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发表的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毛泽东与张国焘路线进行斗争的长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八十年前，西路军在悲壮的征程中折戟于祁连山下，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西路军失败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被称为传统观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路军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重大突破，有的研究者提出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的，西路军是为了打通国际联系西进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中央指示多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西路军领导人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以致于丧失了战场主动权造成的。这被称为新观点。
到底那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呢?
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发表郭建波同志这篇文章的初衷。
郭文属于传统观点。郭文中的主要观点以现已公开的西路军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论从史出，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来得出结论，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原理，从内因与外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索中来寻找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赞赏的;文章不回避研究中的难点、热点和险点，具有秉笔直书的勇气，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郭文认为，要想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探究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从唯物辩证法内因与外因的原理上来分析，这个主要矛盾只能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去寻找，也就是当时在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郭文认为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实际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着眼于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差异，这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只有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河东红军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西路军领导人又为什么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多次放弃返回河东的机会。
郭文认为两条路线的分歧与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而张国焘路线则是处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甘西转战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郭文认为在研究中还要准确界定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是否已经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问题。
本网站发表该文，并不表明我们同意郭文的观点，但是郭文提出的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相，使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决不要在将来重演，以及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讴歌则是我们深表赞同的。
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要抛砖引玉，希望通过争鸣，来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如果郭文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通过争鸣，就可以使正确的观点不仅能够得以表达，而且还可以在争论中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和论证，使人们在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上更深入地接近真理，以便于我们弄清事实真相，引以为戒。如果郭文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样也可以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得到全面的认识，以便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我们相信真理愈辩愈明。我们希望通过该文的发表能够引起人们对西路军问题的讨论，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使我们对西路军问题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之目的所在。
碧血黄沙白骨青山
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郭建波
前言
谨以此文纪念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
西路军问题本来是一个已经弄清的问题。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为西路军失败定了性。
中央在处理西路军问题上是慎重的。将张国焘路线与张国焘个人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干部与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将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处于团结的目的，还有意解脱了一批高级干部的责任，收到良好的效果。
尽管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时候，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毛泽东甚至还计划保留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既清除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又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最初是以一个军校教员写的一篇《“西路军”疑》的文章为导火线，掀起了西路军问题上的翻案风，并在一些当事人的支持下，以存档的方式，最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这位教员及他的合们本来是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馆中现存的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对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而是选用对证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回避对自己不利的资料，附会一些当事人的心理情结，为尊者讳。
这不仅违背了治史必须诚实、公正、客观、严谨之史德，而且缺乏史家秉笔直书的勇气，就是抛开政治品质不论，单纯从学术上讲也是不道德的。这位教员现已年逾古稀，因为翻案有功，当上了将军，跃居第二品阶，可谓功成名就，仍不时在为自己当年的杰作洋洋得意。
他们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观点居然写进了党史和军史。这种作法破坏了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开了党史和军史上的戏说之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们的观点虽然得逞于一时，但是必然会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而土崩瓦解。
现在有些人热衷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个“帽子”当时该不该戴上，后来又该不该摘掉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对西路军进行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立场上，而不能抛开我党的根本利益，站在维护局部利益的立场上，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丧失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全面分析造成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因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认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
客观事实真实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本前提，研究方法科学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本保证。在西路军研究中，不能从一些领导人的主观论断出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料去为这些人的观点作阐释，这样就从治学严谨的学者蜕化为谄媚奉迎的“吹鼓手”。而必须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档案文献资料的研究来做到论从史出，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尚未公布，因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广泛搜集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以此为依据，通过理性的考证，还原西路军本来的面目。
要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回避不了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因而我党发展的重心必须置于河东，因而红军主力就必须向河东发展。而张国焘认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以求得休养生息。这样在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之间的斗争。
如果回避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难以理解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就会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给予庸俗化的解释，而看不到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也就难以理解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真正原因。
我们还要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兵力分布及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研究西路军问题。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三分之一，同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面临的敌情要比河西严重得多。根据东进路线，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西红军已占红军兵力三分之一，同时河东也面临国民党重兵压力的情况下，中央是难以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的，因而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同时也可以理解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难以向河东派出兵力，直到西路军处于危急时刻才派兵援助，但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后又不得不命令援西军停止前进。
我们还要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历程进行研究，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中央对西路军发出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落实没有?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对西路军自身行动的影响力上来准确界定彼此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西路军的形成上，我们要看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途中，由于主张从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遗误了北上时机，给以后作战造成的困难。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中央作出要进行宁夏战役就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红九军已经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九军西渡。
在红九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未经中央同意就命令红五军渡过了黄河。
在海打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造成海打战役的流产，这样南敌和北敌打通，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首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部队可向西适当展开，但要在一条山、五佛寺渡口保留一部兵力。可是张国焘却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要迅速、坚决和机断专行，必要时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打开了河西部队向西退却的“闸门”。
而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予以暂时搁置。
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要求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的同时，还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向军委发出对西退充满信心的电报，同时也鉴于西路军此前于十一月九日夜已经开始实施西退的行动，中央又获得了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终于在十一月十五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时红三十军的前锋部队业已到达永昌境内，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心存忧虑的，因而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始终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落实，而且在兵力集中问题上屡次出现失误，这样作战日益被动，直到被打败。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问题呢?
将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参战兵力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之比约是一比一点五。考虑到西路军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后勤人员、小孩、妇女，这一部分人没有什么战斗力，将他们排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二点四。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及民团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六，但是我们注意到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逊于其正规军，因而笼统地说，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一比六是不确切的。
同时，马家军骑兵约占其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马家军这三万多正规军还要作地方守备，同时也要留必要的后备兵力，因而用到正面战场上的正规军一次至多不会超过一万人，这一万人要按甘、青二马总指挥马元海的指挥方式，也不是一次都使用上去，而是还要留一定的战场后备兵力的。因而从兵力上说，只要指挥得当，西路军是有取胜的兵力基础的。
西路军在河西征战期间比较大的伤亡有三次：一次是古浪保卫战，红九军损失二千四百多人，元气大伤;一次是高台保卫战，以红五军为主的守城部队二千八百余人近乎全军覆没，五军元气大伤;一次倪家营子保卫战，又损失了三四千人。西路军元气损耗待尽，至此西路军败局已定。通过对这三次战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像这样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三次损失惨重的战斗皆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挥和决策失误密切相关。
如果说在甘西无法生存下去，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主动放弃东返的机会呢?特别是第三次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开始走向失败的情况下，又以马家军拦头为由，折而西返，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当然有人会说东边有重兵拦阻，但是我们知道，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如果安置伤病人员，果断东返，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又有中央派兵在黄河边上接应，其码还会保存七八千人的部队，是不致于近乎全军覆没的。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的决策问题。
现在的一些西路军研究者说，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过河的，向西退却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西路军失败是因为中央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建立根据地贻误了战机，同时由于西路军处于外线作战，敌众我寡，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河西地形、敌情、民情等因素的限制最后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从而避开了当时事实上存在的路线斗争，也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错误进行深入剖析，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
西路军失败后，有一个主力师的政委(郑维山)，当年一路哭着回到了延安，他对西路军的惨败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对西路军遭受的损失有着椎心刺骨般的难受，在祁连山中他就开始和战友探索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问题。虽然在十二年后，他指挥的部队在甘、青二马盘居的地区犁庭扫穴，一举歼灭了二马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从他的回忆看，直到晚年他也没有弄明白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是令人惋惜的。
要想把西路军问题闹个水落石出，除了研究者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外，就是要开放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但这是在目前无法办到的。因为虽然西路军的有关当事人业已作古，但是他们的余威仍在，这成为开放档案文献的重要制约因素。
不过，令我们欣慰地看到，现在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不仅不足以推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年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且其中的若干重要文献却对翻案者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他们的一些论点因为和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产生了冲突而不攻自破。
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必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而后来的那些西路军翻案者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目录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也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四、暗渡陈仓—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执行宁夏战役动摇情况下的两种对策。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4、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导致河东形势严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退的主张开始见之于行动。
5、在河东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
6、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联合实施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7、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问题上高度一致。
8、以海打战役流产为标志，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9、景泰一条山战斗评析。
五、挥戈西向—《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2、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在战略方针“一致”下的分歧又一次萌发。
3、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保持了高度一致。
4、在能否即时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问题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上的严重分歧。
5、关于红西路军的组成及河西敌我力量对比问题的评析。
6、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除向前、陈昌浩试图说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西路军第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向西退却?
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分析。
9、对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期间作战的评析。
六、安营扎寨—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产生严重分岐。
2、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是为了要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而受命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吗?
4、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果真是因为要策应河东形势而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
5、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6、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期间作战方式的评析。
7、西路军因何火速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七、高台殒落—西路军走向失败。
1、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的三种选择。2、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产生动摇，因而极力主张外来援助。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再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
5、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深层动因。
6、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与评析。
八、重返故地—西路军败局已定
1、高台殒落后西路军在行动方向上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
2、西路军东进的决定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自己作出的?
3、对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问题上一种权威解释的评析。
4、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问题上又表现出动摇。
5、对西洞堡战斗及其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作用的评析。
6、西路军领导人停止东进，决定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独立战胜甘、青二马还是河东增援问题(具体表现在红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上)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上的分歧所致。
8、周而复始式的突围—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力采取措施为西路军东返和在甘西的生存创造条件。
10、、对倪家营子保卫战的历史评析。
九、石窝分兵—西路军近乎覆没
1、转战中的苦斗—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2、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3、以已经公开的电报为依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危难之际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历史评析。
4、石窝分兵的得与失。
5、关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及其归宿问题的评析。
6、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7、干部游击支队成败的基本状况及评析。
8、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回顾与评析。
9、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状况与评析。
10、西路军指战员的不同归宿及其窘异命运的历史启示。
十、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破除在西路军问题研究上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
2、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3、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4、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5、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问题上定性的考证。
6、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首要责任。
7、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8、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10、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失败责任问题的综述。
11、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及关于西路军注释修改的考证。
1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问题上指导方针的比较及由此产生的启示。
十一、对几位历史当事人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3、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4、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5、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6、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十二、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1、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确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2、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
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4、对于一个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并在这种科学判断基础上有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和魄力。
5、要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借用外力上。
6、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我军生存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7、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8、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维护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决不能根据政治需要来剪裁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留下亡党灭族的隐患。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过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而后开始了在河西的艰难征程，直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最终失败。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四十多年后，有一些当事人认为西路军没有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渡河的，自始至终是执行了党中央命令的，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是错误的，以存档的方式修正了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后以此为标准，修改了党史和军史上有关西路军的定性。通过这一修正进而推出西路军失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失误，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的结论。有人借机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有意识地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失败捆绑在一起，从而使西路军“蒙冤”达几十年之久。更有甚者，用过去阴谋史学来解析西路军的失败，将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演绎为古代历史上的宫廷斗争，败坏共产党的声誉，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根基。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后来一些当事人否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对西路军问题的定性，这样做到底又对不对呢?
