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进 退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他和乔丽跟徐场长洒泪而别，双双回到亭州。他到派出所去为乔丽报户口，呈上劳改农场的有关信函。派出所长对于他和乔丽的事情很了解，而且同情，事情也就顺当地办了，乔丽重新成了亭州的居民，只不过属于劳改释放监督改造人员，目前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听从街道居委会或派出所的监管，定期汇报思想，接受教育。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服从就是了，你可以当作“形式”去安然接受，不必想得太多，也就是说，不要太当真，就连派出所长也对他们说，不要想得太多，该怎么过日子你们就怎么过日子。
乔丽即将获释的事，他上次从农场回亭州，就已经跟王校长说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觉得王校长是最关心他的人，还因为王校长是自己的领导，自己的事情要让领导知道，以便得到领导的帮助。王校长虽然暂时“靠边站”，而且是市委迫于学生静坐的压力宣布撤销了职务的，但他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事实上，学校里的有关事情，总务主任较隐蔽地必定还是要来请示王校长。学生只管闹革命，学校里的行政事务并不顾问，你只要保障供应他们的笔墨纸张就行了。
他领着乔丽去拜见王校长。王校长为他们高兴，王师娘拉着乔丽的手到一旁去谈心、流泪。王校长说，乔丽的工作问题怎么考虑的？他说，医院我们去过了，当权派说这个问题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至于群众组织那一头，我们没有去找，因为他们分成两派。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王校长说，不能闲在家里，最好是工作起来。这个问题我本来是要给宗市长说一说的，为什么要跟他说呢？因为我觉得跟他说反而能解决。但他现在坐在看守所里，不好说。我想到了王雪，杨书记的爱人，卫生局党委书记，她虽不管行政，她说一句话，人家还是要听的。我跟她通了话，把情况跟她做了汇报，好在她也是有所了解的，她说当然还是安排回到卫生系统来，人家本来是一个医生嘛，如果本人愿意，还可回到原单位。她答应了做工作。但是，现在发生了不好的情况，她挨揪斗了，这是背后有人在指使，目的是不让她参加“三结合”，要把她挤出卫生局。所以看来卫生局里复杂了。我听到这情况，又跟她通了话，慰问了她，主动说乔丽的事情如果对于她有难度，就请她暂时不要考虑了。她说她确实有难度，有些问题她还不好对我说，要我跟你们打招呼，让你们耐心等待。本来也可以考虑安排进医校担任校医，但我现在“靠边站”，目前也不宜到学校里来，还是让得远一点比较好。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先在家里歇两个月，一边恢复身心，一边看点儿医书、医疗杂志，做些准备。工作问题总是会解决的。
虽然乔丽的工作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但从王校长家出来，他们心中还是得到很大安慰，也满怀希望。他们就去了一趟江南，到乔丽父母家住了几天，母女团聚，亲人相见，流不完的眼泪，话不完的酸楚，也都过去了。他们坐火车去看望了颜老师，听他说了案件真相之后，颜老师也想起了当年那个住旅馆的可疑的青年，只可惜解放以后在丹阳从来没有再看见过这个人，实在是成了案中的疑案。
没想到，他们从江南回到亭州，乔丽却得到了一份工作。给他们找到这种关系的，却是学生江进海。情况是这样，严检察长在“公检法”里竟然是一个“造反派”，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里也有起来造反的干警，其中严检察长职位最高，被大家看作是头儿。他为人鲠直，过去受宗进庭的压制，但也没法把他赶走，因为严检察长有来头，过去他叫严财福，是华东局首长给他改名严净，他做过首长警卫员。另外，严检察长平时十分检点，从他身上找不到可以揪住的问题，所以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江进海到检察院去找严检察长谈派人一起赴丹阳调查郁平一案的事情，严检察长就问起：你们郁平老师的爱人放回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说，郁平的案子是要调查的，现在不要急，过早调查了也没用，还是放到运动后期去处理。目前你们要想办法给他的爱人找个工作，要不然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江进海说，我们学生哪有办法？你能不能帮助想个办法？严检察长想了一下说，我能帮忙，但这件事，你们以后不要提到我，也不要感谢我，只当是你们去找的工作。江进海答应了，严检察长就跟重型设备厂通了电话，安排乔丽做厂医。那边的当权派叫朱荣兴，是跟严检察长在一条船上打过长江去的，文革前才从部队转业到亭州，在厂里有威信，没有受到造反派冲击，一直仍在厂里负责生产，安排一个厂医，应当没有问题。严检察长在电话里还把乔丽的情况做了介绍，说其实也是一个冤案，混淆了矛盾，无情打击，是不对的，以后终归要有说法。那边朱荣兴在电话里立即就答应了。重型设备厂情况不复杂，清一色是“工红”。江进海遵照严检察长吩咐，去跟刘克成谈了一下，刘克成跟重型设备厂的头头刘济武打了招呼，表示不干涉，而且欢迎。
他真是听呆了。他想起十年前他为乔丽奔走呼号时，是见过这位严检察长的，那黑滋滋的人确实有点特立独行的样子，那人对他说过是不主张起诉乔丽的，但得服从检察员的报告和大家的意见。当时能讲那样的话，算是不简单了，属于“透露内部情况”，对他简直是一种信任，倒不怕他抓住了作为理由到处去传播。但客观上却让他接受了最难以接受的现实。有时想起来他也疑惑，这人是很爽直呢，还是自有一种特别的“工作方法”？现在这人竟然主动向江进海问到乔丽的事情，而且利用自己最好的关系出力帮忙，想来想去，只能认为这人正直仗义。所以，这份工作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严检察长跟江进海说过不要提到这层关系，江进海觉得还是把一切源源本本告诉他比较好，因为怕他多虑、不敢接受。江进海这孩子，竟然也装老成，要求他不要提到严检察长，只当不知道。他答应了。他还感谢江进海要为他赴丹阳做调查的事情。江进海愧然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师你还要耐心等待，要等组织上来处理，严检察长的意见是对的。江进海这些孩子，倒很会劝人，而自己遇事却未必很成熟，这是很有意思的。
晚上，他就同乔丽一起再到王校长家去，把这情况告诉王校长，而且觉得不好隐瞒，就把其中内情也说了，问能不能接受重型设备厂的这份工作。王校长说，严净是出于侠心仗义，不需要人记他的好处。他不让提他的名字，也是为了避免一些矛盾。但你告诉我是可以的。这个工作，我看可以接受，不要多虑。先站一脚，以后再说吧。他犹豫着说，这好像涉及造反派呀？王校长说，这个不用担心，主要是严检察长的关心，还有人家厂领导接受，跟造反派没有关系。再说，造反派是革命群众，是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出来造反的，怕什么？虽然王校长这样说了，他仍觉得有所犹豫似的，另一面，却又觉得自己这样的多虑有点可鄙。但王校长说，你这样考虑也是对的，只是不要想得太多，我还可以作证呢。他和乔丽感谢了王校长，告辞出来时，基本上放了心。他对乔丽说，我不该提到造反派，人家又没有对不起我们，你不要受这个影响，你不要管这些事。不过，我在王校长面前把这方面撇清一下，也不为多，王校长毕竟是当权派呀。唉，差一点我就要看不起自己了。乔丽叹了一口气。
