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发表的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毛泽东与张国焘路线进行斗争的长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八十年前，西路军在悲壮的征程中折戟于祁连山下，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西路军失败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被称为传统观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路军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重大突破，有的研究者提出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的，西路军是为了打通国际联系西进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中央指示多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西路军领导人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以致于丧失了战场主动权造成的。这被称为新观点。
到底那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呢?
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发表郭建波同志这篇文章的初衷。
郭文属于传统观点。郭文中的主要观点以现已公开的西路军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论从史出，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来得出结论，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原理，从内因与外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索中来寻找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赞赏的;文章不回避研究中的难点、热点和险点，具有秉笔直书的勇气，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郭文认为，要想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探究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从唯物辩证法内因与外因的原理上来分析，这个主要矛盾只能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去寻找，也就是当时在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郭文认为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实际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着眼于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差异，这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只有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河东红军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西路军领导人又为什么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多次放弃返回河东的机会。
郭文认为两条路线的分歧与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而张国焘路线则是处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甘西转战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郭文认为在研究中还要准确界定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是否已经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问题。
本网站发表该文，并不表明我们同意郭文的观点，但是郭文提出的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相，使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决不要在将来重演，以及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讴歌则是我们深表赞同的。
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要抛砖引玉，希望通过争鸣，来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如果郭文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通过争鸣，就可以使正确的观点不仅能够得以表达，而且还可以在争论中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和论证，使人们在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上更深入地接近真理，以便于我们弄清事实真相，引以为戒。如果郭文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样也可以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得到全面的认识，以便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我们相信真理愈辩愈明。我们希望通过该文的发表能够引起人们对西路军问题的讨论，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使我们对西路军问题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之目的所在。
碧血黄沙白骨青山
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郭建波
前言
谨以此文纪念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
西路军问题本来是一个已经弄清的问题。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为西路军失败定了性。
中央在处理西路军问题上是慎重的。将张国焘路线与张国焘个人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干部与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将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处于团结的目的，还有意解脱了一批高级干部的责任，收到良好的效果。
尽管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时候，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毛泽东甚至还计划保留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既清除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又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最初是以一个军校教员写的一篇《“西路军”疑》的文章为导火线，掀起了西路军问题上的翻案风，并在一些当事人的支持下，以存档的方式，最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这位教员及他的合们本来是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馆中现存的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对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而是选用对证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回避对自己不利的资料，附会一些当事人的心理情结，为尊者讳。
这不仅违背了治史必须诚实、公正、客观、严谨之史德，而且缺乏史家秉笔直书的勇气，就是抛开政治品质不论，单纯从学术上讲也是不道德的。这位教员现已年逾古稀，因为翻案有功，当上了将军，跃居第二品阶，可谓功成名就，仍不时在为自己当年的杰作洋洋得意。
他们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观点居然写进了党史和军史。这种作法破坏了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开了党史和军史上的戏说之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们的观点虽然得逞于一时，但是必然会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而土崩瓦解。
现在有些人热衷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个“帽子”当时该不该戴上，后来又该不该摘掉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对西路军进行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立场上，而不能抛开我党的根本利益，站在维护局部利益的立场上，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丧失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全面分析造成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因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认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
客观事实真实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本前提，研究方法科学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本保证。在西路军研究中，不能从一些领导人的主观论断出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料去为这些人的观点作阐释，这样就从治学严谨的学者蜕化为谄媚奉迎的“吹鼓手”。而必须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档案文献资料的研究来做到论从史出，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尚未公布，因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广泛搜集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以此为依据，通过理性的考证，还原西路军本来的面目。
要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回避不了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因而我党发展的重心必须置于河东，因而红军主力就必须向河东发展。而张国焘认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以求得休养生息。这样在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之间的斗争。
如果回避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难以理解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就会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给予庸俗化的解释，而看不到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也就难以理解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真正原因。
我们还要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兵力分布及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研究西路军问题。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三分之一，同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面临的敌情要比河西严重得多。根据东进路线，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西红军已占红军兵力三分之一，同时河东也面临国民党重兵压力的情况下，中央是难以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的，因而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同时也可以理解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难以向河东派出兵力，直到西路军处于危急时刻才派兵援助，但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后又不得不命令援西军停止前进。
我们还要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历程进行研究，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中央对西路军发出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落实没有?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对西路军自身行动的影响力上来准确界定彼此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西路军的形成上，我们要看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途中，由于主张从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遗误了北上时机，给以后作战造成的困难。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中央作出要进行宁夏战役就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红九军已经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九军西渡。
在红九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未经中央同意就命令红五军渡过了黄河。
在海打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造成海打战役的流产，这样南敌和北敌打通，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首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部队可向西适当展开，但要在一条山、五佛寺渡口保留一部兵力。可是张国焘却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要迅速、坚决和机断专行，必要时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打开了河西部队向西退却的“闸门”。
而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予以暂时搁置。
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要求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的同时，还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向军委发出对西退充满信心的电报，同时也鉴于西路军此前于十一月九日夜已经开始实施西退的行动，中央又获得了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终于在十一月十五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时红三十军的前锋部队业已到达永昌境内，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心存忧虑的，因而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始终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落实，而且在兵力集中问题上屡次出现失误，这样作战日益被动，直到被打败。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问题呢?