或者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或者后来一些当事人修正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
真理和谬误共存，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不同于谬误，谬误也绝不会变为真理，两者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
本文本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武器，以大量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从而对这两种关于西路军的定性作出评判，还原西路军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川康甘青新地区经济、民情、人口、自然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主张红军主力应当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在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后处于低潮，因而应该退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围绕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两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通过电报对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初步交换了意见。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提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成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
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主张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北上就要击破胡宗南军，在懋功周围及以南以西地区是不适合建立根据地的，这就表明了中央反对南下的态度。中央主张在适时组织一部远征军占领新疆。这里说得组织一部，而并非主力，由此看到中央认为主力是不宜向西部退却的。并且强调在“适当时期”，也就是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这就是说北上建立了巩固的川陕甘根据地，并且西北部的敌我力量对比及其它情况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才适宜远征新疆。
张国焘、陈昌浩六月十七日复电中央，虽然表示“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指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攻”。[2]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陈昌浩原则上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是他们显然更倾向于南下西退。在组织远征军打通新疆沟通国际联系方面他们与中央有相似看法，但是张国焘主张要占领青海，主力向青海、新疆进军，而中央认为要组织一部远征军，而主力不能出此地，并且强调要在适当时期实施远征新疆的行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就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由于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因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
“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
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
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经过两河口会议上的激烈讨论，张国焘终于原则上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于是，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来灭敌人。首先取得甘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守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4]
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虽然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张国焘想以此为资本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多次催促，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向北缓缓移动。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当上了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成为中革军委常委，但是张国焘夺取红军领导权的企图没有实现。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国民党胡宗南军在松潘地区完成了集结，最后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而后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在张国焘建议下，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北上。
这个时候，张国焘又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名，要求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图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控制党中央领导权。但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两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六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张国焘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又没有达到。因而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5]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部和陕西交界地区。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廿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定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6]
毛儿盖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不但重申了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北上方针，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是对两河口决定的一个补充。它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张国焘在右路军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7]因而，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电报指出：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8]
我们看到，中央在向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主要精神的情况下，又一次解释为什么要东进而不能西退的原因。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主要在于是以支队还是以主力前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最终在九月初决定要南下。因而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张国焘率领大部红军南下。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
在中央北上后，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率军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暂时向西发展，再图东进。
由此我们看到，中央认为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因为既使暂时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地处西北部，还是有可能向东发展的，奔赴抗日前线，开创一个新局面的。而南下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当前的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10]由于北上红军只有七八千人，因而尚无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毛泽东主张打通国际联系，接近苏联，解决一个靠背问题，建立根据地，休养生息，以图东进。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在执着地贯彻北上方针。后来，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因而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才决定到陕北去。
通过以上对所引用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在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上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
两河口会议后，随着红军的北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激化。这就是毛儿盖会议召开的由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东进优于西退，西退优于南下。而张国焘的主张却恰恰与此相反。
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虽然有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向西部发展是以主力还是支队问题上。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东进，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也可以以红军一部向西发展;而张国焘主张西退，则是至少是红军主力向西发展，也没有排除红军一部可以向东发展。
在张国焘南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方面的斗争暂时掩盖了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分歧。但随着张国焘南下失败，决定北上后，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的矛盾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在东进还是西退方面的分歧却迅速激化，并最终构成红西路军产生的重要背景。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先前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北，会师后的红军有一万三千人左右。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提出：“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的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11]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济比较落后，显然党中央领导的这支革命力量如果仅局限在陕北，是无论如何难以发展壮大的。因而为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通过东征山西来扩大红军，在河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12]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时间和路径问题。也就是在陕北首先扩大红军后，向东经山西到绥远，通过外蒙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时间要在六个月左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是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北五县以至十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13]
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红一方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针，对东征和打通苏联进行了具体的谋划。这里我们应该顺便谈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获得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的。他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14]由此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毛泽东并没有依赖苏联援助，而是主张一切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获得苏联援助。这与当时我党一些领导人的观点是不同的。
为什么当时要先择东征山西呢?
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州国”，又向绥远进行侵略，因而东征山西就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号，出师有名，以抗日的名义向山西发展革命力量。山西经济条件比陕北好，人口又比陕北多，便于扩红和筹粮筹款。如果能在河东开辟一块根据地，与河西形成策应之势，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横跨黄河两岸，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会大大改善我党在陕北的处境。在山西站稳脚跟后，还可以进一步东出河北、山东，南下河南，北上绥远，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华北的发展奠定根基，使我党在既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首先在中国的北方成为中流砥柱，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以抗日的名义北上绥远，打通和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便于远东革命力量之间的配合与策应，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二月，党中央领导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正是因为向河东发展不论在政治、经济、人口、民情等诸方面均对我有利，因而中央政治局这次随军东征。一般来讲，在已经有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为安全计，中央政治局是不会随军出征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之所以随军出征，除了稳定军心和便于及时对东征进行指导外，就是准备一旦在河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后，中央就驻在河东，直接领导河东的工作，不再返回河西，在河东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中央还希望通过东征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然后伺机再向东、向北、向南发展，开辟华北抗日新局面。
红军过河后，兵分三路，迅速在山西展开，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阎锡山在获得红军东渡的消息后，立即调晋绥军进行防堵，并把进攻陕北的晋绥军急忙调回河东，但仍然挡不住红军凌厉的攻势，无奈之下不得不改变禁止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的传统，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5]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不利态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回师河西。
这次东征消灭了晋绥军七个团，使进攻陕北的晋绥军调回陕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筹款三十多万元，扩红八千余人，胜利返回河西。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的思想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和学习的。这表明经过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东征回师后，因为南方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北方则是荒漠，当时只有暂时向西发展，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16]，任命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西征的目的，一是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二是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会师创造条件;三是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作前期准备。通过西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占领陇东和陕西西北部黄河东岸大片土地，从侧翼保证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全，扩大我党在甘肃和宁夏的影响，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条件。
在作战过程中，要抓住关健环节，一举突破，灭敌气焰，壮我军威。
聂荣臻有一段关于西征过程中红一军团征战的回忆很值得回味：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为左路军。执行西征军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0五骑兵旅的骑兵。一0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锋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剽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同志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我军在击溃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17]
聂荣臻的这一段回忆是用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反复阐述的一个作战原则：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不把握之仗，慎重初战，打则必胜。在和新的对手交锋时，尤为如此。这样打了几仗以后，就会树立我军的军威，灭敌之气焰，形成敌我对比的有力态势。反之，则会灭我之锐气，使敌人气焰嚣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作战会处于被动地位，埋下失利的隐患。这是每一个作战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所应该牢记的。
东征回师陕北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想通过出兵山西、绥远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努力暂时难以实现。鉴于宁夏在西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共产国际又表示希望通过宁夏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夺取宁夏，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根据地，作为党和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当时宁夏、甘肃堡寨众多，依靠红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是很难攻克的。如果获得大炮等重装备就有利于攻克堡寨，减少伤亡，因而中央将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作为攻占宁夏的前提，这构成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通过西征占有环县、定边、盐池、豫旺等大片土地，这也就扫除了攻占宁夏的障碍，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西渡黄河直接向宁夏进军。
由此看来，西征是在东征遇挫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就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作出的一个新的选择，为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而宁夏战役计划则具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的双重任务。打通国际联系获得武器装备不仅是宁夏战役计划的目的，也是红军攻占宁夏的充分条件。
无论从政治、经济和发展潜力上，东征要比西征优越得多。东征可以打起抗日旗号，师出有名，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前进，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地位，更有利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从经济上看山西要比陇东和陕西西北部富裕，人口繁盛，便于筹资扩红。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就可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逐步向华北扩展。西征的区域，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筹资扩红甚为不易，发展潜力不大。因而中央确立的方针是红军主力向东部发展，而适时出偏师于西部，这是建立在对东部和西部进行综合分析后的英明决策。
既然这样，那么中央又为什么要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呢?这是因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严重消弱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为担当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我党必须迅速扩大红军和根据地。陕北虽然给党中央提供了栖息之地，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仅靠陕北是难以壮大革命力量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主动打到外线去，在经济条件较好，人口众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担负起未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山西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突击方向。红军东渡黄河后，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重重压力，在山西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暂时不得不回师河西。由此可见，红一方面军西征不过是东征遇挫后的权宜之计，从战略上红军主力必然向东，因为向东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及发展潜力上都是向西难以比拟的，这也是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将扩大红军和巩固发展根据地作为当前红军的主要任务摆在全党面前。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急迫的。东征和西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东征是我党领导的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而西征则是在东征遇挫后不得已的选择，具有战术攻击的性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而后来被迫中止的的宁夏战役计划，由中央谋划而因故没有实施的《作战新计划》，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而最终被中央认可的西路军向甘西进军，都是在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打到外线作战，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推动抗日高潮到来所采取的重大行动。
不过，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进军，似与中央确立的东进战略方针不合。尽管中央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确有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的主张，但强调要在情况适宜的情况下才能施行。在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河东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形势危急的时候，显然红军三大主力不宜分兵，以紧靠作战为有利。同时，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深入甘西，如遇不测，河东红军主力现在也无法予以援助，因而中央认为这时向甘西进军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由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坚持向甘西进军，认为能够完成任务，同时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客观上也是执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采取的行动，因而中央尽管对此存在疑虑，最终却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向甘西的进军。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张国焘南下后，军事上遭到巨大挫折，由南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这种军事上的失败使张国焘的南下遭受重创。党中央北上后，不但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而且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和开展统一战线进一步筑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与张国焘的南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中共中央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对张国焘作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南下红军中原红一方面军干部朱德、刘伯承等人的不懈斗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逐渐觉醒，这就为张国焘北上提供了重要条件。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另立的“中央”。随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了。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鉴于日军对华北侵略扩张的加剧，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就与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因而，共同抗日，抵制国民党中央军，巩固西北后方，加强彼此力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的一致要求。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
(一)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1、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既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在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问题。
2、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3、十一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1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配合东北军作战，扩大东北军在甘肃的势力范围;在对毛炳文、王均进行打击的同时，及时开展统战工作;然后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八月二十二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要红四方面军由永靖西渡黄河，独自进军青海、甘西，完成接通新疆和国际路线的计划。[19]这里我们看到，在打通苏联问题上张国焘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在中央八月十二日电报中，规定由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而以两个方面军通过宁夏战役(也就是从宁夏这个方向)来打通苏联的。而张国焘八月二十二日电报中则是提出单独由红四方面军进军青海、甘西，通过新疆(也就是通过甘肃、新疆这个方向)来打通苏联的。
对于张国焘提出的这个与中央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非常慎重，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要对张国焘提出的这个战略方针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后，再答复张国焘。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此事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指马鸿逵、马鸿宾，—引者注。)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引者注。)，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20]
在这封征求意见的电报中，毛泽东为什么提出“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的问题呢?