一切没有费什么事，江进海来给了一个日期，乔丽就到重型设备厂当厂医去了。医务室条件不错，她的工资也定得不低，符合一个医生的体面，比厂里技术员的工资还略高一点，还说按道理应当跟相同年月的工程师一样对待，过些时再说吧。这说法当然是十分厚道的，其实，感谢还来不及呢。这事情也到派出所去作了汇报，派出所长说，找到工作是好事，省得我们考虑了，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的，那就在厂里好好干起来吧。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江进海、林集二人来找他，屋子太小，就站到外面说话，原来，是请他去“有个事”。他问什么事？江进海说，刘克成想见见你，而且有情况要告诉你。他一听，犹豫住了，说，我一向不关心政治，我这样的人，不宜有这些活动，你们代我婉言谢绝吧！江进海说，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不要考虑太多，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一直在关心你，运动以来没有让你太平过。他无言以对，江进海说得不错。他说，我的情况你们是晓得的，我最好是远离政治，我跟你们是不同的，也不能连累你们。江进海却说，你是被资反路线吓怕了。你吃了资反路线那么大的苦，可以说文革之前这苦就吃上了，现在反而怕它，反而不敢跟我们接触，这是不对的。难道你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信心吗？你的一切，都要依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这话让他确实愧则有余，只觉得自己人格的渺小，身上因袭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仍然不想跟他们走，他的思想还是应当复杂一些。林集说，郁老师，事情有这么可怕吗？那我们中国真是没有希望了！我们也早点去向资反路线举手投降吧！让毛主席一个人去跟他们斗争！这幼稚而沉重的话，触动了他，也感动了他，让他无地自容。他说好吧，就去跟屋里的乔丽讲了一声，而后跟他们走了。
结果，他竟然参加了“工红”头头部的一次会议！
先是来到一条冷僻的大街，进入一个公司模样的大门，说是饮服公司。里面是一个不小的大厅，空空如也，看样子是旧时代的建筑，大厅里可容二百人站着开个会。抬头看，上面四周是木结构的楼房，弄成一间一间的，好像用做公司的各个科室。大厅里灯光黝暗，向里进入一个小门，是一个小花园，长着一大丛竹子，有一对石笋，后面有高高的粉墙映衬着，有如郑板桥的一幅画。旁边一幢精致的小楼，也是木结构的旧建筑，走上去时楼梯咯吱咯吱的响。小楼最里面一间稍大些的屋子做了小会议室，亮着一个枝形顶灯，竟有些洋气的华丽，四周靠墙摆着椅子，当中一张旧式的但名贵的红木圆桌，桌上凌乱地有些纸张笔墨。江进海就领着他进了这间屋，坐下来等。不一会，刘克成那些人虎虎生气的都来了，一目了然本来都是普通工人，有的人吸着烟。都跟他握了手，一一介绍了姓名，平时他虽不算关心，也已经是如雷贯耳的，这下子都见到本人了。他们的态度，对他这个知识分子很尊敬，而且看成是“我们的”。
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你先听听，就知道了。这时他不好说什么，又不能站起来说我退出，而且江进海、林集一边一个坐在他身边，好像原本是很郑重地陪着他来的。情势变成这样，真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了。
刘克成说，当前形势有点沉闷，骨里复杂，我感到好像酝酿着新的斗争。“一月风暴”在亭州没有真正实现，反而使我们遭到了分裂、挫折。想当初，我们这些人，对社会、对厂里，看不惯的心，打抱不平的心，要让世界平等的心，是有一些的，对于出来造反，怕的心、想退的心、起码的政治小心，也是有的，但没有想到运动还会发展到“夺权”，当初决不是为“夺权”造反的，哪里会想到这一步呢？一说起“夺权”，好像我们这里面起码要有一些人去掌权、去当干部了，情况就更复杂起来，八字还没有一撇，内部突然就闹起来了，像红了眼一样，让走资派们、让靠边站的当权派们，看了真要好发笑！我们就像挨了一闷棍，被打昏了。“一月风暴”的好形势反而立即变成了不好的形势。我真想立即就退到厂里、回到我的电工间去，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真好！斗争的时候，个人往前站站是应该的，既然要“夺权”了，个人往后退退也是应该的。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一个，而且我在辩论会上都说过了，但我们渐渐清醒过来，也实行不下去，因为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想退也退不下去。
好几个头头都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屋子里很快就尽是香烟的烟雾。一个头头起身去开了窗子透气。
刘克成继续说，陈安国、史宏他们闹分裂，虽然没有把我们搞垮，但也确实大伤我们的元气。想不到资反路线这么顽固、狡猾，你要伤它不容易，它要伤你很容易。出来造反的人还是处在不利的地位，还是会有失败和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像陈安国、史宏他们投降过去，那就不危险，那就安全了，当权派以后还会赏给他们一官半职。如果大家都坚定一致是多么好，但看来很难。造反是大家自愿来、自愿去的事情。党组织那么严密，闹革命的时候，还不断产生各种机会主义，出现叛徒、内奸，相比之下，造反组织算什么？简直是乌合之众，说来不来，说散就散。大家全凭观点一致在一起闹，一个不高兴，还会跳出来作对。我们当这样的头头，是很难的一件事，是做了个大蜡烛。但我们既当了头头，不能撒手就走。别人走得了，我们走不了。我们就像骑上老虎背，下不来了。但心里也安慰自己：只要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就不要怕，就有意义，即使怎么样也值得。
好多厂的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捷报》纷纷贴到大街上来，医校“东方红兵团”写了《抓革命、促生产调查报告》之一、之二、之三上墙，现在传单也出来了，我念一段《编者按语》：“在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的情况下，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管理生产，他们用干劲冲天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说明着，现在，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一个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工厂、管理农村、管理一切的崭新时代开始了，它从巴黎公社庄严起步，它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它在井岗山上举起大旗，它在天安门上深情凝望……”这些话，写得多好！
江进海激动地指着说，这就是他写的！旁边的林集脸上通红，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这些显赫的工人首领们鼓起掌来，有的眼里含着泪花，个个说“写得真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做为老师，他甚觉脸上有光，又不免三分含愧，因为林集的思想、文笔，当然完全出于林集自己，而且他觉得是超过了他这个老师的。
刘克成接着说，在各个工厂，革命造反派能当家的都当了家，把原来的保守派人员团结吸收过来了；如果力量不够，当不到家的，暂时就当不到家了，厂里原来的保守组织摇身一变，挂靠陈安国他们，在厂里当家。这就是基层的情况。
阵线渐渐分明，哪个厂是“工红”的支队，哪个厂是“红旗”的支队，双方都清清楚楚。学生那边，也是一样。各行各业，凡是倾向我们的，都有了联系，革命造反的队伍实际上是扩大了。但形势，确实有点沉闷、模糊。虽然报纸上报道了山西、青岛的夺权，又用《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这样好的题目，报道了贵州省、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但都很遥远，那种形势在我们这里还看不到出现的迹像。报纸上再三号召“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时号召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但从亭州看，能勇敢站出来的干部一个也没有。全国好像也只有一个地委书记站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了《我是怎样站出来的》，至今还没有看到第二篇这样的文章再发表。在对群众的要求方面，从鼓励“敢想，敢说，敢做”，转到“整风”上来了，报纸上发表了上海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说是要给自己整风，《文汇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提出了“开门整风”。造反队伍里确实有些人有不好的气习，但不能用这个否定我们大多数。报纸上这样一宣，让人有些无形的压力，好像又要整我们了。还有“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脱产人员返回生产岗位”，“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彩”，还有“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运动好像是要“收”了。真的“收”了也好，我们就回厂生产，回家过日子。
