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力尽（之十）
常委们不召自来，都聚集到了小会议室。他让办公室把所了解的情况作了报告，又听各位常委讲了一些情况和看法，他也报告了程主任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内容，然后归总说，今天可能将是文革开展以来，亭州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天。工商联那边对抗了一夜，现在外面正在攻里面，我们怎么办？如何劝解？这是燃眉之急。一方面要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要准备刘克成那五百多人下午回到亭州，他们带着中央文革的三条和华东局的六条，当然要到市委来跟我们见面，我们在思想上要作好准备。“工红”有了三条和六条，“主力军”怎么办？矛盾到底怎么解决？所以，今天我们都不要离办公室，随时都会有情况要研究。工商联那边已经不允许我们坐而论道，我们需要立即到第一线去，要不然我们就是失职……
老黄把手举起说，工商联那边我先去一下！他问，你去了怎么做？说什么？老黄正要说，却见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科长捧着收音机进来，说，中央社论！屋子里一下子寂静无声，只听见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一种庄重严肃沉稳的声音重复说着“现在播送《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大家凝神屏气听着，这显然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社论，反映着全国的情况，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指引着运动的方向，而运动即使在亭州也显然到了一种紧要关头。根据社论，他心里对亭州形势将出现什么变化已经有了大致的判断，但他不能说出来，也无力阻挡和扭转，似乎倒有一种感慨和欢喜。
社论播送结束，常委们都默不作声，有的在沉思，有的脸上气色已经不好，有的表情很微妙。他缓缓抽着烟，说，等下午报纸来了，我们再组织学习、讨论。老黄你说，你打算如何做工作？老黄说，中央社论下来了，情况可能瞬息万变，刚才想好的一套可能不一定管用了。
他问，你刚才想好了哪一套？老黄说，我打算举着一个牌子到现场去，牌子上写一段中央《十条》上的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我就站在这块牌子旁边，对群众作演讲，劝说他们停止对里面的进攻，有问题可以到市委来谈。
他举起手，往桌上一拍，说，你立即就这样去做！办公室马上把这块牌子做起来，就用硬骨纸贴上白纸，工工整整写上这句话就行了，写到“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另外再做一块牌子，刚才社论里好像这样说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你们拿录音核对一下，就写这个。这样的两块牌子，黄部长去，要走在当中，再跟去两个人，一边一个，用手举着标语牌，需要有这个庄严的形式。我们的工作不管怎么做，都要从宣传中央指示开始，要相信只有这个方法管用。
老黄离开后，他问公安局长老汤，现场怎么样？老汤说，书记放心，凡是这种场合该做的我都做了，另外我们也布置各街道居委会派人到现场认人，看看有哪些人比较活跃。他点头，说，你关照一下有关同志，注意黄部长的安全。老汤立即起身而去。
这时“文革办”打来电话报告，“工红”在市委门口刷了两条大标语：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常委们不觉互相看了一眼，心想造反派跟得真紧。他问，大家有什么要说的？都说没有。他说，那诸位就各自回衙，独立思考，有事再碰头。公安局的牛副局长进来，请示他：外面很乱，常委们要不要转移一个地方？他回答说：现在不能转移。
常委们散了，都回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到自己的那一间去，坐下来，抽着烟，沉重地思考起来。他从抽屉里取出党中央5月16日《通知》来，觉得需要再加以学习领会。这个重要文件，他没有让自己违反规定向王雪透露过一点点。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段用黑体标出的话上：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通知》的第四条是批判彭真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就在后面写了这么一大段。他其实已经多次阅读，力求深刻理解，但总觉得只能从历史上来理解，如果从眼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来理解，就有东西“隔”着，最主要的是很难拿彭真这样的人，还有目前已经心照不宣的人，去对号入座，甚至暗想：毛主席是不是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这些人可都是从前的得力辅佐呀！可是，毛主席的口气是这样严厉，对问题是提到了这样的高度，话是说得这样的彻底，有着铁一样的逻辑性和重要性，这又怎么理解？思想真是远远跟不上毛主席。