因为攻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当时红军作战的第一要务。由于彭德怀对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是熟悉的，因而由他来对红一方面军独立攻取宁夏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只有在红一方面军有独立攻占宁夏把握的前提下，中央才会同意张国焘的要求。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要彭德怀对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独力进攻青海、甘西进行评估，以作为下一步进行决策的依据。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彭德怀对毛泽东这封征求意见电报的答复电，但我们从下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于八月二十五日致王明的电报中同意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甘西的计划里可以逻辑地推测出彭德怀的态度，彭德怀当时起码没有反对。
为此，毛泽东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于二十三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得皮筏否”，这个征求意见电得到了张国焘的肯定答复。[21]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答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事后，我即着参谋人员搜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考虑出青马敌后，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22]
我们看到，在向甘西进军问题上，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中，并非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有着浓厚的氛围。向甘西进军，是与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一脉相承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分歧，又有着利益的纠葛，需要我们在详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说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当时张国焘和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向甘西进军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失之于轻率，而对向甘西进军的困难性和严峻性缺乏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由于他们有南下失败的亲身经历，本来是应该具有这种认识的。正是这种乐观的认识，成为后来西路军失败的思想渊源。
张国焘虽然率军北上了，但是鉴于在当时情况下中央仍然无力将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置于直接领导之下，因而对张国焘还不得不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在不损害党和红军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让步。尽管这样，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也没有立即答应，这表明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进军青海、甘西的慎重态度。
针对张国焘的这个主张，在初步征求意见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于八月二十五日联名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红军行动方针发出电报，详述了红军的战略方针：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
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肃、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渐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到达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与陕甘南部的联系。
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按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
(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
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23]
该电首先对红军行动方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与以前相比，中央关于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由红一、四方面军合取宁夏变为红一方面军独立攻占宁夏，而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甘西，红二方面军作为预备队，起一个牵制作用。
下面我们对这一封电报进一步分析如下：
(1) 红军的战略目标：占领青海、甘西、宁夏和绥远一带，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2) 红军的作战计划、进军路线：红一方面军进攻宁夏，红四方面军进攻青海、甘西，从两个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及其他适当地点，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起到牵制作用。
(3) 红军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通过和蒋介石谈判，实现对这一地带的占领(这有极大可能)。既使在蒋介石答应的情况下，当地的土著统治者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不会轻益让出防地(这个可能性极小)。鉴于此，红军还是只有通过作战手段才能实现对这一地区的占领。由于这一地带有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红军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装备，就很难攻克。因而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充分条件。
(4) 红军作战的时间：由于要过黄河，而在目前渡河工具匮乏，因而只有在黄河结冰后才能成行，在来年开春黄河结冰融化前如果红军尚未攻占宁夏，就只有再次东渡黄河，待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
(5) 对苏联援助的态度：从电报最后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苏联对我党的援助会影响到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意识到苏联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如果苏联同意提供援助，那么就要尽快对援助的技术兵种、运送方式、到达的时间及如何使用进行磋商;如果苏联不同意直接援助，那么依目前红军的装备就很难攻克这些城池和围寨，宁夏就难以占领，红军不得不寻找新的作战方向。我们看到电报中这样讲虽然有希望获得苏联援助的因素，但对情况的判断还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向这个地区的进军所可能遇到的困难是清醒的。
(6) 新的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鉴于当时陕北根据地的困难情况，难以供养大军，也只有在发展中求巩固。如果苏联不提供武器装备，那么宁夏的堡垒和围寨就很难攻克，红军也就难以占领宁夏地区。同时，在和南京谈判不能取得成效，让土著统治者让出防地的情况下，就只有向甘南、陕南和豫西、鄂西方向出击，以图求得生存与发展。但这种发展方向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封电报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战略方针的同时，着重是希望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因为这是顺利取得宁夏战役的必备条件。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样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依据前文我们知道，党中央已经初步同意由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并将这个行动方针报告了共产国际。这显然是一条从战略上向西发展的方向。那么红军为什么要采取向西发展的方针呢?我们下面引用史料做出进一步分析。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电中央，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的意见，认为“一、二、四方面军进入西北地区后，战略方针有二”。一是“根据我们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即以陕甘北、甘南、陕甘川边区为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首先赤化陕甘广大地区，尔后向川、甘、鄂发展”。二是“因为客观情势的需要，经过准备时间，以主力转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的向东南发展”。“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我们认为须国际最后之决定。”“黄河无论结冰与否，渡黄河技术上易解决。”
对于这样两个方向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经过研究后作了答复。九月八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且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西北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而“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根据党中央的回电，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豫鄂”和“向西行动”两个方案的选项上，决定采取“向西行动”。九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向红四方面军下达了《立即准备西渡黄河》的命令，指出：“一方面军来电主张过黄河，在西宁、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鄂、豫区发展。他们对南京亦在进行外交。”“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黄河为宜，一个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须立即准备。”以三十军为先遣军，在十月上旬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九月十三日，张国焘给徐向前、周纯全发出《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军》的电报，认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原、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同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称：“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这个作战建议的核心思想是主张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静宁、会宁地区，协同红四方面军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宗南部;红二方面军牵制王均部，吸引胡宗南部。[24]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党中央电报和八月二十五日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电报中均提出了红军向西北宁夏、甘西和向东南、南部这两个发展方向的主张。从当时日本侵华加剧，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红军向东南、南部发展，这是一种向国民党进攻的恣态，是一条内战的方向，势必给我党政治上造成不利的影响。而向西北发展，一方面可以巩固抗日后方，因为西北是日本人难以控制的地区，同时还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以奠定持久抗战的基础。因而向西北发展是由于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制约和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生存发展这两大主要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军的发展方针上，党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红军要向青海、甘肃、宁夏和绥远西北方向发展，要打通和国际的联系;在发展路线上，红一方面军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而红二方面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作为一支牵制力量配合行动。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时，张国焘表示异议，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中央在了解情况后，最终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可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至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九月十一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答复。电报指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25]
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但决不允许进入新疆，在占领宁夏后即可提供援助的电报后，于是调整了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分兵取宁夏、甘西的战略方针，重新提出了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取宁夏的计划。
九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我军占领宁夏的布署》：
甲、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 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丙、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 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甘北苏区。
(二) 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 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 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 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掠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 宁夏马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26]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实际上就有了以后宁夏战役计划的雏形。党中央之所以对战略方针作出调整的原因有四：
一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明确说明占领宁夏后，就会提供援助，这样集中两个方面军攻打宁夏，就更便于宁夏计划的施行;
二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并没有说要红军占领甘西后，从新疆或外蒙对这一进军方向的红军提供援助，而根据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对这一地区的堡垒和围寨是很难予以攻克的，况且共产国际明确说明反对红军向新疆前进，这就使这一路红军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
三、在红一、四方面军攻占宁夏，取得苏联供给的武器装备后，就比较易于攻取甘西;
四、两广事变解决后，胡宗南部已经由湖南向陕甘快速挺进，能否扼阻胡宗南部，是宁夏战役计划施行的关健。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单靠红一方面军有顾此失彼之感，因而需要与红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
经过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西渡黄河后，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仍然作为预备队，担负牵制力量。在攻占宁夏，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分兵占领甘西。
由于胡宗南部进入陕甘，使红军面临的局势趋向复杂，扼阻胡宗南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红二方面军和陕北游击支队牵制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扼阻胡宗南部并相机消灭之。从这个计划看，扼阻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的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四方面军暂时放弃青海、甘西计划，和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同时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这在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心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连续两次致电西北局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对三个方面军行动进行部署。指出：“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军占领该线;以一部附电台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党中央在这里还解释了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的原因，指出：“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的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党中央在第二份电报中认为：“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而“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党中央在九月十七日的电报中又指出：“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十五日和十七日，毛泽东连续致电聂荣臻、彭德怀，通报“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的情况，部署红一方面军“在一二日，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27]
从以上所引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次催促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等地区，因为红一方面军由于防范宁夏“二马”在甘宁边境不能南下，因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只有依靠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鉴于当时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如果胡宗南部一旦占领了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地区，那么就会不但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甚至可能导致宁夏战役的流产。因而，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多次催促张国焘一定要赶在胡宗南之前抢占界石铺地区。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共产国际确定了对红军援助的地点和时间，同时由于胡宗南部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迅速向陕甘挺进，中央对战略方针作了重大调整，即由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青海、甘西，变为两个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仍然担任牵制任务。由于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因而能够扼阻胡宗南部乃至消灭其一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施行的关健。鉴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宁边境牵制宁夏二马，难以南下，因而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就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就使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不同导致了随后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之间以及西北局内部的激烈斗争，同时又成为十月红军大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出现分歧的重要渊源，造成了后来西路军孤军冒进的结局。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对于中央确定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夺取宁夏的计划，张国焘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说：“先机占领甘北，是实现我们计划的最重要的一环嘛!你们想想，如果继续北上到靖远一带再渡黄河，势必与胡宗南接战，能脱身渡河西进吗?与陕北中央会合了，再西渡黄河有保证吗?我很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看，从永靖、循化一带渡河西进最合适。”[28]由这段话可以看到，张国焘反对北上是因为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就难以脱身西渡了，同时也担心在同胡宗南作战中损耗实力。而在会师前，还有渡河西进的时机和条件。
(1)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董振堂等。会议就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产生了分歧。
张国焘等少数人认为在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作战是不利的，坚持其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批评帮助。朱德对张国焘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陈昌浩的支持。对此，陈昌浩认为：张国焘在红军进入甘南后，“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后来陈昌浩还说：“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那时，我和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议不能在半路上违反。”
