由于我党只有向东才能有所发展，才符合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当时在河东红军主力又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西路军又已占红军力量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从维护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河东是难以再调兵西去的。我们看到，张国焘此时主张西退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与他在西路军西渡及海打战役时的态度一样，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待获得武器装备后再决战。这种避战行为最终导致了宁夏战役计划的被迫中止和西路军的分路冒进，酿成了严重后果。

　　十一月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西路军行动方针提出意见。电文指出：

　　甲、(一)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方向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二)具体部署在甘州占领后，可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三十两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大大的扩红、筹资，准备灭敌。

　　(三)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

　　……

　　(七)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惟远方路途，也须调查清楚。

　　乙、毛炳文部大约已到大小兰塘，于学忠抽两个师对你方，该敌似以加紧封锁黄河兰州、靖远，中卫(段)，敌大部对你方，企图封锁你们，不以再东出。……[188]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与此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是不同的，而与中央十八日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的布署是一致的，不过比十八日电报更详细了一些。这说明周恩来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后，经过做工作，使张国焘同意了中央的布署，然后他们再向西路军领导人联名发电，以使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方针落到实处。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关于苏联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仍然没有落实。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要河东为西路军提供帮助和策应，显然有让河东向河西增兵的意图。这种增兵预示着革命重心有从河东向河西转移的迹象。这个意图和张国焘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期间采取的西退主张是一致的。同时张国焘还仍然如以前一样主张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从保存实力角度考虑避免和国民党军决战，这样过分依赖苏联武器装备而不是依靠自我奋斗表现了张国焘对依靠自己现有力量战胜敌人缺乏信心，这种信心不足在路线上的表现就是继续主张西退(为了获得武器装备)，反对东进。这种将西路军战胜敌人放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和河东帮助上，而不是主要依靠西路军自己力量去战胜甘、青二马的观念，也对西路军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在建立根据地和继续西退方面存在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陈昌浩主张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而徐向前主张继续向西退却，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但这种分歧只是一种表象，而在本质上徐向前和陈昌浩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他们均没有确立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信心和方法上。

　　在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现在我们首先引用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来评述他们当时的观点。

　　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

　　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189]

　　那么，在当时徐向前的主张又是什么呢?据徐向前回忆：“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190]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显然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是难以建立起根据地的，因而他主张西路军应该迅速西去，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和马家军决战。而陈昌浩则对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充满信心。在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的估计上，徐向前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正是由于没有消灭敌人，因而在这个地区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徐向前的认识是正确的。

　　徐向前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徐向前的失误恰恰在于他没有将着眼点放在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去在这个地区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去消灭敌人上。他幻想往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他就将西路军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能否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在马家军围追堵截而没有被西路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能不能顺利西退这个问题先不考虑，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在交接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使西路军贸然深入到甘州、肃州西部荒凉地区，那对西路军又意味着什么呢?既不能向新疆退却，这个地区比起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更大，严酷的生存环境不但会大大消弱西路军的战斗力，而且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还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这样我们看到，徐向前实际上是没有确立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和信心。

　　陈昌浩后来回忆说：“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惟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也能往’，不击退敌人又如何能取得东西到手呢?”[191]

　　这是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在检查报告中总结失败教训时的一段话。在这个反思中陈昌浩认识到，如果不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是无法完成打通远方任务的。同样，如果不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也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西路军领导人是具有保存实力，避战心理的，希望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甘、青二马决战。这种作法导致西路军在古浪和永昌、山丹地区没有集中兵力打敌，结果也难以逃脱追敌的打击，使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兵力分散，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造成巨大损失。

　　陈昌浩是不是机械地执行中央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呢?我们研究后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本来在西路军领导人十一月十二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出过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192]，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说明苏联援助尚未落实，而且肃州以西环境险恶，这种情况下西路军贸然向甘、肃两州及以西地区进军显然是不利的。因而，陈昌浩经过思考后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适时再向肃州、安西进军。我们研究后认为这才是陈昌浩接受中央方针的原因。

　　这里我们看到，虽然陈昌浩对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的估计上存在失误，但是在没有得到苏联交接武器装备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切消息前，采取稳妥态度，不急于向肃州以西进军，而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以求西路军之生存则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正确中又交织着错误。作为西路军的第一负责人，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他没有将消灭敌人作为创立根据地的第一要务。却分兵把守堡寨，导致兵力分散，作战被动，反而易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之所以如此，实际上他这时仍然存在着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保存实力的想法，存在着避战心理，因而就没有在和马家军周旋中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去消灭敌人。这样就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而不是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来战胜敌人。这种作法成为导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乃至最后不得不撤离这个地区的主要原因。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致电党中央、中革命军委和红军总部，反映：“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决集主力在甘、永线上，甚至肃、甘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十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发出一封长电，详述了西路军面临的情况：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则无生还。

　　丙、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一千八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余;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都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军已到甘(州)东二十里铺。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时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辛、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三日，伤亡五百余，昨晚以二六五团夜袭骚敌，获马马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敌死尸未运者三百余，其一团团长打死未抬走。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歼敌。[193]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反映了他们面临的敌情、所处的地形及西路军自身的作战状况和兵力现状，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因而“难在甘东灭敌”，因而向中央请示方针。由这里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已经缺乏信心，可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知道，西路军当时的作战部队(不含指挥部直属部队)尚有一万四千人左右，西路军的实力仍存，那么他们要向中央要什么方针呢?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电报中曾指示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而十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据徐向前说是他起草的，他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194]联系到他和陈昌浩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上的不同意见，很显然徐向前是要中央同意西路军主力继续向西，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这种在苏联援助尚无着落的情况下，贸然向西退却的后果却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

　　正是由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在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敌人缺乏信心，因而他们才打电报希望河东主力前来河西。

　　十二月六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建议红军主力西渡，向河西走廊进军。电文指出：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如下意见：

　　1、抗日形势仍未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

　　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

　　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

　　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

　　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丑(注：应为五，即五佛寺)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者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195]

　　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西渡，十二月六日，西路军还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西路军主力准备东返。电文说：“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骑师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远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196]

　　十二月九日，西路军就河西敌我两军的情况及加强九军的措施致电中央，“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到三十到四十天休息”，再一次建议“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197]

　　从西路军领导人建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来看，随着红军主力的西渡，那么河东必然会被国民党军占领，我党领导的革命重心也就由河东转移到河西。从这里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革命重心应该在河东而不在河西，只有向河东发展才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利益缺乏清醒地认识。正是他们这种认识上的失误，才导致了他们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直至一味主张西路军向西退却。这种认识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他们对当前形势中的敌我力量对比及依靠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缺乏所致，同时也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们违背中央北上方针跟随张国焘南下的行为密切相关，又与毛儿盖会议中央确立的东进方针相抵触，客观上承袭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从西路军领导人要红军主力西渡来看，显然是对他们依靠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缺乏信心，希望红军主力西渡来帮助他们消灭二马，因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西路军将战胜甘、青二马放在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上。这和寄望于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一样也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这种认识后来对西路军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方面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他们同样都缺乏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这种信心缺乏的原因还不是由于西路军已经失去了和甘、青二马作战的实力，而主要是西路军领导人的避战心理和作战方法所致。这种不是将战胜敌人的希望立足于自我奋斗，而是寄托于外力的援助上，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为。这种外力既表现为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也表现为河东红军主力的西渡。西路军领导人寄希望于外力，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来和甘、青二马进行战斗，这成为西路军失败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暂时留住一个时期，建立根据地，以便将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并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寄望于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西路军总体上应该采取避战态度，获得苏联装备后再和甘、青二马决战。因而，应该继续向西退却，打通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提出要河东红军来河西帮助西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张国焘的工作，因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也同意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由此我们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西路军领导人的分歧在于：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继续西退;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是必须依靠外力(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西渡)，还是依靠西路军自身奋斗;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下文当有论述)。

　　2、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创建根据地，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西路军为什么要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呢?西路军在这一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主观指导上的失误，还是有着不得已的原因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返回河东;二是继续西退;三是就地发展，创建根据地。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不论是红军总部，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均认为东返难度更大。当时西路军还有一万八千人，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还是可以打通苏联的。同时他们也不甘心于放弃西渡后的征战所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是不会选择东返的。这样他们就只有在西退和就地建立根据地之间进行选择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在该地停留了一个多月才进行西退呢?我们认为原因如下：

　　(1)苏联援助不明是导致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西路军西退时，肩负两大任务：一是打通苏联联系;二是创建根据地。这两大任务是由西路军领导人主动提出并经中央认可的。党中央是在要求共产国际“切实无误”地从新疆提供物资并获得他们的保证后，才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但当西路军进到永昌、山丹地区后，共产国际就援助的时间、地点、方式及物资种类仍然没有明确答复。党中央是无法左右共产国际决策的，只有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请求他们尽快解决援助问题。这样在共产国际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同时鉴于肃州、安西一带，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物资奇缺，苏联又明确表示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为了不使西路军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进入该地，与河东相隔太远，保留必要的回旋余地，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让西路军 “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2)独立向西，力求建立根据地，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是导致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二。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才能在河西站稳脚跟，才有利于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建立抗日战争的巩固后方。不论是西路军领导人给中央的电报，还是中央征求意见的《作战新计划》，都提出了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永昌、山丹地区处于河西走廊蜂腰部，从地形等方面也有种种弊端，我们承认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确实是困难的。但既然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永昌、山丹地区不论从人口、物产还是经济状况要比甘、肃州及以西地区好得多，且又离河东较近，便于联系和策应，因而从整个甘西来看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比较适宜的。我们不能因为后来西路军失败了，在这个地区建立的根据地没有存在下去，就简单地认为在这个地区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要建立根据地，首先就必须消灭敌人，这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在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根据地是难以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西路军过河后，分兵冒进，处于战略进攻下的战术防御状态，被动出击，打得是击溃战、消耗战和阵地战，始终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样在敌人肆虐猖狂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3)在条件不具备时，避免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保持西路军东边回旋余地，以求与河东红军成策应之势，一旦西路军如遇不测，可立即返回河东。我们看到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电报中就有防止东边被毛炳文部过早占领，保持西路军回旋余地的要求。本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就有顾虑，不过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主动要求下最后才不得不同意的。当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中央显然对西路军继续西退是忧心忡忡的。由于当时河东红军主力正在与国民党重兵作战，一旦西路军如遇险境，河东是难以抽兵到河西去直接援助西路军的，因而中央在要求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打开局面的同时，又为避免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预先为西路军一旦如遇不测重返河东留下后路，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要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方针，也是导致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准确界定这个方针在导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中央在苏联对西路军援助不明和西路军表示要担负起创建河西根据地任务而又不愿东返的情况下，中央才从开辟河西根据地和巩固抗日后方的要求出发，制定了这个方针。由此看来这个方针恰恰是在苏联援助不明和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要创建河西根据地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前两个因素派生出来的。既使这样，鉴于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方针毕竟是中央制定的，不管处于何种意图西路军领导人毕竟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因而我们说中央也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由此看来，中共中央下达的这个方针绝不是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充其量也仅仅算是重要原因。

　　(5)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我们看到没有将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却对外力抱有幻想。这始终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弱点。作为担负一个方面独立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应该根据所面临的瞬息万变的形势，独立思考，果断决策，尽可能保全革命力量，以保证任务的完成。当时我军过河后作战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西路军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到底如何?面临的困难是什么?这些困难能不能克服?当时到底是应该西退还是东返?西退和东返的希望有多大?各有什么利害得失?从当时情况看，如果难以在这个地区创建根据地，又难以立即西退的话，就只有果断决定返回河东，免得在这里被动挨打，白白损失革命力量。对这些情况西路军领导人始终没有能够进行深入而又周密的分析，对西路军的发展做出一个清醒的估计，因而他们也就难以做出正确决策。这样就导致西路军领导人犹豫徘徊，舍不下已经到手的根据地，不愿意放弃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的希望，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脱离险境了。

　　(6)西安事变发生后，对西路军滞留永昌、山丹地区也有重要影响。西路军是在十一月十八日占领永昌，二十一日又占领山丹的，到西安事变发生时，西路军已经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二十一天。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开始也并没有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只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向中央建议要西路军东进策应东北军，但十二月二十五日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取消了这个东进命令。据现在公开的电报是二十七日中央电告西路军，仍然执行原定任务的。由此看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仅仅发生在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内，这绝不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主要原因。过分强调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策应河东而导致西路军长期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由以上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苏联援助不明和力求独立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的主要原因，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期停留的原因却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终导致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这对西路军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3、西路军是为了要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而受命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吗?

　　有人认为中央作出西路军在“现地区停留一时期”的方针，是由于根据《作战新计划》的规定，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因而中央让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这样会造成河东主力红军和西路军在河西会师的假象，为河东主力红军转移创造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导致了西路军长时间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198]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再作进一步分析。

　　我们知道，在十一月八日中革军委下发的《作战新计划》中，确有河东主力转移的设想。一般来说，如果要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要求就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以便于沟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但在这个计划中并没有要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在当时中央致西路军和其他领导人的电报及相关会议记录中也没有发现要西路军配合河东主力转移的要求。因而我们说其码到现在为止尚未发现中革军委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意图的文字依据。

　　至于有人说，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可以牵制敌军，策应河东红军主力的转移。我们看到，西路军西渡黄河后，确实吸引了一部分国民党军(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到河西来，减轻了河东的压力，对河东红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策应作用。但河东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没有西渡黄河，仍在河东“围剿”红军。作为与西路军交战的马家军来说，其作战范围主要在河西，主力一般不会到河东作战。我们的这个判断可以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时，马家军主力也没有东渡黄河直接配合胡宗南部与陕北人民解放军作战中得到验证。这样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防止甘、青二马出兵河东，而将甘、青二马主力牵制于河西的说法就很难成立。

　　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不仅是为了追击西路军而西渡黄河的，也是为了防止西路军重返河东而布置的堵截力量。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毛炳文军与杨德亮旅由于西路军西进，又有甘、青二马的阻隔，实际上一直处于“观战”状态，并没有和西路军交战。这两支国民党军要由甘、青二马与西路军的交战态势及结果来决定其去向，他们实际是甘、青二马的预备队。不管西路军停留在甘西什么方位，只要甘、青二马与西路军的交战没有结束，只要西路军没有返回河东，河东国民党军的战场形势没有恶化，这两支国民党军在短时间内一般不会撤去。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牵制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之说似也难以讲得通。

　　我们可以设想，由于西路军在河西受到甘、青二马围堵，交战正酣，又有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在黄河西岸一带追击拦截，虎视眈眈，东边再有黄河相隔。在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河东红军在国民党军进逼下被迫放弃了西征以来的大片土地，向东转移。同时西路军也已西退到河西走廊的蜂腰部—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又是步兵，从作战态势上看，河东国民党军一般不大担心西路军会到河东来对其造成重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对河东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牵制作用并不明显，也就难以起到牵制河东国民党军，以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的作用，造成西路军与河东红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有人从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五日致西路军领导人“在你们打破马敌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199]的电文中引申出中央要求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如果孤立地看这段电文，容易使人们误认为是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向东发展，以便策应河东。但是我们从前文对决定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诸多因素的分析来看，策应河东决不是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一步，恰恰是为了使其不隔断与河东的联系，保持东边回旋余地，防止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以使西路军在河西的发展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中央正是从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这个现实出发，才要求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的，而不是中央为了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才命令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否则的话，就可能使我们的研究进入误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让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之说，既没有得到中央意图西路军配合河东的相关文献上的支持，也不是以西路军西渡后黄河两岸敌我力量对比及分布状况的深入分析为依据，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事后凭着主观想象演绎出来的附会之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说西路军之所以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时期停留，是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是为了大局而作出的必要牺牲，从而为西路军的失败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以便于为西路军“正名”提供“证据”。

　　当然，我们也承认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期间确实在客观上对河东红军从战略上而非战役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策应作用。但这种策应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就表现在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将河东的国民党军队调往河西，反而是河东的山城堡大捷后，迫使毛炳文军撤离河西，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4、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果真是因为要策应河东形势而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

　　从西安事变十二月十二日发生到西路军十二月二十七日撤离山丹，共有十五天时间。这果真是因为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又迫使西路军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虽然要求河东红军配合张、杨，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但是并没有因河东形势突变就让西路军予以策应，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因为西路军作为一支独立担负战略任务的部队，且在已经深入甘西与甘、青二马激烈交战的情况下，中央为了保证西路军的安全和执行任务，对西路军采取了慎重态度，没有轻易改变西路军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尚未发现西安事变发生后十天内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的电报。

　　这里就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十二月十五日，军委主席团就西路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进行了部署：“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十五日，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央，称：“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所以，十二月十八日军委主席团又明确指示西路军：“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200]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实际上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中央在十五日电报中是要西路军主力仍然停留于这个地区，各派出一部向东接近兰州，向西占领安西。这和以前的方针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有要西路军准备接通兰州的要求，这与以前要求西路军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并无什么不同，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电报中有这样一句话就说中央要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况且随后中央又取消了这个要求，仍然转到打通远方的轨道上来。由此看来中央十二月十五日电报对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并没有产生影响。

　　十二月下旬，何应钦指挥国民党军进抵潼关，应张学良请求，中央开始要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作战。

　　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东进，逼进兰州，与东北军于学忠部打通。电文说：“王(王以哲)、张(张学良)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能做到否?请立复。?”二十二日，周恩来、林育英、王稼祥就西路军的行动从西安再次致电毛泽东：“一、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二、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否则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征求对东返的意见。[201]

　　我们从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的电报来看，中央开始并没有硬性要求他们东进，而是问他们东进有什么困难，能否达到东进目的。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央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的慎重态度。从西路军领导人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认为东进比西退难度更大。从陈昌浩十二月二十三日致中央的电报看，[202]西路军还是主张西退执行打通远方任务的。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如果中央要求东进，他们可以东进，但为减少伤亡，提出了两个条件，要求新疆运送物资和驻兰州的东北军策应。当然，我们说这两个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兰州的于学忠部受国民党中央军牵制自顾不暇，东北军又与甘、青二马关系恶劣。新疆盛世才部出兵，这里又涉及到苏联、盛世才、中共与国民党的复杂关系。这两者均非中央所能决定的。

　　二十四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再次要求西路军向兰州前进：“不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此时，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决心已定，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时局，分析东进的有利之处：

　　“一、时局在发展中，有改组南京政府之可能;抗日联军已经组成。红军为第三集团军。西安有款一千八百万，能支持十个月，东北军、西北军主力均集中西安，准备消灭东进之敌，只要打得二、三个胜仗，局面即可开展。我主力红军并准备出河南，但胡、毛、曾、关准备向固原、平凉进攻，我们以东北军五个师及红军一部固守与箝制其一个月。

　　二、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这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三、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03]

　　从这里我们看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从河东形势发展及配合友军作战的大局出发，最终做出了东北军东移的决定。

　　二十五日十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表示执行东进任务：

　　“(一)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二)估计到国内战争的长期性及目前西路军实际情况，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

　　(三)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204]我们看到，西路军从服从中央命令和顾从大局出发，表示执行中央东进命令。但是他们在提出东进要求友军配合的同时，还在作最后的努力，请求中央考虑他们在二十三日十二时电报中提出的继续西退，打通苏联的要求。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洛阳。二十五日晚二十四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十二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甘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205]

　　从周恩来电报中我们看到，他处理西路军东进也是很慎重的。在西路军提出的东进配合要求没有满足之前，周恩来从西路军的自身利益考虑，同时也从西路军领导人不愿东进的现实出发，提议取消西路军东进，仍执行原先任务。军委主席团取消了西路军的东进决定，同意西路军仍然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对打通远方的时机和作战方式，由西路军领导人自主决定。我们看到中央对西路军并没有采取一种硬性的规定，而是采取一种宽松的方式，在大政方针确立以后，具体行动由西路军领导人自主决定，下放了权力，使西路军领导人拥有自主权。这对担负一个方面独立作战任务的部队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注意到，从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征求西路军东进意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决定西路军西退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共五天时间。而从中央正式确定西路军东进到取消这个决定只有两天时间。当然，我们在分析中央要西路军东进对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影响时，还是应该以五天为准。

　　我们看到，从西安事变发生到中央向西路军征求东进意见时西路军已经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天时间，在这十天中我们没有发现中央要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配合河东形势的电报，因而在这十天内就难以说西路军是因为配合河东形势而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

　　这里我们要思索的是为什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到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征求西路军东移意见前，西路军领导人在这里仍然停留了十天呢?

　　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西路军领导人对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形势发展存在着盲目的乐观情绪。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处境，他们面前的困难和敌人依然如故。由于河东红军要配合张、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暂时无法支援西路军。西路军只有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当时与西路军在河西交战的甘、青二马，并非国民党中央军，因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会暂时停顿而不会从根本上影响马家军作战。因为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就是要在甘、青二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管南京政府谁当权，甘、南二马也会与西路军拚下去的。当时中央指示西路军和甘、青二马及杨德亮旅搞统一战线，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斗争策略上考虑也未尝不可一试，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清醒认识到西路军在没有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之前，要在甘、青二马的地盘上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统一战线也是难以搞起来的。只有通过战争，在歼灭敌人的基础上才能言和。西路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甘、青二马，目前甘、青二马未受到歼灭性打击，他们不会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放弃对西路军的进攻，西路军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由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西安事变后河西面临的形势存在乐观情绪，而未认识到他们面临的严峻形势不会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因而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摆脱困境，争取有利态势，这对以后西路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又停留了十五天。现存文献难以为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至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十天是因为要配合河东形势需要而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提供有力的证据。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五天，虽然中央明确提出了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但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决定西路军东移，二十五日又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取消了这个决定。这对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西路军实际上也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我们把这五天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三十六天比较来看，显然不能说西路军是因为要配合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期停留的。由此我们说配合河东形势决不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继续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

　　5、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甘、青二马惊慌失措，对西路军一度采取守势。如果当时要东进，这本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机会。我们看到，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前，这十天里西路军根本没有东进的准备。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时，西路军领导人经研究后认为东进阻力更大，不愿东返，仍然主张向西打通国际联系。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最后决定西路军东返后，西路军领导人在表示执行中央东返命令的同时，又提出西路军东返需要新疆友军派兵援助和驻兰州的东北军接应的条件。这又一次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返顾虑重重，持消极态度。这样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鉴于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退打通远方联系而不愿意东返的态度，就又让西路军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从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当时是不愿意东返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东返呢?

　　(1)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东返面临的阻力更大，难以顺利实现东返。

　　陈昌浩说：“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路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206]从陈昌浩的这个回忆中我们看到他们不愿东返还是因为认为东边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敌人兵力大，不便东返。

　　后来徐向前有个回忆：“二十二日，(中央)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两千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207]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显然是主张西退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多数人也持这种观点，而陈昌浩却主张东进。对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西路军东返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和以后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相比，到底那个损失大呢?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中的多数人显然对西路军西退存在着乐观的看法，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河西的敌情、民情、地形、天候仍然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因而对西路军的处境缺乏清醒的估计，而这导致了他们主动地放弃了东返的机会。按说，经过这两个月的河西征战他们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认识的。

　　从当时情况分析，西路军利用西安事变刚刚发生，甘、青二马和杨德亮旅惊慌未定的有利形势，而驻兰州的东北军不论从与中共的统战关系还是自身利益角度都会给西路军以帮助，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坚决打过去，本来是可以实现东返的。就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征询西路军东返意见时也是如此。西路军东返要脱离甘、青二马控制区域，鉴于当时西路军还有较强的力量，甘、青二马从保存实力角度考虑，也不会与西路军拚死作战。我们也可以从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战斗后，川军拉开阵势将红四方面军“挤出”四川的作战中得到验证。因而，西路军在这个时候不能东返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的意愿和决心问题。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在征询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时，西路军在河西已经呆了五十多天，按说他们经过征战的经验教训应该对甘西的敌情、地形、民情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西路军的生存和发展应该能够作出理性的判断。况且是在中央征询意见而非命令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表达他们真实想法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他们却放弃了东返的机会，选择了继续西退的方针。而随后不久的高台陷落和倪家营子的血战证明了这是一次错误的选择。

　　(2)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希望向西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然后杀一个“回马枪”，歼灭甘、青二马，创建河西根据地。

　　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昌浩等复电中央：

　　一、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二、战略方面目前应如何集兵，首先各个击破胡、毛、王部，奠定西北抗日基础，而速消灭扫清抗日后方，巩固兰州实属重要，西安当较次要。蒋介石确不可释放，如其无可利用或紧急时，必坚决枪毙之。

　　三、敌方情况，除三个旅在山丹以上外，余部主力同在永、凉线上，要求与我速战或迫我西进，便集中凉州以应事变。如我不西进，必难免于决战，过速西进可能使二马向兰州出兵。由山丹到兰州九百二十里，战备行军须十七日，由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凉以下可采古浪两条路。沿途多堡，天寒零下二十度，白天有零下十余度。敌骑有数千，行动速。而我军必采夜行军，病员已二千，如我们单独向兰州进，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

　　四、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

　　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208]

　　中央对西路军的建议高度重视。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毛泽东再次给周恩来发电，通报西路军的情况和东进的具体要求：

　　“1、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

　　2、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209]

　　从毛泽东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向周恩来转述了西路军的要求，这表明毛泽东对西路军提出继续西退和东北军配合的要求非常重视，对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持慎重态度。尽可能满足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要求，以便为西路军争取一个有利的东进条件。

　　从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昌浩等人复中央的电报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打通远方已无问题，不愿意放弃已经付出很大代价的打通远方问题。他们列举了许多东返的不利因素，说他们东返对河东难以起到应有的策应作用，为牵制二马，还可以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提出了东返要东北军和新疆配合的两个条件，其目的还是希望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

　　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根据当时的军事实力，是能够打通远方联系的，因而想继续西退，而不愿东返。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退能够打通远方，这个判断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当时西路军还具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士气也还正旺。但他们显然对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威胁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知道，西路军西渡以来，与马家军作战，主要打得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还没有打过一个像样的歼灭战，这固然有当时敌情、地形的限制，但是也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导思想密切相关。这样马家军在前一时期作战中虽损失严重，但由于能够随时抽调壮丁进行增补，其主力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尚未受到歼灭性打击，士气也正旺。按说西路军此时已经与马家军作战二个月，西路军领导人对前一时期西路军在作战中对马家军的打击状况、马家军现存的战斗实力以及当时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应该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但令人惋惜的是他们却仍然没有得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这从西路军西退后与马家军作战的失利中可以反映出来。

　　同时西路军领导人也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在没有得到苏联确切无误的保证的情况下，既使打到安西又有什么意义呢?那里的环境更为恶劣，不利于西路军生存。深入此地后，在甘、青二马的追击下，西路军处境会更为艰难。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把战胜甘、青二马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而没有放在依靠自己力量战胜敌人方面。有了这个观念对西路军来说是致命的。

　　(3)西路军西退是为了创建甘西根据地，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在西路军已经付出重大代价，深入到永昌、山丹地区，并在甘西创建了一定范围的根据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是不甘心于失去所得，放弃打通远方联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河西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的冷静分析，从而使他们难以认识到河西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致使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的决策脱离了现实，这给西路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在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中，除了十二月二十四日要西路军东移，而后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又取消了这个决定外，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与以前保持着一致性，并没有强制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尽管中央认为从整个战略方针着眼，以西路军东进对全局有利，[210]但在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退的情况下，中央最终还是采纳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在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期间，西路军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返回河东的愿望。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时他们明确表示不愿东返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出现的有利态势，本来是有利于西路军东返的，但西路军领导人却主动地放弃了这一机会。

　　6、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期间作战方式的评析。

　　西路军要在河西开辟一个新局面，就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建立根据地。而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够建立根据地。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消灭敌人，就必须力争打歼灭战，力戒打击溃战，严禁打阵地战和消耗战。要打歼灭战，就只有集中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迂回包抄，创造战机，这样才能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术上的优势，达到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目的。应该说这对于善于以弱胜强，具有丰富实战经验，从艰难困苦中冲杀过来的英勇红军来说是拿手好戏。但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却并非这样，这究竟是由于甘西的地形、民情和敌情使西路军根本无法采取这样的战术，还是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又以那一个原因占主要呢?或者是否另有别的隐情呢?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下来就是要创建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发动群众，分散兵力;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是一个矛盾。到底应该以那个为先呢?我们知道消灭敌人是创建根据地的根本前提。本来，在西路军深入甘西地带后，这个地方向来没有我党工作基础，受革命影响较小，群众基础薄弱，况且地理环境特殊，堡寨分散，马家军骑兵机动性强，来往快捷，在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之前，是没法建立根据地的。因而西路军只有在消灭敌人的前提下才能创建根据地。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西路军总共才一万八千人左右，抛去机关、病号和勤杂人员外，作战兵力大约有一万二千人左右，部署在永昌、山丹地区东起凉州西四十里铺，西至山丹大约东西三百余里，南北约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摆成“一字长蛇阵”，这自然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光永昌、山丹这两地就相隔二百余里。如果从战胜敌人着想，显然是两者只能防守一处，不可能两处均防守，因为这样会分散兵力。但西路军领导人将兵力作这样的布置后，造成了西路军作战的被动，也就失去了打歼灭战的条件。因为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西路军是步兵，既使有这样的战机，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集中兵力的。更何况分兵驻守各个据地，也无法创造战机。

　　我们从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地区后的兵力分布看，显然西路军领导人是以创建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为第一位的任务了。当时，西路军虽经古浪失利，但仍然保持较强军力，且士气正盛，是有力量进行歼灭性战斗的，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以创建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为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这种以创建根据地为第一位的兵力布署，导致西路军力量分散，不但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为创建根据地奠定基础，反而客观上给敌人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导致西路军在马家军的优势进攻面前，不得不以所占堡寨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消极防御，死打硬拚，被动应战，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看到，在战略上西路军深入甘西，处于进攻态势，但在战术上，也就是具体的战斗上，西路军因为要分兵守卫三百余里的各个要点，在每一个点上就变成了守势。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主要进行了凉州西四十里铺战斗、永昌八坝战斗、水磨关战斗、永昌保卫战和山丹保卫战这五次战斗。这五次战斗，只有山丹保卫战是红五军打的，其余战斗都是红三十军打的，红九军因为在古浪遭到重挫这个时候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而红三十军也被分割在多个堡寨，只能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集中主力打歼灭战，好的时候也仅能打成击溃战。这种战斗方式，对于深入外线作战，后方补给中断，主要依靠作战缴获才能进行补给的西路军来说，则是兵家之大忌。这种作战方法如不纠正，西路军是必败无疑的。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一个多月中，其作战方式始终没有出现根本性改观来看，尽管有敌情、地形和民情等条件的限制，但在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相当实力打歼灭战的情况下，如此分布兵力，进行战斗，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而要改变这种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就要改变作战方法，必须集中兵力，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但消灭敌人，而且还能够有所缴获，补充自己。要集中兵力，就必须根据作战需要主动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据点，这是西路军领导人不忍心的。我们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中几乎找不到他们为了作战胜利而主动放弃所占据点的例子。他们放弃据点，往往是在敌人攻击的情况下，在与敌人进行阵地战的反复拚杀后，不得已时才被迫放弃。比如凉州西四十里铺就是在血战三天后才被迫放弃的。永昌和山丹的放弃也与此相似。这样西路军为了保存所占据点就不得不采用与敌人进行死打硬拚的阵地战和消耗战，而不是进行主动灵活地进退，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由此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是造成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最终难以站稳脚跟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红军在战略上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由于对作战目标选择的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作战方法。在作战目标上是选择保存根据地还是消灭敌人，直接关系到在作战方法上选择打阵地战、消耗战还是打歼灭战。如果以保存根据地为作战目标，那么就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乃至于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如果以消灭敌人为作战目标，那么就要以运动战和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在永昌、山丹地区敌人向西路军进攻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不能正确处理保存根据地和消灭敌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作战指挥上出现了失误。这种失误表现在作战目标的选择上，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存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存根据地为作战目标，因而也就产生了以阵地战、消耗战乃至于击溃战为主的作战方法;也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以消灭敌人为作战目标，因而也就难以选择运动战和歼灭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法。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正是由于在作战目标选择上的错误才导致了他们在作战方法上的失误。而这种作战方法上的失误致使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不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导致西路军最终不得不撤离这个地区，埋下了西路军失败的隐患。这也就构成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那么，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敌情、民情和地形等因素的限制，导致西路军根本就失去了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条件和机会呢?

　　我们认为还不是这样。我们承认由于我军深入外线作战，没有群众相配合，后方补给中断，甘西地形狭长，地势平坦，堡寨分散，而甘、青二马骑兵机动性强，动作迅速，长于突击，补给便捷，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要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确实比较困难。但是西路军在永昌和山丹地区在不少方面还是具有优势的。在这长达一个多月里除了在短短五天时间内中央应张学良请求要西路军策应河东局势外，其它时间中央没有干预过西路军的行动，西路军领导人在决策和作战指挥上是有充分自主权的。西路军中的三十军和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是从鄂豫皖发展起来的部队，经历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及长征中的艰难战斗，五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负责殿后，打过一些苦仗、恶仗，西路军领导人及各军的领导人均已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西路军在士气和战斗力上要远远超过马家军，西路军在当时还具有较强的力量，以弱胜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更应该是西路军所长，这些都是马家军所难以企及的。

　　甘、青二马正规军有三万余人，民团有七、八万人。真正有战斗力的是甘、青二马的正规军。而马家军的这三万多正规军也不可能一下子都用来对付西路军，他还要留下相当部队担任地方守备，因而一次作战马家军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至多也就是一万人左右。本来，像马家军这样依靠血缘形成的家族军，虽然守旧顽固，凶狠毒辣，骑兵和武器装备较好，但并没有经过多少战斗，一旦西路军对其进行几次歼灭性打击，消灭他们几个旅、团，马家军士气将会大为沮丧，民团则会一哄而散，再配以统一战线的感召，就会扼制它的进攻，其码也会打成对峙状态。

　　从兵力上，甘、青二马(正规军和民团)本来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西路军分散守卫各地堡寨，恰恰是分散了兵力，更便于马家军各个击破。所以在马家军进攻之下，因为分兵把守，分散了兵力，因而西路军就再没有机动兵力对进攻的马家军进行迂回包围，配合坚守据点的红军将马家军围歼了。在失去外力的配合后，守卫据点的西路军也就不得不和力量占绝对优势并且能够迅速得到补给的马家军进行阵地战和消耗战，这对西路军来说是得不偿失的。这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作战上的最大失误。因而，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是以保守据点，而是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为目标，应该是西路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的首要选择。

　　当时中央也给西路军领导人发电报，在战略战术上对他们予以指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211]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以前作战上的缺点和不足，告诉他们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能从敌取得补充，灭敌锐气，从根本上消灭其战斗力。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就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212]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让西路军东进一步，一是要策应河东，二是要保持东面回旋余地，以防割断西路军和河东主力的联系。要西路军其码在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将消灭敌人，开创新局面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特别是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进行了详细交待，告诫西路军领导人不打无把握之仗，必须要打歼灭战。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具有高度的预见性，是针对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过份依赖和作战方法上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可惜西路军领导人并没有将毛泽东的指示真正落到实处，这样也就难以避免以后的损失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213]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问题。这样还可以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从此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兵力部署和战斗状况来看，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方法。后来高台血战，红五军覆灭的悲剧也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这个见解的英明。

　　我们从西路军后来作战的状况及结果中可以看到，中央在战略战术上对西路军的指导并没有对他们发生效力。本来，这个时候西路军有西渡黄河后在作战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有中央在战略战术上的指导，况且西路军当时尚有这样的实力进行歼灭作战，他们是应该汲取教训，在作战方面有所反思，有所改观的。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在战略战术方面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纵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一个多月，每天战争不断，西路军所占的各个据点遭到敌人的袭击，他们只有被动应付，进行阵地战，消耗战，最后不得不决定撤离永昌、山丹地区。这实际上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在永昌、山丹地区已经站不住脚了，不得不撤走。

　　西路军领导人将兵力作这样的分布，究竟是他们在创建根据地和消灭敌人关系的认识上的失误呢，还是另有不得已的隐情呢?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坚决主张往西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在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后，如虎添翼，再返回来和马家军决战，易如翻掌。因而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前，在马家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想依靠当时的堡寨，抵挡马家军的冲击，尽量避免与甘、青二马决战，以求保全兵力。因为要消灭敌人就必然要集中兵力和敌人进行决战，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所竭力避免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认识的存在，因而为了避免决战，保存实力，他们认为就必须守住堡寨，因为只有堡寨才能为他们提供抵御马家军进攻的屏障，能够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这样他们也就不仅分散了兵力，客观上为马家军对西路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而且在马家军的进攻之下，他们也就舍不得轻易放弃堡寨了。为了守卫堡寨，避免决战，保存实力，西路军也就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了。

　　这样我们看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不愿意和甘、青二马决战，因而为避免决战，保存实力，抵御马家军的进攻，就不得不分兵占领堡寨。而占领堡寨却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更便于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各个击破，同时西路军也就失去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机会。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就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上，而不是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马家军。这是一种极不可靠，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一旦难以及时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那对西路军就会造成致命性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多次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批评，要他们不要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打开局面，这也成为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对苏联援助的过分依赖，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对自己战胜甘、青二马缺乏信心，当然也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这种主观上想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和马家军决战的思想，是和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主要依靠自我奋斗背道而驰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在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创建根据地的认识上，在作战目标的选择上存在严重失误。这种失误使西路军领导人难以集中兵力，通过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方式，主动地创造战机，消灭敌人。同时他们在获得苏联援助之前不愿意和甘、青二马决战，存在着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依靠堡寨就能够使西路军避免遭受甘、青二马重大打击的侥幸心理。这不仅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不能集中兵力主动歼敌，而且也在客观上为马家军歼灭西路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这里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对苏联援助的过分依赖，又有保存实力的想法。这表现出西路军领导人不但缺乏依靠自己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而且也没有对西路军的行动作出周密谋划。他们只是在形势的推动下被动应付，仓促决策，这对西路军的未来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时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没有获得苏联援助，也没有给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西路军在甘西究竟能否生存得下去。如果生存不下去，西路军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关系到西路军命运的关健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7、西路军因何火速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我们看到，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给西路军的电报中指示：“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当天夜间，西路军便以五军开路，九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三十军殿后，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进发。

　　为什么西路军这样匆忙地向西进军呢?

　　一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分守据点，被动挨打，处境困难，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前文我们说过，西路军将一万多人马分散在二三百里的走廊里，这正便于马家军利用兵力优势，各个击破，而西路军却始终难以集中必要的兵力，给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几次战斗，都是西路军在马家军的挑战下，以据点为依据，被动应战，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连击溃战也打得很少。由于兵力分散，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只好突围，丢掉据点。像这样的战斗西路军是耗费不起的。因为若不转移，在这个地区呆下去，最终西路军会被消耗待尽，走向灭亡。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这几次战斗的沉痛教训及面临的严重形势看，西路军领导人也觉得难以在这个地区呆下去了，只有转移才是上策。

　　在前文分析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不能集中兵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舍不下已经占领的堡寨。有人可能要问，既然西路军要撤离永昌、山丹地区，他们撤离后，这个地区肯定会落入甘、青二马之手。那么，西路军领导人现在既然要放弃这个地区，为什么不在这个地区集中兵力打几个歼灭战呢?这样也许还能够保住这个地区。我们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宁可放弃永昌、山丹地区，而不愿集中力量在这里打几个歼灭战的原因则是他们存在保存实力的企图，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和甘、青二马决战，而是想向西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后再决战，这由陈昌浩的话则可以验证。这是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的外部原因。

　　二是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坚持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我们前面分析西路军领导人是反对东返的，他们仍然坚持西退，打通远方，希望获得武器装备。对苏联武器装备的过分依赖使西路军失去了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而在总体上处于一种避战状态，因而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显得日益被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联武器装备和援助落空，对西路军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西路军应该首先依靠自己力量解决生存基础，然后再谋求打通远方。而要解决生存，就必须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这恰恰是西路军自身所缺乏的。这是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的内部原因。

　　三是中央已经取消令西路军东返的命令，仍要西路军执行原定任务。这使西路军领导人向西打通远方更为名正言顺，他们的主张又一次获得中央的认可。那么，中央为什么原先让西路军在这个地区留住一时期，而现在又同意西路军西退了呢?我们从中央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报中看到，中央指示西退时机及如何作战，由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决定，这实际上是中央给西路军领导人以行动和作战的自主权。中央并没有要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是西路军领导人的自主决定。当然从敌我双方作战的态势看，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是不得已的选择。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情况下，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中央同意了西路军继续执行原定任务的要求，西路军为了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放弃了永昌、山丹地区，向西进军。这种进军是在中央给予西路军自主权的情况下最终变为现实的。

　　通过以上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时间停留的分析看到，在东返和西退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反对东返，主张西退，从而没有利用在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有利时机使西路军返回河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除了在西安事变后期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外，在长期内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并且及时与西路军领导人进行沟通，采纳西路军领导人的合理建议，对西路军进行战略指导，使西路军领导人拥有必要的自主权，最后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西退意见。

　　苏联援助不明和创建河西根据地的要求是西路军长期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而配合河东形势决不是西路军在这个地区长期停留的主要原因，将它视为主要原因则潜藏着为西路军失败寻找理由的内在动机。

　　我们看到鉴于苏联援助不明，西路军本身就提出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及保持西路军东返回旋余地的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要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方针;同时也要西路军领导人将消灭甘、青二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西路军自身而不是依靠外力(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的帮助)上，及时告诫西路军领导人力避过去的消耗战，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且传授了歼灭战的战术要则。

　　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从总体上看则希望继续西退，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返回来和甘、青二马决战。但由于开辟河西根据地本来是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也经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同意的，这样在中央的说服下，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也就同意在永昌、山丹地区创建根据地。

　　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希望河东红军出兵西渡黄河直接援助西路军，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河东也受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反对由河东直接出兵援助河西，认为应以河东战胜胡敌的方式来援助河西。这样我们看到不论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还是西路军领导人都是希望借助外力(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的出兵帮助)，而不是将战胜甘、青二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西路军自我奋斗上。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消灭敌人是创建根据地的根本前提，同时也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马家军进攻的时候是以保存据点而不是以消灭敌人为作战目标，西路军领导人也存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尽量避免和马家军决战的心理，因而导致西路军分兵守卫据点，兵力分散，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被动应付，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集中兵力，通过运动战和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最后迫使西路军不得不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七、高台殒落—西路军走向失败。

　　十二月二十七日，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以五军开路，九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三十军殿后，向高台、临泽开进。为了避开马家军骑兵，红军每天都是夜行军，经过民乐、洪水，越过甘州，涉过黑河，西行进入临泽境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红五军进入临泽(原抚彝)县城，一九三七年元旦拂晓，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两个团和总部特务团四个连及两连骑兵共三千余人，几乎兵不血刃地一举攻占高台县城，守城的一千多民团投降，被红军收编。西路军总部随红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红九军驻沙河堡。总部直属各部及总后勤部隶属的兵工厂和妇女团一部进驻临泽县城。[214]

　　1、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的三种选择。

　　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仍然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继续向西，占领肃州和安西、敦煌，打通与新疆的联系，获得苏联援助。二是东返，派兵向东收复刚刚失去的根据地，直到返回河东。三是在高台、临泽地区就地发展，创建根据地。

　　在这个时候，西路军到底应该向那个方向发展呢?

　　如果我们单就西路军领导人的意向来说，他们当然是愿意继续往西，早日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这也是他们主张西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以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而是由各种客观的因素决定的。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却止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2、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西路军在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后，火速向西进军，但是在占领高台、临泽地区后，却止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就象有人说得那样是因为河东形势紧张，要西路军配合河东作战，中央不让西路军前进了吗?还是另有别的隐情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西路军先锋部队红五军攻占高台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致电中革军委：

　　(一)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五军一日占抚彝城(今临泽县蓼泉镇，当时临泽县城。—引者注。)，昨晚打开高台城，敌只打一枪，县长及民团千余全部被俘。人粮均极丰。三十军今早到六坝，明由甘俊堡附近往沙河堡进。我们及九军今早用火攻击拒敌堡，人逃亡甚多，今或明向甘俊堡、高台进。

　　(二)马元海率主力今可到洪水，马彪部在三堡，有犯六坝可能。马步銮团在六坝附近，马朴二团今由甘向抚彝前进，甘州敌仍如前。

　　(三)因敌骑多且速，不宜分兵与敌战，日行不便，落伍相当多，但士气极旺，九军稍差。

　　(四)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对各方情况及我方行动有何指示?[215]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报告了西路军的进军状况，同时也汇报了马家军的部署。从电报中看，当时进军比较顺利，虽然落伍较多，但是士气极旺。由于高台、临泽一带人粮极丰，如果没有大敌压迫，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大部留高台、临泽地区休整。如果被敌压迫时，就准备向肃州进军。从电报中看，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充满信心的。西路军领导人想利用高台、临泽地区物资储备丰富的优势，在本地暂时休整后，再继续向西退却。但是严峻的现实却打破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设想。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封电报中找到依据。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及总政：“高台以下人粮极丰，以上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则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216]

　　我们看到，一月二日电报对西路军发展是乐观的，而在这封电报中却有些悲观气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一月二日发电报时西路军领导人尚未发现这些问题。但西路军领导人在驻扎下以后，经过调查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据点少且远”， 高台以下“人粮极丰”，因而才给中革军委发了这封电报。鉴于这种情况，如果要是继续西退，那么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东进又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强调敌人众多而放弃，中央才不得不要求西路军暂时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

　　在收到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电报后，一月五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前进。”[217]

　　这样我们看到，军委在收到西路军领导人强调西退困难的电报后就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前进”。有些西路军研究者单纯引用军委主席团一月五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而回避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从而得出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时是中革军委阻止了西路军的西退，因而西路军失败应由中央来负责任的结论。他们虽然从行文之逻辑上求得了一致，但是却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对于军委主席团要西路军领导人“暂时勿在西进”的电报，西路军领导人是难以理解的，因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一月六日致电军委主席团：“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 [218]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对中央有了几分埋怨情绪，认为中央指示多变，致使西路军遭受了一些损失，影响到今后西路军的行动。西路军领导人说对近来各方情况了解不明，反映的倒是实情，但是他们对“整个战略企图”和“西路军基本任务”提出的质疑，我们认为似有明知故问之嫌。因为中央已经屡次电告他们，要在河西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打通远方。至于西路军的行动部署，中央不能越俎代庖，就要西路军领导人根据面临的具体情况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的这种疑问，因而军委主席团才于一月七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219]]

　　我们看到，当时中革军委之所以要西路军“暂勿西进”，是根据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致中革军委电报中陈述的高台以下“人粮极丰”，高台以上“甚荒凉”的相关事实，所以才让西路军“暂勿西进”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苏联援助问题上出现了危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联系。

　　“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220]这是军委主席团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电报里的话。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就是至少从十一月十六日以后中央就没有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对西路军援助的电报。如果在没有和共产国际(苏联)约定好的基础上，西路军继续西退是不会获得援助的。

　　另外，据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以前的电报约定，“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221]这也就是说，既使苏联能够及时提供武器装备的话，如果不占领安西，西路军也是难以获得的。而西路军领导人在前文电报中所说的高台上下的境况如此不同，就使得中央在没有获得共产国际(苏联)及时提供援助的消息前，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让西路军暂时驻扎于“人粮俱丰”的高台、临泽地区，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以图使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不然的话，继续要求西路军西退，由于高台以上甚荒凉，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马家军再席卷而至，苏联的援助又难以及时到达，那对于西路军来说直可谓灭顶之灾。

　　徐向前后来曾对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有一段评论：“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危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222]

　　在徐向前晚年的这段评论中，他仍然认为当时并不知道中央要他们停留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我们通过前文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确实在一月六日给中央打电报对要他们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发出疑问，但是在一月七日中央就回电告诉他们之所以要西路军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是根据他们一月四日来电所述情况指定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理解中央要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了。如果当时徐向前对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尚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徐向前在晚年也应该对苏联援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正是由于苏联援助不能及时到位，才使得中央不得不对西路军西退有一个更为谨慎的态度，暂时让西路军停留于“人粮极丰”的高台、临泽地区，而暂不向荒凉的安西、肃州进发。这体现了中央对西路军安危的高度关心，而决不是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唰来唰去”。

　　从徐向前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似乎仍然对当时中央没有能够及时援助西路军抱有怨言，产生怨言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对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根本区别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知道当时在河东已经集结了国民党中央军四十个师，中央领导的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西路军在河西面临的甘青二马的压力大得多。这个时候，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原先属于红四方面军，但这两个军并非红四方面军的私家军，而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从河东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和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是必然的。在这方面党中央此前确实曾为全党作出了表率。红二方面军的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是原先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中央也没有因为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要求他们重回红一方面军建制。红四方面军的红五军原先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中央也没有因为红五军原先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要求红五军重归红一方面军建制。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因为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就不顾河东面临的严重敌情和我党的根本利益，要求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来援助西路军，开往河西，归还建制，这显然是置大局于不顾的本位主义行为。

　　至于将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与河东形势联系起来，说西路军留在高台、临泽地区是因为要策应河东的需要，这似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从现在公开的电报中我们没有发现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返策应河东的命令，但是却透射出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当时处境自己要求东返的迹象。[223]这种说法也与军委一月二十四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的授权相矛盾。[224]既然中央要西路军策应河东，那么为什么又授予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决权呢?这显然说明要西路军领导人策应河东本来就不是中央的意图，是后人的附会之说。对这个问题下文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所以要求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暂勿西进”，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电报中报告的高台上下境况的差异所致，同时又鉴于共产国际(苏联)没有及时履行他们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因而中央才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要西路军暂停于“人粮极丰”的高台、临泽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使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产生动摇，因而极力主张外来援助。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向西退却后，西路军领导人一直强调依靠他们自己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但是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他们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逐渐动摇，首次提出了依靠外力援助来摆脱困境的要求。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及总政：“估计马彪、韩启禄两骑旅附属马朴，元海各骑团及马禄骑旅，向抚、高几路进。韩启功步旅在甘，马步康旅一步团在肃。马步康一团、祁明山步旅、马继融步旅，正由红水向我尾追。敌颇有决心阻我进。来敌并不敢猛攻，只利集团骑兵拦头尾追截杀，沿途沙滩多且大，白天绝不易行动。行军周日，敌骑一早赶到，且战且行，全无休息。”

　　“西路军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以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况消息多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电台日夜与我通报，免失时机。如何，盼复。”[225]

　　这封电报和一月二日的电报比较起来显得悲观。这封电报有两个要点：

　　(1)马家军对西路军的攻击特点。鉴于西路军还有较强的战斗力，在西退过程中西路军兵力又比较集中，因而马家军只不过是利用集团骑兵拦头击尾，并不敢对西路军主体部队发起歼灭性攻击。我们知道马家军正规部队当中，并非全部都是骑兵，骑兵仅约占其正规部队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从电报中看是六千骑兵，可能说得少了些。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是步兵，而马家军骑兵众多，在作战机动性上显然不如马家军迅捷，因而显得很忧虑。

　　(2)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中央对西路军援助的办法：

　　一是用外力帮助西路军。这里的外力显然是指苏联，西路军领导人说的帮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供物资和武器装备，他们要求苏联能够将援助西路军的物资直接送到高台一带。二是直接出兵援助。这个要求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而且他们的这个要求也并非中央所能满足的。因为中共中央只能是建议而不能左右苏共中央的决策。

　　二是外交或武力扼阻二马。这就是利用与国民党改善关系或利用抗日联军的名义通过对二马进行统一战线来缓解二马对西路军的压力，让二马停止攻击西路军。或者干脆利用武力方式，也就是让东北军、西北军或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直接出兵来扼阻二马。

　　三是要求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

　　至于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说，只说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中央光作出指示不行，必须要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否则他们就难以完成任务。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完成任务的决心，也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他们还是认为必须依靠苏联援助和河东帮助才能完成任务。

　　一月五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甲)略

　　(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

　　(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226]

　　在这封电报中，军委要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集中到二三点上，并且要求这二三点之间不要相隔太远，一天左右行程，能够集中作战，加强训练。这里中央又强调要集中兵力问题。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期间，毛泽东在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强调将一万八千人集中于方圆四五十里的范围内，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里中央再一次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任何外面的援助。因为当时对西路军援助的力量只有苏联和我党领导下的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对于苏联援助，中央是左右不了的。当时河东形势紧张，内战一触即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根本无法抽调兵力对西路军进行援助。因而中央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只有依靠自我奋斗才能战胜敌人。

　　面对军委作出的要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在高台、临泽地区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为了获得外力帮助，再一次向中央提出要求。一月六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军委主席团：

　　(一)西路军实力：五军仍四个团，每团约八百人，骑团约百余，内有新兵约一千;九军只三个团，每团约八百余，骑团百五十余;三十军六个团，每团约六百余;骑师约三百余骑。弹药极少，刀枪甚缺。此次由永昌行军，共减员八百余。

　　(二)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

　　(三)略

　　(四)来电所谓不依靠外力，是否包括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

　　(五)西路军以现有力量，可以在此争取必要时间，准备以全力接近远方。

　　(六)负完成任务使命，但依此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227]

　　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报告了当时西路军的兵力，我们看到当时西路军的作战部队至少尚有近万人，这在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力量。针对中央要他们集结兵力，他们提出分兵不易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进攻则伤亡较大，补充训练不易做到。至于西路军领导人问的不依靠外力是否包括远方和统一战线，其实在中央致西路军的电报中已经讲的非常明确了，西路军领导人这样问可能是还不死心，想再确认一下而已。至于远方货物的到达时间及争取二马问题，下文中央有电报答复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领导人再一次重申要消灭敌人，创建抗日后方根据地，依靠西路军难以完成任务。如果难以获得外力援助，那么就将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这实际上说，既然我们要求苏联和河东援助办不到，那么，就让四军、三十一军来援助我们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嘛!

　　收到西路军军政委委员会的电报后，军委主席团于一月七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祥容另告。[22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同二马搞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因为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四军、三十一军已经到达长安附近，也不可能援助你们。远方物资只能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央还没有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时间、方式到目前仍然没有着落(苏联对援助表现出了迟疑，毁约的态度逐渐流露。)，在这种情况下，对苏联的援助就不能有所依靠，否则的话就非吃大亏不可。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理智的。虽然中央比西路军领导人还要着急，但在苏联援助问题上又是无可奈何的。因而从西路军安全计，只有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一切立足于自我奋斗，不能依靠任何外力援助，从这个基点上来布置西路军的工作。

　　一月八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甲、你们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

　　乙、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

　　丙、你们当前之情况，西路军且多系骑兵，特别是在冬季作战，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从政治的路线和纪律，进行居民，特别回民的工作。整理统一供给事项，是创造根据地及整补红军的必要条件。[229]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军委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依赖自身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因为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只有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西路军才能求得在甘西的生存和发展，完成打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任务。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要集中兵力来完成上述任务，暂时不要分兵去安西。至于电文中说“西路军且多系骑兵”，我们怀疑是电报译文之误。(电文中的“且”似为“宜”之误，“系”似为“集”之误。这仅是一种推测。)至于集中兵力，进行突击，打击敌之薄弱环节，采取灵活的战术，则是必须的。关于加强政治路线和纪律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面对军委要求西路军不要指望外力帮助，要全力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于一月八日致电军委主席团：再次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击破该地。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230]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竟然置军委要他们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指示于不顾，一再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除了他们本位主义的因素以外，还是由于他们对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已经动摇，这对于身处外线担任独立作战任务的高级指挥员来说，则是用兵之大忌。

　　鉴于西路军迫切希望中央提供援助，否则就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一月八日，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甲、你们在甘北(应为甘西，即甘肃省河西地区。—引者注。)这一时期英勇卓绝的奋斗，和用自我批评精神，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来源，求得进步，都是值得敬佩的。

　　乙、蒋回南京后，亲日派主张再向西安进兵。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整个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

　　丙、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得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

　　丁、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能经常供给情况，因为二部电台声音过小的原(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戊、相信和细密准备，独立击退二马，是西路军必须负担的。提高士气，坚强信心，争取群众，提高战术，来克服任何困难。[231]

　　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在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在援助西路军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在中央建议下张国焘拍发的这封电报。在电报中张国焘首先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奋斗和自我批评作了肯定，而后指出我党的战略中心在河东，河东形势异常复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河东是难以分兵援助西路军的。西路军作为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敌人，建立高台、临泽根据地，打通远方联系。要西路军领导人相信军委的指示是正确的，要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最后要求西路军完成击退二马的任务，并作了一些指导。

　　面对西路军领导人置军委的解释于不顾，一再要求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一月九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一)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

　　(二)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能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紧缩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

　　(三)政治上团结一致，自信能解决当前问题，才能完成任务。[232]

　　我们看到，军委又一次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红四军、三十一军与西路军相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劳师远征，是难以援助西路军的。西路军只有依靠自己，团结一致，集中主力，消灭敌人，才有出路。这又一次告诉西路军领导人除了依靠自我奋斗外暂时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帮助西路军。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二马的信心发生动摇，因而要求苏联援助，或将援助物资送到高台地区，希望中央用外交或武力扼制二马，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中央要求他们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个指示在西路军位于永昌、山丹地区的时候，中央就电告了西路军领导人。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难以领会，更没有化为西路军的实际行动。

　　西路军领导人置中央的指示于不顾，又一次要求中央给予外来援助，否则他们难以完成消灭二马，建立根据地，打通远方的任务。最后，他们竟然提出如果中央难以援助西路军，鉴于红四军、三十一军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那么就把这两个军归还四方面军建制的要求。因而，中央又通过张国焘给西路军领导人发电报来说服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奋斗，以求达到在高台、临泽地区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仍然坚持要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而没有对西路军进行援助呢?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再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到南京，张学良就被扣压，而后国民党中央军出兵陕西，重兵压向东北军、西北军和河东红军。当时在国民党大兵压境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靠河东红军，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巩固和扩大抗日联军统一战线，开始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作好应付大规模内战的准备。

　　一月六日二十时，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

　　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

　　乙、顾来则张、杨二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

　　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233]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针对顾祝同指挥的中央军压向陕北的实际情况，敏锐意识到一旦东北军、西北军被宰割，红军就会陷于孤立，在陕北也很难呆下去。因而，必须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只有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立足于打仗，才有可能避免内战的爆发。既使内战爆发，由于有了充分准备，才能够从容应付，减少损失，以利于最后取得胜利。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一再强调形势不明，同时也为了让西路军领导人明白当时河东面临的严峻形势，使他们能够理解中央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原因，一月八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甲、胡宗南一师、七十八师、关二十五师、孔九十七师、周四十三师，现驻同心城、七里营城镇，有南移天水讯。

　　乙、毛炳文部八师、二十四师住会、静宁一带，曾万钟部七师、十二师驻天水、通渭一带，李及兰四十九师驻泰安，王耀武五十一师驻驻汉中。

　　丙、马鸿奎仍在宁夏附近，有辞职讯，以兵单、防广、财困为词。兰州仍为于学忠所占，马步芳、马步青除留守西宁及对付兰州外，均随我西路军前行。第一军杨补充旅在兰州被于部缴械。

　　丁、我陕北苏区有高桂滋八十四师、高双城八十六师及李仙洲之二十一师对峙中。

　　戊、蒋回南京后，违反条约，将兵撤出陕甘之计划不执行，重新部署逼迫陕甘，调第二师、六师、十四师、二十三师、二十八师、七十九师、八十三师、一百零三师入潼关，占领华县，第十师、九十五师入商南，十三师入洋县。

　　己、张、杨、红三方面仍团结很紧，决心抗战。

　　庚、川、桂、粤、晋、鲁均与东西(指东北军和西北军。—引者注。)有密切联络，反对内战;英美及上海报谈论和平解决企图，和平声浪甚高。

　　壬、新疆与绥远日前已通车、通运，途中甚平静。

　　癸、……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也自然打通，寒候已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趁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234]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鉴于西路军领导人曾说他们对当时时局知之甚少，因而我们看到军委在这封电报中首先向西路军领导人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从电报中看到，当时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面临的敌情比西路军要严重得多，而且大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战斗力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河东红军去增援河西显然是不可能的。西路军面临的敌人主要是甘、青二马，并且已离其策源地较远，补给困难，因而在西路军占据高台、临泽有粮地区后，中央要西路军乘机消灭敌人一部，建立根据地。这是当时西路军唯一的出路。

　　一月七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十万发。”[235]

　　我们看到，在河东面临的严重形势下，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尽管中央难以派兵直接援助西路军，但是中央应西路军的要求还是在尽可能采取一切办法援助西路军。

　　那么，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堵之下，河东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哪里呢?是为了撤往河西，才让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予以配合的吗?

　　我们从下面的电报中可以得到回答。

　　一月八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但目前争取在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一时不向东出动。[23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一旦内战爆发，河东红军主力不是向河西发展，而是向东南发展，沿着商洛、豫西、京汉路的路线，出动到外线，到进攻西北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后方去，通过外线作战配合处于内线作战的红二方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歼敌，以达到击破国民党中央军的目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红军主力的作战部署不但要取得党和红军内部领导层的同意，而且也要取得友军的理解和认可。

　　一月十一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使用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于蒲城，威胁陈诚集团之翼侧，使之不敢猛进，协助我主力在商洛之成功。请即取得杨之同意。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全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很多困难，如彭、任所顾虑者，故不宜取此方针。[237]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一月八日二十四时电报中确定的河东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及路线，同时又要周恩来、博古向杨虎城解释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原因。由此看来，红军主力的作战方向进一步得到确认。

　　到了一月下旬，河东形势日趋恶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按原定计划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准备向南出动，出商洛，进豫西，转战平汉路，深入到外线作战。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于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 [23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准备将红军主力按原定计划向南出动，到外线作战，并不是象有人说得那样要西渡黄河，退往河西地区。[239]

　　当时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只有向东发展，才能使我党不但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而且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壮大。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所坚持的东进路线。而向西不论从政治、经济条件、人口及地形等方面均将我党置于不利地位，如果国民党军沿黄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被局限于河西地区而难以得到发展。这就是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所反对而为张国焘所坚持的西退路线。因而，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确保河东，向东发展，才符合我党的根本利益。

　　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变化万端，国民党中央军入陕使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面临的敌情空前严重。在国民党军重兵云集之下，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比西路军要大得多。而西路军西退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当时河东红军抗衡国民党军尚嫌兵力不足，以致于产生不得不打到外线去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河东红军放弃我党根本利益去援助西路军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从我党发展的全局出发，命令河东红军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这样不仅会严重消弱河东我军的力量，引起联军内部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河东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失守，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地区而难以得到发展。同时留在河东失去根据地的红军也会被迫向他方转移，由于力量弱小，也就难以有所作为，甚至会被国民党中央军消灭。这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在河东形势日趋严峻，红军主力难以西渡的情况下，我党中央还难以找到合适的方法来约束二马。同时，在苏联运送援助给西路军问题上，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比西路军领导人还要焦虑，由于这个时期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尚未披露，因而我们只能从逻辑上来判断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苏联)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情况下，红军渡过了黄河，正当宁夏战役执行之际，他们却突然中止了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承诺，又改为从新疆提供援助。当着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共产国际(苏联)对提供援助的事不声不响，以致“二个多月”竟然没有音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不断发电催促(逻辑判断上)，却也望洋兴叹，无可奈何。因为中共中央是无法左右共产国际(苏联)的决策的。

　　正是由于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反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全靠西路军自我奋斗，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把西路军的生存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恰恰是冷静的，理智的。

　　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置我党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一再强调河西的困难，这到底是他们认识上的不足呢，还是处于本位主义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5、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深层动因。

　　前文我们曾经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党对苏联实现远东外交政策目标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在苏联坚持民族利益首选原则的条件下，才使得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取决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及政治形势的变化，因而使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呈现出复杂性，表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作出分析。

　　我们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政策是不断变化的。一九三六年九月，苏联(共产国际)表示从宁夏给中共提供援助。但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宁夏战役执行之际，苏联(共产国际)却又于十一月三日通知中共要从新疆提供援助。当着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苏联又对援助默不作声，实际上是取消了援助。苏联一会说要给予中共援助，一会又说要改变援助地点，最后当西路军深入甘西的时候，却又取消了援助。苏联这样做，表面上看来似乎飘浮不定，没有准则。但是如果我们穿过表象，从苏联反复无常的变化中来透射其本质，就会发现苏联这样做不仅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章可循的。也就是苏联以民族利益首选原则作为其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由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差异导致两党在满足其远东战略目标上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因而使得苏联优先考虑与国民党发展关系，而与中共的关系要受制于他与国民党关系的发展状况。

　　我们看到，当苏联表示对中共提供援助时，当时恰逢中国发生两广事变，胡宗南部南下镇压两广事变，西北国民党兵力比较薄弱，在这个时候，苏联表示从宁夏为中共提供援助。但是，两广事变结束后，胡宗南部北上，这时蒋介石组织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在宁夏战役执行之际，苏联(共产国际)突然通知中共，将援助地点由宁夏移到了新疆。苏联说是处于担心日苏关系恶化的考虑，移到了新疆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苏联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并非从现在才开始，在近两个月中日本也没有大的侵略行动，为什么在他们计划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因而我们认为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肯定还有另外的原因。

　　当时苏联(共产国际)决定向中共提供援助时，国民党尚未向中共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而现在国民党正在重兵“围剿”中共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认为如果从宁夏向中共提供援助，就会使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国共双方的内战，从而不利于改善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于是，苏联想通过改变援助地点，离开国共双方正在交战的区域，避开国民党，从而偷偷地完成对中共的援助，而不致于影响到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这是苏联改变援助地点的更重要的原因。

　　可是我们看到，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苏联却又不声不响地中止了援助，这又是为什么呢?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积怨甚深，国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关系恶化。国民党重兵云集于陕西，虎视眈眈，妄图肢解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的抗日联军，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因而苏联担心给西路军提供援助，实际上就标志着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中国的内战，意谓着苏联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而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军，这会大大恶化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影响到苏联通过加强与国民党的关系来实现遏制日本扩张的战略目标，从而严重损害苏联的民族利益。因为当时苏联认为，不论张学良、杨虎城，还是中国共产党，都难以取代国民党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有能力实现苏联遏制日本扩张的远东政策目标。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必然会对正与国民党处于对峙中的中共的援助持谨慎态度。

　　苏联拒绝西路军进入新疆，其公开的理由是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进入新疆会远离中国主要区域，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从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目标来看，苏联把中国当成在远东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不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已经纳入了苏联牵制力量的范畴。鉴于当时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不同，因而苏联更倾向于和国民党改善关系来实现其远东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苏联不论是从阶级利益，还是从民族利益上都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又使这种支持和帮助服从并服务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发展。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进入河西地区，向新疆发展，脱离中国的内地，那么就会远离中国的抗日前线，这不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苏联失去了一支在中国战场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牵制力量，这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之后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可能性增强，从而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

　　同时，新疆的盛世才是亲苏的。苏联给予盛世才以巨大的支持和援助，从而事实上把新疆变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与盛世才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果西路军要进入新疆，那么苏联首先要征得盛世才的同意，不然的话，苏联就很难再维持与盛世才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盛世才为了维护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到新疆去的。因为以西路军二万余人的部队，如果一旦到了新疆，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就会置于西路军的枪口之下，这会使盛世才既使夜里睡觉也是难以闭上眼睛的。我们可以从盛世才对去新疆的只有几百人的左支队所作的种种限制中，[240]也可以从蒋介石要求将西路军左支队编入盛世才部队时，盛世才为了免除后患，提出要把这几百人“礼送出境”中得到证明。[241]除非苏联要推翻盛世才的统治，否则的话，在盛世才的反对下，苏联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去新疆的。

　　这么看来，苏联对待盛世才似乎比中共还要重视，这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鉴于国共两党当时是敌对党，他支持中共领导的红军进入新疆，担心会引起国民党的猜疑，从而影响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让盛世才继续控制新疆，就会为苏联在中国问题的选择上留下回旋的余地。这种余地表现在苏联可以利用对盛世才的支持与否，来作为与国民党改善关系的筹码，同时一旦和国民党关系恶化，苏联可以利用对盛世才的支持来作为维护苏联远东利益的一个屏障。

　　我们还可以对苏联支持盛世才，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进行深入地探讨。从苏联的国家利益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会对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构成严重制约，同时也会使苏联远东地区受到巨大压力。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不论中国的掌权者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并不符合苏联的霸权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斯大林对他逼迫国民党同意的外蒙古独立问题毫不让步，并曾要求在新疆与东北不要有外国人进入，当即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242]这种不满我们还可以从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商定，苏联、中国、蒙古三国各自以外交部名义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方领土合并的讲演，而毛泽东却起草了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新闻稿来驳斥艾奇逊讲演的事件中看到。[243]据师哲回忆，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曾经专门为这事把毛泽东与周恩来找去，说这样搞就乱了步调，给帝国主义分子钻了空子。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当他听说师哲要邀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作客时，当场要师哲收回对斯大林的邀请。虽然双方语言不同，斯大林还是比较敏感的，由于当时翻译只有师哲一个人，因而他就问师哲毛泽东说了什么，师哲以我们私人之间的话为由搪塞了过去。我们还可以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乃至出现的对抗中看到苏联霸权主义的身影，尽管这次争论是以意识形态形态领域的分歧引发的。

　　如果追溯地稍远一点，在晚清时期，沙俄就是将中国的北方，也就是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地区(满州)作为他的势力范围的。不过，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东亚的崛起，也由于十月革命后当时苏俄尚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因而苏联暂时退出了中国东北，日本及时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苏联始终在外蒙古保持着支配性的影响，扶植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行着分裂中国的活动。以致于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曾说为了恢复沙俄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他们已经等待了四十年。这样外蒙古维持现状乃至独立，恢复苏联在日俄战争之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竟成为《雅尔塔协定》中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在这点上斯大林与同样想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心照不宣的。对盛世才的支持就与此有密切关联。

　　苏联希望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几个独立、半独立的“国家”或割据政权。中国对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或许能够维持一个名义上的主权，但是他们却处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外。而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应该是亲苏的，这样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就在苏联远东地区形成一系列的“卫星国”，拱卫着苏联，也使苏联远东地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大大拓展了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边界，从而使苏联能够从容应对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亦或是未来中国的冲击(从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与蒋经国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不愿意让西路军向新疆进军。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路军占领了新疆，那么就会少了盛世才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如果不让中共领导的军队占领新疆，保持新疆在盛世才手中，不但可以维持新疆的半独立地位，而且让中共领导的军队在中国北部的一个区域陕北、绥远或甘肃的什么地方生存下来，那么就会在形式上又出现一个独立(自治)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这样中国北部也就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南部就会出现一系列互不隶属的政权，这些政权同时又游离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外，那么这无疑会有利于苏联的利益。

　　当然，苏联让中国北方出现几个政权的政策也不是固定不会的，这个政策根据维护苏联民族利益的需要会随时作出必要的调整。比方说，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为了拉住国民党抗日，斯大林就曾建议中共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么来的。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为了让国民党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和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曾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要求中共解散军队，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在毛泽东的抵制下，斯大林的设想才没有能够实现。也是在抗战结束时，斯大林曾以在新疆和东北(满州)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证换取了蒋介石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允诺。[244]

　　当年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经历了共产国际(苏联)对西路军援助的整个过程。他当然清楚苏联从提出援助到最后取消援助的内幕，但是他又是无力回天的。因为当时苏共在共产国际居于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苏共手中。正是因为这样，当他听到西路军失败的消息时，作为一个忠诚、勇敢而又正直、诚实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当然明白共产国际(苏联)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也为共产国际(苏联)对西路军援助上的出尔反尔感到愧疚，因而就格外关注西路军，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的背后就隐现着季米特洛夫的身影。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开始了全面卫国战争。为了防止驻守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配合德军夹击苏联，苏联又一次向中共提出在外蒙古边境储存着一批武器装备，希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到达蒙古边境，利用这批武器来装备部队，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八路军能够主动出动，成为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九四二年的四、五月份是苏德战争最紧张的时候，苏联红军刚刚取得莫斯科保卫战和冬季反攻的胜利，苏德双方正全力以赴，准备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决战。斯大林十分担心，日本会在这个关健时候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为此，苏联方面曾连续几次给中国共产党打电报，要求中共领导的军队走出根据地，向北向东，以大规模行动牵制日军，给苏联以直接援助。毛泽东反复考虑过这些要求，并指示八路军总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日苏战争爆发之时派遣正规军一部及游击队一部开赴东北地区南部策应苏军作战。根据我军实际情况，衡量利弊得失，毛泽东决定还是坚持原订的以游击战为主长期配合的方针。