他读着这段话，感到好像是来自天上的隆隆雷声一样。也许，正如王雪说的那样，我们要到几十年后才能领会得深一些？现在可能就连“靠边站”的那些显赫人物自己也不一定理解？或者，他们倒是理解的，只是还不能承认这种实质？使人郁闷的是，这种思虑，却很难有能够谈谈的人，即使跟王雪也不能真正深谈，是他听王雪说得多，他自己说得少，而且总是要劝王雪在外面谨慎言谈，真是应了“明哲保身”这句老话。
运动虽然是中央号召、发动的，也就是说有一定人为性，我们有时会当作只不过是反修防修的一场“演习”，但事实上情况越来越真，运动越来越显示出自身有一定规律性，上层的重大分歧、社会的普遍矛盾，都是真实存在的。小小亭州发生的事情，竟然越来越及时地就跟中央文件、中央社论对得上号，真是令人不胜惊讶。而刘克成这些工人，上北京、到华东局，很自信地把自己跟全国联系在一起，就像一条不起眼的波浪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跟整个潮流联系在一起一样。真有点匪夷所思。眼前两派群众的斗争，好像已经“你死我活”，这个“你死我活”，也好像就是《通知》上说的“你死我活”的一种反映。从理论上说，党内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看来，党内一旦发生了斗争，社会也就会有剧烈的响应。
《通知》还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这句话也是用黑体标出的。他好像这才前所未有第一次看到一样，打了一个寒颤。难怪全国运动都如火如荼，像大火一样上下全面烧了起来，难怪就连小小亭州的两派群众也这样斗得“你死我活”。
虽然群众不晓得有这个《通知》，但《十六条》已经体现了《通知》的精神，中央一系列社论实际上不断宣传着《通知》的精神。群众中的那些骨干分子，如史宏、刘克成、陈安国、张大同这些人，好像是特别心领神会的，他们起着带头作用。而像北京的谭力夫、赤兵那些青年人，也心领神会，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作出了强烈反应和坚决的抵抗。这些出身高贵的青年，家庭不一般，可能有机会看到《通知》，并且对上层的情况，对这场运动，会有特别的了解与认识，而跟基层的普通群众不同……他有点心惊胆颤地把《通知》收进抽屉，好像不敢再看……
小宗静一头闯了进来，神情重大，叫了一声“杨伯伯”，就把一份东西送到他面前，而后不声不响地在一旁坐了下来，捧着脑袋，就像上次给他看北京传单时那样心事重重。他拿起那份东西，只见一些既不能算是陌生，而又不可思议的词句，像芒刺一样，一句一句扎进眼中：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知……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他努力镇静着，问，静儿，这是哪里来的？有什么情况？小宗静说，一个同学给我的，说我可以志愿参加这个组织，我不懂，我害怕。
他说，你来告诉杨伯伯，是对的，你不要参加。这个联动委员会，我不知道，从他们发出的这份《通知》看，他们是很错误、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个“联动”目前在亭州已经发展了多少人？小宗静摇头说，我不知道，这个同学告诉我，在我们亭州，第一批先发展县团级子女，第二批是科局级子女，很严格。
他问这个同学是谁？小宗静很抱歉地跟他摇头，不肯说。
他点头，说，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但你要负责转告这个同学，把我的态度告诉他，让他不要在亭州发展这个组织，让他拒绝执行这个任务，我明确地说，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是很错误的。
小宗静点点头。他很想问，你宗真哥哥、建国哥哥，有没有人去发展他们？但考虑到不能给小宗静增添心理压力，也就不问了。
他叹一口气，说，静儿，你们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在政治上还是小孩子，很多事情，你们不懂，你今天来问我，是对的，以后碰到这一类事情，也不要自己作决定，要回来问父母、问长辈的人，好吗？小宗静点了头。
他问，你宗真哥哥在家里画儿画得怎么样了？小宗静脸上春花一样绽出笑容来，说，画得很好了，老先生说他有灵气呢！
他也笑了起来，你也可以跟在宗真后面画着玩玩嘛，在家里多呆呆，自己唱唱歌，带着小妹妹，少到外面去跑了，现在情况很复杂。