将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参战兵力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之比约是一比一点五。考虑到西路军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后勤人员、小孩、妇女，这一部分人没有什么战斗力，将他们排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二点四。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及民团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六，但是我们注意到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逊于其正规军，因而笼统地说，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一比六是不确切的。
同时，马家军骑兵约占其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马家军这三万多正规军还要作地方守备，同时也要留必要的后备兵力，因而用到正面战场上的正规军一次至多不会超过一万人，这一万人要按甘、青二马总指挥马元海的指挥方式，也不是一次都使用上去，而是还要留一定的战场后备兵力的。因而从兵力上说，只要指挥得当，西路军是有取胜的兵力基础的。
西路军在河西征战期间比较大的伤亡有三次：一次是古浪保卫战，红九军损失二千四百多人，元气大伤;一次是高台保卫战，以红五军为主的守城部队二千八百余人近乎全军覆没，五军元气大伤;一次倪家营子保卫战，又损失了三四千人。西路军元气损耗待尽，至此西路军败局已定。通过对这三次战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像这样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三次损失惨重的战斗皆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挥和决策失误密切相关。
如果说在甘西无法生存下去，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主动放弃东返的机会呢?特别是第三次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开始走向失败的情况下，又以马家军拦头为由，折而西返，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当然有人会说东边有重兵拦阻，但是我们知道，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如果安置伤病人员，果断东返，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又有中央派兵在黄河边上接应，其码还会保存七八千人的部队，是不致于近乎全军覆没的。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的决策问题。
现在的一些西路军研究者说，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过河的，向西退却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西路军失败是因为中央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建立根据地贻误了战机，同时由于西路军处于外线作战，敌众我寡，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河西地形、敌情、民情等因素的限制最后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从而避开了当时事实上存在的路线斗争，也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错误进行深入剖析，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
西路军失败后，有一个主力师的政委(郑维山)，当年一路哭着回到了延安，他对西路军的惨败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对西路军遭受的损失有着椎心刺骨般的难受，在祁连山中他就开始和战友探索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问题。虽然在十二年后，他指挥的部队在甘、青二马盘居的地区犁庭扫穴，一举歼灭了二马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从他的回忆看，直到晚年他也没有弄明白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是令人惋惜的。
要想把西路军问题闹个水落石出，除了研究者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外，就是要开放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但这是在目前无法办到的。因为虽然西路军的有关当事人业已作古，但是他们的余威仍在，这成为开放档案文献的重要制约因素。
不过，令我们欣慰地看到，现在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不仅不足以推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年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且其中的若干重要文献却对翻案者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他们的一些论点因为和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产生了冲突而不攻自破。
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必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而后来的那些西路军翻案者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目录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也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四、暗渡陈仓—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执行宁夏战役动摇情况下的两种对策。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4、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导致河东形势严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退的主张开始见之于行动。
5、在河东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
6、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联合实施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7、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问题上高度一致。
8、以海打战役流产为标志，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9、景泰一条山战斗评析。
五、挥戈西向—《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2、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在战略方针“一致”下的分歧又一次萌发。
3、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保持了高度一致。
4、在能否即时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问题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上的严重分歧。
5、关于红西路军的组成及河西敌我力量对比问题的评析。
6、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除向前、陈昌浩试图说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西路军第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向西退却?