会议最后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贯彻中央方针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其目的是“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29]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在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就北上与西退的争论非常激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由于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而这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原先在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令人瞩目的是作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坚定支持者的陈昌浩反对张国焘西退，和朱德、刘伯承一块主张北上，这就使张国焘西退主张的施行遇到很大困难，并最终否决了张国焘的西退主张。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重提西退主张呢?张国焘重提西退主张，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以外，就是张国焘想通过西退取得的胜利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通过以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本来是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但张国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向青海、甘西进军，曾一度获得中央的同意。但鉴于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将从宁夏给红军提供援助，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进入陕甘，推进甚快，为保证宁夏战役的顺利施行，才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张国焘主张西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结果南下损兵折将，遭到巨大损失，减员过半，这已从事实上证明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张国焘另立“中央”，最后在多方压力下，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取消。这两件事表明张国焘在政治上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与陕北中央相比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使张国焘的权威遭到猛烈撞击，这大大降低了张国焘的威信。更不用说他另立“中央”，违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私自率军南下所犯的组织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斗争失败后他到达陕北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后来虽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也没有他想象得那样严重，如果他不逃走的话，毛泽东甚至还想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说在一年前，张国焘凭借强大的实力，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斗争中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现在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他更没有实力和条件与中央对抗了。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就会置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之下，他就会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这是张国焘不甘心的。
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已经折损过半，现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四万人左右，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张国焘在党内进行斗争的资本。因为红一方面军难以南下，因而红四方面军北上就必然要和胡宗南独自作战，处于保存红四方面军的目的，他是不愿意北上的。同时，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就意谓着要交出红四方面军指挥权。而西退，一方面凭借红四方面军当时的实力，他觉得还是能够在青海和甘西重新开辟一个新局面的，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应该用在西退开辟一个新局面上，因为这个新局面的开辟，会提高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扭转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使他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能够分庭抗礼，为他在党内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有利的态势。新的根据地搞成了，他还可以保持他的指挥权。这才是张国焘不愿意北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2)中共中央西北局漳县会议否决了北上决定，实施向西退却。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张国焘的西退主张被否决。由于张国焘过去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南下红军又遭到巨大损失，因而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北上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会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而他将失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这是他所不甘心的。鉴于此，他想凭借红四方面军现有的力量，到青海、甘西去，另搞一块根据地，以便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之后，根据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北上行动。二十日，张国焘也由岷县出发，前往漳县。这时，张国焘的思想又出现了重大反复，严重阻碍了中央方针和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陈昌浩曾说：“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种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红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3)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去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30]
关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西退，徐向前曾回忆道：“我们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道才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张国焘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31]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国焘与陈昌浩的争论很激烈，向西退却并不仅是张国焘的个人意见，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认识。因而他们能够很快改变作战部署，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重新实施西退。至于徐向前在回忆中说朱德同意红四方面军的西渡决定，就与我们下文要引用的电报出现不合，这恐怕是徐向前的记忆之误。
本来，徐向前对九月十三日朱德、张国焘向中央提出的作战方案就持保留意见，他后来回忆说：“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32]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也是主张西渡的，这与他前文回忆的在张国焘来漳县后变更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北上军事部署相吻合。徐向前主张西渡黄河，按他的意图还是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之所以要西渡黄河的原因是由于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不利，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大部队在陕北就粮困难问题。
尽管从红四方面军的角度看，徐向前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旦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避开了胡宗南部，固然有利于保存红四方面军，但失去红四方面军牵制的胡宗南部如果迅速向北推进，无疑将会给红一方面军造成巨大压力。一旦红一方面军顶不住胡宗南部，那么宁夏战役的执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我们说，徐向前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保存红四方面军力量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渡河后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方向上可能有所不同。
至于说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会将胡宗南引过黄河，减轻红一方面军的压力，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在两可之中。当时从蒋介石来说，红军分散后更便于他将红军各个击破。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弱于红四方面军，这样红一方面军可能首先成为打击对象。况且要追击红四方面军还要过黄河，深入甘北、甘西一带，运输不便，而北上进攻红一方面军直接转兵就可以做到，比较便利，因而我们判断红四方面军西渡后，吸引胡宗南部渡河来减轻红一方面军压力的设想难以实现。我们还可以从后来西路军渡河后胡宗南部主力仍然向北进攻没有被调动的事实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
在获得红四方面军主要高级干部的支持后，张国焘就推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二十一日晚二十一时，张国焘致电朱德，表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请你即来漳县面商。”同时张国焘还命令红军总部机要局的负责同志，“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企图割断朱德等同志与党中央的联系。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张国焘独自发出了要部队渡河的电令，指出：“根据各方情况估计，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原定与一方面军会合目的几受障碍，故重新决定，根据迅速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拒阻兰州之敌北进，在靖远、中卫地带与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未经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主要成员同意，粗暴地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议，调动部队开始了西进行动。
正在率军北上的朱德，得到张国焘命令部队渡河西进的消息之后，感到“不胜诧异”，冲破封锁，立即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及张国焘分别发出三封电报，表示自己的原则立场，采取措施，力图挽救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局面。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向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情况，揭露张国焘的错误。指出：“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国焘已到漳，根本不同意静会战役，请求速开西北局会议。”二、阐明了自己维护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的原则立场。指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三、严肃劝告张国焘维护大局，改正错误。指出：“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四、“续开西北局会议”，“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随后，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成员急速赶赴漳县。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西北局成员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和部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朱德在发言中严肃指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但未经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张国焘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了。能够和一方面军会合为什么不会合?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我仍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由于张国焘一意孤行，加之部队西进已成为事实，会议未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否决了北上意见，决定西进。关于这次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自白，他说：“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几十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似乎大有疑问了。”“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情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园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在朱德拒绝签署的情况下，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了《四方面军拟从循化、永靖一带渡过黄河》的电报，通报了漳县会议决定，电文如下：
(甲) 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
(乙) 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 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丁) 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戊) 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北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的目的，我们提议为如下的部署：
1、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附近一带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扼阻兰州敌北进;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并监视西宁、河州之敌;以两个军暂在岷州、漳县一带活动，将胡敌向岷州方向吸引。这一任务完成后，上述三个军即迅速全部转移凉州、永登一带地区，以主力扼阻兰州敌，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静(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形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
2、一方面军即在现地区活动，将敌人逼向西兰公路，并从侧面牵制之;尔后在结冰时期或一、四两方面军渡河工兵队的隔岸互相援应，实现一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相机消灭马鸿逵一部，占领宁夏、中卫一带地区。
3、二方面军完成在两当、宝鸡牵制胡敌东进任务后，即经栒邑、鄜县、庆阳中间地区，打通一方面军;在一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即依据原陕北苏区向南活动。
(己)依据四方面军造船技术，即永靖、循化两桥被敌破坏时，亦能达到迅速渡河之目的。两个军由洮州到永登，连造船时间在内，约需十二天。时机急迫，千祈采纳，并告国际。[33]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张国焘以在西兰大道和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不利为借口，在首先获得了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支持的情况下，未经西北局和中央批准，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就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他的主张之所以能够施行，除了他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权威以外，西渡黄河可以避免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与胡宗南部决战，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这就与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的想法有着一致性。陈昌浩由当时主张北上到后来又赞成张国焘的西渡主张，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和说明。张国焘的西渡主张却遭到了朱德的强烈反对。由于任弼时、贺龙和刘伯承等领导人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西北局漳县会议，参加会议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占多数，因而在这次会议上否决了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转而通过了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向甘北进军的计划。
从张国焘的回忆看，他显然对蒋介石嫡系部队进入甘肃后，对击败蒋介石嫡系部队缺乏信心，因而对与东北军共同开创抗日局面产生动摇，而这由他自己表白出来的心里动机也正是他主张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所主张的“河西走廊、陕北、西安”三点，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要避免与胡宗南作战和为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才令红四方面军去西渡黄河的，而是要令红四方面军在甘北、甘西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
从上文我们所引用的朱德拒绝签署的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报中可以看到，张国焘首先讲了西渡黄河的原因，他主张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和进军甘北并重，这显然改变了中央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虽然他也提出仍然要红四方面军一部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但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他把红四方面军向甘北乃至甘西进军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一旦红四方面军向甘北展开后，东有黄河，红四方面军处于维护后方安全的需要，也必然要向甘西延伸，以求控制战略纵深，防止被逼向黄河，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我们说如果红四方面军过河后一旦在甘北、甘西展开，既使想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使用。
至于张国焘在电报中谈到的前有敌军，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大军集中于西兰公路以北，物资补充不便，在狭小地区一旦与敌决战不利，没有回旋余地等等情况，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当时只有集中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主力才能歼灭胡宗南一部，阻止胡宗南的进攻，为红一方面军渡河创造条件，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因而，这里北上还是西退的争论从形式上是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红一方面军独立进行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进占甘西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绝对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能够集中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行动的问题。而由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夹击还是红四方面军单独抗击胡宗南部则是导致这场争论的导火线。
由此看来，张国焘西渡黄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军青海和甘西。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占甘西，这样就不仅避免了和胡宗南部在不利地区的决战，而且还可以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以便张国焘还可以继续掌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同时，由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军甘北、甘西，打通与国际的联系，这不但从军事上可以获得补充，大大改善红四方面军的武器装备，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处于优势，以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从而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斗争中居于有利态势。当时张国焘的这种用心是含而不露的，他又是打着维护红四方面军利益的旗号来行事，他讲的一些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因而蒙蔽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这样就使得张国焘赢得了不少支持，也就成为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北上决定的重要背景。
西北局漳县会议后，四方面军即开始按照西进计划向青海进军。九月二十五日，周子昆在给党中央和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文指出：“四方面军照二十三时电□(令)，由临潭向乐都进，部队已行动。在通渭之九十三师于二十四日回开。二十八日撤集(岷县)围。洮河东岸仍留四、五两军活动，该两军直到先头军渡黄河成功后，亦行续进。”红四方面军开始渡河之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连续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陈述西进理由，通报部队行动。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时，在《关于先机占领甘北等问题》的电报中说：
甲、我们首先申明对国际指示和统一战线进展情况，不甚明了。
乙、根据已经知道的材料，我们有如下的估计：
(一)国际对红军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请求帮助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大批新式武器。据我们估计，国际的帮助现在还只能是秘密的。交通线如只有定远营一条，易受日本特务机关和内蒙王公反动势力的妨碍。遵照国际指示，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于秘密，不受日本势力的阻碍。
(二)胡宗南入甘必然向我们积极进攻，且有后续部队增加可能，张学良在蒋势力压迫下，对我军有可能采取较积极行动。来电谓：恩来将去南京，我们对此不大懂得。
(三)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以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州、古浪、永登线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
(四)如果准备决战，红军集中在一块是有益的，否则不如在宽广地区互相配合行动，以至互相接通，更为有利。
(五)应当估计须首先求得战斗胜利和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国际帮助才能获得。
(六)因此，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既可接通外蒙、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又可接引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