小宗静的头又沉重地低下去，忽然抬头问，杨伯伯，我们为什么就错了？我们为什么就成了保守派？《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一播送，我们学校“红色保卫军”就不行了，许多人退出，跑去参加“红旗兵团”，就连小琴，也跑过去了。她本来是“红旗兵团”的，后来退出“红旗”，加入我们“红色保卫军”，现在又退出我们，加入到那一边去了，还在操场上发表演讲，在全校出了名，影响可大啦。
他问，小琴是谁呀？宗静说，她爸是手工业局冯局长。可“红旗兵团”那边明明是反党的，把曹校长都逼死了，怎么倒成了正确路线！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很不理解”，原来是这样，当然很不理解了！
他觉得这是对她不太好回答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嘛，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不愿意当保守派，这是好事情，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股什么潮流来了，多数人会跟着跑过去，但你也可以站到一块岩石上观望观望，毛主席的诗句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嘛，还有“观鱼胜过富春江”。作为一个学生，没有必要让自己有心理负担，有很多事情不要着急，要有长远眼光，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有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一定说得准。假如有一天会变得很符合你的想法，那时你也不要过份高兴，对不对？
小宗静勉强破颜一笑。他继续说，但是，在目前，你作为市委领导家里的孩子，最好呆在家里，在家里也一样可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干部子女的特殊身份，如果基本不到外面参加活动，对外面的事情不表示态度，暂时来说，我看也是可以的，你说行不行？能做到吗？
小宗静勉强地点了头。他多么愿意跟小宗静轻松地闲聊闲聊，但心中掛念着工商联那边，就把小宗静劝了出去。
时间已到中午，办公室让机关食堂给大家送来了简单的饭菜，三扒两咽的应付了过去。正想着老黄，老黄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突然出现了，样子狼狈，上身棉衣扯破，露出白生生的棉花来。他忙站起，让老黄坐下，老黄说，我赶快汇报情况。他让老黄别忙说，先到自己办公室去把饭吃掉，换件衣服，等会儿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研究。
常委们集中到了小会议室。老黄说，我们到工商联去时，大街上满是人，我和办公室两个同志往前走都有困难。但偏偏还有人“轰隆隆”把城建局的压路机开来，群众发出指责，那压路机上的小伙子却像个“二百五”似的笑嘻嘻不理，看上去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压路机在这么密集的人群中无法不让人担忧，我们三人就勇敢站到压路机面前，喝令停下。正好公安局一名便衣在旁边，抓住机会就爬上去跟那小伙子谈话，强令停机，并把小伙子拉到地上来。问了姓名、工作单位，问是“主力军”的还是“工红”的？小伙子说，我吃我的饭，我不管这些事。问为什么要把压路机开到街上来？回答说队长昨天就关照，今天要把压路机开到彩衣街工地去。哪你怎么不从青年路走，偏要从这条路走？你不怕压到人吗？小伙子说，青年路绕远了，这条路是直线，我慢慢开，哪个敢同我碰？看来这小伙子脑筋有问题，没有多说的必要了，就令其把压路机往后倒，停靠到路边一个空地上，公安局同志收缴了钥匙，开了收条，让小伙子回去叫队长到公安局领取钥匙。
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举着两个标语牌，向工商联门口接近，人越来越多，好不容易挤到大门口，那里正在撞击二道门，传出“嘭、嘭”的巨响。我们叫着“停止！停止！”但就在那一霎之间，二道门撞倒了，众人“嗡”的一声往后一退，那两扇又厚又沉的木头门连在一起，慢慢向里倒了下去，“轰”一声落地，只见里面的人惊惶往里跑，外面的人喊着“冲啊”潮水一样涌进，我们就像浮木一样身不由己随潮而进。里面乱成一团，只听得一片“打！打！打老保！”的叫声，发生着纠缠和打斗，又听得说“老保从后门跑了！”人流往里冲，外面的人也像潮水一样不断往里涌。
我站到墙边花坛上，说着“工人同志们，我们是代表市委来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防一个工人虎狼似的一把将我拉了下来，手指抠住口袋，棉衣一下子就被扯破了。突然里面传出一片欢呼，许多人拥着、搀着十几个人，说是“找到了找到了，赶快送医院！”这些人就是被“主力军纠察队”先后抓进来的，其中有工人，也有学生，看上去确实吃过苦头，其中有人身体是有些不支了。一窝蜂往大门口送去。接着又有几个人被搀出来，也有脸上流着血的。人们嚷着“我们的伤员！被老保打伤了！快送医院！”又一窝蜂送走。有人呼起口号来，“打倒走资派！打倒老保！”