但是，三月十日《红旗》社论的声音又不同，说，“警惕有人歪曲三结合，搞折中主义，合二而一，混水摸鱼，篡夺文化大革命果实，实行反革命复辟，社会出现新的反复，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这些话，我觉得更实际更重要，说出了当前真正的问题所在。
这样看来，运动好像还不能“收”，不能为“收”而“收”，不能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让走资派上了台。他们上了台，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就用保守派，就来给我们算账。走资派混在干部里，保守派也是群众，你还不好说什么，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最后谁来决定哪些干部能上台，哪些群众能参加“三结合”，只有依靠解放军了。“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支持革命造反派”，报纸上一直在宣传这句话，好像不成问题。但驻亭州部队还不曾有行动，听到的消息是不太好的，说他们不支持我们。我估计，情况不光亭州这样不生不熟、不硬不烂，全国也一样。目前形势和对策，已经非讨论不可，请大家谈谈。
刘克成发言结束，屋子里一时沉寂。
赵家琪说，我确实不想再参加活动了。你们拖我来的时候，我就说了“不如歇歇神”。一路上我想，这不就是我们目前应当做的吗？这就是我提出来的对策。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像我们的心情那样，什么都要弄个彻底才好。恰恰相反，什么都不会彻底的，有的还要卷土重来，有的还要变本加厉，有的还要反攻倒算。但革命已经发生了，社会的政治民主、工厂的管理民主，已经被推动了，“反修防修”已经深入人心，人的思想见识不一样了。什么“出身论”、“牛鬼蛇神翻天论”、“反对本单位领导就是反党论”、“秋后算账论”，都被打得稀巴烂，公鸡害嗓子——听不到啼（提）了。“一月风暴”，是由我们这些人去夺权、掌权吗？本来就不曾有这个想法，中央也没有这个说法。如果我们是处在巴黎公社的时候，不去勇敢夺取政权并且运用政权是不对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本来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演习一次未来的大革命，让全体人民都明白反修防修的道理，运动之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要重新工作，回到他们的办公室里去。我们呢，当然回到我们的生产岗位上去。我们不能过这条界线。事实上我们很自觉地守在界线的这一边。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尊严。我们最好这时候宣布解散，大家全身而退。
现在中央很急，一再叫干部站出来工作，一再叫我们正确对待干部。这就是最大的形势，中央对运动要“收”，不能再搞下去，不必再搞下去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达到目的了，已经在历史上、在人们的思想上，深深打下烙印了。要按我们很多人的心，还要搞下去，但怎样搞下去，搞到什么程度，又没数。上吊还要喘口气呢，哪有革命就一直革下去的？资反路线冲垮了，你还冲什么呢？你要定哪个人为“走资派”？你怎样实现《十六条》提出来的“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靠前一阵那样冲冲杀杀已经不解决问题，不需要了，否则就要走向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受到镇压！
运动本来就不是冲冲杀杀，而是《十六条》说的“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完全是动笔动嘴动思想的事情。只是因为出了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出了保守派队伍，有了对立面，斗起来了，这才超出了这个范围。现在保守派消失了，既没有人来压你、冲你、砸你，你也没有要去冲、去压、去砸的人，浑身的劲好像没处使了。但你不能越出中央对运动的要求。如果在中央要求的范围里，在我们看来，那其实也就没有多大的搞头了，不需要我们还保持着造反的组织。
就说“三结合”吧，其中的军队代表是过渡性的，只有干部代表是长远性的。政权总是要逐步交到文官手上，军队以后终归要回到兵营去。群众代表在政权里将越来越显得是累赘。人民通过人民代表直接管理国家，不需要任何官僚机构，那还很遥远，是一个努力的方向，确实巴黎公社那时就提出这个历史任务，但至今还没有实现，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让它一下子就实现，但文革通过这样大的社会运动，在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历史任务。大海退潮之后，不跟着退潮的就会搁在沙滩上，到时很危险。药用过之后，药渣子就应当倒掉，而且应当倒在十字路口，让千人踏、万人踩，那个吃药的人，病才能好——老人们都是这样说的，好像没有道理，对那些用过的药也不公平，但这个说法起码千百年下来了，其中自有道理。所以，什么“三结合”，我不感兴趣，我不想做药渣。我们还闹什么？我想趁早干干净净的离开！
但也许有人认为，自己文化大革命出来造反有功，年纪轻轻，到“三结合”里做个群众代表，就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当仁不让、责无旁贷，如果大家这样想，嘿嘿，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如同看棋，我是把三着棋、五着棋都看下去了，所以主张大家“歇歇神”，也可以说得好听一些，叫做实行革命的退却。
怎样退呢？确实也不是一走了之。比如我们明天出个《通告》，宣布“工红”倒旗解散，我们都各自回家，这样行不行？正如你们从宿舍里拖我来的时候所说，不能丢下几万群众不管。虽然我们本来也管不到他们，但我们这样一散，“工红”的群众就会有各种想法，就会有各种人站出来发表看法，还会有人站出来重新举旗，一片混乱，那我们就等于做了不负责任的事情。
所以，现在散又散不得，搞又搞不下去。我们只有取中庸之道，又散又不散，真正暂停一切活动，都回到厂里去上班，回去搞生产，这个永远不错。要开个支队长会，把这意思告诉大家，取得上下理解，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至于以后一切，静观形势，顺其自然！
赵家琪中等身材，面如满月，跟林集一样，也有点头大身小，但个子要高些，身体结要实得多。看来是个遇事冷静，善动脑筋，有智谋的人。所说这番话，在大意上，他觉得是不错的，而且能够直言。
二
周元龙说，这样不行！我们这些人都退回厂里去，广大基层就失去了靠山，失去了信心。你头头部这样消极，这样怕死，下面就全散了。（赵家琪冷笑一声，但周元龙继续说下去），现在是什么形势？现在是要有反革命复辟逆流了！表面上没有什么动静，而且中央号召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我们准备照中央的去做，回去忙生产，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实行呢，人家的话都出来了，人家都算得好好的了，说，造反派气数差不多了，算账的日子快了。
你看，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要跟我们算账！算什么账？我没有打人，没有骂人，没有偷，没有抢，一分钱便宜也不占。老刘对我们说过，当头头的，一个经济问题，一个生活问题，最容易把自己搞臭。所以我们平时这方面特别注意不要犯错误，不要自己给自己抹黑。我连我单位的当权派都没有斗一下，反正他们自动靠边站了，他们也没有威信管生产了，我们自己把生产管了起来，港口现在船到船空，井井有条，没有停港，没有事故。我只斗过一次人，是过去一起在码头上出力流汗的，他做了保守派，暗中整我们的黑材料，我还不知道，后来群众把他们揭发出来，黑材料当场搜出，好乖乖，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呀，斗争真是残酷无情。群众把他们几个押来，气愤之下，我让他们都跪在毛主席像面前，说了他们几句，手指头碰也没有碰他们一下，只一会儿，就让他们起来走了。就那样，我心里还觉得有点不过意，让人家跪了嘛。
就那一点点，现在他们说起来，咬牙切齿，说我们没有好下场，只有他们有好下场。现在他们跟当权派暗中靠得更紧，哪一天不在算计我们？反正你造了反，你就是罪人，不是你有没有具体得罪哪一个人，而是你得罪了一种不能得罪的东西。