　　据师哲回忆，这次为了得到苏联方面的理解，毛泽东不仅请周恩来在重庆当面向苏联友人作了解释，还亲自致电斯大林，说明如果我们离开根据地不顾一切牺牲动作，我军就有可能被打败，无法长期坚持，这于我于苏都将不利。显然，苏联人对我党未按他们的要求去做有所不满。他们不了解中国党的政策、方针和实际情况，只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有个苏联代表，一到延安就责问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配合，不集中大的兵力打日本。这是当时苏联认为中国共产党搞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的一个原因。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量力而行的作法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真正有利于双方的。[245]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曾经长期存在，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246]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要中国共产党交出政权和军队，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解放战争开始后，斯大林半信半疑，随后又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较大的压力。[247]这种认识，直到斯大林未经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就答应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要求，而当美国对朝鲜内战进行干涉后，他却袖手旁观，在朝鲜就要亡国的关健时刻，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为标志才最终推动了斯大林这种认识的转变，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结合以上所作的分析来透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创建根据地，主要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以求获得补充。不要依赖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立足于依靠自身力量来战胜敌人，通过歼灭战来给予马家军以重大打击，不但可以避免后来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而且也可以在河西创建一块根据地，如果搞的好得话还会开辟河西斗争的新局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西路军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获得外力援助上，一味抢占据点，据点到手后，根据作战需要却又舍不得放弃，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打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最后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既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钦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英明与睿智，为当年西路军的损失而扼腕叹息。

　　6、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与评析。

　　(1)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

　　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后，即以红五军开路，沿祁连山西行，向甘州、肃州挺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红五军绕过甘州城，经过一天急行军，于三十日黄昏一举攻克临泽，全歼该城守敌。临泽攻克后，五军的前卫部队立即为攻打高台作好了准备。当晚，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军部机关直属分队特务营(辖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向高台进发。军政委黄超率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及其他直属单位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作准备。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凌晨，红五军赶到高台城下，敌人毫无察觉，五军趁其不备，一举攻克高台县城。县长马鹤年及县民团一千四百余名守敌缴械投降，其中三百人被收编组建为“抗日义勇军”。

　　高台县位于河西走廊中段西部，城南是海拔五千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远处是合黎山。因为南北两面都是大漠高山，河西走廊在这里更加狭窄，很象个布袋口，所以高台成为兰州通往新疆之间的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西路军要西进接通远方，首先必须占领高台。

　　西路军两天内连克两城，势如破竹，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政府和马步芳，他们视高台的五军为心腹之患，急欲消灭，于是分兵牵制西路军其他部队，主力则集中向高台集中。

　　西路军进入临高地区后，马家军主力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及大量民团约三万多人，配合以飞机、大炮，在马元海的率领下，立即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各部分割包围。

　　五军进城后第三天，就发现城外围有敌骑兵在活动。敌马禄、马彪、韩起功三个旅和炮兵团、手枪团，还有甘州、肃州等地的地方民团二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城。其主力屯于城西，阻止西路军继续西进;其余敌人分布在城东和城南，意图切断五军与临泽等地红军的联系，消灭五军于高台城内。五军要向西路军总部报告高台困境，但五军唯一的一部电台留在了临泽。董振堂派人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但他们出城后有去无回，杳无音信。五军也作好坚守该城的准备，部署三十九团防守西北角、西门、南关，四十五团防守东北角、东门，骑兵团、特务团人少，各守北城一段。

　　高台西城外和东关外各有一座小庙，这两座小庙略高于城墙，可以看见城内情形，曾被敌高台守军加固成两个碉堡。五军部署兵力扼守城外的这两处制高点，形成拱卫全城的两个屏障。

　　一月五日，城外的敌军就对高台城发起进攻。敌人以强大的火力猛攻城外两个制高点，企图先占领制高点，以压制城内火力。东关外的碉堡距城墙较近，比城墙还高，可以控制全城，四十五团一个连据守这里。一月十二日，马家军集中炮火猛轰，防守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碉堡终于被敌人占领。

　　西关外制高点距城墙六七百米，三十九团一个加强排坚守碉堡和附近工事。敌人见投以重兵仍然攻不下碉堡，就在碉堡周围堆集了大量柴草，连同西关民房一起放火烧毁。在烈火中全排战士三十余人全部壮烈牺牲，碉堡被敌人占领。

　　董振堂看到情况紧急，孤城难守，为保存实力，准备组织突围，以便和临泽部队会合后，待机破敌。遂下令骑兵团长吕仁礼率部在北关大佛寺附近的城墙处，掏挖几个洞，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突围时使用。北关城外是一片开阔地，背靠黑河，距北山不远，此地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一月十七日凌晨，军政委黄超派便衣侦察员给董振堂送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重要的军事据点，要军长坚守高台。”董振堂遂放弃了突围计划，决定坚守高台。

　　五军虽然组织了无数次反击，但因缺少弹药并没有把敌人彻底击溃。就在这时，进城收编的民团中有人叛变，与城外敌人密谋，里应外合，红五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

　　一月二十日凌晨，[248]敌人在密集的枪炮配合下，集中了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高台城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红五军与敌人在高台城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失陷。红五军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除个别被群众掩护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有五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军供给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长陈春甫，政治部民运部长盛茂吾，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三十九军团长吴岱朝，三十七团政委何志余等五军多名高中级干部在高台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一月十八日夜晚时分，西路军总指挥部三局局长宋侃夫破译了一则敌人的电讯，闻知敌人集结重兵猛攻高台县城，红五军危急。一月十九日凌晨五时，总指挥部立即派骑兵师前往增援。骑兵师有五百人马，是临时组建的，战斗力不强。当骑兵师驰至沙河堡时，遭马家军截击，大部受损。是役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壮烈牺牲。西路军总部也曾派其他部队增援，因受敌拦截未果。驻守临泽的五军政委黄超虽几次派部队增援，都因兵力单薄未能奏效。

　　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攻高台的同时，又以两个旅和部分民团约万余人向九军、三十军发起进攻。

　　一月三日，徐向前、陈昌浩率西路军指挥部与九军一部西进途中，在甘州(今张掖)西南的甘浚堡突然遭受马家军的围攻。在突围中部队被冲散，吃了大亏。致使部分电台失落，通讯联络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一月三日，西路军总部进驻倪家营子后，敌人尾追而至，包围了倪家营子，与西路军发生了多次战斗。西路军在此一次又一次打退强敌的进攻，在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在倪家营子坚守了二十多天。

　　临泽县城位于甘州以西，南接肃南，北接阿拉善右旗，西与高台接壤。临泽县城虽小，但城墙坚固整齐，城四周又有两丈宽，三米深的护城壕沟，四周都是开阔地形，易守难攻。

　　董振堂率部前往高台的时候，红五军政委黄超率三十七团、四十三团留守临泽。随同五军进驻临泽的还有川陕苏区随军赶来的总部炸弹厂、被服厂及直属机关和九军的一支掩护部队。五军任务是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做准备，并等待九军和总部到来接防，然后攻取肃州，出嘉峪关占安西、敦煌，以建设临、高根据地。

　　总部直属机关缺乏战斗力，因此驻扎在临泽县城里(今蓼泉乡)，五军主力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中。一月十二日，敌人猛攻高台的同时，以一部围攻临泽，这样临、高两地间的联系就被切断。接着，敌人又将临泽县城与周围村庄的红五军主力部队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西路军前进的道路，把红五军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西路军总指挥部命令五军和总部直属机关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三十军增援。

　　由于敌人切断了与高台的联系，从高台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却不知道具体情况。期间，黄超命令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带二营支援高台，途中，得知高台已经失守，派出的侦察员也回来证实了情况。二营也遭到了敌人的围攻，后来在夜幕中成功突围。

　　马家军攻占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转攻临泽，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五军军部阵地，以一个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一月二十二日夜，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五军余部奉西路军总指挥部命令，撤离临泽阵地，东返与红三十军会合。

　　驻守临泽城的是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门，城内除了一个警卫连外，其余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和几百个女同志及勤杂人员。在临泽驻守的西路军最高领导人是后勤部长郑义斋和负责群众工作的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负责指挥这次守城的是郑义斋，他见马家军重兵围城，急电西路军总部。总部指示城中部队坚守，等待红三十军救援。郑义斋命令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负责组织城内机关部队坚守城墙。秦基伟将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按班排编组，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奉总部命令东返与红三十军会合。临泽保卫战以弱敌强，打退了敌人五个多团兵力的多次围攻，创造了西路军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249]

　　(2)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评析。

　　我们看到，西路军是以五军为先锋，九军和总指挥部居中，三十军断后，离开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的。在退却过程中，西路军总指挥部与红九军在甘浚堡被马家军突袭，作战失利，遭到严重损失。

　　一月三日的甘浚堡战斗失利，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就向军委汇报了这次遭遇战的情况：“我们及九军昨过卵河水桥，夜到甘浚，然敌骑一旅今早跟到我们附近拦头，三十军今早到俭首熬(龙首堡)。敌骑一旅接近，拟在现地反击敌”，部队“不易联络，掉队甚多，均被敌杀害。”[250]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向军委报告了甘浚堡战斗的基本情况。

　　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又电军委主席团：

　　甲、我们带九军、三十军、直属队彩病员，多机笨重。敌将甘浚堡四周围住，不好出击，夜间突围，各部指挥不力，慌敌，致遭部分损失，十台、十一台、八台各损一部。现已合配第十台使用，余两台取消，此地二局机器损失。

　　乙、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 [251]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了损失的基本情况，关健是电台及维修设备损失严重。西路军领导人也坦率承认了在突围过程中由于“各部指挥不力，慌敌”导致了本来应该避免的损失。我们也同时看到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兵力部署。西路军主力红三十军、九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在沙河堡(倪家营子)，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让五军在占领临泽、高台筹集物资后及时收缩兵力向主力靠拢，而是让五军分驻高台和抚彝(临泽)。我们看到高台、临泽这两个据点显然是西路军的薄弱环节，这种兵力部署客观上造成了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后首先攻占高台的条件。

　　一月九日十六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军委主席团：

　　(一)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甘浚堡，决在此灭敌。马朴主力，一团在高台西，一团在威敌堡、沙河堡一线;马彪部似在沙河堡以西;马元海率步骑各约三千，仍尾我三十军。昨敌以二团犯西洞堡三十军阵地，未得手。

　　(二)后卫从甘浚堡突围后，已全到此，主要干部无一损失，只事务人员及彩病员损失一部，约在二百人左右。八台机件已全到，二局之收音机两部已全失，十台收发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25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汇报了马家军在甘浚堡地区的部署情况，西路军主力决定在此灭敌。主要干部在甘浚堡战斗中没有损失，部队伤亡约二百人左右。电台及维修设备损失较大，这给西路军以后的通讯联络带来很大困难，严重影响西路军各部的协调作战和一致行动。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要军委供给材料，远隔千里，障碍重重，军委又如何能够供给呢?

　　关于甘浚堡战斗失利，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在后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一突围，确实是莫大的损失，确实是莫大的屈辱，在精神上给了西路军以莫大的颓丧。敌人的士气则更提高了。……这次突围的主要教训是地形、路线、方向未侦察清楚，向导没有准备好，干部没有掌握着部队，有些部队没有切实遵照出发时间。九军参谋长李聚奎也说：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前卫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地乱跑。明知在敌人左右只隔300米远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253]

　　我们由此看到，如果指挥得当，这次失利本来是可以大幅减少损失的。但是由于侦察工作没有作好，指挥失误，结果导致重大损失。通过这个战例反映出西路军的组织纪律性，在危急情况下指战员的沉着冷静，干部的指挥能力，确实存在问题。如果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西路军在身处甘西，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后患是极为严重的。本来在困境之下，只有同心协力，下定必死之决心，方有可能杀出重围，从万死中觅取一生。西路军的通讯设施在这次失利中遭到严重破坏，给西路军以后作战带来重大困难。这也是后来五军被困高台，西路军主力没有能够及时增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路军分布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三个点上。董振堂率红五军两个团及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队一部驻在高台，红五军政委黄超率五军另两个团驻在临泽县城周围的村庄里，西路军总部后勤机关驻在临泽县城，西路军总部及红九军、红三十军驻在倪家营子。当时，西路军全军共有一万五千人左右，[254]作战部队近万人。从西路军兵力分布看，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主力及三十军驻在倪家营子，红五军分驻高台、临泽，在高台有若干总部直属部队，临泽县城主要驻扎后勤机关。据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从高台到倪家营子约有一百多里，为了打击敌人，根据任务，部队分散地配置开，恰恰又象一字长蛇阵。”[255]我们看到，蛇头在高台，蛇身在临泽，蛇尾在倪家营子。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将重兵放在蛇尾上，而蛇头、蛇身则是西路军的“软肋”。

　　当着西路军占领高台后，马元海率领三万多马家军作战部队及民团蜂拥而至，将西路军分割包围。我们看到，马家军针对西路军的兵力分布，首先拦头，将三万兵力中的二万兵力用来围住高台，[256]挡住西路军西退的道路，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同时将三万兵力中的一万兵力隔断了高台与临泽之间，临泽县城与县城周围红五军部队之间，临泽与倪家营子之间的联系，用于围困倪家营子和临泽的西路军，适时发起防御性攻击。[257]马家军采取的方法显然是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首先避开战斗力较强的红三十军，集中兵力攻击红五军。对红五军驻守的高台与临泽这两个县城，又以驻守高台的红五军为首攻对象。

　　尽管高台和临泽这两个据点都是西路军的“软肋”，但是马家军却是选择高台而不是临泽作为在这个地区首战的突破口，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如果马家军首战选择临泽，西路军临泽守军会得到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和高台红五军部队的增援，使马家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在作战上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可能导致马家军难以挡住西路军西退的行动，致使西路军在与马家军的激战中突出重围，实现西退。如果先打高台，就不但会挡住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而且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避免了腹背受敌的隐患，同时也由于马家军已将高台与临泽之间，临泽县城与县城周围红五军驻地之间以及临泽与倪家营子之间分割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向高台增援就面临重重阻碍。这样马家军一旦攻陷高台，就从西面截断了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而后乘高台获胜之威，回击临泽，再重兵围困倪家营子。

　　我们看到，西路军当时总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左右，在高台、临泽地区的马家军有三万人左右，兵力对比是一比二。如果考虑到西路军中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后勤机关、伤病员及其他人员，而马家军三万人中也有较大数量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民团，经过折衷后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是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虽然马家军占有优势，但在兵力对比上并不是绝对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家军还不敢对西路军发起歼灭性打击，而只能是围追堵截，各个击破，逐步消弱。

　　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是一月一日占领高台的，而甘浚堡失利发生在一月三日，也就是说在甘浚堡失利前红五军已经占领了高台。而红五军作为先锋部队在西退的时候全军就只有一部电台，如果红五军要分散驻防，这显然就给红五军之间的联络带来很大困难。在甘浚堡失利前，西路军应该还是有备用电台的，可是却给充当全军先锋的红五军配备一部电台，不论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安排上的失误。既使由于甘浚堡突围失利，电台被严重损坏，但是西路军总指挥部还能不能从别处抽出一部电台供五军使用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而难以作出判断。不过，从逻辑上来说，鉴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一部在攻占高台后就显得孤军深入，为便于策应和联系，从西路军中暂时抽调一部电台供五军临时使用，应当是不成问题的。能够这样作，而没有作，就是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了。我们知道红五军从一月一日占领高台到一月二十日高台陷落，一共二十天时间。如果从一月五日马家军对高台发起攻击，到一月二十日高台失陷也有十五天时间。就是因为高台的红五军没有电台，在这个时间内西路军领导人更应该及时沟通与高台红五军的联系，掌握敌我在高台地区的动向，并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损失。同时，在敌军重兵围攻之下，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从保存五军实力的大局出发，还要授予董振堂在紧急情况下临机决断的权力。

　　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兵力部署看，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认识到马家军可能避开倪家营子，选择西路军兵力较为薄弱的高台或临泽作为突破口，集中兵力攻击这两个据点。在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判断出马家军极有可能将进攻重点对准高台或临泽，从而对高台或临泽的防守预先作出谋划，或组织有力兵力进行救援，或令高台、临泽守军及时撤离，东返与主力会合。

　　固然，由于董振堂所在的高台驻军没有电台，又因为董振堂派出的人员没有能够将高台困境汇报给西路军领导人，导致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及时获得红五军的确切消息，影响到他们的决策。但在这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五军政委黄超与西路军总指挥部的电台是畅通的。从黄超所在的红五军驻地也能听到高台方面的隐隐炮声，在马家军隔断了高台、临泽之间联系的情况下，这么长的时间内沟通不了信息，他们也应该意识到高台发生了严重战事。因而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的主攻方向和在这种进攻下如果西路军主力难以进行有力的援助，不仅会导致高台失落，而且高台守军也将全军覆没的风险认识不足。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才导致了他们没有能够果断作出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撤离高台或用西路军主力增援的决策。

　　我们注意到，西路军领导人派出一个只有五百人马的骑兵师，结果遭到巨大损失，而红五军政委黄超则派出一个营，结果也是险遭损失。他们的援助皆因兵力弱小以失败而告终。这种支援对于遭到两万马家军围攻的红五军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济事。在援助的兵力上确实存在着矛盾，增援的兵力弱小就易于被敌人消灭，如果兵力较大，在离开了堡寨之后，行进途中也会遭到敌人的袭击，可能蒙受重大损失。

　　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兵力分散，高台遭到马家军重兵围困，而援助又难以及时实施的情况下，就应该要求红五军及早突围，与主力会合。而我们却看到红五军政委黄超专门派人突破重围将西路军领导人坚守高台的命令送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手中， [258]这样董振堂就不得不放弃突围，执行了西路军领导人死守高台的命令。

　　我们看到，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经过了半个月的血战，在敌我交锋的关健时刻，收编民团趁机反水，敌人里应外合，最后攻陷了高台。退一步讲，就是没有收编民团的哗变，在放弃突围而又没有得到西路军主力增援的情况下，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县城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由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一比二的相对劣势变为一比七的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是难以守住高台的，至多不过是再坚持一些时日罢了。这样虽然能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防守高台的红五军却也难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对处于外线作战而在兵力上又居于弱势的西路军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红五军坚守高台，是为了全局战斗的需要，配合主力完成更重要的军事行动，这种坚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具有无尚的价值。但我们分明看到红五军在高台抵抗马家军猖狂进攻的时候，西路军主力在马家军的围堵下没有对扭转全局被动局面开展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反击行动。由此看来，西路军在高台的坚守并不是为了主力突围或更重要的军事行动而必须在此牵制敌人所作出的必要牺牲，因而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重大失误。

　　后来，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总结了高台失利的三点教训：“(一)在战术指导上不应该为一城的得失死战。(二)高台守军无电台联络，打了两天我们还不知道，未能早想办法援助之。(三)被争取过来的民团，未经过改造，放心用人家，结果与敌人造成内应外合而失事了。”[259]这里程世才实际上对西路军领导人要董振堂坚守高台的作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吸收民团成员加入红五军方面缺乏应有的警惕，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予以改造。这种批评是中肯的，也是恰当的。

　　我们看到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同时派兵将驻守临泽县城的总部后勤机关及县城周围红五军进行分割包围，但是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及总部后勤机关却奉西路军总指挥部的命令等待红三十军的救援，[260]本来，在敌人重兵围攻高台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不能增援，就必须命令他们突围，而不能死守据点，最后被敌人各个击破。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敌人进攻的方向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在敌人重兵进攻之下，西路军主力能否对高台、临泽增援也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导致他们在马家军重兵进攻高台的时候，没有作出临泽驻军迅速撤离，东返与西路军主力会合的果断决定。

　　临泽驻军的撤离显然晚了一步。我们从前文知道，在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意识到马家军可能向西路军的薄弱环节高台、临泽发起进攻，并极早采取措施。在高台之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应该考虑到如果红三十军增援不利，在马家军的重兵围堵下，高台失陷是必然的。一旦高台失陷后，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被堵死，得势的马家军会蜂拥而来，包围临泽，如果红三十军不能及时增援的话，那么就不如及早将临泽地区的守军撤退。特别是驻守县城的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本来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在马家军的攻击下，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由于后勤机关担负着西路军的物资供应，如果一旦遭到损失和破坏，就必然会削弱西路军持久作战的能力。因而，对临泽守军撤退的迟疑，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又一个失误。

　　尽管在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也遭到马家军的围堵，但这里显然不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由于马家军将高台作为首战的作战对象，因而敌人的重兵必然会集结在高台，而倪家营子也就成为马家军兵力配备上的薄弱环节。围攻倪家营子的马家军，不在于能够取得什么战绩，只要能在马家军进攻高台时把西路军主力拖在倪家营子不能及时增援也就算完成了任务。因为当时西路军毕竟尚有一万五千人的兵力，还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马家军还不敢，也不能将西路军一鼓作气地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分驻倪家营子、临泽、高台三个据点，同时在马家军重点进攻高台时，高台守军的孤立奋战，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守据点而不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原则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消灭不了敌人，既使抢到了据点，也是保不住的。正是由于抢到了据点，所以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才为了保卫据点而分散了兵力，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了。我们看到抢占的据点反而成了西路军的包袱，使他们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穷于应付，最终被打败。

　　究其原因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一直执力于西退，打通新疆，获得苏联武器装备援助。而高台是西退接通新疆的咽喉要道，西路军领导人舍不得放弃他们已经到手的据点。如果高台一旦失去，那么就会断绝西路军的西退之路，使西路军领导人通过西退获得苏联援助的希望化为泡影。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才决定让董振堂死守高台，这也就注定了最后高台血战的红五军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除个别被群众掩护突围外)壮烈牺牲的悲剧。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马家军重兵攻击之下，在作战上是以消灭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还是以保守据点为主要作战目标。如果以消灭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显然是不应该让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血战到底的。就应该在主力不能增援的情况下，在进行必要的抵抗后及时撤离高台，收缩兵力，保存实力，以利于下一步寻机歼敌。而不是一味地死守高台，最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我们看到，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又重演了永昌、山丹地区作战的失误。而这种失误则把西路军一步步导向失败。

　　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就必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以运动战、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注意保存实力，力戒打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了消灭敌人，就必须打歼灭战。而为了打歼灭战，就必须集中兵力。要集中兵力，就必须在敌人的进攻下，果断放弃已经占领的据点。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战争的胜利，据点的放弃是会经常发生的。一切以消灭敌人为原则，而不是以保守据点为原则，这应该成为处于弱势条件下的我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在这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高台的战略地位确实很重要，依托县城设防不但有利于杀伤敌人，而且还能够减少自身伤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主力增援，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单靠高台驻军防守就只能打阵地战和消耗战。而阵地战和消耗战则是处于外线而又居于弱势的我军作战之大忌。长期采用这一作战方式，就必然会导致西路军与马家军在作战中拚个精光。这种作战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但是绝不能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高台失陷不仅导致红五军高台驻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且还动摇了西路军领导人的信心，重创了西路军的士气，助长了马家军的嚣张气焰。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在作战上西路军就更加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阴影日益显现。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中存在三个方面的失误：一是没有根据西路军的兵力分布而准确预测到马家军的重点进攻方向;二是没有能够及时组织主力对高台、临泽守军进行有效援助;三是在不能及时进行有效援助的情况下，没有命令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果断放弃据点，东返与主力会合。

　　董振堂率领红五军的两个团及一部分总部直属队坚守在高台，如果按常理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身临一线，不清楚当时红五军在高台的具体情况，情急之下，董振堂从大局出发，为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机断决定突围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位亲临一线的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他当然知道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下如果坚守下去必然会落得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他提前在高台北城墙下挖好了通道，选好了突围的路线，作好了突围的准备。就在这时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西路军领导人要求董振堂坚守高台的命令，董振堂遂放弃了高台突围的打算，和全军指战员立下“人在高台在”的誓言，为守卫高台而壮烈牺牲。

　　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原来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长征期间是红一方面军的后卫，打过不少硬仗、恶仗。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随左路军北上，而后被张国焘裹胁南下，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建制。这次随军西征，西路军领导人并不信任董振堂，以致于要撤换董振堂的军长职务，在西路军领导人为此事请示张国焘时，张国焘担心此举会影响西路军内部的团结，就于十一月十二日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专门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将来有机会时，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261]在这种背景下，从董振堂的处景来考虑他虽然知道这种拚死作战的行为于大局不利，但也只有服从命令，坚守到底，因而董振堂没有指挥部队突围，而是忠实地执行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为坚守高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驻守临泽地区的红五军由政委黄超率领，这里有红五军唯一的一部电台，可以随时沟通与西路军领导人的联系。黄超曾当过张国焘的秘书，是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又担任红五军的政委，对红五军的作战行动有最后决定权，因而在红五军是否坚守高台问题上，他比董振堂应该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他起码应该向西路军领导人建议，在及时增援和撤离问题上拿定主意。如果难以增援的话，红五军就必须及时从高台撤离，否则就会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我们现在没有见到黄超与西路军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联系的电报或其他文献资料，我们只知道是黄超派人将西路军领导人要红五军坚守高台的命令送到董振堂手中的。在高台保卫战打响后的十五天中，黄超也没有向高台进行过有力的支援，同时对驻守临泽县城的西路军总部后勤机关也没有作出撤离的安排，这也许是由于黄超对红三十军援助的企盼，也许是因为有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固守待援的电令，也许是他还对董振堂指挥的高台保卫战抱有希望。

　　作为身临一线的高级指挥员，他应该意识到如果高台一旦失守，那么西路军西退的道路将会被堵死，这个时候驻守临泽的后勤机关及部队就只有重返倪家营子与主力会合。而在高台失守前，由于马家军的进攻重点在高台，而对临泽采取监控态度，即使攻击也只是防御式的攻击，这极有利于他们突出重围与主力会合。一旦高台失守后，他们是无论如何也顶不住马家军的进攻的。我们看到，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和总部后勤机关，是在与攻占高台后挥师东下的马家军经过艰难的鏖战才突围与红三十军会合的，这确实造成了无谓的损失。这个责任到底是应该由红五军政委黄超来负呢，还是由西路军领导人来负呢?由于我们现在尚缺乏这方面的资料，目前仍然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

　　我们看到，高台陷落后的西路军，由于兵力的巨大减员，进一步丧失了打歼灭战的条件。不论在兵力的损失上，还是在士气的打击上，均遭到了重创，这使得西路军领导人的自信心出现动摇。这时的西路军全部聚集于倪家营子，然而攻陷高台、临泽后的马家军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团团包围。由于西退的道路已被堵死，在倪家营子防守也只能是坐待消耗，这时候东返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唯一出路。

　　我们由此看到，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反映了高台上下境况的巨大差异，同时也由于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苏联)关于援助的具体答复，而西路军领导人又认为东返困难重重，仍然致力于西退，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要求西路军暂停西退，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自身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到达南京，派谴国民党中央军以庞大的兵力进入潼关，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比西路军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河东红军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和大局出发，难以派出必要的兵力来援助西路军。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处境异常严峻，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也没有向西路军领导人发出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的指令。

　　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兵力部署于高台、临泽和倪家营子前后相距一百多里的三个点上，形成了一字长蛇阵。而马家军却将西路军分割包围，集中两万兵力首先对准了西路军的薄弱环节，一字长蛇阵的蛇头—高台，而以剩余的一万兵力围困和阻止西路军余部的增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主攻的方向判断失误，没有能够对高台守军进行有效的增援，同时也没有授予防守高台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根据面临的敌情来确定突围的机动权力，反而却命令董振堂坚守高台。这样，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董振堂率领的两千八百余名指战员血染高台，壮烈牺牲。攻占高台后的马家军气焰嚣张，随后挥师东下，进攻临泽。但令人遗憾地是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后勤机关的撤退又迟了一步，他们是在经过激烈的战斗才摆脱了马家军的攻击，东进与主力红三十军会合的。高台、临泽失守后的西路军就集中于倪家营子周围，西退的道路已被断绝，坚守本地也只是坐待消耗，这个时候东返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八、重返故地—西路军败局已定

　　高台、临泽陷落后，西路军损失了近三千人，但关健是士气遭受重创，西路军领导人的信心逐渐动摇。而马家军的气焰却更为嚣张，迅速挥师东下将西路军团团包围于倪家营子，西路军的处境更为险峻。严峻的现实迫使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重新作出抉择。

　　1、高台殒落后西路军在行动方向上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

　　高台殒落后，驻扎在倪家营子被马家军包围的西路军仍然面临三种选择：

　　(1)继续向西退却。由于高台已被攻陷，西退的道路被堵死，因而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再说，苏联的援助仍然没有着落，而高台以西地区生存条件又是极为恶劣。西路军就是拚死跃过高台，向西退却，在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下，也是兵临死地，自取灭亡。

　　(2)就地发展，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由前文引用的电报可以看到，高台、临泽陷落前，西路军领导人就认为如果得不到外力援助，光凭他们自身力量难以在此灭敌。高台、临泽陷落后，西路军在兵力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士气遭到重创，在难以获得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增援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身力量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已经发生动摇，因而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西路军领导人还会认为西路军是难以在这个地区坚持下去的。

　　(3)向东发展。当时西退之路已经被堵死，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难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也就只能东进了。

　　这样我们看到，在西退之路已经被断绝，而西路军又难以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东进就几乎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唯一选择。

　　2、西路军东进的决定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自己作出的?

　　刚才我们从高台、临泽陷落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面临的处境上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作了一些分析。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不管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意识如何，东进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西路军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在高台、临泽尚未陷落的时候，鉴于高台上下境况的巨大差异，西路军领导人就向中央提出了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一月十六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

　　(一)这一时期，我们采取积极措施巩固西安，团结张、杨两部，将红军主力开到三原一带，十五军团出商县，影响张、杨部队，积极备战;同时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压迫蒋实现在西安允许之条件，反对亲日分子策动之对西安的进兵，已得到相当效果。因红军进入西安地区，张、杨内部甚团结，士气甚旺，中外舆论均主张和平，各方倾向现有变内战为抗日的方向，但尚须极大的努力。

　　(二)目前关健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以积极对付西路军。

　　(三)绥东李守信等伪军遭受打击，百灵庙被傅作义占领后，日本即欲帮助二马，事实上已不可能。

　　(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五)西路军在这一时期艰苦奋斗中，虽然表示了惊人的英勇，但也形成自信心降低。应在全军中向高级干部以至战士进行坚决不懈的宣传鼓动，提高胜利信心，克服丧失信心的有害情绪。

　　(六)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原来西路军中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缺点，现在又处于困难环境中，更易形成与居民不良的情况。坚决将全军政治工作提高一步，严格纪律，争取回汉群众，不乱没收一家，不乱杀一人，同时优待二马被俘官兵。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七)在军事上努力提高一步，特别要学习打骑兵和冬季战斗。

　　(八)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许西安形势的发展，能够给你们有利的配合，我们正在争取对西路军的帮助。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

　　(九)电台材料应尽量节省使用，减少收发电，严定通报时间，使四十天材料作八十天用。[26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首先军委向西路军领导人介绍了河东的形势，国民党中央军虽然进入陕西，但党中央领导的红军已进入西安地区，团结张、杨各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现已取得相当成效，但是要真正停止内战，还需要极大的努力。如果河东形势好转，会牵制二马，使他们难以积极对付西路军。同时，傅作义占领百灵庙后隔断了日本人对二马的援助，客观上对西路军也是有利的。

　　这里关健是电报的第四点，“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由电报的这部分内容看，在这封电报之前，应该有一封西路军领导人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暂停西退后就西路军行动方针向军委请示的电报，而这封电报是军委对西路军的复电。现在我们尚未找到西路军领导人就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军委的请示电，但从军委的复电中可以透射出请示电的若干内容。在军委复电的第四点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请示电中提出了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的行动方针，因而军委在复电中才对西路军的这个行动方针表态“同意”。至于“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则是军委在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这个行动方针的基础上所作的指示。由此我们看到，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暂停西退后根据西路军在这个地区面临的严峻形势，首先向军委提出了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批准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提议。

　　在这封电报中军委在肯定了西路军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西路军自身存在的严重缺点：缺乏自信心，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存在问题。这里关健是军委指出的西路军的这些缺点究竟是不是属实呢?

　　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中央指出的西路军存在的这些缺点是符合当时西路军的实际情况的。

　　西路军组成后，并没有树立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而是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的增援上。当时西路军已经带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而且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都在西路军。我党发展的前途在河东而不在河西，在河东也同时面临着国民党重兵“围剿”的情况下，河东红军是难以增援西路军的。而苏联的援助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难以左右的。正是由于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而西路军领导人却一再致电中央要苏联和河东援助，甚至说既然别的援助提供不了，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本来就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那么就把这两个军给我们调来吧!

　　至于说西路军的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指得是西路军是如何处理与群众关系的，如何优待俘虏兵的等等情况，如果这些方面搞不好，也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在甘西没有我党的影响和群众基础，同时在西路军又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中央指出这点来更是有见地的。这里我们仅举一个例子。“过黄河以来，一直提‘有我无马，有马无我’的口号，经过一段战斗尤其古浪受损以后，出现过几次违犯优待俘虏政策的事，在战场上抓来几个俘虏后在送解到上级单位途中，枪杀、刀砍俘虏兵，使之拚命地逃跑。这同时有重伤、轻伤、未伤的人跑回去，敌人便以此在他的部队和地区作活教材，使之为他们拚命和不敢支持我们，从十二月初以后，就很少抓到俘虏了……。”[26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确实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因而，中央将这些问题向西路军领导人指出来，希望他们予以注意，这对于西路军在甘西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苏联援助问题，中央已经和苏联(共产国际)有约定，就是要求苏联将援助送到安西。苏联能否及时履行他们的这个承诺，中央也是难以左右的。中央只能是争取和催促苏联(共产国际)早日提供援助，而不能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提供援助。因为具有这个决定权的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而是苏共和斯大林。中央告诉西路军最近两个多月苏联(共产国际)没有电报来，中央致西路军的这封电报是一月十六日，也就是至少十一月十六日后苏联(共产国际)就没有提供援助的电报来。但我们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来看，[264]一月十六日电报中的“两个多月”中的“多”似为“来”之误。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苏联(共产国际)援助的电报。这里我们看到，本来苏联(共产国际)承诺从新疆提供援助，但是当西路军深入甘西的时候，苏联(共产国际)却对承诺的援助保持沉默态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只能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在甘西的发展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但可惜的是当时西路军领导人不仅难以体察中央的良苦用心，也没有按中央的要求去作。

　　最后中央表示可能西安形势的好转会给西路军以配合，正在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对西路军的帮助。要求西路军加强军事训练，节省电台材料，将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鉴于西退之路已经被封死。高台守军几近全军覆没，在兵力的巨大损失和士气的重创下，攻陷高台的马家军却又蜂拥而来，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提出东进的提议。

　　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一)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二)士气正旺，沿途相机抗击。(三)前面情况时告。[265]

　　我们看到，一月二十日高台陷落，二十日夜也就是二十一日凌晨，西路军领导人就决定东进。我们由此看到，高台陷落，董振堂率领的守军几近全军覆没，给西路军领导人带来的极大震撼。

　　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了东进的目的是为了到绥东抗战，打通与兰州的联系，援助河东抗日联军，时间是在二十一日晚全军集结出动，路线是走南大路，计划十天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没说过不过黄河，但我们从随后西路军领导人一月二十三日九时向军委询问“黄河开冰期何时?我们造船师失落，到古浪、士门后，究到何路渡河，何地集中?” [266]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是计划东渡黄河返回河东的。

　　西路军领导人还向中央报告士气正旺，请求中央随时电告在东进过程中敌人的部署情况。

　　目前我们尚未发现为配合河东形势发展中央指令西路军东进的电报，而现在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这封电报中也没有西路军奉中央指令东进的文字，那么究竟是谁决定西路军二十一日晚集结行动的呢?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是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因而二十一日晚西路军集结行动东进的决定自然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作出的。我们由此认为这是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自己决定东进的，不是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因为如果是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在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电报中就应该有奉中央电令执行东进任务的内容。我们看到这封电报非但没有这些内容，还有针对性的讲了东进的原因(目的)。这可能是由于东进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决定的，因而向中央报告东进决定的时候，这样作便于获得中央的理解和支持。

　　这封电报是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报告西路军东进决定的，这标志着西路军行动方针上的重大转变。西路军领导人是在就西路军东进的行动方针首先作出了决定以后，才报经中央批准的。这当然是先斩后奏了。我们承认，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避免贻误军机，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在这封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东进的电报后面，应该还有一封军委的批示电。但是现在我们尚未发现这封批示电，因而就使得西路军东进的真象变行模糊起来，不容易弄清楚。

　　有人在研究过程中，不求甚解，引用西路军领导人在这封电报中向军委报告东进目的的有关内容，用西路军东进从客观上起到配合河东形势的作用，来作为中央命令西路军东进的“证据”，就显得有些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因为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进的理由，而并非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命令。将西路军要求东进的理由和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命令混为一谈，如果不是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就是别有用心的。

　　鉴于西路军决定东返是一个重大事件，因而毛泽东非常重视，在一月二十一日一时收到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后，二十一日二时，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267]

　　我们看到，毛泽东首先向周恩来、博古通过了西路军东进的原因。向西环境险恶，又有马家军的堵击，高台陷落，西路军蒙受巨大损失，而且西退的道路被封死，在高台、临泽地区不能立足的情况下，西路军就只好东进。

　　关于在电报中通报的攻破高台，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的情况，我们看到在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没有这个内容，那么毛泽东是通过什么渠道来获悉这个消息的呢?我们分析或者是毛泽东通过情报渠道获得的，或者是西路军领导人电告军委的。也就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获悉高台陷落的消息后立即将此事电告军委，而后西路军领导人才研究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在他们决定后又于二十一日一时电告军委。我们倾向于认为是西路军领导人在二十一日一时前将高台陷落的事件电告军委的。

　　毛泽东要周恩来、博古与东北军于学忠协商，要他们派兵策应西路军东进。至于后面说“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电文中没有说明是与谁交涉。我们分析后认为应该是南京政府，向南京政府表明西路军是离开河西抗日，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解，不要阻拦，能够约束二马，不要向西路军攻击。这样我们看到，中央让周恩来、博古利用与东北军、南京政府的统战关系来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条件。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于高台上下境况的巨大差异，同时苏联援助的不能及时到位，中央电令西路军暂时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由于高台以西环境的险恶，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集中全力，向东发展的方针，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同意。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鉴于当时西路军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集中全军东进的行动方针。中央随即电告周恩来、博古让他们利用统战关系为西路军的东进创造条件。

　　前面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一直是极力主张西退的，但是在西退遭到重大挫折，西退之路已被封死，而又难以在当地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作出东进的决定。东进在当时是不得已的选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随着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西路军领导人才又中止东进，变为西退，这样也就铸就了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命运。

　　3、对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问题上一种权威解释的评析。

　　徐向前回忆道：“从十六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转移，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蒋介石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一再指示我方谈判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西路军主力如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

　　在此期间，中央还有另一层考虑。谈判中，我党原来要求整个红军的驻地，是兰州、凉州、肃州、宁夏地域。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蒋军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以西。如照此案与蒋妥协，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完全封锁于渭水以北，处于进退失据境地的危险。中央认为，接受上述方案，则必须以陕南留一部红军驻防为条件，以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如陕南红军驻地无法解决，那末，就调西路军主力东返渡河，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作为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战略要地，迫蒋认可。因此西路军的东进目标，第一步为凉州，第二步将视我党与蒋谈判的进展情况而定。”[268]

　　这是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关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转而东进的评述。从这段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问题：

　　(1)中央指示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这个论断实际上包含着两个观点。

　　①  西路军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的。

　　西路军果真是中央要求其东进的吗?从目前公开的电报中我们看到，确实一月十六日军委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出现了 “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的文字[269]，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说明在一月十六日军委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前应该有一封西路军领导人关于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致军委的请示电，现在这封请示电尚未分布。而军委一月十六日电报是军委对此前西路军领导人就西路军行动方针(即“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致军委请示电的复电。从这封复电中我们看到，军委“同意”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向东发展的方针。而“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则是军委在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这个行动方针基础上所作的指示。我们看到军委对西路军向东发展的指示恰恰是在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方针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我们不能离开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而去片面地强调军委所作出的这个向东扩张的指示对西路军东进所起的作用。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致军委的电报中看到“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270]，这显然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决定从二十一日晚全军集结出动东进，这又怎么能说是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呢?(前文对此有过考证，此不赘述。)

　　上面我们提到的军委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是军委“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这就表明西路军向东发展乃至东进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作出决定后报经中央同意的，而并非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当然不能把西路军提出并报经中央同意的东进决定当成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决定，如果非要这么说，岂非常识上的错误?关健是我们现在尚未发现中央命令西路军东进的电报，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如果没有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命令，而去引用一些电报中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西路军东进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这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还有牵强附会之嫌。

　　②  西路军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东进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决定的。一月二十日高台陷落，二十一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就致电军委决定东进。西路军东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高台以西甚荒凉，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被堵死，也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单靠西路军是难以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认识有关。

　　当然我们客观上也承认西路军东进确实对河东能够起到一定的策应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西路军东进能够对河东起到一定的策应作用就反过来说西路军东进是因为要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更不能因为中央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乃至东进就说是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的。如果拿不出中央要西路军东进的命令以及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指示，任何说法都显得有点儿牵强附会，且有诡辩之嫌。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这种说法还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271]的授权相矛盾。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来配合河东形势的，怎么会在几天之后河东形势没有出现好转的情况下，就变更了要求西路军东进的方针，而授予西路军领导人自主决定西路军行动方向的权力呢?当然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讲明了东进的困难啊!要是这样的话，恰恰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民主的，并没有置西路军的安危于不顾，一味要求西路军东进，而是在行动方向上充分尊重西路军领导人意见的。

　　我们可以设想，对于一支担负独立战略任务的外线作战的部队，中央怎么会因为河东形势的变化，出尔反尔，一会儿命令西路军东返，一会命令西路军西退，这岂非儿戏?河东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央计划率领河东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怎么会命令几千里外的西路军不顾安危千里迢迢东进以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呢?我们从前文引用的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询问渡河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到，西路军东进是计划东渡黄河的。在河东主力红军要转移到处线作战的情况下，中央却要西路军东渡黄河，几天后却又莫名其妙地放弃了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决定，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因而，我们认为是西路军领导人而不是中央作出了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决定，说西路军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把西路军东进后客观上对河东形势起到的策应作用和西路军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混为一谈，把西路军东进后客观上起到的作用当成了西路军东进的主要目的。正是这种混淆才成为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东进产生错误认识的的重要原因。

　　(2)河东红军是要退向“河西地带”吗?

　　从徐向前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内战再起，党中央领导的河东红军为了准备广阔的战略退路，计划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中央调西路军东进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与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中央关于河东红军的作战方针及有关部署的电报相抵触。

　　西安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大军压境。在河东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一月八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 [272]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河东红军的发展方向不是河西地带，而是东南方向，出商洛，进豫西，转战到平汉路，到进“剿”陕西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后方去，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在这封电报中提到了河东红军主力到外线与处于内线的红二方面军之间的策应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到西路军的配合问题。

　　一月十一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使用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于蒲城，威胁陈诚集团之翼侧，使之不敢猛进，协助我主力在商洛之成功。请即取得杨之同意。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全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很多困难，如彭、任所顾虑者，故不宜取此方针。[273]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仍然没有提到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作战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河东红军主力出商洛，进豫西，转战平汉战的方针，使红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协助红军主力转移，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并请周恩来、博古说服杨虎城同意中央的这个作战方针。

　　如果说前两份电报时间还比较早，那么我们下面引用一份西路军领导人决定西路军东进后(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电)中央关于河东红军发展方向的电报，看一看中央关于河东红军的作战方针及有关部署有没有变化。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于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274]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关于河东红军的作战方针没有变化，仍然如前面一样是向东南方向发展，出商洛，到豫西和川陕之间，转移到外线去作战，而不是向河西退却。在电报中提到转移到外线作战的河东红军主力与内线作战的红二方面军之间的策应配合问题，而没有提到西路军如何配合河东作战的问题。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到，在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河东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制定了河东红军的作战方针。这个作战方针规定河东红军主力向东南方向的商洛，豫西和川陕转移，而不是象徐向前说的向河西地带退却。中央根据这个作战方针作出的部署中规定河东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红二方面军处于内线作战。通过内线与外线的策应与配合，来打破国民党中央军的进“剿”。当时西路军根本就没有被中央列入河东红军粉碎国民党军进“剿”的部署之内。

　　(3)西路军是为了赢得“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而东进的吗?

　　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时期，我党也正在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西路军问题确实是我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现已公开的大量电报显示，我党是希望通过谈判为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创造条件，比如红军整编后西路军的合法地位问题，西路军的防地问题，要南京政府约束二马进攻西路军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确实的。

　　至于说西路军东进占领凉州是为了赢得“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就有些牵强附会了。我们承认如果西路军占领凉州，在河西占领的区域越大，我党在西路军问题上谈判时就会越发主动，越有利于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认可我党在河西的力量及根据地。但是将西路军行动方针的改变，东进占领凉州，说成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赢得与国民党谈判的口实，以便迫使国民党承认西路军控制凉州到肃州一线，就与我们了解到的史实不合。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不要依赖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通过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以便在河西站稳脚跟。由于河东力量所限，中央虽然没有为西路军提供直接帮助，但是除西安事变期间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中央也没有提出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央就连在河东形势恶化红军主力准备转移到外线作战的情况下，都没有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要求西路军来配合河东形势，又怎么会为了造成谈判桌上的口实而置西路军的安危于不顾贸然要求西路军东进呢?这种不顾西路军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片面要求西路军东进以扩大根据地，为我党在与国民党谈判桌上赢得口实的作法，并不符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决策作风。

　　因而，我们认为把西路军东进说成是为了赢得“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是一种附会之说。

　　(4)西路军东进是为了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吗?

　　当时蒋介石让国民党中央军位于渭水流域，而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于渭水之北。这样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南临渭水，东西有黄河阻隔，北有大漠，发展潜力有限，战略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因而中央就考虑在陕南驻军，以便以后一旦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时候，能够起到策应作用，而不致于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央确实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为了争取能够在陕南驻军，颇费了一番周折。但是将西路军东进说成是为了一旦陕南红军驻地无法解决，就“调西路军主力东返渡河，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作为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战略要地”，则与我们了解到的事实有出入。

　　这里的关健在于西路军是不是为了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以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需要而东进的?我们看下面这封电报。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于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在渭水以北之计划。[275]

　　西路军东进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是说在西路军东进后的驻地位于甘南，正好与红军主力在陕南互相配合，这样可以打破国民党中央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计划。

　　这里到底是中央调西路军东进，驻扎于文、武、成、康地区的呢，还是中央在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的情况下，把西路军驻地安排在文、武、成、康地区的呢?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西路军东进是在西路军领导人提出后报经中央同意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的前提出发，又从打破国民党军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现实要求出发，才令东返后的西路军驻扎于文、武、成、康地区的。而不是中央处于打破国民党中央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需要才命令西路军东进驻扎于文、武、成、康地区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

　　如果象徐向前说得那样是中央命令西路军东进到达凉州，而后准备视党中央与国民党就我党在陕南驻军谈判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夺取文、武、成、康地区，那么在随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致徐向前、陈昌浩“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276]的电报中，授予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决权，就显得有些不合章法。中央因为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西路军东进，但是却又突然放弃了东进的要求，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决定行动方针。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说变就变，显得太随意了。这并不符合我们了解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策的一贯作风。

　　因而，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东进的决定报告了中央，中央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要求。这样中央就计划安排东进的西路军在东渡黄河后驻扎于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这样正好与陕南红军配合更便于打破国民党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计划。[277]后来在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表示东进困难重重后，[27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徐向前回忆中的错误在于他从中央的这封电报中同时看到了河东红军主力转移和西路军东返后的驻地安排，因而就认为西路军的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打破国民党军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需要，处于这一目的中央才命令西路军东返后驻扎在文、武、成、康地区的。这样就把在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返的情况下，中央才命令西路军驻在文、武、成、康地区，和中央为了配合河东形势需要而令西路军东返混淆在一起，认为是中央贻误了西路军西退的时机，致使西路军为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而损失严重，得出中央应对西路军失败负责的结论。

　　从以上对徐向前在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东进的回忆的评析中我们看到：

　　徐向前认为，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是奉中央的指示为配合河东形势而东进的;西路军东进是为了一旦内战再起策应河东红军向河西退却的重要一环;西路军东进占领凉州是为了造成我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时在河西红军驻地上的口实;西路军东进是为了一旦我党和蒋介石在陕南红军驻军问题上达不成协议时，就派西路军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以打破国民党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计划。

　　我们联系当时的史实经过分析认为，西路军东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蒙受巨大损失，西退的道路已被堵死，同时西路军领导人也认为单靠西路军自身的力量难以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东进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首先提出并经过中央同意的;一旦内战再起的情况下，河东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主力向东南方向发展，出商洛，进豫西，转战京汉路，到达川陕交界地区，本身就没有计划向河西退却，因而西路军东进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向河西退却的说法“压跟就站不住脚”;中央是从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东进的前提出发，才考虑将西路军部署于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以便与陕南红军共同配合打破国民党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计划，而并非是为了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才调西路军东进的。

　　作为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向前，当然清楚西路军东进的真实情况，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回忆与我们根据当年中央与西路军来往电报的解析存在如此重大的不同，这到底是因为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由于年代的久远，对当年的许多事实淡忘了呢，还是由于不堪回首当年那令人“愧悔”的惨痛一幕，再加上年事已高，已无力查阅当年双方来往的大量文电资料，结果在“助手”的导引下，听信了他们关于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的“新见解”了呢，亦或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评述，恰恰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进行了巧妙地转移，从中告诉人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无疑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

　　4、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问题上又表现出动摇。

　　我们通过前文知道，西路军领导人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致军委电报中说他们准备二十一日晚全军出动东进，中央随即于二十一日二时致电周恩来，告诉他西路军于二十一日晚全军东进，要周恩来告诉于学忠准备策应西路军东进。

　　一月二十三日九时，西路军致电军委：

　　(一)黄超率五军余两个团、直属，三十军全部，海松率七十五团及指直全部，今(东进)至西洞堡，树声率九军七十三团、八十团、骑团在龙首堡暂休整一两天，备击来敌。

　　(二)据查振堂、克明与三十九团、四十五团、特团四个连、骑兵两个连、军直少数，加新兵数百，共三千人，每人炸弹两个，物资较齐，全部牺牲。振堂、克明据回人称，已战死。敌每次攻城均猛击。二十日晨，敌以两千余人分三面攻城，城上不遵守永昌经验及我方突出，每面只一连人，警戒疏忽，敌从民团争取之新兵处爬上。敌上城后，才全部死战三小时，敌伤亡奇重。……经验正研究中。五军现以玉清任军长，黄超政委，谢良政主，毕占云参长，编三个团，各四个连，现正提高信心，正组织研究战术，发扬战力，提高士气。前晚突围，少数损失，四十三团开小城。

　　(三)敌正防我东进，马禄骑旅防守山丹，韩旅固甘州及沙河堡防堵，马配合民团固高台，余一团及马彪旅、步康一步旅，现兵力分散，骑兵行速。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整，决在基本东进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指直仍三四千人，妇女小孩占千人，新病号增加，行动笨重，当求轻便。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

　　(四)黄河开冰期何时?我们造船师失落，到古浪、士门后，究到何路渡河，何地集中?……敌胡、毛、王情况。转告电台日夜与我联络。[279]

　　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了西路军和马家军的兵力分布情况，着重就红五军在高台之战中的损失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汇报。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台是在二十日晨马家军爬上城墙经过三小时激战后才失守的。马家军是从红五军招收的民团新兵处爬上城墙的，而且高台守军部署不当及警戒疏忽也是失守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新兵的哗变，再加上没有部署不当及守城的疏忽，在马家军(含民团)二万余人的进攻下，如果高台守军没有得到西路军主力的增援，西路军领导人又不允许董振堂率领的高台守军突围，也只不过是迟延一些时日罢了，高台的失守是必然的。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虽然表示经验正研究中，但是却没有总结他们在战役指挥上的教训及应负的责任。

　　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又报告了马家军的部署情况，他们意识到马家军已在山丹、甘州和沙河堡驻有部队准备拦截，这成为他们后来对东进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时还尚未表现出来)他们也向军委反映西路军行动笨重，难以急速前行，并且表示西路军要进行整顿，在行前或行进中准备消灭敌人，为东进创造条件。从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询问黄河开冰期来看，他们东进是为了东渡黄河，返回河东的。

　　由于西路军行动缓慢，而马家军对东进的西路军进行了围堵，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对他们提出的东进主张又产生了动摇，提出了西路军行动方向上的三种选择。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及彭德怀、任弼时：

　　(一)敌企图拦头堵我东进，迫我西进，马彪、韩起禄今到甘州，元海率马禄旅及步兵各一团在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起功率团约在拒敌堡，马朴旅有东调尾我，息甘州一团，丹、永无兵，高台有民团。

　　(二)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临泽)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需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现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行动。

　　(三)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驻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一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

　　(四)西安局面发展如何?胡、毛、关南移，朱绍良为三集团军总司令，是否或马上爆发战争可能，如攻兰州，于学忠态度如何，马鸿奎、马鸿宾态度与兵力位置各方情况，新疆态度如何，请常告。

　　(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六)五军过黄河时为三千一百人枪……现余人千七百，内非战斗人员约八百，枪五百，弹每枪二、三粒。西路军已集中，随带彩病员一千，妇一千，小孩残废三百，如安下即被杀害，安下又赶来，随行笨重。西路军全军人数一万四千余，内战斗部队不及五分之二。全部电池只能用一个月。”[280]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报告了马家军的兵力分布。从兵力分布上看，马家军已经对西路军进行了围堵，同时由于驻守临泽的红五军没有及时撤出，部队需要整理，延误了时间，导致敌人施行拦头。这种状况对西路军领导人东返的信心产生了重要影响。敌人是骑兵行动迅速，而西路军则行动笨重，既使用急行军、夜行军的方法也难以摆脱敌人，由于道路、地形、就粮困难，因而难以调敌，西路军需要延长时间到达黄河。西路军领导人提出在坚持东进的条件下，根据面临敌情的不同，提出西路军行动方向上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转而西退;二是经民勤向宁夏定远营发展;三是向青海西宁、大通方向发展。最后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西路军现有兵力一万四千人，内有战斗部队近六千人。

　　这封电报是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东进产生动摇的重要标志。西路军领导人从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致电军委要求东进，到这一次对东进动摇仅三天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又发生动摇了呢?从电报中可以反映出的是马家军已经拦头，在西路军东返的路上部署下重兵，同时西路军行动笨重，而马家军的骑兵机动性强，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觉得东进的先机已失，因而对东进发生了动摇，提出向宁夏和青海行动的主张。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发生动摇还与他们一贯坚持的西退主张有密切关系。西路军损兵折将，蒙受巨大损失，才打到甘西，如果就这样返回河东，以前的努力不就是前功尽弃，付诸东流了吗?这也是他们对东进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西路军领导人根据东进敌情提出的要求，从维护西路军自身安全和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军委主席团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三)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281]

　　在这封电报中，根据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西路军可能向三个方向行动的提议，军委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决权。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军委要求西路军东进以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怎么就轻易的放弃了西路军东进的要求而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决权呢?因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军委命令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说法起码是令人怀疑的。军委仍然表示如果西路军决定东进，届时将派兵到靖远河边策应西路军过河。根据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笨重，贻误军机，军委要求他们彩病、小孩、妇女望地安置，使全军轻装，便于转移，行动击敌。当然，将这些人员安置在民间，在没有主力部队保护的情况下，他们的人身安全是难以获得保障的。虽然忍痛割爱，但是还得必须这样作，这是为了主力部队生存和转移必须作出的牺牲。否则，就只有同归于尽。从革命大局考虑，这样作当然是必要的。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因红军主力进入西安地区，积极团结张、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御侮的和平解决，现在获得相当成效，蒋已允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共，但此种允诺，尚待充分保证。蒋仍有分化张杨，继续剿共战争可能，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

　　(乙)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

　　(丙)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丁)杨旅只一个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都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戊)行进中，讲求集团秘密，埋伏，诱敌，迷敌，依敌来击敌，是最重要的。深入的政治动员，坚决不依靠外力，使人人具有誓死必胜的决心。在困难环境中，严肃红军纪律，争取群众赞助，是重要的保障。”[28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军委首先向西路军领导人通报了河东的形势。河东形势的好转，或许能够给西路军以帮助。虽然蒋介石同意西路军驻军凉州以西，但军委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估计到二马仍不会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堵。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过程中，严肃红军纪律，争取群众支持，人人有誓死必胜的决心，集中兵力，不要一味避战，而要采取变幻不定的战术，通过防御式反攻，用自力战胜二马完成东进任务。

　　为什么中央反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把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呢?因为事实上外力援助是不确定的，也是靠不住的。只有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才是从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谨慎从事，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减少损失，取得胜利。否则的话，把获得外力援助作为部署工作的出发点，一旦外力援助不到，那么由于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精神准备，到时必然要遭到惨重损失。

　　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据调查黄河靖远中上段、兰州上游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中央为慎重计，又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派人查清。东进只有驻扎永登的杨德亮补充旅，难以给西路军带来大的阻碍。同时，于学忠也会给西路军以渡河帮助。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届时将派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到靖远河边去接应西路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确实存在着西路军东进的有利条件，中央也是寄望于西路军东进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确定东进后，由于遇到马家军事围堵，同时也鉴于西路军行动缓慢，而马家军骑兵行动快捷，因而他们对东进又产生了动摇，向军委提出了西路军根据面临敌情的不同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的主张。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和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但仍然提醒西路军领导人当时存在着西路军东进的有利条件，中央届时也会派兵协助西路军东渡黄河。

　　5、对西洞堡战斗及其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作用的评析。

　　我们首先介绍西洞堡战斗的概况，然后对这次战斗进行适当的评点，再分析这次战斗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1)西洞堡战斗概况

　　一月二十一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出重围，向南转移，准备绕道张掖以南地区东返。二十四日，西路军到达张掖西南的龙首堡、西洞堡一带，击溃敌一百师骑兵旅一部，打死打伤四百余人。

　　西路军东进后，在到达张掖西南的西洞堡和龙首堡后休整了四天，终于获得了一个消灭敌人的机会。西洞堡村的房舍很集中，方圆几十里是一望无垠的沙石滩。村正北有一座小白塔，站在上面能望很远。一月二十六日，敌第一百师手枪团团长马玉龙督率该团一千五百多人及青海宪兵团一千三百多人追击到西洞堡村。赶到这里的追敌向红三十军发动进攻后，遭到坚决抵抗，在伤亡四百多人后被迫退去。

　　一月二十七日，敌宪兵团分兵左右两翼，向红军再次发动进攻。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登上白塔，从望远镜里看到，进攻的敌人少数占据着土坎和小沙包，大部分暴露在开阔地上;三十军则占据着土围子和其他有利地势，居高临下，打倒了很多敌人。两位指挥员感到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敌人装备虽好，但骄傲轻敌，所处地形不利，红军如果集中兵力出击，就可占据优势，歼灭其中之一路。战斗决心下了以后，三十军全体指战员立即紧张地进行出击准备。同时，三十军首长也向总指挥徐向前报告了反击敌人的意见。徐向前经过仔细了解和慎重考虑后，果断地批准了三十军提出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出击。

　　下午三时许，三十军主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部集结起来，做好了反击敌人的准备。攻击命令一下达，掩护部队火力齐发，冲击部队一拥而出，迅速扑向右翼敌人，将进攻之敌青海宪兵团团团包围。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左右，此役击毙敌八百余人，缴获马枪八百多支、短枪四百多支，以及许多战马、子弹，还缴获了一批被服、军毯、罐头等军用物资。遭到沉重打击的宪兵团残部仓皇败退，竟然把赶来增援的敌马玉龙手枪团的队伍也冲得七零八落。[283]

　　(2)西洞堡战斗评析。

　　我们知道，西路军西渡黄河以来，在与马家军交锋时往往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尽管中央早在十一月下旬就明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与马家军作战时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并传授了打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并且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只要给予马家军几次歼灭性的打击，就可灭敌气焰，在河西站稳脚跟。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还是没有对马家军给予歼灭性打击的战例。这次西洞堡战斗是西路军西渡以来第一次给予马家军团级建制的部队以歼灭性打击的战例。这次战斗，不论从歼敌人数，还是缴获的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都是西渡以来所没有的。

　　这次歼灭战能够胜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①  首先是集中兵力问题。我们看到西路军不论在永昌、山丹地区，还是在高台、临泽地区，因为占领据点，兵力就分散了，始终集中不起来。这样在马家军进攻的时候，就不得不各自为战，难以进行策应与支援。马家军就利用兵力上和骑兵具有较强机动性的优势，重点进攻一个据点，同时派兵牵制别的据点，使别的据点因为受到牵制而难以进行有力增援。这样马家军就在重点进攻的据点上取得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而西路军则处于绝对劣势。虽然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西路军有据点作为依托，但是不论在兵力上，还是后勤支援上西路军都难以得到有效的补充。如果不能依靠歼灭战给敌人以打击，使西路军通过战场的缴获得到补充，长此以往，就这种消耗也会把西路军拖向失败。西洞堡战斗恰巧是西路军在高台、临泽陷落后，为了东进，将兵力收缩，集中在西洞堡。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才能够集中红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一部打了一个歼灭战。当时，马家军一个团也就是一千多人，一个旅两个团，也就是三千多人。如果西路军利用其他部队牵制，集中一个军的兵力歼灭其一个团是有把握的。我们由此看到如果没有兵力的集中西洞堡战斗是不可能打成歼灭战的。

　　②  青海宪兵团属于运动之敌，没有坚固的工事作为依托。如果马家军坚守据点，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作为依托，西路军以当时的武器装备要想攻破城防必然要负出重大代价。我们看到，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都是在西路军的攻击下，马家军守军弃城而逃，一攻即破，随即西路军占领这些据点的。而大靖、凉州、甘州则因为有重兵把守，或者攻击不利，西路军只好绕城而过。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据点，是西路军作战之大忌。因为当时就西路军的武器装备，根本就没有攻击的物质基础。这样硬攻，必然会打成阵地战、消耗战，造成无谓的牺牲。而青海宪兵团，则是因为追击西路军到达西洞堡地界的，属于运动之敌。青海宪兵团又没有坚固的工事作用依托，只有少数人占据着土坎和小沙包，而大部却暴露于开阔的地面上，无险可守，他们显然对可能受到的攻击缺乏必要的准备。这样如果突然受到歼灭性攻击，就会惊慌失措，出现大乱，难以抵挡得住，容易败退下去。

　　③  青海宪兵团虽然武器装备较强，但是却没有形成战斗力。据马家军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回忆：“该团各级官长，即由手枪团官兵中派充，所有该团士兵1300余人，都是由西宁市居民中征拨的，入伍只有几个月，既没经过相当时间的训练，更谈不到作战能力。”[284]我们看到当时虽然马家军青海宪兵团具有较强的武器装备，但是由于缺乏训练，也没有经过实战，尚未形成战斗力。这也是这次战斗能够迅速取胜的一个因素。不过，既使形成了战斗力，如果在红八十八师和红八十九师一部优势兵力的包围下，也是难以逃脱被歼灭性打击的命运的。只不过是要多费一番周折，没有这么顺利罢了。

　　④  青海宪兵团属于孤立之敌，这就为西路军对青海宪兵团给予歼灭性打击提供了机会。我们看到，西路军集中到西洞堡后，是马玉龙的手枪团及青海宪兵团追击到西洞堡的。在一月二十六日的进攻中遭到西路军的激烈抵抗，在伤亡四百余人后退去。一月二十七日青海宪兵团又分左右两翼向西路军发起进攻。红三十军将青海宪兵团分割包围，进行歼灭性打击的时候，马玉龙的手枪团前来增援，结果却被青海宪兵团的残兵冲了个七零八落，没有起到增援的作用。西洞堡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如果附近有马家军的其他部队，以马家军骑兵的迅捷，是会很快赶到的。但是我们看到，直到作战结束，除了没有起到增援作用反而被冲散的手枪团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马家军的增援部队出现在战场上。这就说明马家军的其他部队离战场尚远，一时难以赶到。而青海宪兵团则是比较突出、孤立，与其他马家军部队相隔较远。这就为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通过以上我们对西洞堡战斗胜利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次歼灭战的胜利，是由于西路军集中了兵力，青海宪兵团属于运动之敌，没有坚固的工事作为依托，青海宪兵团缺乏训练和实战能力，又属于孤立之敌，正是这些因素才构成了西洞堡歼灭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这个歼灭战的胜利，当然是西路军领导人及红三十军指挥员能够迅速抓住战机，当机立断的结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个战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偶然性，是“拣来”的。也就是这个战机是自然出现的，并非西路军领导人和红三十军指挥员主动创造的战机。因为就兵力的集中来说，就不是他们为了打歼灭战而有意识地集中兵力，而是因为处于东进的需要集中了兵力，才客观上为西洞堡歼灭战创造了条件。歼灭的对象是青海宪兵团，这是一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缺乏实战经验的部队。同时西洞堡歼灭战中青海宪兵团这样的孤立之敌是自然出现的，而并非西路军领导人通过造势形成的。当时青海宪兵团又是在运动中没有及时巩起坚固的工事，因而才形成了西洞堡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3)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成为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导火线。

　　我们知道西洞堡战斗，是西路军成军以来第一次给予马家军团级建制部队以歼灭性打击的战例，也是战场缴获最多的一个战例。这一次战斗的胜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人认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对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决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主张这种说法的人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的决策变化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单从一月二十七日西洞堡战斗胜利后，西路军就由东进转为西退，重返倪家营子的表象中就轻易作出了西洞堡战斗在西路军领导人决策西路军行动方针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判断，这样就过高估计了西洞堡战斗在西路军领导人决策西路军行动方针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是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导火线，而不是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决定性原因。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一月二十四日致军委电报中就已经对东进产生了动摇。这种动摇的标志就是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提出了西路军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可能继续西退或向宁夏、青海发展的主张。从电报中我们看到动摇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马家军骑兵已经拦头，而且西路军行动笨重，已经失去先机。但是我们可以设想，由于西路军仍然具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这在当时还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在东进过程中西路军还是有实力和马家军作战的。西路军东进行动笨重还可以轻装嘛!马家军步兵被甩在西路军的后头，就是拦头的骑兵力量也不是很大嘛!因而我们判断单纯这个因素是不足以致使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产生动摇的。

　　既然单凭敌人拦头和西路军行动笨重尚不足以致使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方针产生动摇，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方针产生动摇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个原因我们也就只能从西路军领导人(过河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自甘南以来对东进西退认识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在甘南的时候，他们就有向河西发展的意向。大会师后由于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在河东急速向北推进，严重影响到宁夏战役的执行。为击破南敌，中央要求以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而他们却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不但命令九军渡过了黄河，随后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过河后又是他们首先提出向西退却的要求，在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河东的意见时，他们又一致主张西退，认为西退比东进更有利，从而放弃了两次东返河东的机会。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主张的西退，并非是处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为了克服当前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执意于西退的。这就使我们很难排除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对他们的这种执意西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因为西退不仅可以打通苏联联系，能够获得苏联援助，而且还可以通过建立河西根据地，开创河西斗争新局面，因而从主观上说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通过西退为西路军的生存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在甘西的发展虽然遭遇巨大挫折，但是西路军毕竟已给予马家军以重大打击，况且在西路军深入甘西，离新疆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情况下，他们不忍心放弃他们西退以来的所得，在负出沉重代价而又没有收获的境况下返回河东。这样在高台陷落给西路军领导人造成的阴影渐渐淡去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离开甘西返回河东的意志就又出现了动摇。

　　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使西路军领导人觉得仍然存在通过歼灭敌人打通远方联系的希望，这进一步坚定了西路军领导人西退的决心，成为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西退动摇的关健时刻改变行动方针的重要推动力。因而我们说西洞堡战斗的胜利恰恰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动摇的紧要关头成为他们由东进变为西退的导火线。

　　由以上我们对西洞堡歼灭战的评析中可以看到，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提出东进返回河东的要求，在得到中央批准后，他们又产生了动摇。就在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动摇的关健时刻，他们适时抓住战机，给予马家军青海宪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取得了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而这次战斗的胜利也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摆脱动摇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导火线。

　　6、西路军领导人停止东进，决定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西路军领导人在一月二十四日致军委电报中就对东进表现出了动摇。这种动摇的标志就是在继续表示东进的情况下，他们又提出了西退和向宁夏、青海行动的主张。当时他们也没有具体确定向什么方向行动，而是表示要对各个方向面临的敌情进行比较后再决定行动的方向。就在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还是西退动摇的关健时刻，西路军取得了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而这次战斗的胜利也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决定西路军停止东进转而西退的导火线。

　　(1)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主张西路军停止东进继续西退。

　　下面我们首先引用一段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回忆。

　　在西洞堡歼灭战胜利后，西路军洋溢在一片喜悦的氛围中，当时全军上下摩拳擦掌，准备东进，与河东红军会师。据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但却一直不见出发的命令。我纳闷，为什么不趁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原来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先也让我参加的。我去迟了。一进总部住的院子，就听见陈昌浩同志正在大声地讲话：‘……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谓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西。我们要……。’这些话象一瓢冷水泼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军政委员们便纷纷离座往外走了。‘世才同志，你来啦!坐下谈。’陈昌浩主席笑着说。我急忙上去和他握手。我环顾室内，凳子乱七八糟的摆了一地。徐总指挥坐在墙角处低头不语，右手托着钢头瓷嘴的小旱烟锅，吧嗒吧嗒地吸着，竹竿烟管上还拴着那个沾着油泥的旧黑布烟包。陈昌浩主席继续对我说：‘你们打得好，消灭了马步青匪帮的主力撒拉宪兵团。我们要继续向西打……。’不用再听，我就知道底下的话是什么。我有心要说几句，又一想，既然军政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我再说还能有什么作用。等他讲完话，我就告辞了。”[285]

　　从程世才的回忆看，当时陈昌浩在西洞堡歼灭战后，是极力主张西路军停止东进，转向西退的。而他显然是反对陈昌浩的西退主张的，但是鉴于在陈昌浩的鼓动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已经通过了西退的行动方针，他也只好服从，没有再说什么。程世才在回忆录中对这一小节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冲昏头脑的胜利”，就足以说明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使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对河西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决策，这种错误的决策导致西路军停止东进，转向西退，从而注定了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命运。

　　当然，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程世才还是高估了西洞堡战斗胜利对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在决定西路军行动方针变化中的作用。因为程世才不知道西路军领导人在西洞堡战斗前就已经对西路军东进产生了动摇，也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便于说)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从甘南以来就一直执意于西退，而这些因素才是西路军领导人决定西路军由东进转向西退的内在动因。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充其量不过是西路军由东进转向西退的导火线而已。

　　在程世才的回忆中虽然提到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但是他没有说徐向前在这次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中是什么态度。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徐向前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持什么态度。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持赞成态度，或者至少没有反对。

　　下面我们再来引用一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对当时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回忆。

　　徐向前回忆道：“马步芳、马步青发现我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乃火速集兵，倾巢出犯。从一月下旬起，敌人先后出动的兵力，计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另有甘、青两省的大量反动民团，共七万余人。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敌人重兵防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二月一日，数万敌军向倪家营子发起猛烈进攻。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创造东进有利条件，我军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实行决战防御。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四十天的血战。”[286]

　　从徐向前这段回忆中看，当时进行围堵的七万多马家军是不是在同一时间将这七万多人一起压向西路军呢?显然不是，如果那样的话，西路军根本就难以冲出重围，又何谈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

　　徐向前这段回忆中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对于西洞堡歼灭战和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一笔带过，不但没有作任何评论，而且就连当时决策的过程也没有叙述，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我们知道，西洞堡歼灭战，是西路军战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建制消灭马家军团级部队的战斗，也是西路军战史上作战缴获最多的一次，是西路军战史上的一个亮点。按说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不但应该从当事人的角度对这次歼灭战有一个阐述，而且还要对这次战斗从发现战机，进行决策，到部署作战，以及这次战斗在西路军战史上的地位，对西路军以后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进行必要的点评，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徐向前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是发人深思的。

　　通过前文程世才的回忆我们知道，西洞堡歼灭战后，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前夕，西路军领导人曾召开了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程世才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他是红三十军的代军长才破格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去得迟了，没有赶上参加会议。因而在他的回忆中没有这次会议对行动方针讨论的情况。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却仅以“因东面敌人重兵防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这样一笔轻轻带过，这样就避开了西路军领导人及军政委员会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在决策过程中真实内幕的披露。因为徐向前是仅次于陈昌浩的西路军第二号领导人，是不可能不知道决策内幕的。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的转变上，陈昌浩应该首先征求作为西路军第二号领导人徐向前的意见，然后再开军政委员会常委会，在常委会通过以后再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当然也有可能把常委会和军政委员会会议合并成一个会议来召开。不论怎样，作为西路军中仅次于陈昌浩的第二位领导人，他应该知道这次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决策的内幕。

　　由于这次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直接注定了西路军失败的命运，因而这次西路军行动方针的转变在西路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徐向前作为当事人如果把当时真实的过程如实记录下来，不仅会弄清当时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的内幕，而且还有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的评价。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徐向前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正是由于这次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才最终注定了西路军的败局。可是就在徐向前对西路军这次行动方针转变的回忆中，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我们从下文引用的徐向前回忆中可以看到当陈昌浩命令西路军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时，他是持反对态度的。这就不禁使我们感到奇怪，为什么在西路军两次重返倪家营子问题上徐向前在回忆中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时，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从龙首堡(西洞堡)返回倪家营子时，他却回避了自己的真实态度呢?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徐向前对从龙首堡(西洞堡)返回倪家营子持反对态度，正如下文我们要看到的西路军突围到威狄堡时他坚决反对重返倪家营子一样，那么徐向前是没有必要对此持缄默态度的。因而我们判断如果徐向前在当时坚决反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话，那么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就会象他在陈昌浩命令西路军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时他坚决反对一样，会将他当时的态度予以说明的，而没有必要采取回避态度。他没有作出这样的说明也就在客观上表明他当时没有对此加以反对。这样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既不愿意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又不愿意歪曲历史真相，因而就干脆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关健时刻，徐向前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保持沉默或赞成态度。

　　(3)西路军决定停止东进，实施西退，重返倪家营子。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赞成或主张西退的，随后他们将西退的主张上报军委。

　　一月二十七日二十一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军委主席团万万火急的电报：

　　甲、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利，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

　　乙、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287]

　　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报告军委西路军停止东进，实施西退。这封电报是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这说明停止东进，实施西退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集体决定。

　　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讲得比较含蓄，由于马家军已居东边有了防备，马上东进是不利的，应该在甘州以西周转一个时期，然后寻机破敌。如果我们向东进，遇到阻碍能不能在这个地区周转一时呢?东进的话，既然难以获得外来援助，可否再由新疆方面从苏联获得援助呢?