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分析。
9、对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期间作战的评析。
六、安营扎寨—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产生严重分岐。
2、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是为了要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而受命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吗?
4、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果真是因为要策应河东形势而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
5、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6、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期间作战方式的评析。
7、西路军因何火速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七、高台殒落—西路军走向失败。
1、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的三种选择。2、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产生动摇，因而极力主张外来援助。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再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
5、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深层动因。
6、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与评析。
八、重返故地—西路军败局已定
1、高台殒落后西路军在行动方向上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
2、西路军东进的决定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自己作出的?
3、对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问题上一种权威解释的评析。
4、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问题上又表现出动摇。
5、对西洞堡战斗及其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作用的评析。
6、西路军领导人停止东进，决定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独立战胜甘、青二马还是河东增援问题(具体表现在红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上)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上的分歧所致。
8、周而复始式的突围—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力采取措施为西路军东返和在甘西的生存创造条件。
10、、对倪家营子保卫战的历史评析。
九、石窝分兵—西路军近乎覆没
1、转战中的苦斗—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2、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3、以已经公开的电报为依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危难之际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历史评析。
4、石窝分兵的得与失。
5、关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及其归宿问题的评析。
6、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7、干部游击支队成败的基本状况及评析。
8、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回顾与评析。
9、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状况与评析。
10、西路军指战员的不同归宿及其窘异命运的历史启示。
十、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破除在西路军问题研究上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
2、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3、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4、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5、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问题上定性的考证。
6、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首要责任。
7、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8、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10、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失败责任问题的综述。
11、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及关于西路军注释修改的考证。
1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问题上指导方针的比较及由此产生的启示。
十一、对几位历史当事人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3、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4、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5、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6、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十二、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1、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确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2、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
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4、对于一个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并在这种科学判断基础上有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和魄力。
5、要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借用外力上。
6、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我军生存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7、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8、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维护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决不能根据政治需要来剪裁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留下亡党灭族的隐患。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过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而后开始了在河西的艰难征程，直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最终失败。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四十多年后，有一些当事人认为西路军没有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渡河的，自始至终是执行了党中央命令的，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是错误的，以存档的方式修正了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后以此为标准，修改了党史和军史上有关西路军的定性。通过这一修正进而推出西路军失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失误，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的结论。有人借机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有意识地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失败捆绑在一起，从而使西路军“蒙冤”达几十年之久。更有甚者，用过去阴谋史学来解析西路军的失败，将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演绎为古代历史上的宫廷斗争，败坏共产党的声誉，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根基。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后来一些当事人否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对西路军问题的定性，这样做到底又对不对呢?
或者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或者后来一些当事人修正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
真理和谬误共存，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不同于谬误，谬误也绝不会变为真理，两者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
本文本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武器，以大量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从而对这两种关于西路军的定性作出评判，还原西路军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川康甘青新地区经济、民情、人口、自然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主张红军主力应当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在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后处于低潮，因而应该退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围绕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两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通过电报对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初步交换了意见。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提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成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
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主张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北上就要击破胡宗南军，在懋功周围及以南以西地区是不适合建立根据地的，这就表明了中央反对南下的态度。中央主张在适时组织一部远征军占领新疆。这里说得组织一部，而并非主力，由此看到中央认为主力是不宜向西部退却的。并且强调在“适当时期”，也就是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这就是说北上建立了巩固的川陕甘根据地，并且西北部的敌我力量对比及其它情况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才适宜远征新疆。
张国焘、陈昌浩六月十七日复电中央，虽然表示“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指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攻”。[2]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陈昌浩原则上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是他们显然更倾向于南下西退。在组织远征军打通新疆沟通国际联系方面他们与中央有相似看法，但是张国焘主张要占领青海，主力向青海、新疆进军，而中央认为要组织一部远征军，而主力不能出此地，并且强调要在适当时期实施远征新疆的行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就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由于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因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