我们就是不服气资反路线压制人、打击人、看不起人，才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跟我们算什么账？算的是变天账！他们要变毛主席的天！你看，中央才说按单位按部门回去，也就是我们要散伙了，他们马上就摩拳擦掌。把我们这些人说成坏人，打成反革命，就是要将毛主席的军，要跟毛主席算账。文化大革命真正要做的事还没有做，反来复去斗的就是这个。
这向时的报纸虽然没啥看头，说来说去是正确对待干部，是三结合，是按部门回去大联合，还有造反派内部要整风，我感到都没有说到我们的实际情况。但有一条是说到了，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二月十九号的《解放军报》社论，其中提到“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就说中问题了！不过那说得还不够具体，我想在字里行间去找，也找不到。可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个问题提得好！刚才老刘说了，三月十日《红旗》杂志又说到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退？什么叫革命的退却？你退却了，人家进攻过来，怎么办？
我认为这些时我们有些萎靡不振，也有些糊里糊涂，我们没有拿出好的对策来。总的我认为不是怎样退却的问题，而是怎样前进的问题。我们振作了，别的人才能振作，都看着我们“头头部”呢。
周元龙长脸直鼻，虽然皮肤晒得很黑，却面目清秀，说话时不住地把眼睛细起来，好像还有点近视，虽说是干体力活的港务工人，却很有几分文雅气息，在客观说明着他从群众中脱颖而出成了头头不是偶然。他这番话听来也有道理，但到底怎样才能“前进”，没有说得出来。
郑林说，刚才元龙说到，单位上的保守势力那些人又在扳指头说“秋后算账”的事了，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别的单位也有这样的反映。有个不阴不阳的家伙当面指着我说，郑林，你们造反派造国家主席的反，这是天大的罪啊！我说，真正的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几次提出，说了三年，最后才同意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反国家主席，是两条路线斗争！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受到人民的反对！要这样说造反派有罪，那我说走资派更有罪，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在我们中国，党的主席跟国家主席谁是上级谁是下级？那家伙瘪了下去。你们看，他们要给我们戴的帽子有多大、有多重，而且有多怪！我们能戴得动吗？我们当真是反国家主席，他们当真是保国家主席吗？文革就斗的这个吗？真是胡说八道！他们背后议论还提到冲工商联的时候，我拿了金子的事情，好像凭那个就可以直接定我一个罪。其实这事情市委的一个干部当时在场，那金子我要交给他，他叫我交到市委文革办去，才走到工商联门口，“主力军”反冲进来，被他们缴走了，干部也看到的。倒是他们有没有交公，我们至今也没有想到要去查问。你看，假如他们得了势，就会这样来整我们，政治上整，经济上整，有得也整，没得也整，不是真的可以判我们的刑吗？我们往哪里退呀？我们只有斗争到底！
本来形势很好的，全市十大系统基本都走到一起了，已经就是大联合了，而且是按系统按部门的。市委常委集中在“三峰园”里，都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都表示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老刘叫我在那里日夜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我跟他们相处很好，有说有笑的，杨敬尧还老拿我开心。可是，这么好的形势一眨眼就丢掉了，我们出了叛徒，把水搅浑了。陈安国、史宏这样的人，要在从前，就是叛徒！
现在常委都放回家了，十大系统基本不联系了，这说明还是资反路线那边力量大，他们一个小诡计，就把我们的大好局面破坏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都站在那一边，有的是铁杆顽固派，有的是明哲保身派，也有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但不敢公开站出来。干部不可能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他们现在是看在毛主席份上按兵不动，其实随时能出来反攻倒算、收拾我们，说我们不是好人。刚才元龙说逆流，确实就有，但在亭州还没有冲出来，也许就要冲出来了，要把我们冲垮、淹死，说我们犯了天大的罪！这几天我老是想，假如毛主席有三长两短，我们这些工人怎么活都要成问题了！我想想很悲观，但是我不怕他们！我们横竖是个工人，靠两只手、靠力气吃饭！
郑林眼睛里有了泪水，所说的话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刘克成说，提到金子，还发生了一回，不知工商联里哪来那么多金子的！那天我进去，说有一间办公室是给我用的，里面一个工作人员好像就在等着我们有人去，他把一串钥匙一个卡片交给我，说这个办公室我交给你们了，还噜噜苏苏说了些什么，我心思通在别的问题上，没有很注意听他说，顺手就丢在办公桌抽屉里，后来就忘了。到第二天下午，拉开抽屉，一看，这是哪里的钥匙？什么卡片？竟然想不起来。拿起卡片一看，上面写着数字，才想起那个人，他交的是保险柜钥匙。说实话，惊出冷汗来，因为那个人虽交了钥匙，并没有跟我当面点清保险柜里的东西，也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做证，而且我把这钥匙丢在这里有二十四小时了，不知有没有发生情况。正好身边有几个人，宫平、梅有韬、乔国柱、包吉、金满林，说打开看看，就照卡片上的数字开了保险柜，里面是十二根金条，还有许多钞票。多险啊！于是立即打电话叫市人委派人来拿走了，而且叫他们去找那个工作人员进行核对。结果后来电话打来了，说核对无误。我在电话里叫他们要好好训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回头想想，那个交钥匙给我的，作为一个掌管保险柜的，当然是国家干部，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呢？当时就像一个国民党人员赶紧逃跑了一样，简直不像话。但现在来看，很可能不是他不像话，而是一个陷阱，说不定他是得到布置的。但好在这个陷阱我们没有掉进去，正好也不曾有小偷来。现在想想，心里还不是滋味！
郑林说，我发现那些东西时，身边也没有一个人！
大家沉默着。吸烟的烟雾浓浓的。
接下来说话是袁懋垠，医生，“革命人道公社”的负责人。说话在嗓眼里压着声音，不慌不忙、有板有眼，让人很留意。说，刚才说的金子问题，你们也不要把那些人想象得太了不起，会用金子布置陷阱，其实情况可能就是那样荒乱、不负责任。法国大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过，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运送王宫财宝货车的，正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虽然赤着脚，却不会伸手去动一下那些财宝，革命使他们显得无比庄严。革命年代总是会出现这样奇异的情况，这样奇异的情况也反过来说明了革命。刘克成和郑林遇到的事情，在学生当中我也听说过不止一桩，我相信还有许多人也不假思索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如果群众的表现正好相反，那天下还得了吗？一切污蔑文革的人，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关于当前形势，我的想法跟你们有所不同。我认为，作为革命造反派，已经可以满足了。这话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拿文革前跟现在比，就会感到满足。文革前哪里想到还能这样闹革命？简直是翻了天啦。不要说打一次反革命，打十次、百次都够了。根本就不需要设什么陷阱。当然，设陷阱的可能还是有的，我们在这方面提高些警惕也有必要。