　　由此看来，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通过西退打通苏联联系来获得援助的。西路军领导人要求军委今夜回电，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军委对西路军这个电报的复电。不过，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分析军委对西路军西退的态度，既然军委已经于一月二十四日授予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就是军委对他们的西退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也只好同意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东进至山丹之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枝。(并告彭、任)”[288]毛泽东向周恩来、博古通报了西路军西退的决定。从这个电报中也可以看出是西路军领导人而非中央作出的西退决定。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最终作出了停止东进，实施西退的决定。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也正是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4)对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行动方针由东进转为西退的评析。

　　我们知道，西路军要想在河西生存下去，就必须建立根据地，而消灭敌人才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只有歼灭战才是消灭敌人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西路军只有通过打歼灭战，才能有效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否则西路军就很难在河西生存下去。

　　我们看到，青海宪兵团的装备确实不错，陈昌浩在这一点上说得不差。但要说青海宪兵团的战斗力强，则是陈昌浩的误判。青海宪兵团被给予歼灭性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敌人，但是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变化。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青海宪兵团被给予歼灭性打击确实有不少偶然性因素，难以引为常例。这个歼灭战的胜利是西路军领导人抓住了战机，而并非西路军领导人和红三十军指挥员创造了战机取得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不能创造战机，象这样带有偶然性的战机，以后也不会经常遇到。他们在作战方法上，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了根本性转变。这样西路军就不得不象以前那样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就是这种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拖向失败的。

　　以前在兵力充足的时候，没有打成歼灭战，这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还是由于河西的地形、敌情的限制难以打成歼灭战呢?

　　如果是由于河西的地形、敌情限制难以打成歼灭战，那么在西路军蒙受巨大损失，士气遭到重创，兵力锐减的情况下，就根本不可能再打成歼灭战了。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只有尽快尽早脱离河西，否则就难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

　　如果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的问题，那就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西路军当时虽然有一万四千人，作战部队却仅有六千人。在马家军众兵云集的情况下，因为调动、牵制、阻击敌人需要兵力，而打歼灭战则又需要集中比被歼灭的敌人多三倍到四倍的兵力，这样在打歼灭战方面确实显得兵力不足。虽然现在打了一个歼灭战，但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自身因为遭受了巨大损失，兵力锐减，打歼灭战的条件逐渐失去的情况下，以后还能不能通过与敌周旋，创造条件，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呢?如果没有，那就应该及早东进，撤离河西。

　　这个时候，西路军已经在河西转战了三个月，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西路军在河西作战的未来发展状况有一个清醒地认识，从而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作出一个理性的判断。

　　我们知道，马家军包括正规军和民团，民团的战斗力远逊于正规军，因而在评析的时候，我们不能笼统地把马家军的民团等同于其正规军。我们要把参加作战的马家军与担任守备任务的马家军区分开来，再把作战过程中直接投入战场的马家军与作为预备力量的马家军区分开来，也要把直接投入战场的马家军中的正规军与其民团区分开来。这样看来，西路军在正面战场上直接面对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小得多。从徐向前上文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马家军当时倾巢而动，集中了七万多人围追堵截西路军。但是这七万人并不是一下子都推到与西路军作战的战场上去的。既有担任地方守备的部队，也有轮换休整的部队，还有在战场上的预备队，因而西路军在正面战场上面临的马家军比按河西地区西路军与马家军总兵力的比例要低得多。这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当时西路军有一万四千人，而战斗部队也有近六千人，这仍然是一支可观的力量。马家军要想通过一次歼灭性的战斗来将西路军消灭掉，就必须集中比西路军多三倍的兵力，也就是要一次集中四万以上的兵力才能完成对西路军的包围。

　　由于马家军民团与其正规军战斗力的巨大差距，因而在这四万兵力中马家军正规军要占三分之二以上，否则既使包围了也难以把西路军歼灭掉。而要一次集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家军正规部队，也就是要集中二万七千马家军才能将西路军在完成分割包围后歼灭掉。我们知道，马家军正规军总共才三万余人，要是一次集结两万七千人的正规军，这实际上就是把马家军的“老本”都用上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马家军防守的地域广大，在地方毕竟还要有一定的守备部队。虽然马家军正规军有不少骑兵，但骑兵约占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马家军一次也只能是集结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骑兵进行拦头，当时西路军正在东进中，还有不少马家军的步兵被甩在了后面，因而我们认为马家军想靠这一部分骑兵通过拦头来挡住西路军东进是非常困难的。马家军步兵所占地域广大，兵力集结起来，行动迟缓。而西路军则是在运动中，或快或慢，善于反击，以多变之战术，迟滞马家军，为东进争取时间，创造条件。只要西路军全军指战员抱定拚死作战的决心，是可以冲破马家军的拦截，突出重围返回河东的。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当时坚决东进，单从马家军集结的兵力上考虑，马家军也是不可能将西路军包围歼灭掉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西路军向马家军的腹地西宁地区进发，威胁到马家军的生命线，马家军才会与西路军拚命，否则的话，甘、青二马不会将他们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与西路军的对拚上。特别是在西路军东进，对他们的威胁日渐减小而又具有相当实力的情况下。

　　甘、青二马可以从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中得到教训。如果马家军在与西路军的对拚中消耗待尽，蒋介石的中央军则随时可能开过黄河，接管河西，他们的“土皇帝”也就坐到头了。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在西路军就要脱离他们的地盘而且尚有相当战斗力的情况下，他们在围追堵截中是不会将自己的部队全部用上去的。这就客观上成为西路军东进的有利条件。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看到，西路军当时有一万四千人，作战部队有六千人，剩下的八千人中除去老弱病残和妇女、小孩子以外，还是可以从中抽出三四千人来经过临时突击训练充实到作战部队的。因为这些人长期随军转战，毕竟也经过了不少战斗，还是有一定的作战经历的。这样就可以至少使作战部队增加三分之一的力量。同时，西路军当时行动笨重，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必然要在东进过程中贻误战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就要抛弃那些坛坛罐罐，将不能随军急行军的人员安置在民间。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西路军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而且还可以加快西路军的东进速度，为东进创造先机。当然将不能随同急行军的人员安置在民间是不忍心的，因为失去了主力部队的保护，这些人就很难逃脱马家军的屠戮。但这是为大局所作出的必要牺牲，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会遭遇更大的牺牲，乃至于全军覆没。西路军领导人一再强调战斗人员仅占其兵力的五分之二，作战部队人员不足，西路军行动笨重，而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乃至于企图用转变行动方向来回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当时西路军刚刚结束了西洞堡战斗，给马家军青海宪兵团一个歼灭性打击，挫了马家军的气焰，这就使得马家军在追击西路军的时候，不得不敛起锋芒，不敢擅自脱离其主力，对西路军猖狂进攻。同时，也提高了西路军的士气，大大激发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马家军作战的信心和勇气，又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样就为西路军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路军虽然已是疲惫之师，且弹药物资缺乏，但是西路军毕竟还有较大的兵力，在东进过程中，经过广泛动员，使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树立人人拚死决战的决心，注意集中而不分散兵力，而且适时调敌、迷敌，声东击西，不要一味退却，与敌避战，而要适度反击，利用有利时机杀敌人一个“回马枪”，为东进创造有利条件。

　　西路军东进还存在有利条件。河西只有杨德亮一个补充旅，也难以给西路军造成大的妨碍。同时，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于学忠将在西路军渡河时给予他们帮助，中央也将派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到靖远河边去接他们渡河，据调查黄河在靖远河段也将在一个月后解冰，这些就构成他们渡河的有利条件。

　　另外，在西路军西退的时候，马步青曾有意和西路军搞统战关系，西路军路过凉州时，马步青龟缩凉州不出，西路军绕城而过。因而，我们看到由于以前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在红军尚有相当战斗力的情况下脱离他的防区，返回河东，从保存实力计，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攻击，更不会凭死力围堵西路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西洞堡战斗后，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还是西退行动方针的确定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这种失误的表现之一：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继续西退后是可以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从西路军目前所具有的实力出发，根据甘西地区面临的地形和敌情，结合以前西路军在甘西作战的经验教训，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此作出理性的判断，西路军打歼灭战的条件已经失去。我们看到，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始终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在这里又激战了二十天。在耗尽了西路军的力量后，不得已时才向祁连山突围，在突围过程中被冲跨，最后失败。这说明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继续西退后在作战方式的判断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从他们决定继续西退来看，显然他们认为是能够改变以前作战方面的不足，西路军是可以打歼灭战的。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才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错误的决策。也正是这种错误的决策才给西路军带来了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种失误的表现之二：西路军领导人认为继续西退可以避免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命运，而东进在马家军的围堵下不但可能遭受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命运，西退要比东进前途光明。当时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的兵力，在西路军东进过程中，马家军尚难以通过集结优势的兵力将西路军歼灭掉。西路军通过压缩后勤机关人员还可以为作战部队充实三分之一的力量，扔掉坛坛罐罐，将老弱病残安置民间，可以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行进速度。在西路军尚具有相当战斗力而又脱离马家军地盘的情况下，西路军只要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不要一味避敌，而要与敌进行周旋，迷敌，善杀“回马枪”，甘、青二马从自身利益计是不会对西路军穷追猛打的。西路军东进就面临一个杨德亮补充旅，也难以给西路军造成大的妨碍，同时东进渡河还可以得到东北军协助和河东红军的接应。当时西路军又打了一个西洞堡歼灭战，为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置这些有利条件于不顾，最终选择了西退，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当时他们选择西退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一个半月后西路军会近乎全军覆没，而是对西退抱有希望，反而对东进顾虑重重，担心遭遇全军覆没的悲剧。事实证明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而这种错误的选择最终决定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西路军有一万四千人，就是在东进过程中损失五六千人，还可以保存八九千人，骨干尚存，更不会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拚死作战以求东进的决心，在西路军生死危亡的关健时刻，他们将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由东进变为西退，最后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很大的失策。

　　7、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独立战胜甘、青二马还是河东增援问题(具体表现在红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上)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上的分歧所致。

　　西路军于一月二十八日重返倪家营子，在这里西路军又经历了一场历时二十八天的血战。中间曾经向威狄堡转移，但第二天又返了回来。直到二月二十七日从倪家营子突围，经沙河堡、三道流(柳)沟和梨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最后于三月中旬失败。

　　现在我们先分析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至突围到威狄堡之前(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一日)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状况。由于这个时期中央和西路军之间来往的不少电报没有公开，因而我们只能根据业已公开的电报进行分析，从公开的电报中来探究前后电报之间的关系。通过双方来往的电报，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是依靠自我奋斗还是河东红军援助，而河东红军的援助主要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建上。另外一个方面的分歧是表现在西路军行动方针，是继续西退还有向青海发展上。这种分歧逐渐尖锐且已具有党内路线斗争的色彩。

　　下面我们就通过对已经公开的双方来往的电报来分析这个问题。

　　二月一日二十时，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联名致电军委：

　　(一)为调动敌人寻机灭敌，全路军于二十八日晚移沙河堡东二十里之倪家营，贸易好，粮可吃半个月，群众条件亦好。

　　(二)敌马禄旅因损失大，已在山丹、永昌补充后再来。祁旅守凉州，元海、起功四个团在我西南。马彪、马朴两骑旅在我东北附近，各加步骑民团。今昨两日炮战，掩护进犯，均被击退，敌伤亡六百，我亦四百。堡寨密联，我火力太弱，灭之不易。

　　(三)我们决集力击敌，并争取时间休整，敌力求与我速战，弱点多，现正在以全军从战术、政治、群众灭敌，用后方游击战来战胜敌人。但我人、物补充困难，故感灭敌困难。

　　(四)各方情况如何报告。[289]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首先向军委报告了西路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又重新回到了倪家营子，倪家营子的贸易状况不错，粮食可以吃半个月，群众条件也好。接着又汇报了西路军与马家军交战的情况，并报告了西路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针对敌人要求与西路军速战，弱点多的有利条件，西路军要在这里经过休整，做好群众工作，动员群众用游击战来战胜敌人。开展政治工作，进行战术革新，以便集中力量与敌作战。但是最后则强调了人、物补充困难，流露出向中央寻求援助的苗头。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强调要集中兵力进行灭敌，实际上在整个倪家营子战斗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军委对西路军这封电报的回电。我们再来看下一封电报。

　　二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及军政会致军委：

　　(一)敌因伤亡较大，补充较前困难，只因马禄骑旅实伤亡一千四百二十二人，迭电彪、海勿破攻。采取围困敌人方法，坚壁清野，迫敌运动，以求决战。我因地形、堡寨、弹药、人员限制，敌不外出，亦难凭之袭攻。现正乘机深入训练，部队极旺，虽处境极困，然精神振奋，无一逃亡，妇孩均习操，实地战斗。直属队大加轻便，只彩号残废二千为重，补充扩充无法。各地反马情绪甚高，群众极好，上层分子及哥老会暗助红军。现正广泛运用抗日反马统一战线，白区工作甚易，正建立中。为长久根本之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以目前情况力量估计：

　　1、西路军单独在洪水、高台行动，到一月至二月，争取消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灭之尚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

　　2、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利。

　　3、我处倪家营到洪水约一九○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六○里路，并需三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西宁一路人众粮多，酌路不便于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

　　(二)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的是灭敌西进，不过目前实难实现，还须由抗日方面给敌实际威胁，以分散敌力，使我方击之更易，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290]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形势总的来看是乐观的。在电报中反映当时部队已经轻装，西路军正在加紧训练，士气极旺，在当地获得了群众和上层人物的支持，正在广泛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电报中我们也看到在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由于前一段时间作战马家军受损严重，也急待休整补充，因而对西路军暂时停止了进攻，采取了守势，将西路军围困起来。但是由于西路军没有脱离马家军的地盘，而是仍然在其地盘上逗留，这也就决定了的马家军这种守势不会长久，很快就会转为大规模的进攻。在这种进攻面前西路军领导人采取何种方式打破马家军的进攻呢?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提出了西路军的行动计划：

　　一是一至二月份西路军在洪水、高台一带周转一时，灭敌一部，但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很难。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不再轻视马家军的战斗力了，也认识到如果西路军不消灭马家军就会给西退造成困难。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比高台陷落前的认识深入了。

　　二是在击敌有利条件下容易实现东进。电报中说的“延搁根本大计”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这是指西退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援助这件事。也就是说尽管在当时情况下，东进较易做到，但是如果放弃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援助这件事，况且在已经给二马造成重大打击的条件下返回河东，就会助长二马气焰，以后打击二马就会更为不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领导人还是不愿意放弃西退主张，还是执意于打通苏联，获得援助的，而对东进却持消极态度。这里关健是西路军在当时情况下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打通苏联后苏联又能否及时对西路军提供援助，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判断出现了失误。而这种判断的失误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行动方针上的错误决策，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三是西路军领导人鉴于洪水、北大通一带粮房不缺，从电报中看他们有要西路军向北大通乃至西宁行动的迹象。

　　西路军领导人最后在电报中表明了西路军在这里行动的目的就是要灭敌西进。但是要灭敌西进，必须由河东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给甘、青二马以威胁，分散其兵力，或者调红四军西渡与西路军一块夹击马家军。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执意于西退的，而对东进却仍然表现淡然。不过，他们又认为单靠西路军难以完成西退打通苏联的任务，因而要求河东红军提供帮助。在继续西退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又提出了向大通、西宁发展的提议。但是军委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军委的复电，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西路军发给党中央的这封电报中可以推测出当时军委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我们看下面西路军领导人发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这封电报。

　　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党中央：

　　党中央：

　　(一)关于此方针，我实情已经屡电详陈军委，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心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任何时候没有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不是我们无决心战胜敌人，而是由于当时新的情况，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为有利于全局。

　　(二)“二马”与我拚战甚坚决，是南京有人暗中支使，利用蒋、顾借口，不能推辞。请详考虑。

　　(三)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既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拚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

　　(四)此上提议极重要，提出讨论并速复军政委员会。”[291]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拍发的方式比较独特，以往电报一般是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拍发给军委的，而这封电报却是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绕过军委直接拍发给党中央的。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军委收到西路军领导人及军政会二月七日电报后曾有一封复电给西路军，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指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以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而是依靠外力帮助，因而招致了西路军领导人的不满，他们就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集体的名义绕过军委直接致电党中央进行申诉，以证明军委对他们的批评是错误的。

　　西路军领导人首先在电报中向中央申明西路军全体指战员消灭敌人的决心是任何时候没有动摇的。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在电报中首先声明这一条，就是因为在军委致西路军的复电中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所以他们在这封申诉电中首先作出了声明。然后，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就进一步说，战胜敌人取决于敌我力量之对比，也就是说之所以以前的仗打得不好，那是因为西路军兵力不足的缘故。为了说明这个论点，西路军领导人又把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提了出来。并且说并不是我们无心战胜敌人，实在是兵力不足完不成任务。西路军领导人又说根据我们详细考虑并总结百余日中河西苦战的教训，红四军、三十一军如果不归还建制，是无法完成西退任务的。

　　至于电报中提到的二马拚战坚决是由于南京有人暗中支持一事，这并不是什么隐密的事，也不能说明西路军领导人有什么先见之明。中央虽然要求南京政府约束二马，向二马施加压力，但是能不能起到作用，中央也是没有把握的。从大局计，中央还是不能因为南京政府不能约束二马进攻西路军就与南京政府关系破裂，也不能因为甘、青二马没有停止进攻西路军就贸然出兵河西，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也是感到无可奈何的。

　　至于说西路军要转移到大通、西宁一带，大通、西宁一带是马步芳的老巢，是青马的生命线，如果西路军到了那里，势必会导致马步芳集结全力与西路军决战，而西路军以当时所拥有的兵力能不能顶得住马家军的进攻，有把握在和马家军的决战中取得胜利呢?我们可以从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为了夺取川军的生命线—成都平原，从而引发了南下红军与川军的决战，以百丈战斗的失利为标志南下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最终遭到失败中得到启示。

　　电报最后说因为拚战而不能战胜敌人，持久消耗是不利的。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认识到了和敌人进行阵地战和拚消耗造成的危害，但是在电报中他们这样讲的用意是为了向中央说明他们兵力的不足，而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增援西路军，因而我们对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表示疑虑。

　　二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委委员会：

　　(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

　　(二)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意停止“二马”向你们的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你们有一次缴获敌人二百余枪，这样的胜仗多打几个，则情况便起大的变化，此外不能有任何别的方针。中央苏区突围如果不能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便不能达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新局面的目的。

　　(三)作战行动时注意，集中兵力包围消灭(敌人)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敌人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

　　(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

　　(五)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292]

　　在中央的复电中，首先表示同意西路军在春暖前在抚临地区寻机破敌，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的方针。虽然在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党中央电报中没有西路军向肃州、安西行动的内容，但是在以前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则有这方面的内容。因而中央是根据这封电报并结合以前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方针来答复西路军领导人及军政委员会的。至于西路军向大通、西宁行动的提议，因为这涉及到西路军行动方针的转变，因而在没有弄清西路军领导人的意图以前，中央持慎重态度，没有轻易表态。因而电询西路军领导人的意图后，再作定夺。而徐向前则在回忆录中说中央不允许他们向大通、西宁方向行动，这显然是对中央的误解。[293]我们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虽然大通、西宁一带粮房较丰，人口较多，但是西路军向大通、西宁行动的前景却并不乐观。

　　中央在电报中说如果蒋介石不愿或不能让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不愿主力红军援助西路军，那么就只有依靠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自我奋斗。这里就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虽然中央一再要求蒋介石约束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但是鉴于南京政府和甘、青二马在防范红军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同时甘、青二马又处于维护他们个人利益的需要，如果甘、青二马仍然进攻西路军，中央是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的，因而西路军只有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二马。

　　因为从大局计中央也难以因为南京政府没有阻止二马进攻西路军就和南京政府关系破裂，同时如果我党不顾南京政府的反对执意派河东红军主力增援西路军，那么不仅我党刚刚与国民党谈判取得的成果会化为泡影，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河东红军主力增援，国民党军队就会趁红军主力增援之际，重兵压向陕甘宁边区，我党在河东的根据地就会毁于一旦。一旦我党失去了河东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再沿河布防，这样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这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正是基于此，中央才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中央在电报中明确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在过去作战中的弱点。这种作战指挥上的弱点如果不改变，西路军就非失败不可。因为处于外线作战主要依靠战场缴获进行补给的西路军是消耗不起的。

　　我们看到，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已经反复告诫西路军领导人，要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从西路军自身的实力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实状况出发，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来布置一切工作和作战事宜，本来是不致于遭到如此巨大的损失，更不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的。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条件的情况下。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不能正确估计河西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状况，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候西路军打歼灭战的条件更为困难，而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又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个时候西路军应该利用西洞堡战斗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凭借西路军还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赶快东进，返回河东。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西路军最终没有返回河东的原因，并不是中央关闭了西路军返回河东的大门，而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主动选择。

　　至于西路军的群众纪律，中央对他们的批评也不是空穴来风。在这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现在我们尚未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因而难以作出进一步的评论。

　　人们不禁要问，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政治错误的批评是不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难道是中央利用西路军领导人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无限制地给他们上纲上线施加压力吗?到底是中央为了给西路军领导人施加压力才将当时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的分歧与过去西路军领导人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呢，还是本来当时西路军领导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克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才产生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西路军领导人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到底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西北地区发展和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对北上持怀疑态度，因而跟随张国焘南下，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乃至于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国焘路线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主张南下西退。当南下失败，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北上后，这个时候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突出地表现在西退路线上。而西退路线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对在河东地区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因而才主张将部队拉过黄河向青海、甘肃乃至于新疆地区发展。我们看到主张西退和信心不足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两个基本特点。我们就从这两个基本特点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到底受不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从而来看中央对他们的批评到底是不是合乎实际情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区别在于由于河东在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及发展潜力方面远远优越于河西，只有将全党工作的中心放在河东才能对中国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抗日战争中才能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才能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因而革命的重心必须在河东而不能在河西，这也就决定着红军主力也只能在河东而不能在河西。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则主张党的工作重心在河西，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我们看到，如果一旦革命的重心放在了河西，那么因为河西地区经济、人口等条件的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限制，国民党一旦将黄河封锁，那么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就难以越过黄河向河东发展，从而在抗日战争到来的关健时刻我党也就难以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因而也就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发展机会。

　　我们看到在坚持向西退却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表现了和张国焘相似的心理。他们率军西渡后，首先提出向甘西进军的建议，而且在中央征求他们东进西退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认为西退优于东进，而且自己主动放弃了三次东返的机会。特别是当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失败的迹象已经显现，中央授予他们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拒绝东返，以致于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张国焘坚持西退路线反对东进路线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悲观估计，产生了在黄河以东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信心的缺乏，因而才产生了向西部退却的行动。

　　中央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不要放在依靠外力上。而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来支持他们，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这在客观上也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理解，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河东河西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正是由于河东河西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就必然导致我党将革命发展的重心安排在河东，因而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主体必须在河东而不能在河西，只有河东才是我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由于战胜甘、青二马信心的不足，因而才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外力援助上，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原先设想，一直往西打，打通新疆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杀一个“回马枪”，歼灭马家军。可是由于复杂的内外因素的限制，苏联始终没有给西路军提供所需要的武器装备，这就给没有立足于依靠自我奋斗却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于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的西路军带来了毁灭性灾难。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致使西路军长期滞留于河西走廊，被动应付，直到被打败。

　　关于河东红军援助问题，其实中央很早就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依靠自我奋斗而不要依靠外力援助。我们看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只有河东才是我党发展的重心。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因而从革命发展的大局考虑，也不可能再从河东向河西调遣红军。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河东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当时根本就难以抽出兵力来援助河西。如果将河东红军向河西转移，势必会消弱陕甘宁根据地的防御力量。一旦丧失了陕甘宁根据地，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离开刚刚站稳脚跟的陕北，被压向河西地区，那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反复要求中央要河东红军来援助，同时他们在得不到河东红军援助的情况下，竟然不顾当时革命发展的大局，说什么红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就让这两个军来援助我们吧，这不仅表现出他们对战胜敌人信心的缺乏，同时他们狭隘的本位主义的形象也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西路军领导人对河东红军没有及时援助而耿耿于怀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没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倡导的西退路线的区别搞清楚。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坚持西退的主张上和对河西作战的信心不足上和张国焘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确实的，也是必要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不是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施加压力，而是西路军领导人当时的认识和作法恰恰是由于没有克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结果。

　　可能中央也感到这个电报直指西路军领导人的政治错误，对西路军批评得有些重了，大敌当前，不利于西路军团结对敌，因而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委员会诸同志：

　　甲、对于你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尽方法援助你们，但当援助还不能立即成为有效的事实时，总是鼓励你们，用自力解决难局。

　　乙、望告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

　　丙、“二马”现有若干，“二马”位置及损失和防线情况，你们位置及行动方向与计划，即告。”[294]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劝慰西路军领导人，同时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提高士气，为改善在甘西的生存条件而奋斗。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还是在河东红军的援助下战胜敌人以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间产生的矛盾趋于激化，这种矛盾的激化是由于双方对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的分歧所致。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他们不仅一再提出要河东红军援助的要求，而且在河东红军难以提供援助，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撤离河西，最终酿成西路军失败的悲剧。

　　8、周而复始式的突围—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

　　西路军从一月二十八日返回倪家营子，已经在此拚杀了二十多天。西路军领导人原先设想，西路军西退后，通过与马家军周旋，机动调敌，消灭敌人一部，实现西退。但是自从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以后，在马家军的围困和进攻下，西路军只能是进行防御性的作战，被动应付，根本就难以通过调敌，完成消灭敌人实施西退的任务。徐向前也看到，长此以往，西路军象这样拚杀下去只有全军覆没，于是提议西路军进行转移。徐向前对此回忆道：“我思想上当然也有顾虑，但是，摆脱眼前危险处境的想法，毕竟压倒了一切。我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我讲了西路军当前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以及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了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唯陈昌浩显得必事重重，迟疑不决。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至威敌(狄)堡地区，又遭到敌堵截。”[295]陈向前在这里说他提出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在西洞堡歼灭战后西路军决策停止东进转向西退时，他在回忆中却有意回避呢?这是耐人寻味的。

　　西路军从二月二十一日晚从倪家营子突围，往西转移到威狄堡，但是却又于第二天晚上又重新回到倪家营子，这次是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西路军转移到威狄堡后，又要返回倪家营子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徐向前回忆说：“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受阻，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他在军政委员会上，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了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296]

　　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意识到西路军死守倪家营子，只能是死路一条，因而是坚决反对西路军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的。徐向前与他在回忆西路军从龙首堡(西洞堡)停止东进转而西退时回避自己在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的真实态度不同，这一次他鲜明地表示出自己的反对态度。而陈昌浩则是坚决主张重返倪家营子。由于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第一号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具有决定权，因而西路军最终还是执行了他的命令，重新返回了倪家营子。

　　当然，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无疑徐向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尽管西路军本来就不应该在西洞堡战斗胜利后，停止东进，二进倪家营子。但西路军这时从倪家营子突围到威狄堡后，毕竟比返回倪家营子坚守五天后再突围更主动一些，因而这时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是个重大的失策。

　　至于徐向前说从倪家营子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对此有顾虑，就颇为令人费解。因为早在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已经授予他们西路军行动方针的自主权。他们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根据所遇敌情的不同情况，有权选择向任何方向行动的自主权。陈昌浩又顾虑什么呢?

　　因而我们认为，虽然在反对西路军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方面徐向前是正确的，但是徐向前将陈昌浩要求回到倪家营子的原因归结为是为了执行中央命令，则不免有些失之偏颇。

　　我们从下文引用的电报中还可以看到，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转移到威狄堡乃至又返回倪家营子，这完全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决定，并不是中央要求他们坚守在倪家营子的。当然他们内部可能有不同意见。

　　人们不禁要问，陈昌浩到底为什么要求重返倪家营子呢?

　　由于没有找到陈昌浩在这方面留下的史料，我们也只能从逻辑上作一些分析和推测。威狄堡固然由于堡寨分散，敌易封锁，但是还可以向别的方向转移嘛!

　　鉴于河西走廊的地形特征，向北是大漠，向南是祁连山，西路军当时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东进或西退。西路军领导人过去确曾提出向宁夏定远营，青海大通、西宁行动的主张，但是主要还是因为向这两个方向进军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有马家军的重重阻挠，特别是大通、西宁是青马的腹心区域，如果占领该地必然会遇到青马的拚命抵抗，迫使青马和西路军进行决战，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向两地的进军。由于没有苏联提供援助的确切消息，高台陷落后西退之路已经被马家军封锁，况且高台以西甚荒凉，粮房缺乏，条件极为恶劣，因而西路军难以贸然西退。而东进又因为马家军进行防堵被西路军领导人否决，北面是大漠，这样西路军从保存实力计，也只有向祁连山中转移了。

　　既然威狄堡堡寨分散，敌易封锁，不适宜于西路军防守，在西退和东进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当时从保存实力计，也只有向祁连山中转移。为什么陈昌浩却又主张返回倪家营子呢?难道他就没有意识到西路军二进倪家营子后已经在这里血战了二十多天，只能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西路军再这样消耗下去，就只有全军覆没的结局吗?

　　我们认为，这时的陈昌浩应该是清醒的，但他似乎还在等待什么。鉴于祁连山中人口、经济条件的限制，如果西路军从此进入了祁连山，这样虽然摆脱了马家军的追堵，但是也就使西路军脱离了甘肃的政治舞台，失去了在甘肃发展壮大的机会和条件，这对于想通过西退来开创河西新局面的陈昌浩来说是不甘心的。这样陈昌浩让西路军停留在甘西，还可以以军情紧急为由向河东红军寻求帮助，希望河东红军主力能够出兵河西，帮助他们解脱困境。如果西路军一旦进入了祁连山，就难以向中央提出河东红军主力增援的要求了。同时，西路军留在甘西还有希望获得苏联的援助，如果西路军一旦进入祁连山，也就不好向苏联寻求援助了。既然西路军要留在甘西，由于西路军刚刚在倪家营子进行了保卫战，这里堡寨集中，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防御场所，因而陈昌浩就不顾徐向前的反对，下达了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的命令。这可能就是陈昌浩要求重新返回倪家营子的原因。

　　我们下文引用的电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明这一点。不过，从我们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陈昌浩还是把西路军的生存希望寄托于外力援助上，而没有立足于自我奋斗的决心，这给西路军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西路军领导人一月二十一日晚从倪家营子突围到威狄堡后，又于次日晚返回倪家营子。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

　　甲、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狄堡，敌于天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

　　乙、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及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适时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之红军、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

　　丙、敌骑日益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我们虽拚战到一人一弹为止，但此前途危险极大，恐全军牺牲，不但毫无代价，且壮大敌之人马，敌重振威风，影响中国红军前途，造成将来再来此地困难。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即望实现此议，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如此望告。”[29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报告了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到威狄堡又重返倪家营子的经过及原因。然后说明当时西路军遭到马家军的猛烈进攻，由于敌人夜间有埋伏，西路军也不便夜间出击转移。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天明后，如果有机会就东进，没有机会再另想办法。这里西路军领导人说得东进，其实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威狄堡在倪家营子的西边，西路军突围到威狄堡后，又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也就说明西退之路走不通，因而只好寻求东进的机会了。这里说的没有机会另想办法，是说在西退和东进都走不通的情况下，由于北面是大漠，西路军在本地坚守一个时期后，寻机向祁连山中行动。

　　西路军再次向军委提出援助的要求，要求河东红军派兵西渡，配合西路军夹击甘、青二马，消灭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基地，打通苏联联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陈昌浩之所以要求返回倪家营子而不向祁连山中转移，其实也是为了这样更便于向军委提出河东红军援助的要求。

　　电报中说西路军现在面临马家军步、骑、炮兵的日夜交战，东进不能，西退也不能，面临巨大牺牲，前途危险极大，并且说如果西路军牺牲，不但壮大敌人的威风，而且以后再来此地会更为困难，从这里也可以折射出西路军领导人是不甘心于在河西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后就这样两手空空地撤离河西的。电报中说，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是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这显然是责问中央如果战略后方是河西，为了战争前途考虑，就应该及时来援助，可是中央为什么不来援助呢?

　　最后，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对中央发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说如果河东援助不到，“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这也就是说，除了援助外，西路军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来摆脱危机，中央能够忍心看着西路军的灭亡而坐视不救吗?

　　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已经直接把他们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河东的援助上。作为一支担负独立作战任务的部队的领导人，在面临敌军围困，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不靠自己动手想方设法摆脱危局，却要通过远在几千里外的河东红军的援助来摆脱困境，既使河东能够抽出兵来，显然也是不可取的。更何况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当时河东形势又处于风起云涌局面极为复杂的情况下，中央为了稳定大局，河东红军的兵力尤显不足，根本就难以抽出兵来援助河西。西路军领导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表明他们对此缺乏清醒地认识。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在河东红军主力的援助和西路军行动方针上的矛盾趋于尖锐，他们之间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双方对东进西退认识的不同所致。

　　由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形成的历史纠葛的影响，西路军又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因而从指挥程序上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难以把西路军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张国焘到达陕北后，西路军领导人就掌握了西路军的绝对领导权。鉴于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后，承认了陕北党中央的领导，因而西路军在西渡后也确实和中央进行着电报联系，不断汇报西路军的行动状况，向中央请求指示。但是我们看到中央对西路军作出的关健指示(比如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等等)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以致于中央不得不在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反复重申，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置若罔闻。他们在西路军处于危急的情况下，却仍然拒绝东返，执意于西退，不顾当时河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中央派兵增援。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将摆脱危局的希望寄托于河东红军主力的援助上，而没有立足于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这样在中央难以派出河东红军主力援助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也就难免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力采取措施为西路军东返和在甘西的生存创造条件。

　　下面我们以党中央拍发的电报为依据，来分析当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处于困境的时候，为了使西路军摆脱困境中央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和办法，从而用这些历史的文献资料来回击那些阴谋史学的制造者们在西路军问题上散布的谎言。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为西路军争取合法地位。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张冲在西安与周恩来会商时转告：南京政府来电只允许中共部队改变为三个师九个团。三月七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提出红军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三月十日，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单方面将改编后的红军定为三个师，“一师一万人，共三万人”，而且要求红军在改编时“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的问题。中共中央三月十一日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方面的这个方案，“决不能同意”。十二日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对“置西路军不提”，“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强调中共的“最后限度”是：“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变，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298]

　　我们看到，中央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力求为西路军争得编制，从而使西路军在河西的活动取得合法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进行了不竭的努力。从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局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坚持斗争的原则下，在不损害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有时还不得不对国民党作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因而当编制问题最终难以解决时，中央又将红军整编与河西甘、青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联系在一起，为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创造条件。

　　(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谈判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甘、青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为西路军东进和在甘西的发展创造条件。

　　在得知西路军东进后，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令马步芳停止进攻红军”。[299]不管蒋介石能不能下令停止甘、青二马的进攻，显然中央对蒋介石施加这样的压力，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必要的。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即可速办。”[300]这封电报中，中央担心国民党中央军出动赶到黄河边，阻止西路军东进，因而要中共谈判代表向蒋介石提前打了招呼，同时说明如果蒋介石令二马让出凉州以西驻地，西路军可以停止东进。这里显然是中央为西路军东进和在甘西的生存创造有利条件。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301]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潘汉年向蒋介石提出西路军在河西的驻地问题呢?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302]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马家军已经拦头，西路军行动笨重，对东进动摇，因而中央才指示潘汉年向蒋介石提出西路军河西驻地问题。

　　由于在马家军的进逼下，解决西路军河西驻地问题比较急迫，因而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已命西路军在甘州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303]我们看到，在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动摇的情况下，中央希望利用蒋介石对西路军东渡后会增加河东国民党中央军压力的顾忌，来迫使蒋介石向甘、青二马施压为西路军在甘西争取一个驻地。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因红军主力进入西安地区，积极团结张、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御侮的和平解决，现在获得相当成效，蒋已允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共，但此种允诺，尚待充分保证。蒋仍有分化张杨，继续剿共战争可能，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304]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在谈判中虽然为西路军争取到了河西驻地，但是仍然提醒西路军领导人估计二马不会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堵，要求西路军用自力完成东进任务。由此我们也看到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东进方针。

　　在中央为西路军争取到河西驻地后，为了能够使二马让防，二月十二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305]

　　为了使蒋介石迫使二马退出防地，兑现他答应的西路军河西驻地的诺言，为西路军在甘西争取有利的态势，二月十四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306]

　　为了让二马让出防地，同时也为了及时向西路军运送弹药，二月十五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让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结果盼复。”[307]

　　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甲、你们驻地地形如何，能修飞机场否，即告。乙、以国共合作抗日之消息透露于马部，并与之谈判和平解决甘北问题。”[308]在这个电报中中央指示西路军以国共合作抗日为由与二马进行谈判，来停止二马对西路军的进攻。作为西路军摆脱马家军进攻的一个策略，不管能不能行得通，还是可以一试的。

　　通过以上的电报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谈判中要求蒋介石电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为西路军在河西让出驻地，同时还考虑为西路军运送物资和弹药，以求西路军能够得到补充。

　　(3)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寻求友军配合为西路军东进和在甘西作战创造条件。

　　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于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致电军委表示于一月二十一日晚东进，[309]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二十一日二时，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310]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得悉西路军要求东进的电报后，极为重视，一个小时后就致电周恩来，要他迅速与东北军于学忠取得联系，派兵策应西路军东进。

　　在拍发了这个电报后，对东北军能不能及时策应西路军东进，毛泽东并不放心，于是又于一月二十三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博古)：“西路军已于二十一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丙、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311]我们看到，毛泽东还是要求周恩来、秦邦宪和东北军协商，出兵策应西路军东进，同时要他们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以利于西路军到黄河西岸后能够顺利东渡，返回河东。

　　由于没有得到周恩来与东北军于学忠就策应西路军协商的结果，因而毛泽东很着急，于是又于二月六日与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

　　(万万火急)

　　(甲)马步芳、马步青杀害于学忠委派之甘州、高台县长及东北军在甘北之人员，马步芳之第三旅在民和布防，威胁甘省后方，此事于应注意。

　　(乙)在目前甘省中央军尚未撤退之时机，为巩固兰州计，为推广驻区计，为防‘二马’和配合西路军计，于学忠最好能调一二个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

　　(丙)此事请即与于学忠商决，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需于之配合。”[312]

　　这里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可以利用于学忠与甘、青二马之间的矛盾，从巩固兰州东北军安全的角度，来说服于学忠能够出兵配合西路军。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一月二十一日要求东返后，立即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采取措施，利用统战关系，和东北军协商，派兵策应西路军，同时为西路军渡河也作了必要的准备。在西路军停止东进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电令周恩来协商东北军派兵对西路军作必要的策应，牵制马家军，减小西路军的压力。

　　(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想通过友人直接疏通甘、青二马，为西路军生存创造条件。

　　在西路军危急的时候，中央千方百计寻找与甘、青二马关系密切的人来直接与二马建立联系，使二马减缓乃至停止对西路军的猖狂进攻。

　　二月十八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甲)宁夏没有新关系。

　　(乙)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313]

　　看来，当时宁夏没有新的关系，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西安寻找与马步芳关系密切的人去青海，作好疏通工作，以便减缓乃至停止二马对西路军的攻击。

　　毛泽东在发现与二马有联系的线索后，及时通报给周恩来，让他派人去寻找，以便及早开展工作。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一)郭洪涛同学刘天民系杨虎城的人，曾作过青海的代表，与两马有旧，可以去找两马。

　　(二)吴鸿宾是回民，是邓宝珊的人，亦可亲见二马。以上二人在西安均系大学生，与杜斌臣甚要好，请注意一找。[314]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积极开展工作，寻找与二马关系密切的人，以便说通二马，不要恶意进攻西路军，以求改善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

　　(5)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意图通过威胁的方式迫使甘、青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为西路军在甘西生存创造条件。

　　面对当时西路军在河西所处的困境，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在寻求解脱困境的方法。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如何，盼复。”[315]

　　我们看到，中央要求东北军于学忠转告二马如果不停止进攻西路军，红军主力将要进攻青海，其实这是恐吓的话，能不能起到作用，当时中央也是没有把握的。我们知道，当时从我党的根本利益考虑，当西路军遇到危急的时候，中央还不能舍弃河东，不顾后果地调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既然中央对这种威胁能否起到作用没有把握，同时一旦甘、青二马不能停止进攻西路军时中央又难以将红军主力调往河西，中央显然是在拿自己的声誉去冒险。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央在西路军遭遇险境的焦灼与无奈，也只能是抱着希望去争取罢了。

　　(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意图赎买甘、青二马，使他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当时如何停止甘、青二马对西路军的攻击，中央意图通过赎买的方式，使甘、青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为西路军东返创造条件。

　　二月二十四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甲)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

　　(乙)马鸿奎电马步芳称，顾主任奉何应钦电令，由行营调查河西红军情况，以便整顿西北“剿匪”阵容等语。[316]

　　我们看到，中央要周恩来设法赎买甘、青二马，使甘、青二马放松乃至停止进攻西路军，以便为西路军东返创造条件。鉴于当时西路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周恩来赎买事宜要加紧进行，为了保证成功，还有意识地放宽了赎买的条件。

　　二月二十七日，张闻天、毛泽东、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

　　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

　　乙、对“二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须。

　　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

　　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攻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

　　戊、须对“两马”晓谕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317]

　　我们看到，鉴于西路军当时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因而中央为了尽快停止甘、青二马的进攻，为西路军争取有利的生存条件，因而在赎金上又作了重大让步，希望通过劝和的方式来让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其目的就是为西路军返回河东，或驻扎于肃州以西创造条件。

　　在当时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积极筹措资金想通过赎买的方式来停止马家军的进攻，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已时采取的一个解救办法。这个办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积极寻找办法来解救西路军，以求为西路军找到一条摆脱危局的道路。

　　(7)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向共产国际寻求帮助来援助西路军。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共产国际执委员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为此目的，你们要与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进行谈判，看能否从他们方面对马步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并同他们协商你们的部队与他们的部队作相应调动。同时我们觉得，你们建议南京政府为了共同的和解对马步芳施加影响，并争取停止那些违背你们意志的军事行动。”“拨出八十多万美元供你们支配。”“我们已采取措施，加快派遣你们所需要的人员。”[318]

　　我们现在尚未发现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因而无法知道中央在电报中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什么要求。但从共产国际的回电中可以看到，显然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对西路军援助的要求。我们看到，共产国际却委婉地拒绝了，建议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政府自行协商来解决问题。虽然共产国际拨出了钱和派遣了人员，但对于已经处于危境中的西路军来说是缓不济事的。共产国际的态度，就是苏联的态度，前文我们对苏联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作过深入分析，此不赘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当西路军高台陷落后处于困境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东进和扭转西路军在河西的危局问题上作了大量工作。对于西路军这样一支没有置于党中央绝对领导下的部队来说，面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执着要求，中央从大局考虑，不时候还不得不作必要的妥协与让步，尽可能地采纳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给他们以行动的自主权。中央虽然屡次指出他们自身存在的弱点，要他们将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中央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一旦西路军出现危险，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想，河东红军是很难西渡去援助西路军的。至于共产国际(苏联)能否及时向西路军伸出援助之手，中央也不是没有疑问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体会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良苦用心，仍然将在河西的生存寄托在外力援助上，最终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通过阅读当年的电报，我们感到在西路军面临危急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西路军的安危挂在心头。我们看到，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的要求遭到了婉拒，友军也没有主动出兵进行策应，向南京政府寻求帮助，明明知道这是与虎谋皮的行动，但还要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去争取。这时毛泽东的处境是极为艰难的，忧心、焦灼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停止二马对西路军的攻击，中央也不得不置声誉于不顾使用恐吓的手段来威胁二马，扬言红军主力要向河西进军。同时在河东红军连日常生活费用也倍感拮据地情况下，中央想付出重金来赎买二马以停止他们对西路军的攻击。直到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史实的时候，不禁为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挽救西路军而进行的努力倍感凄怆，感慨万千。

　　10、对倪家营子保卫战的历史评析。

　　我们看到，西路军从一月二十八日重返倪家营子，到二月二十七日最终撤离倪家营子，除去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曾短暂突围到威狄堡外，在倪家营子坚守了二十八天。

　　倪家营子位于张掖县城以西六七十里，临泽县城以南约三十里远的大沙河东岸。这里地势南高北低，南半部被人们称为上营，北半部称为下营，在上下营之间约十五六里长，三四里宽的地带内，稀稀疏疏地座落着四五十个围子。倪家营子整个村庄并不十分集中，由于其中部分村庄被敌人所占据和割阻，西路军兵力只能是相对地集中。二进倪家营子后，将全军指战员集中在这里，布防于方圆十里之地的四十三个村庄内。根据倪家营子的地形条件，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西路军将十个团约八千人左右的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的二十多个村庄和上营子的三个村庄里。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体系，凭寨固守。总直属队和五军剩下的小部分人，驻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村庄内，西路军总指挥部设在下营子中心地带的缪家庄。[319]

　　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迅速被马家军包围。在马家军的猛烈进攻下，进行的是防御战。虽然当马家军攻入西路军的纵深防御阵地时，西路军实施有力反击，将马家军驱除倪家营子，但却难以改变西路军总体上面临的防御态势。处在马家军包围中的西路军与马家军展开了逐寨逐堡的争夺，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击溃战也打得很少，直到将携带的物资消耗待尽，才被迫突围转移。倪家营子保卫战也耗尽了西路军最后的力量，西路军在这里损失了三四千人，最终奠定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按说亲历过去三个月的征战教训，又有西洞堡战斗刚刚取得的胜利，西路军领导人自然会明白歼灭战在西路军生存中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战斗又打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呢?

　　我们认为，在倪家营子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并非不想打歼灭战，而是当时的诸多条件制约着西路军难以打成歼灭战。这当然与甘西的地形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马家军兵力密集的情况下，如果西路军包围其一部，马家军的骑兵会蜂拥而来，发起集团冲锋，从而将被包围的马家军救出，使西路军失去战机。同时，在马家军众兵云集之下，由于西路军西渡后遭到一连串的损失导致西路军兵力锐减，这样就使得西路军缺乏进行歼灭战所需要的必要兵力。鉴于过去西路军分散驻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的教训，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这个时候西路军也不得不集中驻扎。这样固然集中了兵力，防止了被马家军各个击破，但是却也难以通过两支部队之间的策应，互为掎角，来牵制和调动敌人，丧失了打歼灭战的条件，造成了西路军作战的被动。鉴于河西戈壁旷野的地形特点，在马家军骑兵的冲击下，也只有占据据点，依托据点的防御工事作依托，才能有效地抗衡马家军骑兵的集团冲锋。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西路军最终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

　　如果说在高台陷落前，西路还有打歼灭战的能力，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打成歼灭战。而高台陷落后，在西路军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到底还能不能打成歼灭战呢?

　　这就需要西路军领导人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打不成歼灭战，那么西路军就决不能由东进转为西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路军继续留在河西，只能是自掘陷阱，死路一条。高台陷落后，凭西路军当时拥有的兵力，以及近三个月来在河西征战的教训，在对西路军到底能不能再打歼灭战的判断上，西路军领导人出现了严重失误。事实上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打歼灭战的条件已经失去，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而西路军领导人却认为西路军能够打成歼灭战，因而才确定了继续西退的方针，重返倪家营子。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西路军领导人意识到了西路军依靠目前的力量，已经打不成歼灭战了，但是处于对外力援助的企盼，才决定停止东进，继续西退的。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在获得苏联援助或河东红军出兵帮助的情况下，西路军仍然可以扭转败局。而坚守在甘西，则是获得外力援助的主要途径。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由东进转为西退，重返倪家营子，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已经难以进行歼灭战了，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处于对外力援助的企盼才没有返回河东，反而继续西退的。我们倾向于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西路军以后进行歼灭战的困难，但是他们企盼获得外力援助后的西路军仍然是有可能扭转河西战局的，因而才确定了继续西退的方针。

　　西路军领导人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竟然违背中央的指令，跟随张国焘南下。在南下损兵折将后，才不得不重新北上，却又在西退中遭受巨大损失。西路军如果就这样一无所得地回到河东，西路军领导人则又是不甘心的。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也有通过西退开辟新的局面以改变在党内态势的考虑。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西路军领导人因何在东返问题上举步维艰，同时又为什么停留在倪家营子而不愿意极早向祁连山中突围的原因。

　　西路军领导人在这里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认为在他们处境危急的时候，苏联或河东红军随时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或抽出兵力进行帮助，他们缺乏对东进西退路线的深刻理解，也对当时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矛盾缺乏精辟的剖析与认识，因而对外力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表明他们仍然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危局的决心，而是把西路军的生存放在外力援助上，

　　在西路军已经难以进行歼灭性战斗的情况下，要想在河西生存下去，也就只有依赖外力援助了。因而他们迫切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而在河东红军援助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就认为是由于河东红军没有能够及时提供援助才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于是得出了西路军失败由军委负责的结论。[320]

　　从当时的作战态势看，西路军已经难以在河西滞留下去了。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不顾这些条件的限制，在重返倪家营子后，又在这里坚守了二十八天。虽然西路军毙敌三千余人，歼敌近万，但西路军也伤亡惨重，损失达三四千人，此时西路军全部人数已不足万人。[321]这固然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受到西退路线的影响，也由于他们还期望着外力的援助，当时筹集的物资还能够支持西路军消耗的缘故。但最终使我们不幸地看到，在外援难至，西路军自己筹集的物资消耗待尽的情况下，才被迫于二月二十七日离开倪家营子，经沙河、三道流沟、梨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高台、临泽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鉴于西路军在甘西的处境日益恶化，作出了西路军东进的决定，并报告中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得到西路军决定东进的电报后，随即电告周恩来，要他与东北军于学忠协商，派兵策应西路军东进，并调查黄河结冰及渡船情况，同时计划派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到靖远河边接应西路军过河。随后西路军领导人发现东进路上已被马家军骑兵拦头，又对东进发生动摇，向中央提出西退，或向宁夏、青海方向行动的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全西路军的实力和安全出发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就在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发生动摇，同时又掌握了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时候，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最终成为他们决策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导火线，西路军又返回倪家营子。

　　返回倪家营子的西路军，虽然集中了兵力，但是却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被动应付，有耗无补，难以持续下去。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河东红军增援和西路军行动方针上的矛盾趋于尖锐，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双方对东进西退路线的分歧所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停止甘、青二马对西路军的攻击作了大量工作。这个期间虽然西路军曾突围到威狄堡，但第二天又返回倪家营子。西路军停止东进转为西退的行动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对高台、临泽陷落后甘西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及西路军进行歼灭性作战的判断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同时也表明他们仍然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外力援助上，这将最终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命运。重新西退后，又在倪家营子苦战了二十八天的西路军终于在二月二十七日离开倪家营子，经沙河、三道流沟和梨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

　　九、石窝分兵—西路军近乎覆没。

　　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又在这个地区拚杀了一个月，才不得不向祁连山中转移。由于这个时候的西路军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最终被冲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中的石窝召开会议：决定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组成以李卓然、李先念为领导的西路军工委。而后西路军余部兵分三路，在祁连山中分散游击，西路军最终失败。

　　1、转战中的苦斗—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西路军在从威狄(敌)堡返回倪家营子后，又激战了五昼夜，才于二月二七日深夜从倪家营子突围西行，经过沙河、三道流(柳)沟，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

　　(1)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到祁连山战况的基本概述。

　　①  从倪家营子到三道流(柳)沟。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后，连夜西行，转移到沙河，后来又转战于威狄堡、凤凰山等地，于三月七日拂晓转移到三道流(柳)沟。[322]

　　从倪家营子突围后，二月二十八日二十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

　　(一)二十七日电已到，我们昨夜全移威狄堡南之东西柳沟，……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在此坚战。

　　(二)二十二日回倪家营，连续打到二十七日晚，五日五夜。据谍息，敌共死伤千五百余，(内有)敌旅长韩新良、团长马得胜，重伤敌骑师司令兼一旅长马朴、团长马占成，我亦伤亡三百余，虽干粮尽，饿肚子，还打了两仗。

　　(三)现已指定部队中详究此方敌情、地形、战术，多带子弹、炸弹、炮弹、大刀、刺刀等各器具，特别要养成耐战与顽强性，多带电料、炸药与硫磺来。[323]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向军委报告了西路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夜从倪家营子突围，现已到达东西柳沟，决定在这里作战抗敌。同时，又汇报了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后，敌我双方在倪家营子又激战了五昼夜后的伤亡情况，并对援西军携带的物品提出了建议。

　　这个时候的西路军只能是被动应战，因而他们迫切希望援西军早日出动，三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

　　(一)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敌四周封锁，日夜被迫与敌血战，每次伤亡多则数百，少亦数十。卫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号安插后均被敌屠杀。现敌洞悉我军弹药无法接济，彩病号无法安插，及粮、水之困难，正加紧封锁并企图乘虚短期歼灭我军。马敌已派兵配合民团实行封锁要道，转移困难。

　　(二)在上述紧要情形下，援军早到一天，则我无上英勇红军之战士少受一天之损失。万一援军来迟，前途危险堪虑。

　　(三)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以)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事急，时盼速复。[324]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是发给党中央、中革军委、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用这样的发报方式表明西路军已到危急关头，也表明西路军领导人想以此来迫使中央早日向河西派出援军。在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汇报了当时西路军面临的战况，表示与敌誓死作战的决心，急盼河东援军早日到来。

　　中央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三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一)中央对西路军全体同志奋斗的精神，深表嘉许，对目前西路军所处的危险境地表示深切同情。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并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你们要)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

　　(二)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三)、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情况。

　　(四)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对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过去的一切指示与方法，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及(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325]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首先中央表示正在派出援军，设法帮助西路军，对他们当时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对他们的战斗精神，深表嘉许。但随后指出西路军之所以陷入当前困境的原因固然有地形、给养等客观方面的困难，但是主要原因则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另外战略战术的错误，与群众关系方面的错误也是重要原因。中央把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的这些错误与张国焘南下时的错误联系起来，指出西路军领导人只有改变这种错误，才能取得胜利。关于中央的这个判断到底是否符合实际，有没有道理呢?因为我们以后还要对此作出评论，此处从略。

　　三月四日张国焘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

　　甲、希望你们能够依照中央三月二日电示，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

　　乙、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

　　丙、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的估计。

　　丁、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戊、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要从自己手里失去了党和红军的光荣呀![326]

　　这是一封重要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提到中央三月二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现在还尚未公布。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西路军领导人的上次来电，现在也尚未公布。从这封电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央在三月四日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造成西路军困境的主要原因及对西路军领导人路线错误的批评，是在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首先挑起了西路军损失责任的争论的情况下才提出的。否则的话，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从鼓舞西路军的士气和维护团结的角度考虑，显然中央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讨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的。

　　虽然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争论西路军损失的电报尚未公开，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上次来电的若干内容。西路军领导人在上次来电中提出西路军损失应该由军委负责，同时这封电报也证实在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还主张河东红军主力西移(也就是西渡黄河，向河西发展)。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就开始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了，至于他们提出的全军西渡，恰恰就是张国焘所主张的西退路线。我们还看到，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还批评了西路军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

　　我们认为这封电报可能是张国焘应中央的要求拍发的。因为鉴于张国焘在西路军的影响，因而中央还是想通过张国焘来说服西路军领导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摆脱当前困境。

　　三月五日十三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甲)想尽一切办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办法。(乙)顾祝同或可答应派飞机送款子与你们，有何办法接收。[327]

　　我们看到，中央要西路军坚守三十天，正在想方设法地援助西路军。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坚守了五昼夜后，在外援无着的情况下，才从倪家营子突围，转移到三道流沟。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迫切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援助，特别是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在要求难以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西路军损失应该由军委负责，而中央认为西路军陷于危险境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人没有形成以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这样我们就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和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争论趋于激化。

　　②  三道流(柳)沟的战斗。

　　西路军于三月七日拂晓，经过一天戈壁滩的急行军，抵达三道流(柳)沟。到达三道流(柳)沟后，西路军总部命令红九军扼守村东南，总部直属队驻村中央，西北方面由红三十军驻守，此时的西路军只有三十军的损失比较小些，但是也仅有三千多人。在三道流沟，西路军近八千人被围困在狭长的地带里，与敌人经过了四天的连续恶战，部队伤亡严重。战斗后期，西路军各部被敌人层层分割包围，形势异常严峻。[328]

　　三月十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

　　昨晚敌以几个团兵力抢占我南、西柳沟野外中间地带，我集兵出攻，激战一夜未得出，因火力太弱，伤亡大，出击不易，敌占野外沙滩，层层筑工事，已将三十军、九军联系截断，现已无粮，仍战中。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转移不易，只有坚决死战，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请明天与我们通报。[329]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已经外于极为危险的境地，这个时候只有继续向祁连山中突围，以求保存实力，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

　　③  梨园口阻击战

　　梨园口是青海通往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也是进入祁连山腹地的路口。突围的西路军只有经过梨园口才能进入祁连山。

　　三月十一日午夜，西路军以红三十军二六五团打头，八十九师掩护总部，九军殿后，从三道流沟开始突围。突围转移的路上，红九军在军长王树声和政委陈海松率领下担任部队的前卫。他们率先进入梨园口后，总部命令九军前卫变后卫，立即抢占梨园口两侧的山头，阻击敌人，掩护总部转移，并为三十军在后面构筑第二线阵地争取时间。

　　红九军这时兵力已不足千人，子弹奇缺。敌人的骑兵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从山前、山后兜了过来，将九军分割包围在小口子南侧的山上。这时敌人三个骑兵团及三个步兵团，全部出动包围过来，对九军占领的山头猛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敌人攻陷了九军的阵地。年仅二十三岁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得尤为壮烈。红九军八百壮士和妇女团一部英勇战死在梨园口。红九军和妇女团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击毙敌团长谭成祥、马占成等，消灭了许多敌人。

　　敌军突破九军和妇女团阵地后，立即穿插打进山口。总部立即调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六四团返回，临时选择阵地，阻击敌人。激战中二六三团、二六四团这两个团大部损失。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梨园口的防线被攻破，当晚，西路军总部率余部边战边退，进入祁连山腹地，向康隆寺转移。[330]

　　三月十二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

　　(一)西柳沟激战四五日夜，敌集团强攻，我火力弱，死战堡内外。又因无弹少粮，昨日我伤亡七百名。早移梨园堡，寨房小，又多近山，敌三个骑旅及步兵两三个团随至猛攻。

　　(二)九军子弹每人只有几发，损失两个多团，海松牺牲，玉清、厚发等带彩，行百里到番地康龙(隆)寺。敌骑在白天扑灭我二六四团全部共三四百人，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

　　(三)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员，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太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331]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汇报了西路军的位置，我们从电报中看到西路军在十一日早到达梨园口，而后在交战中向祁连山腹地转移。弹药粮食几绝，西路军大部是彩病员，希望河东迅速配合反攻。

　　④  牛毛山、青石山战斗。

　　三月十三日天亮的时候，西路军来到了一个漫山坡。这里山坡宽广，四野满是齐膝深的枯草。这个漫坡叫马场滩，部队在马场滩前进的时候，敌人的骑兵也追了上来。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和二六三团余部立即就地展开抗击，掩护部队转移。二六四团首先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在猛烈的炮火下全部牺牲。二六三团大部分也在敌人的冲击下英勇牺牲，其余的战士一边抗击敌人，一边向山梁高处退却。

　　马场滩背靠的是海拔三千多米的牛毛山，一些战斗部队已经登上牛毛山，抢占了制高点的有利地形，以火力压制敌人，局势才稍微有点缓和。但一些女同志、伤员、勤杂人员在半山坡上。敌人的马队冲了过来。二六三团的剩余人员立即展开反击，二六八团也从山头上反击下来，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掩护部队转移。

　　牛毛山虽高，但山脚下却是一个缓坡。敌人的骑兵疯狂地冲上来，架着机枪向着山头狂扫。中午时分，敌人冲上了山腰。二六八的三百余名指战员，再次向敌人扑去。敌人的进攻暂时被停止了。

　　西路军在牛毛山的山林里战斗了一整天，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锋。直到三月十三日傍晚才向深山中转移。

　　距牛毛山大约八里远处有一个喇嘛庙，叫康隆寺(又叫康乐寺)。为了摆脱敌人，西路军继续向深山中转移。

　　天亮后敌人又追上来了。这时三十军剩余的部队正沿着一条山洪冲刷而成的小沟，向山顶攀登。敌人在背后射击，许多战士牺牲在沟旁，其中有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红三十军领导发现总部和九军余部一些同志还在山谷里，随即命令著名的夜老虎团—红二六五团由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和团政委黄英祥指挥，阻击敌人。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在部队后面做收容工作，被十几个骑兵追了上来，警卫员先后战死，自己寡不敌众，在手枪子弹打完后英勇就义。

　　红三十军的指战员坚持抵抗，伤亡了二百余人，直到总部和九军余部上了山，他们才边打边撤，同总部直属队及二六八团掩护部队会合在石窝山头。

　　青石山阻击战，由于红二六五团的掩护和支援，终于使西路军总部安全转移，但红二六五团绝大多数指战员英勇牺牲。一部分幸存者来不及与主力会合，便向祁连山深处转移。[332]

　　三月十三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会致电军委并告中央：

　　(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地，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

　　(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

　　(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333]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已到覆没边缘。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了他们所在的位置，要求援西军火速前进。至于他们提出的援西军五日内渡河，围可立解，则带有几分理想化的设想。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就是河东红军能够渡河，马家军也不会放弃歼灭西路军的机会。

　　接到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后，三月十三日军委主席团立即复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那一种，均需将伤病兵员安置民间，仍(均)需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需轻装，均需取变化不测战术。如何，望立复。[334]

　　从西路军领导人的来电中，中央已经意识到西路军处于失败之际，电报中说得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是说援助已经失去效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向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两种选择，一是率现存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击，一是就地打游击战争。当然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导。

　　鉴于西路军退入祁连山，已经失败，援西军已经失去了西援的目标，于是三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致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一)西路军情况如所知。(二)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335]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中央及时停止援西军是理智的选择。如果不计后果，继续渡河西进，那么就有可能使援西军重新处于困境，造成严重后果。

　　西路军在退入祁连山后，又经过牛毛山之战、青石山之战，耗尽了西路军最后的力量，终于到达石窝。这个时候西路军能够集中的兵力也就是三千来人，在河西转战了四个多月的西路军最终宣告失败了。

　　(2)从历史的角度来解析西路军出现从倪家营子转入祁连山战斗的原因。

　　我们看到，西路军是在三进倪家营子后，又拚杀了五昼夜才从倪家营子突围向祁连山中转移的。据徐向前说是要首先到达祁连山，然后沿着祁连山向东转移。[336]这就不禁使人感到奇怪，西路军为什么要一月二十八日从东进转为西退，在倪家营子地区又血战了一个月，在损失了三四千人，耗尽了储备物资后，才绕道祁连山东进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采取如此下策的行动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西路军已经元气大伤，兵力不足万人，难以抵御马家军的攻击。不管怎么说，这不能不是西路军领导人的重大失误。

　　出现这种失误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张国焘的西退路线认为，我党重心应该在河西而不在河东。而西退路线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河东与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也是对红军主力长征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由于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上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产生的在河东建立根据地信心的不足。

　　正是由于受到西退路线的影响，西路军领导人才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因而我党只有将革命的重心放在河东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这样我党的根本利益也就只能在河东;同时也不能正确认识到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敌我力量对比，因而产生战胜敌人的信心的缺乏。正是这种认识上的错误，才致使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河西，而不是在河东，才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向河西进军，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西路军失败之际仍然坚持这种观点。[337]

　　既然西退路线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战胜敌人的信心，因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外力援助上。这种外力援助既包括苏联援助，也包括河东红军的援助。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寄希望于外来援助战胜敌人，这本身就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

　　因而我们说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陷落后由东进转为西退，在河西滞留的原因，是由于深受西退路线的影响。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西退路线的影响，才使得他们没有认识到河东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要求中央置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不计后果地来援助河西。也正是由于西退路线的影响，才使得他们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因而才在敌人进攻下一再表现信心不足，寄希望于河东援助。也正是由于西退路线的影响，致使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陷落后不能正确判断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采取果敢行动冲破马家军的阻挠，返回河东，而是犹豫徘徊，在处于困境的情况下对东进发生动摇，寄希望于外来援助帮助他们转危为安。以致于最终止步不前，于一月二十八日转为西退，重返倪家营子，从而失去了返回河东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高台陷落前的西路军由于还拥有较大的兵力，因而马家军也只能对西路军采取拦头尾追，不敢发起歼灭性攻击。

　　高台陷落后，由于西路军仍然具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马家军对西路军发动歼灭性打击的条件依然不成熟。这就是西路军东返的一个有利条件。

　　二月二十七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后，西路军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在西路军携带的弹药及其他军用品几乎消耗待尽的情况下，不论从兵力的数量，还有从战斗部队在西路军中所占的比重，表明西路军已经不具有持久作战的能力，是难以抗衡马家军进攻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家军才肆无忌惮地猖狂进攻，开始对西路军发起歼灭性攻击。

　　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这时候西路军只能被动应付，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权。不论是三道流(柳)沟的战斗，梨园口阻击战，还是祁连山中的战斗，西路军只能在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中匆忙转移，根本失去了进行歼灭作战的能力。这个时候的西路军仍然在向中央要求援助，但远在几千里外的河东红军既使出兵也已经难以对西路军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西路军领导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依靠自己战胜敌人的决心也由于实力的损失丧失了战胜敌人的条件，西路军败局已定。

　　在西路军败局已定的时候，此时的西路军不在于能够消灭多少敌人，最紧迫的任务是采取何种方式才能保存有生力量。西路军领导人虽然难以改变西路军失败的命运，但是他们还可以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可能保存西路军的有生力量，特别是使西路军的骨干得以保存下来。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来布置工作。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高级干部必须立场坚定，要有摆脱危机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这是部队稳定的基础。这个时候更要强调全军的团结，团结一致是摆脱危局的重要保证。尤其要严禁部队再和敌人进行决战。要将坚决抵抗与适时避战结合起来。既要为了保存实力，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战斗，又要有在紧要关头舍生忘死，拚命战斗的精神准备。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鼓起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以一当十，英勇拚搏，果敢战斗，人人具有拚命到底的决心。要认识到在特殊情况下进行阵地战和消耗战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为了全局利益而作出的局部牺牲。必须强调部队动作的机动性，抛弃不必要的物资装备，将不能随军行动的人员设法安置民间。但是从后来西路军领导人的作为来看，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由于能否进行歼灭性作战直接关系到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问题，因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对西路军在河西能否进行歼灭性作战作出准确的判断。

　　纵观西路军在河西的作战，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台陷落前，西路军由于还具有较大的兵力，尚有进行作战特别是打歼灭战的自主权。而这时西路军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陷落前没有打成歼灭战，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还是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和民情，根本就难以打成歼灭战呢?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果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前，是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民情难以打成歼灭战，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在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歼灭战会更为困难，因而不能因为一个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就形成西路军能够在河西地区打成歼灭战的判断。这个时候西路军必须迅速离开河西，否则就非失败不可。

　　如果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前没有打成歼灭战，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造成的，那么这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失误。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通过改进指挥方法，提高指挥水平，同时也要从高台陷落后甘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出发，结合以前的战例进行研究，在西路军兵力锐减的情况下，西路军到底还有没有进行歼灭战的实力。如果不能进行歼灭战，那么就应该及早离开河西，而不能在此滞留。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不能对此作出准确判断，进行果断决策，那么西路军就非失败不可。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这方面的判断上恰恰出现了重大失误。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前没有打成歼灭战是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民情难以打成歼灭战，那么他们就不应在确定东进的情况下由于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转而西退。因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河西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同时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还有不少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西退仍然是难以打成歼灭战的。西洞堡战斗的胜利给予马家军青海宪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使马家军在追击西路军的时候不敢再如此嚣张，而要有所收敛，因而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不是为西退而是为东进创造了条件。

　　我们从西路军最终由东进转为西退来看，西路军领导人并不认为打不成歼灭战是由于河西敌情、地形、民情的限制。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是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民情的限制打不成歼灭战，那么是不会停止东进而又转为西退的，这岂不是自寻死路?