这时里面又有一些人走出来，只听得乱嚷着“搜到反动证据了！”人们给他们让路。原来他们手上都捧着东西，当中簇拥着两个工人，手上捧着的是金条、金元宝、金戒指、银元之类的东西，却向我们走来，当中的工人说，我是运输公司的，我叫郑林，这是我们从里面搜出来的，有国民党的旗子，有外国的旗子，有国民党的公章，还有这些金银，你们是市委来的，交给你们。
我一见那些东西，也有些触目惊心，从未见过，但马上想到工商联里有这些东西也不奇怪，因为有几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室就设在里面，他们可能有自己特殊的工作。于是说，我们是来宣传中央精神的，工商联的这些东西你们直接送到市委“文革办”去。正说着，突然有人高叫“老保把效区的农民调来了！赶快往外冲啊！”人群大乱，一齐喊着“冲啊！”掉头往大门那里涌去。也把那几个工人裹挟而去。
一霎之间工商联里全空了，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只见大门那边确实涌进了“主力军”的人马，其中有许多人戴着“主力军纠察队”红袖章。这时我一眼看到了总工会的刘诚，而老刘也看到了我们。老刘走上来握手，说，让你们吃苦了。我觉得老刘率领“主力军”反攻过来是很失策的，就说，老刘，被他们打跑就打跑，你怎么又带人打得来呢？这下子谁是谁非能说得清吗？老刘无话回答，这时一群“主力军纠察队”乱嚷着，从外面扭送进来十多人，往里送去，最后二人却押到我们面前。正是刚才要交金银器给我们的工人。“纠察队”说，抓住“工反”的盗窃分子！旁边的纠察队员就呈上缴获的赃物，正是那几面旗子和金银器等东西。那个叫郑林的工人说，你们血口喷人！我们是去交公的！市委的人晓得！我忙说，这事情我们晓得，是我们叫他们去交公的。叫郑林的工人大叫着说，东西交给你们了，我们不负责了！“纠察队”把他们往里推，他们挣扎说，你们干什么？我说，老刘，不要抓人关人。“纠察队”说，让他们交待了情况就放！说着仍把这两个人推了进去。
我对老刘说，我是代表市委前来制止武斗的，工作没有做得下来，这里你要妥善做好工作，不要再关人。正说着，“主力军”的人嚷着“让开让开”，从里面搀出好几个伤员来，脸上也都流血，显然是武斗中受了伤。老刘指挥着说，快送医院！我就带着两个随行同志离开，那两块标语牌也就丢在工商联的花坛边儿上了。
一出工商联，就觉得大街上气氛不对，商店都关了门，隔不多远就有一些“主力军纠察队”的人，好像是设卡戒严了一样，街上空荡荡，已经很少看到别的群众。从工商联到市委，一路上受到“主力军纠察队”三次查问，问我们是什么人？后来看到一大队农民打着“同盟军”的大旗，高呼着“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市委！”的口号，走了过去，农民确实是上了街。市委门口原先“工红”刷的那两条欢呼红旗社论的大标语，末尾被覆盖，写上了“主力军总部宣”。至于“工红”方面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是打散了呢，还是会有新的行动，这就不得而知。
老黄说过之后，会议室里沉默无声。他划亮火柴，点起一支烟。那火柴盒一面印有“京口火柴”四字，一面印有《水浒》英雄人物。他想到刘克成那五百人，这会儿该还在火车上，他们回来，加上亭州现有的形势，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可眼前的情况，已经让人觉得无从下手。老黄去宣传中央精神，可以说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真是收效甚微，事态照着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工商联的二道门还是冲开了，武斗还是发生了，这回双方都有了受伤人员。他不禁想到了“失控”二字，心中一阵虚弱。
老宗端起茶杯饮了一口，放下，说，我来谈！首先，我要坦白，黄部长说的这些，我虽然坐在办公室里，其实全知道，因为“主力军”的幕后指挥，就是我！
老宗这样一说，大家都吃惊，至少认为大可不必这样说。可是老宗还加强了一句说，确实就是我！现场指挥部就在工商联对面药店的小楼上，进出在后面的小巷子里，直接看到现场，神不知、鬼不觉，跟我这里通话不断。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向党隐瞒。情况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需要瞒啊藏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理直气壮！到一定时候说不定我还要赤膊上阵呢！
他心中真是吃惊不小，想用个方法来制止老宗说下去，但老宗那样子，势不可挡，就像大青牛怒起来一样。只见老宗继续说，别的地方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亭州的情况，我的眼睛没有瞎，眼睁睁看着乌龟王八想成气候，我们袖手旁观，行吗？用“秋后算账”警告他们，没有用；记载有关的材料，又不准；不支持他们成立组织，不答应；不给他们一个“总部”，不服气；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你反动；不承认“主力军”是保守派，跟你闹；总之一切要顺着他们。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不是我们，不是各级基层党组织，“主力军”更不是，只有他们是的。