形势明摆着，当权派以后还是要掌权，保守派以后还是要比你吃香。“出身论”现在没有人再说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但干部子女以后还是要比老百姓子女好，高干子女更不晓得要好到哪里去，这种变相的世袭制是有社会历史的老根的，可以说有必然性，只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坚决反对这一条的。人民也坚决反对，而走资派将会坚持，有特权的人将会坚持，他们嘴上也不会说要这样，但他们会那样去做，到时他做得，你还说不得。中间群众呢，他们既希望我们胜利，又看不到真正胜利的希望，因为感到天下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世界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这就是真正深刻的东西，它在每个人的心里，最后就是这个来决定胜负。站在我们的角度，朝前看看，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得不到保证，好像还需要把革命闹下去，一直要闹个彻底。但是，你们说，这可能吗？彻底在哪里？这种心情虽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能当成指导革命的策略。所谓革命的胜利，永远只能是相对而言。
我认为我们有幸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觉得很满足了，别的不要去多想了，看问题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还要站在全面的、历史的、全社会的角度。我认为中央就是站在这种角度，辩证地考虑更多的问题。
但这次运动确实与以前不同，以前没有哪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像现在这样，闯了大祸、犯了大罪似的担惊受怕。这是因为这次运动跟以前完全不同。以前领导让你斗谁你就斗谁，你斗争坚决，表现不错，好，表扬你，甚至还会培养你，根本谈不上担心会被打成什么分子，而是又正确又吃香，回家想想都又高兴又放心。群众对这种人其实是很鄙视的，哪怕他真的被提拔了，也看不起他，只不过群众当面不会这样说，表面上还不敢得罪他。现在是把矛头对着领导，反而要跟领导过不去，要跟人心里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作对，这当然就不同了，越是积极越是不行，当这样的积极分子完全不一样，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但群众很敬佩，也很为你们担心！担心归担心，你果真最后倒了霉，群众也帮不上你的忙。鲁迅的小说《药》，凡上过初中的人都读过的，那老头千方百计买来，给自己儿子治病的药，就是为他们而奋斗的烈士的脑浆！
你说，运动不是党中央号召的吗？对的，你说得对。但是，事实证明，“天高皇帝远”，并不是党中央有个《十六条》，就自然而然什么都解决了。《十六条》说，要斗垮走资派。但走资派能不反抗吗？运动到今天这局面，就是他们反抗的结果。他们当权，群众是跟你走，还是跟他们走？是跟远在天边的“皇帝”走，还是跟近在眼前的领导走？这种形势不是明摆着吗？它每天都笼罩着我们，我们从呼吸的空气里都感受得到。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其实一天也闹不下去，根本就不敢出来！陈安国、史宏现在一下子摆脱了，因为他们明白了，他们转到那方面去了，他们不再有这种压力了，但我们永远不会跟他们这种聪明人一样，我们宁可坚持到最后的一天也不会低头屈服。
当权派方面现在暂时处于政治劣势，但他们的力量并没有多少损失，而且正是党中央给了一个保证，叫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不仅不感谢这句话，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来个逆流、来个反复，如果被中央纠正了，就检讨说是思想认识问题。他们现在更抱团、骨里更强大了，蓄势待发。倒霉的、吃苦的、最后里外不是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是明摆着的。
我们应该有埋怨的思想吗？我认为不必。因为我们是自觉自愿的，不是像以前有些人那样为了当积极分子、图个好表现才站出来的。我们是独立思考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自己选择了站在哪一边，没有什么好埋怨。毛主席没有给我们下什么保证，相反，毛主席早就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谁胜谁负可能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这些话，我们过去是在字面上认得，现在越来越成为亲身的经历，而且将越来越成为刻骨铭心的体会。我听一个学生说过，想不到我们也有机会在毛主席领导下闹一回革命。他很来劲。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有过这种思想情感，但现在我们已经渐渐体会到，所谓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全部意义应当是什么样的了。不光是轰轰烈烈，痛痛快快，还有失败，还有牺牲！
谁要“秋后算账”，就让他们算。如果我们有什么好让他们算，那是活该，是自己负责，而且上对不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好让人算账的，那他们不是跟我们算，是跟文化大革命算，是跟毛主席算，是跟人民算，这也不奇怪。但站在党的角度，他们是不听党的话。如果中央也没有办法救我们，那事情就大了，到那时，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倒反而是不足道也的了。所以，我们不要有患得患失思想，要全面看问题，要从最深的地方看问题，不要盲动，老想着往前冲，该退的时候，完全可以退，一直退到底，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所处的，还是属于文革第一阶段，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六条》第一条说“我们的目的”，第一就是这个“斗垮”，然后是两个“批判”、三个“改革”，简单说就是“斗、批、改”。这早就规划得好好的了。
运动以来，反来复去，就是“斗”，这边要斗垮那边，那边要斗垮这边。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结果，市委不成市委，省委不成省委，当权派靠边站，走资派受到冲击，这就是走资派的势力被“斗垮”了。中央认为第一阶段这样已经够了，“天下大乱”了，乱得差不多了，应该往第二阶段上推进，进入“批、改”，同时就是“收”，走向“天下大治”。过不了多久，市委、省委又要恢复，我们要承认这样的现实。
但有人想来个复辟逆流，也就是不服输，要再“斗”过来，不让你“收”，或者是要给“收”改个方向，这就是右的方面的干扰。中央已经在社论上警告他们。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要从“左”的方面去干扰中央，不要老是想我们的大旗永远插在大街上飘扬，好像那样我们就有保障了，这种思想方法是幼稚的。造反大旗总有一天要降下来，我们这些人像大江东去的无数波浪，自然而来，又自然而去，不要有任何得失之心，也不要有任何担心。现在，我赞成立即布置退却，但要有章法，当中央说的那种逆流来到时，能奋起反抗。
如果我们该退的时候不退，硬要前进，但又前进不去，就会变成瞎闯盲动。比如，我们现在想把市里的“三结合”搞起来，怎么搞？哪个常委听你的话？全市人民怎么认可你？军队的态度又如何？这就叫力不从心，前进不去。我们盲动了，逆流就更有理由了，他们就会拿这个向中央施加压力，说我们这些人只会胡闹，应当镇压！我们不如退一退比较主动，也不犯错误。
从我们个人来说，也许真的想一退到底，以后怎么也不出来了，过自己的小日子、做自己的事情，真正草民一个，不好吗？我们在座的找了女朋友、等着结婚的有好几个呢！但我们还不能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还有一定责任没有完成，逆流的那边也不会让你安安逸逸地退，人家要来找你算账，你一厢情愿要退到底，还不行。刚才郑林的担心虽然有点悲观，但假如真的整个形势都失败了，我们活下去都成了问题，那就不是我们能担心得了的，只好由它去。
袁懋垠说到此，摘下眼镜，用手帕揩着。
我赞成，袁医生说得对，先退一退。退到厂里，看着社会。果真逆流来了，重新杀出来！说实话，现在就看解放军的态度了。我们当然是拥护解放军的，但驻亭部队想执行什么路线，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不执行毛主席路线，站到老保的方面去，跟我们算什么账，那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刘济武用他激愤的表情，简短的话语，表示了这个态度。他是瘦骨头脸型，挺精神，留一抹乌黑唇髭，衣着讲究，脚上一双擦得亮亮的深棕色皮鞋，即使坐着，头也是昂昂的，说话斩铁截铁。表面上的注意仪表，总的并不有损其质朴爽直的气息，透出一种自信的当家作主的气概，但也让人感到有些不踏实的、鲁莽的成份。他就是乔丽所在的重型设备厂的造反头头，原是普通工人。乔丽去当厂医，实际上也少不了他的同意。