　　既然西路军领导人并不认为打不成歼灭战是由于河西敌情、地形、民情的限制，那么他们就认为打不成歼灭战是由于他们指挥上的问题。既然是由于他们指挥上的问题，那么以前打不成歼灭战，在高台失陷后就能够打成歼灭战吗?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判断在高台失陷后，他们在指挥上改进了没有，如果没有改进，在兵力锐减的情况下，还是打不成歼灭战的;如果在指挥上有了改进，那就要深思，在这种兵力条件下到底还能否再打成歼灭战。如果打不成歼灭战，那么就必须离开河西，否则就只有全军覆没的结局。

　　从他们转而西退看，可以判断他们认为自己是能够打成歼灭战的。否则他们是决不会西退的。那么在高台陷落后兵力锐减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判断自己能够打成歼灭战的呢?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指挥改进了，从主观指导上就可以进行歼灭战了。至于兵力上的锐减，他们认为可以得到河东红军主力的援助来弥补西路军兵力的不足。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打歼灭战所需要的条件缺乏审慎估计，认为只要指挥改进了就能够打歼灭战。就是指挥改进了，如果缺乏足够的兵力进行调敌，乃至将敌包围歼灭，也是打不成歼灭战的。至于企盼河东红军援助，则显然是对东进西退路线及河东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也就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由东进转为西退还是由于受到西退路线的严重影响。

　　2、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我们先来引用几封电报，用当时的文献资料来看一看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的争论，然后再作出进一步分析。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面是穷十八站，至少暂时不能西进。‘二马’因未受严重打击，十分猖獗，数日前袭击指挥部，幸损失不大。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338]

　　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党中央：“关于此方针，我实情已经屡电详陈军委，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心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任何时候没有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不是我们无决心战胜敌人，而是由于当时新的情况，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为有利于全局。”“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既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拚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339]

　　二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委委员会：

　　“作战行动时注意，集中兵力包围消灭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

　　“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

　　“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340]

　　三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情况。”

　　“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对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过去的一切指示与方法，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及(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341]

　　三月四日张国焘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的估计。”[342]

　　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程世才、王树声、曾传六联名致电中央及军委：“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343]

　　三月十七日，中央及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 [344]

　　从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认为是军委没有及时派遣河东红军主力援助西路军才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军委应对西路军失败负责。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西路军失败固然有河西地形、敌情、民情的原因，但是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而依靠外力援助。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及群众工作上的错误也是重要原因。那么，关于西路军失败的两种解释，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西路军领导人是正确的呢?是不是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利用职权将西路军受损失的原因强加给西路军领导人的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的东进路线认为，我党工作的重心应当在河东，而不是在河西。由于河东无论在经济条件、人口、民情等方面均优越于河西，河东要比河西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占据河东还可以向东发展，迎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前进，担负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身处河东还可以及时向华北、华东、华中进军，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而如果将我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河西，由于河西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地形等因素的限制，就会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如果国民党中央军沿河封锁，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只能局限在河西地区，这不仅使我党在抗日战争到来的时候不能承担起领导的重任，处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且还会进一步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由此我们看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由于河东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发展条件和潜力要远远超过河西，这就决定着我党的根本利益只能在河东。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确定了东进路线。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在河东建立根据地必然会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围剿”，由于红军主力退出原先的根据地后，遭到很大削弱，革命又处于低潮，因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处于劣势。为保全红军主力，就应当向河西的甘肃、青海、新疆地区进军，将我党工作的重心放在河西，而不能将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置于河东。我们看到，在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下，西路军领导人几次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西路军失败前夕，还在向中央提出河东红军主力西渡的要求。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我们从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而不在河西。我们从当时红军兵力的分布上可以看到，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在河东，而西路军占当时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且红四方面军两个主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均在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重兵威胁之下，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河东红军甚至有打到外线去的计划。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命令河东红军去援助西路军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河东红军援助河西，兵力较小，不仅缓不济事，还会重遭西路军的困境，遭受损失，于事无补。如果兵力较大，必然会严重消弱我党在河东的防务。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军重兵压力之下，一旦我党失去了河东根据地，被压向河西，不但将导致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局限于河西地区，而且还会使我党失去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这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我党领导的工作重心在河西，因而主张向甘肃、青海、新疆进军。而产生西退路线的原因是由于对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作了悲观的估计，因而缺乏在河东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这种缺乏战胜敌人的信心确是张国焘西退路线产生的主要原因。从当时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看，河东显然比河西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仍然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进行援助就表明了他们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信心的不足。这种信心不足不仅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在河西缺乏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而极力主张河东红军主力西渡上，同时也表现在他们因对在河东击败敌人建立根据地缺乏信心而极力主张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上。

　　中央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是因为西路军在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上有战胜敌人的兵力基础，而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中的地位及面临的敌情上河东红军又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从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出发，依靠自我，通过歼灭战来破敌，而是不切实际地寄望于河东援助。这样不仅影响到他们在河西的作战，也导致他们难以对西路军能否返回河东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恰恰给西路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影响才成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在东进西退路线上的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东进路线，认为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东也同时面临着国民党重兵威胁的情况下，从当时河东河西兵力的分布来看，河东已经难以再向河西派出兵力。而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认识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反而认为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西，因而才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一旦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在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下，我党必然会失去河东根据地。而一旦失去了河东根据地，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这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发展潜力上均将我党置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会极大的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认识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比河西大得多，从兵力分布上河东红军也难以再向河西提供援助，而且一旦失去河东会给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他们就不会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援助，而是象中央对他们指示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而要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我们看到在三月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最后一封电报中仍然坚持西路军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而不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可是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多次要求河东红军援助，恰恰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执行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而没有真正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的东进路线。因而我们说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真正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的东进路线，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派遣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耿耿于怀，认为西路军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来负责。

　　历史已经证明，中央的东进路线是正确的，而张国焘的西退路线是错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由于坚持以河东而不是河西作为我党的工作重心，才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挺进敌后，建立了华北、华东、华中根据地，并于抗战结束后及时派兵进军东北，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河东红军是难以置河东于不顾而去援助河西的，正是基于此，中央才一再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把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外力援助。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始终难以执行。这不仅反映了他们没有认识到河东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反映了他们自己信心的不足。因而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失败应该由军委负责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前文曾对河西地区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之间的兵力对比作过比较，马家军并非象有人说得那样主要是骑兵部队，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和民团)总兵力对比约为一比六，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一点五。如果考虑到西路军的机关、医院、病号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这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把他们抛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二点四。

　　由以上我们所引用的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数字可以看到，马家军虽占有优势，但不占绝对优势。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逊于其正规军，因而将马家军民团与其正规军同样看待，从而得出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兵力对比上一比六的绝对劣势，是不适当的。因而中央说的从敌我力量对比上西路军战胜二马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从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上，西路军是有可能战胜二马的。西路军领导人从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出发，要依靠自己，而不要依靠外力，方能保持主动，积极地去采取措施，谋划歼灭战，战胜敌人。这是身处外线作战，使我军保持主动灵活态势的必要手段。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原因上的分歧趋于激化。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及时派遣河东红军进行援助，因而西路军失败应该由军委负责。同时认为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对中央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所犯的政治错误提出了反驳。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由于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同时河东也面临着国民党的重兵威胁，这样河东红军就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既使在河东红军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但是从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西路军也是完全有可能战胜马家军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另外战略战术及群众工作方面的失误也是重要原因。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河东红军援助上的分歧根源于东进西退路线上认识的不同。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进行比较，显然河东要比河西面临的敌情更为严峻。从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西路军并不处于绝对劣势，而是处于相对劣势。西路军实际上具有战胜马家军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仍然寄望于河东援助，特别是高台失陷后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没有断然东进，最终遭到了失败。这显然是西路军领导人信心不足造成的，也是受到张国焘路线影响的结果。因而我们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3、以已经公开的电报为依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危难之际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历史评析。

　　我们首先对在西路军危难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西路军提供军事援助方面已经公开的电报进行简要的解读，然后我们再对此作出历史评析。

　　(1)从已经公开的电报中反映出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西路军提供军事援助时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

　　下面我们就以已经公开的电报为依据来解读这个问题。

　　①  当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积极谋划派兵对西路军进行援助。这种援助是在维护河东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对河西的援助也就受到这个因素的制约。

　　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一再告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意识到西路军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尽管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已经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又选择了西退。现在中央除了出兵援助外，已经没有更有效的办法来使西路军摆脱危机，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着手对西路军进行直接军事援助。

　　二月二十一日十五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345]

　　二月×日，军委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并告周恩来：“为克服为和平统一而奋斗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为准备派队增援西路军，处置如下：(一)各种新的困难的可能性向高级干部说明，提起警觉与紧张性。……(三)极秘密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四)十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346]

　　我们看到，中央在这封电报中规定了河东红军出动的兵力及时间。准备派出三分之一的力量来援助西路军，并要求在一个星期内行动。当时的兵力分布，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西路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如果河东再出动三分之一的红军援助西路军，这样西渡红军就占当时红军兵力的百分之五五点五，而河东红军仅占红军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五。从兵力分布上看，显然我党的工作重心有向河西倾斜之趋势。这样就严重消弱了河东的防务，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下，河东红军就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一旦国民党中央军乘机向河东进攻，河东根据地就有失去的严重隐患。如果失去了河东根据地，这将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央作出增援西路军的决策是艰难的，也是不得已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给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灾难。

　　二月二十二日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

　　甲、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乙、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

　　丙、估计增援军到达靖远(或狄道)，西路军严重情况即可减少，到达永登即可解围。彼时，西路军即向安西增援，或仍东回，或向甘凉取货物，并改造西路军。

　　丁、请你们密作(做)准备，并将意见以密电告我，伯承请即回。

　　戊、国焘领导周纯全进行秘密活动。甚望彭、任极力改造部队。”[347]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虽然中央尚未对增援西路军作出最后决定，但增援的趋向是明显的。初步对增援动用的兵力，增援军的指挥员作出了规定。从电报中看，中央对增援军出动后对西路军的策应作了乐观的估计。张国焘当时与周纯全进行秘密活动，也就是仍然想使河东红四方面军部队脱离党中央的指挥，因而中央要求彭德怀、任弼时改造部队，使河东红四方面军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军委二月二十六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委员会：“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348]

　　对于当时西路军所处的困境来说，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正在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他们，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这实际上是坚定西路军领导人信心的。后来，有人片面利用这封电报说中央让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固守待援，束缚了西路军的手脚，导致西路军固守在原地被动挨打。如果不是误会了中央电报的用意，就是为了推卸责任，认为中央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

　　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

　　乙、立即准备完毕。

　　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

　　丁、以外守秘。[349]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已经确定了援西军的组成部队，并要求准备完毕，待命出发，但仍然对外保守秘密。

　　二月二十七日军委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刘伯承及红四军、三十一军首长：

　　(一)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二)增援军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必要之办事员由前方抽调，尔后由后方补充前方。

　　(三)除罗、宋所部即日开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军限三日准备完毕，四日开始出动。出动前应准备事项如任务说明、经费、子弹补充等，由彭、任负责处理。[35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任命了援西军的指挥员，确定了援西军的组成人员，并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四日开始出动。

　　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

　　甲、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

　　乙、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以全部不动为宜。

　　丙、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似以第一种较有利。

　　丁、十五军团准备移西峰、镇原、固原接东北军防，一军团在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四地，二方面军暂在原地不动。[351]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在援西军出动后再告诉顾祝同，防止提前告诉了顾祝同，一旦顾祝同阻止就会给增援带来困难。在确定增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已经考虑了援西军过了黄河，国民党军可能对河东我党领导的根据地有所动作。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因而决定红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中央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趁援西军行动之机对我河东根据地发动进攻，这也是在东进路线的指导下处于维护我党根本利益的考虑。电报同时还对西路军解围后增援军与西路军去向作了相关安排。

　　三月一日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贺龙、关向应、罗炳辉、袁任远：“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352]

　　毛泽东在电报中又重申了为了避免平分兵力，十五军团不去。显然中央是为了防止一旦河东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有必要的兵力可以守卫，处于维护我党在河东根本利益的考虑。

　　三月二日十七时毛泽东致电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叶剑英并告周恩来：

　　甲、张浩明日动身，四日到淳化，四军、三十一军准备五日西开，第一步到固原瓦亭线之青石嘴一带，占领该马路待命，最快需几日，望刘查告。

　　乙、一军团派一师接淳化防。

　　丙、十五军团即开西峰镇附近，准备接防。[353]

　　我们看到，中央已经决定援西军五日西开。援西军西渡后，原先的防地由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即刻接防。中央做好了防止国民党军乘机偷袭的准备。

　　三月三日八时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致电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委郭述申并报军委：

　　1、援西军准备五日出动，经泾川以北镇原，到达青石嘴附近待命。五日前四军应集结口头镇，三十一军集结于大峪镇及其以东地区，待命出动。

　　2、军委应派一个师于六日出动，接替土桥镇、栒邑、大峪镇一带三十一军退出之防务。[354]

　　三月五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意罗(指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引者注)来电。即由镇原开青石嘴待命，骑兵一团留镇原候船工队到。”[355]

　　我们看到中央按原定计划要求援西军按时出动，调遣河东部队接管援西军的防务。

　　三月五日十八时，刘伯承、张浩、李达致电援西军各部、西路军领导人并报军委：

　　1、军委命令：我西路军现在甘州附近与青海回军苦战，为增援与接应西路军起见，特以第四军、第二十八军(附骑一团)、三十一军、三十二军组织援西军，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2、我们于今五日就职，率队由淳化出动，并带无线电二十五分队与你们联络。[356]

　　我们看到，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宣誓就职，执行中央命令，向西行动。

　　鉴于西路军已经退入祁连山，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业已失败，援西军也就失去了援助的目标。同时东北军被调离西北，国民党中央军接管原东北军防地，这样就对援西军的后路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三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致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一)西路军情况如所知。(二)援西路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357]

　　通过以上引用的电报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河东形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仍然积极筹划派兵增援，任命了援西军指挥员，调动河东红军接管援西军所担负的河东防务。但是鉴于西路军退入祁连山，已经失败，最后中央也只好下达了援西军停止西进的命令。

　　②  国民党中央军重兵屯集河东地区，从维护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出发，严重制约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援助。

　　在组织援西军增援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到底对河东的政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不能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 [35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担心在增援军出发前告诉顾祝同，顾祝同一旦阻拦，会影响增援军的正常出动，因而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要在曾援军出动后再告诉顾祝同。

　　三月二日军委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刘晓、左权并告周恩来：

　　昨日电悉。

　　甲、中央与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一)西路军已完全丧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措施)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二)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乙、但增援及施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施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区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决定请向军师干部解释明白。

　　丁、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359]

　　在这封电报中首先阐述了派出增援军的理由，西路军已经完全失去信心，处在极危险境地，只有增援可以稳定军心;如果西路军失败，则影响极坏。然后规定了增援的原则：一是不影响和平大局。如果影响和平大局，则中途停止，增援军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区域;二是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证明西面是不能生存的。这是增援的两大原则，如果违背这两大原则，增援就必须停止。中央仍然要求政治上解决、经济上收买二马和军事增援同时进行，一旦政治上解决或经济上收买二马取得成效，就停止增援。

　　三月五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援助之迫切，如顾电令两马停战，或派人乘飞机赴青海说通两马，我军即中途停止。”[360]

　　我们看到，中央正在通过国民党采取政治解决的方式，要求二马停战，为西路军解除威胁。后来，被有人说成“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361]这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解决西路军问题的一种误解。首先中央政治解决是与经济上收买二马、军事增援并行的。其次，当时之所以没有不顾后果地出动河东红军主力去增援西路军，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而是处于维护河东我党根本利益的需要。在这方面恰恰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理智的。如果离开当时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如果没有对东进西退路线的深刻认识，单纯以双方来往电报中的一些语句为依据，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误解。

　　三月五日十三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

　　(甲)想尽一切办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办法。

　　(乙)顾祝同或可答应派飞机送款子与你们，有何办法接收。[362]

　　中央在这封电报中除了鼓励西路军的斗志外，还表示可能说通国民党当局送钱给西路军。

　　三月九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甲、援西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嘴之间待命。

　　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

　　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需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

　　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顾祝同、张冲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363]

　　由此我们看到中央还是倾向于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对军事增援颇感忧虑。用政治方式解决，对二马采用收买的方式，这在当时是从维护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出发所作出的无奈的选择，而并非对这两种方式抱有幻想。

　　在西安事变后，当时河东的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变幻莫测。虽然国共两党关系有所缓和，我党与国民党就红军在河东的驻地已经达成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望建立，但是如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顾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对，派河东红军增援西路军，不但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难以维持，我党与国民党蒋介石就河东驻地达成的协议也会难以执行，更重要的是一旦河东红军西渡，国民党中央军就会乘机转而进攻河东根据地，一旦失去了河东根据地，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中央在组织援西军问题上，就不能不考虑国民党蒋介石的意见。如果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中央组织援西军还要受制于国民党蒋介石，会感到不可理喻，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还是从维护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巩固河东根据地为中心，为了应付突发性事件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③  为了募集物资以及河东红军的经济困难严重制约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组织河东红军对西路军的援助行动。

　　河东红军要对西路军进行军事援助，就要募集物资，多方筹措费用，作好增援准备工作。而当时河东红军经济极为困难，因而成为制约河东红军及时行动的重要因素。

　　二月二十一日十五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目前重点，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谈话应着重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项十分急迫。”[364]

　　我们看到，当时河东红军连必要的生活费用都难以维持，能够弄到款项就成为增援的重要条件。中央为筹措费用开始紧急行动，以作好援助西路军的准备工作。

　　二月×日，军委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并告周恩来：“同意你们募集三个月粮的意见，菜钱还可减一分。”[365]

　　二月二十七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人彭德怀、任弼时等领导人：“甲、为补充四军、三十一军向西行动的经费，请彭、任速于一、二方面军抽调现款补充之，步校二万元停止发给。乙、步校及省委三月上半月经费，须自己撙节渡过，候南京谈判弄到钱后才有款发。”[366]

　　我们看到，中央及河东红军领导人不得不挪用留守河东红军部队中的活动经费及要河东红军压缩开支的方式来为援西军筹集费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河东红军面临的经济困难极为严重。

　　三月五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人：“款到淳化即送八万至十万予援西军。” [367]

　　由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当时援西路军急需的费用，直到三月五日仍然尚未落实。如果在没有必要费用的情况下，援西军渡河西去，我们很清楚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援西军西去，还要筹集物资。由于西路军所带电台用材已经用尽，援西军还要为西路军筹集电料。当时河东红军没有储存的电料，因而就从留守河东的红军部队中筹措。

　　二月二十七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西路军电台材料只够用月余，增援军须多带电料及其他器材品，务从前方抽调愈多愈好。”[368]

　　三月一日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贺龙、关向应、罗炳辉、袁任远： “前方电台可大部停工，将电料交增援军，后方现存电料极少，但尔后可向山西大批购买补充前方。” [369]

　　我们看到，为了筹措物资和电台材料，也成为影响援西军及时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以上所引用的电报可以看到，当时河东红军经济极为困难。但是为了援助西路军，中央正在想方设法募集款项，筹措物资，以期能够尽快援助西路军。当时河东红军面临的经济困境确是影响河东红军及时援助西路军的重要因素。

　　④  能否搜集并及时建造渡河船只，也成为影响河东红军及时援助西路军的一个重要因素。

　　河东红军要增援西路军，必须要西渡黄河，因而要首先解决渡船问题。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要首先搜集船只，建造船只，为西渡黄河作好准备工作。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副部长周玉成、红三十二军政委袁任远：

　　甲、船工队所缺少之木匠、铁匠人员，请立即设法补充。

　　乙、棉花、铁钉迅速(筹)集和制造。

　　丙、该队船工队须于三日动身去镇原，限五日到达，归炳辉指挥。[370]

　　二月二十七日军委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刘伯承及红四军、三十一军首长：“除罗、宋所部即日开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军限三日准备完毕，四日开始出动。出动前应准备事项如任务说明、经费、子弹补充等，由彭、任负责处理。[371]

　　我们看到中央要求援西军作好出发的准备，迅速调动造船人员到镇原，建造渡船，解决渡河的工具问题。同时又派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作好渡河的准备工作。

　　三月一日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贺龙、关向应、罗炳辉、袁任远：“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372]

　　中央要求罗、宋部作为先遣军出动，抢占渡口，加紧造船，准备西渡。

　　三月五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意罗(指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引者注)来电。即由镇原开青石嘴待命，骑兵一团留镇原候船工队到。”“庆阳船工队开镇原，送骑兵团交罗、宋。” [373]

　　我们看到，中央在紧急调拨船工队赶到渡口，赶造船只，以便于援西军渡河。

　　河东红军要援助西路军，就必须首先渡过黄河。而在黄河解冻后，要西渡黄河就必须解决船只问题。因而中央加紧调派船工队，筹集造船原料，建造船只。这就需要时间。因而搜集和建造船只也就成为影响河东红军及时援助西路军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维护我党河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虽然作出了增援西路军的决定，但是由于河东仍然处于国民党中央军的重兵威胁之下，从确保河东我党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同时也由于要募集物资和筹措经费，搜集和建造船只，这就成为制约河东红军对西路军迅速增援的重要因素。由于西路军退入祁连山后已经失败，同时也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进驻原东北军防区，对援西军西进构成重大威胁，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不得不命令援西军停止于镇原、青石嘴一线。

　　(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危难之际组织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增援的历史评析。

　　前面我们已经对河东红军增援西路军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由于河东不论从经济条件、人口状况及发展潜力等方面远远超过河西，将战略重点放在河东，不但可以担负起民族战争中的领导重任，提高我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而且还可以以河东为根据地，适时向华北、华东、华中发展，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如果将战略重点放在河西，那么就河西的经济条件、人口及发展潜力也就决定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得到发展和壮大。同时，河西地区地处黄河以西，如果国民党沿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地区。身处河西偏僻地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就难以在适宜的时候向华北、华东和华中发展，从而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看到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不同，必然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河东，只有河东才代表我党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毛泽东代表的东进路线与张国焘代表的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

　　我们首先从红军兵力的分布上来进行比较。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西路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红九军、三十军都在西路军，因而应该说西路军的战斗力要比它在红军兵力当中所占的份额还要大。由于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的兵力分布看，中央也很难再向河西派兵了。

　　我们再从河东红军与河西红军面临的压力来进行比较。西路军也就是抗衡着甘、青二马，而河东红军却面对着国民党中央军的强大压力，同时又承担着西安事变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协防作战来遏制国民党中央军的任务。因而在国民党强大的兵力威胁下，根本就难以抽出兵力来对河西进行增援。

　　西路军领导人在难以获得河东红军援助的情况下，要求将红四军、三十一军调往河西，增援西路军。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说红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要他们归还建制，这显然是从西路军自身局部利益出发提出的具有浓厚本位主义色彩的要求。尽管红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但这两个军并非红四方面军的私家军，而是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党中央自然有权根据形势的需要将这两个军置于最需要的位置。

　　我们知道红四军和三十一军也有一万多人，如果将这两个军调往河西，实际上河东河西就平分兵力了。当时在国民党的重兵压力下，一旦处置不慎，失去了河东根据地，使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的三位一体的联盟解体，那么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压向河西，从而脱离中国的主体区域，这将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也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民族利益要求的大局出发，也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出发，着眼于河东河西红军兵力分布及面临不同压力的现实状况，清醒地意识到河东难以再向河西调动兵力了，这样才一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依靠自我奋斗，而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自然难以满足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出兵河西的要求。

　　虽然河东没有为河西提供援助，但是我们注意到西路军从组成到失败，除去西安事变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实际上没有施行)中央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外，中央再也没有因为要求河西策应河东而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由此看来，当时在西路军领导人的要求下，河东没有为河西及时提供援助，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主观臆断，而是鉴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以及河东河西面临不同压力的客观现实决定的。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红军主力西渡，也就意味着我党发展的重点转向河西地区，那将会严重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反复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直到三月初西路军失败前夕他们还在向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由此我们认为，在河东红军主力是向河东还是河西发展方向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与西退路线上的不同认识所致。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对中央没有及时援助西路军耿耿于怀，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要仅仅看到河西红军的战况，将视野局限于河西战斗的激烈、艰难与残酷，却忽视当时河东河西面临的不同形势，漠视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回避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这样也就难以理解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没有及时进行增援，从而得出西路军失败应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负责的结论。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如果不是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就是别有用心的。意图通过这样的解释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掩盖起来，转移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从而达到为西路军“翻案”的目的。

　　有的关于西路军的作品，过分渲染西路军指战员的悲惨遭遇，以此来激起读者的愤慨，抛开历史文献档案，回避东进与西退路线斗争，不对河东河西面临的形势及当时红军兵力在黄河两岸的分布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利用一些高层人物的言论为依据，想推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定论，为西路军问题进行“翻案”。

　　在西路军陷入困境后，因何中央没有立即派兵增援呢?通过我们引用的电报可以看到，中央派兵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河东红军经济非常困难，要派兵增援，就需要开拔费用。当时就连增援的开拔费用都要多方筹借。而筹措物资，筹借开拔费用，要造船渡河，这都需要时间。

　　当时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而河东的形势却错综复杂。河东红军的调动可能对全局形势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党与国民党谈判刚刚取得进展，因而河东红军的移动会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中央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不顾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对，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向河西增援，那么不仅会引起国共关系的恶化，更为让人担心的是一旦国民党中央军乘河东红军渡河援助之际，大举进攻陕北，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因而中央才决定为了避免平分兵力，红一方面军不去，防止国民党军队乘河东红军援助之际，乘火打却，对我陕北根据地发动进攻。

　　鉴于西路军两万多人最后兵临绝境的惨痛教训，在河东红军主力难以援助的情况下，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及其他情况的限制，派出的援西军能否达到增援的要求，如何避免援西军又陷入困境?这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因而中央对援西军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其中提出的一个援助条件就是不要使援西军又陷于困境。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央根据当时河东河西面临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以大局为重，慎重增援的方针。后来竟然有人以此指责增援军进展缓慢，致使西路军陷于绝境，实在是毫无根据地主观臆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组织援西军增援西路军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艰难的抉择之中。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当时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出发，河东红军难以再向西路军增援。但是当西路军陷入绝境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作出了增援西路军的决定并付诸于实施。援西军没有象有人要求的那样迅速行动，是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河西增援问题上是冷静的，理智的，慎重的，而没有采取情绪化地方式来处理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冷静而没有情绪化地处理方式还有一个事例。五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总部九千余人被国民党军队围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一度计划对国民党开展政治军事大反攻，但权衡利弊后，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也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最终还是采取了政治上反攻，军事上防御的方针，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374]

　　4、石窝分兵的得与失。

　　我们首先引用相关文献资料，来简单介绍一下石窝会议及西路军余部进行分兵的基本情况，然后我们再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评析。

　　(1)石窝会议及西路军余部分兵的基本状况。

　　在西路军由梨园口退入祁连山后，在马家军的追击下，继续向深山中转移，三月十四日到达石窝。这个时候，西路军大部已被冲散，能够集中起来的人员也就是三千人左右，西路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

　　三月十四日傍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石窝山举行。会上陈昌浩提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第一，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第二，剩下的部队分散在祁连山中打游击，保存现有力量，待刘伯承同志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人参加，统一指挥剩余部队的行动。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375]

　　关于石窝会议，后来徐向前回忆道：“我军从康龙(隆)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除、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376]

　　当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西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李卓然后来评述道：“而对这样的惨败局面，作为部队的指挥员是应该冷静和坚定的。在石窝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痛。”[377]这里李卓然虽然没有直接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离队做出评价，但是从字里行间中我们却分明感觉到李卓然对徐、陈离队是不赞成的。

　　石窝会议后，西路军领导人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义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报告中央及军委。

　　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程世才、王树声、曾传六联名致电中央及军委：

　　(一)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骨干。

　　(二)军政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传六、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等组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三)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378]

　　这样就将石窝会议上确定的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组织西路军工委领导西路军余部进行斗争的决定报告了中央和军委。这是西路军领导人通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他们自己作出的决定，而不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注意到，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将西路军领导机构变动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但在报告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执行。这就说明他们不是报请中央批准石窝会议的决定，而是在他们作出决定后按程序报经中央备案而已。按说象关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西路军领导机构重大变动这样的事应该事先报经中央批准。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当时通信联络畅通的情况下，却未经中央批准就自己作出了决定。西路军领导人这样作显然是不寻常的。现在我们尚未发现中央在收到这封电报的复电，不知道中央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在复电中又提出了什么意见。我们在这封电报中还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坚持认为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敌情、我力、地形的限制，西路军本来是不能战胜二马的。这就说明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申辩西路军失败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问题。

　　对于下一步西路军的具体行动方向，石窝会议也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提出沿祁连山往东打游击，可以伺机打回陕北去。有的人认为，目前东面敌人重兵云集，正严密搜索，如果向东，易遭到敌人锋芒，难以突破堵截回到陕北，不如沿祁连山西行，摆脱敌人追击，寻地休养生息，再图他举。两种意见，一时在会上未能统一。因此，会议只是初步提出了分兵的意向，由于要趁夜色躲避敌人的追击，会议并没有对分兵的具体安排和时间做出决定。三月十四日午夜时分，部队开始分散转移。至此，西路军西进的战略行动以失败而告结束。[379]

　　三月十四日深夜，在转移途中，新成立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就行动方向进行了磋商，最后确定分兵三路的方案。第一，将三十军剩下的五个营，共一千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总部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与三十军一块行动。第二，九军剩下的六百多步兵和一百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第三，剩下的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人，组成第三支队，由张荣为队长在祁连山区活动。[380]

　　西路军工委在做出分兵三路的决定后，就将这个决定报告了中央和军委。三月十五日十九时，西路军工委致电军委主席团、党中央：

　　(一)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为三大支队行动。张荣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一千余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今晨到祁连山脚的番人地区，距龙首堡约两天路，地形险要。明日拟在此休息。

　　(二)现马敌仍以全力对付我们，现因我军分散活动，彼也分散兵力。

　　(三)地形及粮食、弹药没法解决，刻下不能(有)较大的活动，且难(以)持久。

　　(四)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以达配合主力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如何请示。[381]

　　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将分兵三路的决定报告了中央和军委，并将当时面临的敌情及西路军弹药、粮食缺乏的情况一并电告中央，同时表示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配合西路军作战。

　　三月十七日，中央及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

　　(甲)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

　　(乙)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

　　(丙)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

　　(丁)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38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首先表示同意成立西路军工委及分兵三路游击的决定。中央对原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由于国民党中央军接防，对援西军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援西军到镇原不能西进，因而中央要求西路军工委领导人要把行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这样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石窝会议决定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成立了由李卓然、李先念负责的西路军工委，领导西路军余部继续进行斗争。随后，西路军工委决定兵分三路，在祁连山中进行游击战争。

　　(2)对石窝分兵的历史评析。

　　我们看到，西路军到达石窝山时，能够集合起来的西路军余部还有三千余人。此时的西路军已经失去了反击的能力，而马家军却集结重兵向西路军扑来，西路军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离开了部队，而后西路军兵分三路在祁连山中进行游击战争。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能够使这三千多人的西路军余部得以保存下来。在人心涣散，士气不振，编制已经被打乱的情况下，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留在部队，就可以形成部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稳定部队的作用，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聚敛人心，鼓舞士气，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摆脱马家军的追击，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但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余部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离开了部队。

　　随后，西路军余部兵分三路。从兵力分布看，左支队是主力，有一千余人，右支队是支队，有七百多人，约相当于左支队的一半。这两个支队是由作战部队编成的游击支队。而第三支队由伤病员、妇女、小孩组成，除了一百多人的保护部队外，这部分人没有什么战斗力。

　　一般来说，分兵有利于隐蔽进行游击战争。兵力分散后，目标就缩小了，也有利于突围，求得生存和发展。当时要进行游击战争，西路军余部就不能都集到一块，必须进行分兵。因而当时分兵是必要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作战部队得以保存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如果一块转移，必然行动缓慢，在西路军余部战斗力已经大为减弱的情况下，作战部队不能迅速转移，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必然会全军覆没。分兵后，就提高了作战部队的机动能力，使得作战部队能够迅速摆脱马家军的追击，得到有效保存。

　　我们看到，分兵后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马家军的冲击下很快溃散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散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分兵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活动的区域仍是马家军搜捕的区域。以当时西路军余部的战斗力根本无力对付马家军的进攻，因而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溃散是必然的。

　　而向西转移的左支队却得以基本保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左支队得以基本保存的原因：一是向西转移，迅速脱离了马家军的防区;二是得益于石窝分兵，将伤病员、妇女、小孩分离了出去，提高了左支队的机动能力;三是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牵制了马家军，减轻了左支队的压力。

　　我们要正确评价这三个原因在左支队顺利转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认为前两个原因是左支队得以基本保存的主要原因。而在这两个主要原因中无疑左支队的转移方向又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左支队也向东部转移，迎着马家军搜捕的方向行动，既使在已经将伤病员、妇女、小孩分离出去的情况下，以当时左支队的战斗力也是难以抗衡马家军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左支队的溃散是必然的。因而我们说向西转移是左支队能够得以基本保存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时，如果当时不将伤病员、妇女、小孩分离出去，就会严重影响到左支队的机动能力，这样左支队也就难以及时摆脱马家军的追击，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因而我们说将伤病员、妇女、小孩分离出去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活动对左支队的顺利转移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配合作用，但绝不是左支队能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马家军要进攻左支队，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已经难以构成制约马家军进攻的威慑力量，凭当时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战斗力也难以抵抗马家军的攻击，牵制住马家军的主力，因而过分夸大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对左支队转移的策应作用是不适当的。我们既要看到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左支队转移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配合作用，又要看到这并不是左支队能够顺利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弄清这个原因就有利于我们对石窝分兵作出正确的估计和评价。

　　石窝分兵时，将彩病号、妇女、小孩分离出去成立第三支队是不得已的办法，否则作战部队就会被拖垮。分兵后，作战部队就减轻了负荷，具有较强的机动性。这个时候作战部队就应该向远离马家军的方向前进，因为当时西路军作战部队的战斗力是难以反击马家军的，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可是我们却看到，左支队迅速向西部转移，脱离了马家军;而拥有左支队一半兵力的右支队却向东转移，结果在马家军的冲击下最终溃散。从右支队的失败中，我们不能不说行动方向错误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至于石窝分兵时，将彩病号、妇女、小孩分离出去是否是必要的呢?我们今天的评判是：如果当时作战部队能够带着彩病号、妇女和小孩转移，却将他们分离了出去，这就是一个失误。如果当时彩病号、妇女和小孩已经严重影响了作战部队的行动，为了摆脱马家军的追击，迅速进行转移，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将他们分离出去。这是为了作战部队转移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我们从石窝分兵后，左支队在向西部转移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战斗，这样就使我们进一步推测，如果第三支队跟着左支队转移，会不会一样可以摆脱马家军的追击而得到保全呢?由于我们现在缺乏这方面的资料，现在也只能作出一定程度的推测，难以得出确定的判断。

　　我们注意到，在石窝会议讨论西路军余部行动方向时就有两种主张：一种是沿祁连山往东打游击，伺机打回陕北;一种是沿祁连山西行，摆脱敌人追击，再图他举。由于这两种主张争论比较激烈，因而在会上一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还难以判断在会议上持这两种观点的高级干部到底是什么人，但是随后我们从西路军余部的分兵中却可以看到，西路军作战部队分为左支队和右支队，右支队向东进行游击战争，左支队向西进行游击战争。这种分兵方式似乎是在西路军余部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而又意见难以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双方经过妥协，采取了折衷处理的结果。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右支队中的指挥员是否就是在会议上主张向东走的人，左支队中的指挥员是否就是主张向西走的人?但是我们从右支队后来溃散而左支队得以保全的不同结局中可以得出结论，当时右支队的行动方向是错误的。西路军工委领导人最终同意了右支队的行动方向，这就表明他们对右支队的损失起码应该负有领导上的责任。从当时西路军余部在行动方向上的争论及最终导致西路军分兵的结局来看，西路军工委领导人这样做可能也有不得以的原因，这是由于当时他们还没有必要的权威所致。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留在部队就会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西路军失败之际，正是全军上下应该团结一致，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共同对敌，保存余部的关健时刻，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脱离了部队。西路军余部随后兵分三路，在祁连山中进行游击战争。由于选择了错误的游击方向，右支队和第三支队被马家军冲散，而只有左支队在历尽千难万险后才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走出了祁连山，到达了新疆。

　　5、关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及其归宿问题的评析。

　　我们知道，石窝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前往陕北汇报工作。下面我们就首先引用徐向前的回忆来简要了解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前往陕北途中的基本情况，而后对他们离开西路军的问题进行简要的评析。

　　(1)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前往陕北途中的基本概况。

　　徐向前就他和陈昌浩离队问题曾回忆道：“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指陈昌浩。—引者注)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是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383]由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徐向前当时确实是不想走的，而陈昌浩是要回陕北和中央去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徐向前非常懊悔自己没有坚持留下来，几十年后还对此疚愧良深。

　　徐向前在谈到他和陈昌浩在离队后前往陕北结伴而行的情况时回忆道：“我和陈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户主大概性但，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384]我们看到，长期在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在这个时候暂时分手了。这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为由离开西路军，但是在前往陕北途中却磨磨蹭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徐向前却风尘仆仆地前往陕北，两相对比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和陈昌浩分手后，徐向前谈到他返回陕北的情况时回忆道：“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刮胡子，好些天没洗脸，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馆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到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曹光波，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起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打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像商人，又像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北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一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拉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像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385]徐向前心向陕北，历经艰险，终于顺利到达陕北。

　　徐向前在谈到他回到延安时回忆道：“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386]我们看到，徐向前刚回到延安，毛泽东就接见了他，这说明毛泽东对他的归来是非常重视的。草地一别，恍若隔世。徐向前回到延安是准备接受处分的，他当然不会忘记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为争取他北上亲自到他的住地做工作的事。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又向他和陈昌浩发出北上的指令，而他们却听从张国焘的命令南下了。但毛泽东不咎既往，却安慰了徐向前几句话，显示了他战略家的视野和政治家的宽阔胸怀。这令处于困境中的徐向前非常感动。

　　徐向前在谈到他回到延安后陈昌浩仍然没有消息时回忆道：“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到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387]我们从徐向前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到，陈昌浩在大病一场后，回到了湖北老家。陈昌浩的病显然是徐向前在大马营走后才得的，我们从前文徐向前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分手时陈昌浩没有得病。他们没有一起走并不是因为陈昌浩有病，而是陈昌浩自身的意志力问题。陈昌浩病好后，没有直接赶往陕北，而是回到了老家。陈昌浩这样做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疑问，这就不禁使我们深思，为什么陈昌浩要先返回老家呢?

　　(2)对徐向前、陈昌浩离队问题的评析。

　　我们知道，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之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石窝召开。会议作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是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作出的，但是无疑陈昌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是不愿意离开西路军的，而且为此还做过陈昌浩的工作，劝说陈昌浩留下来，感情真挚，声音凄婉，此情此景，几十年后仍让人感慨不已，为之动情。但在陈昌浩的坚决要求下，徐向前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服从了组织的决定，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

　　徐向前一生有两大撼事，让他愧疚于心，耿耿于怀，自责不已，抱恨终生。这次在西路军失败之际离队就是其中的一次。另一次是长征期间他与陈昌浩置中央的指令于不顾仍然执意率军南下，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在陈昌浩执意南下的情况下，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为了争取徐向前北上，毛泽东曾专门到他的驻地征求意见，但见到徐向前表示南下的态度后，也只好告辞而去。[388]后来，徐向前说：“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389]

　　那么，陈昌浩为什么主张他和徐向前这两位西路军主要领导人要离开部队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徐向前前文的回忆中我们看到，虽然他表示不愿意离开西路军，但是陈昌浩说他留下目标太大，因而必须离开西路军。陈昌浩的这句话实际上也潜含着自己留在西路军目标太大的意思。这就颇为让人感到蹊跷。徐向前、陈昌浩在不在部队中，马家军不见得能够知晓，他们离开部队，与马家军进攻西路军，缩小不缩小目标并没有什么关系。反而如果他们留在部队，可以稳定军心，同时还可以使西路军余部能够凝聚起来，振奋精神，加强团结，克服困难，转出祁连山。因而我们认为陈昌浩说得缩小目标，只能是一个借口，并不是他们离开西路军的真正原因。

　　那么，陈昌浩离开西路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陈昌浩还要向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390]陈昌浩的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从张国焘三月四日批评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的电报中反映出来。[391]我们认为这是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回陕北的主要原因。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有什么问题值得西路军领导人必须离开部队回陕北去汇报呢?当时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如何保存部队，保存干部，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徐向前、陈昌浩留在部队就便于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他们两位是当时西路军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走后，别人没有他们所具有的权威，也就难以起到他们能够起到的作用。特别是西路军失败后，部队涣散，人心不齐，难以收容，急待整顿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却离开了西路军，这样就使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失去了“主心骨”。西路军余部分兵三路，其他两个支队均被敌人搞垮，只有左支队在党中央的指引下经历千辛万苦走出了祁连山，到达了新疆。如果他们在部队中起码可以聚拢部队，对部队的行动给予具体的指导，避免无谓的损失。因而，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离开，可以说给西路军造成了不少困难。

　　陈昌浩认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应由军委来负，要回延安去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我们前面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显示，除去西安事变后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中央要西路军东返外(实际上根本没有实施)，中央没有变更过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可是中央作出的关健性指示(西路军要立足于个人奋斗，不能依靠外力援助;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等等)西路军领导人始终难以执行。特别是高台陷落后在中央授予他们行动自主权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折转西返，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陈昌浩耿耿于怀的是红四军、三十一军没有调往河西，因而认为是中央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而非红四方面军的私家军。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而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又比西路军大得多。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河东红军难以及时增援西路军，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大局出发作出的必然选择。我们看到尽管陈昌浩口头上表示要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他仍然认为是由于河东红军没有能够及时援助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要与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这恰恰表明他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我们现在就陈昌浩与徐向前在离队问题上、离队后回陕北的迅捷程度上和他们离队后的归宿上作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西路军失败后，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问题上，徐向前反对离队，主张留下来，这样起码还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陈昌浩则坚决主张他们两个离开西路军，向中央汇报工作，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他们两个在离队问题上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当徐向前提出不同意见时，陈昌浩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要求徐向前服从组织决定。

　　在返回陕北途中，徐向前主张快速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情况，而陈昌浩则拖延塞责，延误时间，导致两个人分开行动。我们看到在大马营陈昌浩竟然为了休息几天而不惜与徐向前分开，单独行动。而徐向前为了及早赶回陕北，不得不自己独自上路。在返回陕北的漫漫征途中，这两位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最终分手了。

　　在他们两人返回陕北的归宿上，我们看到，徐向前风餐露宿，风尘仆仆，奔赴延安，而陈昌浩则回到老家，后又转赴延安。

　　陈昌浩作为西路军的第一负责人，又是他自己提出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应该星夜赶往陕北。但是在陈昌浩遇到老乡后，就以休息几天为由耽搁了下来，而这时陈昌浩并没有病。徐向前走后，陈昌浩大病一场，病愈后回到西安，在西安即使找不到组织关系，他还可以只身前往延安。但是他却回到了老家，一九三七年八月才回到陕北。如果回陕北汇报工作，应该第一时间回到陕北，我们看到陈昌浩不仅在路上耽搁时间，而且是在绕道老家后才折回陕北。那么陈昌浩为什么不愿意回延安呢?他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呢?由于他的检查报告尚未解密，我们还无法知晓。

　　古人尚有出门忘家的规矩，而陈昌浩却没有直赴延安，而是回到了家乡。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这种行为感到惋惜。后来，陈昌浩与徐向前在革命队伍中的境遇竟是如此不同，不仅仅因为他是张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西路军失败的第一责任人，而与他们在离队与归途中的表现也不无关系。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在离队问题上，在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的迅捷程度上，在离开西路军的归宿问题上表现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客观上反映了他们党性修养的差异，也折射出他们对革命忠诚程度的不同，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为陈昌浩流露了对革命前景的黯淡之情。身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不是想着如何收容部队，保存有生力量，稳定部队，共渡难关，却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在返回陕北途中，又是拖延时日，为求安逸，滞留在河西。病愈后，又没有直接前往陕北，而是返回老家，以后才到达延安。既然返回中央汇报工作那么急迫，为什么不及时返回陕北，而却回了老家?如果向中央汇报工作不是那么急迫，在西路军失败之际离开部队，本身就是一个借口，那还不是在关健时刻“开了小差”?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不能没有严格的纪律。陈昌浩回到陕北后，受到审查，写西路军失败的检讨。这种审查不仅因为他是张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西路军失败的第一责任人，而且也与他没有及时返回延安不能说没有关系。像这样的审查，并非只是针对他一个人。欧阳毅曾经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高级干部，在干部游击支队被打散后返回陕北途中，因为卖字延误了回延安的时间，也同样受到了审查。[392]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部队败亡之际，离开部队，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归向延安途中，不是首先奔赴延安，而是拖延时间，先回了老家，这本身就是无视革命组织纪律性的行为。这是他的污点而绝不是他的光荣。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失败之际陈昌浩在书写自己人生历史的过程中画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这是他人生历史画卷上的一个败笔。在西路军遭遇失败面临最困难的紧急关头，如果徐向前、陈昌浩留在部队不但可以将残部收拢起来，保存下较多的有生力量，避免一些无谓的牺牲，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多保留下一些火种，同时又可以用他们自身的行动化为鼓舞西路军指战员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6、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我们首先对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溃败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然后再对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溃败作一个评析。

　　(1)对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基本概况的回顾。

　　通过前文引用的电报我们知道，石窝分兵时，右支队是作战部队，当时有七百余人。第三支队有一千多人的彩病号及妇女、小孩，这一部分人基本没有战斗力，还有一百人左右的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有一定的战斗能力，有枪百余条，但缺少弹药。出发后，第三支队就紧紧跟随在右支队的后尾行动。三月十五日，到达祁连山山脚的红湾寺(现肃南县所在地，又名黄番寺)藏族居住区。

　　右支队计划到祁连山中去打游击，以便伺机东返。右支队刚一出动，敌即以一个旅跟踪而至。十五日晚，双方遭遇于红湾寺地区。王树声命令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展开激烈战斗，将该敌击退。十六日又发生激烈战斗。后来，敌集中两个旅的兵力，以强大的炮火为掩护，再度发起进攻。右支队迭遭苦战，弹尽援绝，部队大部被冲散，余部向东南方向突围。而第三支队的一部分在支队领导的率领下向北活动，不久即被敌搜山部队冲散，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支队长张荣被敌人杀害于梨园口;另外一部分伤病员和妇女、小孩继续随王树声等向南行动。

　　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右支队指挥员王树声任命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方强为右支队交通队的指导员。交通队武器精良，为右支队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重围。但是，右支队刚开始行动，就被众多的伤病员拖累，因此行动缓慢。敌人却紧追不舍，很容易追上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十六日夜，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让方强留下来做伤病员和妇女、小孩的工作，安排他们分成三三两两的小群体分散突围。第三支队就此解散。

　　分兵之时，随右支队行动的领导有王树声、五军军长孙玉清(董振堂牺牲后孙玉清被任命为红五军军长)、九军参谋长李聚奎、原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后为西路军教导团政委兼团长的朱良才、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和九军宣传部长方强。几位领导大致做了分工：王树声和孙玉清带着交通队在前面开路，徐太先和方强走在队尾收容伤病员，李聚奎和朱良才负责电台和断后。在夜幕中参谋长李聚奎发现电台落在了后面，只好和徐太先站在路边等候，由此与王树声率领的军部失去了联系。

　　与军部失散后，引起了部队的混乱，李聚奎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才使部队稳定下来。这时天已经亮了，李聚奎等人带着四个连三百余人的部队继续前进，爬上了海拔三千多米高的山峰隐蔽起来。晚上又将部队集合起来，在夜幕中前进，由于道路不熟，又转回到康隆寺。这时天亮了，敌人的骑兵发现了他们，把这支小部队给冲散了。

　　夜晚李聚奎等人出来收拢部队，又集合了一二百人。部队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由徐太先任主任，李聚奎任副主任。他们决定往西走，去找左支队。追了一天，没有发现左支队的音讯。他们于是再掉转头，转回康隆寺，打算就地打游击。后来被敌人的小股搜山部队冲散。隐蔽在祁连山上的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和方强身边只剩下十几个通信员，所带的干粮也已全部吃完，于是他们分散下山，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延安。

　　先行的王树声他们与部队失掉联系后，只剩下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参谋长李彩云、作战科长李新国及其他几个干部和警卫员、通信员数十人，向深山密林中退去，从此与部队再也没有联络上。他们这支小部队继续西行，与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领的一支小部队相遇，于是他们决定两支部队合在一起，继续向西追赶左支队。

　　在西行中，他们与马家军搜山的马忠义旅遭遇，在作战中年仅二十三岁的熊厚发英勇牺牲。孙玉清向西突围。期间，他与警卫员再次失散。四月上旬，孙玉清孤身一人来到位于祁连山南山的肃州(现酒泉市)金佛寺乡的惯山河谷地带，被敌马忠义旅的一支搜山民团捕获。五月上旬，在西宁英勇就义。王树声他们被打散后，后来分头回到延安。

　　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康隆寺一带，打退了敌人十余次冲锋，策应和掩护了左支队的行动。但最终因众寡悬殊，被敌马彪部击溃，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人突围后分散行动，以后陆续回到陕北和流落到河西等地。[393]

　　(2)对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评析。

　　我们看到，石窝会议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了部队。

　　新成立的西路军工委决定兵分三路，进行游击战争。西路军余部分为作战部队和非作战部队两个部分。作战部队又分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向西，右支队向东进行游击战争。非作战部队是由彩病号、妇女、小孩组成的第三支队，则在祁连山区进行活动，留在本地进行游击战争。

　　由彩病号、妇女和小孩组成的第三支队，本来行进缓慢，也没有战斗力。如果不分离出来，西路军作战部队不仅难以迅速摆脱敌人，同时也会把作战部队拖垮。如果将他们分离出来，单独行动，脱离西路军作战部队的保护，他们就会直接处于马家军的攻击之下，溃散是必然的。但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种分兵方式是为了作战部队的机动转移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大局而作出的牺牲，当然无可厚非。在开始行动的时候，第三支队紧紧跟在右支队的后面，实际上还是希望获得右支队的保护。

　　石窝分兵后，西路军要分散游击，就要首先脱离马家军，求得休养生息，然后才能进行游击战争。这就如同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为了保存实力，避开人烟稠密地区，而走雪山草地线一样[394]。由于西路军余部此时已经经受不起任何一场较大战斗的冲击，因而西路军工委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存实力，而不是战斗。保护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则是这个任务中的重点。因而西路军余部的行动应该是离开马家军的防区，避开马家军的搜捕而向西行动，求得保存，而后寻求发展。

　　从三个支队的结局看，最后右支队和第三支队被冲散，而左支队除了行军途中的自然减员外，没有遇到什么战斗。造成这种状况的不同原因，是因为左支队在祁连山中向西行进，实际上是逐渐避开马家军，而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右翼大山中行进，实际上是迎着马家军搜山部队的方向前进。以当时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战斗力根本难以抵御马家军的进攻，因而溃败是必然的。由此我们看到，是避开敌人，还是迎着敌人搜捕的方向前进就成为这三个支队出现不同结局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看到，右支队尚有七百多人，相当于左支队一半的力量，主要是红五军和红九军的余部组成的，在右支队中还有不少高级干部。如果右支队和左支队一齐西行，远离马家军，由于右支队是作战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行动也比较迅速，是可以迅速摆脱马家军，得到保存的。但是右支队却没有向西行动，而是在右翼大山马家军搜捕的区域活动，恰巧成为敌人的目标，造成了右支队的溃败。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是西路军工委在行动方向上安排的一个重大失误。

　　我们应该正确评估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左支队转移过程中的配合作用。我们当然承认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右翼大山进行活动，确实牵制了马家军，客观上起到了策应左支队转移的作用，但这并非左支队安全转移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说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右翼大山中的活动，直到迅速被敌人打散，是西路军工委安排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右支队和第三支队被冲散了。这是西路军失败后，西路军工委在分兵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当时将彩病号、妇女、小孩分离出来，保证作战部队的顺利转移是必要的。因为西路军余部已经失去了和马家军交战的能力，因而在马家军的强大攻势下，应该迅速摆脱马家军的追击，向着远离马家军的方向前进，暂避其锋芒。但是我们却看到右支队是迎着马家军，而不是向着脱离马家军的方向行进，这样也就难以避免溃败的命运。

　　7、干部游击支队成败的基本状况及评析。

　　我们首先引用历史当事人的叙述就干部游击支队的成败进行简要回顾，然后再对此作一定程度的评析。

　　(1)干部游击支队的产生与溃散及历史当事人的叙述。

　　干部游击支队是从左支队中分离出来的。石窝分兵后，左支队和西路军工委向西行动。在行军途中西路军工委决定成立一个干部游击支队，在祁连山中打游击。干部游击支队的政委是原红五军团代理政委、后为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的曾日三，支队长是原总部五局侦察科长、红五军参谋长毕占云。干部游击支队由西路军总部和各军的一些中、高级干部以及机关后勤人员组成。干部支队配备了轻武器和马匹，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军事干部，并不擅长游击战。为了加强领导，干部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主度兼政委是曾日三，副主席兼支队长是毕占云，委员有张琴秋、欧阳毅、刘瑞龙、熊国炳、张然和等。吕黎平在《星光照西陲》中记述道：“左支队往西走了两天后，以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同志为队长，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山(应为曾日三，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同志为政委，又带领200余名愿意往东打游击的同志，离开左支队往东走(张琴秋、刘瑞龙等同志)成为在祁连山活动的第三支队。”[395]

　　当时参加干部游击支队的欧阳毅回忆道：“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的主度兼政委是曾日三，他原是五军团代理政委，后为总政治部敌工部长。副主席兼支队长是原五军侦察科长毕占云，是我的部下。委员有张琴秋、我、刘瑞龙、张然和等。军师干部就有好几个，精英成堆，要是去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几个军的队伍很快就可以拉起来。可是眼下却是蛟龙被困浅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能供我们指挥的只有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一个官指挥一个有枪无弹的兵，有什么战斗力?能打什么游击呢?连逃命都困难。我们也明白，目前的任务正是逃命，打游击也是集体逃命的一种形式。

　　可往那里逃呢?军政委员会开会研究游击支队的行动方向。

　　我主张：‘向西走!先向西再拐向东。直接向东走，虽然可以迅速与援西军取得联系，尽快回到革命队伍，可是东边敌人堵得凶，我们这点兵恐怕冲不过去。向西走，是沙漠，敌人少，只要有向导，可以走出去。根据老百姓的说法：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只有绕远才能走出敌人的包围圈。’

　　大家同意我的主张。为了行动方便，要求总部(指西路军工委。—引者注)派给我们一个骑兵班。我们都有马，而几十个人的步兵连却没有马，两条腿怎么能赶上四条腿呢?步兵连不但不能掩护首长，反而会成为首长们的包袱。可是总部不派给我们骑兵班，步兵连的包袱我们还得背上。

　　没有向导，没有钱，没有枪弹，又大多是文职官员，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能保卫自己吗?

　　讨论了半天，大家认为：‘从整个前途看，成立干部游击支队没有必要，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怎么能打仗?还不如各回原单位，跟战斗部队走。’

　　他们公推我为代表，去向总部反映我们的意见。

　　总部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已经离开部队了，现在负责的是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程世才等人。我跟李卓然熟。李卓然长征时任五军团政委，我是五军团的保卫局长，工作接触多，我便把干部游击支队领导人的意见向总部(应该是工委。—引者注)首长汇报了。李卓然本人没有什么意见，但说他一个人不能改变决定，必须经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应该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引者注)研究。研究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折衷方案，要我们跟随在大队伍的后面，隔半天的行程前进。

　　我回去传达了这个折衷方案，大家不仅感到绝望，还有些愤慨，纷纷嚷道：‘为什么要隔半天行程?发生什么问题，要与大队联系都非常困难，这完全是把我们当掩护部队呀!敌人追来先打我们，我们又不能作战，还不是等死?!算了，我们单独行动吧，叫我们游击就游击，干到那天算那天!’

　　我们的情绪虽有些消极，却很真实。全军失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原也不足为怪。被抛弃的感觉，不仅伤员有，一般干部和战士有，就是高级干部也在所难免。事实上为了整体利益也的确抛弃了一部分同志。”[396]

　　谈到干部游击支队的产生及其在祁连山中的作用时，程世才曾回忆道：“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意见，要单独行动，好减少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应为错沟。—引者注)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先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后走既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敌情，影响团结，是不对的。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中之各股游击队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干部游击支队与敌人周旋多日，最终被击溃。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和其他一些人员英勇牺牲，欧阳毅、张然和、毕占云，方震、辛元林、刘瑞龙等一部分人冲出敌人重围，历经艰苦回到延安。大部分人下落不明。[397]

　　从程世才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显然高估了留在祁连山中的游击队在左支队转移中的作用。不过，从他在左支队及当时的身份上讲，他作出这样的高度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

　　(2)对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与溃散的评析。

　　在左支队中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离出一个干部游击支队呢?干部游击支队有二百多人，其中就有好几位高级干部。当然在开始的时候，是他们主动提出进行游击的，后来在转战一段时间后，发现祁连山中难以进行游击，因而要求归入左支队，但却遭到西路军工委的婉拒，让他们隔半天的路程，跟在后面。这部分人文职干部众多，没有什么战斗力，这样干部游击支队跟在后面就相当于左支队的后卫，引起了干部游击支队成员的不满。干部游击支队最后被马家军冲散，有的牺牲，有的被俘，有的被打散后辗转回到延安，有的则流落民间。

　　西路军失败后，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不是作战，而是如何采取措施，使西路军余部能够得以保存下来，免遭覆灭的命运，以便将来情况适宜的时候带出去。而保存干部则是这个任务的关健环节。因为干部是革命队伍的骨架，如果保存下干部，以后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很快将队伍拉起来，使革命力量迅速的发展壮大。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就应该成为保护的重点对象。在马家军分散兵力对西路军进行搜捕的情况下，要想保存实力，就必须远离马家军，而不是向着马家军的方向前进。因为就当时西路军余部来说，根本就没有能力再与马家军交战，一打就非覆没不可。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失败就是明证。虽然左支队的战斗力胜过右支队和第三支队，但是左支队能够保存下来主要还是得益于他们往西避开了马家军。如果以当时左支队的力量与马家军进行交手的话，仍然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

　　如果祁连山中适宜于进行游击战争，干部游击支队或许还可以能够有所作为。鉴于祁连山中的村落分布状况，在没有马家军的地方也就没有人口，在有人口的地方就有马家军，因而很难进行游击。在这种背景下，成立干部游击支队在祁连山中进行游击战争，而这个支队的成员又大多是文职干部，无疑就将干部游击支队置于危险的境地。以他们当时的力量一旦遇到危险就很难进行有效的抵抗，因而也就难以保证这个支队干部的安全。这样非但不能进行游击战争，而且还会给干部的生存带来重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的损失是必然的。干部游击支队如果归入左支队，就能够获得必要的保护，使得干部保存下来，以利于形势好转后随时派上用场。从这个角度上讲，干部游击支队的成立是没有必要的，西路军工委派出乃至于后来拒绝接受干部游击支队归队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就左支队来说，接收他们难道就会带来很大的累赘吗?显然也不是。尽管这些干部没有什么战斗力，左支队接受他们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左支队的机动能力，但是这些干部还有马匹，又不是不能正常随军行动，只要大家同舟共济，还是可以渡过难关，转危为安的。我们从左支队最终走出祁连山转向新疆的历程中可以得到验证。西路军工委没有接纳他们，不仅不能在艰难的情况下保存下这样一批干部，同时也影响到西路军内部的团结。最后干部游击支队在祁连山中被冲散，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从前面引用欧阳毅的回忆可以看到，当时干部游击支队为回到左支队进行请示时，西路军工委负责政治工作的李卓然原则上同意，最后西路军工委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也就是让干部游击支队跟在左支队后面，相隔半天的路程。由此我们看到在干部游击支队回归左支队问题上西路军工委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而这个折衷方案不过是工委内部严重分歧的外在表现而已。

　　那么，在干部游击支队归属左支队问题上西路军工委成员到底是怎样的态度呢?我们可以肯定西路军工委委员中是有人持坚决反对态度的。

　　我们可以设想，在西路军工委负责政治工作的李卓然和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如果他们两个都坚决赞成的话，尽管有其他西路军工委委员的反对，那么在西路军工委这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左支队也是可以接纳干部游击支队的。从欧阳毅的回忆中我们知道李卓然同意干部游击支队归入左支队，我们感到疑惑的是，这个时候西路军工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我们从西路军工委最后采取的折衷方案中可以判定李先念在干部游击支队归属左支队的问题上，并没有积极支持，而是持反对或中立的态度。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这种态度才致使干部游击支队没有及时归入左支队，导致干部游击支队最后被冲散，造成了严重损失，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不得不说李先念确实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在派出干部游击支队和干部游击支队回归问题上确实存在着重大失误。当时第一位的任务，是保存实力，保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马家军分兵搜捕，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人口又极为稀少的祁连山区，将如此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分离出去，离开左支队的保护，这就使他们的生存和安全面临重大隐患，从而成为西路军工委在干部政策上的重大失误。这也就是后来徐向前说得如果他留下来至少可以多带一些干部到新疆去的原因。[398]

　　8、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回顾与评析。

　　我们首先依据当时的电报及其他文献资料，对左支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走出祁连山作一个简单的回顾，然后再对此作出进一步评析。

　　(1)对左支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走出祁连山的回顾。

　　我们知道，石窝会议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了部队。西路军工委决定兵分三路，左支队到左翼大山打游击。而后，在西路军工委领导下左支队迅速向西转移。

　　三月十七日，中央及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399]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克服过去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要将行动方针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关于左支队的行动方向，后来李先念回忆道：“当时要想摆脱敌人，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有人说，祁连山很高，终年积雪进不去;有人说，山南面是死海，就是过去了，也无法生存下去;找当地的牧民询问，他们也不敢说能过得去。当时情况很危急，不过祁连山，剩下的2000多人(应为一千余人。—引者注)就可能被敌人消灭。我和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几个商量，我们一致意见要过祁连山，于是就向部队作了动员。”[400]

　　左支队向西转移过程中，找了一个裕固族青年牧民儿尕目作向导。在翻过一座雪山后到达白达坂，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同时召开工委会议，商讨今后行动问题。当时，大家对摆脱敌人，保存力量，革命到底，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对部队向东打游击，还是向西打游击，就发生了争论。最后工委会形成了一致意见，就是向西打游击。意见统一后，三月二十日，左支队继续向西前进。[401]

　　关于这时左支队的行动方向，在西路军工委领导人中也是迷茫的，甚至还是有分歧的。程世才后来回忆当时左支队的一个小战士在祁连山中的问话时曾说道：“在往回走的路上，他轻声地问道：‘首长，我们到那一带打游击?打多久啊?还要走几天?’这真是一个难以答复的问题。虽然几天前，我们几个领导同志统一了意见，决定向西打游击，并且李卓然、李先念、曾传六、郭天民、李天焕、黄火青等同志还批驳了西路军参谋长李特那种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然而向西打，打到那里去，大家是不明确的，现在部队真像是一只茫茫夜海里的航船，只知道前进，但是长远的目标并不明确。因此，我没有给这个战士正面答复。”[402]

　　西路军工委电台在发出三月十七日工委组建后的第一份电报后，汽油发电机用完了最后一滴油，电台不得不中断了发报，从此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命令电台人员将汽油发电机改为手摇发电机，终于在三月二十二日夜获得成功，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403]

　　三月二十三日，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李达转中央及军委：

　　(一)西路军自本月十四日与马敌四天最大激战，士气大受损失，当即决定分路游击，由树声率二十团为一路，约五连步骑;张荣率一路，枪百余，彩号、妇女千余;先念、世才率一路为三十军主力，约五个营与直属队。

　　(二)据谍息：树声、张荣所率之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宿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

　　(三)徐、陈离部队，由先念、世才、黄超、李特、传六、国炳、卓然等组织工作委员会，现随游击纵队行动。

　　(四)我们今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惟沿途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404]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再次向中央报告了石窝分兵的情况，而后向中央报告了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已被敌人击散的消息，表示了西路军工委决心克服困难，求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中央在收到西路军工委的电报后，当即回电：全军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可沿祁连山脉西进，若能进到新疆或蒙古就有希望，中央将派人接应。具体路线由你们自己酌定。 [405]

　　程世才后来回忆西路军工委在祁连山中与中央重新沟通联系时说：“这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全军：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这时，我们几个负责同志，拿着机要处长抄来的电报，反复传阅。电报指示说，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并询问我们是否去新疆。中央说，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去迎接。经过工委讨论，一致决定去新疆，并马上电复中央。为了防止敌人侦察到我军行动方向，约定每周与中央联络一次。

　　得到了中央的指示，真象是在夜海中迷途的船只看见了灯塔。全军同志经过传达动员，立即精神倍增，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忘记了。部队唱着歌，举起已经被战火燃烧得残缺不全的红旗，怀着无限的希望向西挺进了。”[406]

　　为了给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命令甘、青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四月三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联名致电叶剑英：

　　甲、向顾主任祝同声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引起了红军中特别是四方面军极大的愤慨，认为彼方有急难时，我方不食旧仇，全力协助了彼方，而彼方对河西红军，则采取此残酷无情态度，殊失大政党风度。关于此事之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和追究之权。

　　乙、现集凉州之俘虏六千人，要求顾主任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经过关师长麟征驻地，移至四方面军归队。请彼注意，切勿再有残害与压迫之事，到兰州时我方派人前往招待。

　　丙、对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

　　丁、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依其转赴新疆，受盛世才收编。

　　以上各项，即交涉见复。[40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为了解救西路军，甚至连西安事变时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事(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大局出发提出来的，这里在电报中提到“协助了彼方”，是作为一个斗争策略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以此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二马停止追击西路军。)也提了出来，以此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以便迫使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同时也为在凉州被俘的六千西路军指战员归队创造条件。电报同时强调一旦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被俘，不得有任何残害行为。这就有利于保证这些指战员一旦被俘后的人身安全。

　　四月五日，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转军委：

　　(一)我们率九百人及长短枪六百余支，已到肃州西南山中，再经南山越祁岭正峰，约半月可到敦煌。

　　(二)途中未曾遇马敌。估计肃州敌于最近即可发觉我们，原拟到安西已不可能，决相机抢占敦煌。近二十日来，均在老林大风雪中零下十余度露营，缺柴火、烧牛屎，吃牛羊肉，又缺盐，冻病死者、落伍者及外逃现象无日无之。

　　(三)祁连山脉中只有稀少游牧民，住帐篷，我无法游击。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决难在敦煌立足。因人员饥疲至极，武器弹药也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制，实无再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稍休整，迅速经新疆到远方学习，培养大批干部。请转呈中央，速向国际及新疆交涉。时机迫切，请速复示。[40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首先就当时左支队的军力、生活状况及到达位置向中央作了汇报，同时也说明在祁连山中无法开展游击战争。以左支队目前的战斗力，已经没有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因而向中央提出经新疆到苏联去学习的请求。

　　四月七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工委并告刘伯承、张浩：

　　甲、你们现在何地，距敦煌若干里，路上困难情形如何?

　　乙、我们已派三批人找马步芳、顾祝同，已电马停战。

　　丙、被俘约六千人在凉州集中，正向顾交涉，开来陇东归队。

　　丁、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409]

　　我们看到，中央在这封电报中询问左支队的确切位置，并且告诉西路军工委领导人中央为了左支队的安全已经派了三批人与顾祝同、马步芳进行斡旋，并且通报了党中央派人正与顾祝同交涉凉州六千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归队问题，再次告诉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到新疆去。

　　为了为西路军左支队的行动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

　　甲、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

　　乙、望你向顾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可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如两马不易说通，要改由朱绍良负责处理。交涉时间在十八日后为妥，免生阻碍，但事先可探听行营知否此项消息。[41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鉴于敦煌到新疆的路不好走，而且还存在重大危险，为了保证左支队人员的安全，中央甚至破例允许他们用缴枪的方式来求得安全。为了防止二马再攻击左支队，顽弄阴谋，在难以获得保证的情况下，要求叶剑英向顾祝同提出由国民党西北军政大员朱绍良具体负责处理此事。在电报中还对就此事向国民党交涉的时间也作了妥善布置。

　　四月十六日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转军委：

　　(一)我们今十六日已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

　　(二)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

　　(三)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

　　(四)特急!请即得昨日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报![411]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现有的兵力及所在位置和行动方向。他们不再直接去敦煌，而是直接去安西，再由安西前往猩猩峡。让中央派人到猩猩峡去接他们。西路军工委在电报中没有说明他们由敦煌改道安西的原因。实际上，他们在石包城的时候从一个湖北商贩口中得知，安西仅驻有马家军一个排，他们是为了攻取安西才改变行动计划的。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转西路军工委：

　　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412]

　　在这封电报中，中央告诉西路军工委，苏联已经同意他们赴苏求学。虽然中央和国民党及甘、青二马进行了交涉，但是这种交涉能够取得多大成效，中央也是没有把握的。因而西路军左支队当时还面临着重大风险。鉴于此中央才要求他们不要久停，进行补给后，迅速前往猩猩峡，脱离马家军的防区。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由于在攻打安西城时受挫，经过安西、红柳园之战，西路军左支队被冲散，分头撤往新疆。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很着急，五月一日十三时，毛泽东、朱德致电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并告徐向前：

　　李先念等率八百五十人，到安西东边九十里处，虽有一电来，后再无电来，陈云同志在星星峡迎接他们之电，亦无法转走，远方亦无电来，现情况不明。[413]

　　由于西路军工委的电报过去是由援西军司令部代转中央的，在长时间内没有收到西路军工委的电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向援西军司令部发出了这封询问电。徐向前已经返回河东，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因而在中央的这封询问电中提出并告徐向前。

　　五月九日，刘伯承、张浩致电陈云、洛甫、毛泽东、朱德：

　　甲、(据)谍报，河西工委现在安西、敦煌、古玉门一带活动，不知陈云去与他们接上头否?