现在他们出手了，抢材料，烧材料，抢剧场，打文化宫，打工商联，说不定明天就要来打市人委。我看，人民银行、广播电台、人民印刷厂、人民医院，还有粮库，这些重要部门，都要注意，加强保卫工作。他们是“反修防修”吗？他们是祸国殃民、是反革命暴动！
共产党从前不是领导过多少罢工、罢课，不是闹了农民运动、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吗？十几年前，我们这些人不是亲身参加了革命战争吗？但现在他们闹的什么？难道现在是旧社会、我们是国民党吗？我说他们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历史终究会证明我说得不错。
他们不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我们市委、市人委里面有没有？他们指出来，拿出事实材料来，打倒就是了。如果是我，我听凭处置，我回老家种田去，免得为了我一个人闹得全市十几万人民不安。全市基层党组织、各单位，一共有多少中等的和小小的“走资派”？按百分之五计算，也打倒就是了，也免得为了这少数人闹得鸡犬不宁、不好好生产。那么这些人打倒之后呢？是谁来替代、填补那个百分之五？是他们，还是另选别人？他们当然认为，至少有他们一份，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但是不是党中央的政策呢？照我看不会那样简单。党中央也没有这个允诺。他们是亭州俗语说的，“头想尖了，戴笋壳儿”！
还要说一个道理，他们替补上来当官，就不会变“修”了？他们也是人嘛，我们过的桥也比他们走的路多，他们凭什么就不会变“修”？凭什么他们就可以教训我们、取代我们？这是一；第二，以后呢？那就又要由以后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来造反，来罢官，来抓百分之五。这就是今后我们国家的正常秩序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要在下一个百分之五里占多数，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和锻炼少嘛！再往后呢，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总之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面的来剃前面的头，说不定是越剃百分比越高，一直到剃完为止！
我不相信一个社会可以这样发展，我也不相信我们就这样走向共产主义。一句话，我不相信！你要让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防止各级干部特权自私，可以，那要通过建立制度，有序进行，逐步完善，怎能这样大闹天宫？我虽渺小，我不能让造反派这样成气候，不能让文化大革命在亭州这样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我举双手拥护，但我认为照目前这样搞下去没有出路。方向对，理由足，还要方法对、还要有秩序才行。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方法是用船呢，还是用桥？这是不同的。说不定就连船和桥都不要，裤腿子卷起来就过去了，还说不定要走几十、几百里下去，才有过河的办法。
老魏有点斗胆似的插话说，老宗，你发展了毛主席的话了。
老宗很严肃地说，这个玩笑不要开！运动以来，我们除了六、七、八三个月比较主动，后来一直被动、越过越被动。造反派的工人、学生跟我们闹，一直闹到现在，越闹越大，总之像是要把一切闹翻个身。要说他们是正确的、伟大的，要说我们是错误的、落后的，要说我们这些人一夜之间就过时了、无知了，打死我也不服气。
按照他们，就要把“主力军”、“红色保卫军”、“红老兵”都看成受了错误路线蒙蔽的保守组织，要加以解散，要形成他们造反派工人、学生的一统天下。如果“主力军”错了，我们当然也错了，因为我们在他们说来，是支持这些组织的后台老板。是的，我们跟这些组织当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我们要承认，不能过河拆桥、翻脸不认账。但这样就只有“工红”这一面是“革命左派”了。你们说，这样行吗？那么多基本群众的工作怎么做？亭州的情况，对照上面社论的意思，第一就要肯定“工红”这些人正确，第二是要求他们能团结“主力军”这些人。这是有主有次，有左有右，有对有错的，区别很清楚。这能行得通吗？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如果这样，真是改天换地了，跟解放以来十七年的社会格局都不同。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左派，党团员倒不怎么样了，什么“反修防修”且不说，首先一条：我们的政权还能稳固吗？我表示极大的怀疑！我考虑来、考虑去，党中央、毛主席不会这样做，运动到最后不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你们把我的眼睛抠掉！我决不扛顺风旗，决不顺风倒，在一定程度上我还要开顶风船，就是不能让造反派得势，全国的我们管不了，亭州的我们总还应当管到一点。