谭向东说，我得到一份北京的传单，是中央文件的原文，我读一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底下是具体的五条指示，其中第一、第二条说以前关于不介入的指示一律作废，军队应当支持左派，第三条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反击，第四条重申军队不得做走资派和资反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第五条点了刘邓的名，指出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跟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立和斗争的。要求这个文件原原本本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这个文件，我想，驻亭部队当然早已收到，也应当向每个战士作了传达。亭州市委虽然表面上“瘫”掉了，但看来，他们也早已知道这个文件，常委们、干部们早已晓得这个情况，他们放在肚子里没有透露。不清楚、不晓得的，只有我们。我们虽然从报纸上能知道一些精神实质，但不像看到中央文件这样直接，这样引起注意。点刘邓的名，报纸上至今没看到，但现在部队的每个普通战士都得到了传达，而且每个班排都一定开会学习、表态，这情况很重要。运动以来，中央曾经向各级党委发过多少这样的文件，我们不知道，但中央每有大的精神，总是首先向各级党委下达文件，然后在报纸上用社论形式向全国人民宣传。这种情况下，当权派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甚至反过来执行资反路线，这简直太说不过去了，这是一个很可悲也很可怕的事实。我们千万不要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事实上距离真正的胜利差得很远，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胜利！
中央这个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的，今天是三月十二日，一个多月过去了，驻亭部队没有动静，这不是他们没有动静，也许是他们的上级没有对他们下达命令，或者他们正在暗中调查、摸情况。我们只有等待。陈安国的分裂造成了我们最大的被动，要不然，大联合的形势不遭破坏，部队的支左也就不复杂。现在，请求部队支持这一条，是头发丝拎豆腐，提不起来了。你这一边要部队支持，他那一边也要部队支持，部队怎么办？现在这就成了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赞成不能盲动，我们已经无法前进，只有退却，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回到生产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就是自我整顿，养精蓄锐；有节，就是不可能一个劲地往前冲。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我们主要是等待军队的态度，再来决定我们的态度。我们怎样促成他们支持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做得正确，这方面要尽力而为。至今为止，我们做得是正确的，我们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资反路线斗争，跟保守势力斗争的，迎来了“一月风暴”，保守派垮了台。全市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有人出来否定得了这个事实。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在亭州，我们就是中央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左派。但我们没有必要说这话，只有当别人否定我们、要跟我们过不去时，我们才有必要去加以反驳。除非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不好否定的。
我同意召开一次支队长大会，把我们的意思灌下去，我想是能得到大家理解的。我们要准备一份《关于时局的声明》，让大会通过，公布出去，向全市人民、向全市各个方面、也向驻亭部队，表明我们的立场，态度。
谭向东的话把问题又加深、推进了一步。谭向东是饮服公司下属食品厂的工人，看上去平平常常，但能成为整个饮服公司的造反头头，并且被选进“工红”头头部，想必总有其过人之处，他的发言是沉着、稳健的。
“工红”的笔杆子张大同说，这向时，我也感到沉闷、看不清，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刚才谭向东读的中央文件，其中的说法很新、很尖锐：“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些话，很重大！以前《炮打司令部》只提到六二年的右倾、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现在是回顾到十七年以来了，而且点了刘邓的名。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央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运动阻力为什么这样大，因为是要清算党内的一条要搞资本主义的路线。
什么是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那就是资本家有资本，工人有劳动力，资本家自由投入资本，工人自由出卖劳力，看上去是公平的买卖。马克思说，那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这句话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的末尾。马克思这是讽刺说，在资本主义前提下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从经济分析入手，揭穿了这种和谐的实质。反过来说，那就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谐。文革当然是极端不和谐，但它正是不准向资本主义倒退，要保卫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和谐。辩证法、矛盾论指出，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我也想，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不过日子了？就没有我们过得好？那不一定。因为资本主义早已向全球发展，没有几百年来对世界的武力掠夺、经济剥削，它不会有今天的发达、富裕。它们国与国之间也有竞争以至战争，都会尽量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的，这成了它们向世界发展的前提。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会领导的斗争，客观上也促进着那里劳资之间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利益靠拢。在物质的绝对的意义上，甚至在某种自由民主的形式上，也许我们的享有不如美国的工人，但在本质的、社会主人翁的意义上，就不能这样说了。
作为一个工人，不管在哪个社会，他总是劳动，而劳动产生价值，扣除抵偿工人工资的部份，就是剩余价值，问题是它归谁所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到了资本家手上，成为资本家的积累，他们用来继续投资、继续剥削，所以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我们劳动的积累是上交国家，国家再给我们生产计划、生产资金，国家还帮助我们打开市场甚至出口进口。加上农民的集体经济，工农联盟成为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实质是人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斗争，就是这样两种命运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新的条件下重新选择，要决定以后这个社会往哪里走，运动跟工人农民还有知识分子全体人民最深的关系就在这里，是一点不含糊、也含糊不得的。