　　乙、河西工委力量虽小，确是一支……有斗争史的红军。现南京、青海方面，既不知他们真实力量，且无从借口责备新(疆)。拟请由远方经新疆线索，对他们暗中掩护、补充，给以整理训练，使之背靠新疆、蒙古界上，而屯于甘境之适当地域，树立各军的旗帜。这在战略的抗日前途(上，是)一着有利的棋子。是否可行，请中央决定。[414]

　　由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援西军司令部也不清楚当时西路军工委的具体情况。他们也只是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建议而已。

　　五月九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叶剑英：河西工委会四百二十人已与陈云会合，并得(到)优待。[415]

　　直到这时，当得知西路军工委已与陈去会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放了心。我们看到，当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时，还有八百五十人，经过安西、红柳园之战，又损失了四百余人，二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最后只有四百三十七人成建制地到达了新疆。[416]

　　由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石窝分兵后，西路军工委内部就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的游击方向仍然出现了向东还是向西的激烈争论，但西路军工委最终做出了向西游击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这个决定最终使左支队摆脱了马家军的追击，但是严酷的生存环境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强大的敌人。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争取和努力下，共产国际(苏联)同意左支队退往新疆，并赴苏联学习。这就为左支队的行动指明了方向。我们看到，在以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在西路军工委的坚强领导下，左支队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完成了向新疆的进军。

　　(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历史评析。

　　我们看到，左支队在转移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战斗。当然，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东部大山中牵制了马家军，也是左支队能够顺利转移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左支队能够得以保全，主要得益于他们选择的进军方向是向西部大山转移，迅速脱离了马家军的追击。否则的话，就一千多人的左支队，筋疲力尽，弹药匮乏，当时已经难以进行任何重大的战斗。如果向右翼大山马家军搜捕的方向转移，也会象右支队和第三支队一样被冲散的。因而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说，左支队选择方向的正确是左支队能够生存下来，避免被冲垮的首要因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的行动指明了方向。从西路军工委一成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特别提醒工委领导人，要克服西路军领导人靠人而不靠己的主观弱点，要求他们将自己的行动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种指示对于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克服困难，坚定信心，摆脱险境，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为左支队向新疆的进军指明了方向。中央经与共产国际(苏联)协商，为左支队争取到了进入新疆并转赴苏联求学的机会。当时左支队行走在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大山中，靠指北针前进。缺衣少食，极为艰难，时常面临着断炊的危险。这个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马家军，而是严酷的生存环境。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明的方向，左支队生存下来也是很困难的。我们从电报中还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左支队的安全多次指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要求国民党下令二马不要再进攻左支队，甚至同意左支队以缴枪的方式来换取自身的安全。这无疑为左支队的生存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路军工委领导人树立依靠自我克服困难的信心，以身作则，团结一致，增强信心，同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的重要保证。从前文程世才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尽管在祁连山的行军中有一些人脱离了队伍，但是左支队能够始终保持建制，而没有散掉，除了左支队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对革命的忠诚以外，也是与西路军工委领导人的坚强领导而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分不开的。干部战士，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终于历经四十三天的艰难困苦，走出了祁连山。

　　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的艰苦行军，就如同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鉴于部队的大量减员，战斗力的严重下降，为了避开敌人，而不得不选择经过雪山草地北上一样。这样虽然避开了与敌人的激烈战斗，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成为对红军的第一杀手，有不少人在雪山草地上被夺去了生命。这里最为关健的是以当时红军的战斗力已经失去了对敌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部队减员，身体疲惫，弹药奇缺，物资匮乏。选择险恶之地，避开敌人，实际上是在战斗力下降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是敌人集结重兵，张网以待，一方面是自然界严酷的生存环境。如果红军向着敌人重兵屯集的区域前进，以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就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而严酷的自然环境，虽然会给红军造成重大牺牲，但如果采取必要的措施，作一些准备工作，其码会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当时的第一要务是生存，而并非战胜敌人。因而要获得生存，就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必然要避开与敌人重兵交战的区域而选择向恶劣生存环境下的进军。这样尽管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我们看到，经历千难万险的左支队终于走出了祁连山，祁连山中的艰难不亚于长征。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的艰难征程中，考验着每一个指战员的信仰和意志，严酷的生存环境每天都在吞噬着指战员的生命，也在淘汰那些意志薄弱者。左支队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在西路军工委的坚强领导下，依靠指战员所具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焕发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忠诚，在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情况下走出祁连山的。

　　9、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状况与评析。

　　早在四月五日，左支队还行走在祁连山中的时候，西路军工委就在致刘伯承、张浩并转军委的电报中说：“途中未曾遇马敌。估计肃州敌于最近即可发觉我们，原拟到安西已不可能，决相机抢占敦煌。” [417]，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也已经预感到一旦走出祁连山，马家军可能很快发现左支队，因而为了避开敌人，只好不去安西，直接去敦煌。

　　但是左支队在石包城的时候，李先念等人从一位由安西来石包城做生意的湖北商贩口中得知，位于古丝绸之路重镇的安西，只有敌军一个排驻守。左支队攻克该城不成问题，还能取得较大补给。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便改变了原定经敦煌进入新疆的计划，率部直趋安西。四月二十日凌晨，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离开石包城朝着通过安西的戈壁滩上前进，涉过寒彻骨髓的疏勒河激流后，终于从安西走出了祁连山。[418]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左支队迅速向猩猩峡前进。

　　就在西路军工委率领左支队从石包城前往安西的时候，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转西路军工委：

　　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达到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419]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电告西路军工委，他们进入新疆赴远方求学的问题已经决定了，中央已经要共产国际派人在猩猩峡迎候他们，因而为安全计，中央要求他们不要在敦煌久停，休息两三天，取得粮食和骆驼后，迅速向星星峡前进。

　　在原先西路军工委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左支队是直接到敦煌的，因而中央在致西路军工委的电报中才有不应在敦煌久停的话。但随后西路军工委在石包城获得了安西守军只有一个排的消息，因而才改变直往敦煌的计划，前往安西。

　　左支队是西路军经过艰难转战后唯一保存下来的成建制的部队。左支队历经祁连山中的长期行军，广大指战员体力极度疲乏，弹药匮乏，已经难以经受任何重大的战斗。当时安西一带的形势又极为凶险复杂，中央虽然已经就左支队的安全问题和国民党进行了交涉，但是中央并没有因此而掉以轻心。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提醒他们不要在此久停，获得补充后，极早赶往猩猩峡，摆脱险境。

　　我们从中央的指示来分析，中央就连左支队久停都反对，更不用说左支队要进行攻打安西的行动了。就算是安西只有一个排，攻打安西城以后，尽管可以获得补充，但是也会打草惊蛇，暴露左支队的行踪，招来敌人的攻击，给左支队的转移带来祸害，中央就是知道了他们攻打安西城的计划，也是不会赞成的。因而我们说虽然当时中央不知道西路军工委已经决定攻打安西，但是我们从中央来电指示的精神中判断中央对他们攻打安西是持否定态度的。

　　当西路军工委收到中央来电时，他们刚刚离开石包城，正在前往安西的途中。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央的指示并没有改变西路军工委攻打安西城的决定。

　　(2)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概况。

　　在从石包前往安西的路途中，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就是否攻打安西城发生了争论。在这里我们引用两个当事人的回忆。一个是西路军工委委员兼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回忆：“就在这段艰难的路上，工委又发生了是否打安西城的争论。有的同志主张继续摆脱敌人，向新疆前进，以保存力量;但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却坚决反对，他的根据是红军进入祁连山以前，(原文如此。我们认为这里可能有误，似为“走出祁连山以前”。因为左支队是在石包城的时候才得知安西仅有一个排驻守的，当时就要走出祁连山了。—引者注)安西只驻着敌人一个排，因此他说：‘一个排，很容易打，打开住一天，部队可以休息和补充。’最后工委同意了打安西的意见。

　　部队向安西进发，遇到一位刚从城里出来的老乡，我们问他城里的情况，老乡说：‘城里原来住着一个排，今天又来了两个旅。’我一听，情况是这样，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就带着老乡去见李特，没想到这位在祁连山中老想逃跑的李特，这时却在老乡面前耍开了威风，他听到老乡一说，就破口大骂，并且口口声声说人家是‘奸细’，老乡连气带怕，就改嘴说：‘城里还是一个排，一个兵也没增加。’于是攻打安西城的计划没有改变。”[420]

　　西路军工委负责政治工作的李卓然后来也回忆道：“当时我们部队已所剩无几，又经厉了非常艰苦的战斗和行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但李特坚持要打，因为他从出城的老乡口里打听到城里只驻扎200民团，没有马家骑兵，兵力不足我们，可以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得到给养和休整。我不同意，认为当时不是什么鼓舞士气的问题，而是尽快把队伍带到猩猩峡，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部队不能再受损失了，更何况我们对城里敌人的情况并没有搞准确。但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特原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改为西路军时，李特同时改任西路军参谋长。—引者注)，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421]最后，工委同意了攻打安西的意见。

　　但是此时安西的军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马步芳部命令部队向安西增援。时任马步芳部团长的刘呈德回忆说：“安西防务空虚，电令驻防肃州的第一百师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出第五九五团的两个步兵营，配备旅直属手枪连，命我率领，星夜西进，据守安西县城。我即于同年四月间，从肃州起行，以三日夜的急行军，赶到安西。”

　　此时左支队也获得了敌人增兵的情况，但并不相信，没有引起重视和警觉，侥幸地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更不会这么快就会增兵安西，决定仍按计划于二十四日午夜攻城。

　　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攻打安西，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攻东门，从东城墙的斜坡强行登城;第二梯队攻西门。由周纯麟所在营担任主攻。接到命令后，部队迅速向安西城运动。二十四日夜半之际，第一梯队在安西东关刚一发起攻击，就招来了敌人猛烈的炮火。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敌人冲出东关，猛烈反扑。因为敌强我弱，虽然奋战了半夜，反复攻了几次，都未能打下安西城。而对战场态势，李先念、程世才才决定停止攻城，退出战斗，率领部队连夜向城西的王家营子转移。

　　左支队进入了安西城西的王家营子(王家园)等村及周围的五营村、康家楼村各庄院。而敌人以少数兵力守城，出动二千余人从两侧迂回包围了王家营子。左支队顽强抵抗，坚持到午夜，李先念下令突围。左支队从西面豁口迅速突出，向西北方向疾进，渡过疏勒河冰桥，进入通往新疆的戈壁沙漠。此战，左支队伤亡了七八十人，红二六三团政委钟立彬牺牲。

　　左支队冲出包围后急速向西北行进九十里，于四月二十六日拂晓到达白墩子。左支队刚到这里，追兵也接踵而至。程世才立即命令全军撤到了村外。白墩子往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上分布着一道道灰褐色的沙岭，左支队以这些沙岭为依托，对敌人骑兵展开猛烈阻击。敌人正面进攻受阻后，又从两翼进行包抄。左支队交替掩护，边打边退，程世才率领部队迅速转移，与李先念带领的掩护部队会合在一起，到达了红柳园。

　　红柳园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路。左支队刚到红柳园，尾追的敌人骑兵又追了上来，左支队就近在大路两侧的乱石山上进行抵抗。敌人的骑兵左突右冲，将左支队分割包围，形势危急。李先念、程世才等研究决定：一定要坚持到黄昏后再突围，否则就会全军覆没。双方激战了三个多小时，天黑之后，李先念下达了突围命令。左支队战士分路向敌人冲去，一部分冲向甘(肃)新(疆)公路，沿着路两旁的电线杆子西进;另一部分人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的率领下，跟着向导进入了茫茫戈壁沙漠，终于甩掉追敌。

　　红柳园之战，左支队歼敌数百人，但自身也付出沉重代价，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二六七团政委陈智才等二百余名指战员长眠在戈壁滩上，担任掩护任务的百余人也被敌人俘虏。[422]

　　(3)对安西、红柳园之战的评析。

　　从现在发现的史料中我们知道，西路军工委是在石包城的时候，从湖北商贩口中得知安西仅有敌人一个排，才决定不去敦煌，而去攻打安西的。由于安西驻兵一个排的情报是从商贩口中得知的，是否准确无误?另外在他们到达安西的时候，敌人是否增兵?这些问题都没有落实，因而这个时候攻打安西城就应该特别慎重。

　　按说，左支队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当时要千方百计保存实力，对于作战更要慎重。因为在左支队指战员体质如此虚弱和弹药匮乏的条件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这时关健是如何保证这支部队的安全，保存这支部队，顺利到达新疆。这是第一位的任务。

　　我们承认，左支队如果打下安西城，固然可以得到休息，获得补充，以利于下一步行动。但是左支队并非是为了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况且打下安西城，不但暴露了左支队的行踪，甚至可能会招致马家军的追击，给左支队带来巨大危害。因而攻打安西这场战斗并非是非打不可的，也是应该避免的。中央也正是鉴于当时敌情复杂，左支队在祁连山中经过长期行军，体力衰弱，弹药匮乏，已经难以进行任何重大战斗的情况，才指示西路军工委获得补充后不要久停，迅速向猩猩峡前进的。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工委并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仍然向着安西进军，做出了攻打安西城的决定。

　　既使要攻打安西城，在此之前首先要作好必要的侦察。可以先派便衣侦察员到安西进行侦察，真正将敌情侦察清楚后，再对是否攻打安西作出决定。从目前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左支队指挥员派人进行这样的侦察。正是由于对安西城的驻军没有必要的侦察，因而才没有弄清楚安西城敌人驻军的真实情况，从而造成了西路军工委领导人错误的决策。

　　其次，当时西路军工委领导人已经听说了敌人增兵的消息，但他们心存侥幸，没有对此进行核查，而是盲目决策，导致了严重损失。我们从程世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也发现安西城的敌情有了重大变动的迹象。这说明当时西路军工委对于安西城增兵的消息并非毫无察觉，只是没有引起重视罢了。

　　退一步说，就算是攻打安西城没有经过侦察，但是在获得敌人增兵安西的消息后，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对攻打安西城持慎重态度。在没有将敌情侦察清楚以前，不要轻易将左支队投入战斗，以免蒙受巨大损失，招致全军覆没的悲剧。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或者是经过详细侦察后再作出决定，或者是迅速避开。但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工委非但没有引起警觉，反而置中央的指示，安西城敌情的变化，左支队面临的险境及保存有生力量的主要任务于不顾，仍然做出左支队攻打安西城的决策，按原定计划实施了攻打安西城的战斗，结果攻击受挫，导致了左支队的巨大损失。

　　我们看到，如同过去西路军征战的损失一样，西路军工委没有认真领会中央的指示，没有从左支队当前面临的险境及主要任务出发，也没有进行详细周密的侦察，在内部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攻打安西城的决定。因而我们说西路军工委做出攻打安西城的决定是草率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当时在攻打安西问题上西路军工委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获悉敌人增兵的消息后。从现在披露出来的史料看，李卓然和程世才是强烈反对的，而李特则坚决主张攻打安西，最后西路军工委却置他们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居然做出了攻打安西的决定。我们知道，当时左支队主要是红三十军的部队，而程世才则是西路军工委委员兼红三十军代军长，李卓然负责西路军工委的政治工作。尽管李特曾经担任过西路军的参谋长，也是西路军工委委员，这次坚决主张攻打安西，但是单纯李特一个人显然是左右不了西路军工委决策的。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李卓然和程世才的强烈反对下，李特的主张居然被西路军工委接受并化为左支队攻打安西的实际行动。我们不能不说在西路军工委内部除了李特之外还有另一个关健人物的意见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西路军工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李先念在攻打安西问题上的史料，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是同意攻打安西城的。否则的话，如果在李卓然、李先念这两位负责西路军工委政治和军事工作的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下，同时又获得了西路军工委委员兼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支持，李特攻打安西的主张就很难化为左支队的作战行动。因而我们认为尽管西路军参谋长李特主张攻打安西对左支队的损失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作为西路军工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先念无疑应该对这次战斗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

　　当然我们也应该肯定，在攻打安西城的战斗中，当攻击受挫，在敌人火力的猛烈还击中，李先念和程世才根据敌人火力的反击力度敏锐地感觉到安西城的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果断决定左支队撤出战斗，而后急速向西北行进九十里。在马家军的尾追下，他们指挥部队以戈壁滩的灰褐色的沙岭为依托，从容应战，坚持到天黑后才指挥部队分散突围。如果说攻打安西城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么根据敌情变化及时撤出战斗和在红柳园坚持到天黑再分散突围的决定则是亡羊补牢式的努力，显示了久经沙场的高级指挥员沉着果断，英勇干练的作风。这毕竟令左支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让我们惋惜的是，在攻打安西城和红柳园之战中，左支队又损失了四百人。西路军失败后，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就在摆脱困境进入新疆的前夕，他们中的多数人却长眠在戈壁滩上。虽然他们没有能够到达新疆，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其他战友向新疆的进军铺就了坚实的道路。

　　10、西路军指战员的不同归宿及其窘异命运的历史启示。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也不因为其遭到失败，就泯灭了广大指战员为了革命而英勇献身的斗争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据统计，牺牲在战场上的西路军指战员有七千余人;被俘的有九千二百余人，其中五千六百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四千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四千七百余人。[423]

　　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失败，共有七千余名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中壮烈牺牲。他们转战河西，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戈壁滩，用自己的累累白骨筑起了生命的青山，以自己浴血河西的实际行动书写了西路军历史上的悲壮画卷。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牺牲的先烈，他们当年在河西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壮烈捐躯的斗争精神，就使我们油然而生敬意。但是当我们对他们在河西的奋斗表示敬仰和怀念的时候，一种惋惜之情却又在我们的心头潜滋暗长。

　　西路军在河西比较大的伤亡有三次：一次是古浪战斗，红九军损失三分之一;一次是高台保卫战，二千八百余名高台守军近乎覆没;最后一次则是西洞堡战斗后，长达二十八天的倪家营子保卫战，西路军又损失了三四千人。如果指挥得当，本来像这些惨烈的战斗，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最终造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当着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西路军的征战进行剖析的时候，当着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缅怀英烈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时候，在对他们崇敬的背后一种惋惜之情却又应运而生。正是由于指挥不当，才导致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作出了无谓的牺牲。当然我们承认，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牺牲也总是会出现的，有时甚至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像这样惨烈的战斗而导致的牺牲则是应该避免的。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反复叮嘱，要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赖外力，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要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同时随时为西路军畅开着东归的大门。可是令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高台陷落后，在西路军失败的阴影日益显现的时候，他们却停止了东进，转为西退，最终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在河西壮烈牺牲的七千余名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本来是应该生存下来的，但是却献出了生命。我们不禁发问，这些指战员的无谓牺牲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负责任呢?

　　当年在疆场上捐躯的先烈，他们时刻听从党的招唤，发扬革命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前仆后继，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求得任何回报，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这种无私无畏英勇牺牲的斗争精神永远成为鞭策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向在河西牺牲的英烈们致以深深地敬意!

　　这里面有古浪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血染高台壮烈捐躯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在梨园堡英勇牺牲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在祁连山中宁可饮弹而死却不愿被俘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西路军失败后在祁连山英勇牺牲的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在祁连山中饮弹自杀，却因子弹卡壳不幸被俘，而后从容就义的西路军敌工部部长曾日三。[424]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他们的浩气充溢于天地之间，雄魂涤荡;他们的壮举永载于史册之中，青史流芳;他们的英名闪耀在军史之上，永放光芒!

　　西路军失败后，近千名指战员心向延安，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陕北。他们冒黄沙，行戈壁，闯过了路途上的千难万险，遭受了百般的凌辱，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们这种对革命誓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在困难时刻毫不动摇的坚强决心，成为今天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对于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在监狱中时刻准备着越狱逃亡。其中有五千六百余名指战员被敌惨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利用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先后有四千三百余人脱离了马家军的监控，回到了革命队伍。

　　还有四千余人流落在甘肃、青海一带民间，或转回鄂豫皖及四川老家。这些人中有的属于在马家军的监控下错过了返回陕北的时机，致使难以回到革命队伍，而不得不流落民间。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有的属于负伤后被安置在民间而后脱离革命队伍的。对这部分指战员的境遇我们深表同情。我们也看到还有流落在民间的一些人，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在有可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情况下，他们却开了小差，在革命的中途离开了队伍，而没有坚持到底。这令我们深感惋惜。

　　与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欧阳毅一起患难与共返回陕北的红三十军通信员小张，就在到达陕北的前夕，却突然离他而去。后来欧阳毅曾回忆道：“两人走了一路，互相照顾，患难与共。如今快到家了，他却不辞而别。战斗小组里唯一的一个忠实同盟者，如今也分裂出去了，剩下我孤家寡人，喜兴的心情掺入了几分悲凉之感。我相信小张不会叛变投敌，也不会去干坏事，只是动摇了，不愿意重回革命队伍，可能是回河南老家去了。西路军失败之后，有不少人走了这条路。他们或者是怕苦，革命了多少年，一直与苦打交道，回到革命队伍也是少不了吃苦，不如回家种田去安生自在。他们或者是怕回去挨斗争，尝过了内部斗争的残酷，重回队伍免不了要交待审查一番，甚至吃冤枉，心有余悸，溜之乎了。意志薄弱者的一念之差，使他们半途而废，断送了自己的革命前程。想到这里，我不胜感慨，也为自己没有把小张带回革命队伍而内疚。”[425]

　　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也在不断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定者，见异思迁者，而留下来的则是经过艰难困苦锤炼的革命志士。一个革命者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经生死考验，才能百炼成钢，锻炼成为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当然也有在危难之际叛变投敌的人，红五军十五师师长郭锡山就是一个实例。在临泽保卫战期间，郭锡山骗取了警卫员的枪后，竟然叛变投敌。[426]也有出卖同志向敌人邀功请赏的人，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被马家军查出身份而英勇就义，就是这种人向敌人出卖的结果。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在西路军斗争史上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页。

　　我们对西路军在河西转战中英勇牺牲的七千多名指战员，表示深切的缅怀和悼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革命进行了艰辛的播种，却没有参加收获，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牺牲铸就了人生的辉煌，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壮举演绎了生命的绝唱，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既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他们当年的流血和牺牲，在我们心里就会涌起无限的崇敬和怀念。

　　西路军失败后，有近千名指战员冲破重重阻挠，巧装改扮，回到陕北，我们对他们处于危难之际，仍然保持坚定信念，忠贞为党的精神表示钦敬。

　　对于被敌人俘虏，在党中央营救下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指战员，我们对他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对于西路军失败后，流落民间，返回老家，中途离开革命队伍的指战员，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表示惋惜。

　　对于被马家军俘虏后，由于马家军的监禁，而难以回到革命队伍，错过回归时机的指战员，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对于在西路军转战过程中的变节者，我们表示愤慨和蔑视。

　　每个人都在用实际的行动塑造着自己的人生。西路军失败后，我们在考察没有回到革命队伍的西路军指战员的人生命运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客观的因素以外，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动脱离了革命队伍，这也是形成以后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出现不同遭遇的重要原因。我们无意于去谴责那些流落民间，脱离革命队伍的人，但是他们后来不幸的人生中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是他们个人的中途退却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造成了他们以后窘异的人生命运，

　　西路军被俘九千二百人，这相当于西路军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当然这是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幸被俘的。不过，超过西路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的人被俘，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其中的五千六百人，或者惨遭马家军的屠杀，或者在马家军的监管下做苦工，处境悲惨，被虐待致死。另外一些人，有的自己逃脱马家军的监管回到陕北，有的被党中央营救回到革命队伍中，也有的流落民间。我们虽然不能苛求于他们为什么在被俘的前夕，不和敌人同归于尽，而要遭受如此的凌辱与磨难，但郑义斋宁可玉碎，以身殉职的壮举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仍让我们崇敬不已，慨叹不已，感伤不已，缅怀不已。

　　十、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以上我们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到最终失败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责任问题。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427]这就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及其失败的定性。

　　那么，这个定性是否准确呢?是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利用职权强行把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挂钩，用来推卸责任的一种手段呢?西路军失败到底和张国焘路线有没有关系呢?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应该怎样理解中央政治局决议中说的“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呢?又是谁“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才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呢?

　　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对西路军面临的历史环境进行详细剖析，弄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同时也要搞清楚张国焘路线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及其责任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破除在西路军问题研究上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

　　在西路军问题的研究上，必须要以当时的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现存的西路军档案文献，是关于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的真实记录。通过对西路军文献档案的解读与研究，才能够发现西路军形成及其失败的历史真相，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如果抛开历史的文献档案，而以一些当事人的论断为依据，就会导致剪裁历史档案资料为一些当事人的论断进行注释，在西路军研究上走入误区。没有全面详实地占有文献档案资料，而是从一些当事人提出的结论出发，为了达到逻辑上的前后一致，根据需要对文献档案进行剪裁，以求取得自己意想的效果。这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学术上也是不道德的。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1) 在西路军研究中，我们既要研究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普遍因素，又要研究在每个阶段的具体事件中对西路军影响的特殊因素。我们要把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普遍因素与影响西路军在每个阶段的具体事件的特殊因素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普遍因素的宏观视野中去发觉各个阶段具体事件中的特殊因素，又从各个阶段具体事件的特殊因素里去把握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普遍因素，揭示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真正原因。

　　(2) 我们要抓住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将影响西路军发展的各个因素不分轻重地罗列起来，就难以发现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就掩盖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从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西路军确实是中央命名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也是经过中央同意的，西路军不仅与中央保持着通讯联系，西路军领导人还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中央的方针，同时中央也曾向西路军发出策应河东的指示。但如果由此说西路军是中央决策西征的，西路军自始至终是执行中央命令的，因而中央应对西路军失败负主要责任，则是根据若干表象得出的结论，还远远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我们看到，不论是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关于北上和西退的争论，还是执行宁夏战役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命令红九军渡河，直到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形成。在红西路军形成过程中，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始终是主要推动力量。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过程中，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均极力主张向西退却。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对此表示忧虑，后来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能够完成打通国际联系和建立河西根据地任务的情况下，同时也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共产国际也表示从新疆“确实无误”的提供援助，因而才从大局出发，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从西路军形成和向西退却过程中看，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根据战况的发展，因势利导，顾全大局，并进行适时的退让和妥协，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看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形成和向西退却的真正原因。

　　在河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掌握着西路军的领导权，他们确实是将西路军的行动向中央汇报，请求指示，但是他们却对中央作出的关健性指示始终难以执行，反而不断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对他们提供援助。

　　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不要向甘西深入过远，在河西无法生存的时候，可以返回河东。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西路军在河西斗争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始终难以执行，反而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这不仅是违背中央东进路线的，同时也是与中央对西路军的这些指示背道而驰的。

　　西路军在河西难以打开局面，困境日蹙的情况下，又拒绝返回河东。特别是高台陷落后那一次东返，在中央已经要求东北军对西路军渡河提供帮助，又表示派兵到靖远河边进行接应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又以马家军已经拦头为由折转西退，终于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西路军在河西转战过程中，有三次比较大的失利：古浪保卫战，高台保卫战，倪家营子保卫战，这三次战斗每次损失都在两三千人之上。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三次战斗的失败均与西路军领导人的决策与指挥失误密切相关。这三次战斗导致西路军元气大伤，奠定了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命运。

　　从西路军在河西转战直至最后失败的征程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一直是西路军行动的指挥者，他们直接决定着西路军的行动，他们没有积极执行中央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又没有果断决定返回河东，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因而我们说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转战直至失败过程中对西路军起着主导作用。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转战直至失败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直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由于党中央尚未确立对西路军的绝对领导，因而对西路军领导人违背中央指示的行动，也只能是提出批评，直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以使西路军领导人能够警醒，改正错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和转战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这种在西路军形成、西退和转战过程中作用的不同，直接决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不同的责任。因而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看不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形成、西退、失败上具有不同的影响，或者将他们对西路军的影响颠倒了位置，就会使西路军研究陷入迷途。

　　(3) 在对西路军研究中，必须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现实斗争出发，着眼于红军在河东河西兵力的分布状况，立足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来研究西路军形成及其失败的原因。这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

　　可是现在的一些研究者，却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分离开来，为西路军失败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认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捆绑在一起。这样不仅有违历史真相，也难以解释清楚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会将西路军研究导向歧途。

　　我们看到，如果回避东进路线，就难以理解中央为什么要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因何难以从河东向河西提供援助。如果排除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难以理解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在击破南敌和红九军渡河问题上的举动，也就难以解释他们因何消极对待宁夏战役，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问题，在向西退却问题上又为什么持积极态度，而后又多次提出河东红军主力西渡的要求，在建立根据地、河西作战、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以及返回河东方面因何屡次违背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在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离开河西，而寄望于河东红军援助。只有真正弄清了中央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的西退路线的根本区别，上述疑问才可以迎刃而解。

　　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的兵力分布上看，当时红军三分之一的兵力分布在河西，三分之二的兵力分布在河东。从兵力分布态势上按照中央东进路线的要求河东已经难以再向河西派出兵力了，按照西退路线的要求，必然要求河东向河西增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东河西红军兵力分布上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在东进与西退路线上的严重对立。

　　通过河西与河东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进行比较，河东面临的敌情显然要比河西严峻得多，同时我党的根本利益又在河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看到，不少西路军研究者却丢掉了这个纲领，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研究结论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强烈反差，研究工作也就陷入迷途。他们随意曲解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取所需，引用电报中的只言片语，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以显得有理有据。

　　比如片面理解中央要西路军“固守五十天”的电报，说东进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中央不让西路军返回河东。其实中央已于一月二十四日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西路军领导人又有什么顾虑呢?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实力的角度可以向任何方向转移啊!

　　我们还可以看到，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有三次返回河东的机会，西路军领导人都是主动放弃了这三次机会。有些研究者有意回避是西路军领导人主动放弃了这三次返回河东的机会，却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让他们返回河东，才导致了西路军的近乎全军覆没。

　　当时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的分歧主要是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离开河西，但是自己又打不开局面，因而要求中央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而中央在东进路线的指导下，着眼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现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出发，从我党的根本利益考虑，认为河东已经难以再向河西提供援助了。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申述在河西行动的困难，要求返回河东，中央又怎么会不允许呢?

　　我们的这个判断可以从红一方面军东征和北路军行动方针的转变中获得验证。中央红军东征山西，当时中央政治局随军出征，就是计划一旦在山西建立根据地，中央将在山西落脚，以便就近指挥抗日战争。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入晋，面临的敌情出现重大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停止东征，返回陕北。在《作战新计划》中以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组成的北路军，由于它的出动可能会吸引汤军回堵，妨碍绥东抗日，因而就及时改变方向，并入南路军。[428]从中央红军东征和北路军行动方针的及时改变来看，中央又怎么会对西路军在河西难以生存的情况下提出返回河东的要求予以反对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未发现中央阻碍西路军返回河东的文献证据。

　　(4) 有人指责西路军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停留过久，耽搁了时间，延误了西退的时机，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中革军委应当对此负责。

　　这种指责实际上是假定红四方面军渡河就是为了向甘西退却，这就没有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他们没有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本来是要求两个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的，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就是处于这个目的。正是因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才导致丧失战机，难以及时击破南敌，结果给战役的实行造成很大困难，自然也就推迟了实行宁夏战役。这样在没有中止宁夏战役的情况下，为了执行宁夏战役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也就必然长时间滞留河西景泰一条山地区。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渡河后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停留了十六天，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而令红九军渡河，消弱了河东的防御力量，同时张国焘又破坏海打战役等因素，导致难以击破南敌的缘故。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中央要红四方面军渡河是为了进行宁夏战役，而不是向甘西退却。因而那种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中革军委应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停留过久负责，是没有了解当时史实的无端指责，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5) 在西路军研究中，要准确揭示西路军形成的原因。

　　我们既要看到张国焘在从甘孜北上过程中，由于主张西退耽搁了北上时间对以后作战造成的困难，又要看到在击破南敌和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分歧，以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对西路军形成的影响。

　　如果笼统地说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而渡河，就没有反映真实情况。这样说就是指西路军是因为奉中革军委之命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形成的，这就隐含着中革军委应对西路军失败负责的因素。

　　而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军委主张首先击破南敌，只有击破南敌才能停止南敌前进，停止南敌前进是执行宁夏战役的前提，因而中央明确要求以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我们由此判断在击破南敌之前军委是不会同意九军过河的。因而到现在为止一直未能找到军委要红九军渡河的命令。后来军委在得到红九军奉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之命已经开始渡河的消息后，在既成事实面前，才不得不同意(注意是同意，而不是命令)九军渡河，但又明确要求九军过河后必须攻占定远营，以求将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拉上宁夏战役的轨道。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西路军一部(红三十军)确实是奉中革军委之命过河的，在过河之前曾报经中革军委批准。而红九军则是在军委明确要求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情况上，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命令渡河的，在造成渡河的既定事实后又是经过军委同意的。红五军也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命令渡河的，不是在中革军委命令或同意下过河的。

　　我们认为将军委同意九军过河当作命令九军过河显然是不妥当的。因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看到西路军三个军在渡河时的不同情况，既要看到西路军一部红三十军确实是奉军委之命渡河的，又要看到西路军一部红九军、红五军(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坚持下，军委作出让步同意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似乎红五军渡河是符合军委指示的。但是军委同意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是以九军留在河东为前提的，如果九军渡河到了河西，这样军委让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因而这个指示也就失去了效力。红五军渡河显然是在红九军渡河之后，因而我们说红五军渡河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指示的，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命令下渡河的。)又是违背军委击破南敌的指示渡河的。我们既不能因为红三十军是奉军委之命过河的，就置三个军渡河的具体情况于不顾而认为整个西路军是奉军委之命渡河的，同时也不能因为红九军、红五军是违背军委击破南敌的指示渡河的，就认为整个西路军是违背军委指示渡河的。在西路军渡河问题上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以求准确揭示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的真相。

　　我们还要看到既使红西路军形成了，还存在着返回河东和向西退却两种可能性，如果能够及时返回河东，也是可以避免以后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就是向西退却，从当时西路军和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上分析，如果他们全力贯彻中央的指示，在难以生存的情况下及时返回河东，也并不必然要失败，其码也是可以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的。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与河东红军主力分割，孤悬河西，不过是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还并非必然要失败。西路军的形成是西路军失败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但还不是决定性的环节。

　　(6)   如何看待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中央同意与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又是经过中央同意西退的，西路军是为了执行中央命令，完成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才向西退却的，因而西路军的失败应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负责。一种观点认为西路军是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向西退却的，因而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两种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到底那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我们知道，西路军确实是经过中央命名的，其领导机构也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当时处于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的需要，向西退却又获得了中央的同意，但由此得出结论说西路军是在中央决策下西退的，就远远没有反映现实。因为这仅仅是选取了几个表象，舍弃了对西退原因的全面分析，因而没有揭示西路军西退的本质。

　　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知道，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途中就产生了北上与西退的争论，为此耽搁了时间，成为后来西路军形成的一个因素。在会师后执行宁夏战役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置中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的命令于不顾，令红九军西渡黄河，随后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张国焘后来又破坏海打战役，使河东红军失去歼敌时机，最终导致了宁夏战役停止，红西路军形成。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形成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从军事上说就蕴含着红四方面军是与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进军，从组织上说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西路军形成过程中，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大得多，这种作用成为西路军形成的主导因素。

　　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过河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率先提出向西退却的建议，在张国焘授权下，迅速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上报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随即批准，而军委却暂时予以搁置。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组建河西领导机构的情况下，中央才批准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构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而后就西退与东返征求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鉴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退能够完成打通国际联系和建立根据地的双重任务，西路军已经开始执行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时又得到共产国际 “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如果单独选取西路军西退过程中的几个要素，由此得出结论，证明西路军是在中央命令下西退的，这分明是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方式，也就不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我们看到，造成西路军西退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作为无疑成为导致西路军西退的主导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执意西退的情况下既要规避西路军西退的风险，又要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并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样我们从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向西退却来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实际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所处的主动地位，不仅表现在他们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使红四方面军主动西渡，还表现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往往是在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命令红四方面军开始行动后，从既要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又要尽可能维护党和红军统一的大局出发，对他们已经开始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追任而已。

　　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西路军向西退却是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主动发起，以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联系为口号，经过中央同意的行动。这次退却从本质上是一次在张国焘路线指导下的行动，但是又与张国焘南下有着重大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西路军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西路军向西退却最后又是经过中央同意的，就简单地认为是中央命令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我们要通过表象透射到本质，从西路军形成及向西退却的大背景中通过分析去发现造成西路军向西退却的主导因素。

　　(7)   在西路军研究中，要正确对待河西与河东之间的配合问题。片面强调河西对河东形势的配合，把西路军长期滞留于河西走廊乃至在高台停止西退的原因归结为策应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并由此把它作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

　　应当说黄河两岸的红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互相配合与策应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彼此的义务。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护根本利益而使局部利益作出牺牲也是必要的。

　　有人可能马上说，按照东进路线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要河西配合河东，舍卒保车，这样解释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嘛!

　　其实，这只是一些人的主观想象，历史的事实远不是这样。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以文献档案资料而不能以个人的主观臆测为依据，真正揭示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长期滞留乃至在高台止步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苏联是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的，同时在共产国际(苏联)就援助没有确切时间的情况下，西路军贸然西退到达安西是获得不了援助的。无论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暂时停止，还是西路军在高台的止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在共产国际(苏联)援助尚未有着落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西路军孤军深入安西、肃州地区而作出的一个审慎决策。

　　主张河西配合河东形势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人认为，西路军长期滞留河西走廊乃至在高台停止西退，就是由于配合河东形势造成的。他们举出几个例证。

　　根据《作战新计划》因为河东红军主力转移需要西路军配合策应，西安事变发生后需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西路军到达高台后的止步以及随后西路军的东返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又趋紧张。

　　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已经作了剖析，我们发现这些研究者总是以自己的臆想为依据，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文献档案资料，而回避对自己不利的文献档案资料。比如《作战新计划》中并没有红军主力转移要西路军配合的内容，而实际上中央要西路军暂停于永昌、山丹地区是在苏联援助还没有明确时间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不要西路军远离河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建立根据地，为了防止深入甘西后给西路军的生存带来危险才作出的决定。至于配合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的发展，中央确实应张学良的要求有过这样的设想，但并没有付诸于行动，而且持续时间也很短，前后不过五天时间，对西路军根本就没有形成重大影响。至于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暂时勿在西进”的指示，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高台上下甚荒凉的电报，同时也考虑到共产国际就提供援助问题仍然没有确切的时间，才作出的决定。至于说西路军停止在高台乃至东返，说是配合河东形势，纯粹是后来一些人的主观臆测，难以获得档案文献资料上的支持。

　　总的来看，西路军西退后，中央确有要西路军策应河东的指示和要求，但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和联系当时河东与河西形势的发展来分析，这决不是西路军滞留河东的主要原因。过分强调西路军滞留河东对西路军失败的作用，实际上是说西路军失败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造成的，以期达到为西路军领导人解脱责任的目的。

　　(8) 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要想正确认识和看待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及其援助方针的变化，就必须从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宏观视野中，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对苏联与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影响。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以及国民党当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现实出发，探究苏联处于遏制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需要而优先调整与国民党的关系，同时也由于国共两党在国内尚处于交战状态，以及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苏联为了维护其远东地区的民族利益，因而在对我党的援助上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同时我们还要从晚清以来帝俄、苏俄、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中来透视苏联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从而揭示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真实态度，揭示其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明白苏联即使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已经准备好了武器装备，西路军也不见得能够获得这些装备。因为苏联还要衡量对这批武器装备如何处理才能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

　　不论是一些当事人，还是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判断之所以出现失误，就是由于没有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彼此角逐的宏观视野中去分析问题，也没有认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方针要受到这四大力量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其民族利益首选原则的的限制，因而难以认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本质特征。

　　如果说在西路军转战时期，囿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对苏联援助在认识上可能会出现误判，那么在几十年后，就应该对苏联援助的动机，制约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因素，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发现，不论是一些当事人，还是一些研究者，显然对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水平。

　　有的当事人说，他亲眼看到了停留在苏联边境上援助西路军的大炮，他这样说是为了说明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不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429]他没有想到即使自己亲眼看到了苏联援助的大炮，西路军就一定能够获得这些大炮吗?当年他为什么在苏联边境停留长达四个月之久呢?直到西路军失败以后才被派往新疆迎候左支队，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象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而要依靠自我奋斗，即使没有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会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吗?而依靠外力，自信心不足，又不愿意返回河东，难道与张国焘路线就没有关系吗?

　　也有的当事人说，当时西路军如果不在河西走廊停留过久，直接打到安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返回头来打马家军就易如翻掌，直到几十年后还在为西路军没有能够到达安西叹息不已。[430]

　　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我们再来审视他们的判断当然是偏颇的。他们对于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尽管有的当事人亲眼看到了这些武器装备，他们认为苏联武器装备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西路军去取。但是我们要说他们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仅限于感性认识的水平，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因而直到几十后也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没有想到即使打到西边，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难以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的。一旦西路军到达安西，远离河东，置身于甘西荒凉地带，又获得不了苏联的武器装备，马家军乘机席卷而来，对西路军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可以想见的。

　　有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猜测，说我党对苏联援助是一厢情愿。[431] 还有的研究者，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又说共产国际(苏联)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西路军为什么在河西走廊会耽搁那么久，而没有及时去领取武器装备。[432]我们看到这些研究者抛开了对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复杂关系的深刻剖析，而是根据自己的臆测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史料就对苏联对我党的援助进行评论，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针对苏联提供的援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态度是谨慎的，头脑是清醒的。尽管已经获得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但是鉴于当时共产国际(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崇高威望，在中央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又是不便于将此事言明的。以致于西路军领导人还在反问，不要依赖外力援助，是否包括苏联援助?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又怎么会造成后来那样的结局呢?这是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让我们扼腕叹息的事情。

　　(9) 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对西路军造成了致命的影响，[433]这个论断对不对呢?

　　我们还要作具体分析。提出这个论断的研究者，其目的是为了强调西安事变后是为了策应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影响了西路军及时向西退却的，同时也包含着西安事变影响到苏联对西路军及时提供援助的意思。

　　我们看到，由于西安事变发生，河东红军在国民党重兵压力下虽然不可能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但是除去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中央有要西路军东返以策应河东形势的要求外，其余时间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过分强调西路军对河东形势的配合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臆断和误解。至于苏联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对西路军援助采取了慎重态度(实际上是中止了援助)，这对于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西路军才造成了致命性打击。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象中央要求的那样树立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西安事变的发生虽然会给西路军的生存带来重大影响，但绝不会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因而我们认为这个论断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西路军领导人在河西没有将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放在外力援助上。提出这个论断的研究者，没有对此作出必要的界定，因而这种说法就显得空泛而缺乏依据。

　　(10) 要正确判断和准确界定陈昌浩执行中央指示和受到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

　　陈昌浩当然是西路军失败的第一责任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谈到陈昌浩确定西路军行动方针时，却说他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畏首畏尾，而有意避开张国焘西退路线对陈昌浩的影响。陈昌浩不论在电报里还是在检查报告中(第一个检查报告)确实表示自己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从陈昌浩的主观愿望来说，可能有回归中央正确路线的动机，但我们从陈昌浩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他显然是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严重影响，而没有接受中央的正确路线。

　　我们看到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来看，显然是违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从陈昌浩宁要河东红军增援，而不愿意让西路军离开河西来分析，他显然也是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回避张国焘西退路线对陈昌浩的影响，就难以解释因何陈昌浩在“步步紧跟”中央的情况下，中央对陈昌浩还一再进行严厉批评，似乎中央是对他们南下的错误耿耿于怀，联系过去的政治错误，上纲上线，对陈昌浩的错误揪住不放，在“算旧帐”。也难以解释为什么陈昌浩置中央要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外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等指示于不顾，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而又不愿意回到河东的原因。

　　我们认为回避张国焘路线对陈昌浩的影响，说陈昌浩机械地执行中央命令导致了西路军的惨重损失，这是在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的同时，也就把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转移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在西路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认为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以现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宏观视野出发，以东进路线与西进路线为纲领，着眼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状况，从河东河西红军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对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真正弄清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而对西路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结论。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一些西路军研究者放弃了对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进行细致地梳理和考证，喜欢根据一些当事人经过加工了的论述为依据，单纯强调河西战场，而不着眼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情形，回避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状况，抛开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没有对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的复杂关系进行综合剖析，而是采用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方法去研究问题，这就为表象所误导，人云亦云，难以弄清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争论的实质，无法找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结果导致研究工作走上歧途，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

　　我们不仅要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关系演化的宏观视野中，同时也要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互动的关系中，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实际出发，着眼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情形，立足于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探究西路军的成败，揭示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真正原因，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一些领导人的意旨出发，联系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党内斗争状况，通过对业已公开的历史档案文献的研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2、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进行了初步交锋，而后在毛儿盖会议上达到高潮。张国焘重新北上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东进与西退之间的争论又趋激烈，那么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是如何产生的呢?他们各自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两条路线又分别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前面我们曾论述过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再进一步来评述这个问题。

　　从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要求出发，对河东与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对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中国革命发展前景的认识分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

　　由于河东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地理环境远远优越于河西，同时占据河东又可以迎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继续东进，承担起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这就不仅在政治上为我党赢得主动，而且在军事上也使我党获得发展的契机。

　　而河西的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着如果我党将红军主力置于河西，就会极大地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一旦国民党军队沿河封锁，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而难以向东发展。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均将我党置于不利地位。

　　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形成此起彼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浪潮，中国共产党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河东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是没有理由的。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认为我党发展的重点在河东，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则是从红军三大主力转移后，中国革命所处的低潮出发，认为主力红军遭到严重消弱，对敌我力量对比作出悲观的估计，因而主张西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青海、甘肃)去休养生息。

　　他没有意识到由于经过巨大的挫折和灾难，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形成了正确的路线和适宜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没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会导致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了发展壮大的契机。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承担起领导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领导重任，立足于自身，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置于河东，而置于河西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是错误的。

　　西路军的失败，导致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力量，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正确的路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不但没有遭到遏制，而且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迅速壮大，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我们从他们在西路军形成、西退以及在河西转战中的作为看，张国焘路线却对他们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击破南敌和红九军渡河问题上他们违犯中央的指示，随后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在张国焘支持下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而后他们又多次提出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这显然是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他们没有真正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依靠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边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在西退无路的情况下，可以及时返回河东等重要指示，而是一再强调单靠西路军无法消灭敌人，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马家军骑兵众多，进行歼灭作战困难，决定放弃永昌、山丹地区，将西路军主力置于高台、临泽地区，远离了河东，多次提出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不愿意让西路军离开河西，返回河东。

　　我们试想，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还会一再要求中央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而去援助河西吗?他们还会在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仍然滞留于河西而不愿意返回河东吗?不管西路军领导人主观上的动机如何，他们在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过程中的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他们没有理解并真正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而实际上却是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之际，面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的批评，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真正理解并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而是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并为此还专门打电报进行辩解，这不仅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过程中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回避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难以解释清楚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就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确实也与红四方面军南下存在重大不同。这种重大不同主要表现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是张国焘依靠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来改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没有达到目的后，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定，私自率军南下，分裂红军，直至另立“中央”，分裂党，其目的是为了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而在西路军问题上，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在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尽管在西渡、西退直至在河西转战时期屡次违背中央的指示，但是他们采取的行动还是向中央汇报，力求在事后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从形式上来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

　　正是基于这个因素，后来在中央对西路军失败定性时才用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而没有用“执行张国焘路线”这样的术语。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张国焘路线呢?张国焘路线的内容是什么呢?张国焘路线是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就是指另立“中央”呢?这就是下面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3、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我们先来看长征期间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后，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关于张国焘路线的阐述。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

　　“造成张国焘同志的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434]

　　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这个决定中，我们看到决定指出了张国焘路线的两个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退却路线产生的原因又分为两点：(一)政治形势判断错误。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因而没有看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孕育着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良机。(二)敌我力量对比判断错误。由于三大主力红军相继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转移，革命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因而张国焘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处于悲观态度。由于这两个原因就产生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主张红军南下川康，而反对红军北上。

　　二是军阀主义态度。张国焘向党中央闹独立性，想依靠自己人多马壮，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来改造党中央。

　　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决议中再一次对张国焘路线作了阐述。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是在蒋介石主力的面前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地，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435]

　　我们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张国焘路线也是概括了两大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否认中国革命走向高涨，而认为是处于低潮，夸大敌人力量，看轻革命力量，因而丧失在西北部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而主张退往西部荒僻地区。

　　二是军阀主义。忽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军权看得高于党权，用军队威逼中央，要改造党中央，擅自南下，分裂红军，直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的另立“中央”仅是他军阀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极端的表现，还不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张国焘路线含义的阐释。

　　毛泽东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436]

　　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张国焘路线的内容也是定为两大特点，一是退却路线，二是军阀主义。至于反党行为是和军阀主义一脉相承的，完全可以纳入军阀主义之中。

　　从我们以上引用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张国焘路线从性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它包括两大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退却有两个方向：一是南下，一是西退。退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对政治形势估计的错误。没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会制约国共两党阶级矛盾的发展，从而带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就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二是对敌我力量对比估计的悲观。夸大敌人力量，轻视革命力量，没有看到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敌我力量之间的能动的转换，因而主张脱离中国的主体区域，远离抗日斗争的前线，到偏僻的角落里去休养生息。

　　二是军阀主义。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命令，用军队去干涉党中央的决策，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另立“中央”不过是张国焘军阀主义发展的高峰，并不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简言之，军阀主义的表现就是漠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消极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保持自己所领导的军队的独立性。

　　4、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张国焘路线到底与西路军有没有关系呢?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般的联系还是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呢?

　　前面我们依据文献资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下面我们就从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关系的角度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从西路军的形成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我们知道，早在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到达甘南的时候，张国焘就主张西渡黄河。在中共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确定北上后，张国焘又通过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改变了北上的决定，主张西退，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

　　在这次争论中，作为张国焘坚定支持者的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争执，张国焘为此还几次痛哭，并说现在的形势要求保存红四方面军。张国焘认为，如果北上到达陕北后，由于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在与国民党中央军的作战中必然要承担主要任务，而西渡黄河就可以避开国民党中央军，起到保存红四方面军的作用。

　　陈昌浩在与张国焘争论中，主张北上，反对西退，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是否表明陈昌浩已经接受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而反对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呢?我们觉得尚难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我们从会师后红四方面军西渡向甘西进军及征战的历程来看，显然陈昌浩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他的主张倒是时时契合张国焘的西退路线。我们倒是觉得陈昌浩此时有取代张国焘的意思，其码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徐向前似乎也隐隐感觉到这一点。张国焘更是说得明白，说自己到陕北后准备开除党籍，坐监狱，四方面军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437]

　　但是由张国焘主张西渡引发的甘南风波，耽搁了红四方面军的行程，张国焘也承认给他们后来的北上带到了不利的影响。这就给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宁夏战役的执行造成了困难，从而成为红西路军形成的一个因素。

　　红军三大主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会师后，在宁夏战役期间，围绕击破南敌和渡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处于河东南北两敌夹击的态势下，首先要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然后才能实施宁夏战役。否则的话，一旦南敌北进，与北敌打通，宁夏战役的实施就会变得不可能。为了击破南敌，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令九军过了黄河，这就给河东歼灭南敌带来了不少困难。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张国焘有出凉州之意，因而提醒彭德怀要予以注意。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并且说无论是否执行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都应全军西渡。当时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约占红军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七。如果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显然我党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河西地区。将党的工作重心及红军主力置于河西，这本来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的东进路线认为，鉴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的不同作用，我党的工作重心只有放在河东，而不是河西，才能使我党担负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我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要置南敌于不顾，而急匆匆地要求西渡呢?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后，是为执行宁夏战役呢，还是为了西退甘西呢?如果不能击退南敌，南北敌人打通联系，又如何执行宁夏战役呢?

　　我们又结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说的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红四方面军都要全军西渡来分析，他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显然是另有所图的。当时，河东作战要击破南敌，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因而他们不顾中央命令，主张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显然又具有保全红四方面军实力的意图。

　　鉴于河西的地理状况，红四方面军西渡后的发展方向，只能是向北进攻宁夏，向西挺进甘西。如果不能击破南敌，一旦南北敌人打通联系，加强了守备力量，又如何能够执行宁夏战役呢?我们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都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同时张国焘要红一方面军而不是红四方面军占领定远营，再结合他们在漳县会议竟然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而要求西渡来看，他们这次西渡后向甘西退却的意向是明显的。

　　我们知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本来是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而且随即得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但是最终为什么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却没有渡河呢?这里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批评和制约，一个是红军总部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制约，还有一个就是河东南部国民党军推进迅速，使得这两个军失去了渡河的先机。因而这两个军才没有西渡。

　　当然红四方面军西渡后就明显加大了河东兄弟部队作战的难度，这样在河东南线我军力量严重消弱的情况下， 中央被迫调北线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参加击破南敌的战斗，后来又因为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而失去了战机，这样河东南敌迅速向北挺进，打通了与北面敌人的联系，隔断了河东河西的联系，最终导致了红西路军的形成。

　　这样我们看到，只有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才能实施宁夏战役。而在击破南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令九军西渡黄河，随后又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象中央要求的那样坚决击破南敌，而是企图将红四方面军调过黄河，这显然是对击破南敌缺乏信心。

　　如果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这样红军就有大约百分之六十七的兵力渡过了黄河，我党的工作重心随着红军主力的西渡就必然要转向河西，而这会极大地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这恰恰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这表明他们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样他们也就难以真正理解并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东进路线。

　　同时，不论从红九军、红五军西渡，还是从海打战役实施过程中红四军和三十一军的撤离，显然是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部署。这种不能有效执行中央命令，闹独立性，保存实力的本位主义，确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路线确是红西路军形成的主要原因。

　　(2)从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西渡后，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到底向何处发展呢?我们看到鉴于河西的地理状况，东面和南面都有黄河阻拦，在发展方向上只有向北攻占宁夏，或者向西攻占甘西。在河东红军难以渡河的情况下，单纯由河西部队实施宁夏战役确实比较困难。因而这个时候，河西部队没有向宁夏进军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河东红军一时难以过河，而宁夏战役又尚未中止的情况下，鉴于河西部队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背河而居，缺乏战略纵深，因而向西适度展开也是必要的。

　　这里的关健问题是当时河西部队是否具有返回河东的可能性?我们从程世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接到了返回河东的命令，并且还为此作了准备，可是后来上级还是取消了这个命令。程世才还为此感到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上级取消了返回河东的命令?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返回河东不是没有可能性的。程世才虽然没有讲当时是谁取消了返回河东的命令，但我们可以肯定取消返回河东行动的绝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那么到底是张国焘呢，还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呢，尚有待于我们作出进一步的考证。

　　在东返和西退问题上，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选择了西退而没有选择东返呢?在东返渡河问题上确实是有困难的，但是这并非他们不愿东返的主要原因。当时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下急于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就是认为在河东与敌决战不利，实际上这是处于避战的目的。如果东返，在河东没有打退国民党“围剿”的情况下，必然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而我们从他们当时对马家军的轻视来分析，他们一定认为马家军的战斗力不如国民党中央军，马家军比较好打，因而才主张西退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对在河东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信心是不足的，[438]西退是处于避战和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的考虑。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月四日提出向西退却的建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随即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西“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要“坚决和机断专行”，率先给西路军向西退却开了“阐门”。在得到张国焘的授权后，西路军领导人迅即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随即批准了这个战役计划，而军委却没有立即批准这个计划，而是征求他们对东返和西退的意见。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召开会议研究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他们认为东面有敌人重兵堵截，一致主张西退。西路军领导人十一月十二日致电中革军委并告红军总部，对西退作出了乐观的估计，依靠西路军能够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意图说服中央同意他们的西退。同时还报告了当时西路军的兵力分布，西路军的前锋部队已经到达凉州西的土门，主力已经位于大靖、干柴洼一带，这表明西路军已经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鉴于西路军领导人执力于西退，而且也已经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这样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确实无误”的提供援助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当中央批准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时候，这个时候西路军右路红三十军的前锋已抵永昌境内，而左路红九军也已到达古浪。因而我们认为这尤其说是中央的批准，倒不如说是中央对西路军向西行动的认可更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有人说西路军向西退却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是中央要西路军前进的，这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吗?

　　西路军向甘西行动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从表面上来看，中央命名了西路军，批准了西路军领导机构的成立，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将援助运送到安西的保证后，才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似乎是这样。我们要透过这个表象去透射西路军西退的真正原因，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

　　西路军在西渡黄河的时候就已经潜伏着西退的动机。西渡后又是他们首先提出向西退却的，并且还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而这时中央和军委并没有要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意向。我们注意到，中央没有立即批准西路军领导人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央在授予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以后，还在就东返与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是中央命令西路军西退，不会在收到《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九天后才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同时也应该是在授予西路军番号前征求意见，而不会在授予番号后再就东返西退问题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西路军西退是西路军领导人主动要求的，而并非中央命令西路军领导人向西退却的。

　　我们看到，共产国际确实于十一月三日发来从新疆提供援助的电报，这是无疑义的。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什么时候获得共产国际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消息的，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我们从十一月八日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可以知道，中央还没有作出让西路军通过新疆打通国际联系的决定。[439]而这时西路军领导人在张国焘的授权下已经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且上报军委和红军总部，准备向西退却。同时我们还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在十一月六日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纲领中没有出现打通国际联系的内容，只是在政治工作要点中出现打通苏联、新疆、蒙古联系，这不过是宣传上的需要罢了。[440]而在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并告红军总部的电报中则加上了打通国际联系的内容，我们判断他们这时已经知道共产国际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消息。

　　我们注意到中央对西路军的向西退却是谨慎的，也是有疑虑的。由于中央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立即予以批准，反而就东返和西退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这才使得西路军领导人于十一月十二日向军委发了一封对西退乐观的电报，意图说服军委同意他们的退却。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按照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开始了西退行动，正在实施这个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是迫令西路军领导人取消向西退却的行动，还是同意他们向西退却呢?中央对此还是非常慎重的，没有贸然同意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而是在取得了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而这时红九军已经到达古浪，红三十军的前锋业已到达永昌境内。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的向西退却是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主动要求下，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支持下，在未获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付诸于实施的一次行动。而后在他们获悉共产国际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消息后，才在十一月十二日的电报中加上了打通国际联系的内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又在电报中对西退作出了信心十足的保证，共产国际也表示及时将援助物资运抵安西，而当时中央也尚难以对西路军实施有力的领导，从维护团结的大局出发，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西路军向西退却是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的，但要说西路军向西退却是中央的战略决策错误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因而也是不妥当的。

　　有人说，西路军打通新疆联系，与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讲的派一支部队打通新疆联系相似，怎么西路军失败了就是张国焘路线造成的呢?

　　和河东红军比较起来，西路军不是主力部队，又是为了打通新疆联系，如果我们仅从表面上看，确实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要是分析起来，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前提不同。毛泽东所说的是在红军主力位于河东的前提下，派一支部队打通新疆。这是东进路线的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则是多次要求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河西退却。这种要求由于中央的反对而没有能够实现，西路军领导人是在河东红军主力没有西渡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向甘西退却的。这显然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

　　(二)基础不同。毛泽东说的是不要依靠外力援助，依靠自我力量，建立根据地，去打通苏联联系。而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却想首先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就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上。一旦获得不了苏联武器装备，就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

　　(三)打通新疆的条件不同。毛泽东讲的打通新疆，是说“适时”打通新疆，也就是说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而西路军向西退却，则是匆忙的，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同时河东当时形势紧张，如遇意外，也是难以及时为河西提供援助的。

　　我们由此看到毛泽东讲的打通新疆联系是和西路军领导人的西退有着本质性区别的。

　　我们从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看到，“对主力行动，我们前天已经提议”，我们尚未发现他们提议主力行动的电报，不过，根据他们十月二十七日主张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而后十二月六日又提议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来分析，我们判断他们提议的河东主力行动方向应当是西渡黄河，向河西进军。当然这个判断尚有待于档案资料上的验证。

　　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在河东处于交战的情况下，如果返回河东，就会面临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战的困扰，马家军的战斗力远逊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因而率先提出了向西退却的提议，这反映了他们对敌我力量对比持一种悲观态度，对战胜敌人缺乏信心。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动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认识到深入河西远离抗战前线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他们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因而才提出红军主力向西退却的要求。这恰恰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

　　他们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中央十一月十五日对西路军西退的同意不过是事后的追认而已。尽管这样作有军情紧急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这是他们无视中央权威的一个表现。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认为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3)西路军转战河西到最终失败过程中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我们知道，西路军从成立到失败，在河西转战过程中，共有三次返回河东的机会。这三次东返，中央都没有对西路军作出限制。第一次中央曾就西退和东返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退。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中央应张学良要求令西路军东返，但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认为西退优于东返，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取消了要西路军东返的决定。第三次是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一月二十一日东返，中央为西路军安全计，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但西路军领导人又以马家军已经拦头为由重返倪家营子。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三次机会，他们以东进有敌人重兵围堵为由，认为西退比东进更为有利。东进固然会有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但在西路军还有较强兵力的情况下，只要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是可以返回河东的，本来是不致于遭到后来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此时不能返回河东，不是马家军的重兵围堵问题，而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问题。

　　那么，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均放弃了东进的机会呢?特别是第三次在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又作出西退的决定了呢?西路军领导人一定没有料到这样打下去就会导致全军覆没(从徐向前致军委的电报及回忆录中他似乎认识到了西路军作战的困难，认识到了这样打下去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也仅是要求西退，意图获得苏联援助，要求河东红军出兵援助，而对西路军东返，却没有做出果断的决定。)，这说明他们对西路军在甘西作战的发展态势缺乏理性的判断，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缺乏这种理性的判断呢?依靠自我力量，西路军到底有没有可能战胜二马，在河西生存下去的希望呢?

　　就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看，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在兵力对比上是一比一点五，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是一比二点四，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具有战胜马家军的兵力基础。西路军没有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固然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主要还是西路军领导人的指挥问题。退一步讲，就算西路军在河西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西路军领导人为什么不返回河东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从西路军领导人给中央的电报中，一再说单靠西路军不能战胜二马，必须获得河东红军的帮助，这表明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如果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河东根据地就必然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占领河东后的国民党中央军沿黄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以河西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状况不仅会严重制约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同时也会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失去向中国腹地发展的机会，因而将党的工作重心置于河西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西路军领导人的这种主张恰恰背离了党中央的东进路线，而契合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

　　由于河东河西在发展潜力上，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上，在承担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责任上，以及对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具有不同的影响，河东对于我党的发展要远远优越于河西，因而我党工作的重心就必须放在河东。当时西路军已经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力量，河东我军又处于国民党重兵“围剿”的压力之下，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想，是很难再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的。因而中央才多次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但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到达高台以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中央派兵援助西路军，甚至说，如果不能援助，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就让他们归还建制。这就更进一步说明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了解，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这也同样影响到他们对于河西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正确判断，难以对河西战局的发展做出准确预测，从而及时采取果断决策，摆脱危局。

　　由此我们认为如果西路军领导人深刻理解了中央的东进路线，是不会向中央提出派兵要求的，更不会由此抱怨中央，说军委应对西路军的损失负责的。

　　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缺乏对中央东进路线的正确认识。只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分析，河东的地位远远超过河西，西路军已经拉走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河东已经难以再向河西派兵。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能够这样分析当时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他们又怎么会反复地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呢?明白了河东红军难以提供援助的真正原因，就会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样就容易使他们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及时采取措施，果断决策，撤离河西。

　　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领导人把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的重要保证。西路军深入河西，脱离与后方的联系，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在河西生存的基础。后来西路军领导人说在这个地区根本建立不了根据地，既然建立不了根据地，解决不了西路军的生存问题，西路军在河西就是飘动的浮萍，一经风吹雨打，就有可能沉没，那是很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及时采取措施，离开河西。

　　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如果不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看到，西路军在河西除去西洞堡战斗外，并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战例，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最终把西路军拖向绝路。从西路军最后的结局看，西路军兵力两万一千八百人，歼敌两万五千人，实际上打得是消耗战，最后耗尽了西路军的实力后而失败。

　　不要向西边深入太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相机占领甘、肃二州和安西，以便在时局不利时返回河东。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时，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建立根据地，防止东边被毛炳文部过早占去，西路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肃二州和安西，但西路军领导人在收到指示的当晚就命令西路军全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这样西路军离河东就越来越远了。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因何中央要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边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以便在战况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等重要指示，对这些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落实，因而中央才批评西路军领导人一贯不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这些指示之所以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不仅是由于在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上的分歧，同时也表现出西路军领导人的独立倾向，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具有浓厚的本位主义色彩，也表明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在河西地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我们看到，西路军始终难以在河西打开局面，但又不愿意撤离河西，特别是高台陷落后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仍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寄望于河东援助，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这就表明他们认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应该置于河西，河西才是中国革命的重心，将红军主力置于河西才能有效地解决生存问题。这显然是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西路军之所以一直滞留在河西，而没有东返的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对返回河东与国民党中央军战斗的信心不足，对在河东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不足，对河东敌我力量对比产生悲观的认识，没有意识到占领河东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对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发展的巨大契机，因而他们不愿意离开河西，而是要河东向河西提供援助来解决河西的困境。

　　这样我们看到，只有认识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认识了河东与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不同地位，着眼于红军在黄河两岸的分布状况，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实情况出发，才能树立起以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通过歼灭战去消灭敌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

　　现在有人强调西路军对河东的配合问题，把它作为西路军长期滞留河西地区，乃至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回避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我们前面通过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可以看到，除去西安事变期间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中央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外，其余时间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停留，主要是为了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贯彻依靠自我奋斗的方针，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建立根据地。如果不顾一切地打到安西，而苏联的援助又不能及时到位，那对于西路军来说，才真正是灭顶之灾。西路军在高台的止步，也是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作出的指示。后来西路军东返也是由于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做出决定后才报告中央的。

　　这样看来将西路军在河西地区的滞留与河东形势发展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是由于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导致西路军长期滞留于河西地区，从而成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至于能否建立根据地，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又如何生存呢?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就是为了防止一旦不利，可以及时撤回河东。如果说在永昌、山丹地区根本就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一直西退就能建立根据地吗?如果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又为什么不返回河东呢?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又不愿意撤离河西，这样就必然会将西路军的生存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在河西转战直至失败的过程中，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重要指示，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难以贯彻落实，这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而西路军在河西的征程及其行为则表明这个时期张国焘路线仍然对他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是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路线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作用，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没有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在危难之际，不是想方设法脱离河西，而是幻想依靠外力援助来摆脱困境，最终一步步陷于被动地位，导致西路军走向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5、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问题上定性的考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从形成到西退一直到最后失败确实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的东进路线却消极对待，漠然置之。

　　张国焘西退路线是造成西路军形成、向西退却直至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下，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在敌人的进逼之下，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

　　在河西红四方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高度一致，未经中央批准就令西路军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

　　后来在河西转战期间，又置中央将红军主力置于河东的东进路线于不顾，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不顾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片面要求中央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来策应河西，甚至提出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要求。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就表现在消极对待击破南敌问题上，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令红九军渡河，而后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上，对渡河后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上，以及要求河东红军增援，而不愿意离开河西，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上。这就进一步说明张国焘的西退路线是西路军从产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是张国焘西退路线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军大会师后对在河东建立根据地，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上缺乏信心，因而在河东南线国民党中央军的压力之下，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而后又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黄河，但是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却因南线国民党军进展迅速来不及过河而被隔离在河东。

　　在中央征求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东返和西退的意见时，他们处于对返回河东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悲观估计，同时在对河东国民党军队和河西马家军战斗力的比较中，认为河西马家军的战斗力不及国民党中央军，[441]因而才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西部实施退却，而不愿意返回河东。

　　在与马家军经过几次交战失利后，西路军领导人又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产生了悲观意识，才一再要求河东红军的增援，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也由于他们对黄河两岸的敌我力量对比缺乏信心，才导致他们几次放弃东返，成为最终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确是造成西路军向西退却，乃至西路军失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动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使命，就成为产生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以华北事变为标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就给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抗日就成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成为中国各个阶级的必然选择。在民众中孕育着蓬勃发展的反帝激情，汇成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大潮，迫切需要我们党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而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就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面临着发展壮大的契机。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才导致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对在河东建立根据地，求得生存与发展缺乏信心，并成为产生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置中央和军委的命令于不顾，匆忙向西退却，屡次违背中央指示，本位主义严重，成为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我们看到，在渡河期间，中央主张首先击破南敌，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但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而后又提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从而给击破南敌带来很大困难。随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又组织了海打战役，但是张国焘却又擅自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造成海打战役流产，从而河东红军失去破敌先机，红西路军形成。

　　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张国焘的支持和授权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西退。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

　　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全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保持东面回旋余地等等，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置中央的指示于不顾，始终难以执行。在西路军处境日下的情况下，仍然徘徊于河西地区，而不愿意返回河东，说中央割裂红四方面军，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在没有达到目的时，却说西路军的损失应当由军委来负责，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西路军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孤军深入外线作战，缺乏后方补给，弹药物资匮乏，马家军骑兵众多，河西地形、天候、民情的限制，我党在河西没有群众基础，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西路军的重要影响等等因素，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还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西路军失败的众多原因中，只有主要原因才是对西路军失败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如果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罗列起来，而没有通过全面而深入地分析，找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有些人这样做如果不是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就是有意为之，以图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掩盖起来，使人们难以了解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以求达到混淆是非，推卸责任的目的。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442]的结论是正确的，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的，起码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是推翻不了的。

　　我们根据前面的研究把这个问题再简要地阐述一下。我们从西路军的形成上看，张国焘在西北局漳县会议上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耽搁了时间，造成了红军会师后作战的困难，这是西路军形成的一个远因。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置中央击破南敌的命令于不顾，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而后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最终导致红西路军的形成。我们看到，在红西路军形成的原因中，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漳县会议关于北上与西退的争论，击破南敌和红九军渡河问题和破坏海打战役上，这成为红西路军形成的主要因素。

　　在红西路军西退问题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由于在返回河东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上信心不足，[443]才转而向西退却与他们认为较弱的甘、青二马进行作战的。在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打通国际联系是后来追加上的内容。中央也是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西退的行动并在获得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的保证后，才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向西退却上确实是在张国焘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

　　西路军在河西转战直至失败的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没有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认为难以建立根据地，没有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西路军领导人后来说无法建立根据地，难以打成歼灭战，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东进返回河东呢?中央并没有为他们的东返设立限制啊。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来援助西路军，而他们自己却不愿意离开河西。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认识，却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能够果断东返，也是可以至少保存西路军三分之一的力量，避免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

　　西路军领导人口口声声说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却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认识，置红军在黄河两岸分布的现实状况于不顾，一再要求红军主力西渡，在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离开河西，这分明是认为河西才是党和红军发展的重心，这主要还是受到张国焘路线影响的结果。

　　至于在中央的决议中说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又应该作如何解读呢?为什么在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中用“没有克服”，而不用“执行”呢?