“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
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
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经过两河口会议上的激烈讨论，张国焘终于原则上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于是，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来灭敌人。首先取得甘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守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4]
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虽然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张国焘想以此为资本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多次催促，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向北缓缓移动。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当上了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成为中革军委常委，但是张国焘夺取红军领导权的企图没有实现。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国民党胡宗南军在松潘地区完成了集结，最后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而后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在张国焘建议下，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北上。
这个时候，张国焘又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名，要求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图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控制党中央领导权。但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两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六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张国焘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又没有达到。因而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5]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部和陕西交界地区。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廿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定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6]
毛儿盖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不但重申了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北上方针，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是对两河口决定的一个补充。它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张国焘在右路军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7]因而，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电报指出：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8]
我们看到，中央在向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主要精神的情况下，又一次解释为什么要东进而不能西退的原因。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主要在于是以支队还是以主力前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最终在九月初决定要南下。因而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张国焘率领大部红军南下。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
在中央北上后，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率军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暂时向西发展，再图东进。
由此我们看到，中央认为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因为既使暂时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地处西北部，还是有可能向东发展的，奔赴抗日前线，开创一个新局面的。而南下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当前的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10]由于北上红军只有七八千人，因而尚无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毛泽东主张打通国际联系，接近苏联，解决一个靠背问题，建立根据地，休养生息，以图东进。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在执着地贯彻北上方针。后来，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因而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才决定到陕北去。
通过以上对所引用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在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上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
两河口会议后，随着红军的北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激化。这就是毛儿盖会议召开的由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东进优于西退，西退优于南下。而张国焘的主张却恰恰与此相反。
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虽然有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向西部发展是以主力还是支队问题上。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东进，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也可以以红军一部向西发展;而张国焘主张西退，则是至少是红军主力向西发展，也没有排除红军一部可以向东发展。
在张国焘南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方面的斗争暂时掩盖了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分歧。但随着张国焘南下失败，决定北上后，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的矛盾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在东进还是西退方面的分歧却迅速激化，并最终构成红西路军产生的重要背景。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先前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北，会师后的红军有一万三千人左右。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提出：“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的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11]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济比较落后，显然党中央领导的这支革命力量如果仅局限在陕北，是无论如何难以发展壮大的。因而为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通过东征山西来扩大红军，在河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12]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时间和路径问题。也就是在陕北首先扩大红军后，向东经山西到绥远，通过外蒙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时间要在六个月左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是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北五县以至十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13]
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红一方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针，对东征和打通苏联进行了具体的谋划。这里我们应该顺便谈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获得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的。他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14]由此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毛泽东并没有依赖苏联援助，而是主张一切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获得苏联援助。这与当时我党一些领导人的观点是不同的。
为什么当时要先择东征山西呢?
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州国”，又向绥远进行侵略，因而东征山西就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号，出师有名，以抗日的名义向山西发展革命力量。山西经济条件比陕北好，人口又比陕北多，便于扩红和筹粮筹款。如果能在河东开辟一块根据地，与河西形成策应之势，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横跨黄河两岸，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会大大改善我党在陕北的处境。在山西站稳脚跟后，还可以进一步东出河北、山东，南下河南，北上绥远，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华北的发展奠定根基，使我党在既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首先在中国的北方成为中流砥柱，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以抗日的名义北上绥远，打通和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便于远东革命力量之间的配合与策应，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二月，党中央领导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正是因为向河东发展不论在政治、经济、人口、民情等诸方面均对我有利，因而中央政治局这次随军东征。一般来讲，在已经有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为安全计，中央政治局是不会随军出征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之所以随军出征，除了稳定军心和便于及时对东征进行指导外，就是准备一旦在河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后，中央就驻在河东，直接领导河东的工作，不再返回河西，在河东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中央还希望通过东征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然后伺机再向东、向北、向南发展，开辟华北抗日新局面。