丙、根据上述估计，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经循化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敌向甘北吸引，对一、二方面军实为有力配合。敌若以主力入甘北，又给一、二方面军在现地区大大活动机会，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则宁夏更有把握取得。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千祈采纳。
丁、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是，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34]
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等人虽然提出“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这在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还是第一次。在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要求西渡的情况下，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有用心的。这种用心就是张国焘知道他们西渡黄河并非中央的批示，也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而这样说可以尽量避免因西渡黄河导致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恶化。从这一点来说还是与张国焘南下时对中央的态度有重大区别的。张国焘想以名义上承认中央领导为条件来换取中央对他西退的认可，在不引起党内重大争议的情况下来实现他的西退计划，以达到他与中央分庭抗礼，继续掌握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目的。
从电报中看，他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这显然是说占领甘北比扼止胡宗南部更重要。不知他想没想过，如果一旦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向北又占领界石铺和静、会地区后，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进而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会遇到很大困难。同时，张国焘在电报中“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从这里可以看到，张国焘改变了原先中央规定的红一、四方面军共取宁夏的计划，而将攻占宁夏的任务推给了红一、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仅以一部配合。这样，张国焘实际上就把红四方面军从宁夏战役中解脱出来。那么，解脱出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又将用于何方呢?张国焘在电报中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测出来：其主力占领甘北，并适时向河西走廊延伸，占领甘西。由此我们推断，张国焘此时急于西渡黄河，以避战而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的根本目的就是：占领甘北、甘西，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国际联系，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以此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态势，奠定自己在党内的根基。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再次致电，在继续陈述西进理由的同时，强调了西进行动成功的把握性，申明了坚持西进的出发点。电文指出：
(一)在西兰公路速击胡敌，坚决甲军(东北军)必须战斗胜利才能做到，否则不但不能坚决甲军，反促其动摇。
(二)四方面军到静、会地区后，必须将后方靠向赤区。如企图太明，敌知我以宁夏、甘北为战略退路，一面调马步芳、马步青于古浪、永登、红城子线和一条山、靖远线，形成两条封锁线，胡敌一部有可能集中兰州，并加强宁夏守兵。如此，西渡和打通远方均受阻碍，其南有西兰公路封锁线，天水、甘谷、陇西线和武都、成、康线，势将陷我军于狭小不利地区。
(三)至于四方面军先机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很少可能陷一方面军于困难环境与难能西渡。敌最怕我打通远方。若四方面军转到甘北，胡敌必向四方面军压迫，不会转其凶锋对一方面军。
(四)四方面军到甘北后，可集中主力到兰州，一面作战灭胡敌，有把握以有力一部在中卫、靖远间接引一方面军，并有把握且决心负此任务。根据目前情况，估计四方面军在循化附近渡河不成问题，万一渡河未成，回头通过西兰公路与一方面军会合，还是有把握，也免误时机，对各部队均已照西渡计划行动，九军已到洮州新、旧城。八十八师仍到中寨集。三十一军已到三岔。再折回，必与西渡和静会地区作战计划，均失时机。极望注意。
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关于统一领导问题已有具体提议，因恐同志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当可谅解。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时机急迫，万祈留意，至祈至祷。[35]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等人还是说得很客气，同时又在为其西渡极力进行辩解。从电报中看，张国焘对在西兰公路击退胡宗南部是没有把握的，这时到底他是担心损耗红四方面军实力呢，还是害怕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呢?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张国焘的这种心态我们也可以从两河口会议后，他消极对待北上，不愿意红四方面军担负与胡宗南部作战中反映出来。[36]
张国焘说一旦红四方面军北上后，攻占宁夏、甘北的态势就会明朗，从而引发国民党军队极早对这两个地区增兵，增加以后我军对这两个地区作战的难度。张国焘率先占领甘北，确实可以占有先机，消除了国民党军占领甘北后给我军作战所带来的困难。但红四方面军抽兵河西确实会给红一方面军作战带来巨大困难，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这里实际上是实施宁夏战役，还是控制甘北那个占第一位的问题。
至于红四方面军向河西进军，能否调动国民党军继续西进进入河西，减轻红一方面军的压力，这里仅是一个设想，能否实现尚等进一步观察。以前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歼灭国民党军队，才能打破它的进攻，扼制它的进“剿”。因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采取避战而非歼灭国民党军的方式，是难以扼制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红四方面军进入河西后，这恰巧给国民党军提供了对红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就当时战场的态势来分析，胡宗南部以在河东和红一方面军作战更为便利，因而张国焘想调动胡宗南部进入河西减轻红一方面军压力的设想恐怕难以实现。
九月二十六日深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又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红四方面军执行西渡计划》电，在质疑中央方针的同时，强调四方面军已照计划行动，企图以红军西进的既成事实逼迫中央认可。电文如下：
(一)胡宗南部入甘，不知兄等有何根据来估计在隆、静、定、会道上不致于有严重战斗。
(二)如四方面军转移到海原和甘北地区，敌是否能估计我军以宁夏和甘西为战略退路?是否会设法阻碍?
(三)如四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有五百八十里，敌决不可能限制我于青海一角。
(四)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请注意敌有可能从固原、中宁间将一方面军截为两段，希妥为布置。
(五)请参看二十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千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如西渡计划仍应执行，则育英同志望于一月内在靖远附近与我们会合)[37]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二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又在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我们在一月内能在靖远附近会合，请善解释，决不可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九月二十六日，他们在给曾传六等人的电报中，认为“我军由兰州西渡河，先占领甘北计划有伟大历史意义：(一)争取广大而巩固的西北后方;(二)会合一方面军;(三)联合回民打马步芳;(四)在更有利地区消灭胡宗南;(五)接联(连)外蒙和苏联。请大大宣传，形成思想上团结一致。”[38]
从以上所引的史料中我们看到，面对中央的批评，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还在为自己辩解，极力主张西渡。当然，他们在电报中也说得非常委婉，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如果党中央明令禁止，就停止西渡。但是从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西渡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既着力西渡，又表示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反映出他们对西渡占领甘北、甘西的一种矛盾心态。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矛盾心态，才使得他们既有可能在受到强大压力时会同意重新北上，也有可能一旦西渡占领甘北、甘西后，遇到困难时会信心动摇，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率军西渡而进行的斗争。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
同日，毛泽东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39]
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和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宁夏和甘西这两个发展方向上，重点在宁夏而不是甘西，占领宁夏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向宁夏发展，这不仅是由于宁夏在西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且也由于国际来电说占领宁夏以后才给红军提供援助。要占领宁夏，就必须“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必须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一起首先阻止胡宗南部，而后联合攻占宁夏才有把握。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和张国焘在战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毛泽东主张，红四方面军北上后，在红一方面军的配合下，首先扼止胡宗南部，而后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占领宁夏。在占领宁夏，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甘西进军。而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北上在西兰大道乃至静、会地区和胡宗南部决战不利，因而首先应该西渡黄河，占领甘北，以一部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并以主力适时向甘西发展。这是他们分歧的关健。
九月十九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英：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附近为宜。[40]由贺龙、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提出统一指挥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也是具有针对性的，这实际上是以统一指挥的名义将三个方面军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这就对张国焘的行为作出了重要限制。
为了消除张国焘的顾虑，增强党内团结，促使张国焘能够率军北上，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重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41]
在张国焘西渡后，开始收缩兵力，这样在胡宗南部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就给红一方面军造成重大威胁，因而毛泽东不得不命令红一方面军部队迅速南下，占领界石铺地区，阻止胡宗南部。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消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
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还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42]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对下一阶段三个方面军作战的战略布署，其要点还是三个方面军集中作战，红一、四方面军首先联合攻占宁夏，红二方面军担任牵制任务，然后再攻占甘西。
在红四方面军西渡后，阻止胡宗南部的任务就由红一方面军来承担，这就加大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压力。毛泽东一方面要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抢占先机，提前作好准备，同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调红二方面军北上，协助红一方面军。对于张国焘说得渡河后红四方面军以一部来策应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毛泽东并不太相信，无奈之下也只好听之任之。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电报强调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同时，又电彭德怀：“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43]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指朱德。—引者注。)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造船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引者注。)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同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本日，毛泽东又与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44]
由这些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张国焘声言西渡后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一事感到是“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希望。同时，也对红四方面军西渡后的发展甚为忧虑，还通过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作张国焘的工作，表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四方面军，坚定张国焘的北上信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直接发电报给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改变西渡计划，继续北上。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而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布署(即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引者注。)，迅从通渭、陕西线北进，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牵制敌，则万无一失。”复电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45]
本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甲)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乙)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秦安策应。
(丙)胡宗南之补充旅已由会宁退兰州，会宁城仅留二个连，甚恐慌，有袭占该城可能。胡之余部不敢走西兰大道，向宝鸡、天水进，我二方面军足以钳制之。二师出庄浪后，胡更不敢冒进。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
(丁)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如敌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戊)请速决速复。”[46]
我们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是反对张国焘率军西渡，力主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仅可以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联系，而且也会保存革命力量，防止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为了打消张国焘的顾虑，从当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布署出发，还着重说明在红一方面军的策应下，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不会遇到严重战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西渡的坚决斗争，成为张国焘后来最终北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4)、红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反对张国焘西渡的斗争。
张国焘西出青海的错误主张，也遭到了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反对。
当时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对张国焘西渡黄河洞若观火，真切认识到红四方面军西渡是由于躲避胡宗南部作战，从而使红一方面军失去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宗南部的机会，这将导致胡宗南部直接压向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作战面临巨大困难。
九月二十五日，聂荣臻在复电毛泽东时指出：“ 大帅(指张国焘。—引者注。)此时全系逃避战斗之狡计，将有在临夏偷安可能。”二十六日，彭德怀就张国焘的西退计划在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揭露说：“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并认为张国焘所说在渡河后援助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这完全是鬼话，事实上很少可能。因须渡河器材，黄河既无桥梁又无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更严。”至于张国焘所提出红二方面军经略阳、郿县，接通红一方面军的提议，“这是自欺，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回岷县就张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证明其军阀主义思想更进了一步。”当日，彭德怀还致电西北局与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委婉地指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欠妥善”，红四方面军出青海地域虽大，但无发展余地，天险限制不易作战，而且会失去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配合，造成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建议西北局“冷静考虑”四方面军的行动。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在得悉张国焘要西渡黄河进军青海时，也以焦虑的心情于九月二十五日就党和军队统一领导和作战方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红四方面军停止西进。电文表示：
(甲)你们提议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为着党的顺利团结、加强党在目前紧急关头中对革命战争领导最适当的建议。
(乙)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做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
(丙)以四方面军目前位置再北移转会宁地区，尚不致丧失时机。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因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47]
九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秦邦宪、王稼祥，请中央决定四方面军的行动。电文说：“你们与朱、张来电俱读悉。国焘等同志已提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的领导，并请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我们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做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我们已电朱、张、徐、陈，请求暂令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待中央最后决定。”[48]
由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焘西渡，要求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军会师，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这样来自红军三大主力中其他两支主力领导人的意见，就成为推动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重要因素。
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出现了不同意见。徐向前回忆：“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49]原先徐向前是主张西渡黄河的，这时他转变了态度。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而朱德本来就反对西渡，主张北上。在他们的带动下，红四方面军的不少高级干部逐渐转变过来，这就成为从红四方面军内部推动张国焘北上的一个有力因素。
这样我们看到，通过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斗争，同时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朱德等人不懈的斗争，中共中央坚决主张红四方面军北上并做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当时西渡黄河地形、气候条件的限制，这样就使张国焘对进军方向不得不重新予以考虑，这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召开的背景。
(5)、 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又重新确立北上方针，挥师北上。
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举行会议，研究、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
会上朱德对张国焘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导与帮助，指出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徐向前、陈昌浩也纷纷表示拥护朱德的意见。这样，在朱德和西北局成员及四方面军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强烈要求与主张下，处于无可奈何境地的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会议最后重申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做出了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对此，肖克指出：“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部队回头。”徐向前也指出：“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
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结束后，九月二十七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党中央及红二方面军领导，通报了北上决定：“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八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50]