　　我们看到，西路军的西退与张国焘的南下确实是有重大区别的。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想依靠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力量来改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力求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在预谋失败后，又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定，擅自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图谋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

　　而西路军领导人还不是这样。他们虽然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真正认识中央的东进路线，多次违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但是他们还是在承认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来行事的。在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过程中，虽然他们不断违背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和指示，但是他们打通国际联系和开辟河西根据地，毕竟也是中央同意的，在向西退却过程中一直和中央保持着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执行中央的命令和指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还是与张国焘南下有着重大区别的。

　　在中央的决议中没有指明是谁“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到底是张国焘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呢?这似乎成了一个“无头案”。

　　我们认为，西路军在“向甘北前进”方面主要指得是张国焘，而在西退后西路军失败方面主要指得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特别是西路军领导人。因为张国焘虽然对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以后他就失去了对西路军的领导权，而这时西路军主力尚存，还没有失败。以后主要是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张国焘对西路军以后的损失所负的是间接责任。因而将十一月下旬以后西路军所受损失的主要责任由张国焘来承担显然是不妥当的。由此我们认为在西路军“向甘北前进”方面主要指得是张国焘，在西退后西路军失败方面主要指得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特别是西路军领导人。

　　西路军的近乎覆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特别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中央在决议中没有写明是谁“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同时在措词中用“没有克服”而不用“执行”，实际上还是处于团结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特别是西路军领导人的目的，从大局着眼，为了保护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高级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解脱他们的责任，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将受张国焘路线影响下的高级干部解放出来，以利于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共同奋斗，投身于当前抗日的斗争中去。

　　由此我们说，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主要是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造成的。张国焘路线确是造成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定性是正确的。

　　6、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首要责任。

　　张国焘在谈到西路军失败时说：“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就连背脊梁也被敌人打断了。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444]

　　我们看到，张国焘把长征中红一方面军的损失和西路军失败进行比较时，用的比喻还是挺形象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据他回忆，红一方面军仅剩一副骨架子，这是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形容红一方面军损失时说的话。[445]

　　张国焘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早已叛逃中共，这个时候他已经远离了国共双方斗争的漩涡，身居香港，不再受任何力量的干涉，在回忆中凭自己的好恶在自由评述。我们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西路军的评述看，他并没有像后来有些人那样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一塌括子推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没有像后来“阴谋史学”的倡导者们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借机绞杀了西路军，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还是应该对张国焘予以肯定的。

　　张国焘当然清楚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刻意回避。至于张国焘说他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是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后，被批判期间说的带有几分赌气的话。这也可以从下文我们引用的他在评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时说的话予以证明。从前文通过对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尽管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应负首要责任，如果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张国焘显然也是不公道的，因为张国焘在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过程中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根据前文的研究对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作出进一步分析。

　　(1)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西退，延误了红四方面军的北上时间，成为西路军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中共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北上决定，而后在张国焘鼓动下又召开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决定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向西退却。由张国焘主张的西退遭到了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朱德以及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批评，同时西渡也遇到一些自然困难，于是又通过洮州会议才最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由张国焘掀起来的向西退却的争论虽然暂告中止，但是却耽搁了北上的时间，使得国民党军队能够从容集结，造成了以后作战的困难。这就成为红西路军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2)张国焘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积极部署红四方面军西渡，给河东击破南敌带来很大困难，这就埋下了西路军形成的重大隐患。宁夏战役开始后，由于南敌迅速推进，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一起给南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停止南敌进攻。因为只有击破南敌，才能防止南敌与北敌打通，为宁夏战役实施消除后顾之忧。张国焘在知道中央命令的情况下，仍然同意红九军过河，这样就给河东歼灭南敌带来很大困难。

　　(3)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导致宁夏战役被迫停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红九军渡河后，彭德怀奉中革军委命令又组织了海打战役，如果能够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仍然可以停止南敌北进，继续实施宁夏战役。退一步说，既使共产国际停止从宁夏提供援助，宁夏战役中止后，也会在渡河上为河西红军返回河东创造有利条件。但在海打战役发起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导致海打战役流产，河东红军失去战机，只得被迫向东转移，于是南敌猖狂北进，与北敌打通，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4)张国焘率先打开了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西退的“闸门”，河西红军迅速向西退却。

　　我们知道，在长征大会师前，张国焘曾几次流露出西退念头，在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后一度几乎付诸实施。渡河前后，张国焘建议红一方面军抢占定远营，就是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创造机会。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就西退问题向他请示时，他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告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立即予以批准，积极推动河西部队向西退却。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没有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于十一月九日夜离开景泰一条山地区分两路向西退却。

　　张国焘之所以在击退南敌上违背中央命令，积极主张西渡，同意并且推动河西红军西退，从认识上来说还是受西退路线的影响。

　　我们知道，退却路线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个路线的形成是张国焘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与中央有原则性分歧。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从而失去在西北部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这是对革命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退却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两种：一种是南下川、康，结果损兵折将，导致红四方面军减员过半，遭受巨大损失;另一种是西退，向甘肃、青海退却。这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表现出来了，在甘南差点将西退负诸于行动。因而从逻辑上说，张国焘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命令红四方面军乘机西渡，向甘西退却是具有必然性的。

　　张国焘之所以要坚持西渡，还是因为他对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缺乏信心。因为要执行宁夏战役，就要组织红四方面军与南敌进行决战，而南敌是以胡宗南第一军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军系列。这样处于作战信心不足，也不排除保存实力的考虑，张国焘就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动西渡黄河，避开作战。张国焘的这种西退路线并非只存在于张国焘头脑中，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漳县会议之所以能够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决定西退，这并非仅是张国焘的个人行为，也是受张国焘西退路线影响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支持的结果。

　　同时从张国焘的个人利益上说，他也想到，如果到了陕北，以当时的党内斗争形势，红四方面军必然要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军事指挥程序变动的情况下，他就要交出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一旦交出了指挥权，张国焘知道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后张国焘与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谈话中就已流露出来了。因而他想通过西退，依靠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力量，在河西开创一个新局面，站稳脚跟，创造党内斗争的有利态势，扭转其所处的劣势地位。如果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后，如虎添翼，仍然可以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抗衡，维持他在党内的半独立地位。

　　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看，在红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上，张国焘及其路线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鉴于当时张国焘不但是红军总政委，而且还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比中央还要大。如果张国焘在渡河和西退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就不会形成那种局面。尽管从双方来往的电报看，有时是处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提议，但最终决策者是张国焘。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对西路军形成和西退负有主要责任。

　　西路军西退后，在河西转战期间，十一月下旬张国焘离开河东，前往保安，此后就失去了对西路军的指挥权，这时主要是他的路线在对西路军领导人起作用。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这时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间接责任。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路线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西路军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虽然张国焘没有参加西路军，但是张国焘在西路军形成和西退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同时也鉴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河西转战期间直至失败问题上的严重影响，张国焘由此所负的间接责任，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自然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首要责任。

　　7、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前面我们分析了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现在我们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

　　我们首先引用张国焘对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一段评论。

　　张国焘在谈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时说：“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化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朱德当时的立场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要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446]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张国焘的这段评论呢?

　　总的来看，张国焘在这段评论中讲了一些实话，但自我吹嘘的成分也不少，同时回避了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

　　张国焘引用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话作论据，说如果他过了黄河进行指挥，则不会有此失败，这明显具有自我夸耀的成分。他没有想到，当年自己率军南下，光百丈一战红四方面军就伤亡近万，不是他指挥的吗?最后八万多红军损失一半，他不是亲征了吗?要不是他最后决定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康一带损耗下去，后果怎么样还真是不可预料。红四方面军的保存，还是得益于他的北上。虽然进军方向的错误不见得会导致全军覆没，但遭受巨大损失则是必然的。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巨大损失难道就不是进军方向的错误吗?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能够果断东进的话，也是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

　　至于张国焘引用朱德的话说，红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更凸显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对当时西路军两位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性格及相互关系的评论，对当时西路军战斗力及西路军领导人作战指挥上的评估，应当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文献是基本吻合的。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这段引用朱德的评论中，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有见地的。

　　下面我们结合前面的研究来具体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责任问题。

　　(1) 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正确理解并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而是深受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导致西路军领导人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的倾向仍然存在。

　　我们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中央有权力直接指挥调动军队。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曾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447] 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一种宗派色彩。陈昌浩的指责显然是对党中央调动红四方面军提出质疑，是对党中央领导权威的挑战。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得知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和要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的命令的情况下，仍然置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于不顾，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甚至在十月二十七日还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这样就使河东红军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

　　在十月二十五日中央致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说明要首先击破南敌，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在十月二十六日致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电报中仍然建议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他们为什么要违背中央的命令呢?是为了保存实力吗?

　　我们只能说这是他们与敌人作战信心不足的表现，表明他们对实施宁夏战役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否则的话，如果击破不了南敌，南敌向北进攻，一旦与北敌打通，那么宁夏战役的实施就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当时在中央反复提醒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认识不到击破南敌对实施宁夏战役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还仍然这样作，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他们信心不足的重要表现。这种信心不足，陈昌浩后来曾表示还是害怕国民党中央军。[448]这与他们南下时的作法也有相似之处。因而我们说，他们的信心不足导致了他们采取退却的行动，将红四方面军拉过黄河，从而避开和国民党南敌的作战。

　　本来，在当时的态势下，集中兵力歼灭南敌一二个师，固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还是可以阻止南敌北进的。这样从保存实力，信心不足所产生的退却行动，也就成为后来西路军形成的重要背景。南敌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西渡后向甘西退却，遇到的是马家军，对中央军和马家军战斗力评估的不同也成为他们对南敌退避，西渡后向甘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重要影响。

　　我们看到，十月二十七日西路军领导人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当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时，十二月六日他们又建议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来又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提供帮助。这说明他们对东进和西退的路线仍然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从他们的要求看，他们仍然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西路军领导人主张红四方面军全军，甚至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显然违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而适应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因为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从当时我党发展及民族利益的角度，我党只有向东发展才能壮大，也才能对中国的政局产生巨大影响，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而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从我党发展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显然不可能再向河西调兵。这样当西路军处于困难时，鉴于西安事变后河东的紧张形势，从我党的根本利益考虑，当时红军的主要力量也只有留在河东，难以援助河西。

　　在西渡黄河后，中央几次就西路军东返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从现已公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东进困难重重，倾向于西退，打通苏联联系。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后，当中央给予他们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后，他们却又选择了西退。从西路军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对东进时机的放弃来看，当时并不是中央不让他们东返，而是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东返。本来，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趋向被动，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日益困难，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同时经过三个月来的征战，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河西作战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和认识，可是他们却仍然放弃东返，选择了西退。在屡遭挫折后，西路军领导人为什么仍然不愿意东返呢?我们认为还是由于他们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当着西路军陷入困境，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封致中央的电报中仍在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责任原因的电报由于尚未公开，我们还无法知道他们到底坚持的是什么理由。

　　不过据我们判断无非是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归还建制，他们认为这两个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应该让他们归还建制。我们认为就中央来说到底有没有权力调动红四方面军，当时根据党的工作重心及河东形势的发展要求也需要这两个军留在河东，难以支援西路军。这是党中央从我党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作出的理性决定，因而西路军领导人的这种要求是不合时宜的。

　　西路军在河西陷入困境，更加证实了西退环境的险恶，因而中央对组织部队西渡会更为慎重。增援军少则缓不济事，又将陷入重围。河东红军主力如果去增援河西，则又会失去河东，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红军主力一旦到了河西，国民党军沿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就会被局限于河西，受到极大限制。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确实具有与中央闹独立的倾向，主张向西退却，对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明晰的认识，对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缺乏信心，没有树立依靠自己战胜敌人的决心，这样就从思想路线上局限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行动，使他们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难以置身于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宏观视野中去看待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最终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

　　(2) 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对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进行精确分析，因而难以对河西战局的发展作出准确判断，缺乏采取果断措施摆脱困境的魄力和能力。

　　一个独挡一面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必须根据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判断，以这种判断为依据，采取果断措施，减少损失，避免失败，化险为夷。要作出科学的判断，就需要指挥员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及作战区域的政治、经济、社情及地形等方面通过周密的侦察，搜集丰富的材料，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采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处理，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发现战局演化的规律，及早采取必要的措施，转危为安。

　　由此我们认为，指挥员不仅要搜集丰富的材料，也要有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还要有进行科学判断的能力，更要有依据判断作出决策并付之于行动的胆略和魄力。

　　正确的战略行动来自于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来自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于对搜集到的大量信息材料，依据科学的思想方法进行处理的结果。因而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一个高级指挥员就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去搜集材料，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计划。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没有预料到西路军会最终全军覆没的，如果那样的话不管怎么样他们也会拚命东返的。作为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始终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很少能够打成歼灭战，像这样打下去，西路军是必败无疑的。不消灭敌人就建立不了根据地，如果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西路军又如何能够生存下去呢?西路军领导人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了呢?

　　徐向前似乎看到这一点，这样打下去很危险，但是他不是主张东返，而是主张往西打，想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打马家军。这样实际上是将西路军的生存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而不是象中央提醒他们的那样，依靠自我奋斗，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这是极为危险的行为。如果苏联援助一旦不能及时到达，那就会给西路军带来致命性的影响。而陈昌浩则主张河东红军主力援助，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这同样也是违背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要求的。因而徐向前、陈昌浩没有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依靠外力援助，这影响了他们对河西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对西路军的近乎覆没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既然在河西建立不了根据地，又难以获得外力援助，这时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东返。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老是强调东返困难重重，我们不禁要问，就是拚命东返，难道就必定会全军覆没吗?就按高台后的东返来说，这是西路军最后一次机会，西路军仍然具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马家军对此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西路军要离开马家军驻地，在西路军尚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情况下，马家军还会拚死命追击吗?我们说只有东返是唯一希望，才能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真要有这种决心，还不至于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在关健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对形势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也就难以产生正确的决策，最终导致了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3)西路军领导人身处河西，却寄望于外力援助，缺乏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看到，西路军向西退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援助。这是西路军西退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西路军西退的重要动力。苏联表示从新疆向他们提供援助的承诺更进一步增强了他们西退的信心。

　　但是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苏联既然可以在宁夏战役实施之际，红军已经过河的情况下中断从外蒙和宁夏提供援助的承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不会改变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苏联对援助没有诚意，他们确实准备好了物资。但是由于苏联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援助我党的阶级利益要符合其民族利益的要求，因而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对苏联民族利益的影响来决定对我党援助的态度，这就使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而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自以为乘机西退，打到新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再返回头来消灭马家军就易如翻掌，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他们打到了新疆，如果苏联没有及时提供援助，而马家军却蜂拥而至，苏联又明确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处此荒僻之地，又如何能够生存呢?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

　　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才没有深刻理解并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立足于自我奋斗，不要依靠外力，保留东边回旋余地的重要指示，反问中央要他们不依靠外力是否包括远方(苏联)帮助。其实中央早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要求他们依靠自我奋斗，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但是他们却没有下定这样的决心。

　　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耿耿于怀，认为这妨碍了西路军向西进军，留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丧失了宝贵的时机。本来西路军向河西的进军就负有开辟河西新局面的使命，这在西路军领导人给中央十一月十二日的电报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同时这也是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贯彻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方针的重大举措。试想，如果不建立根据地，将西路军的生存寄托在苏联援助上，一直打到安西，接近新疆，一旦苏联的援助不至(而这是极有可能的)，那不致西路军于死地吗?因而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依靠自我奋斗，而不依靠外力。可是问题在于西路军领导人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建立根据地和消灭敌人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因而根据地最终也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西路军领导人对于不能获得外力援助，甚至将火发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中央是不能左右苏联援助的。对于苏联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中央也只能是通过电报催促，再就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坚定依靠自我奋斗的决心和信心，除此之外中央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因为这样就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他们断绝关系吧?

　　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要中央用外交或武力停止二马进攻，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又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停止二马的武力行动呢?西路军要在他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威胁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除了武力外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停止二马的行动。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风起云涌，而我党的根本利益又在河东，中央当时又如何能够用武力来停止二马的攻击呢?

　　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归还建制，我们看到，我党的利益在河东而不是在河西，现在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队伍，当时河东的兵力在国民党大军威胁下尚感不足，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想，也不可能再从河东派部队到河西。西路军在河西的困境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对出兵河西的疑虑，派少数部队到河西不仅难以解围，而且还会象西路军那样重新陷入重围，派河东红军主力到河西无疑会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中央对派兵河西是慎重的，理智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没有将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的立足点放有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希望依靠外力来摆脱危局，因而影响到他们对面临形势的正确判断，也影响到他们的果断决策，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东返的机会。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而是寄托于外力帮助，这就导致他们不顾一切致力于西退，不能从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要求出发，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决心，却分兵保守据点，直到被敌人各个击破，在外力援助没有及时提供的情况下日趋被动，最终导致近乎覆没的悲剧。

　　(4) 战略战术错误成为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导上的主要失误。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河西转战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在战略战术上始终存在一些问题。这里固然有敌情、地形、村落分布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他们在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则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本来，对于深入外线作战的西路军来说，在兵力上居于劣势，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样不仅能够消灭敌人，灭敌气焰，而且还可以获得缴获，补充自己。可是我们看到除了西洞堡战斗外，西路军没有歼灭过马家军团一级建制的部队，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是西路军的大忌，因为这是“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长此以往，西路军是消耗不起的，是必定要失败的。

　　我们看到，景泰一条山的分兵导致西路军在与马家军的战斗中打成僵局。而后西路军两路分兵，匆匆西退，由于两路策应不力及指挥失误，导致红九军折兵古浪。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分兵固守，在三百里的长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客观上为马家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由于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灭敌，站不住脚，不得不又继续西退，到达高台、临泽地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又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之间摆成“一字长蛇阵”，马家军集中兵力首占高台，再攻临泽，后攻倪家营子，西路军被迫东返。由于西洞堡战斗取得胜利，又错误估计了形势，继续西退，重返倪家营子，这样就以倪家营子为据点，和马家军打了长达二十八天的阵地战和消耗战，直到转移三道流沟，血战梨园口，兵败祁连山。

　　在河西地区，西路军有三次损失比较大的战斗，一是古浪保卫战，损失二千四百余人，二是高台保卫战，损失近二千八百人，三是倪家营子保卫战，损失三四千人。在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后，西路军已经失去了元气，奠定了西路军失败的结局。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知道，这三次损失较大的战斗都与西路军领导人的指挥或决策失误密切相关。如果指挥或决策得当的话说，这些惨重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里尽管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从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指导来说，显然要对这些失败负主要责任。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的凌厉攻势下，马家军经过轻微抵抗先后放弃了一系列据点，但西路军占领据点后就分散了兵力，使西路军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反而在客观上便利了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各个击破。我们看到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地区的保卫战，高台失落均与此有关。

　　从西路军作战的整个历程看，马家军在西路军的进攻下，除少数据点(大靖、凉州和甘州)外，西路军进攻的许多据点如土门、古浪、永昌、山丹和临泽、高台，均能够顺利攻克，西路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两路之间缺乏有力策应，结果致使红九军在古浪遭到重创。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期间，西路军都是摆成“一字长蛇阵”。西路军占领了据点，就分散了兵力，反而客观上容易被马家军各个击破。而马家军失去了据点，却收缩了兵力，反而更便于集中兵力来攻击西路军。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失陷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迂回包抄实力的时候，却始终没有能够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高台失落后，西路军的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打歼灭战的难度就更大了。这里固然有敌情、地形和村落分布等条件的限制，但是从西路军领导人的指挥上来说不能不说存在着严重失误。

　　这里令我们感到疑问的是，中央已经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向西路军领导人传授了打歼灭战的要领，并建议他们齐打齐进，将兵力集中于四五十里的范围内，便于策应支援，但西路军领导人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究竟是因为当时河西的敌情、地形及村落分布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导致他们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呢，还是他们主观上作战指导的严重失误呢?这是发人深思的。

　　不管怎么说，尽管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但西路军领导人主观上热衷于抢占据点，而没有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决心，并为此做出进一步的部署和努力，而且在永昌、山丹地区作战被动的情况下，到高台、临泽地区后又重复了以前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主观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西路军西退初期，马家军的主力正在紧紧围追堵截西路军，在地方守备上并没有多少兵力。这也是西路军一路能够攻城破寨的一个重要原因。西路军领导人过河后没有通过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将消灭敌人作为在河西生存的出发点，而是分兵占领据点，导致处处防御，被迫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马家军失去了据点，收缩了兵力，更便利于集中兵力将西路军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日趋被动，终遭覆没。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导上的失误，就成为西路军战略战术错误的主要因素。

　　(5) 西渡后西路军领导人的轻敌问题成为西路军作战失利在主观指导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西路军领导人刚过河时，看不起马家军。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杂牌军战斗力一般较低，同时也与西路军过河后在与马家军的战斗中进展顺利有关。

　　作为一支担当独立战略任务进行外线作战的高级指挥员，轻敌必然会导致作战部署和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在战斗中造成巨大损失。我们看到，古浪失利就是轻敌造成的结果。

　　这种轻敌来源于侦察不实，以及对马家军战斗力的错误评估。轻敌就是没有真正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低估了马家军的战斗力。

　　作为西路军领导人来说，身处外线作战，断绝了与后方的联系，在与马家军的主力尚未交战，对马家军的战斗力尚未作出实际判断的情况下，就轻视敌人，这不能不造成损失。这时需要西路军领导人周密搜集材料，慎重初战，在作战中对马家军的战斗力有一个清醒地认识。

　　同时也要看到，马家军身处内线作战，地形熟悉，补给便利，骑兵来往迅捷。这就更不能轻视敌人，而要谨小慎微，通过几次歼灭性的战斗，给马家军以更大打击，灭其士气，使西路军逐渐获得补充，提高士气和信心，以奠定立足河西的根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不能不是他们的重大失误。

　　这种轻敌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西退的困难和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不但难以促使他们西退止步，反而成为他们西退的重要动力。这种轻敌也导致他们在永昌、山丹地区，高台、临泽地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却分兵把守据点。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消灭敌人是西路军在河西立脚的前提，在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难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这给西路军作战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6) 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返问题上的错误选择成为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西路军领导人在决策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西路军渡河后，至少有三次东返的机会，但都被西路军领导人拒绝了。

　　第一次是十一月中旬，中央曾专门去电就东返和西退征询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东返有敌军阻隔，主张西退。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十二月下旬，中央又因为东返征询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后来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领导人又主张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第三次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又一次提出东返，当时进行了西洞堡战斗，歼灭了马家军的一个宪兵团，灭敌气焰，又鼓舞了西路军的士气，形成了东返的有利条件。

　　中央要东北军在西路军东渡时予以配合，并表示届时派兵到靖远河边接应西路军，甚至连西路军东返后的驻地都考虑好了。这时西路军尚有一万四千人，东返过程中如果损失五六千人，那么还能保留八九千人的部队，基本骨干尚可保存，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但由于西路军领导人错误估计了形势，又一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转而西退，重返倪家营子，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现在有人说是因为中央不允许西路军东返，才导致西路军在河西孤军奋战，最终近乎全军覆没的。

　　我们前文通过引用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限制西路军东返，而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放弃了东返的机会。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就充满忧虑，中央是在西路军领导人执意西退的情况下，在反复权衡后，从大局出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中央曾经几次表示同意西路军东返，甚至最后一次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还是选择了西退，放弃了东返，最终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现在我们要分析的是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了东返的机会了呢?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放弃东返的机会是因为他们对西退还抱有几分幻想，没有认识到西退的困难和风险，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第三次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的信心已经发生动摇，失败的阴影也已日益显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最终仍然没有东返，反而因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又错误地选择了西退，最后酿成全军覆没的悲剧。为什么在西退遭到如此巨大损失，困难重重，失败的苗头已经显现，中央也因为西路军处境危急，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却仍然对东返步履维艰，望而止步了呢?

　　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果断和魄力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在西路军领导人的头脑中还有根深蒂固的认识。他们在认识上尚未摆脱张国焘西退路线的思想束缚，因而在他们心中仍然具有浓厚的西部情结，没有认识到中央东进路线和张国焘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没有从路线的高度认识西退困难产生的根源，因而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果断东返。西路军领导人不能东返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及战争前景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没有根据战争的进程对西路军的结局作出准确预测，并采取断然措施予以东返。这样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

　　不管怎么说，西路军领导人在具有东返机会的条件下，他们自己放弃了东返的机会，最后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这不能不是他们的一个重大失误。

　　通过以上及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首先提出向西退却的建议。但是鉴于这些提议和建议是经过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的，同时又是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鼓励和支持下进行的，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又率先打开了西路军西退的“闸门”， 而并非西路军领导人的擅自行动，因而我们认为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方面西路军领导人应付重要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

　　西路军西退后，由于西路军孤军深入，以及河西的敌情、民情、地形、天候等条件的限制，这就给西路军的生存带来巨大隐患。如果指挥正确，措施得当，还有可能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并不一定必然会失败，其码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但是我们却看到，最终悲剧发生了。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而是依靠外力援助，作战指挥及战略战术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重返倪家营子之前，他们始终没有对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及战局演化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在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中央已经下放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情况下，没有果断决定东返，最终造成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我们认为在西路军西退后直至失败的过程中，西路军的损失应该由西路军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如果全面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是有可能在河西开辟一个新局面的。退一步说，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能够正确判断河西战局的发展，果断决定东返，即使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象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由此看来，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在对西路军造成巨大损失的三次战斗及一些重要决策上均出现了严重失误，直接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的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8、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

　　我们看到，苏联和共产际表示从外蒙宁夏路线提供援助，这成为宁夏战役实施的重要背景。但在红四方面军过河后，十一月三日苏联和共产国际又突然通知中断从外蒙宁夏路线提供援助，转而从新疆提供援助，这就成为宁夏战役中止，西路军形成和向甘西进军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路军向甘西退却后，苏联却因种种复杂原因没有给予西路军提供援助，并且明确表示反对西路军退入新疆，这就使已经进到甘西的西路军遇到很大困难。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而要从当时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从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西路军领导人的互动关系中去分析彼此的责任问题。

　　那么，苏联和共产国际到底在西路军失败上应该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根据内外因辩证统一的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援助上的出尔反尔，充其量也不过是西路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而不是影响西路军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影响西路军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只能从我们党内部去寻找。如果抛开历史的具体情况，非要说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的中止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因素，那就是坚持外因决定论，而外因决定论是错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意图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徐向前曾说西路军如果要是有一个炮兵团，马家军就是再多一倍也不够他们打的。[449])，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就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上，而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没有能够及时提供援助才对西路军的失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象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造成的。

　　西路军领导人只有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是安全的，稳妥可靠的;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苏联援助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为。因而我们说尽管由于苏联没有及时向西路军提供援助而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但是我们仍然说这主要还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责任。

　　前文我们分析了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由于苏联坚持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苏联对我党援助的阶级利益要服从其民族利益，这是导致苏联最后中止对我党援助的根本原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因而才一再提醒西路军领导人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要建立根据地，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做到这一点，将在河西的生存放在立足于自身而非苏联援助上，损失当然会有，还可能是巨大的，但其码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坚持向西退却就是要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然后再返回头来，歼灭马家军。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将他们在甘西的生存放在获得苏联援助而不是依靠自我奋斗上，因而一旦苏联援助不能及时到达，就会给西路军带来致命的危险。

　　有人可能要说，如果西路军不依靠苏联援助，在甘西又难以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怎么能够生存呢?

　　问题是苏联对我党提供的援助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见得能够及时获得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将西路军的生存放在获得苏联援助上，那是极为危险的。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就要依靠自我奋斗，在这个基础上来确立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方针。一旦在河西无法生存，西路军就要果断返回河东。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将战胜甘、青二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而苏联又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这是政治原因，而非运输问题)，就将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苏联和共产国际，这是孤立地看问题，也是不公道的。这就如同李德作为共产国际顾问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却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我们不能让李德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一样。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没有及时提供援助确实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但是这里主要的责任还是西路军领导人。他们在中央反复提醒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认识到将西路军的生存寄托于苏联援助的危险性，没有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熟视无睹，执迷不悟，对苏联援助继续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因而我们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尽管在西路军失败上确实具有重要责任，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还是应当归于西路军领导人。

　　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苏联确实给予了中共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我党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赢得的，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错误的背景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依靠独立自主而不是外来援助取得的，这固然给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我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于进行革命斗争的时间之长，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酷烈，条件之艰苦，在人类革命斗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是这反而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生命力。东欧诸国则是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因而自身根基不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衰落进而解体的情况下，发生了巨变，共产党纷纷失去政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股反共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面前，却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就已经奠定了其生存的历史基因。

　　我们看到苏联首先表示从外蒙提供援助，在红四方面军已经渡河进行宁夏战役之际，苏联表示停止援助，主张从新疆提供援助，在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苏联表示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对西路军的援助又迟迟不能到位，这使得极盼苏联援助，将西路军的生存放在苏联援助上的西路军领导人来说望眼欲穿，久盼而实不至，从而使西路军处于极大的风险中。由此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苏联在对我党进行国际主义援助的氛围中夹杂着浓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气息。这使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我们党和军队中的形象逐渐淡化，这种历史上的纠葛也成为后来中苏两党出现分歧的历史诱因之一。

　　因而我们不能不说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在西路军失败上具有重要责任。这种责任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立足于自我奋斗，而且把西路军生存，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而显得尤为突出。苏联和共产国际没有及时提供援助对西路军失败造成的影响是通过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象中央要求的那样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表现出来的。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东进路线，反对西退路线。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而不能向河西退却，但又同意可以以一个支队打通新疆，这是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毛儿盖会议作出的决定。如果从西路军向西退却来看，似与中央打通新疆的主张相吻合。

　　但我们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张国焘还是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主张的西退仍然是红军主力的西退，由此看来西退路线在他们心中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中央讲得是适时进军新疆，可是我们却看到他们对击破南敌持消极态度，匆忙渡河，随后极力主张西退，显然他们是为避开国民党中央军而向西退却的，这与中央讲得适时向新疆进军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同时，在西退面临巨大灾难，失败的阴影日益显现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难以下定决心东返，而是滞留于河西地区直至近乎全军覆没。

　　由以上分析来看，他们主张的西退与中央打通新疆联系，形式上相似，但却是有本质性区别。这种本质性的区别表现在红军主力是向河东还是河西发展问题上。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认识到了中央的东进路线，他们是不会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的，也不会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因为西路军兵力已占了当时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从我党发展的根本利益考虑，中央实际上不可能再向河西派驻更多的部队。至于苏联援助更不是中央所能控制的，因而西路军领导人要是能够象中央反复提醒的那样，本来是不会遭到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

　　我们注意到，中央虽然没有严令他们东返，但是也没有强令他们西退。中央曾几次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的意见，并没有关闭西路军东返的大门，东返的大门始终是向他们畅开的。不过是西路军领导人每次都以敌人兵力阻截为由主动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而已。西路军没有东返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而并非中央不让他们东返。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至于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问题，无非是说，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和高台、临泽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要求。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停留在这两个地区并非是因为要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主要原因是中央为了防止西路军孤军深入，保持与河东的联系，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因为永昌、山丹地区要比肃州、安西在人口、经济条件方面好得多，便于西路军的生存与补充，同时离河东较近，便于河东河西之间互相策应，如遇不测，西路军可以随时返回河东。

　　至于配合红军主力转移，后人附会之说较为明显。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拿出中央意图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档案文献资料来。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在河东红军放弃西征以来所占领的大片土地后，与西路军会师的难度更大，在黄河没有结冰的情况下，国民党军是不大担心河东河西两路红军会师的。至于西安事变，我们看到除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中央要西路军东返外，其余时间并没有为西路军布置什么任务。而这个很短时间内令西路军东返的要求并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

　　至于在高台、临泽地区让西路军“暂时勿在前进”，那也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才作出的决定。有人将此与河东形势联系起来，似有牵强附会之嫌。我们试想，远隔三四千里，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又能对河东形势有什么影响呢?同时，这种说法也难以获得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至于说在重返倪家营子后，西路军领导人由于没有中央命令不敢突围，我们看到中央这时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都下放给西路军领导人了，西路军领导人还顾虑什么呢?

　　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立足于自我奋斗，不要依赖外力，要建立根据地，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传授打歼灭战的要领，不要西路军向西退却过远，保持与河东联系，河西难以生存，可以适时返回河东等重要指示，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能够贯彻执行的话，是会在甘西站稳脚跟的，是不致于遭到近乎全军覆没命运的。

　　高台失陷后，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这才引发中央对他们的批评。现在我们光见到中央批评他们政治错误的电报，还尚未见到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中央对西路军失败负责任的电报，这使得有些人才说中央的这种批评上纲上线，让西路军领导人噤若寒蝉，不敢发言，似乎中央在拿“大帽子”压人。

　　那么，西路军领导人指责中央应对西路军损失负责，有什么依据呢?由于他们对中央指责的电报尚未公开，我们现在还难以知道。不过我们从逻辑上判断西路军领导人指责中央应对西路军损失负责，不外乎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的归建问题，红军主力西援问题，苏联援助不到位问题，不能利用联军制约二马，以及建立根据地问题。

　　其实，这些理由也是难以成立的。建立根据地是贯彻依靠自我奋斗方针的重要保证，这才是西路军生存的根基。关于苏联援助问题，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时尽管苏联对此作出了承诺，但是中央对西路军西退仍然表示忧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处于对苏联援助能否及时提供的担忧。至于与东北军、西北军共同制约二马，在河东形势变化万端，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可以制约二马，西路军领导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关于他们要红军主力西援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建，也是由于在西退路线的影响下，他们没有理解东进路线，没有认识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西安事变后当时河东形势的发展也不可能允许我党作这样的援助。

　　前面我们说过，中央当时尚不能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地领导，因而在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为了寻求团结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予以妥协和让步。比如在红九军西渡问题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问题上，西路军向西退却和东返问题上，等等。

　　根据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分析，中央的责任在于命名了西路军，批准了西路军的领导机构，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也没有及时严令西路军东返，终至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这里固然有贯彻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的需要，有打通国际联系的现实要求，也有从大局出发，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因素，同时还与中央对西路军进军甘西一度比较乐观，没有切实认识到西路军面临的严峻状况有关。[450]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致中央电报中的乐观态度造成误导的结果，同时也与西路军当时没有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下的事实密切相关。就是这样，中央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中央有什么别的责任。

　　10、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失败责任问题的综述。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失败固然有孤军深入河西地区，进行外线作战，远离后方，敌情、民情、地形、天候及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等原因，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定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表现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过程中，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他们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积极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而后又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他们是西路军形成和向西退却的主要推动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处于被动地位，是在西路军已经开始西退的时候，处于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的需要，同时也鉴于西路军领导人又一再表示可以完成任务，在获得苏联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后，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尽管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西退也没有掉以轻心，对苏联的援助也不无忧虑，因而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创建根据地，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部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如果河西无法生存，可以返回河东。

　　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一方面寄希望于外力援助，一方面又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而是始终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他们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及战局发展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难以采取果断措施，扭转战局，返回河东。这样我们看到中央作出的这些重要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西路军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这从根源上是缺乏对东进路线和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深刻认识，显示出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重要影响。

　　既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那么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也是复杂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就要从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去寻找。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张国焘无疑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首要责任。这种首要责任首先表现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时期，张国焘对此负有主要责任。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时期，主要是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影响，张国焘对此负有间接责任。

　　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这种主要责任表现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时期，西路军领导人应负重要责任。对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时期的失败，西路军领导人应负具体责任和主要责任。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这种重要责任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寄望于苏联援助就尤其显得突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尽管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尚未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也鉴于西退是西路军领导人执意要求的，他们也没有从根本上执行中央对西路军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央是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乐观估计及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同意西退的，但是西路军向西退却毕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而中央也曾一度表现乐观，没有严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应为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

　　11、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及关于西路军注释修改的考证。

　　我们首先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然后再来考证两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西路军注释的修改。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

　　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45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前写的，当时西路军尚未失败，有人就以此为依据对这篇著作中关于西路军的几句话，说三道四，妄加评论，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

　　我们考证后认为毛泽东在写这篇著作的时候，西路军确实还未失败，这几句话是后来文稿整理印发的时候加上去的。加上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失败以后。

　　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著作，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自然应在其中，毛泽东将它作为一个例证写进去，以作为全党的鉴戒，这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当然如果在注释中对此加以说明，就会解决与写作时间上可能使人产生的歧义。

　　这里关健的问题是加上去的内容是不是正确?张国焘路线到底和西路军有没有关系?是否揭示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西路军的失败是否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破产?这才是问题的关健。如果丢开这些问题，而就枝节问题去刨根问底式地争论不休，是不可取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确实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我们知道，张国焘的退却路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南下，一种是西退。如果说红四方面军南下折兵过半，初步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破产，那么，西路军的失败就是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我们由此认为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2)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关于西路军注释的考证。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一九五一年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注释[19]关于西路军的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全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452]

　　在第一版的注释中，主要有两点容易产生歧义：

　　一是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

　　我们知道，这里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指得是西路军，注释中说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二万余人渡黄河西退，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西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所属红五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尽管在过河方面有时首先出自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但是张国焘确实是在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情况下命令西路军过河的，也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命令西路军向西退却的。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红三十军在渡河前夕报经军委并获得军委的同意，不过是后来渡河提前了，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嘛!

　　我们认为，尽管红三十军在渡河前夕报经军委同意，但联系到红三十军提前渡河，随后红四方面军部队竞相渡河，而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以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避开定远营，径直西退来看，当时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令红三十军渡河西退的意向是明显的。同时，就红三十军一个军在渡河前夕获得军委的同意，也不能改变整个西路军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竞相西渡，业已形成的向西退却的性质。因而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看到在注释中没有交待清楚红三十军过河是事先报告并经军委同意的，红九军是在违背军委击破南敌的方针，在渡河问题上造成既成事实后军委不得不同意的，红五军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命令下渡河的。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西路军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最终也是获得了中央同意的。这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这条注释没有交待清楚这些前因后果之间的联系呢?

　　我们知道，《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453]当然，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不见得是毛泽东撰写的，但是象这样比较敏感的注释肯定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过的。

　　作为当时红军的最高统帅，他当然知道西路军在西渡和向西退却方面的真实情况，那么为什么在经他审定过的这个注释中却没有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西路军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西路军向西退却最终也是获得中央同意的，反而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呢?难道真象有些人说得那样因为张国焘叛党了，因而就一骨脑将责任推给了张国焘，而讳言中央在这方面的责任吗?

　　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体现了作为党和军队领袖的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和深远用意，而这种隐衷又是不便于言明的。

　　由于西路军就是指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注释中说张国焘组织西路军渡河西退，原则上也没有错。但是鉴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西路军领导机构也是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因而如果将这些情况一并写入注释而不加以必要的说明，就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张国焘怎么能够指挥中央命名的西路军向西退却呢?中央又怎么会授予张国焘指挥向西退却的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西路军的番号呢?中央既然授予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的番号，最终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这又怎么是张国焘的错误呢?

　　为了消除人们的疑问，就必须同时还要在注释中对西路军在渡河和西退方面的真实情况作出说明，让人们了解中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命名西路军的，批准西路军领导机构的，以及最终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这就要涉及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的责任问题。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知道，在西路军渡河及西退问题上，有不少行动是首先出自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而后经过张国焘批准才变为现实的。在西路军渡河和西退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保持了高度一致，这表现在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提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消极对待宁夏战役，积极主张向甘西退却，未经中央批准就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西路军渡河及向西退却的主要推动力量。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处于被动地位，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此作出妥协，比如在红九军西渡问题上，在海打战役问题上，授予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西路军番号后，又就西退和东返征求他们的意见上，在西路军已经开始西退行动后，经反复考虑才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等等。这说明当时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央从大局出发还不得不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要在注释中说明这些情况，就必然要涉及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的责任问题。这些人在以后的工作中已经摆脱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当时在党内和军内担任着重要领导工作，将他们的这个历史责任在注释中鲜明地揭示出来，是不利于党和军队团结的。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在延安进行了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曾经发生过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要“开小差”的事件。[454]张国焘叛逃后，陈昌浩因为曾经追随张国焘及西路军失败等问题被审查后，已经变动了领导职务，徐向前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幸存下来的不少西路军的高级干部又担任着重要工作，因而从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同时也鉴于他们已经摆脱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回到中央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后来又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就对西路军的注释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办法，着重指出了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问题，而没有涉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的责任。

　　这样为了避免引起歧义，也就没有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其领导机构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也是最终获得中央同意的，以待以后时机成熟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在西路军注释问题上没有注明中央命名西路军，而采取简单化处理的根本原因。

　　这里的关健是在注释中单独指出了张国焘的责任问题，这是不是符合事实呢?是不是因为张国焘叛逃了，就把他作为西路军失败的“替罪羊”给抛了出来呢?

　　我们经过前面的分析知道，在西路军西渡和西退问题上张国焘负有主要责任，既使在河西转战时期，由于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他也负有间接责任。因而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因而注释中即使单独指出张国焘的责任，也是符合事实的。

　　我们对毛泽东在西路军注释问题上从党和军队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的一种简单化方式处理的解读还可以从以下三个事例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第一个是在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后，在毛泽东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给林彪写的一封通信的编选问题上，林彪曾给中央打电报希望在这封信公布时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党内引起误会，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将文章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开头和末尾删去了批评林彪的话。[455]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中关于这封信的题解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才在题解中说明了这篇通信写作的真实情况：“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45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修改及题解的撰写是从党和军队团结的要求出发而进行的。

　　第二个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毛泽东于一九四六年四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文章。这篇文章很短，只有几百字，但是却体现了毛泽东在二战后关于国际形势判断的重要思想。这直接关系到战后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走向，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这篇文章的题解是：

　　这个文件是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一九四六年春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反对了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需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由于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将全文收入了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457]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题解中说这是为了反对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但是持这种悲观估计的人是谁呢?从这篇文章的题解中看不出来。但我们从这个文件起草后仅在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而没有下发来看，当时在党内高级领导层，直至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中间对此还是存在不同认识的。(可参见拙著《中国命运的抉择    英明睿智的决策—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两次决策的解析与启示》一文)

　　尽管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从党内团结的大局出发，只在题解中对本文写作的具体情况(即针对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作了扼要交待，却隐去了持这种悲观思想的人的名字。为了使读者了解当时党内争论的真实情况，又要顾及到党内的团结，避免产生负面影响，在题解中接着又从正面对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以致出现题解与正文篇幅不相上下的奇观。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本文的题解中之所以对文章的具体情况作了笼统的说明(即仅指出是针对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而隐去了持这种悲观估计的人的名字。)，也是从党内团结出发而对历史上的分歧进行妥善处理的结果。

　　第三个是从毛泽东对九篇文章的处理彰显毛泽东从团结愿望出发来处理历史上党内分歧的大局意识。

　　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延安整风运动前夕，为了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曾对王明时期的中央下发的九个文件进行解剖，写了五万多字的文章，统称九篇文章。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文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文风犀利，思想深刻，点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刺人的话也不少，后来几经修改，仍然锋芒毕露。[458]九篇文章写好后，曾送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但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也没有计划在党内发表。[459]

　　一九六五年一月，为了修改九篇文章，毛泽东在将九篇文章印发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时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又提了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就修改后的九篇文章，又写了一个批语：“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篇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460]毛泽东后来还把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传阅过，但是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461]

　　一九七四年六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篇，并将其中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一九七六年八月，毛泽东还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他对九篇文章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462]

　　九篇文章是毛泽东费尽心血之作，通过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剖析，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规律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飞跃，从而形成了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政策和策略。但是我们看到九篇文章的命运也很特别，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党内发表，就连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没有印发过。就是在几十年后虽经几次修改，也是如此。

　　九篇文章没有发表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文章过于尖锐，不利于党内团结的缘故。我们看到，就是在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四年，这分别是九篇文章完成二十多年和三十多年后，由于文章所涉及的当事人仍然健在，且在党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因而从党内团结的要求出发，最终也没有发表。

　　从以上这三个例证也可以进一步印证当时经毛泽东审定的西路军注释之所以没有提及中央命名西路军，西路军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西路军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是因为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在注释中要讲清当时红四方面军西渡直至西路军西退及转战过程中的情况，这就涉及到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的责任问题，因而从党和军队团结的要求出发，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在注释中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只指出了张国焘的责任问题。

　　二是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根据现在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路军受到打击基本失败是不确切的。当时只是作为西路军主力之一的红九军遭到严重损失，元气大伤，而西路军主力尚存，还不能说西路军基本失败。我们认为从西路军在河西的转战历程看，似应以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基本失败，倪家营子保卫战后西路军完全失败之说为宜。

　　但在这个注释中却为什么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路军已经基本失败了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分析西路军失败后因何在西路军问题研究上似乎成了一个禁区，因何长时间内人们没有对此进行实质性研究的原因。

　　后来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西路军带上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望而却步，致使西路军长期“蒙冤”所致。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前面通过大量的考证，不是中央给西路军带上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捆绑在一起，而是张国焘路线确实对西路军产生了重要影响，西路军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造成的。

　　西路军失败后，长时期内没有对西路军展开研究的主要原因还是处于党和军队团结的考虑。

　　因为如果要对西路军问题展开实质性研究，就必须公开当时的档案文献资料，要对西路军形成、西退及转战期间的整个过程作出考察，在这方面显然不是张国焘自己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涉及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功过是非问题。如果要进行实质性研究就必然要对他们在西路军形成直至失败问题上的作为作出评断，而这些高级干部后来在革命斗争中摆脱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回到中央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已在党内和军内深居要职，在这种情况下纠缠这些历史旧帐显然是不利于党和军队团结的。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西路军问题的注释上，才仅指明张国焘的责任问题，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在西路军的形成直至失败问题上的责任问题。我们认为这才是西路军失败后在西路军问题上没有进行实质性研究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西路军问题上没有整理出系统的文献资料，因而在研究工作上也就难以展开并推向深入，取得实质性成果，这样在西路军问题的基本判断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可能会出现偏差，表述上不够准确。 在西路军基本失败时间上的误判就是其中的一例。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正文中说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彻底破产，而这部著作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撰写的，确切地说是在西安事变前撰写的，这样就使正文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表述与这部著作的写作时间出现了不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文后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说明西路军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已经基本失败的情况，以求得行文上的一致。当然我们这里再次说出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路军已经基本失败的判断，是由于当时没有系统的整理资料和对西路军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的误判，而并非注释者为了取得行文逻辑上的一致而有意为之。

　　我们前面说过，对于一部总结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著作，将西路军的失败写进去是必要的。可问题在于当这部著作写作的时候，西路军尚未失败，这就与著作的写作时间出现了不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已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基本失败，来求得前后一致。这本来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是由于当时对西路军的文献档案资料未加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尚未深入，才产生了西路军基本失败时间上的认识局限。

　　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在西路军基本失败时间的判断上当然是应该修改的。修改后正文中西路军的失败与写作时间上的不合，仍然可以通过注释来解决。在注释中说明正文中关于西路军的这个论断是西路军失败后修改著作时加上去的，作为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经验教训的著作，阐明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的关系，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结论是必要的。我们认为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正文中出现的西路军失败与写作时间之间的不合，可能会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引发的歧义。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当时主要处于党和军队团结的考虑，因而在西路军注释中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仅单独指出了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责任问题，而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责任采取淡化处理的方式，予以回避。这样也就不便于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由中央命名的，领导机构也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

　　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路军基本失败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由于中央从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目的出发，没有追究西路军领导人及一部分高级干部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责任，冻结了对西路军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在西路军基本失败时间上的误判。对此修改后，正文中西路军失败与写作时间的不合可以通过加注的方式予以解决。

　　(3)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九一年版关于西路军注释的考证。

　　《毛泽东选集》一九九一年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注释[25]关于西路军的解释：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463]

　　我们看到在这个注释中共有三点容易引起歧义：

　　一是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在注释中这几句话介绍了西路军形成的原因。从注释中看是中央军委(中革军委)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西路军西渡黄河的，因而西路军问题的形成是中央军委的责任问题。

　　我们通过对业已公开的文献档案资料的考察发现，这个注释采取了以偏概全的方法，将红三十军经军委同意西渡，说成整个西路军是奉军委指示西渡的，抛开了中央要执行宁夏战役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避开了军委在九军渡河问题上的无奈态度，回避了五军是在没有军委命令的情况下执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西渡的，这就远远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我们知道，注释中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就是指西路军。红三十军是渡河前报经军委同意的。红九军过河是在违背军委击破南敌指示的情况下造成过河事实后军委不得已才同意的。红五军则是执行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过河的。当时中央明确指示先击破南敌，后进行宁夏战役，不击破南敌就无法进行宁夏战役。可是我们却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置中央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于不顾，命令红九军、红五军先后渡过了黄河。

　　当然原则上说虽然红五军过河没有获得中央批准，但是中央指示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而以九军以外一个军过河，这样红五军过河似乎是符合中央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过河的指示的。但是中央要求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过河是以九军留在河东为前提的。当九军过河后，这个前提就不复存在，因而这个指示也就失去了效力。这样在九军过河后，红四方面军在河东的三个军(包括红五军)应该着力按中央指示击破南敌，但是我们却看到红五军过了河，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红五军过河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指示的。

　　在这个注释中仅说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军委之命渡河，并没有指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违犯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没有说明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三个军在渡河期间的复杂情况，此后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以及大会师前张国焘主张西退对红四方面军北上作战造成的困难，这就没有揭示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形成的真实原因。

　　单纯从注释中看，红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的指示因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形成的，既然这样，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应该为西路军的形成负主要责任。这样就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在西路军形成上的责任转移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头上。

　　二是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

　　关于中央及军委命名西路军，在注释中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注明这一点是必要的。但是在注明后，如果没有必要的说明，就容易使人误认为西路军西退乃至失败是中央造成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对西路军的西退乃至失败负主要责任。

　　我们认为如果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就应该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有一个详细的说明，以求全面反映西路军从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基本概况。这就要介绍西路军的形成，是由于张国焘在北上途中主张西退延误了时间，给红军会师后造成了作战的困难，同时还要介绍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和红五军渡河，随后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以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对红西路军形成的重要影响。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根据张国焘的授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迅速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暂时予以搁置，而后就西路军东返和西退问题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在中央没有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情况下，根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已经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西退的行动。为了说服中央同意他们西退，十一月十二日又给中央发出对西退充满信心的电报，在此情况下，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从新疆“确实无误”的提供援助的保证后，从大局出发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尽管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西退仍然是存在忧虑的，因而又向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部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非但没有落实这些指示，反而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东渡，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

　　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过程中，虽然西路军与中央保持着联系，他们的计划和行动也及时报告中央，但是我们看到中央的重要指示却始终难以得到落实，西路军的重大行动往往是在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后才报告中央批准的，中央从大局出发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或认可。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是西路军形成、西退及在河西转战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央则处于从属地位。

　　因而我们认为如果不从这些现实情况出发，只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经中央和军委命名的，而不加以必要的说明，就会使人误认为是中央和军委的决策错误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这样就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转移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而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是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西路军有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转战期间歼敌二万余人，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打得是消耗战，而不是歼灭战。别的不说，就是这种战略战术也会把深入外线作战缺乏后方供给的西路军推向绝境，因为这是一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是必败无疑的。尽管由于河西的敌情、民情、地形的限制，西路军打歼灭战确实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要对作战指挥上的失误负主要责任。因为如果根本打不成歼灭战，又难以获得外力援助，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向中央要求离开河西，返回河东，但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始终不愿意离开河西，反而多次要求河东出兵援助。

　　注释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但强调终因敌众我寡，才导致西路军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其意向是明显的。这也就正好呼应了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及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的申明。[464]

　　我们前文已经说过，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正规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从兵力对比上看，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一点五，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二点四。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和民团)总兵力的对比约是一比六，因为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远逊于其正规军，因而将马家军民团与马家军的正规军同等看待，由此说明西路军处于绝对劣势是不确切的。

　　我们承认敌众我寡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要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众我寡则不免失之于偏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就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术上的优势，依靠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的。如果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众我寡，实际上就是回避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西路军战略战术的错误，也就难以解释西路军领导人因何先后三次放弃返回河东的机会，宁要河东红军援助而不愿意离开河西的真正原因。

　　因而我们认为注释中突出的敌众我寡，不管注释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掩盖了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从而起到解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的效果。如果再结合注释中西路军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命名的介绍，无疑隐含着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承担的意思。而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九一年版关于西路军注释的分析，我们看到注释中明确注明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军委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指示西渡黄河的，西路军是经过中央及军委命名的，西路军是因为孤军奋战，敌众我寡而失败的，这样就给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把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问题上的责任转移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通过《毛泽东选集》中关于西路军注释的修改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版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指出了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责任，当时处于党和军队团结的考虑，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一部分高级干部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责任。而第二版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指明了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军委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指示而西渡黄河的，又是中央及军委命名西路军的，而没有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情况作出必要的说明，这样就会使人得出是由于中央及军委的错误决策才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中央及军委应对西路军失败负责的结论。

　　通过对两个版本中的西路军注释的比较，我们看到在第二版与第一版的明显不同是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脱了钩，说西路军是因为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而西渡黄河的，又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而西退的。

　　这里的关健问题是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有没有影响?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没有影响，当然就应该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如果有影响，而且是主要的影响，那么就不能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通过前面我们对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在形成、西退直至失败过程中，在张国焘离开河东前，是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形成及西退产生主要影响。在张国焘离开河东后，是通过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产生间接的影响。因而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有着主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是没有现实依据的。

　　我们认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关于西路军注释的修改，虽然为恢复历史真象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失败问题上则回避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样固然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但是却从理论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牺牲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犯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在政治上粗暴地推翻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开了在党史和军史领域的“戏说”之风，使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和权威性遭到重大挑战，客观上为敌对力量提供了妖魔化党史和军史的工具，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而是幼稚的。

　　对党史和军史上早已形成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进行修改，就应该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以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视角，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之间的斗争状况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后，写出调查报告，在党的会议上，以中央名义作出决定。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却不是这样，而是由李先念组织了几个人查了一些档案文献资料，写了一个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明》，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以存档的方式修改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因而是草率的。

　　1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问题上指导方针的比较及由此产生的启示。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批评的文献资料。

　　我们首先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批评的几份电报。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面是穷十八站，至少暂时不能西进。‘二马’因未受严重打击，十分猖獗，数日前袭击指挥部，幸损失不大。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465]

　　二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委委员会：

　　(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

　　(二)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意停止“二马”向你们的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你们有一次缴获敌人二百余枪，这样的胜仗多打几个，则情况便起大的变化，此外不能有任何别的方针。中央苏区突围如果不能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便不能达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新局面的目的。

　　(三)作战行动时注意，集中兵力包围消灭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对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

　　(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

　　(五)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466]

　　三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一)中央对西路军全体同志奋斗的精神，深表嘉许，对目前西路军所处的危险境地表示深切同情。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并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你们要)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

　　(二)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三)、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情况。

　　(四)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对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过去的一切指示与方法，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及(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467]

　　三月十七日，中央及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468]

　　我们再来看皖南事变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批评的一封电报。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名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后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粮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白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469]

　　(2)从历史的角度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违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终遭近乎全军覆没悲剧的比较性分析。

　　西路军失败和皖南事变是我们党和军队历史上损失最惨痛的两个事件。西路军二万多人，最后只剩下四百多人到达新疆，而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在皖南事变后只有一千余人突出重围。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都落得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给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们看到，这两个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

　　①  都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造成的结果。西路军的失败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而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败是因为项英没有克服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的结果。

　　②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均是违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而造成的失败。

　　我们看到，西路军西退后，中央曾经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外力，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可是中央的这些重要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执行。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新四军是不可能到国统区去发展根据地的。新四军地处皖南，北面是长江，东、南、西三面处于国民党三战区的重兵包围之中，不仅没有发展余地，而且非常危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皖南新四军北移，不仅在政治上使我们党获得主动，而且在军事上也极早脱离危险，到敌后去获得发展的空间，壮大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因而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并要求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在北移过程中要提高警惕，作好自卫的准备。我们遗憾地看到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却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

　　③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失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发出措词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工作的弱点，要求他们执行中央指示，改正缺点，克服困难，树立信心。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④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没有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区域，脱离了当时对日斗争的前线。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一味西退，消极对待中央的东进方针，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却消极对待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一味呆在皖南，意图向南发展。

　　⑤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缺乏对时局演化和发展的清醒认识，缺乏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缺乏敏锐的判断能力，缺乏在关健时刻采取果断措施的魄力和胆略。

　　西路军领导人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始终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高台陷落前是轻敌，高台陷落后是自信心动摇。面对马家军的围攻和堵截，西路军领导人缺乏东进返回河东的决心和信心，这里虽然有西退路线的影响，但是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和敌我力量对比始终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才多次失去返回河东的机会。

　　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对新四军在皖南处于国民党三战区的包围之中，没有发展空间，随时有可能被消灭的风险认识不足，因而没有果断采取措施象中央要求的那样极早离开皖南，同时在转移过程中作好自卫反击的准备，而是犹豫迟疑，一再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寻求帮助。我们试想，中央除了作出原则性的指示外，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⑥  在危急关头，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均采取了离队的方式，从而使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指挥遇到很大困难，难以保存下较多的有生力量。

　　西路军失败之际，石窝分兵时尚有三千余人，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离开了西路军，结果西路军右支队和第三支队被敌人搞垮，最后只有左支队四百余人历尽千难万险才到达了新疆。在皖南事变期间，皖南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一度私自离开部队，这样就给军部的指挥带来很大困难，[470]后来虽然他们又返回，但是突围的良机却已经失去，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包围下除千余人突围外，最终近乎覆没。

　　⑦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但是却最终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由于对时局和战局发展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他们在尚有实力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摆脱危局，最终造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⑧  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处于危难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不顾我党的根本利益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而是冷静、沉着地处理问题，在不损害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手段来救援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

　　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尽管中央焦急万分，但是也没有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贸然出兵河西，而是在维护我党在河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援助西路军。在皖南新四军处于危难之际，我党尽管一度想采取政治军事上大反攻，但是在权衡利弊后，最终采取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方针。

　　我们知道，西路军的失败和皖南事变是在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日战争中期发生的两次悲剧性事件。这两次事件在不少方面具有一致性。因而通过对这两个事件的研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汲取沉痛的教训，以作为今后的鉴戒。

　　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又在全党得以确立，但是又为什么发生了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那样悲剧性的损失呢?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虽然在全党得以确立，但是尚未使全党从思想上理解和认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被全党真正接受，并见之于全党的实际行动。这两次失败是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分别在张国焘路线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没有认真领会并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背景下发生的。在失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发现了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存在的错误，认识到这些错误如果得不到纠正就会给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留下严重的后患，因而给他们发出措词严厉的电报，对他们给予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翻然悔悟，回到中央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刚刚形成，尚不具有现实的权威，还难以将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这两支部队的领导人又深受张国焘路线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张国焘曾经依靠实力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主张退却路线。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挟共产国际之威，宣传一切依靠国民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甚至拉了一个班底，到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去活动，想取代延安的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判了王明的主张，王明的组阁也没有成功，但是项英由于深受王明的影响，党中央的指示在皖南新四军中仍然难以得到贯彻执行。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指示是正确的，如果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能够正确贯彻执行这些指示，本来象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没有克服错误路线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也就难以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当时中央又难以对他们实施有效地领导，因而即使中央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可是我们却看到中央的指示仍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最终还是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他们的失败恰恰是因为违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指示的结果。

　　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加强全党的纪律性，保证党中央的指示能够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

　　我们看到，这两个悲剧性事件正是发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已经形成，但是自身的权威尚未在全党得以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虽然在中央予以确立，但又尚未获得全党的共识和认同的时候。当时正处于新旧路线的交替时期，张国焘路线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还没有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因而中央的指示也就难以得到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反而从大局计中央还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此中央即使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仍然无济于事，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在党的路线正确的前提下，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严肃党的纪律，是保证党中央的路线能够贯彻执行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成熟的重要标志表现在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和皖南事变前，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能够作出富有远见的指示;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和皖南事变期间，能够冷静、理智地处理这两个事件，没有出现损害我党根本利益的意气冲动。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和皖南事变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这些指示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也是富有远见的。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却没有执行这些指示，最终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后来的失败也就从反面证明中央发出的这些指示是英明和富有远见的。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和皖南事变发生后，尽管损失是惨重的，也是令人痛心的，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建议要报仇泄恨，和国民党拚命干一下，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没有意气用事，主观冲动，而是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立足于维护我党的根本利益，没有和国民党在政治上进行决裂，主动进攻国民党军队。历史已经证明中央的决策是理智的，是从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态势出发，经过冷静思考后的审慎决策，因而是正确的。

　　正是由于中央在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因而尽管这两个事件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却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势头，反而通过这两个事件的处理，汲取了这两个事件的沉痛教训，进一步提高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就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就由此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壮大，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个独挡一面的负责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必须要以中央的正确路线为指导，给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

　　要有依靠自我力量来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要把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以此来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布置一切工作。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发展及形势的变化，对本战略区的战局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就要求负责一个战略区域的高级指挥员，不但要有准确判断形势发展变化的预见力，而且还要有在对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判断后进行果断决策的能力，还要有将这种决策付诸于实际行动的胆略和魄力。

　　我们看到，中央对西路军的作战及其他行动也仅是进行原则性的指示，至于具体的作战和行动路线要由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来解决，对皖南新四军也是这样。不论是西路军领导人还是皖南新四军领导人，他们都没有对当时面临的危局作出准确的判断，而是存在幻想，抱有侥幸心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脱离险境，同时对中央作出的原则性指示置若罔闻，没有创造性地化为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行动，终遭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这是令人痛心的。

　　建立一个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持有力的领导班子，培养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落实的重要保证。

　　我们看到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在发展方向上存在着失误，一个主张向西，一个主张向南。尽管当时我党与甘、青二马没有建立统一战线，向河西进军，打通国际联系，奠定抗日后方，也倒没有什么妨碍，但是在这个区域已经证明难以生存下去的时候，仍然不愿离开这个地区，则是错误的。新四军在皖南的根据地处于国民党三战区的包围之中，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共产党摩擦再起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消灭掉，况且皖南北面是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是国统区，在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是不可能向国统区发展去建立根据地的，因而留在皖南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领导机关措施得力，指挥有方，保持清醒头脑，象西路军和皖南新西军这样的惨重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并不是说不受损失，损失当然会有，有时甚至还是巨大的，但是象这样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则是会避免的。由此我们认为，即使是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得以确立以后，必须还要有一个能够贯彻这个路线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是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组织保证。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还表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能不能贯彻执行下去关健在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能不能选配得力领导干部，是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贯彻下去的关健。因而一方面中央要培养这样的干部，另一方面也要求现职领导干部能够正确理解并自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及时贯彻执行，干部的调动是必要的。因而将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富有工作经验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正确理解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是革命事业长盛不衰的重要保证。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如何将中央的指示与发挥地方指挥员的积极性做到有机的统一。我们看到，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关健是身负重要战略任务的指挥员没有能够贯彻落实。尽管这个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没有作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有机统一，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负一个战略区的高级指挥员，要有全局观念，要从全局的角度来审视本战略区的发展规划，制定适合本战略区的发展计划，要理解中央是从中国革命的全局来谋划问题的，因而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当然中央在从全局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要顾及到局部利益。

　　在西路军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对中央耿耿于怀，就是没有从全局上考虑问题，当时我们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而河东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要比河西严峻得多，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从大局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不可能置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不计后果地去援助西路军的。皖南事变后，尽管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残遭国民党军队围歼，我党向国民党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作好应付国民党对我党发动进攻的全面准备，但是从我们党的根本利益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没有主动和国民党进行破裂，从军事上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应该认识到，鉴于当时国共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他们一旦遭遇危险，从军事上来说我党尚无力通过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方式来对他们给予实质性的军事帮助。如果他们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来布置工作，就要主动得多。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也能够从容应对。可是我们却看到他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即使发生了西路军失败和皖南事变这两次巨大的损失，也没有阻遏住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现在有一些人，一反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的责任，将西路军失败和皖南事变的责任推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就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领导能力和路线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既然这样，那又如何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呢?那岂不是说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领袖在一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居然取得了革命的辉煌胜利?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十一、对几位历史当事人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接见西路军左支队指挥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据程世才回忆：

　　今天早上我们得到了通知，主席接见我们并要请我们吃饭。

　　主席一一和我们握手，并连连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

　　主席把我们让进办公室坐下，亲手打开一铁筒香烟，让我们吸，并且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了晚饭。饭后，主席点着一支香烟，和我们谈起了西路军。

　　主席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评点：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前面通过对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考证中知道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看到在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后，现在的不少西路军研究者在对西路军问题进行分析时，往往是罗列了一大堆原因，却找不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也就无法揭示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真相。有的即使“找到”了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却无法结合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就使西路军的研究进入了迷途，难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惧怕日本帝国主义。[评点：中央的正确路线是东进路线，而张国焘却主张西退路线。西退的原因是由于对战胜国民党反动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信心不足造成的。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以获得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评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有没有档案文献依据呢?我们看到张国焘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在红九军和红五军渡河问题上，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可以印证毛泽东的这个说法。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中明确说明不击破南敌，无法进行宁夏战役，因而要求红四方面军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红九军却开始了渡河。在红九军已经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改变决定，同意了红九军渡河。而后要求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红四军、红五军、红三十一军)协力击破南敌，可是随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红五军未经中央同意便过了河。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反对，也由于国民党南敌推进迅速，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被堵在河东，没有来得及过河。在西退问题上，张国焘率先为西路军西退开了“闸门”，在西退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综合各种情况才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和向西退却问题上，虽然张国焘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显然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责任。毛泽东在这里仅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而没有提及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是经过斟酌了的。这是处于党内斗争的策略考虑，为了维护党内和军内团结的需要。]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评点：这里再一次点明了张国焘路线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主席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拚杀。[评点：这里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及其路线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既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评点：西路军的失败从正面证明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从反面证明了中央路线的正确。在研究西路军问题时，有人总想回避路线斗争，其实回避了这个问题，好些问题就解释不清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就那么无原则地斗来斗去，谁是谁非，难以分晓，整个历程，杂乱无章。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斗争说就会乘虚而入，成为西路军研究中的主旋律。]

　　主席还鼓励我们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作不到的。[评点：对左支队指挥员的斗争意志作了充分肯定，并将这种斗争意志升华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其他军队不同的主要标志之一。]

　　主席了如指掌地和我们谈起了西征，他说，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评点：再次指出张国焘路线是造成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评点：这里指出了西路军面临的敌情、民情、地形等不利情况，这是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既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观原因，又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毫无疑问，西路军失败的主观原因是主要的，这就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既抓住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顾及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因素。]

　　主席又向我们介绍了全国面临的新的革命高潮。最后，主席站起来，踱了几步，把一只手稳重地放在桌子上，亲切地望着我们说：

　　“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评点：这里毛泽东不仅没有责备批评西路军指战员，而是鼓励他们吸取教训，充满信心，继续奋斗，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这显示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远大目光和非凡气魄。][471]

　　(2)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毛泽东在接见从新疆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左支队指挥员的谈话时，主要讲了以下四点意见：一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二是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三是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四是鼓励西路军指战员吸取教训，继续奋斗，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毛泽东关于西路军的谈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前面根据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通过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转战河西直至失败的考察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张国焘也确实对西路军失败负有首要责任。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既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又谈到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因素，在重点批评张国焘的同时，又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最后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途。这些话针锋相对，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见解深刻，言简意赅，逻辑严密，就是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余音在耳，绕梁不绝。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只是重点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问题。这当然是处于党和军队团结的考虑。为了同一目的，我们看到在一九五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在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毛泽东也作了同样的处理，这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因为只有讲求策略，化解矛盾，立意高远，着眼未来，才便于维护全党统一的大局，将全党全军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看到延安会议虽然批判了张国焘，但是也并没有把张国焘这个人怎么样，以致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要是张国焘不跑的话，也要让他作中央政治局委员。[472]后来毛泽东又指示说“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473]直到文革期间毛泽东还亲自提名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李德生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474]

　　程世才是这次谈话的亲历者。后来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后，在编辑西路军文献《悲壮的征程》时，当编者问起程世才对毛泽东这个谈话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段文字应该如何处理时，在当时的氛围下，程世才是不便于说出要保留这段话的，但是由于程世才不仅亲历了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的整个过程，而且对张国焘路线给西路军造成的影响有着切身感受，这段话又是他亲耳听毛泽东讲到的，因而他也不愿意违心地说出要将这段文字去掉的话，只好顺水推舟地说：“这段话你们看着处理吧。”[475]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我们看下面陈云关于西路军问题的三次谈话。(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一月)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评点：陈云不回避尖锐复杂问题，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关健是如何弄清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呢?如果西路军问题，确实是一个“冤案”，当然应该平反，恢复名誉。陈云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呢?在南敌猖狂进攻的情况下，中央指示只有击破南敌才能进行宁夏战役，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红九军却过了河。有人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命令红九军渡河，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九军渡河的电报当作中央要红九军渡河的命令，这符合事实吗?红五军又是如何渡河的呢?是中央同意的吗?中央多次重申只有击破南敌才能执行宁夏战役，可是不仅红九军、红五军过了河，随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还提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不过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强烈反对，也由于南敌推进迅速，才致使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没有来得及西渡而已。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陈云查没查当时的档案文献资料呢?还是凭自己的印象想当然地冲口而出呢?要知道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陈云虽然没有在国内，但是当时中央可是把这些事报告了共产国际的。陈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难道忘记了中央十月三十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了吗?在西路军这样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上，从党史和军史的严肃性出发，能如此轻率地做出结论吗?作为一个资格很老的领导人，地位之高，声望之重，说出话来可谓一言九鼎，重如泰山，是否想到这会导致党史和军史的修改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此随意，一旦出现偏差，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指朱玉用“竹郁”笔名撰写的一篇短文《“西路军”疑》。—引者注)，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评点：陈云又一次肯定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指示西退的，这就先为西路军定了性。至于陈云说他“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这没有错。可是问题在于自己亲眼看见了这些武器装备，西路军就一定能够拿到手吗?当年陈云到了苏联边境，却在此停留了四个多月，直到西路军失败后，才奉命到达猩猩峡迎接西路军余部。难道还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吗?由此看来陈云对苏联提供的援助仍然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没有认识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而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对西路军的失败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评点：以前的西路军问题还不够“清楚”吗?要把西路军问题“搞清楚”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要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吗?不知陈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知道不知道过去在党史和军史研究中回避西路军问题的真正原因?如果要研究西路军问题就要开放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就要涉及到西路军领导人及一批高级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张国焘叛逃了，在西路军研究中涉及到他的错误可以没有顾忌地指出来，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及一批高级干部则是当时党政军领导岗位上的骨干力量，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转战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况且西路军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张国焘又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清算历史旧帐，显然不利于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因而在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对西路军的注释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仅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而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这样也就不便于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最终也是经过中央同意的。这就是陈云“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的一个重要背景。]”谈话中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指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中央和西路军的一些电报。—编者注)我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评点：这表明在修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在陈云和李先念之间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就看邓小平的态度了。只要他同意，这个问题也就确定了。]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评点：这就把西路军西退打通国际路线与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一支部队打通新疆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论证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指示而不是奉张国焘命令西退的，以便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当然，两者不是不可以进行比较，问题是仅看到了他们的相似点，而忽视了他们本质性的差异。毛泽东讲得打通新疆联系，是指在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的基础上，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讲得西退是指红军主力的西退(这可以从他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和以后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方面反映出来)，这是一回事吗?毛泽东要求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而西路军领导人却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能一样吗?如此等等。]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评点：张国焘路线仅仅是另立“中央”吗?陈云在延安是当过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他应该知道在中央文献中指出的张国焘路线的两大内容：一是退却路线(包括南下和西退)，一是军阀主义。而另立“中央”不过是张国焘军阀主义发展的高峰，也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一个极端表现而已，还远远不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我们前文对此有过考证。这里我们看到陈云的说法与中央文献中对张国焘路线的界定出现了不合。]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评点：西路军失败肯定有主要原因，对主要原因的揭示与评析，可以确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陈云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造成的，也就是说“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就避开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影响，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那么，是谁“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呢，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呢?陈云没有明确指出来。但是我们从前文陈云认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来看，显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了西路军的西渡和西退，这样从逻辑上来推测显然也就主要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造成的。这样也就彻底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脱了钩，从而减轻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476]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我们通过以上的评点可以看到，陈云的三次谈话主要阐明了四个问题：一是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二是说西路军是因为执行党中央宁夏战役计划而西渡的;三是西路军是为了打通国际联系而西退的;四是西路军失败主要是由于对当地民族情绪和马家军估计不足造成的。

　　由以上我们的评点可以看到，作为一位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虽然在西路军问题上以当事人自居，但是他却对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没有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没有认识到导致西路军形成、西退、转战直至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也就不会认识到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严重影响。

　　他只看到西路军西退与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讲的打通苏联联系的相似性，而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他仅看到西路军西退和张国焘南下的不同点，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本质上却具有相似性。因而导致他在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重大偏差。

　　他虽然亲眼看到了停留在苏联边境上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对苏联援助的认识停留在感性阶段。他没有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的宏观视野中，没有从苏联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来决定其外交政策的要求中来看待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因而也就难以对苏联援助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即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样也就难以认识到西路军领导人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的风险性，以及由此对西路军失败造成的严重影响。

　　陈云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这样就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形成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错误的结论。这样就不仅排除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而且也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失误。这种判断难以获得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支持和印证。

　　我们看到，陈云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表态是轻率的，他用自己主观的理解，取代了对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过程中的复杂分析，将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这也违背了他一贯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原则。

　　我们看到在陈云的支持下，李先念写了一个西路军问题的说明材料，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477]这样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三位最有实力的领导人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这也就注定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最终被修正的命运。

　　3、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由于我们在前面论述的时候对张国焘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回忆在引用的同时，已经作了分析和说明，因而我们在这里就略去了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不过，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后来张国焘叛党了，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无中生有地作了大量攻击，但是在西路军问题上他表示承担责任，并没有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4、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在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一)首先说明：四方面军经过长期战斗，番民生活，草地行军，又战又行至于河边。[评点：对，四方面军是经过南下折兵过半，三过雪山草地，在艰难的情况下仓促西渡后踏上西征之路的。]自西路军成立之后，从渡河(1936年10月29日)之日起，直到祁连山战斗(1937年3月13日)分散止，以不满八千之战斗部队(渡河全人数为二万一千三百人)与优势顽强之骑兵近万、步兵两万之回敌，连续血战共近五个月，战斗不知若干次，战斗之烈为四方面军十年来所未见。[评点：这里陈昌浩说西路军战斗部队的人数不准确，要按战斗部队占西路军人数的百分之六十来计算，西路军战斗部队应为一万三千余人。我们从陈昌浩的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马家军正规军也不是以骑兵为主，有些人说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陈昌浩说西路军战斗之烈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所未见的，则符合实际情况。]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旗帜，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评点：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战斗精神的肯定是必要的，但要说西路军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行动，则与历史事实存在出入。]前后直接战死者约万人，抛弃遭受敌戮者几千人，被敌俘去者几千人，存留在新疆者六百人，散留民间者两三千人，逃回者几百人，敌俘由西安解送回家者千余人。枪支损失者六七千，干部已死伤知者一部，未知者不知其数。[评点：这个数字并不准确，现在已经基本上把这些数字搞清楚了。]西路军这一根本失败，不但四方面军力量丧失过半，而影响到全国红军主力亦为惊且大矣。[评点：陈昌浩的痛心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竟是西路军的第一责任人，对西路军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我不敢以“胜败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愿以“兵败之辱”而自弃自馁。[评点：应该这样。]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失败的惨痛中研究其经验，考获其得失，学习这一教训，历举其中错误献之我党以教育红军与党的同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评点：在检查报告中他也基本上做到了。]吾不必由上述报告中再提出通盘结算，只说到西路军失败原因与教训：

　　从客观原因研究起来：

　　1、马步芳、马步青曾得少数民族之回军，然割据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势之优越，剥削之奇迹与顽强野蛮之回民之团结，怀历史上汉族统治者杀戮之痛，挟十年来“剿赤”、“防共”，尤其对“打通国际”呓语之毒，其对我共产党与红军视为深仇大敌，特别是我们侵入其地盘无异于推翻其统治，其必然团结一切民族的、政权的、军事的及社会的各种“反共”力量以对我，实为意中之事，所以“二马”在日本军国主义、亲日派以至蒋介石策动与援助之下，积极蛮横与我拚战到底毫不为怪。[评点：地盘是军阀的命根子，只要是在他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必然会招致他们的拚命反抗，任何军阀都一样。二马不过独处西北，更有其特殊性罢了。不过，问题是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程世才曾批评无原则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就是指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

　　2、不能实现停战与统一战线之客观性。回民为少数民族，甘北为其生命源泉，敌在地利、社会诸条件均对我不利，当时我们正为倡“和平统一”、“救亡抗日”，已经宣布不得已之自卫战。对回族则力言不侵犯其利益，联回以抗日，然而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是向他侵犯，是背弃和平，是背约争进，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评点：和是建立在能战基础上的，如果不给敌人以根本性打击，是难以和敌人握手言和的，当时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3、“二马”兵力之强大，及在甘北地区作战之优越条件：“二马”骑兵在中国一般范围来说并不算很多，也不算最强，然而他以割据之势、自强之策，在战胜孙殿英之后，扩充实力与不遗余力，其意不只在对付我们，还想在“保持地盘”意志之下，借以对付中央，防范新、蒙。其力之足，的确出乎我们意外。渡河前之任何战斗，然最甚者，还是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活动。攻守“借此以自卫”。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其轻装，其作战力，其运动之速，其地形之熟，其人物、资源之不竭，其弹药粮草之有备，战术上长于运动战，长于奇袭，长于封锁，亦利于防守，民族之团结，民气之野悍，刚刚是甘北地区作战之所必须，故“二马”兵力在数量与技术上有其特点，其在甘北地区作战有其优越条件。[评点：敌人骑兵的机动性与河西的地形、村落及经济条件确实有其特殊性，对我不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就必须进行战略战术的创新，研究打骑兵的战术要领。]

　　4、我军在甘北地区与二马作战之客观困难条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作战;以我军之实力，人多兵少，枪少弹缺，饥渴疲乏，行动迟缓，无补充，无后方)与特长(长于游击战游击集团之围，声东击西，轻装速行，少以行牵制，多以行突击，秘密企图，且战且息……)，不能在此取得优势，加之远离主力，无任何之策应，无任何之接济。胜则两伤，败则独败，溃敌虽易，灭之诚难，既不能缴械于战场，又不能补充于当地，故遭遇此强大野蛮之敌而且处于劣势者甚多，这些客观原因在失败教训中是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值得研究之价值的，以上是客观原因。[评点：这些客观困难是现实的，也是严峻的。这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对此作出审慎评估，西路军到底能否在河西生存下去，能否歼灭敌人，否则必须及早离开河西。我们要问的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匆忙西渡，执意西退的情况下，处此困境却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东返的机会，而不肯离开河西呢?而且在西路军已经拉走红军三分之一力量的情况下，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河西进军呢?这是为什么呢?]