红军过河后，兵分三路，迅速在山西展开，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阎锡山在获得红军东渡的消息后，立即调晋绥军进行防堵，并把进攻陕北的晋绥军急忙调回河东，但仍然挡不住红军凌厉的攻势，无奈之下不得不改变禁止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的传统，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5]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不利态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回师河西。
这次东征消灭了晋绥军七个团，使进攻陕北的晋绥军调回陕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筹款三十多万元，扩红八千余人，胜利返回河西。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的思想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和学习的。这表明经过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东征回师后，因为南方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北方则是荒漠，当时只有暂时向西发展，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16]，任命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西征的目的，一是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二是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会师创造条件;三是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作前期准备。通过西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占领陇东和陕西西北部黄河东岸大片土地，从侧翼保证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全，扩大我党在甘肃和宁夏的影响，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条件。
在作战过程中，要抓住关健环节，一举突破，灭敌气焰，壮我军威。
聂荣臻有一段关于西征过程中红一军团征战的回忆很值得回味：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为左路军。执行西征军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0五骑兵旅的骑兵。一0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锋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剽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同志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我军在击溃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17]
聂荣臻的这一段回忆是用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反复阐述的一个作战原则：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不把握之仗，慎重初战，打则必胜。在和新的对手交锋时，尤为如此。这样打了几仗以后，就会树立我军的军威，灭敌之气焰，形成敌我对比的有力态势。反之，则会灭我之锐气，使敌人气焰嚣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作战会处于被动地位，埋下失利的隐患。这是每一个作战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所应该牢记的。
东征回师陕北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想通过出兵山西、绥远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努力暂时难以实现。鉴于宁夏在西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共产国际又表示希望通过宁夏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夺取宁夏，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根据地，作为党和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当时宁夏、甘肃堡寨众多，依靠红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是很难攻克的。如果获得大炮等重装备就有利于攻克堡寨，减少伤亡，因而中央将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作为攻占宁夏的前提，这构成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通过西征占有环县、定边、盐池、豫旺等大片土地，这也就扫除了攻占宁夏的障碍，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西渡黄河直接向宁夏进军。
由此看来，西征是在东征遇挫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就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作出的一个新的选择，为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而宁夏战役计划则具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的双重任务。打通国际联系获得武器装备不仅是宁夏战役计划的目的，也是红军攻占宁夏的充分条件。
无论从政治、经济和发展潜力上，东征要比西征优越得多。东征可以打起抗日旗号，师出有名，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前进，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地位，更有利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从经济上看山西要比陇东和陕西西北部富裕，人口繁盛，便于筹资扩红。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就可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逐步向华北扩展。西征的区域，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筹资扩红甚为不易，发展潜力不大。因而中央确立的方针是红军主力向东部发展，而适时出偏师于西部，这是建立在对东部和西部进行综合分析后的英明决策。
既然这样，那么中央又为什么要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呢?这是因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严重消弱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为担当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我党必须迅速扩大红军和根据地。陕北虽然给党中央提供了栖息之地，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仅靠陕北是难以壮大革命力量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主动打到外线去，在经济条件较好，人口众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担负起未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山西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突击方向。红军东渡黄河后，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重重压力，在山西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暂时不得不回师河西。由此可见，红一方面军西征不过是东征遇挫后的权宜之计，从战略上红军主力必然向东，因为向东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及发展潜力上都是向西难以比拟的，这也是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将扩大红军和巩固发展根据地作为当前红军的主要任务摆在全党面前。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急迫的。东征和西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东征是我党领导的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而西征则是在东征遇挫后不得已的选择，具有战术攻击的性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而后来被迫中止的的宁夏战役计划，由中央谋划而因故没有实施的《作战新计划》，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而最终被中央认可的西路军向甘西进军，都是在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打到外线作战，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推动抗日高潮到来所采取的重大行动。
不过，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进军，似与中央确立的东进战略方针不合。尽管中央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确有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的主张，但强调要在情况适宜的情况下才能施行。在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河东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形势危急的时候，显然红军三大主力不宜分兵，以紧靠作战为有利。同时，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深入甘西，如遇不测，河东红军主力现在也无法予以援助，因而中央认为这时向甘西进军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由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坚持向甘西进军，认为能够完成任务，同时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客观上也是执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采取的行动，因而中央尽管对此存在疑虑，最终却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向甘西的进军。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张国焘南下后，军事上遭到巨大挫折，由南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这种军事上的失败使张国焘的南下遭受重创。党中央北上后，不但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而且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和开展统一战线进一步筑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与张国焘的南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中共中央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对张国焘作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南下红军中原红一方面军干部朱德、刘伯承等人的不懈斗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逐渐觉醒，这就为张国焘北上提供了重要条件。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另立的“中央”。随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了。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鉴于日军对华北侵略扩张的加剧，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就与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因而，共同抗日，抵制国民党中央军，巩固西北后方，加强彼此力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的一致要求。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
(一)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1、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之一段。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