如果全国各地都让造反派得了势，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只怕没有等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让我们“和平演变、亡党亡国”，这些造反派眼前立马就要让我们完蛋了。决不能引狼入室，不能被造反派的气势汹汹吓倒，也不能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能小看他们年纪不大，要看清楚他们野心不小。
如果说“主力军”他们受了什么蒙蔽，那么造反派的群众是不是受了什么蒙蔽呢？我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也是这样采取我认为正确的一些措施的。如有错误，我甘当其罪。在这次运动中，我不求有功，也不求无罪，我肯定是有罪的，但我终究无罪。
文化大革命强调独立思考，强调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那我们也不要剥夺自己的这种民主权利。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的，资产阶级还说过“天赋人权”，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里的一分子，思想上怎么能低于资产阶级而不正视自己的民主权利！那不是奴才思想吗？我们在党内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光是造反派有民主权利，我们没有，哪有这样的道理！即使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方法来实行，如果侵犯民主，那也是不行的，正确就会成为错误，它不会被当成正确载入历史。
历史是谁来写？是最后胜利的人，还是最后失败的人？嘿嘿，这个问题我不回答，它也很清楚。对于不民主的东西，比如造反派，我们有权利抵制、反抗、打击！反者道之动，你造我的反，我也造你的反，最后谁反得过谁，那就听凭天意了、只有天知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且放在一边，先把眼前这场斗争奉陪到底再说！我看，要尽快让“主力军”方面到体育场开一个万人大会，显示一下力量，鼓舞一下士气，到时我们要有人去出席、讲话，如果大家有顾虑，那就是我去，我不怕！
老宗如此这般还说了一些话，总的来说，有点“石破天惊”，大家不好表态，僵住了。负责记录的秘书科长早就停了笔，觉得不好记录、不敢记录、不能记录。
会是不能这样开下去的，这样开下去要犯错误。他抽了一口烟，微笑着说，老宗的发言，是学习了中央刚刚发表的第十五期社论精神，联系了我们本地的实际。我们看问题、谈问题，就应该这样深入、务实。他停顿了一下，注意到他这样一说，大家松了一口气、放了一颗心，因为他把一个很险的弯子不露形迹地给转过来了，就像让大家脱离了某种险境一样。
他说，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要进一步联系实际，把当前要做的、能做的工作，做起来，做下去，做好它！
他继续说，我所得到的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眼前最急的，一方面是群众组织之间的冲打，而另一方面，是生产、生活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急一些。
还是党中央几天前、十二月九日的《十条》，对问题抓得准！其中说到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说到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说到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说到工人之间、工人组织之间的交流，应当是在业余时间。如果能做到这些，那我们亭州的所有问题，就等于都解决了！所以，千条万条，要抓住一条，我们作为市委、市人委，要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来开展工作。
冲打工商联的“工红”人员，主要是运输公司、港务局的，这两个单位基本是“工红”的势力，煤碳、石油、粮食、棉花、各种物资目前滞留码头、无人卸货，不出三天，全市人民生活就要发生恐慌，一些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我已经跟有关的基层当权派通了话，请他们忍辱负重做好工作，但到现在为止，工作还没有做得下来，当权派现在是很难起什么作用了。