　　(二)主观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以客观原因来完全了解说明失败的整个根由与现象，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基于主观上的严重错误，上述各章已详言之，此地亦必概略。[评点：对，陈昌浩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他在这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总述主观根源如下：

　　1、从主观错误的历史根源与政治上的估计说起，正如中央反国焘路线决议所提出“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评点：陈昌浩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吗?]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是很严重的，反映到红四方面军的各种结构与生活中。而我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表示过反对国焘的军事退却计划，然而主要是我自己在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计上，敌我力量的判断上，由是而联系到在苏维埃运动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动向及前途上，产生了与国焘路线不谋而合的(而不是完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评点：陈昌浩正视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对民族统一战线信仰不足，估计当时在河右岸打不出什么结果，因此渡河时期前后不能继续反对国焘退却路线，不能□□□完全执行中央与军委的指示(如宁夏战役计划，如渡河后率两个军东返……)，不能拒绝国焘所指示的带三个军渡河的行动，客观上还是受着国焘路线的支配，分开红军主力，实行渡河，不坚持不坚决迅速向中卫出动，不及时或再渡过河岸来，不坚持西安事变后向东行动的意见，对和平表示失望，对红军主力希图退过河西等等。[评点：陈昌浩是在用史实来说明自己主要在渡河期间执行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他的这些话基本上可以获得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我的军阀主义表现，说军委分散四方面军主力，把西路军受到损失的罪过加到军委身上，对中央的军委的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以及自己在领导中多少还有些过去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充分说明我本身之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我主观上的第一个政治上的错误。[评点：军阀主义是张国焘路线的又一内容。陈昌浩对军委的指责可以从我们前文引用的电报中看到。陈昌浩在这里根据张国焘路线的两大特点运用西路军的相关史实来说明自己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2、战略上的错误：从上述之政治观点的错误出发，加上对战斗环境之诸多不正确估计，就必然得出这样战略上的严重错误，[评点：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与政治上的错误联系起来，揭示了战略战术错误产生的根源。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对所犯的错误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并从根本上得以纠正。]主要表现在：

　　(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先头部队与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集中向中卫方面前进，靠近主力随时东渡，来呼应与团聚河东岸主力，以便主要战胜与打击当时河右岸之蒋介石部队，更有利的施行停战抗日与促进民族统一战线之局面，以致丧失时机而不能不单独西进。[评点：陈昌浩在这里指出了西路军未能在西渡后集中兵力乘机击敌和向中卫前进策应河东主力以便随时东渡，从陈昌浩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河西部队东渡是有可能性的。问题在于他们违背中央执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令红九军、红五军过了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再让河西部队返回河东呢?尤其这样还不如不渡河嘛。因而我们认为这并非他们主观上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其中奥秘即使在检查中也是不便于明言的。]西进在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不西进。[评点：问题是当时果真丧失东进的时机了吗?如果认识到西退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还会西退吗?西退的动机和依据是什么呢?当时对西退的困难及风险有足够的估计吗?从后来披露出来的西路军领导人轻视马家军的史实，以及西路军领导人主动要求西退的电文来看，显然他们要求西退有着更深层的动因。]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评点：问题不在于重要不重要，而是能不能把它拿下来。如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即使再重要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认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评点：这里具有为西退辩解的成分。中央是“指令”西路军西退的吗?中央最终同意西路军西退的原因极为复杂，作为拥有决定权的西路军第一负责人，他应该知道当时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西退方面的分歧及相关情况，可是他在这里用中央的指令和要求来为西路军西退进行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由于西路军要在二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因而二马对西路军的诋毁是必然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二马的政治攻击就认为西退是正确的呀!]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评点：问题是没有成功，而且失败了，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就该反思了。西路军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在这种失败中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评点：也就是说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获得生存，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这不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吗?可惜陈昌浩领悟的太迟了。]如果正确估计到甘北敌情、地形及战局内容与战略要素，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某种战略任务，何况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或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激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唯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评点：陈昌浩坦率承认了当时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不消灭敌人是不能完成打通远方任务的。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在对马家军作战中采取一种避战态度，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不愿意与马家军决战，担心损耗实力而完不成西退任务。这样他们就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了，因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缺乏自信心，没有把中心放在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上的批评，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

　　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评点：可惜此时才认识这一点，当时中央反复告诫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怎么就听不进去呢?看来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战场上的胜负最有说服力。]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尤其是这一观念中深到五军指战员中，而消弱了他们备战的意志和行动，成为五军失败主因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评点：是啊，认识的错误导致战术的错误。特别是中央反复提醒的情况下，仍然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是深刻的。]

　　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击退敌人如何能够取得东西到手呢?这一教训是值得注意。[评点：对，消灭敌人是中心任务。]

　　(3)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确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评点：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并传授了歼灭战的作战要领，而且要求只要是打两团以上之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亲临现场指导，在另一封电报中指示只要粮房不缺，把西路军一万八千人集中到方圆四五十里的范围内，齐打齐进，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就是听不进去，难以执行。]一条山时未多集兵击敌;甘、红、古浪时集兵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评点：这些作战失利的行动，我们在前面大多分析过。]“分兵”恶果，使攻时不能实行包围，守时失败消耗，行时被敌袭击，驻时单纯防御。[评点：这是沉痛的教训啊。]不错，在大量敌骑进攻之下，是不易作完全脱离阵地之运动战。但这不是说在永昌时期以及前时期没有依据部分阵地战来实行集兵包围与歼敌一部之运动战之机会。[评点：这里承认了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不错，甘北地形限制，不便于大兵集行一处，但这不是绝对不可以一时“挤住”甚至一部偶然露宿，来集兵迅速打敌，因为迅速打退敌人，正好解决粮房之困。[评点：这里承认了齐打齐进是可以施行的。]不错，在甘州守×时期我们虽然实行“齐打齐进齐守”但亦无结果，这并不是此战略战术之失败，而刚刚是未在高台未失败前行此战术战略致实力亏损，后行此策亦不可能。[评点：高台陷落，西路军二千八百余名守军近乎覆没，这个时候由于兵力的损失，西路军在实行齐打齐进，进行歼灭战作战已经非常困难。]不错，我们在高台失败以后，也迫于作消耗战，这并不是在实行“齐打齐守”政策之后，也不在于消耗战，而刚刚是我们在高台失败之前未能行此战策，至实力大减，而后亦不得不行消耗之故。[评点：可惜当时没有认识到，要不然怎么会在西洞堡战斗后放弃东进，折转西退呢?]最后是说在敌骑紧迫之下，实行□□运动，无论行进攻防都是不利的。这一失策，是我们最痛苦之经验。[评点：对，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

　　(4)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评点：不能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进攻之下，必然导致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在作战上处于被动地位。]而单纯防御结果，不能不使我们与敌人拼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处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其祸。[评点：这样我们就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作战的一条逻辑线索，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不消灭敌人是难以完成打通远方任务的，因而为保存实力计在获得苏联援助前避免和马家军作战，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和马家军进行决战，这样不仅胜算较大，而且可以减少伤亡。从西渡后直至高台陷落前，西路军领导人就没有主动集中兵力，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就不得不以所抢占的要点为依托，凭险固守，而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从景泰一条山，平大古凉战役期间，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期间，皆是如此。高台以前，在西路军有兵力进行歼灭作战的时候，而没有打成歼灭战，这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而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由于兵力损失，即使想打歼灭战也已经很困难了。可惜当时陈昌浩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何必放弃东返，重返倪家营子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作的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可惜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做到这一点。]

　　(5)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情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评点：这时才认识到这一点，可惜太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处于避战的考虑，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和马家军进行作战。如果真要树立不依靠外力，依靠自我力量进行歼灭敌人的信心，决心打歼灭战，是不会去一味抢占要点的。甚至抢占了要点，为了集中兵力来歼灭敌人，根据作战的需要还会予以放弃。]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机会(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评点：陈昌浩这才认识到消灭敌人与抢占地盘之间的关系。在作战过程中，消灭敌人是中心问题。当年毛泽东在指挥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时候就是一切围绕如何消灭敌人，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为了创造战机，不惜打破坛坛罐罐，将敌人放进根据地来，运用灵活的战术，最终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因而以消灭敌人为原则，就必须打歼灭战，要打歼灭战，就必须集中兵力，要集中兵力，就不能分兵抢占要点。当时西路军领导人身经百战，历经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斗争，长征中的千难万险，这些战术原则应该是清楚的，因而我们认为造成西路军分兵抢占要点的根源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了和马家军避免决战的方针。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为避免决战，就要分兵占领据点，以据点为依托，凭险据守，以此来抵抗马家军的攻击，可是这又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这种打法反映到作战指导思想上就是没有树立不要外力援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而是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西路军领导人这种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的危险性，因而反复告诫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还对西路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还对中央的批评不服，多次发电报进行申辩，直到西路军失败他们也没有接受中央的批评。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看来认识到了，可是徐向前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却又否定了，仍然对当年苏联的援助坚信不疑，为西路军没有及时到达安西接受援助懊悔不已。西路军与马家军在河西的作战态势，有点象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彭德怀指挥的陕北人民解放军与胡宗南的作战，不过正好反过来了。我们看到，在西路军的凌厉攻势下，马家军先后被迫放弃了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等据点，西路军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但是由于兵力分散，反而被马家军各个击破。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彭德怀指挥陕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了延安，向北退却，和胡宗南在陕北的崇山峻岭中周旋，先后通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最后粉碎了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这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在敌我力量对比十比一的绝对劣势下，通过内线作战取得的胜利，显示了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当然马家军指挥员的军事指挥艺术远远不能与此相比，这可以从在胡宗南的攻击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陕北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创造战机，是有计划地撤退，而马家军在西路军的攻击下或者望风而逃(比如永昌、山丹、临泽守军)，或者战败投降(比如土门、高台守军)中得到验证。在与西路军的作战中马家军之所以能够得逞，不过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处于避战的目的，分兵抢占据点，客观上为马家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已。那么，是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汲取了西路军在河西失败的教训才取得粉碎胡宗南对陕北重点进攻的胜利呢?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解放战争时期陕北人民解放军运用的战略战术我们可以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总结十年内战时期我党领导革命战争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看到。这篇著作完成于西安事变前，当时西路军尚未失败。这篇著作中阐明的战略战术主要是总结红一方面军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认识。]

　　(6)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估计不足，由于战略上之分兵与单纯防御，故自己实力大减而敌人更形猖獗，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能不产生我们之信心不足。[评点：这里分析了西路军领导人产生信心不足的原因。]中央军委指责此点，当时我们还表示难于接受，然而事实上是如此。[评点：陈昌浩这里说的是事实，这有当时的电报为证。]永昌以前我个人信心是相当(只是相当的有限的)充满的，因为没有这种信心决不得提议西进;既在西安事变以后，还是有信心的。如果没有这一信心是不能主张西进的;但是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评点：这种“信心”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轻敌冒进，因而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与此相比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没有西路军领导人那样乐观，因而才对西路军领导人要求西退迟迟没有表态同意，反而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在西路军西退后中央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依靠自我奋斗，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这里我们感到有疑问的是，既然“信心”动摇了，为什么在东进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而又重返倪家营子呢?由于陈昌浩的检查报告没有全文公布，我们尚难以知道真实的原因。]

　　(7)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评点：看来当时陈昌浩在西安事变后是主张东进的，而当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有人反对，陈昌浩最后妥协了。]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至于战术上之缺点已如前章详言之，此地不重复。[评点：对，这次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如果高台陷落后继续东进，则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骨干。可惜这些机会他们都主动放弃了。]

　　3、政治工作上的缺点

　　(1)在内部政治工作上，提高胜利信心不够，反倾向斗争中未能根本揭发四方面军历史错误与联系到反国焘路线的教育工作仍不能达到应有程度，致有个别干部投敌与逃走。[评点：在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呢?至于红五军十五师师长郭锡山在临泽期间投敌叛逃，不足为训。]对保障战术执行还不充分，特别是九军、五军。[评点：这里关健是西路军领导人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当然红九军、红五军在战术上也确实存在缺点。]对于我党的政治工作的领导上还是薄弱，训练干部做得不够，干部政策还保留一些缺乏有系统的教育与自我批评等高尚的传统。[评点：对，这与红四方面军的建军历史有一定关系。在红四方面军建军历史上没有产生红一方面军《古田会议决议》那样的文件，没有从建军思想上对这支部队予以根本的改造，当然这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实行家长制领导有关，因而中央才批评红四方面军有军阀主义作风。比如有一次陈昌浩在打电话时由于接电话的干部没有听出是陈昌浩的声音，说话不恭，惹恼了陈昌浩，陈昌浩骑上马，赶过去就是几鞭子。]组织工作还是缺乏计划性，督促检查与保障其实现仍属薄弱。分散时期，对分散部队之政治保障不力，这不能不使西路军政治工作仍是在过去基础上，而不能开辟应有的新的局面—统一战线。[评点：是这样。]

　　(2)统一战线上，还是不相信与“二马”成立统一战线的倾向，仍缺乏各种各样的耐心的统一战线工作。[评点：在日本侵略军没有进入河西的情况下，要想与二马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建立在战胜二马的基础上，使二马在与西路军作战中有所畏惧，形成西路军的威慑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战线就容易建立了，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如果在给二马以根本性的打击之前，想通过耐心的工作去建立统一战线是不现实的。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做统一战线工作，但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是统一战线做得着，更未能以下层统一战线推动上层统一路线，以上层统一路线影响下层统一战线。[评点：西路军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确实存在力度不够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力度够了，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在给二马以根本性打击之前，也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当然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这要说一说也是必要的。]

　　(3)在群众工作中，首先对广大群众的号召，与直接间接的满足其要求，发动其斗争，使之成为强大的反马力量与红军的兵备军，这一工作做得不充分。对于回民工作做得不够，甚至会有破坏汉、回群众利益的事实发生，对回民工作发动太迟，发动后，亦未更有力的有计划的来推动。[评点：中央曾经指出西路军的这些弱点，这直接关系到西路军能否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及时补充兵员问题。]

　　(三)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值得赞扬，西路军英勇牺牲，是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的。虽然西路军领导者犯了上述政治上、路线上主要的不能容许的严重错误，但西路军指战员，为了党中央及军委所给予的任务而坚决斗争，粉身碎首饥冻疲困，在最困难与从未遇过的困难条件及残酷万分的血战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灰心失望，没有投降困难，而且求战胜敌人完成任务，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干部极大死亡，战士宁死不辱，而表现极英勇的斗争。虽身遭失败，无论已回、未回者无不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求在自己错误中学习，求在抗日战线上努力，求始终为党的光荣旗帜，为十年胜利红军英勇历史而奋斗。[评点：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中央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的斗争精神。这有史实为证。]

　　西路军虽然根本上失败，但开始能毅然决然为党的任务前驱，在五个月血战中给了马敌以很大的打击，虽弹尽粮绝，亦令敌人寒胆，同时学习了与“二马”在甘北作战之经验，这对于当时(西安事变之前)固然是极有意义之行动，对于今后，如果“二马”不诚心抗日而终为日本傀儡，西路军行动还是有其意义的。[评点：似有些牵强。]

　　1、如果有这样不正确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以为西路军当时西进是无目的地，这是直接否认了中央军委的正确指令，与当时客观上之需要。[评点：这是说西路军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西进”的，这就没有反映当时的事实真相。]

　　2、以为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不“遵命东返”是表示反抗中央或继续退却路线，这是不知事实;[评点：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看，当时西路军虽然仍然倾向于西退，但在中央命令下，并没有拒绝东返。不过是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鉴于西路军仍然主张西退，中央才又取消了东返命令，同意了西路军继续西退。]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评点：这不合乎史实。既然是在中央绝对领导之下，为什么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令红九军、红五军西渡黄河呢?为什么未经中央批准就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西退的行动?为什么积极执行西退路线，而消极执行东进路线，还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保留东面回旋余地，不要向西边深入过远，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等重要指示?为什么在西路军失败的前夕，一面说和平不可靠，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在明显执行张国焘西退路线而违背中央东进路线的同时，还一面向中央申明“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而陈昌浩的检讨导致中央的不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3、以为西路军失败是毫无意义，这也不合事实，西路军是为党任务而斗争，指战员为命令而努力，这当不可否认的。[评点：谁的命令呢?不能因为要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而说西路军失败是有意义的嘛!]

　　然而西路军惨痛结果使得我们忍受与好好去研究，这中间必须反对这样的观点：(1)以为西路军失败而表示消极与对目前前途失望。殊不知西路军失败了，使得我们记忆，然而抗战局势开展，党的成就伟大，在今后努力学习与工作中还可以补偿过去的损失。(2)以为西路军失败，而表示不光荣与“赌气”，失败当然不只是不光荣，而且是罪过，然而共产党员，只能在今后学习与工作中来挽回自己的过失，不应该带少许的个人主义，来妨碍自己的努力。[评点：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四)总结说来，西路军根本上失败的原因虽然有些客观的条件，但是主要的是由于主观上政治的战略路线上的错误。[评点：这样就避开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究竟西路军以自己力量处在这样客观环境中，如果没有上述主观错误，能否根本上消灭“二马”或战胜“二马”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及接通远方的任务呢?我的结论是：

　　西路军能够不犯上述主观上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尔后或是乘胜西进占领安西，为接近远方或占据脚跟，创造一分(虽然是不大的)根据地取得与“二马”停战的条件，[评点：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不犯错误，第一种结局是可以在河西站稳脚跟，取得一块不大的根据地，与二马停战。]至于可以保存其基本力量(如向中卫出动，如西安事变后东返)，即令迫与续战，亦成延长抗战时日与保存自己基本战斗力量于最后，而不能致使西路军如现时之根本失败，[评点：第二种结局是西路军在西渡或西安事变后及时东返，可以保存基本力量。]但以西路军实力与处境，在“二马”之优势兵力，民族力量与各种特点的条件之下，不能根本消灭“二马”。根本消灭“二马”，推翻甘北以至西宁的统治，尚非西路军可胜任。[评点：中央认为依据西路军兵力是可以完全战胜二马的，而陈昌浩在这里重复了西路军失败时的观点：西路军不能单独战胜二马。在西路军能否战胜二马问题上陈昌浩与中央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这是否说，我仍然减轻主观上的错误，不承认西路军有根本消灭“二马”的可能呢?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否认客观现实。因为客观事实如此，西路军不犯主观错误，可以击返或停止“二马”之进攻，可以完成任务，但不能根本消灭“二马”，这刚刚是给予主观错误以正确估计。[评点：陈昌浩仍然不承认西路军能够消灭二马。]

　　这是否说，既不能根本消灭“二马”，又如何能完成一定任务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红军虽不能根本消灭蒋介石，但红军能够几次粉碎(或击退)其进攻，最后亦能保存基本力量达到今天实行抗战之任务。[评点：以当时红军与蒋介石的兵力对比来看，以当时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兵力对比来看，进行比较后，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比喻恰当吗?]西路军在击退或粉碎“二马”一次或二次进攻之后，以自己力量的补充可以完成接近远方之任务。而击退“二马”的进攻与根本消灭“二马”不同，根本战胜“二马”非西路军所胜任，即令援西军到达与西路军夹击“二马”，也只能做到粉碎其进攻。而根本消灭“二马”，亦非援西军胜任。[评点：如果援西军象西路军那样进行作战，自然不能胜任。至于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尚有待于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考证。]虽然西路军犯了这个政治上战略上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评点：这是在检讨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西路军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失败的。几十年后徐向前、李先念还要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而且居然取得了成功，终于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相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评点：光这样说不行，关健是立足于西路军斗争的史实，从中央正确路线与张国焘路线的分歧出发，通过详细考察后再作结论。这里实际上是将与中央保持联系，承认中央领导地位，与执行中央正确路线混为一谈了。]我到苏区后，我始终表现了我完全同意中央反国焘路线之正确。我总为我自己在西路军未成立之前主要是渡河之前，我是受到国焘路线支配的。但是，是开始过企图反对国焘退却机会主义军事策略与承认过去“分裂红军反对中央”之政治路线的错误(当然承认的不够)。在西路军时期，我也申明我完全同意中央正确路线，这证明我在甘南在西路军是走上了中央正确路线的，虽然中间还有不彻底的地方。[评点：陈昌浩认为自己在南下期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在甘南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在渡河时期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在西路军成立后在河西转战时期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这里和中央有分歧的是西路军向西退却后是否执行中央正确路线。那么，到底是陈昌浩的说法正确呢，还是中央的说法正确呢?我们前面通过分析已经做出了回答。]

　　甘北重要性与“二马”立场：甘北重要，特别是在今天时局中表现异常重要。在日本取得察、绥以后，甘北不只是抗战的后方，而且是中国内地与新、蒙、苏联之主要联络线，这地应绝对控制在抗战手中，而不容日本之侵犯。[评点：甘北再重要有中国腹地重要吗?陈昌浩这样说是不是还有点西退路线的痕迹呢?日本会舍弃中国繁华的内地而冒险出兵甘北吗?从历史上看日军没有到达甘北，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再发展到甘北。看来，陈昌浩对甘北地位的估计过高了。]但“二马”有其特性，有其野心，并有其历史上受日本、亲日派策动之事实，日本“回回国”之企图，现在正竭力求其实现。[评点：陈昌浩认为在日本的拉拢下二马有独立的可能。]“二马”在今日中国抗战地位中诚属重要。[评点：还是要结合当时的情况对二马的地位做出恰当的估计。][478]

　　(2)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我们看到陈昌浩在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从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及政治工作三个方面作了总结。应该说他的总结是系统和详细的，是第一个以当事人身份对西路军失败作了全面剖析的领导人。由于他是西路军的第一负责人，因而他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河西转战过程中领导人的动机、决策形成的具体情况及相关史实所作的阐述与分析，又是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因而就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但是作为当事人，对自己刚刚经过的事件进行反思总结，同时又有一些利益上的纠葛，自然也就难以避免认识上的局限，这也就影响到检查报告的客观与公正，影响到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科学阐释。这就要求研究者根据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艰苦的工作。

　　毫无疑问，陈昌浩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在红四方面军内不论从职权上还是从威信上，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领导人，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央派来的，是当年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与他的领导能力和贡献分不开的。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决策擅自南下的时候，陈昌浩最终还是置中央北上的命令于不顾，跟随张国焘南下。对于红四方面军南下损失和张国焘另立“中央”，陈昌浩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当然在中央单独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当有人请示是否追击时，陈昌浩听从了徐向前的劝告没有追击中央，还是应该肯定的。在后来张国焘北上问题上，陈昌浩也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但是我们从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以及在河西转战的历程来看，尽管西路军领导人是在承认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来行动的，他们的行动总是希望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陈昌浩也有苦干执行中央指示的表示，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从根本上来说西路军领导人则是把中央的指示束之高阁，以致于造成西路军的严重失败。

　　陈昌浩文武双全，确实具有干练果断的一面，但是在他性格的深处又有犹柔寡断的一面。当着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出现争执的时候，当着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出现分歧的时候，无论强调他性格的干练果断，还是犹柔寡断，都是片面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与红四方面军发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过去又出现过反对中央的南下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陈昌浩决策的主要因素。因而我们应该从这些史实出发，而不能单纯强调陈昌浩个人性格的因素，那样会离开唯物论，也难以揭示历史真相。

　　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承认渡河时期执行了张国焘路线，但是在甘南时期和西退后没有执行张国焘路线。

　　在甘南时期，当张国焘要求西渡时，陈昌浩表示反对，并且和张国焘发生了他们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弄得张国焘大哭一场。可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的支持下，通过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虽然一度改变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最终取消西渡，转而北上。这个时候陈昌浩确实是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他反对张国焘路线，并不证明他从思想上接受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从后来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及在河西转战过程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知道，从西路军西退直至河西转战的历程来看，陈昌浩显然深受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而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可是陈昌浩不仅在西路军转战期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在他写这个报告的时候仍然如此。这样他也就难以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虽然在陈昌浩的第二个检查报告中他承认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从检查的内容及文字的语气来看，显然是言不由衷的。由于前文对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已有较为详细的考证，因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西路军转战期间，在向西退却问题上，也并非陈昌浩一个人的责任。

　　在西渡后，中央就东返和西退征求西路军领导人意见时，陈昌浩没有一个人武断决定，而是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研究这件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多数人认为东进困难重重，应该西退，而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力主西退。西安事变后，中央要西路军东返时，陈昌浩还是倾向于执行中央命令的，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多数人认为东进难度更大，倾向于西退，而徐向前也是主张西退的。这时陈昌浩没有对西路军的处境作出正确判断，果断东返。

　　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陈昌浩是主张执行中央命令的，而徐向前则是反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力主西退，为此两人矛盾激化。据徐向前回忆这也是他们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显然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在河西如何生存呢?这里的问题在于在西路军获得苏联援助前，西路军领导人是不愿意与马家军进行决战的，因而在与马家军的决战上一直采取避战态度。这样为了保存西路军实力，就必须抢占据点，以据点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是处于外线作战主要依靠战场缴获得到补充的西路军所难以承受的，同时也是难以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进而消灭敌人的。而不消灭敌人又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这样我们看到只有改变了西路军的避战方针，才能建立根据地。

　　这里的症结在于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改变西路军早已确定的避战方针，做到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自我奋斗上。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无意改变在获得苏联援助前西路军的避战方针，这样在西路军避战方针不改变的情况下，徐向前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西路军是难以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徐向前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徐向前反对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根本原因，还是不愿意改变西路军的避战方针，也就是在获得苏联援助前，避免与马家军决战，以求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

　　但是如果象徐向前主张的那样，不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味西退，到达安西、肃州地区，在和苏联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西路军是获得不了武器装备的。苏联又明确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那么西路军居此荒凉之地，马家军再席卷而至，西路军的处境是可以想见的。从这个角度上看，陈昌浩主张执行中央命令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有道理的。

　　这样我们看到徐向前和陈昌浩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西路军在获得苏联援助前是不是继续执行避战方针?我们从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多次说西路军要是不在河西走廊停留过久，一路打过去，直插安西，就如何如何来看，他实际上是坚持避战方针的。而陈昌浩主张执行中央命令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他到底是否意识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改变西路军的避战方针，还是他认为在不改变西路军避战方针的情况下就可以建立根据地呢?根据现在获得的文献资料，我们尚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

　　这就使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的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部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指示是英明的，及时的，也是富有远见的。

　　至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他和陈昌浩进行的第二次争吵，指的是从倪家营子突围后，陈昌浩要返回倪家营子，而徐向前坚决反对，徐向前说陈昌浩是机械执行中央命令。在中央已于一月二十四日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下放给西路军领导人的情况下，陈昌浩又怎么会因为东进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而患得患失呢?中央又怎么会命令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固守五十天”而不许突围呢?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西退和东进都难以行动的情况下，将中央为了鼓舞士气而发出的“固守五十天”的电报，作为中央不允许西路军突围的命令，这不是对中央的误解又是什么呢?因而我们认为陈昌浩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应当是另有隐情。在徐、陈之间出现争持时，陈昌浩可能拿中央的命令压制过徐向前，因而使徐向前将陈昌浩要西路军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误解为是机械执行中央命令的结果。

　　由此看来，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部深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人决不是陈昌浩一个人，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其他领导人员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但是陈昌浩作为在西路军内有决定权的第一负责人，无疑对此应该负有主要责任。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而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也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他们才没有真正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重要指示，并付之于行动。没有将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建根据地上，而是一味西退。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和马家军决战，为了避战，就不得不抢占要点，分兵固守。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被动防御，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而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在敌强我弱，处于外线作战的情况下，就是这种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才没有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作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希冀，这就影响到他们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及作战方式的选择，同时在西路军处于危急时刻也难以采取果断措施返回河东，而是继续西退，结果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5、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徐向前在后来谈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评点：对。“容易”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把经历叙述出来就行了，但叙述出来的东西不见得就是真理。“难”是因为经历过的东西，却不见得能够理解它，要想深刻把握事物的规律和特征就非下一番功夫不可。]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评点：有这种态度当然是可贵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西路军问题的回顾上做到了吗?据我们的考证，其码有些关健性的史实就回避了，比如一月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高台上下甚荒凉的电报，要求董振堂死守高台的命令，西洞堡战斗后西路军折返倪家营子(不是从威狄堡折回倪家营子)的决策内幕等等。]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评点：无独有偶，五年后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包围，除千余人突围外，近乎全军覆没，就是一例。]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评点：是啊，自己亲自看着发展起来的部队又是在自己的手上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这种“愧悔”伴随了的终生，甚至死了也不瞑目。这种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也是感同深受，余痛在心的。这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和革命责任感，也是革命军人荣辱观的集中体现。]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评点：关于西路军的回顾做到了吗?]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评点：这里用“自始至终”这个术语似有些牵强，因为这没有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也难以获得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按说作为西路军两位领导人之一，他应该是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幕的。这里的“自始至终”，就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违背中央指示我们暂且不论，就说“始”吧，如果开始就执行中央进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指示，红九军又怎么会过河呢?如果这个时候由于西路军还未形成，不能算“始”的话，那么就以西路军业已形成，向西退却的时候为“始”吧，怎么在中央十一月十五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前六天(即十一月九日夜)西路军就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向西退却了呢?就说“终”吧，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西路军领导人还在给中央打电报说和平不可靠，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这不是和中央的东进路线唱反调吗?就说石窝会议决定徐、陈离队吧，这当然主要是陈昌浩的责任，但是在与中央通讯联系畅通的情况下，象这么大的事竟然不报经中央批准就自己做出了决定，我们要问这样做合适吗?后来西路军余部又遭损失与徐、陈离队难道就没有关系吗?当然，在回忆录中为此感到“疚愧良深”，这种心情是真诚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评点：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中央早就对此有过评价。]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评点：西路军有二万一千八百人，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人，最后近乎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西路军打得是消耗战，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也会把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推向绝路。在这种战斗中身为总指挥的又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是不是河西就根本打不成歼灭战呢?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返回河东呢?西路军对河东确实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我们要正确估价这个配合作用，即不能否定，也不能任意拨高。]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评点：能否揭示失败的真正原因呢?我们还要往下看。]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评点：这里“揭示”了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所担负的任务过重和变化多端。那么是谁导致西路军所担负的任务过重和变化多端呢?在这里却采取了回避态度。不过我们从前文认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示来看，这显然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就是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使西路军担负的任务过重，且变化多端，才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西路军所担负的任务无怪乎就是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联系，这两个任务是西路军领导人十一月十二日致军委电报中自己充满信心地提出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西路军领导人那个任务为先了。如果两个任务过重，就从中挑选最要紧的一个去做嘛!至于说变化多端，无非是说配合河东形势问题。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除去西安事变期间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中央要西路军东返外(实际没有施行)，其余时间中央并没有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的说法多属于事后的一种猜测，难以获得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而且有时还与档案文献资料相冲突。(比如在高台、临泽地区的暂停与东返问题上)。]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评点：这句话原则上说是正确的，但是用在这里却有生搬硬套之嫌。这里显然是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难道史实真是这样的吗?还是要以当时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评点：本来红四方面军渡河是要执行宁夏战役，而不是向甘西进军，在没有放弃宁夏战役的情况下，要红四方面军在河西待机是必然的。难道造成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待机的原因中就没有的责任吗?为什么你们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要红九军渡河呢?随后红五军也渡过了黄河。在南敌没有击破，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又如何进行宁夏战役呢?]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评点：是谁让西路军独立“西进”的呢?我们从档案文献资料中发现，在十一月十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西路军“西进”的时候，西路军却早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这时西路军的前锋业已到达永昌境内，主力部队位于大靖、土门和古浪一带，红九军悲剧性的损失就要拉开序幕了。到底是中央命令西路军西退的呢，还是中央在西路军已经西退的事实面前，从大局考虑认可了西退的既成事实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评点：西路军要在河西生存下去，不创建根据地，不建立政权，又如何生存得下去吗?这可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失败和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沉痛教训啊。要建立根据地，是永凉地区，还是高台、临泽地区，或者是安西、肃州地区更合适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建立根据地，将一切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能靠得住吗?]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评点：证据呢?就是十二月下旬应张学良的要求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就现在业已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前后仅五天时间，且又没有施行，并没有对西路军构成什么重大的影响。一味强调这个问题是有用意的，就是西安事变期间因为配合河东形势影响了西路军，因而西路军的损失应该由中央来负责。]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评点：中央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中说相机占领安西、肃州，实际上并没有要西路军领导人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急于西退，又因为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立足才于获得中央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报的当夜不得不撤离了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的。在临高地区停止的原因难道不知道吗?一月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高台上下甚荒凉的电报，才导致了一月五日军委要西路军暂停于临高地区。当时西路军领导人还为此发电报给军委询问原因，军委才告诉他们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方针，让他们暂停于临高地区是根据他们一月四日电报做出的决定。]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评点：这种说法是后人的臆测之说，难以获得档案文献上的支持。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看，却不时透露出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鉴于高台以西甚荒凉而有意向东发展的。比如中央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要求东返的电报也是高台陷落后鉴于河西形势危急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如果是军委提出来的，那么又为什么在仅仅三天后，也就是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为西路军的安全着想，从保存实力计，又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呢?]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评点：在西路军领导人已经失去自信心的情况下，中央说一些鼓励士气的话，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如果说坚守待援，是反对西路军突围的话，那纯粹是个人的误解，也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为保存西路军实力向西路军领导人下放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档案文献相矛盾。]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评点：这里终于说出了的心里话，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对西路军的损失负主要责任。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失败之际，在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就已经要求军委要对西路军的损失负责了。]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评点：如果打成歼灭战，还会有耗无补吗?打不成歼灭战，到底是指挥上的问题，还是由于敌情、民情、地形限制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要是这样为什么不及时返回河东呢?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自己“一筹莫展”，没有果断做出决策，撤离河西，才对西路军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全局需要。[评点：对，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全局意识贯穿了的一生，我们对此是钦佩的，但是在这里这样说是为了引起下文议论而进行的铺垫。]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评点：这实际上是说中央不顾西路军自身安危要求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发展是一种失策，西路军长期滞留河西走廊是因为执行中央命令，配合河东形势造成的。我们不禁要问，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评点：显然没有意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已经准备好了武器装备，西路军去了以后就可以得到。如果说在当时有这种认识倒还可以理解，在几十年后还是这种认识，倒让人陡生慨叹了。]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评点：对，如果苏联能够及时提供武器装备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如果苏联提供不了武器装备呢?西路军深入到安西荒凉之地，马家军再蜂拥而来，那么西路军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应该想到苏联既然在红四方面军已经过河处于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违犯自己业已作出的承诺，突然中断从外蒙宁夏路线提供援助，谁又能够保证他们在西路军到达安西、肃州以后不会变卦呢?作为西路军的总指挥，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而没有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依靠外力，而没有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批评是必要的，也是有预见性的。看来这种批评就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也没有能够使他们警醒啊!]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评点：到现在也没有认识到自己这种想法潜藏的风险，所以说起来还是理直气壮的。不过，这也倒好，有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真实情况，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对他们的批评是中肯的。]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评点：要是获得不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呢?]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评点：是这样，如果西路军真要是在河西站稳脚跟的话，无疑会有力的推动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在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会处于更为有利的态势。]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评点：对，不过我们还是觉得似乎对盛世才与苏联关系的复杂性缺乏清醒认识。为什么苏联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在苏联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的原因中，能够排除盛世才的因素吗?]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评点：当时西路军渡河后，马家军惊慌失措，这个时候确实存在着西退的战机。如果说只要到达安西就能够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而西路军由于在河西走廊耽搁太久，才失去了获得武器装备的机会，则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西路军渡河后直插安西，由于苏联来不及准备援助物资，在苏联就援助的方式和时间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西路军到达安西是获得不了武器装备的。当苏联准备好了武器装备，国内却发生了西安事变，此时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发生了变化，既使西路军到达了安西，也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因而我们说从当时的历史事实来分析，并不存在失去战机的问题。]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评点：这样就把西路军失败与配合河东形势联系起来，认为是由于配合河东形势才导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从而得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为西路军的失败负责的结论。我们前文评论过，这是的臆测，难以获得档案文献资料上的支持。]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评点：如果西路军在河西不建立根据地，又如何能够生存呢?像主张的那样，为了获得苏联援助，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西退，难道就是切合实际的吗?]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评点：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如果不能消灭敌人又如何能够建立根据地呢?而只有歼灭战才能够消灭敌人，补充自己，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始终难以执行呢?]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评点：这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正确处理消灭敌人与建立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才将西路军在三百多里的战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恰巧为马家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是中央让你们这样做的吗?殊不知，毛泽东曾要求只要粮房不缺，建议将西路军集中于方圆四五十里的范围内，打则齐打，退则齐退，集中兵力对敌，难道就真得做不到吗?]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评点：对啊，这话原则上没有错，但是关健是如何执行的问题嘛!]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八十五页)[评点：我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不就是这么创造起来的吗?这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反对”毛泽东，归根结底还是机械地理解了毛泽东主张的分兵以发动群众与集中力量以消灭敌人的这一段论述，是在执行上出现了问题。]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评点：原则性的指示有了，如果执行上出了问题，也是会失败的。把自己执行中产生的问题，说成是指示的错误造成的，这样能“行得通”吗?]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评点：这些原则话，无可无不可，用在这里大而无当，说明不了实际问题，因而也就没有说服力。]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评点：对。]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评点：是这样。]“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四○一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评点：这里引用毛泽东的话，是为了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违背了自己曾经坚持的正确主张，才致使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说服力。这里的关健是导致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呢?从上下文来看，其意向是明显的。]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评点：这里是先提出问题，以便引起下文，而后找出是谁导致战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那么到底是谁呢?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呢，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呢?我们再往下看。]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评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是谁导致主动权丧失的呢?当时计划是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鉴于南敌进攻迅速，中央发出欲进行宁夏战役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命令红九军过了河。无奈之下，中央不得不调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但张国焘又破坏了海打战役，南敌和北敌打通，这样河东红军向东转移，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形成。在红一方面军难以过河的情况下，在回忆录中曾经否定了河西部队向宁夏的进军，主张西退。这种北进宁夏主动权的丧失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啊。这又何谈北进宁夏主动权在手呢?西路军之所以在一条山地区停留了半个月时间，不正是说明中央是为了让河西部队执行宁夏战役，而无意让西路军西退吗?如果是让河西部队西退，用得着在黄河西岸停留这么长的时间吗?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后来西退，还是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造成了西退的既成事实，又向中央作了信心十足的保证后，中央才同意的。]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评点：是这样，但到底是谁造成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呢?我们还是应该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的分析中来得出答案。]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评点：这些原则性的论述确实是真理，但关健是要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闪烁出光芒，西路军领导人恰恰在结合的关节点上出了问题。难道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责任吗?他们可没有在河西啊。在这里认识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但为什么当中央要求你们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时候却牢骚满腹呢?如果在河西根本就建立不成根据地，那又为什么不愿意返回河东呢?]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评点：长征不是远离了根据地吗?不仅是远离，而且实际上是丧失了根据地，但为什么长征却没有近乎全军覆没呢?马家军的战斗力难道比川军还强吗?马步芳就自认为比不上川军。]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评点：进到安西，建立不成根据地，苏联的援助获得不了，马家军又蜂拥而至，西路军能生存吗?谁不让你们退了，你们先后三次主动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这能怪谁呢?是不好回旋，河西走廊的地形就是如此。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都在西路军，当时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比西路军大得多(河东面临的可是国民党中央军系列，怎么说马家军的战斗力也比不上国民党中央军吧?)，让河东怎么去援助河西呢?苏联的援应能靠得住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能管得住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吗?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反复要求你们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你们能听得进去吗?]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评点：要获得主动地位必须依靠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力援助，必须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中央的这些指示是正确而适宜的，但是你们做到了吗?正是因为你们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些重要指示，才导致西路军丧失了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这又能怪谁呢?如果对西路军在河西转战的历程作了详细考察，我们就会对西路军在河西近乎覆没的结局“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评点：千真万确!但为什么西路军却集中不起兵力呢?这里有没有指挥上的问题?如果有指挥上的问题，指挥上的问题又是什么呢?]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评点：地形是有限制，但这是导致兵力难以集中的主要因素吗?至于说到担负任务的限制，又扯到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那个优先的问题了。我们倒觉得这更象一个强调难以集中兵力的借口，因为在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依靠自我奋斗的指示里面就已经蕴含了那一个优先的问题，打通远方又是一个弹性的时间，本来不至于产生这样的疑问，但是现在倒成了疑问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评点：这里承认了西路军领导人在古浪红九军失利上的责任问题。这比有一些西路军研究者说古浪损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造成的，确实进了一步，因而在古浪失利的总结上表现出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真负责态度。这是应该肯定的。]“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评点：如何“补牢”呢?古浪失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兵力分散所致，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期间和高台、临泽期间将兵力摆成“一字长蛇阵”， 始终难以做到集中兵力，这能说是汲取了古浪失利的教训吗?]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评点：不消灭敌人能建立根据地吗?]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评点：为什么呢?]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评点：我们承认，由于地形、村落的限制，确实比较困难，但是有没有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呢?如果没有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在河西根本就建立不成根据地，又为什么执意西退，而不愿意返回河东呢?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说在获得苏联援助前，西路军领导人希望避免和马家军决战，这种避战方针是不是导致西路军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不得不打成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的主要原因呢?]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评点：欲前进必先后退，承认这一点是为了引起下文。]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评点：有没有统一的因素呢?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而只有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才能消灭敌人。否则与敌人作战只能是“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是必败无疑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评点：是什么意见呢?没有明确指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从上文及结合在回忆录中的主张提炼出来，也就是不必建立根据地，而是一直向西退，到达安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返回头来与马家军决战，就易如翻掌了。这就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获得苏联援助上了，而这是与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消灭敌人的指示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又怎么给下文呢?]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评点：是这样吗?真要是“比登天还难”，那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根本打不成歼灭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返回河东呢?难道一直往西退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须知继续西退的环境比永昌、山丹地区更恶劣啊。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对苏联的援助看好，这不就是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了吗?这不就违背了中央一再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的指示了吗?]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 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评点：对，这些原则在西路军作战时难以施行，到底有没有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呢?如果有的话，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里面，到底又占多大的份量呢?]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评点：西路军没有打成歼灭战，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这里有没有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导上的责任?中央可是多次批评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弱点啊!]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评点：顺利攻下永昌、山丹地区，而后又一举攻下高台、临泽地区，占领了地盘，分散了兵力，在马家军进攻的时候，又舍不得放弃已经到手的东西，那不就出现了这种结果吗?归根结底，还是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嘛。中央批评西路军领导人存在严重弱点，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上，不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难道是多余的吗?]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评点：是啊，在这种情况下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减少一个。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设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驾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评点：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要求必须要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不仅获得补充，而且还能够灭敌气焰。这是消灭马家军的有效途径，因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嘛。中央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要求西路军集中优势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并传授了打歼灭战的要领，要求西路军领导人打两团以上之敌必须亲临现场指导，但要注意安全。如果打歼灭战的条件不具备，这个仗宁可不打，打则必胜，打则必有缴获，中央的这个指示可不迟啊。除去西洞堡战斗外，西路军最终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难道没有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挥上的失误而尽是客观环境不利造成的吗?]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评点：极是。可惜领悟的太迟了，而且是在几十年后。要是当时有这种敏锐的意识，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西路军焉有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须知红九军和红三十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啊!在红三十军西渡后，为了击破南敌，红九军可是被毛泽东点名留在河东的。这两个军不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战斗力上均是当时红军的一流部队，就这样“英雄战死错路上”，折戟于河西走廊，怎不令人痛心?可是几十年后，竟然连失败的原因都搞不清了，越弄越糊涂，这如何能够对得起埋骨河西的先烈?有人认为似乎只有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才能够对得起牺牲的先烈，因而千方百计地寻找“证据”，曲解中央的指示和意图，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史实，来实现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脱钩的目的。可以说他们在官方的文告和史书中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尘封在中央档案馆中的关于西路军的档案文献在不断通过一些正直的档案工时不时地撰写文章来表示异议。其实，在西路军问题上，真正弄清事实的真象，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因，作为以后的鉴戒，这才是对烈士最好的怀念。因为这毕竟是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啊!]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评点：对，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战术特点在西路军河西转战过程中难以做到有效地应用呢?]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奏奇效。[评点：马家军确实与以前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有重大区别，而且河西的民情、地形也有其特殊情况，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面临敌情及作战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西路军是不是应该进行战术创新，探索打骑兵的战术要领，西路军领导人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呢?至于说马家军以骑兵为主，就与我们现在掌握的史料有出入。就拿马家军正规军来说吧，马家军骑兵约占其正规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这怎么是以骑兵为主呢?]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评点：对，确实不容易，但有没有可能性呢?只要存在着可能性，就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西路军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西路军确实没有机炮火力，如果有了机炮火力才能打胜仗，这不是唯武器论吗?河西旷野戈壁，确实伏击的地形不理想，西路军也没有大量骑兵，这都是事实，这种事实在红军别的部队中也同样存在，不过是由于西路军所面临的敌情特殊而更显得突击罢了。我们看到在这里光强调了客观不利条件，没有讲到西路军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也没有从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实状况出发，具体说明西路军领导人在对战争的指导上如何进行探索、革新和谋势，这到底是自己的疏忽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应该令人深思的。]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评点：我军的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敌，西路军在河西打不成歼灭战，难以从战场上缴获武器弹药，自然不得不用大刀与敌拚杀。不过，这种状况在高台陷落以后更为明显，因为一方面西路军经长期作战，弹药已经匮乏，另一方面在临泽保卫战后西路军的辎重部队和一个小型的兵工厂全部损失，这使得西路军在与敌作战时不得不多用大刀与敌拚杀，从而严重消弱了西路军持久作战的能力。至于消灭敌人一个骑兵往往要负出两三个人的代价，似乎说得有些随意了。因为按前文说的马家军多数系骑兵，这个多数是多少呢，没有明确讲，我们就按百分之六十算吧。西路军在河西歼敌二万五千人，那么这里面的骑兵占多少呢，也没有说明。既然马家军多数系骑兵，在被歼灭的马家军中骑兵也就自然占多数，但是鉴于骑兵机动性，战斗力比较强，我们就别按百分之六十算，就按百分之五十算吧，被歼灭的骑兵也是一万二千五百人。西路军每歼灭一个马家军骑兵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代价，就按两个人算吧，也就是西路军要歼灭马家军一万二千五百人的骑兵至少要负出二万五千人的代价。我们考虑到石窝分兵时西路军还有三千余人，西路军在河西毕竟也扩充了一部分兵员，我们把他们折抵后，就会发出疑问，西路军兵力总共二万一千八百人，光歼灭马家军骑兵就要负出二万五千人的代价，那么剩余马家军的步兵又是如何被歼灭的呢?因而我们说这里说得这个数字并不准确。]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评点：我们承认马家军的骑兵确实比其他军阀的骑兵战斗力强，骑兵与步兵比较起来确实也占有不少优势，但在这里却让我们感到对马家军的骑兵似乎神化了。如果在冷兵器时代，还倒真是不好对付骑兵，但是在热兵器时代，骑兵的优势比起冷兵器时代来显然在降低，谁又能否认这一点呢?在冷兵器时代，杜甫尚且知道“射人先射马”，难道在热兵器时代就没有对付骑兵的战术吗?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评点：这里总结的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全是强调客观原因，再就是中央指示的不当，而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自己主观指导上的失误作出深入分析，这就难以揭示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评点：这些古典名句，哲理名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引用的时候，必须要和西路军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否则就会成为泛泛之谈，大而无当。]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评点：对，战场指挥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战场实际纷纭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评点：西路军领导人做到了吗?成效又如何呢?在红九军西渡问题上，在西路军西退问题上，在西路军全部撤离永昌、山丹问题上，在高台止步问题上，在西路军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要求东返问题上，在西洞堡战斗后，重返倪家营子问题上，在撤离倪家营子突围转移问题上，在徐、陈离队问题上……，难道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先斩后奏”的实例吗?问题是这些“先斩后奏”的行动有不少在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就是向中央报告情况后，中央也多是尊重西路军领导人意见的。]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评点：这些原则性的话都对，说这些话，是为了引领下文。不过，我们要问的是，西路军受到惩罚，难道仅仅是因为机械执行中央指示造成的吗?到底什么是机械执行中央的指示呢，是建立根据地，还是三进倪家营子呢?能不能给我们以有说服力的回答呢?西路军在河西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象想的那样，径直往西直达安西，但是到了那里，却又获得不了苏联的武器装备，更不能西退新疆，西路军该怎么办呢?陈昌浩要从威狄堡三进倪家营子，难道是中央要他这么做的吗?根据呢?又说东进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有顾虑，中央在西路军二进倪家营子前就已经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下放给西路军领导人了，陈昌浩又顾虑什么呢?过分强调陈昌浩机械执行中央的命令，其用意又是什么呢?]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评点：这要看怎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看，是中央太迁就西路军领导人了，当然这是由于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造成的。]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评点：这种自由权是什么呢?]西路军虽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评点：这些话不符合史实。西路军领导人竟然置中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指示于不顾，令红九军渡过了黄河。未经中央同意，就开始了西退的行动。中央要求西路军建立永昌、山丹根据地，然后相机占领肃州、安西，西退时机及如何作战，由西路军领导人依据情况决定，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放弃了永昌、山丹根据地，全军向西退却。到了高台才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给中央发了电报，中央才要西路军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为什么置这些史实于不顾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特别是高台陷落后，在西路军东返叫苦连天的时候，中央从保存西路军实力的要求出发，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下放给西路军领导人，只要能够有利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西路军领导人可以自行选择突围路线和方向，如果西路军果断东返，其码还可以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保留下基本骨干，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选择了西退，这能怪谁呢?这是“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吗?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在阐述中央与西路军关系时，用文学式的语言，如此轻率下笔，能是严肃认真地总结历史吗?]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评点：是建立根据地吧?]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评点：这可能是指《作战新计划》。《作战新计划》征求了张国焘的意见。至于说《作战新计划》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后人附会之说浓厚。]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评点：这些话原则上没有错，但是用在这些却未必恰当。因为认为是由于中央没有及时通告河东形势才致使西路军领导人不知其所以然，导致了作战的被动。这就有点牵强附会，西路军在河西处于被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评点;陈昌浩当时存在这一状况，但是在解释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时却出现了偏差。]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评点：正是因为这样陈昌浩才对西路军失败负第一责任。]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评点：有这个因素，但这是主要因素吗?在这里交待一下是为了呼应前文说陈昌浩机械执行中央命令的话。]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评点：陈昌浩或许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们要问的是，这是陈昌浩在河西有如此作为的真实原因吗?]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评点：这些话原则上是对的，但在这里用在陈昌浩身上却不大合适。因为这里太强调个人得失和所谓历史包袱对陈昌浩的影响，而没有揭示出真正原因来。陈昌浩的悲剧在于可能他想回到中央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但是却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认识到中央东进路线的深刻涵义，因而才导致了那样的结果。]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评点：是这样吗?就说始吧，为什么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让红九军过了黄河，为什么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奉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再说终吧，就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西路军失败之际，还说和平不可靠，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这不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张吗?这是和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又如何能够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呢?]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评点：这就说得绝对化的，不符合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评点：这符合当时的史实吗?]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评点：陈昌浩主张执行中央要求建立根据地的指示，难道仅仅是一种机械执行中央的命令吗?这里有没有合理的因素?]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到要对我“开展斗争”哩![评论：问题是有没有错误呢?]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评点：西路军最后导致这种结果，难道仅仅是陈昌浩机械执行中央命令造成的吗?这里明里是批陈昌浩，实际上是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说由于中央作出了不切合实际的指示，才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历史的真实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其码就难以获得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支持。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将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边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即使从今天看来，这些富有远见的指示又有什么错误呢?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西路军会出现后来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吗?那么，的主张又是什么呢?从回忆录中来看，就是一直打到安西，首先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然后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歼灭马家军。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西路军就是一路打到新疆就能够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吗?显然对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而是以一颗天真善良之心，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出发，从布尔什维克党解放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苏联援助的。如果这种认识产生于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时期，囿于当时的局限尚情有可原的话，在几十年后写回忆录的时候仍有这种认识，如果不是缺乏战略家的洞见，就是存心为自己辩解，推卸责任了。本来，象对西路军这样的事件的回顾，由于是西路军总指挥，西路军第二号领导人，熟悉西路军决策内幕，又有条件查阅中央档案馆中的全部有关西路军的文献资料，如果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是会写出一部有血有肉，富有价值和启迪意义的著作来。但是我们看罢这部回忆录中的《血战河西走廊》这一章，里面剪裁档案文献，时时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强调中央指示不当，缺乏自我解剖的勇气，回避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事实，对涉及自己的重要历史事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对自己的指挥失误及存在的弱点则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止，甚至采取回避态度。我们倒觉得这不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撰写的回忆录，倒更象一些不谙世事的书生在亭子间高谈阔论，以情绪化的宣泄来代替严肃深入的客观分析，因而在西路军的研究中显得不着边际，这也就难以真正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这个责任到底是应该由徐向前来负呢，还是由那些协助徐向前整理这部著作的捉刀者来负呢?值得深思。]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评点：有“顾忌”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红四方面军内部搞肃反，徐向前的夫人被保卫部门抓走，其实就是想以此为突破口，来搞掉徐向前。和徐向前同时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一期生许继慎就是在肃反中殉难的。红四方面军内部到底有没有军阀主义呢，还是看一看当年的文献资料吧。总的来看，讲的是实情，也坦率承认了自己的弱点，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只是承认自己的弱点，显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中央的“指责”到底对不对呢?是无端的“指责”，还是自己真就存在错误呢?]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评点：这里点明了西路军失败的复杂性。]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评点：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全面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自身不发生错误，蒋介石的阴谋能实现吗?]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评点：这是说谁呢?虽然没有点出来，但是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不禁要问，的这种说法有依据吗?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央确实让谈判代表在与国民党会谈中要求蒋介石下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还有过赎买和恐吓二马的设想，但这是挽救西路军的一种斗争策略，而不是幻想。将中央通过与国民党谈判来挽救西路军的斗争策略，作为中央幻想依靠蒋介石来制约二马以保存西路军的证据，显然是对中央的一种误解。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中央的处境是困难的，也是慎重的。由于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东又面临着国民党重兵压力的情况下，中央也只有在维护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援助西路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从我党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的一个审慎决策。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来援助西路军，包括采取谈判、赎买和恐吓的方式。这是在维护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挽救西路军的无奈选择。有些人在这方面嘲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如果不是缺乏常识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评点：千真万确!西路军领导人做到了吗?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象中央反复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西路军会有后来那样的结局吗?] “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一○八○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评点：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的用意是什么呢?看来是强调前文对中央 “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批评是正确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评点：承认中央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全局路线的内容是什么呢?难道不包括东进路线吗?这种“崭新局面”的出现，恰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纠正了张国焘西退路线的结果。如果象西路军领导人一再要求的那样，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能有这样的结局吗?当然这种结局的出现，还与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中央没有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贸然出兵河西有关。]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评点：这就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 [479]

　　(2)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徐向前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三大原因：任务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机断专行问题。从徐向前对西路军失败的认识来看，无疑他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当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

　　因为在回忆录中他说中央赋予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要求西路军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丧失了西退的时机，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中央要走就走，要停就停，西路军领导人又难以获得必要的自主权。虽然徐向前没有明确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了这段文字和回忆录中血战河西走廊这一章，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

　　引人注意的是，在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回忆录主要强调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责任问题，以及西路军孤军深入，远离根据地，没有援助问题，地形不利，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问题，过分甚至违背事实地强调西路军对河东形势的配合问题，马家军以骑兵为主等客观原因，但是对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在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则采取轻描淡写地态度，没有深入地展开分析。

　　作为西路军第二号领导人，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毕竟亲自参加或主持过西路军的高层会议，洞悉西路军的决策内幕，如果自己对西路军领导人在指挥和决策方面的失误作出深入剖析，无疑会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使我们在回忆录中看到一个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栩栩如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从而也使的人格获得升华，那才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无尽的精神瑰宝。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我们在前文的研究中已经作了大量剖析。我们这里仅以西路军在河西失利最大的三次战斗为例来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古浪战斗，导致红九军元气大伤，造成失利的原因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但是从战役指挥的角度上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我们从回忆录中看到指出了红九军指挥员的错误，并对他们作了相应的处理，而西路军领导人除了轻敌的表示外，就是对红九军的失利感到“出人意料”，而没有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对红九军的失利作出深层次的检讨，这使得西路军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发现并纠正他们在战役指挥上的缺点，以至于在以后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期间仍然出现同样的错误，就是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没有给予深刻的总结，以作为军史上的沉痛教训。

　　高台保卫战，董振堂率领二千八百余名守军近乎全部殉难。回忆录隐去了西路军领导人命令董振堂死守高台的史实，同时也没有反思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兵力分散，敌人进攻重点的判断上以及从临泽突围的时间选择上出现的严重失误。

　　倪家营子保卫战。高台陷落后，对西路军领导人震动很大。第二天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收到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返的电报后，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协商东北军协助西路军东返，同时为西路军东返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并从西路军安全考虑，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又错误地选择了西退，重返倪家营子。我们知道正是由于这次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返，才最终决定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可是似有难言之隐，在回忆录中以东面有敌人重兵堵截为由，一笔带过，回避了东返的决策过程，也没有作任何评论。

　　至于回忆录中说陈昌浩机械执行中央命令问题，这里隐含着西路军失败应由陈昌浩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负责的双重内涵。这实际上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不合时宜，同时在党内斗争中揪住过去的错误不放，才束缚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手脚，导致陈昌浩谨小慎微，机械执行中央的命令。

　　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与陈昌浩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要在河西生存就必须建立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首先消灭敌人，不消灭敌人或给敌人以基本打击，是难以完成接通远方任务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写的检查报告中对此有一个辨析。

　　一个是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说是因为从倪家营子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有顾虑，因而才提出要执行中央命令，返回倪家营子(三进倪家营子)的。在中央已经下放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命令西路军固守倪家营子而不许转移突围呢?“固守五十天”，这分明是中央鼓舞士气的话，却被理解为中央要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原地固守不许突围，这是中央的意思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的误解呢?我们不否认在陈昌浩与徐向前争论的时候，陈昌浩为了说服徐向前同意自己的主张，拿中央“命令”作为“尚方宝剑”来压制徐向前，但这是陈昌浩的责任，而并非中央的责任。

　　当然我们也承认，在回忆录中确实有不少史实的叙述，使我们对当时的西路军征战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这在档案文献资料中是没有的。鉴于的身份他提供的资料就更具有文献价值，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确实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对于身经百战的徐向前元帅是敬重的，他是一个正直而又具有高度党性修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鄂豫皖肃反时期，他的夫人程训宣被保卫部门带走，最后被错杀，自己也没有利用职权为她说情。长征期间，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时候，在陈昌浩问他是否追击时，他坚决反对，说“天下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为维护团结，避免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矛盾的激化起了重要作用。他不赞成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对张国焘另立“中央”持低调态度。西路军失败之际，在徐、陈离队问题上，他不愿意离开部队，劝说陈昌浩留下来，态度是诚恳的，感情是真挚的，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当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仍让我们为之动容。离队后，他既没有延误时间，更没有奔走他乡，不顾个人安危，孑然一身，风餐露宿，直赴延安，这种对党的忠诚是令人敬仰的。一九八○年冬天，在党内高层讨论是否对几个政治犯判处死刑时，在当时的一片喊杀声中，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这种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独立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在回忆录中确实回避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离开他别人难以知晓或不便于表述的。比如长征期间的九九密电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则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当然我们也承认九九密电中没有向中央动武的内容，可详见拙著《雪山弥雾  草地惊雷—长征期间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历史考察》一文。)，以致于有人在此基础上，以没有找到这个电报为由造谣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捏造了这个电报。在西路军问题的回顾和研究上，徐向前刻意回避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回避西路军领导人多次向中央提出河东红军主力东渡的建议，他没有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的历史视野出发，也没有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的互动关系的宏观视野中来考察西路军的命运，从而也就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回忆录中他在西路军问题上回避或曲解的史实，有些在西路军失败后，由于他们的文电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则尚待西路军全部档案文献资料解密后才能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有些却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了不合。

　　他在回忆录中对档案文献资料的运用上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从而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经得起推敲，成为党史和军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以致于我们设想，再过多少年当着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公布的时候，人们对着档案来读《历史的回顾》中关于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篇章，可能会使人感到真正使徐向前蒙羞的不是西路军的失败，而是他在回忆录中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所持的态度。这不仅有累于清德，而且会对他的品格和形象造成实质性损害。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因为反冒进被中央批评，需要在会议上作出检查，秘书范若愚根据周恩来的口述，整理了一个检查的稿子。在周恩来审阅检查稿时，当他看到稿子中“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话时，严厉地批评了秘书，并且痛心地说，在关于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这么说，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这么说。“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480] 我们清楚周恩来的心情为什么如此激动，当然秘书在检查中加入这句话是处于好意，但是这不仅有违于历史的真实情况，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而且容易使人误认为周恩来是为了使检讨能够过关，才不惜篡改历史事实，伪造自己和毛泽东关系的。这会让人把周恩来看成是一个没有风骨和信念，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行为猥琐，见风使舵的世俗小人。这样不仅玷污了周恩来的品格，而且破坏了周恩来的形象，由此引来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们看到，尽管在回忆录的后记中徐向前说他对这本回忆录负责，但我们也不能不说那些为这部回忆录编著、润色的捉刀者，仍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们在帮助徐向前整理回忆录的时候，是有机会接触现存的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的，而且他们又有必要的研究能力，再加上著作人的特殊身份及对相关经历的回顾，本来是可以通过这部回忆录的撰写使西路军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可是我们却看到，他们不论是在史料的甄别选择上，还是在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均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将西路军的研究引向了歧途，把一个本来明白的问题闹得越来越糊涂了。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人们将会发现他们的这种作为不仅严重玷污了徐向前的品格，破坏了徐向前的形象，而且也违背了客观、公正、秉笔直书的史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将自己置于何地呢?

　　6、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李先念组织人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全文如下：

　　西路军的历史问题，在党内和军内的一些同志中有不少议论。[评点：从全文的立意来看，这里对西路军的历史问题议论的人是反对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定性的。]小平、陈云同志关心这件事。我想提供和说明一些情况，供中央备查和参考。[评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从全文来看，是要修正中央已经做出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历史结论。在西路军问题上如果仅“提供和说明一些情况”就达到了修正中央已经做出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历史结论，这能是严肃地对待党史和军史的正确态度吗?特别是既是当事人，此时又在党内身居要职，对此事更要慎重，否则就会有以权谋私之嫌，授人以柄，传为笑谈。]由于时隔四十多年，记忆不一定准确，加上当时我只在三十军，对全面情况了解也不多，因此，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人查了一些档案。[评点：在这段话中说自己时隔四十多年，记忆不一定准确，当时在三十军，对全面情况了解不多，这是属实的。但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下文“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人查了一些档案”，旨在说明对此事是慎重的。我们不禁要问，对中央已经做出的西路军历史结论的修正，仅“查了一些档案”能是慎重的态度吗?按的身份，是有条件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为什么不派人查阅全部档案文献资料呢?在文中作这样的表述到底是的疏忽呢，还是由于本来就没有这样做呢?不过我们从下文有一些重要的档案文献资料被“遗漏”来看，显然是因为“查了一些档案”，而没有查阅全部档案文献造成的?]这份材料着重讲一讲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和西路军的主要战斗历程，重要的地方引证了一些历史文电来加以说明。[评点：让人惋惜的是对历史文电的引用上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一、宁夏战役计划和四方面军一部的西渡黄河

　　1936年秋，中央命令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个时候，还不叫西路军。但西路军是渡河部队组成的，因此首先要说一下渡河的部队和历史背景。[评点：对，应该对西路军的形成作出必要交待，但是我们从这种交待中也可以看出李先念写作此文的意向。]

　　党中央和一方面军1935年10月长征到陕北前后，为了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总的战略思想是，积极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准备在适当时机打通苏联。[评点：对，总的情况是这样。]1936年5月一方面军东征回师后，中央确定向黄河以西发展，打通苏联，取得帮助。打通苏联的道路设想有两条：一是占领宁夏，接近外蒙，一是占领甘西，接近新疆。[评点：向黄河以西发展是建立在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基础上的，这就要提到中央的东进路线。本文避开东进路线是一个缺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旦提及中央的东进路线，就必然要涉及到张国焘的西退路线，这就与要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帽子”的意图发生了冲突，因而才有意识地避开了东进路线。可问题是如果避开了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分歧与斗争，好些问题就说不清楚了，会导致用历史上庸俗的权力斗争说来解释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使西路军研究走向歧途。]当二、四方面军还在甘孜的时候，毛主席6月29日给彭德怀的《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的电报，曾考虑由一方面军及十五军团执行打通苏联的任务。[评点：对，开始是这么考虑的。但是鉴于宁夏在西北地区从经济条件、人口状况、地缘位置均胜于甘西，共产国际又表示从宁夏方向提供援助，中央才决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取宁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集中兵力向宁夏进攻是红军发展中的权宜之计，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央同意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在二、四方面军北上过程中，9月14日，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胡宗南部的活动情况及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的电报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并确定由一、四方面军来执行这个任务。[评点：这里隐去了这封电报中“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援助后，再分兵掠取之”这几句话，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因为在这几句话中，中央明确规定是先取宁夏，后攻甘西，而后来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违背了中央的这个指示。]这时，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大多数同志及在前方的徐向前同志都主张北上，张国焘却主张沿洮河西进青海，由于中央的命令和实际上这条路也走不通，张国焘才改变了主意。[评点：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实。张国焘之所以在西北局漳县会议上能够改变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显然仅靠张国焘一个人是难以实现的。张国焘之所以能够改变北上决定，是因为他获得了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徐向前的回忆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从作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角度看他这样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四方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10日，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评点：这个会师时间有误。]10月11日，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攻宁开始时机以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评点：这里要注意，《十月份作战纲领》和渡河计划、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不能因为《十月份作战纲领》中有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而西路军恰巧也是由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的，因而就认为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之命为执行宁夏战役渡河的，这显然是采取了一种简单化地处理办法，没有反映出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在渡河时的真实情况。]

　　关于渡河夺取宁夏，中央先后发过许多电报。其中有的电报，如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张、徐(向前)、陈(昌浩)的《同意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的电报，10月14日毛、周给朱、张的《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问题》等电报，当时我确看过，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评点：这些电报没有太大意义。关健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令红九军、红五军，直至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问题，这才是要害。避开这些问题不说，就有“喧宾夺主”之嫌。]

　　根据中央和总部的命令，我们三十军十月中旬到靖远附近的黄河边上负责造船和准备渡河事宜。10月23日晚，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情况没有侦察清楚，渡到了河中的一个沙洲上，未能过去又回到东岸，但敌人也丝毫也没有发觉。24日晚改在虎豹口渡河，获得成功。[评点：这是的亲身经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九军大部和方面军总部26日晚开始渡河。五军在守渡口，敌人大部队上来后，30日也过了河。[评点：对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作了一个简介，大概也觉得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所以才作了下面的说明。]

　　在渡河的问题上，有些复杂情况。[评点：对，是什么样的复杂情况呢?是否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呢?]正当我军准备渡河的时候，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加紧向我进攻。毛主席10月24日指出：“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评点：好，这里提到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25日，毛、周对部队行动部署作了调整。[评点：是如何调整的呢?又为什么作出了调整，特别是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鉴于红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中央明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随后却又同意了红九军过河，这是为什么呢?当时是三十军政委，可能不太清楚，难道这时仍然不清楚吗?鉴于红九军过河对河东击破南敌有重要影响，也关系到对西路军形成及其失败责任归属方面的认定，如果不清楚的话，不是应该有弄清楚的必要吗?如果清楚却在这里避而不谈，隐蔽这个史实，用意又是什么呢?]这几天，毛周、朱张彭、徐陈之间来往电报比较多，具体军事部署变化也比较大。[评点：是这样，中央的指示多次被违背，不得不做出变更，例如在红九军、红三十一军渡河问题上，甚至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一度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在红四方面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的情况下，在不违犯东进路线的前提下，中央从大局出发，还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同意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提议。而却用一个概况性的说法，有意避开了这一点。]情况虽然比较复杂，但中央命令四方面军一部渡河攻宁这条主线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决定。[评点：是“清楚”，但是忽略了如果不击破南敌又如何攻打宁夏呢?中央可是在电报中告诉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啊!以致于我们不能不说既然不击破南敌无法进攻宁夏，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置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于不顾，令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红五军过河，到底是为执行宁夏战役呢，还是准备向甘西退却呢，难道这种作法不值得人怀疑吗?用“复杂”两个字遮盖了对问题的深入分析，从而也就难以搞清历史真相，确定责任的归属了。]至于张国焘，有的同志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曾经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这次他也可能心怀鬼胎，企图乘中央决定渡河攻宁之机，到河西去发展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评点：实际上承认了张国焘有乘渡河之机实现向西退却的动机。为什么不是直接揭示张国焘的这种西退动机，而是采用别人之口说出来呢?看来这样做是有深意的。因为把这个问题说重了，就又把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扯到一起了，就不好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了。如果我们回归到当时的历史氛围中可以看到，在渡河问题上有着“复杂”心态的决不是张国焘一个人(当然性质可能有所不同)。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与中央电讯联系畅通的背景下，在知道中央击破南敌指示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多次提出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而张国焘的指示却能够见之于他们的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客观上也承认，当中央的指示与张国焘的主张出现分歧的时候，他们夹在中间确实很不好办，但是他们却多次置中央的命令和指示于不顾，和张国焘站在了一起，这能是偶然性的因素吗?]