但我们的思想未必适应，我们有些糊涂不清，我们想不到现在还要做这种选择，我们早已是社会主义国家嘛，简直不敢相信有人要来改变它、演变它。随着运动深入，头脑才逐步清醒、复杂起来，晓得问题严重，而且为什么这么严重。虽然不像战场上看得到敌人，但斗争实际上是你死我活的。从前闹革命会闹到一个杀头坐牢的结果，难道今天闹革命就不应当有挫折、有失败吗？抱着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很容易的想法，显然是不对的了。现在要在这方面提高一点自觉性了！什么是文件上说的十七年来猖狂进攻？进攻什么？十七年来毛主席是怎样跟这种进攻做斗争的？毛主席为什么宽容或者等待了十七年？这一切跟国家前途命运、跟工人阶级全国人民是什么关系？跟这次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关系？
确实，我们在很多方面缺少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总是有个“反革命”的帽子在头顶上绕来绕去，随时要给我们戴起来，感到不理解。现在才明白，这就是斗争，斗争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现在问题复杂，而是我们本来头脑简单。我们出来革命造反，被说成私心杂念、反党反动、青面獠牙，而对抗革命的，被说成动机纯洁、高尚无比、妙不可言。我们是魔鬼，他们是天使。这一切，都不奇怪，都是应该的、正常的。
假如这时候有位山中高士来讥笑我们，那我们只有惭愧，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太没有仙风道骨了。外国有句话说，不要跳进浑浊的水中，可我们偏偏就跳进去了，而且应当跳进去。现在我们也许想把身上洗洗，趁早回家。但假如有人来对我们说，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修防修，那都是空想、骗人、胡闹。实际上只有私有制、世袭制、资本主义才是正常的，只有特权自私、和平演变才是人间正道、天经地义。面对这种说法和这种做法，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能沉默不言吗？能像马克思所讽刺的去“和谐”在一起吗？那不仅是虚伪、自我阉割、为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的权利，而且真的意味着活下去都要成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就要这样去理解。
现在我们是拿着工资闹革命，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厂、我们的铁饭碗，说不定会被人砸掉，要把我们这些人赶散，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们，伤害了他们的尊严，对抗了他们的路线，比挖了他们的祖坟的罪还要大，他们要把我们来个连根铲、连锅端！而且毛主席早就说了，这很容易。怎么容易？我想了一下，确实简单，我们怎么对私改造的，人家就怎么对公改造，毛主席怎么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的，人家就怎么把工人农民打散，我们怎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家就怎么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我们怎么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家就怎么搞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家笑了起来，好像觉得这说得太离奇、太夸张了。当然，他没有笑，他被吸引住了，这个工人真是好学、善思、深刻，而且在读《资本论》，不但读懂了，还能深入浅出、设问解答、联系实际，真不简单。《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由此可见一斑。
张大同继续说，现在有种怀疑，说，斗了半天，除了中央指出的刘邓，走资派在哪里？在我们亭州，谁是走资派？资本主义怎么可能复辟？心中想，这种说法大约为了吓唬人的。因为我们好像一直是在跟一种概念、一种词语做斗争，情况比唐•吉诃德还差一些，他眼前还有个风车，可以把风车当作强敌从而与风车搏斗，而我们呢，眼前连这样的风车也看不见，好像是在跟空气、跟风的本身搏斗。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什么叫资反路线，我们是亲身领教过了，那是要用一顶帽子，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的。这说明，我们不是在跟空气搏斗，是有厉害的东西躲藏在这个空气里面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这厉害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走资派，特别是那条路线。走资派不就是一个干部吗，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走资派，倒反而糊涂了，想跟他握个手、陪个不是。我认为这就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要把走资派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干部，而要理解为一条路线。谁跟这条路线走，谁就是走资派；他明天不跟了，明天就不是走资派，而且还可能成为最坚定的左派，他们成为左派，就比我们有用。我们时常怀疑自己，认为这革命不好弄，真是得罪人。但既然我们领教了资反路线的厉害，那么走资派就一定是存在的，他们的意志也比铁硬、比钢强，只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他需要伪装，能够让他伪装的东西也很多，被这种伪装所迷惑的群众也很多，所以我们造反的总是处在劣势，成为左派的干部几乎没有出现，他们可能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会出现！我们真是吃力不讨好。而且现在工人阶级自己都不能统一，这很不利。革命有被弄成折中主义收场的可能，中央有了社论要阻止折中主义，但社论恰恰说出了已经出现的现象和必然的结果。
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后斗争的结果，其实是为了能得到一个较好的折中主义，而不是较坏的折中主义，让结局对革命的方面有利一些，不要有对革命的报复，或者报复得不要那么厉害。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不能消极无为，但又不能盲动乱闯。巴黎公社时期的布朗基主义认为，只要少数先锋带头，就能把一切鼓动起来，并且决定一切。这是不对的。所以巴黎公社失败了。现在，退却已经是一种形势，毛主席也不能不因势利导，他不可像神仙一样吹一口气就让天下变、变、变，他老人家不光要考虑这一场运动，还要考虑到国家，考虑到更多的问题，他也不可能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毕其功于文革这一役。我认为，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就是他所尽的最大的努力了。
我再说一个让我们有思想准备的事例：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废除王政，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但革命本身是既胜利又失败了。胜利，就是打碎了旧的社会，推动了历史前进；失败，就是革命派最终遭到厄运，那样优秀的罗伯斯庇尔竟然被送上了断头台，而共和国实际上还不存在，旧的东西又回潮。历史后来经过了督政时期、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王政复辟时期、第二共和国时期、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公社时期，第三共和国时期。一百年，几起几伏，几伏几起，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才算确立起来，王政或者帝国都不可能再回头了。毛主席说，中国要经过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对毛主席这句话，我过去想，哪有这么严重？社会主义的天下不是好好的吗？谁还敢反对社会主义？所谓旧社会复辟的危险有那么大吗？但对照法国革命的历史，我有点想通了，也好像有了准备。法国是从王室到普通民众，各个阶级、各种人物阵线清楚，我们是都混在一起，都是老革命，都是领导我们这些人的，我们怎么能晓得他们内心深处的主张？不管怎样，越是我们可能被埋进黑暗之中去，越是资本主义真正复辟了，我们越是应当感到光荣，因为我们以满腔热血，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工农联盟的国家，曾经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阵沉默。所有人的呼吸气都加重了起来，就连他也是这样。