我想我们要尽快跟“工红”的头头取得联系，约见一下，让他们能顾及全市生产生活的大局，动员港务局、运输公司的工人恢复生产，让留港的船只赶快卸空离港，把物资运送进库。这个问题由“文革办”负责，立即找到陈安国，让他到市委来，由我和老宗亲自跟他谈一谈，把这个压力给他，把这个考验给他。
正说着，突然的电话铃声让他们一惊。办公室主任接话后说，是“文革办”打来的，有好多辆汽车到了门口，车上下来好多工人，已经在市委门口集中站队，是到华东局去的工人回来了，街上还有大批工人涌来，都打着“工红”的旗子……。他轻轻一拍桌，觉得自己血液膨胀，有点歇斯底里似的笑着说，来得正好！老宗脸上阴沉下来，眼里冒着火。这时，老程一副狼狈相出现在会议室门口，站在那里，不敢进来似的。老李说，程主任，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来报告情况！
他冷静着指指椅子说，程主任你坐下来说。程主任被一种强烈的失责感压抑着，又狼狈又羞惭，走近几步，还是站着，说，我被他们带着一起回来了，京口造反派调集车辆，把他们送回来的，都到了市委门口，底下他们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做好工作……
公安局汤局长、牛副局长在门口一声“报告”，问，常委是否需要安全转移，请指示！他从容吸了一口烟，用手势招呼他们进来，一边对程主任说，你尽到了你的责任，吃了不少苦，事态的发展，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你能安全把五百工人带回来，市委还要表扬你。你回“文革办”去安排工作，应付门口。程主任揩着眼泪答应了一声就去了。他对老汤说，你来得也快啊！老汤说，那么多汽车从公安局门口经过，情况报告到我面前，我马上就来跟牛局长商量，怎样对常委的安全负责。请书记指示！他说，我们这时候走不了、不能走啊。还是先不要动，等着再看情况的变化。汤局长就同牛副局长退了出去。
他抽了一口烟，看了一眼常委们，说，我们成为瓮中之鳖了！老魏把喝到嘴里的茶水吐到地上，说，谅他们不敢做什么！总有一天，他们现在的一言一行都是罪。
他问老宗，你怎么考虑？老宗说，看菜吃饭。他问老魏老李老黄，你们呢？考虑好什么没有？老李说，因势利导吧。老魏说，看他们怎么表演。老黄说，某种意义上我们要作好“以柔克刚”的准备。
他说，好吧，大家精神状态很好，意见也一致，我赞成大家的看法。那我们就等待着客人有什么行动吧。
客人的行动立即就来了一个始料不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才听得楼下有动静，二、三十个彪形大汉已经咚咚咚上了楼，兵临小会议室，四面站定，像是实行了包围一样，只差着手中握有武器。为首一人竟然就是刘克成。他心里冷笑说着，刘克成呀，你这个蜡烛做大了！只见刘克成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说，“工红”战士在市委门口列队等待，请市委领导接见！
老魏手朝四周一划，问，这算是什么？难道我们成了俘虏？《十六条》上有这一条吗？刘克成说，我们是请市委领导接见。
老魏说，你是什么人？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刘克成说，我是华兴机械厂工人刘克成。老魏说，我拿着枪、拎着脑袋跟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时候，你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任命的亭州市委常委，你呢，就算你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目前还是在工人的岗位上锻炼成长，这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我也不例外，我衷心希望你在运动中领好头、走正路，像这样领着人冲进市委常委会，对我们兵临城下、四面包围，是不对的。到底我们是敌人，还是朋友？是领导，还是被领导？
刘克成说，老革命的历史，是老革命的光荣，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照你这样说，工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就行了，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呢？我想，你不是宗进庭吧？
老魏一愣，老宗把手举了一下，说，我是宗进庭。这时，空气都好像为之一紧。刘克成说，那就请宗市长跟我们到大门口去，接受革命群众对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这真让全体常委倒抽一口冷气。他作为市委书记，这时是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的了，他说，刘克成同志，我是市委书记，我对运动开展以来市委的工作负责，我到门口去跟群众见面，你们不能这样说进来就进来影响市委的工作，更不能随便就要把一个常委带出去批判。你们有事要预先跟我们联系，不要突然袭击，好吗？走，我跟你们去！