获悉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后，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立即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说：“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应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51]
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签发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四方面军以迅速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为目的”。其纲领是：“以主力扫除陇西、武山之毛炳文部，进出于通渭、界石铺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迎击西进胡敌部队，以一部东进武山、甘谷间，迷惑天水敌人，折向北挺进于庄浪及其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发展扩大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策应二方面军之行动，并钳制胡敌。”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为五个纵队，相继由岷县、临潭等地向北前进。[52]
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53]
这样经过一番艰难复杂的斗争，张国焘终于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了。
(6) 红四方面军北上面临的局势出现隐忧。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干扰，红四方面军回头北上时军情已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对此张国焘说：“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陈昌浩曾说：“虽然达到四方面军东进之目的，可是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使敌人从容集中，而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后战局上极严重的恶果。”“首次西北局决定东征后，应当继续坚持东进，如果这样则会合时间早在二十天前，局面当大有不同。”[54]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张国焘节外生枝，主张西渡，从而延误了北上时间。这样就使得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胡宗南部能够从容集结，形成对红军作战的有利态势，使红军失去作战先机，造成了红军以后作战的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红军难以及时扼阻胡宗南部。而能否扼阻胡宗南部却是宁夏战役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先决条件。这样基于难以扼阻胡宗南部而导致的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就成为西路军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甘南期间，张国焘又一次主张向甘肃、青海退却。后来张国焘在谈到这次西退问题时曾说：
“我们乃决定全师北上。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泷(陇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就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同我们的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55]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克，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了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往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求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要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已住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容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受到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况之下，会被逼退到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经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了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提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若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技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56]
在张国焘这一大段关于西退的自白中，讲到他和陈昌浩的第一次争吵，实际上是在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做出北上决定后他和陈昌浩就北上和西退的不同意见进行的争论。张国焘在回忆中将自己违背西北局会议做出的北上决定反说成陈昌浩要改变军事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在甘南滞留的责任推到陈昌浩身上是与史实不符的，其他还有象他说的陕北好象没有他们就难以形成西北抗日局面就带有几分吹嘘。至于张国焘说陕北中央赞同他们向西退却，也没有准确地反映史实。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原先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但在张国焘表示异议后，又一度同意由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并报告了共产国际。但在共产国际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后，中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除了这几点外，我们看到其他内容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这个回忆中，张国焘鲜明地表露了他主张的西退计划。这个西退计划在张国焘的行动中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回忆中来解析张国焘在北上会师后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乘机西渡，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退计划。这也就是后来西路军形成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国焘讲了他不愿意到陕北的原因：一是他认为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开进陕北后，他对抗日局面能否形成表示怀疑。如果到了陕北，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是三支主力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必然要承担起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重任。因而，从避战考虑，他自然不愿意到陕北。二是他处于维护个人利益的考虑。张国焘借用多数人的口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先执行西退计划，要到河西走廊去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后他再去陕北。三是他说陕北粮食缺乏，难以供养大军。这确是实情，不过为什么张国焘不主张向东发展，而主张向西退却呢?东部应该更有发展的潜力啊!四是红军三大主力均到陕北，会吸引敌人集中兵力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这种说法倒更像一个借口。当时经过长征后，红军三大主力均遭到了消弱。只有集中主力，才能显示出力量，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同时，红军到达陕北，兵力集中后，当然会吸引国民党军到这个地区。而要与国民党军作战，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比红一、二方面军的总和还要多，作战的重任必然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在张国焘当时没有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他要保全红四方面军，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他今后在党内的发展前途和政治命运。因而，他想让红四方面军向甘肃、青海退却，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此来巩固乃至提高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从张国焘的回忆中看到，当时有不少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赞成西退。这也可以从我们现在搜集到的有关史实资料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这些高级干部赞成西退，不仅是因为对东进北上和南下西退的认识理解不清，而且也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施行家长制统治所形成的盲从有关，也是处于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局部利益和他们个人利益需要的结果。这就构成张国焘能够实施西退的组织基础。
张国焘虽然对自己向西退却从政治上、军事上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论证，我们从张国焘对西退计划的回忆中看到，他当时不仅有这样一个西退计划，而且对这个计划的施行坚信不已，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而且这个计划还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的支持。虽然在甘南，张国焘向甘肃、青海退却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但是随后北上会师后，张国焘在渡河期间却置中央要求击破南敌于不顾，在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支持下，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九军过河，造成既成事实后，再迫使中央承认，以图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实现他向河西退却的愿望。这样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是战略方针的分歧。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下面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认识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出现这种分歧，首先是由于他们对当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造成的。
张国焘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退出根据地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北上东进，就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从而遭受很大损失。因而就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进行休养生息。川康和甘肃、青海就是这样的地区，因而他提出南下西退的路线。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革命根据地是通过进攻创建起来的。红军退出根据地后，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在低潮的时候更要提高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仍具有较强的力量，是能够通过和国民党军作战创立根据地的。川康和甘肃、青海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扩红筹资困难，处于这一地区就会使革命力量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向东发展，人口众多，物资丰富，经济条件较好，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腹心区域在东方，只有向东发展，才能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这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只有向东发展才能适应民族战争的要求，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向北发展，地域开阔，便于回旋，不易形成敌之封锁，而且靠近苏联，也便于打通苏联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形成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之间的策应与支持。
我们知道，张国焘的南下已经失败。在南下失败后，他又想西退。张国焘只看到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他没有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军阀林立的国家，存在着蒋介石中央军与各派军阀的矛盾以及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同时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剧，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一系列矛盾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这些矛盾的作用和发展就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着条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看到了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孕育着向高潮发展的因素，因而主动地、自觉地为摆脱低潮创造条件，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因而就要北上东进，而不能南下西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认识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关系到红军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2)利益问题。
张国焘除了这种认识的分歧外，还有利益的纠葛。这种利益的纠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自己所主张的战略方针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从而提高自己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地位与影响力。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东进北上路线，而张国焘则提出南下西退路线。在南下失败后，张国焘又极力主张西退。到底那个路线是正确的呢?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广大指战员，就是不少高级干部也没有认识清楚。当时，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红四方面军占有优势，而张国焘在中央却不占优势。虽然后来应张国焘的要求中央同意增补了几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但是张国焘在中央仍然难以取得优势。如果按正常表决，由于张国焘在中央不占优势，他主张的南下西退路线就很难在中央通过，化为党和红军的实际行动。因而，他就想通过自己造成既成事实的行动，迫使中央承认他的路线，通过自己所主张的行动路线被中央接受，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从而事实上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是处于保全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因而主张向西退却。如果张国焘从保全红四方面军的角度，提出向西退却主张，就便于打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从而使张国焘的主张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产生共鸣。因为这不仅仅是从他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是从红四方面军全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涉及到更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因而就便于张国焘获得更多的支持者。我们看到，张国焘主张西渡的原因是由于北上要和胡宗南部作战。他以前主张南下，也是处于担心与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缘故。这样不论南下还是西退就绕开了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达到了保全红四方面军的目的。这样他以保全红四方面军的名义来要求西退就便于获得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承认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干部并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沾染本位主义的气息，而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我们可以从右路军过草地后，徐向前、陈昌浩主动要求由红四方面军攻打包座来得到证明。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确实有一些高级干部在保存红四方面军的问题上和张国焘有着一致性。
三是张国焘处于保全个人利益的考虑，主张向西退却。我们从前文陈昌浩及张国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张国焘担心如果到了陕北，可能要他交出兵权，这是张国焘所不甘心的。因而他要到青海、甘肃去，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想依靠红四方面军的力量重新创立一块根据地。如果张国焘创建的根据地能够不断发展，红四方面军在发展中进一步壮大，他觉得中央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就不但可以继续保持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时也取得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基础。这样处于保全个人权势和地位的需求，就成为张国焘极力主张西退的内在动机。
张国焘也提出如果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在陕北，就粮困难，难以养活大军。初听起来，确实有些道理。不过，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向东发展，却一直坚持向西退却呢?这显然是一个幌子。当然，我们也承认，长征结束后，几万大军集中在陕北，就陕北的经济条件来说确实难以供养大军。从这个角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东征、西征，实行的宁夏战役，包括张国焘向甘肃、青海的退却，都是为了拓展根据地而展开的行动。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中央实施的宁夏战役是正确的，而张国焘向甘西的进军就是错误的呢?他们可都是向河西的进军啊!
我们认为，宁夏就西北地区来说，是比较富裕的地区，经济条件较好，便于供养大军。从当时发展态势来看，如果控制了宁夏，我党就不但可以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有力地策应陕北根据地的发展，而且鉴于宁夏是西北的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还可以打通苏联联系，东出绥远，西进甘肃和新疆，大大改善我党在西北的处境。当时共产国际表示红军攻占宁夏后，就可以给中共提供援助，这也是发动宁夏战役的一个重要原因。占领宁夏后，红军还可以随时出动到绥东抗日，国民党军也难以通过沿河封锁将我军局限于河西地区。
如果向甘肃、青海退却，那么，不但在政治上对我党不利，同时如果国民党军沿黄河布防，我军就有可能局限于河西地区，难以向东发展。而这一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在三大主力红军先后退出根据地，遭到严重消弱，又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的情况下，我军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分兵更有利于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因而从大局计，我军只有联合行动才能完成重大的军事行动。同时，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各自分兵进攻宁夏和甘肃、青海，这又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实质上反映出张国焘是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挥，还是以此来谋取私利，仍然要搞“独立王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不是最终为了向西退却，而是为了向东前进而向西所作的一个小的退步。这个退步就是为了建立巩固的后方，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东发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了前进而向后退一步的道理。而张国焘的向甘肃、青海退却，则是将红军主力拉向甘西，而反对红军向东发展，这样就会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局限于河西而难以得到发展。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形式上同样都是向西发展，但是却在本质上不同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但在张国焘表示异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征求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后，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甘西进军，并将这个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但在共产国际表示对红军从宁夏提供援助后，同时也鉴于宁夏地区的经济条件及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在宁夏战役完成后，再向甘西进军。但是张国焘却仍然坚持向甘肃、青海退却的主张。因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以及三个方面军之间，同时还包括西北局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迫使张国焘取消了西退计划，率军北上。但是这种斗争却耽搁了时间，先前南下的胡宗南部这时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迅速北上，从而使北上执行宁夏战役的形势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由于西退计划在张国焘心目中已经占据根深蒂固的位置，虽然这次在甘南没有能够实现向西退却，但是随后宁夏战役执行期间，就又一次乘机发作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红西路军的形成。
四、暗渡陈仓—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根据红军会师前后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当时河东红军处于国民党南北两敌的夹击之中。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于是在击破南敌和渡河问题上，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退却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最终成为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和西路军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根据前文我们引用的史料知道，宁夏战役计划原来打算是在黄河结冰后实施的。因为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那么，是那些原因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呢?