　　二、宁夏战役计划的放弃，西路军的组成和向新疆方面前进

　　我三个军渡河后，即向宁夏方面前进，准备夺取内蒙古的定远营，先后占领区了五佛寺、一条山、寺儿滩一带，同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打得很激烈。[评点：这是指景泰一条山战斗。这里又回避了一个史实，毛泽东明确要求红九军必须占领定远营，而张国焘则建议红一方面军攻占定远营。双方围绕攻占定远营的斗争，实质上反映了红四方面军在发展方向上是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退却。]但是，南面的敌人也很快压到黄河边上，占领了我渡河地区及中卫一带，不久，中央就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评点：这里应该对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的原因作一些分析，从分析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责任的归属问题了。]

　　从前方来看，由于一方面军没能过河，加上一条山这一带人户稀少，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因此徐、陈于11月2日向朱、张、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评点：是有这些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呢?]11月3日，毛、周复电：“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评点：这里对电报的引用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在电报原文中“古浪一线”后面是一个逗号，可是在引用的时候为了隐去后面的内容却用了一个句号。隐去的内容是：“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行动。”这个电报表明中央并没有放手让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而是为了改变河西红军背河而战的不利态势，从安全出发，才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适度展开。对电报断章取义的引用显然是为了说明河西红军是在中央的命令下向西退却的。]11月5日，朱、张复电：“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评点：对这个电报又是采取了节录式的引用，在引文前面隐去了：“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在引文后面隐去了：“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后面还隐去了：“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军、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从隐去的文字来看，张国焘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是有重大区别的。这里让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引用电报的时候，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回避对自己观点不利的内容呢?既然想将西路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什么不引用电报的全部内容，来说清西路军在退却问题上的来龙去脉呢?这能是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问题吗?]11月6日，徐、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遵军委电令，提出向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地区发展，创立甘北抗日后方，靠近外蒙、新疆，打通苏联。[评点：这里又略去了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批准问题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不同态度。这是中央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问题上持什么态度的又一例证，为什么又略去了呢?]7日，徐、陈等又致电洛甫同志转党中央并毛、周、张，提议左岸部队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军分会。[评点：从徐、陈二人的提议看，他们是准备在河西大干一场的，如果要是准备返回河东，是没有必要向中央要求成立这些领导机构的。]

　　从中央来看，这时正酝酿整个红军新的行动部署。11月8日，中央发出的有关河西部队的电报有两份，一份是张(闻天)、毛、周、博古、林(育英)发给朱、张、彭、任(弼时)、贺龙，征求意见的《作战新计划》，其中讲到“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一份是张、毛发给朱、张的，征求对西路军及其领导组成的意见：“徐、陈、李等七同志提议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二兄有何意见请复。”十日，朱、张复电“完全同意” 。[评点：历史文献是这样，还存在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

　　11月11日，中央发给徐、陈两份电报，一份是中央及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任命了军政委员会领导成员;一份是毛、周发给徐、陈的，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征求意见：“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地隔离着，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一)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二)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三)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评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先发布部队番号，组建领导机构，任命领导人，然后再就东返和西退征求意见。这就说明西路军西退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主动行动，也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充分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的，是民主的，而没有丝毫强加于人的成份。如果是中央命令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就应当在发布部队番号、组建指挥机构和任命领导人前征求意见，而不是在此后征求意见。]

　　11月12日，徐、陈复电中央军委和总部：“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并提出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第二步如受南敌压迫，或后路受威胁时，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定在甘、凉、肃和永昌、民勤创造根据地。并建议国际与西路军发生直接关系，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等。[评点：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西路军领导人为了说服中央同意他们向西退却而拍发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对向西退却的风险性认识不足。]

　　大概就在这几天，共产国际又有了新的指示，决定西路军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评点：不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共产国际不过是向中共中央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而已。在红四方面军一部已经过河的情况下，面对共产国际十一月三日突然决定改从新疆提供援助，中央就是在十一月八日也没有确定让西路军去打通新疆联系。]国际来电的档案虽未查到，但中央书记处11月13日给王明、康生、陈云转国际的电报说得很清楚：“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原电稿如此)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1月15日，毛、周复电徐、陈也明确表示：“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评点：中央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原因极为复杂。虽然在前文引用徐、陈十一月十二日致军委和总部的电报中提到了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可以完成任务，这里又引用了中央要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的电报，但是却没有说明西路军早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在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时候，西路军的前锋红三十军已经进入永昌境内，主力位于大靖、土门和古浪一带。中央实际上是在西路军早已进行退却的情况下从大局出发认可了西路军的行动。当时是红三十军的政委，身临其境，难道就没有体会吗?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实交待清楚呢?]

　　从上述来往电报可以看出，宁夏战役计划的放弃，西路军的组成和向新疆方向前进，是中央和前方根据当时情况反复研究后，定下来的决策。[评点：是研究过，协商过，但是在西路军向西退却的问题上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占主导地位呢，还是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占主导地位呢?为什么不根据相关史实对此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呢?因为这关系到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归属问题，也关系到西路军到底该不该戴张国焘路线的“帽子”的问题。]

　　三、在凉州、甘州之间创立根据地和西安事变后是否东返的问题

　　西路军西进后，先头部队于11月16日越过凉州。17日，徐、陈致电洛、毛、朱、张，请求行动方针。此电说：“估计时间约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依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到玉门、安西或匮摄(原文如此—引者注)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8日，洛、毛、周即复电徐、陈并告朱、张：“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11月18日，西路军占领永昌。19日，林、朱、张、周给徐、陈的电报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20日，洛甫、泽东也电示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评点：引用这些电报是为了说明西路军是在中央指示下行动的，从而应合下文提出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的观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却对毛泽东、张闻天十一月二十三日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西路军作战方法应“集中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获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的电报，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并传授了打歼灭战要领的电报视而不见呢?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而要靠自我奋斗，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难以贯彻执行呢?难以执行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客观原因吗?有没有西路军领导人主观的因素呢?这种主观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如果在这些方面予以“说明”，才是有深度的分析。可惜在史料的引用上是有选择的，在分析的力度上也是有针对性的，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这种态度是令人惋惜的。]

　　根据这些指示，西路军11月21日占领山丹后，就在甘州、凉州之间活动，一直到12月底。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同“二马”的部队几次激战，前后共歼敌八千余人。渡河以来，自身也减员四千余人。[评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方式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而没有歼灭战的战例，如果象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再进行下去，西路军是必败无疑的。西路军在作战方式上没有打成歼灭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在永昌、山丹地区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作为身临其境的西路军主力军的高级指挥员应该是明白其中奥秘的，如果在这里作出深度的分析，那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时弹药也很少。三十军在永昌附近的四十里铺，就是靠大刀与敌人拚搏。[评点：打不成歼灭战，从战场上缴获不了弹药和其他物资，必然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作战方式上的失误造成的。]

　　这个时期，正值西安事变前后，西路军在继续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个月。[评点：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能否将这个问题说清楚呢?我们权且再往下看。]12月6日，毛、周、朱、张电徐、陈：“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15日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18日，中央军委又命令：“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24日，中央军委又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并要徐、陈电告意见。25日，徐、陈复电表示：如利于东进，“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要求友军配合作战。同时建议西路军仍首先按期执行打通新疆任务。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徐、陈、彭、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据此，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向甘州和肃州前进。[评点：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除去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外，其它时期中央并没有发出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指示。]

　　现在看来，西路军在凉、甘之间停下来创立根据地，并且在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犹豫徘徊了一个月，虽有其客观原因，但却是一个很大的失策。[评点：导致西路军在凉、甘地区犹豫徘徊一个月的主观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造成的呢，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造成的?在这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结合上文引用的中央要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这里显然主要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知想过没有，在和苏联就援助的时间和方式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西路军向西退却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如果不管苏联援助能否及时到达，西路军一直往西打，到了安西、肃州一带，居此荒凉之地，不仅获得不了苏联援助，马家军又席卷而至，西路军既不能进入新疆，又远离河东，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至于说西路军没有东进，这个责任从前文引用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这应当由西路军领导人来负。在凉、甘地区没有建成根据地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消灭敌人的信心，因而没有能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缘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由于这个地区的敌情和地形根本就难以打成歼灭战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呢?如果是因为河西的敌情、地形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那么一直往西，在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在安西、肃州地区就能打成歼灭战吗?既然在凉、甘地区打不成歼灭战，为什么又不返回河东呢?为什么我们难以见到对西路军领导人在主观指导上的失误的分析呢?难道他们就没有失误吗?象这些问题应该予以一定程度的分析和“说明”，以利于弄清史实真相。可是我们看到没有这样做。]本来，河西走廊敌人驻军很少，利于我西进，西路军一旦停下来，敌人就追了上来，不仅难于在这一带创立根据地，而且西进或东返都很困难了。[评点：关健是能否消灭敌人的问题。如果消灭了敌人，还建立不了根据地吗?在当时情况下，不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能消灭敌人吗?在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存在避战思想的情况下，又怎么能集中兵力来打歼灭战吗?的分析为什么避开这些要害问题呢?作为当时红三十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难道也是为尊者讳吗?……看来对继续西退的风险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仍在抱怨中央“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影响了西路军的西退。]

　　四、在临高地区创立根据地和战斗失败后余部向新疆转移

　　1937年元旦前后，西路军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1月5日，军委主席团复电徐、陈：“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西进。”7日和8日又给西路军三份电报，主要精神是西路军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完成创立根据地的任务。这样，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已过，接济亦必到手。[评点：在这些电报中有意识地隐去了一月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主席团“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的电报，军委主席团正是根据这封电报才给西路军领导人发出了暂时勿在西进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当时为此不解，还致电军委主席团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军委主席团在一月七日的答复电中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此裁剪档案文献资料，即便为西路军翻了案，能得逞于一时，难道能得逞于一世吗?在历史的法庭上，当着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将来全部开放的时候，又将置于何地呢?到头来最终损害的是的名誉和清德。]

　　西路军在临、高地区，同数倍于我的敌人打了两个月。经过北上和过河西进后的连续作战，部队已几乎没有弹药;这时天寒地冻，夜间气温在零下二十度左右，许多指战员还单衣赤足;无论干部和战士体力都极其衰弱。[评点：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难以从战场上缴获物资，处此困境是必然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人责怪西路军无后方作战，河东对河西援助不利。其实正是因为无后方作战，中央才要西路军建立根据地的。当时河东不仅面临着强敌，经济也极为困难，自顾不暇，根本就没有力量来援助西路军。]虽然已是久战之师，筋疲力尽，但仍顽强战斗，前后共歼敌一万余人。[评点：没有点明这是主要靠阵地战和消耗战消灭的敌人，这个时候连击溃战也打得很少了。为什么打不成歼灭战呢?从作战指导思想上又存在什么问题呢?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按说当时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的高级指挥员，应该是知道一些决策内幕的，为了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对此作出深层次的剖析更是必要的，可是我们却看到没有这样做。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被俘，身在狱中，虽已抱定牺牲的决心，但是毅然在拷问自己，念念不忘身负的重任与职责，努力求索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作为抗日先遣队失败的见证人，他自然知道其中斗争的情况与失败原因，以及抗日先遣队领导人在指挥上的功过是非，于是为了总结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教训，方志敏在狱中用米汤写了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检查报告，然后托人通过鲁迅先生转交党中央。两相比较，真让我们感慨万千，欲说无言。]终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没有能改变战略上的敌强我弱为战役上的我强敌弱，因而不断失利。[评点：是什么条件限制?为什么老是这么模模糊糊的呢?再说，在这些条件当中，那些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因素呢?如果光说“各方面条件限制”，而不将主要因素指出来，这岂不是掩盖失利的真正原因吗?]大体过程是：1月20日高台失守，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基本损失。[评点：高台失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董振堂事先在北城墙下挖好了地道，已经作好了突围的准备工作。可是这时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便衣侦察员送来了西路军领导人坚守高台的命令，董振堂明知这样做于事无补，但是也不得不放弃突围，执行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最终导致高台守军近乎全军覆没，“英雄战死错路上”。为什么要回避这个史实呢?是不知道呢，还是有意这样做?]这时全军尚有一万余人，集中在倪家营四十几个村寨里。[评点：当时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这有当时的电报为证。]西进还有很长一段冬季无法行军的路程，“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不能西进，于是在21日决定突围东返，从1月下旬毛主席发给恩来、博古、汉年的几次电报看，中央为解西路军之围想了许多办法，一方面想同于学忠商量，要他威胁“二马”或派一部策应西路军东返;另一方面想通过同蒋介石谈判，停止“二马”进攻，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作为西路军驻地。但这些都未能实现。[评点：在这里讲了实话。他没有象有人将西路军东返与河东形势联系起来，说是河东形势紧张导致西路军东返，这是应该肯定的。]1月25日，军委主席团给徐、陈的电报说：“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要西路军在战胜“二马”的条件下完成东进任务。[评点：在引用这封电报的时候，又回避了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为西路军安全计，从保存西路军实力出发，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自主权的电报。这封电报是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以后西路军行动方向的选择，对西路军的失败有重要影响。]西路军在东返过程中，虽然打了一次胜仗，但28日到达山丹之沙河堡时，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处境更加困难，又回到倪家营子打了二十多天，基本上是靠大刀长矛同敌人搏斗。[评点：以“敌集中防堵”来作为西路军不能东进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当时西路军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刚刚歼灭了青海宪兵团，小有缴获，又鼓舞了士气，震慑了马家军，中央利用统战关系要东北军协助西路军渡河，并表示界时派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到靖远河边接应西路军。在西路军急速东进的情况下，还有一部分马家军被甩在了后面，就是敌兵拦头，会有多少军队呢?这个时候要将伤病员、妇女和小孩就地安置，将机关后勤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只要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采用变幻不定之战术，即使损失一半力量，也还可以有七千人左右的部队返回河东的。因而我们认为这个时候西路军放弃东进，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问题。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政委，是参加了西路军放弃东进，重返倪家营子的决策会议的，他自然知道其中的是是非非，但是我们看到却对此采取了缄默态度。而他的搭档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却在回忆录中透露了若干信息。]

　　2月23日、24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军委，要求派兵援助。提出如无援兵，则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等相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大通、西宁一带活动。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徐、陈：“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此时中央着手组建援西军，任命刘伯承同志为总指挥，林育英同志为政委，准备援救;同时，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要求划分防区，停止“二马”追击，但仍无成效。西路军在倪家营继续同敌人拚战，因敌我力量悬殊，遭到失败。[评点：在这里单纯罗列了一些史料，而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显然是有意避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之间的斗争，以求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其实这是避不开的。如果避开了，好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认为，鉴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因而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不能置于河西。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却正好相反。在西路军已经拉走红军三分之一力量的情况下，从中央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河东红军是很难再为河西提供援助的。同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出发，河东显然比河西面临的敌情要严峻得多，因而河东向河西提供援助会更为困难。尽管这样，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中央也在克服困难，组织援西军，进行救援工作。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援西军增援受到了影响，这也是事实。如果不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说明”，就会使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中央没有及时援助造成的，这就没有反映实际情况。单纯说“敌我力量悬殊”致使西路军失败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红军本身就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过份强调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掩盖西路军失败的主观原因。]

　　1937年3月初，西路军再次从倪家营突围。3月14日转移到祁连山脚下的康龙寺附近，开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评点：这里既回避了徐、陈离队问题，也没有讲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中央应对西路军损失负责及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争论。据徐向前回忆，李先念是不愿意让他走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在这里作出回避可能也有难言之处。]工作委员会决定余部翻越祁连山。[评点：这是一个明智而果断的决策，这个决策无疑凝结着的智慧。如果象右支队那样迎着马家军的方向行动，一千多人的左支队是难以顶得住马家军的冲击的，也会遭到右支队同样的命运。]后来根据中央3月23日电示，向新疆转移。[评点：根据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此时中央要他们克服以前领导存在的靠人而不靠己的主观弱点，要将行动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而且就行动方向征求他们的意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去新疆?这里我们看到中央仍然没有强人所难，不顾实际地命令他们向什么方向转移。在西路军工委领导人表示愿意去新疆后，中央也是仅对他们的行动作了原则性的指示，至于行动路线要他们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决定。]五月初，到了迪化(现乌鲁木齐)，见到了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西路军到新疆的有四百多人。[评点：这里没有指出攻打安西和红柳园之战。这是一次错误的决策，这次战斗致使左支队减员四百余人。不然的话，左支队是会有八百余人到达新疆的。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西路军工委是在已经发觉敌人增兵安西的迹象后，又在内部就攻打安西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最终作出了攻打安西的决定，作为西路军工委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显然是负有主要负责的。]

　　从军事看，西路军进入临高地区后，已陷入极大的困境。[评点：是这样。但是却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西路军“陷入极大的困境”?是马家军吗?马家军怎么就有那么大的神通致使西路军“陷入极大的困境”呢?还是象有些人说得那样马家军兵力占绝对优势，骑兵占绝大部分，内线作战，补给便利，而西路军外线作战，又是步兵，敌众我寡，有耗无补呢?这里有没有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呢?如果没有主观指导上的错误马家军能把西路军逼入“困境”吗?实在不行，西路军三十六计—走为上，可以返回河东嘛!如果有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呢，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联系在这个“说明”中的主旨来分析，很显然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过，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在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之下，既不可能创立根据地，也不可能继续西进或东返。[评点：那就只有坐以待毙了。不是率领左支队到达新疆了吗?率领的左支队之所以能够脱险就是因为果断决策，选择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迅速摆脱了敌人。如果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也能象这样果断东返，不是也可以保存西路军的基本骨干吗?这里主要是领导人的决心和判断能力问题，根源则是路线问题。]大部队也无法从北面冲出广阔的大沙漠或从南面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如果分散打游击，后来的事实证明也难于站住脚跟。[评点：客观条件确实不利，但是如果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是无法汲取沉痛教训的。]

　　五、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

　　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评点：这里又一个“自始至终”，由于前文我们对徐向前的这个观点进行过评点，因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评点：是有重大不同。张国焘南下违背了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策，是在否定中央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南下的，后来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而西路军领导人则是在承认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西退毕竟也获得了中央同意，不过是时时表现出一些独立性而已。尽管有这些不同，但是不论南下和西退，都是在退却路线的影响下进行的，同时也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当然西路军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我们前文已有分析。)。因而，总的来看，是形式上有重大不同，实质上相似。]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评点：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如果单从形式上来看，西路军是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河西转战直到失败的整个历程上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前文我们曾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路军为什么失败了?[评点：对，如果避开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能够解释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吗?看来也感到这个问题挺棘手。]从西路军的战斗历程看，失败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评点：对，但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找不到主要原因，而把所谓的原因罗列到一起，这不就是掩盖失败的真实原因吗?]现在回想走来，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如果西路军急速西进，直插到肃州、玉门、安西地区，就可以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评点：就算西路军直插肃州、玉门、安西地区，如果苏联援助不能及时到位，西路军又难以进入新疆，马家军再蜂拥而来，居此荒僻之地，对西路军意味着什么呢?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不了根据地，而肃州、安西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更差，且又远离河东，难道在这个地区就能建立根据地吗?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够“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呢?由此看来几十年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赶不上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在延安写的检查报告中的认识。]如果又能得到苏联的援助，部队有了大炮和充足的枪支弹药，那么至少有可能再打回东边。[评点：问题是获得不了苏联的援助，那该怎么办呢?作为西路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总不能把西路军的安危放在能否及时获得苏联援助上吧。正是由于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暂时留住一个时期，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将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远离河东，可是西路军领导人能听得进去吗?]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河西走廊徘徊了三个多月，丧失了战机。[评点：原因呢?是谁导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徘徊了三个多月呢?是西路军领导人，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关系到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认定问题。]从国际关系看，当时苏联想拉住蒋介石政府和英、美一起反法西斯，公开援助我们有顾虑。[评点：是这样，在这里认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这又与前文慨叹西路军没有直插肃州、玉门、安西地区发生了矛盾。既然苏联“公开援助我们有顾虑”，那么西路军直插肃州、玉门、安西地区能获得苏联的援助吗?获得不了苏联的援助，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更差，马家军再蜂拥而至，西路军能生存吗?]从国内形势看，我红军主力在河东与蒋介石主力作战，以及西安事变后可能再爆发内战，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评点：这是牵强的。关健要获得档案文献资料上的支持。我们承认中央确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考虑，并且一度几乎付诸于行动，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来看，不就是十二月下旬中央应张学良要求让西路军东归这一个事件吗?但是我们要问这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停留的主要原因吗?过份强调配合河东形势问题的用意是什么呢?]因此，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并几次考虑是否西进或东返。[评点：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如果不创立根据地，在河西又如何能够生存呢?如果创立根据地，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从一旦遇到不测可以及时返回河东来看，到底是永昌、山丹地区更为有利，还是安西、肃州地区更为有利呢?说一说看，除去创立根据地外，还能不能再找到西路军的生存之道呢?既然认识到苏联公开援助我党有困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苏联援助上能靠得住吗?]西路军自己在当时情况下直接西进也有顾虑。[评点：顾虑什么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限制了西路军的行动吗?关于中央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个时期和要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暂时勿在西进，我们在前文已有分析说明。西路军全军放弃永昌、山丹地区难道不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决定吗?可以这么说，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地区，不要东边回旋余地，悬军甘西，是违背中央意图的。因为中央要求西路军将主力位于永昌、山丹地区，保留东边回旋余地，而以一部占领安西，这有中央的历次电报为证。西路军停于高台，是高台以西严酷的生存条件使西路军领导人望而却步，报经中央同意后才停止了西退的脚步。现在有人不顾当时高台以西严酷的生存条件，不顾西路军领导人当时在面临这种生存条件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向，将中央要西路军暂时勿在西进的指示当作中央不要西路军西进的命令，并和河东形势联系起来，从而得出是由于中央的命令多变才导致西路军失败的结论，以便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请问，这是当时的历史真相吗?]指导思想上的这种多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行动方针摇摆不定，却犯了兵家大忌。[评点：这是指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问题是老是拿一些表象说事，而忽视了对问题的本质性分析。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和适时打通国际联系。这个方针没有变化啊!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不要向西深入过远，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这些指示始终未变啊!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就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苏联援助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老是想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因而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对马家军存在一种避战心理，这样就难以集中兵力，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在没有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在永昌、山丹地区站不住脚的情况下，不得不匆匆向西退却，到了高台发现高台上下的生存条件竟是如此不同，又不得不止步，这时马家军蜂拥而来，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象在永昌、山丹地区那样将西路军分散配置，最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最终失败。]

　　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条件也极其不利。[评点：是不利，但是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呢?如果不能的话，为什么不返回河东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要西路军返回河东吗?]最主要的，一是这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二是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基础，我们要在短期内把群众争取过来很困难。三是马家骑兵部队机动性大，我们过去又没有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四是经济落后，红军取得给养也很困难。可以说，仅仅靠西路军本身的力量，要在这么一个长达近二千里的狭长地带，消灭“二马”主力，创立根据地，西面接通新疆，东面接通河东，是艰难的。[评点：说话很讲究分寸，他避开了可能不可能，而只说创立根据地“是艰难的”。他也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在河西作战和创立根据地方面，以及对战局发展的判断和预测方面主观指导上的失误。]

　　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评点：这里虽然提到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以及西路军自身存在的弱点，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及西路军领导人自身存在的弱点在西路军失败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能不能对此作一个明确的界定呢?我们再往下面看。]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评点：问题是这对西路军的失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不创立根据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究竟如何生存呢?这样我们看到在西路军难以创立根据地的情况下，要想生存下去，或者是西退获得苏联援助，或者是返回河东，二者必居其一。在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返回河东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将西路军战胜敌人的希望建立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苏联援助一旦不能及时而至，西路军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了。]徐向前同志不同意这种估计，但是陈昌浩同志听不进去，严重轻敌。[评点：对，在这一点上徐向前是正确的。徐向前认为在河西创立不了根据地，但他不是主张返回河东，而是主张继续西退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也就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建立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上，而不是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这同样是危险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尚不知道在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过程中徐向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这些对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评点：是“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平大古凉战役期间，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高台、临泽期间，西路军又是在高台、临泽和倪家营子一百多里的战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一次又一次的吃亏，这能是偶然的因素吗?正是因为兵力分散，西路军才难以打成歼灭战，在作战上由主动逐渐变为被动，最后被打败的。这不仅是“对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而是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样说显然就降低了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对西路军失败的影响。]

　　我的这些说明，会有某些不周到的地方和遗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评点：“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吗?为什么对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和转战过程中的一些关健问题予以回避呢?]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不一定准确，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评点：最后作这样的交待是必要的，这里除了谦逊的美德，作出一种姿态以外，还表明可能对自己阐述的观点也并不自信，留下将来转弯的余地。]

　　六、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

　　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评点：是啊，中央的这个作法是正确的，也是英明的。知道吗，一九五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时候，在有关西路军的注释中毛泽东为了维护西路军领导人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中高级干部的威信，有意对这个注释采取了简单化处理的方式，只注明了张国焘的错误，而回避了西路军领导干部的责任，这样也就不便于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若干年后有人不是以此为借口进行发难，吵吵嚷嚷要翻案，对毛泽东进行指责吗?]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评点：这些说法中的有些话来源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当年在这个注释上采取简单化的处理事出有因，问题是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和转战过程中张国焘路线到底对西路军有没有影响呢?又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又是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评点：我们不禁要问，在写这个《说明》的时候是不是占有了“大量史料”呢?以的身份是可以查阅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可是我们却看到有的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却回避了，有的史料掐头去尾只选对说明自己观点有利的部分，这是为什么呢?这到底是自己的意思呢，还是手下那些捉刀者处于趋炎附势的目的造成的呢?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评点：对，这句话很实在。]现在，许多情况也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评点：真的“比较清楚了”吗?不见得吧。悲剧就在于自认为清楚了，而实际上却反而糊涂了。要求“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于是就派了几个人，搜集了一些电报，写了这个《说明》，其目的是要修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评点：采取如此的方式和态度真的能够维护团结吗?]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评点：为什么不允许“公开争论”呢?真理愈辩愈明嘛!通过争论证明过去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是错误的，是一个“冤案”， 根据有错必纠的方针，那就应该平反嘛!作为当事人之一，这样更能彰显的清德，不然有人看到没有经过中央的决议就悄悄地为西路军翻了案，还真以为是在以权谋私呢!因为毕竟也是当事人啊!不过，我们看到“不应该公开争论”的意见最终还是落实了。为此中央宣传部门曾专门下发文件不要讨论西路军问题，有人对修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感到不满，写了文章投到报纸刊物，编辑们却以上级主管部门有明文规定不便发表为由拒之门外，在党史研究会议上也以本次会议不讨论西路军问题予以回避，这可是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啊!]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评点：说的“合适”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存档呢，还是说材料的内容呢?我们综合各种因素来判断，这是说材料的内容和观点。如果中央认为材料的内容和观点“合适”，那么就存入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从后来的结果看，显然中央认为材料的内容和观点是“合适”的，这也就实际上宣布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因为材料和决议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说将这个这个材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人员“参考”，实际上是说以后出版党史书籍，涉及西路军的内容，就要按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表述。君不见，一九九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因为没有按材料中的“口径”进行表述，惹得大发雷霆，在已经装订成册的情况下，最后还是按照的要求在修改后才得以出版发行的吗?]总之，在这件(个)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评点：什么是实事求是?的观点被接受了就是实事求是，的观点没有被接受就不是实事求是，难道真是这样的吗?既然讲实事求是，为什么在这个《说明》中对不利于自己观点的电报予以回避或剪裁呢?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李先念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481]

　　(2)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我们从上文的评点中可以看到，李先念在这个《说明》中遗漏了一些关健的电报，对有些电报在引用时作了一些摘录，回避了对论证自己观点不利的内容。在《说明》中还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内容，比如他既认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慨叹当时西路军西渡后为什么不直插肃州、安西，以致于在河西走廊徘徊了达三个月之久，丧失了战机。我们在《说明》中看到，李先念希望引用这些电报，以期做到论从史出，使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脱钩，达到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帽子”的目的。

　　在《说明》中李先念说红西路军是奉军委指示执行宁夏战役而形成的，就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我们通过评点可以看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李先念在《说明》中只是点到而已，而没有作出进一步分析。在西路军形成问题上，他虽然提到了中央击破南敌的重要指示，但是却回避了中央只有击破南敌才能进行宁夏战役的判断。特别是在红九军和红五军渡河问题上一笔滑过。海打战役是击破南敌的最后一次努力，如果取胜，停止了南敌进攻，还是可以进行宁夏战役的，其码河西红军能够从容返回河东(如果他们愿意返回的话)。但是张国焘却擅自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致使海打战役流产。我们看到李先念在《说明》中对海打战役却干脆采取了回避态度，同时也回避了张国焘在甘南要求西渡延误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这样就没有反映红西路军形成的真实原因。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我们看到李先念在引用张国焘十一月五日电报时采取了掐头去尾的方法，回避了张国焘让西路军放手向西退却的允诺，而在引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十一月三日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电报时，也隐去了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不要放弃一条山和五佛寺渡口，对向西退却作了必要限制的内容。李先念也回避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批准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没有说明当十一月十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早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向西退却，这时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而红三十军的前锋业已进入永昌境内。李先念也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的提议，而这是判断西路军领导人违背中央东进路线要求，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影响的主要依据之一。

　　这样对相关史实的刻意回避，也就难以反映出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才是西路军形成及向西退却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只不过是对他们的行动在事后认可或同意了的史实。这样回避的结果，也就应合了《说明》的主旨，西路军过河是奉军委之命，执行宁夏战役，而向西退却则是为了执行中央命令打通远方联系的说法。这样固然在西路军的形成及退却上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但是却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了诸多不合。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能否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到西路军的生存和命运，但是我们却看到李先念对此没有从正面作出深入分析。

　　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只是说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不了根据地，而对于中央为什么要西路军建立根据地，为什么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认识上存在严重不足。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是消灭敌人，不消灭敌人是建立不了根据地的。西路军为什么在永昌、山丹地区消灭不了敌人呢?仍然是强调客观原因，而避开了对西路军领导人主观原因的分析。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打成歼灭战的责任不在李先念，因为李先念只是作为红三十军的政委，是无权决定西路军作战方针的。但是从事后总结教训的角度看，难道在写这个《说明》的时候不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出深层次的剖析吗?在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不仅建立不了根据地，而且也难以获得战场缴获，这对西路军的持久作战，对西路军的最终失败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在西路军有一万八千兵力的情况下，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不能采取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呢?这难道不是信心不足的表现吗?西路军领导人存在避战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战，在苏联援助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是十分危险的。在《说明》中虽然对苏联援助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却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由于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由此对西路军失败造成的影响进行点评，从而也就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

　　没有对西路军在河西损失最大的三次战斗—古浪保卫战、高台保卫战和倪家营子保卫战进行深入地分析。由于这三次战斗致使西路军损失八九千人，遭受重创，因而通过对这三次战斗的剖析，就可以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许多失误，再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作的重要指示，然后再进一步揭示造成西路军领导人指挥失误的根源，以及这种指挥失误在西路军失败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就会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但是令我们遗憾地看到李先念在文中仅是强调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主观原因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本来象他这样身临其境的高级指挥员，在对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的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后，是会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的。

　　对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原因，李先念也以东面有“敌集中防堵”为由一笔带过，刻意回避，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的表述如出一辙。我们在前文的评点中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次放弃东进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的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呢?虽然李先念在文中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我们根据上下文判断显然是指西路军领导人。当时西路军如果果断东进其码可以保存七八千人的部队，基本骨干尚存，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放弃东进转为西退，这样也就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李先念应该不会忘记，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他所在的中原军区处于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形势异常危急，中原我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的情况也不亚于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后的处境。李先念率领的部队为什么能够安全突围而没有全军覆没呢?在这方面指挥员正确的判断能力、果断的决策和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是在一定条件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了吗?可是我们看到却对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进转为西退的错误决策，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这实际上减轻了西路军领导人在主观指导上的责任。

　　西洞堡歼灭战是西路军军史上唯一的一次歼灭马家军团级编制战斗部队的战例，这是西路军作战史上的一个亮点。但是我们看到，李先念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的态度一样，都是对这个战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没有作出任何评论。这不仅令人深思，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可能与随后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转变及西路军领导人在这种转变中的责任有关。

　　以地位之高，阅历之丰富，况且当时又是身临其境的高级指挥员，如果以这些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本来是可以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

　　李先念在这个《说明》中说“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如果中央认为“合适”，就存入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供以后“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

　　由于这个《说明》中的观点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出现矛盾，那么李先念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作为一家之言，存入档案，录以备考，供党史研究人员参考呢，还是想通过这个《说明》来修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呢?

　　我们从李先念在《说明》中“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这句话来看，他似乎是想存入档案，供研究参考。但是我们从李先念在《说明》中说如果中央认为“合适”就存入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来看，显然又是指他在《说明》中对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定性的修正是否“合适”，如果中央认为“合适”就按存档处理。我们还可以从一九九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之际，李先念对党史中涉及西路军的部分没有写明奉谁之命过河而大动肝火，致使当时中央党史研究部门负责人表示关于西路军过河的这一段文字在修改后要经他审阅同意方可出版的保证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李先念搞这个说明的真正用意还不是录以备考，作为党史研究使用，而是以存档的方式修改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

　　由此就引出我们进一步的联想和分析。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对于这样一个在党史和军史上极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更要严肃对待，慎重行事。如果当年的定性是错误的，当然可以作出修改。如果要修改的话，就应该以中央名义派出专门工作人员，以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给合当时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宏观视野的角度，经过认真细致地研究后，以中央名义做出更正，而不应由以当事人的身份组织了几个人，查阅了一些档案，写了一个说明材料，通过常委圈阅，以存档的方式，就修正了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我们认为就是从组织程序上讲这种方式也是不妥当的。

　　由此看来，如果存档是为了供党史研究使用，李先念就不应干预党史研究部门的工作;如果存档是为了修改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那么这种方式就是在组织程序上也是不妥当的。

　　在研究方法上，没有从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没有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状况，以及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样做固然有利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抛开路线斗争，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和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就难以揭示当时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和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在西路军研究上会走入迷途。

　　李先念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他受命于危难之间，负责起西路军余部的军事工作，果断决策左支队翻越祁连山，摆脱了马家军的追击。在祁连山的行军中，他凝聚人心，坚持正确的行动方向，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率领左支队走出了祁连山，到达了新疆。这是西路军唯一保存下来的成建制的力量，李先念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些失误，比如在右支队行动方向的选择上，在干部游击支队的去留以及攻打安西城问题上。当然这些错误也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

　　返回延安后，李先念被降职使用。但是他没有怨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纠正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而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抗战胜利后，他率领中原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成功突围，保存了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先念一心向党，忠诚正直，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在党内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李先念是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时，他在公开讲话时最先透露出党内高级领导人中有人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表达了他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坚定信心。一九九二年春天，当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宣言书响彻中国大地的时候，面对当时刚刚冒头的产权改革，广大工农群众可能沦为雇佣劳动者的严重隐患，他是党内高层唯一没有对此表态的领导人，以致于民间传出他要修补“铁饭碗”的说法。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忧思不已。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在写这个《说明》的时候，回避了有关西路军的若干重要事实，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通过前面我们的评点可以看到，虽然他对西路军失败的悲惨结局及其艰难征战的曲折历程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他在西路军问题的处理上却是草率的。即使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自己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处理党史和军史上复杂而又敏感的西路军问题时，难道不应该更为慎重行事吗?

　　可是我们看到李先念是以存档的方式而不是以中央正式名义修正了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一九九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奉命问题引发的风波，就与这种以存档方式来修正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有关。我们认为要是以中央名义作出了决定，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还会出现在党史中关于西路军表述上那样的“错误”吗?

　　尽管李先念作出了种种努力，甚至出现了干预党史研究部门工作的行为，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日益公布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似乎正在使李先念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付之东流。

　　在他写这个《说明》的时候，当时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他的这个《说明》也确实获得了不少共鸣声。其实这种共鸣声主要还“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不乏趋炎附势之徒。这种努力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党史和军史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关西路军的注释中已经推翻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

　　但是令我们不幸地看到，这种修正虽然已经进入“大雅之堂”，但是却与日益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出现了诸多不合，的基本观点也难以获得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上的支持和印证。我们真担心将来有一天，当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解密的时候，人们拿着李先念的这个《说明》，对照档案文献资料来阅读，同时再联系到他在西路军问题上的作为，到时候，不仅仅是李先念的清德，就是他的品质和人格也会受到实质性损害。

　　那些为李先念起草这个《说明》的捉刀者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尊重历史，治学严谨，搜集资料，提出建议，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由于李先念年事已高，尽瘁国事，无力再翻检当年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而这些人可谓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又有必要的研究能力，在起草这个《说明》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查阅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可是他们在引用文献资料的时候，断章取义，又遗漏了一些关健的档案文献。我们不禁要问，这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吗?他们为什么要违背治史之良知，遗漏乃至剪裁历史的档案文献呢?到底是为了自己的仕途，趋于迎合呢，还是有人授意他们这样做的呢?

　　作为一个工，从职业道德上来讲，不管自己服务的领导人接受与否，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应该把西路军历史的真实情况及相关问题确实无误地报告给自己服务的领导人，以使自己工作的成果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这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能揣摩所服务领导人的心思而曲解历史事实，片面反映情况，这确有刻意误导之嫌，也亵渎了自己的职责，到头来在历史的法庭上不仅给自己服务的领导人，同时也会给自己的品质和人格带来莫大的损害。

　　这个《说明》中基本观点的形成，到底是李先念愤愤不平于当年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这些捉刀者投其所好才有选择地提供了这些档案文献呢，还是由于这些捉刀者有选择地提供了这些档案文献才对李先念形成了刻意的误导，致使他提出要修改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呢?这还有待于我们作出进一步的考证。

　　可以这么说，用不了多少年，当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解密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当年在西路军问题上的作为遭受审视的时刻。现在业已公布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就已经对他们当年的研究成果构成了致命性威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公布，那些散布在西路军问题上的阴霾最终会烟销云散，被遮蔽的太阳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十二、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1、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确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党的正确路线是先天就有的吗?不是。是革命导师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规定出来的吗?也不是。党的正确路线只能产生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千百万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是正确路线产生的唯一来源。在革命斗争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党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多，因而在斗争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在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认识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从而产生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路线。

　　正确路线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确路线是在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也是在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没有错误，也就无所谓正确。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正是通过对错误路线的剖析和批判，从对错误路线的扬弃中，逐渐形成党的正确路线。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先知先觉的领袖人物总是走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革命的发展提供指导。而这支革命队伍也只有在激烈的党内斗争，革命的惨重损失，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中，才会逐渐走向觉醒与成熟，能够接受并且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我们看到紧张、动荡、惨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客观上反而倒为人们提高觉悟，认清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创造了条件。

　　正确路线的形成必须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紧紧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能动地反映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从而制定适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政策和策略。正确路线的确立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会极大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错误路线的出现则是对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反映，没有抓住中国革命斗争的内部联系，因而也就难以发现中国革命斗争的逻辑，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政策和策略。这样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破坏。由此可见，路线的正确与否对中国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不同是由于在这两条路线指导下制定的方针政策是不是对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能动反映，是不是真正认识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内在规律。因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来把握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正确路线。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正确，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开辟中国革命斗争的新境界。路线错误，不仅会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和破坏，而且还有可能造成革命走向歧途，政党变质的沉痛教训。抓了路线斗争，就提纲挈领，为全党的发展指明方向，因而在党内斗争中就要狠抓路线斗争。这是加强党的建设，保持中国革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质的重要保证。我们既要紧抓路线斗争，又要防止将路线斗争庸俗化，事事联系路线斗争，事事上升到路线斗争，搞得人人紧张，政治帽子满天飞，使路线斗争误入歧途。

　　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我们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检验路线的正确与错误，再根据这种检验来及时纠正错误路线，确立并进一步完善正确路线，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转化为全党的行动。因而我们要从社会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对执行的路线进行反思，力求将路线错误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最终确立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从领袖的倡导直到全党的共识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要在社会实践的检验中使正确路线逐渐形成、丰富和完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实践在不断变化，而反映革命斗争的路线也要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发展，甚至会被纠正。因而我们要看到既使正确的路线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也要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变化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变化，因循守旧，也就必然会由正确路线的代表变成错误路线的引路人，在辉煌的喜剧中埋下悲剧的阴影。

　　西路军的失败就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张国焘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执行南下西退路线。我们看到张国焘的南下使红四方面军减员过半，这种巨大的损失就足以说明南下是错误的。张国焘主张的西退又造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最终宣告了这条路线的彻底破产。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导致红四方面军减员百分之七十五，这种减员占红军三大主力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这种惨痛的损失就已经证明张国焘的路线是错误的。损失令人痛心，教训尤为深刻。不过，令我们欣慰地是中国革命并没有因为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止步，在毛泽东倡导的北上东进路线在全党确立后，中国革命仍然展现出勃勃生机。我党利用抗日战争的有利时机，首先向华北发展，进而又向华东、华中、东北挺进，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发展和壮大，由抗战初期的三、四万红军到抗战结束时发展为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十九个解放区，解放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

　　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这是人民军队建军的首要原则。遵义会议后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得以确立。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却发生了西路军的失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尽管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以确立，他代表的正确路线也在全党获得了指导地位，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全党领导的权威尚未形成。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中尚未达成普遍共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仍持保留意见，因而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一时还难以化为全党的自觉行动，这样就使毛泽东利用中央名义执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时遇到一定困难。这就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尽管在中央得以确立，但仍然会发生西路军全军覆没的重要背景。如果离开了这一背景，如果没有认识到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本质区别，如果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路线对西路军的严重影响，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就会将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间来往电报的若干内容为“依据”， 采用文电中对自己论断有利的“语句”，抛开前后电报之间的联系，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解读。或者干脆抛开档案文献，以几个高层领导人的“意旨”为依据，著书立说，得出西路军“始终”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是党中央的战略指挥错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结论。这种结论就是在现已公开的档案资料面前也经不起推敲，被击得粉碎。因而这种作法既掩盖了事实真相，又混淆了是非，弄成贻笑大方的笑谈。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在河西红军行动方向的选择上，要西路军保持与河东红军联系，保留东边回旋余地问题上，在消灭敌人和创建根据地问题上，在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问题上，在对待苏联援助问题上，占领永昌、山丹地区后继续西退的时机选择问题上……，中央均及时向西路军发出了指示。我们从前文对已经公开的档案资料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在西路军行动方向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基本上尊重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除了西安事变后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要西路军东返外，并没有对西路军的行动发出强制性命令。西路军的征战历程及其失败表明，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是英明的，富有远见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落实了中央指示的话，像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许多指示没有能够落实也表明了中央对西路军的权威尚未形成。毛泽东曾为能否将西路军调回表示忧虑。陈昌浩曾经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在西路军濒临失败时，陈昌浩还发电报与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在西路军失败之际，陈昌浩还要回陕北去与中央争论失败的责任。陈昌浩要争论什么呢?通过前文我们引用的现已公开的双方来往电报就基本上可以说明西路军形成的来龙去脉及其失败原因，陈昌浩作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对这些事实是非常清楚的，看来在他的头脑中仍然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对中央的路线认识不深。

　　由此我们看到既使在正确路线确立后，如果中央没有必要的权威予以落实，也会酿成严重的悲剧，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因而我们必须加强党中央的权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把党真正建设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勇往直前而又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诞生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指导革命战争，就必须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这种战略战术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对敌作战中要将防御和反攻结合起来，采取积极防御的思想;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要善于谋势布局，创造战机;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集中兵力，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化为战术上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以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通过大幅度的进退来调动敌人，与敌周旋，使敌人兵力分散、孤立，疲惫不堪，以便于迂回包抄，消灭敌人;要避免击溃战，力戒阵地战和消耗战;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打则必胜;要慎重初战;将战争与政治结合起来，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其它问题，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战略战术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加以革新;等等。这种战略战术只能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是我军广大指导员鲜血和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对无产阶级军事斗争史的伟大贡献，以其创造性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事业遭到重创，革命根据地被迫放弃，无不是革命战争失败后的结果。而战略战术则是决定革命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高级指挥员要切实认识到战略战术正确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高度重视在战争形势变化的条件下战略战术的创新，深刻理解唯有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才能在战场上造成作战的有利态势，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战略上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要使战略上处于劣势的我军战胜敌军，一个高级指挥员必须根据面临的敌情，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善于谋势，发现并创造战机，调动敌人，集中兵力，将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术、战役上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采用歼灭战的方法来消灭敌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一个高级指挥员，不但自己要熟练运用并灵活掌握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且还要培养大批能够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各级指挥员。一个高级指挥员要根据面临的敌情、地形及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战略战术的转化，善于进行战术创新，通过战术创新来提高部队战斗力，以求适应战争变化的需要。因而，一个高级指挥员不但要高度重视战略战术对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意义，探索出一套适合革命战争需求的战略战术，而且也要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进行战略战术创新。这是军事辩证法在战争实践中的灵活运用，是人民军队消灭敌人的致胜之道。

　　一个高级指挥员应该明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略战术及指挥正确是将战略劣势转化为战术优势的主要手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术上的优势，集中兵力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作战就非失利不可。既使作战不出现失利，如果没有歼灭敌人，难以获得有效补给，这对于主要依靠作战缴获来进行补充的我军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这种拚消耗的方法，对于处于弱势的红军来说，长此以往就必然会失败。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到河西后，面对马家军的骑兵集团突击，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在战术原则上进行创新，发现骑兵的弱点，“射人先射马”， 研究打骑兵的战术要领，从而适应与马家军作战的需要，提高西路军的战斗力。在西退转战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在战略战术上屡犯错误，没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而是分兵抢占要点，结果导致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从古浪失利，永昌、山丹保卫战，直到高台陷落，他们这种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这成为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4、对于一个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并在这种科学判断基础上有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和魄力。

　　一个高级指挥员要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战略战术的施行程度以及能否达到歼灭战的效果，来对战争发展进程进行科学预测，将作战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尽量避免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一个高级指挥员要采取果断措施，就必须准确判断形势。要准确判断形势，就要求指挥员广泛搜集材料，将了解到的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通过归纳比较，加工整理，进行综合分析。然后通过分析来作出科学判断，以作为决策的依据。这就需要指挥员掌握正确的分析方法，具有分析判断的能力，同时又在已有判断的基础上，能够果断作出决策，以便将这种科学判断通过决策转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

　　如果强敌压境，我军在本地区进行了很多努力后，仍然无法创造战机，难以消灭敌人。一个高级指挥员就要通过对敌我力量对比及作战成效的分析，对战争的未来进行评估，对我军的发展前景作出科学判断。不要固守于一个区域，果断作出决定，为保存实力，及早进行转移。否则就会失去战场的主动权，导致被动挨打，造成全军覆没的结局。

　　正确决策的形成有三个关健环节：一是大量材料的收集，二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做出科学判断，三是根据这种判断作出决策的决心和魄力。在这三个环节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通过侦察、电台监听等多种手段获取大量原始信息，通过对西路军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敌我双方战斗力作出准确的评估，这样在反复思考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判断。以这种判断为依据，果断实施决策。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由于对敌我力量对比材料搜集的不完全，因而没有掌握关于敌我力量对比及形势发展的真实信息，导致了他们在形势判断上的失误。而这种判断上的失误，又导致了决策的错误。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对敌我力量对比及形势材料的搜集上，对当前战局演化的判断上，对西路军行动方向的决策上，均出现了严重失误，所以才最终酿成西路军近乎覆没的悲剧。

　　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长时期内对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没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认识，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在这种背景下的作战特点，对河西作战的敌情、民情和地形状况，马家军的战斗力，战争的结果及发展前景均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导致他们不能对河西敌我力量对比及战争前景作出科学判断。这种判断上的失误，使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西退前景的严峻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再如此打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因而才导致在决策上患得患失，在东返问题上犹豫徘徊，始终难以下定决心，避开险地，做出离开河西的决策，转移到河东。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了西路军再这样打下去会导致全军覆灭，其实他们是会及时采取措施，下定决心东返的。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后，当失败的阴影已经来临的情况下，西洞堡一战又成为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返重新西退的导火线，这样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5、要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借用外力上。

　　作为担负独立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如果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克服困难和摆脱危局的决心和信心，而是将希望建立在依靠外力上，那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外力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外力援助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而一旦借助外力的希望落空，那就会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坚持西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西退，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援助。在获得武器装备后，再返回头来就可以易如反掌地打击马家军。这样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一直对马家军力求采取避战态度，保存实力，没有将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没有把歼灭马家军的有生力量作为打开河西战局的主要目标，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高台失陷后，想再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也因为没有这样的实力而难以成行了。如果西路军能够及时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固然可行。但是由于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存在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旦西退获得不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在马家军的进攻下，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建立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困境的决心，那么西路军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自我奋斗上，而是寄托于外力援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当时国民党、共产党、盛世才及苏联、日本这几支力量之间互相制约的能动而又复杂的关系，因而对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才难以改变他们对获得苏联援助的企盼心理。这种对外力的过分企盼，反映了他们在作战上存在的侥幸心理，其实质仍然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他们对西退的前途是乐观的，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能够及时获得苏联援助基础上的，这就使这种乐观呈现出盲目性。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能像中央提醒他们的那样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将苏联援助只当作意外之事，不是抢占要点而是将歼灭敌人作为作战的首要目标，本来他们是可以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的，其码也不会败得那么惨。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时局的发展是客观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因而要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将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做好应付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准备工作。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做好必要的准备，既使出现重大事变，也会从容应对，减少损失，保存骨干，避免全军覆没的灾难。

　　6、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我军生存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不会取得革命胜利。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成功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我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早期，也有不少人忽视根据地的建立，主张“削萝卜”，[203]不愿意做根据地建设的艰苦工作，就是一些著名的红军将领也没有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毛泽东为此专门撰文作过详细的阐释。抗日战争开始后，仍然有一些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热衷于打正规战，忽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毛泽东又为此作过批评。因而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汲取过去农民起义的教训，纠正党内和军内在建立根据地上的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创建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

　　西路军向西退却，一个是开创河西斗争新局面，一个是打通苏联联系。至于这两个任务那一个靠前，那一个靠后，我们看还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苏联的援助已经确定，就要以打通苏联联系为第一位。否则，就要以创建河西根据地为第一位。鉴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为西路军安全起见，还是应以创建河西根据地为第一位。这样就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不是依靠外力援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持这种态度。

　　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创建根据地，本来是建立在向甘西进军稳妥可靠基础上的。如果不创立根据地，一味往西，以获得苏联的援助为目的，一旦苏联援助落空，那对西路军来说就会面临致命的危险。因而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还是以建立根据地，立足于依靠自己在河西战胜敌人为出发点。这样我们看到，在西路军身处甘西贫瘠之地，而苏联援助又呈现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要求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保持东返回旋余地，传授打歼灭战的战术要则，告诫西路军领导人歼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对向甘西进军的时机要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自主选择。中央向西路军提出依靠自己而不要依靠外力的要求，而建立根据地也就将这一要求落到了实处。因为这是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根本性举措。

　　西路军的向西退却，其目的就是要打开河西新局面，把河西变成陕甘抗日根据地的坚强靠背，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建立根据地。而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首先消灭敌人，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集中兵力。可是建立根据地却要发动群众分散兵力，这就形成一个矛盾。在河西地形和村落分散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由于消灭敌人是创建根据地的前提。如果不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如果不立足于首先消灭敌人，就分兵去发动群众，那就非失败不可。因而我们认为这个矛盾尽管尖锐复杂，但还是可以解决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正确处理好消灭敌人和分兵发动群众的关系，使得在创建根据地方面出现严重失误。这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责任问题。

　　西路军或者是在河西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或者是返回河东，或者是能够及时获得苏联援助，只要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得到实现，西路军就不会遭受巨大损失，出现后来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我们看到，西路军没有能够在河西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西路军具有东返能力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实际上一直没有返回河东的坚定意志，这突出表现在最后一次东返也因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而冲得烟销云散。既然在河西没有建立起根据地，西路军领导人又不愿返回河东，他们也就只有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这是极为危险的行为。在苏联援助不能及时提供的情况下，西路军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在河西失败的逻辑轨迹：要在河西生存下去，或者是建立根据地，或者是能够获得苏联援助，二者必居其一。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首先能够消灭敌人。西路军没有在河西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大量消灭敌人，因而也就难以建立根据地。如果既建立不了根据地，又获得不了苏联的援助，西路军是难以在河西生存下去的，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必然灭亡。为避免全军覆没的悲剧，就只有在尚有一定实力的情况下返回河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西路军领导人在返回河东问题上犹豫不决，失去了返回的机会，西路军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7、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在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对西路军作出评价时，既要看到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奋斗，迭克强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要看到张国焘路线以及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误对西路军失败的严重影响。只有对二者进行了正确的区分和处理，才能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对西路军作出准确的评价。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战强敌、抗严寒、冒霜雪，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上奋斗了一百五十天，展现了我工农红军同仇敌忾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她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情壮志。身临严酷的自然环境，立足于雪山大漠中，行走在戈壁荒滩上，面对强敌的进攻，敌人骑兵的集团冲锋，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浴血河西，气冲霄汉，这种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我革命军人之天职，是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度体现。这种精神不因西路军的失败而萎缩，反而正因为西路军的失败更凸现了这种精神的高尚与伟大，使这种精神更为鲜明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她将来自各方的人们予以改造，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坚定的信念，优良的作风，顽强的战斗意志，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无私无畏的革命品格，把他们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以此铸造了一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是永放光芒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张国焘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高级干部和一般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高级干部区别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强大动力，也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

　　虽然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当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是却丝毫不能抹杀这种精神的无尚价值。我们既不能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因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的战略战术错误而最终导致西路军的失败就否认这种精神，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西路军的这种精神就否认西路军曾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战略战术存在的错误，打着为西路军“正名”“申冤”的旗号，要摘掉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顶“帽子”。 前一种方法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后一种方法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这两种方法显然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这个问题，既要指出西路军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和自身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又要充分肯定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8、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维护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决不能根据政治需要来剪裁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留下亡党灭族的隐患。

　　要想亡其党，必先灭其史。国内外敌对分子，处于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仍然不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进行攻击，篡改，利用我们党史和军史上的一些阴暗面，夸大其词，挑拨离间，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制造矛盾，其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诋毁，从历史中来寻找颠覆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武器，以图摧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注意。

　　我们在处理党史和军史上的一些分歧和争论的时候，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当时的历史事实出发，以保存下来的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着眼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揭示历史事件产生发展的真正原因。而不能以一些领导人的判断为依据，抛开历史的档案资料，适应一些人的心理情结，为尊者讳。更不能为了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剪裁一些历史片断来作为“依据”，片面地、孤立地去解读历史。这种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混淆了是非，糟蹋了我们的党史和军史，恰巧为国内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提供了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意识形态工具。如果历史被有些人根据自身需要随心所欲地进行修正，那还有什么正义和真理可言?因而慎重、客观、公正、理性地对待党史和军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西路军的问题也是这样。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到底有没有影响?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否正确?这本来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历史问题。

　　如果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那么就要予以纠正。这种纠正应该以中央档案馆现存的关于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为依据，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认真、细致、全面、深入地研究以后，以中央名义作出修改决定，慎重实行。

　　可是我们却看到，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是以几个当事人的评述为依据，结合一些档案文献，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以存档的方式，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定性。

　　我们感到疑惑的是，既然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的定性，却又为什么不允许对西路军的问题进行讨论呢?既然公开讨论不允许，为什么就连内部进行的研究交流也予以回避呢?为什么既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开放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呢?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这也是有违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

　　后来对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定性的修正到底应该不应该，对不对呢?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文献档案的最终全部公布将会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从现已公布的西路军的文献档案中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推翻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

　　因而我们认为对党史和军史中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关于西路军失败定性的修正，是在没有全面、客观、公正地对现存的全部西路军的文献档案资料和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党内斗争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草率的。如果此端一开，任何人根据需要就可以“戏说”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工具，糟蹋的是我们的党史和军史，损害的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八十年过去了。当年西路军在河西战场上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声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经汇入历史的长河，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八十年的风云动荡，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亦然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史册上熠熠生辉，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通过前文的考证我们知道，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中央在做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争精神。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消弱了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他们在雪山戈壁间进行的悲壮战斗，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具有的气壮山河的斗志豪情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西路军有七千余名指战员在河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被俘的九千二百余名指战员中又有五千六百余人被虐杀，尚有四千七百余人辗转往复回到延安，还有四千余人则流落民间。每当想起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悲壮人生，这种沉痛和忧伤的感觉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

　　如果中央当年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当然应该加以纠正，恢复其本来面目。可是就目前已经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还不能推翻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为西路军翻案的波涛滚滚而来的时候，那些身居要职的若干当事人是这股翻案风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为他们服务的研究人员则成为这股翻案风的“吹鼓手”。这些人是可以查阅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他们自然明白其中的奥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仍然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也就是在党史和军史及一九九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中修改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

　　我们前面虽然对西路军问题作了大量的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尚未全部公布的情况下，笼罩在西路军问题上的阴霾会依然存在。由此反映出当今中国理论界和史学界的严峻状况，在历史研究中缺乏理性批判的强大力量，而是存在浓厚的功利色彩，人们尚难以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西路军问题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历史的研究仍然受到人为的干涉和制约，这不禁令我们对这种历史研究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深感忧虑。这是让我们慨叹和忧思不已的客观事实。

　　有人认为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西路军“扣上”的，似乎只有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才能凸显西路军的光荣与伟大，因而对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我们认为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依据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不仅立足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也要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实际出发，通过历史的考察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我们对西路军指战员最好的怀念。

　　如果违背历史事实，处心积虑地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样不仅歪曲了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亵渎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河西英勇奋战的斗争精神，使在河西牺牲的先烈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也会死不瞑目，抱恨终天。这才是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雄事绩和革命精神的严重损害。

　　写罢此文，已至深夜。步出斗室，心潮起伏，流连徘徊，夜不能寐。遥望深邃的夜空，皓月隐退，繁星缀天。回想起八十年前在河西戈壁大漠中奋战的广大西路军指战员，对他们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使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永远成为历史的鉴戒，而不要在将来以任何方式重演。

　　我们相信：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那个时候我已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恩格斯语)

　　那么，什么时候笼罩在西路军问题上的阴霾才会最终散去，还西路军以真实的历史面目呢?于是，带着这种思绪，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不觉吟道：

　　七律

　　冬日

　　独行山脊握青锋，

　　满目荒凉白草丰。

　　日落长河凝碧血，

　　云生峻岭望苍松。‘

　　萧萧瘦竹鸣孤雁，

　　滚滚寒流斗玉龙。

　　遥问东君可知否，

　　何时大地露春茸?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80]，第237页;[451]，第198页;[456]，第97页;[463]，第24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436]，第531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457]，第1184页至1185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47]，第286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473]，第176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60]，第50页至51页。

　　7、《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1]，第81页;[469]，第233页。

　　8、《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455]，第67页。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二○○二年八月第一版。

　　[12]，第493页;[13]，第498页;[14]，第525页;[16]，第541页;[20]，第572页;[39]，第582页至583页;[40]，第583页;[41]，第585页;[42]，第586页;[43]，第586页;[44]，第587页;[45]，第587页至588页;[51]，第588页;[53]，第589页;[61]，第593页;[62]，第597页;[63]，第593页;[64]，第597页;[65]，第596页;[66]，第595页;[68]，第590页;[71]，第595页;[73]，第597页;[74]，第595页;[76]，第601页;[78]，第601页至602页;[86]，第601页至602页;[98]，第602页;[110]，第603页;[111]，第603页;[113]，第603页;[115]，第604页;[117]，第604页;[118]，第604页;[119]，第604页;[143]，第609页;[155]，第609页;[156]，第610页;[159]，第613页;[183]，第613页;[184]，第618页至619页;[199]，第613页;[211]，第613页;[212]，第613页;[213]，第614页;[235]，第640页;[264]，第613页;[311]，第644页至645页;[394]，第457页;[428]，第608页。

　　10、《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5]，第383页;[453]，第140页。

　　11、《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67]，第92页;[472]，第92页。

　　1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245]，第164页;[374]，第120页;[458]，第212页至214页;[459]，第51页;[461]，第214页;[462]，第214页至215页;

　　[470]，第108页。

　　13、《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一月第一版。

　　[242]，第148页;[243]，第142页至143页;[244]，第51页至54页;[246]，第52页;

　　14、《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480]，第1393页。

　　15、《彭德怀回忆录》，彭德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122]，第216页至217页。

　　16、《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22]，第396页;[31]，第399页至401页;[32]，第399页;[49]，第401页;[81]，第410页;[82]，第410页;[97]，第412页;[125]，第421页;[126]，第414页;[147]，第418页至419页;[151]，第420页;[168]，第422页;[169]，第421页;[170]，第422页;[177]，第450页;[178]，第421页;[189]，第423页至425页;[190]，第448页;[194]，第425页;[198]，第424页至425页;[207]，第431页;[222]，第433页至434页;[239]，第435页;[268]，第435页至436页;[286]，第436页至437页;[293]，第439页;[295]，第439页;[296]，第439页至440页;[336]，第440页;[361]，第453页;[376]，第442页至443页;[383]，第443页;[384]，第444页;[385]，第444页至445页;[386]，第446页;[387]，第446页;[388]，第360页;[389]，第365页;[390]，第443页;[398]，第443页;[430]，第448页;[437]，第400页;[449]，第421页;[479]，第446页至454页。

　　17、《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二版。

　　[17]，第316页至318页。

　　18、《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九月第一版。

　　[7]，第142页。

　　19、《欧阳毅回忆录》，欧阳毅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392]，第273页至274页，279页;[396]，第214页至216页;[424]，第220页;[425]，第248页至249页;

　　20、《烽火年代》，程世才著，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124]，第56页至57页;[255]，第64页;[285]，第71页至72页;[402]，第100页;[406]，第101页;[420]，第102页;[471]，第108页至第110页。

　　21、《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版。

　　[474]，第388页。

　　22、《刘英自述》，刘英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十月第一版。

　　[36]，第78页至80页。

　　23、《我的回忆》(第三册)，张国焘著，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第228页至230页;[55]，第303页;[56]，第306页至309页;[105]，第310页至312页;[444]，第351页;[445]，第221页;[446]，第352页至353页。

　　24、《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三月第二版。

　　[1]，第171页;[2]，第172页;[4]，第175页至176页;[5]，第188页至189页;[6]，第201页;[8]，第189页至190页;[9]，第209页;[10]，第210页至211页。

　　25、《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

　　[18]，第23页;[19]，第24页;[21]，第24页;[23]，第24页至26页;[24]，第27至28页;[25]，第28页至29页;[26]，第29页至30页;[27]，第30页;[28]，第31页;[29]，第32页至33页;[30]，第36页;[33]，第36页至38页;[34]，第39页至40页;[35]，第40页至41页;[37]，第41页;[38]，第41页至42页;[46]，第44页;[47]，第45页;[48]，第45页至46页;[50]，第46页至47页;[52]，第48页;[54]，第48页至49页;[57]，第54页;[58]，第54页至55页;

　　[59]，第55页;[60]，第57页;[69]，第56页;[70]，第57页至58页;[72]，第60页至61页;[75]，第59页;[77]，第60页;[79]，第63页;[80]，第62页;[83]，第65页;[84]，第65页至66页;[85]，第66页;[87]，第65页;[88]，第60页;[89]，第65页;[90]，第67页;[91]，第68页;[92]，第69页至70页;[93]，第69页;[94]，第70页;[95]，第71页;[96]，第72页;[99]，第73页;[100]，第75页;[101]，第76页;[102]，第76页;[103]，第81页;[104]，第76页;[106]，第76页;[107]，第72页;[109]，第73页至74页;[112]，第75页;[114]，第75页;[116]，第76页至77页;[120]，第77页;[121]，第77页;[123]，第83页至87页;[127]，第92页;[128]，第88页;[129]，第89页;[130]，第89页;[131]，第89页;[132]，第89页;[133]，第89页;[134]，第90页;[135]，第90页至91页;[136]，第92页;[137]，第92页;[138]，第92页;[139]，第92页;[140]，第93页至94页;[141]，第94页;[142]，第95页;[144]，第99页;[145]，第99页;[146]，第99页;[150]，第98页;[152]，第96页;[153]，第97页;[154]，第97页至98页;[157]，第80页;[160]，第140页;[161]，第239页;[162]，第98页;[163]，第80页;[164]，第145页;[165]，第145页;[166]，第113页至119页;[167]，第119页;[171]，第120页;[172]，第120页;[174]，第120页;[181]，第129页;[182]，第130页;[185]，第129页;[186]，第141页;[187]，第128页;[188]，第129页至130页;[191]，第127页;[192]，第96页;[193]，第139页;[195]，第140页;[196]，第140页;[197]，第141页;[200]，第143页至144页;[201]，第145页;[202]，第146页至147页;[203]，第147页至148页;[204]，第148页;[205]，第148页;[206]，第146页;[208]，第146页至147页;[209]，第147页;[210]，第148页;[214]，第160页;[240]，第300页;[241]，第314页;[249]，第161页，第175页至186页;[250]，第161页;[253]，第161页至162页;[256]，第176页;[257]，第183页;[258]，第177页;[259]，第183页;[260]，第184页;[283]，第191页至192页;[298]，第211页;[318]，第216页;[319]，第194页至195页;[321]，第206页;[322]，第224页，226页;[328]，第226页至227页;[330]，第228页至230页;[332]，第231页至232页;[375]，第234页至235页;[379]，第236页;[380]，第255页至256页;[393]，第258页至260页;[395]，第260页;[397]，第260页至261页;[400]，第261页至262页;[401]，第262页;[403]，第263页;[405]，第264页至265页;[416]，第275页;[418]，第267页;[422]，第270页至272页;[431]，第126页;[432]，第165页;[433]，第251页;[438]，第146页;[439]，第80页;[440]，第90页至92页;[441]，第146页;[443]，第146页;[448]，第146页。

　　26、《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158]，第526页;[175]，第469页;[179]，第494页;[215]，第517页;[216]，第522页;[217]，第523页;[218]，第525页;[219]，第526页;[220]，第537页至538页;[221]，第526页;[223]，第539页;[224]，第554页;[225]，第522页;[226]，第523页;[227]，第529页;[228]，第526页;[229]，第527页;[230]，第529页;[231]，第531页至532页;[232]，第534页;[233]，第524页;[234]，第530页至531页;[236]，第528页;[237]，第536页;[238]，第541页;[248]，第546页至547页;[251]，第529页;[252]，第535页;[254]，第552页至553页;[261]，第402页;[262]，第537页至538页;[265]，第539页;[266]，第546页至547页;[267]，第540页;[269]，第537页至538页;[270]，第539页;[271]，第554页;[272]，第528页;[273]，第536页;[274]，第541页;[275]，第541页;[276]，第554页;[277]，第541页;[278]，第552页至553页;[279]，第546页至547页;[280]，第552页至553页;[281]，第554页;[282]，第556页至557页;[287]，第561页;[288]，第561页;[289]，第563页;[290]，第568页至569页;[291]，第572页至573页;[292]，第576页至577页;[294]，第578页至579页;[297]，第582页至583页;[299]，第543页;[300]，第545页;[301]，第551页;[302]，第552页至553页;[303]，第555页;[304]，第556页至557页;[305]，第571页;[306]，第574页;[307]，第575页;[308]，第595页;[309]，第539页;[310]，第540页;[312]，第567页;[313]，第577页;[314]，第595页至596页;[315]，第550页;[316]，第581页至582页;[317]，第589页;[320]，第598页至599页;[323]，第591页;[324]，第599页至600页;[325]，第597页至598页;[326]，第598页至599页;[327]，第602页至603页;[329]，第608页;[331]，第609页;[333]，第610页;[334]，第611页;[335]，第612页;[337]，第598页至599页;[338]，第550页;[339]，第572页至573页;[340]，第576页至570页;[341]，第597页至598页;[342]，第598页至599页;[343]，第612页;[344]，第615页;[345]，第578页;[346]，第579页;[347]，第580页;[348]，第584页;[349]，第584页至585页;[350]，第585页;[351]，第590页;[352]，第592页;[353]，第593页;[354]，第596页至597页;[355]，第601页至602页;[356]，第603页;[357]，第612页;[358]，第590页;[359]，第594页;[360]，第601页至602页;[362]，第602页至603页;[363]，第607页;[364]，第578页;[365]，第579页;[366]，第586页;[367]，第601页至602页;[368]，第587页;[369]，第592页;[370]，第588页;[371]，第585页;[372]，第592页;[373]，第601页至602页;[378]，第612页;[381]，第613页至614页;[382]，第615页;[391]，第598页至599页;[399]，第615页;[404]，第616页;[407]，第619页;[408]，第620页;[409]，第621页;[410]，第622页;[411]，第622页至623页;[412]，第623页至624页;[413]，第624页;[414]，第625页;[415]，第626页;[417]，第620页;[419]，第623页至624页;[450]，第454页;[464]，第612页;[465]，第550页;[466]，第576页至577页;[467]，第597页至598页;[468]，第615页。

　　27、《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108]，第171页至173页;[427]，第37页;[429]，第226页;[434]，第20页至21页;[435]，第35页至36页;[442]，第37页;[447]，第173页;[452]，第121页至122页;[476]，第226页至227页;[477]，第272页;[478]，第176页至185页;[481]，第254页至263页。

　　28、《悲壮的征程》(上)，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著，一九九一年出版。

　　[176]，第277页;[377]，第90页;[421]，第93页至94页;[423]，第28页。

　　29、《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著，一九九一年出版。

　　[148]，第321页至329页;[149]，第364页至365页;[284]，第371页。

　　30、《北上》刘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四年版。

　　[173]，第十九章，血战河西走廊。

　　31、《中共一大代表丛书—张国焘传》，张树军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454]，第495页。

　　32、《红西路军史料》第四辑，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426]，第93页。

　　(载于《碧血黄沙》，黎汝清著，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二00五年五月第二版。第601页至602页)

　　33、《红西路军史料》第五辑，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263]，第104页至105页。

　　(载于《碧血黄沙》，黎汝清著，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二00五年五月第二版。第601页)

　　34、《孤陋寡闻?还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关于《对〈西路军史诗〉书稿的一些看法》的郑重说明)，冯亚光著，天涯社区,www.tianya.cn,2006年12月27日。[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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