张大同说，我认为确实要开个支队长大会，把我们大家今天说的，对他们说一说。还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组织工作，不能退了就散了，这个要由家琪具体考虑一个方案；还有宣传工作，是我负责的，我认为要办一份报纸。市委小印刷所的设备，被济武弄去了，出了一期小报，我看过了，上面发表的东西与革命没有什么关系，不知是什么人在那里弄，成了渺小文人自我呻吟、陶醉的园地，趣味和水平都很差，说实话，真让我感到奇怪，怎么出现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吗？
刘济武说，印刷所是我用卡车从市委里搬出来的，在厂角落上弄了两间房做了印刷间，报纸是交给旁边小学里的钱文山办的，他有积极性，也听说他懂文学、会写诗，我就交给他了，我没有重视，我检讨。很简单，回去不让他弄就是了，我说了算。
张大同说，主编的大权现在要收到“工红”宣传部来，编辑部由我负责，印刷所的运转和安全就由济武派专人负责。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位在省党报做过编辑、具有新四军资格的老师，还有二位学生负责人，我们工人造反派、学生红卫兵合办一份《红色造反报》……
他心里一直想离开这样越听越重大而可怕的会议，而觉得自己身份不合，碍于情面，勉强坐着没走，姑妄听之，但渐渐听得有了味道，以至忘记了心中一直念着的危险，一听张大同这话，顿然猛醒，急了起来，想开口拒绝，张大同用手势制止了他，说，我晓得老师想说什么，你不要怕，我们不要你负政治责任，虽然最好是把报纸全交给你，你会比我们弄得好，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你跟我们不同，我们要保护你。但我们还是想请你做一点技术性的工作，主要是校正错别字，划版子，还有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得正规。不要你到编辑部来，到时我们派人把材料送给你，你在文字上、版面技术上把把关就行。我们认为你是可以为我们做这件工作的。按道理说，你一样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但毕竟你的情况不同，走资派、保守派方面会拿你做文章，我们要对你负责。如果你觉得就连这样的工作最好也不做，那我们也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希望你最好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工人，我们熟悉的是机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心，不知为什么一下子被打动了，他点头说好吧。身旁的江进海马上握住了他的手，林集也抓住了他的臂膀，表示他们的高兴。工人们鼓起掌来。
张大同又说，关于电台的事情要议一议。亭州的夺权，大约只有广播电台算是有这么回事，“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工作，但我总觉得我们的播音员的声音听上去不那么坚定自信宏亮有力了。其实，除了每次开头的那一句“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之外，所有内容都是转播中央台的，我们并没有编排自己的节目内容，这一点，我是严格掌握的，我觉得电台是公器，不能随便播送大字报。现在，我认为可以把电台交还，但是要跟他们说清楚，广播内容还是转播中央台，每次播音要用“亭州革命有理广播电台”做开头，去掉比较刺激人耳朵的“造反”二字。但这两个字也没有丢掉，而是折中主义一下，移到我们的报纸上来了。这样，我们在电台里的那几个人，就可以撤出，到宣传部来工作，不要担当“夺权”的虚名，特别在发生了分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向我提出来的，他们好像觉得没有必要呆在那里了，我觉得有道理。
张大同的提议，大家赞同。
散会的时候，刘克成告诉他，他们在华东局上访，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女同志，叫朱芸，当他们汇报到亭州医校有个教师郁平的情况，这个女同志特别关心，详细询问，他们把他的情况，包括他的妻子的情况，都说了，朱芸说，运动当中这样逮捕郁平是不对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他听着真是呆住了，原来朱芸在华东局！看来，从盐阜师范一别之后，她在革命队伍里走在一条正常的道路上，随着大军过江、解放南方而在上海定居下来，她现在一定是一位高级干部的妻子。他为朱芸感到一阵欣慰，同时心中泛起一阵久已陈旧的遗憾，想起了朱芸和他的那一次谈心。他为朱芸现在多少知道了他的情况而有一种莫名的高兴，脸上竟然很幼稚地火辣辣的，大约脸都红了。
刘克成说，当时我们估计她一定认识你，所以把你的情况讲得比较详细，并且说你的历史问题可能是个冤案，你把自己的情况写上了大字报，而且揭露市委里一个叫宗进庭的领导干部对你的迫害，大字报出来之后，他们就把你第二次抓进了看守所。这个女同志把我们反映的这些情况都记在本子上了。
他告诉他们：一九四六年，在新四军盐阜师范学习时，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我生病，正好当时撤退转移，组织让我回家坚持，跟同学就分别了。他们大约一直是跟着大部队走，后来就打过长江去了。
工人头头们用好奇的、敬重的眼神看着他，羡慕他的经历，分享他的高兴。
那天晚上从饮服公司回家，一路走着，一路想着自己竟然参加了“工红”头头部这样重要的会议，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红色造反报》的工作，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那些头头的发言，让他对事物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要不然哪里能了解到这些人是什么模样、什么性格、怎样说话、心里在想什么？他对他们本来就是同情的，旁听了这个会，心里的同情又更多了一些。对于为他们的报纸做些技术性工作，是推不掉了。如果没有不恰当的文章，那也就不会有什么事，如果发现不恰当的文章，就向他们指出来，也不至于要他负这种责任。往宽心处这样想，这事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乔丽没有睡，在看着书等他回家。乔丽问他去有什么事了，这么晚？他轻描淡写告诉她，被两个学生拉了去听工人开会，不好意思中途退出，只好拖到现在。乔丽问，不会有事吧？他说，我只是一个听众，没有参加意见，以后不去了。乔丽这才放了心。
乔丽告诉他，医院里有个老同事来看过她，谈了医院里的一些事，想不到王副院长自杀了。他问乔丽，这人怎样？乔丽说，人挺直爽的，我倒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至于把我安排到这个小屋里来，因为我没有资格住那个小洋房了，这个不能怪他。据说大字报上写到他这是别有用心，让我受了刺激，这话也有些道理，他确曾要我打个请求调房的报告给他，我后来想想有所警觉，没有按照他说的做，别人也劝我不要去求他，我没有低三下四。但文化大革命为这些事，怎么就把这样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斗死了？具体是怎么斗的？动手很厉害吗？他说，不在于动手厉害不厉害。他不是直接被打死的，主要是挨了群众批斗，精神压力大，又没有人及时做思想工作。我听说这事情之后，想来想去，想到老子的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熄了灯，乔丽依偎着他，说，做个人真不容易，有时想想真不一定要做人，做一个鸟儿，做一棵小草，反而好。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