(1)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条件。
我们知道，中央原先决定红一方面军单独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同意红四方面军向甘肃、青海进军。后来在得到共产国际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消息后，为攻占宁夏，打通国际联系，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担负牵制和策应任务。虽然张国焘在北上问题上出现过几次反复，但毕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我党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这样就使在河东的红军陡增为六万多人，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条件。这样即使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中央就能够通过分兵的方式，以河东红军之一部抗击国民党“围剿”军，另一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就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兵力上的保障。
(2)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生存需要及渡河工具的解决，为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技术保证。
红四方面军有一个造船队，能够立时造船渡河，这样就解决了渡河的工具问题。为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西渡黄河提供了技术条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将红四方面军的造船能力向中央报告后，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发起宁夏战役的信心。同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就靠陕甘苏区的物资供给远远满足不了红军的需求，当时的红军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困难，而宁夏则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因而攻占宁夏，拓展根据地，解决物资供应，就成为当时红军的迫切任务。
(3)国民党对会师后的红军发起大规模“围剿”，为扩大根据地，打通苏联联系，粉碎国民党“围剿”，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我们知道，在宁夏战役计划策划时，当时适逢两广事变。蒋介石正专意于西南，为镇压两广事变，调胡宗南部南下，这在客观上减轻了西北红军的压力，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红军大会师后，两广事变解决，胡宗南部已经重新北上，集结于陕甘南部，给红军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带来很大困难。
面对红军三军会师的局面，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制定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计划第一步组织发动“通渭会战”。令胡宗南部第一军推进至泰安、清水地区，王均部第三军两个师及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调两个师前进至定西，王以哲部控制平凉、隆德、静宁一线，董应斌部抽两师推进至固原一线策应;马步芳、马步青部沿黄河西岸筑碉防堵。蒋介石企图在西兰通道地区与红军会战，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第二步组织发动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备百余架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于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超过五千人。 [57]
在国民党大规模进攻下，红军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向宁夏进攻，通过占领宁夏，拓展根据地，形成对陕甘根据地的策应与支持，扩大防御作战的战略纵深，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这是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围剿”的重大举措。
(4)张学良的建议也成为中央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推动因素。
鉴于蒋介石在进攻红军的同时想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国民党军队作战计划为张学良所知晓后，他既不愿意进攻红军，但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感到非常着急，就及时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报了消息，表示将尽量拖延蒋介石作战计划的实施，并建议红四方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张学良希望“朱、张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十月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将张学良的意见向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作了通报。[58]
我们知道在中共抗日政策的感召下，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建立了统战关系。本来，在面临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的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我党领导的红军面临着巨大压力。张学良建议中央早日发起宁夏战役，表示在国民党进攻的时候给我党领导的红军以尽可能的策应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我党对来自国民党巨大军事压力的担忧。同时，张学良看重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因而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打通与苏联联系，还具有分化国民党“围剿”军，巩固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统一战线的意义。
(5)共产国际表示及时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承诺，进一步促使中央下定了提早发起宁夏战役的决心。
九月二十七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告知苏联只能从外蒙给中国红军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并前伸到外蒙接取物资。十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得到包括相当数量的飞机、大炮的清单后，十月十八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明确了援助物资的数量和具体接运方式。电文说：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不象你们二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为此，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59]
以前，共产国际只不过是有表示提供援助的意向，而现在共产国际就提供援助的方式、行进路线及援助清单，都予以明确和具体化。这是共产国际与中共就援助问题的最后商议，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就按此方案进行实施。这种商议的结果更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发起宁夏战役的信心。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提早发起宁夏战役计划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供的条件，又有红军生存的需求，还有粉碎国民党“围剿”的军事需要，也有坚定抗日友军的现实要求，以及共产国际的具体承诺。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和因素，中央也并没有匆忙行事，而是在广泛征求意见，以使决策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
因为发起宁夏战役，就要西渡黄河，因而发起宁夏战役的时机要依红四方面军的造船情况决定。[60]我们从现在的史料中看到，在提前发起宁夏战役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之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还表现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上。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但是随着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开始，河东形势的恶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红四方面军西渡兵力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和尖锐化。这里关健是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造船速度直接关系到宁夏战役的发起时间，在这方面张国焘似乎比中央还要急迫，为此还与中央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分歧。
张国焘为什么要急于西渡呢?西渡红军的兵力到底是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还是红四方面军全部呢?渡河后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为了向甘西进军呢?这时由于张国焘的西渡动机尚在腹中没有显示出来，因而我们还无法判定。不过渡河开始后，我们可以从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上很快看到张国焘西渡的动机是确实存在的。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执行宁夏战役动摇的情况下的两种对策。
张国焘北上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到底采取什么态度呢?
为加强对红军三大主力的领导，中央派张浩(林育英)、彭德怀前往红二、四方面军，从政治上加强三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从军事上完成对三大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真正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实施宁夏战役创造必要的条件。红军大会师后，当时从大局计就是如何能够使红军三大主力并肩作战来实施宁夏战役。中央对张国焘的斗争策略就是要围绕这个原则来进行，以求使他能够指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起来实施宁夏战役。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后，并不承认陕北中央，还是希望另建一个“中央”。在遭到陕北中央拒绝后，北上途中，张国焘虽然提出请洛甫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工作，但当时中央还是难以将红四方面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影响，中央当时还是要通过张国焘才能有效实施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影响这个现实出发，对张国焘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坚持原则和讲究斗争方式结合起来，其目标就是团结张国焘使他能够调动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同时通过灵活的斗争来消除其思想的消极方面，制止其不利于团结和大局的行为。
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采取了四大措施：
(1)中央仍然通过两总(既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来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十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 [61]我们知道，张国焘在担任总政委期间，违背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上的集体决策，擅自南下，使南下红军损兵过半，另立“中央”，分裂党，因此犯有严重错误。尽管这样，我们看到中央也没有变动张国焘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以总政委的名义来指挥军队。我们由以上的电报可以看到，毛泽东就和张国焘之间的称呼、联系方式及其他有关注意事项叮嘱彭德怀，就是为了搞好与张国焘的团结，顺利执行宁夏战役。
(2)中央还是要通过张国焘来领导红四方面军。十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62]我们知道，当时张国焘掌握着红四方面军，中央尚难以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的领导。中央当时并没有因为张国焘犯了错误就取消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而是要帮助他提高认识，还是要经过他来指挥红四方面军。
(3)中央表示妥善处理张国焘的错误。十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在和张国焘“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63] 毛泽东十月十六日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说：关于张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斗争的。[64]我们看到，当时中央对张国焘过去的错误采取搁置态度，而且对他犯的错误采取淡化处理的方式，就是为了缩小分歧，增强团结，同心协力来实施宁夏战役。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张国焘及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转变留下了充分的时间，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想通问题，逐渐转变过来，而不要急于求成，以求使党和红军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复电彭德怀：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65]我们看到，在要求四方面军干部认识错误方面，中央没有用压制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为张国焘以及一部分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留下了充分的时间。这不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民主作风，而且也提供了一条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
由这些措施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宽宏大度，目光长远，以求团结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来共同执行宁夏战役，打开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尽管张国焘在北上会师前夕承认了陕北中央的领导，但当时中央实际上还是难以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领导，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考虑到张国焘可能对宁夏战役动摇，一再提醒前方指挥员彭德怀要对此加以注意，提前作好准备。一旦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不能参加时，由红一方面军独自执行宁夏战役。十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66]
有人可能要说，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擅自南下，使红军损兵折将，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为什么中央在红军会师后就不撤销张国焘的职务，对他进行审查呢?
如果我们从当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力量对比和维护全党团结的要求以及党内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来进行分析，这种想法恰恰带有浓厚的“左”倾盲动主义色彩。这不但有违于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干部政策，而且会破坏大局，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当时尽管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南下失败在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有了警醒意识，但从总体上他们对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原因、焦点及张国焘路线的本质及内容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中央也尚未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变动张国焘职务的时机尚不成熟。中央也只有从斗争的现实出发，利用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通过他来做好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执行宁夏战役。我们后来看到就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后，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以致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要是张国焘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67]毛泽东的干部政策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张国焘还担任着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红四方面军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央对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还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红四方面军的不少高级干部对中央的东进路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没有产生执行东进路线的自觉性，同时我们也不排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保存实力的本位主义考虑，这就为张国焘推行西进路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张国焘就是利用他所掌握的指挥权来要求红四方面军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乘机暗渡陈仓的。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时中央尚未具有领导红四方面军的权威和实力，同时也受到他所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遵守党内斗争底线的限制，因而只有从这个现实出发来制定对张国焘的斗争原则和策略。这里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光明磊落的革命斗争品质。但最终却难以阻止张国焘的西渡。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我们看到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又集中力量“围剿”西北的红军。驻扎在陕甘南部的国民党“围剿”军主力胡宗南的第一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王均的第三军和关麟征部，在北部马鸿逵、马步青和邓宝珊部的配合下，由南往北逐次推进，蒋介石计划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机会集中兵力将西北的红军一举“剿”灭。
这样我们看到西有黄河天险，南北均有敌军重兵驻防，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重。北部的敌人筑有牢固的城防和工事，既可配合南部敌人进攻，又可依托阵地进行防御，因而如果进攻北部的敌人，就又会打成阵地战和消耗战，得不偿失。而南敌则是“围剿”军的主力，正在向北积极推进，是运动之敌，便于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创造战机，通过运动战的方式来消灭敌人。因而从当时南北两敌各自所处的状态、兵力分配和作战方式上来看，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只有给南敌以沉重打击才能防止南北两敌配合起来对河东红军发动进攻，为执行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当时对南敌是给予歼灭性打击，还是予以牵制，不仅取决于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而且也取决于南敌的推进速度，更取决于南敌向北快速推进，一旦南北两敌会合后对宁夏战役的影响。
十月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的必要，但如果红四方面军的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68]毛泽东不是仅仅主张抗击，而是主张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给南敌以打击。但又没有肯定这一点，而只是根据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来决定到底是采取打击还是抗击手段。
在会师前夕，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进军问题上又一次产生分歧。我们先来看张国焘致中央的电报。
十月十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以渡河为中心，设想了各种情况，对目前军事部署提出建议。电报指出：
甲、现日本侵略甚急，速与南京谈判是对的。
乙、对目前军事布置，我们有如下意见：
(一)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即向靖远进，协同打拉池之七十三师，布(部)署渡河。三十军以一部向兰州威胁，四军对定西，五军对陇西，九、三十一军对泰安，大大扩展游击活动区，扩红筹费，迟滞胡、毛、王、关的进攻。
(二)二方面军主力最好转移到单家集、硝河城一带休整，以一部在界、静、隆、庄间活动。
(三)一方面军可否以一部佯攻固原，并以一部配合二方面军在静、隆、庄一带活动，威胁胡侧背，请告。
丙、这一布(部)署要点，即靖远渡河布(部)署，宜迅速，因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北进后，我之企图已太明。
丁、对胡拟进行外交，表示我先停战，看有效果否。
戊、如统一战线有更大成就，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不需渡河，可以四方面军两个军过河在甘北行动，打通远方，其余的可在现地区活动，结冰后以一方面军主力占领宁夏地区。
己、如靖远渡河不成功，则须对胡、毛、王为部分决战，阻止该敌，待结冰后实现宁夏计划。
庚、如靖远渡河成功，又须三个方面军主力一同过河到甘北时，则首先以四方面军两个军先渡河，接着二方面军跟渡，尔后一、四方面军互为掩护一同过河，黄河右岸留适当兵力活动。
辛、这一计划请你们决定告之，并告国际，要求其迅速准备与我接通，如何，盼速复，以便执行。
寅、前电贺、任、刘、关同意，告以到通渭、马营后才可稍休息一二天，再行北进静宁地区。二方面军此时宜多得休整机会。[69]
这封电报首先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提出了建议，指出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向靖远部署渡河，其他四个军呈防御态势，阻止南敌进攻。这里尤其强调要快速部署渡河，因为红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后，我之企图已太明。这里是说从进军方向上敌人可能会判断出我军要执行宁夏战役，会预先作好准备，使我军失掉战机。但这里也蕴含着如果渡河迟缓，一旦南敌向北推进，为赢得渡河时间也就不得不对敌进行决战。这里强调快速渡河实际上也具有避战的考虑。
这封电报对靖远渡河成功与否都作了谋划。
如果靖远渡河不成功，就要对南敌进行部分决战，待结冰后再进行宁夏战役。
如果靖远渡河成功，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河东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红军三大主力不需要过河，这样就由红四方面军出两个军西渡黄河向甘北进军，打通远方，待结冰后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执行宁夏战役。电报中说的统一战线成功无怪乎就是在抗日的名义下和国民党达成协定，以和平方式阻止了胡宗南部的进攻，使河东形势缓和下来。但在电报中张国焘明确表示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向甘北进军，打通远方，在结冰后由红一方面军主力执行宁夏战役，这样就修正了中央决定的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
至于电报中所说红四方面军两个军西渡，实际上是指整个红四方面军西渡，而不过是说的比较隐晦而已。我们可以从后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故没有西渡留在河东，陈昌浩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来看，显然他们是不会让红四方面军其他三个军留在河东的。既使抛开全局，单从向甘西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显然是有利于开辟河西根据地的，因而他们就是光从军事角度着眼也不会让红四方面军余部留在河东的。退一步说，就是当时有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留在河东，鉴于当时中央尚未掌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这部分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是随时可以西渡的。
有人可能要问，后来留在河东的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不是最终也没有西渡吗?我们要看到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最终没有西渡是有原因的，抛开中央对这两个军加强工作及这两个军的指战员所具有的党性原则外，我们看到，还有两个因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张国焘留在了河东，客观上对这两个军起到了滞留作用;另一个因素是当时敌情的限制，使这两个军失去了西渡的机会。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军就是留在了河东，但是由于中央尚难以掌握这两个军的指挥权，因而才有张国焘命令这两个军撤出阵地，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的结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这个电报中为了使红四方面军全军最终实现西渡，获得中央的谅解和承认，使西渡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他向中央阐述了向甘西进军的机会是如果河东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目的是为了打通远方而先派两个军西渡，委婉地表达了西渡的意向，以此来试探中央的反映。
至于张国焘说得打通远方，就颇让人费解。苏联表示从外蒙边境和宁夏这一路线提供援助，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这样最便于打通与远方联系。可张国焘却硬要撇开共产国际已经表明的外蒙和宁夏路线，而要向甘西进军去打通国际联系，而当时共产国际又尚未变更援助地点(共产国际直到十一月三日才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由此看来，他说的打通远方除了是他向甘西进军的借口以外，便不好作别的解释了。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又恢复了他过去主张的红一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而红四方面军向甘西进军的设想，而否定了中央所提出的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的计划。这就又一次暴露了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思想苗头。
另一种情况需要三个方面军共同过河，也是由红四方面军先渡两个军，而后由红二方面军跟渡，然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交替掩护渡河。
张国焘在电报中没有说明三个方面军西渡的原因，不过我们可以对他签发的这封电报的相关内容经过分析从逻辑上对西渡的原因作出判断：或者是河东局势紧张，导致红军主力难以立足，因而不得不全军西渡;或者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全军西渡;或者是为了向甘肃、青海进军而全军西渡。
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分析，如果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全军西渡，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尚未就统一战线取得成就，因而要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留下相当的兵力来阻击南敌，防止南北两敌会合严重影响宁夏战役的实施，而电报中建议留下的兵力是远远难以满足抵御南敌作战要求的。同时，如果要执行宁夏战役，也没有必要三个方面军都要从靖远过河，红一方面军从灵武、中宁、中卫一带过河才更便捷，因而我们分析这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
如果是由于河东局势紧张而西渡，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不向东转移呢?而向东不论在政治上，还是从发展潜力上都要比向西要有利得多啊!当然，向东就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而向西可以避开国民党中央军，只和地方军阀交战，张国焘认为阻力要小一些。至于向甘肃、青海进军所表露出来的西退主张就昭然若揭了。
通过以上我们对张国焘主张三个方面军主力西渡原因的分析，他主张的主力西渡显然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不论是由于河东局势紧张也好，还是他公开主张向甘肃、青海退却也好，他主张的主力西渡显然就是他一贯坚持的西退路线，而这是和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张国焘的南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在张国焘南下失败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北上途中，在甘南张国焘又一次要求向甘肃、青海退却，在中央的批评和诱导及广大指战员的抵制下，最终不得不北上。现在在三个方面军会师前夕，我们从这个电报中看到张国焘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在新的条件下他的西退意识又一次萌发，而这就给会师后宁夏战役的实施蒙上了严重的阴影。
张国焘发出这封电报后到底中央是什么态度呢?张国焘关于向甘西发展，主力西渡的意见中央接受了吗?我们可以从下面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的分析中来进一步作出判断。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朱、张两总及彭、贺、任、徐、陈等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正式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主要内容是：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泰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预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时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日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70]
由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战纲领是为宁夏战役作准备的，对十月份三个方面军的兵力部署作出了规划，中央正在积极准备执行宁夏战役。我们从这个纲领中看到：
(1)十月份三个方面军兵力的部署及作战计划。三个方面军要注意休息，完成扩红和物资补充，加强训练，为执行宁夏战役作好准备。同时对宁夏战役发起前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分布及有关作战事宜作了布置，在南敌的进攻下节节抵抗，其目的就是迟滞敌人，确保十月份西兰大道在我手中，为造船争取时间。
(2)宁夏战役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至迟在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这里尤其注意造船计划要按时完成。因为能否完成造船计划是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必要条件。
(3)宁夏战役发起的决定因素。就当时情况来说，宁夏战役开始的时间依造船进度来决定。后来在船只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因为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由南向北推进迅速，不停止南敌就难以实施宁夏战役的情况下，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及时实施的首要条件。
(4)三个方面军在宁夏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中央决定将河东红军三大主力分为攻宁部队和阻击部队。攻宁部队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联合组成，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定盐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阻击部队，也就是向南防御部队由红二方面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二个军及陕甘独四师组成，在必要时抽调其一部参加攻宁。
(5)由红四方面军攻占定远营。要求四方面军派一个军到靖远、中卫地段，加速造船，同时选择利于攻击中卫和定远营的渡河点。由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是让四方面军去占领定远营的。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而后来西渡黄河的也是三个军，这三个军渡河后组成西路军向甘西进军。于是，有人就说：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过河的，你看，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中就是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的呀!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看到了在中央《十月作战纲领》中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西路军恰好也是三个军，就以这种表面上的偶合为依据，作出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判断。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恰恰忽视了对当时问题的具体分析。
下文我们引用史料还要进一步分析，因为当时南敌向北推进迅速，只有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才能实施宁夏战役。否则，红军就会面临南北敌人的夹击，或者南北敌人一旦打通，加强了对宁夏的守备，宁夏战役的实施就会面临极大困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因而中央提出要首先集中兵力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违反中央决定，让九军过了河，而后还要求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过河，这样就消弱了河东红军对抗南敌的力量。同时在海打战役期间，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离阵地，造成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是要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的进攻，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和海打战役问题上两次违背中央的决定，就反映出张国焘对执行宁夏战役没有诚意。既然对执行宁夏战役没有诚意，再结合张国焘以前屡次出现的西退主张来分析，那么他要红四方面军西渡其实就是为了向甘西进军。这又怎能说西路军是因为执行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呢?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在全力以赴地为实施宁夏战役进行准备，确定十一月十日为完成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决定按原定计划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将造船和阻击南敌作为能否顺利实施宁夏战役的关健环节来进行重点布置和安排。我们也注意到中央有要红四方面军攻宁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定远营的意向。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人十月十日的电报和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对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产生动摇，提出红四方面军派两个军西渡黄河，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执行宁夏战役，这样就改变了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他甚至还提出三个方面军主力共同西渡黄河的建议，进一步暴露了他潜存已久的西退主张。张国焘在重新北上红军大会师前夕就又一次流露出西退的思想苗头，虽然他在电报中对西退讲得比较委婉，提出了一些限制性条件，但是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西退还是比较坚定的。
而中央在《十月作战纲领》中却明确规定了完成宁夏战役准备工作的时间，决定由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来实施宁夏战役，由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其余两个军及独四师来阻击南敌。由红四方面军一个军到靖远造船，准备渡河，抢占战略要地定远营。能否及时完成造船任务和阻击住南敌成为宁夏战役实施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从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中可以看到，中央没有接受张国焘十月十日电报中关于西退的建议，而是仍然在按照既定计划作好实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并且力图将张国焘拉上执行宁夏战役的轨道。
我们看到在会师前夕，张国焘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四方面军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西渡黄河向西退却问题上又一次产生的分歧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埋下了严重隐患，当时这种分歧不过是比较隐晦地出现于双方来往的电报中，随后不久这种分歧就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行动上表现了出来。
为了进一步作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迟滞南敌进攻，为造船赢得必要的时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71]
朱德、张国焘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计划，于十月十六日作出《关于红一、二、四方面军作战部署》。其中对红四方面军的要求是：红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六墩子、永登一带地区，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三个团以上兵力向中卫扫击。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敌的进攻。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牵制敌之侧翼，集中三十一军、九军“对前进之胡敌以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一部，争取时间。”[72]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制定的这个作战部署中关于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基本上和中央《十月作战纲领》相衔接，对渡河成功与否作了两手准备。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部署中，计划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紧随三十军渡河。但后来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中央要求九军留在河东，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仍然按照既定计划要九军过河。这就不禁令人发问，张国焘为什么要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而执意要九军过河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这是应该发人深思的。
为了使三个方面军作好充分休整，以便执行宁夏战役。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贺龙等：“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73]
为了早日作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制定出宁夏战役的具体计划，就要依照《十月作战纲领》，迅速制定出宁夏战役实施纲要。毛泽东于十月十三日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74] 我们看到，毛泽东为了联合红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特别提醒彭德怀要和朱、张协商后提出于军委。
那么，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对《十月作战纲领》是什么态度呢?十月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和军委指出：“对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我们及徐、陈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75]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是同意的，这个电报是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意见呢，还是他们对中央的应付呢?从十月十日他们致中央的电报来分析，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同意表示怀疑，从下文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的表现更进一步会证实我们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彭德怀根据《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在和朱德、张国焘面商后，于十月二十三日九时就宁夏战役部署致电毛泽东，主要内容是：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袭占定远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