刘克成说，杨书记，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行动，是经过全体工人同意的，是符合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精神的，也是为了贯彻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对亭州运动的指示。我们不是一点也没有联系，不是突然袭击，在离开华东局时，我们特地让程主任用电话向市委把情况做了报告。
刘克成手一挥，几个工人站到了老宗的身边。老宗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红本本，说，我也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好吗？刘克成说，你读。老宗念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跟你们去。说着挪开椅子就朝门外走，工人们跟了上去。
会议室里顿时像是大兵过后的荒寂。常委们看着他，他点起一支烟来，沉思着吸了两口，说，天大的事情，没有让老宗一个人扛着的道理，我们都去！他在烟缸里狠狠拧灭了香烟，手一挥，常委都跟在他的后面，到门口去。
到了门口，只见两千多工人戴着“工红”袖章，竖着许多大旗，席地而坐，把中山塔面前小广场坐满了，边沿上站着围观的群众，四面交通堵塞，但好在不是大城市，街上基本上没有机动车辆，并且四周小巷连通，要过路的行人自可绕道而走。看不到程主任所说的那许多汽车，大约把人送到就开走了。老宗已经被指令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群众，而群众不断被领呼口号，震耳欲聋，冲天而起，其中就有“打倒宗进庭”。老宗的头颅不是昂着的，但也不能算是低着，既保持着尊严，同时也不藐视群众。
唉，人到了这种场合，自然也就好比演员上了舞台就得进入角色一样。老宗这就是所谓被群众“揪”了出来，眼前景象恍然不可思议，而他就领着常委们还有程主任等人为这不可思议的场面所左右，不期然而然地站到了老宗的身后和椅子两边，就像是给老宗当龙套、做陪衬，虽然是被动的，但也等于承认了本来不能承认的许多东西。
在老宗和群众之间留了一段距离，像是必要的舞台空间，刘克成和陈安国二人在这舞台的最前面，这时他们是这些群众的首领，是这个场面的组织者、指挥者，虽不是威风凛凛，却也是镇定自若，你很难把他们看作是车间里的一名普通工人了。
他的眼光不觉跟着刘克成转，心里好像觉得刘克成十分对不起他似的。实际上他对刘克成也是抱有惋惜之意，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的青年工人如果不是起来造反该是多好，即使做一个老洪所说的逍遥派，也还是可培养的有用之人，而做了这个造反派，跟我们这样对立起来，做这种黑下脸来的事情，将来可怎么好呢？他心里逐渐抑制不住地有点痛恨刘克成，而觉得自己的眼光为之一变。
口号声一阵阵不绝于耳，“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热烈欢呼《红旗》批十五期社论发表”、“坚决贯彻中央文革、华东局对亭州的指示”，还有“打倒亭州的保守组织主力军”，“严惩主力军一小撮坏头头”，“打倒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宗进庭”。当这些震天的口号腾空而起时，那站在椅子上的老宗，越发显得孤立和难堪，好像挨着一记一记的重锤，但他知道，老宗对这些，是无动于衷的。
刘克成亲自举臂领呼“打倒宗进庭！”底下群众一时也就特别地群情激愤起来，用特别大的声音响应着刘克成，老宗就像旷野大风中的一棵树艰难地坚强地挺立着。
刘克成宣布，下面，首先由我宣读中央文革接待站对亭州的三条指示，华东局对亭州的六条指示！刘克成作了宣读，又响起一阵冲天的口号声。这些指示，的确大长了眼前这些群众的士气和威风。
刘克成说，现在，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对宗进庭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只见陈安国用他特有的铜钟一样的声音说，宗进庭，你好好听着，如果不服气，你可以反驳。陈安国就从口袋里取出稿子，口若悬河说了起来，但并没有朝稿子看一眼，显示着非凡的口才。
宗进庭被列数“十大罪状”：
第一，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听从中国赫鲁晓夫旨意，“大刮五风”，强迫命令深翻土地，说亩产万斤还不行，要赶安徽、超河南，结果把死土翻上来，造成大减产，粮食还要按照浮夸出来的数字外调支援灾区，结果造成粮库空虚、全市饥饿。
第二，一九六一年，把一些居民全家用欺骗手段下放到红星农场，一放了之，共有四十六人饿死在农场。
第三，一九六二年在红星农场以及四周八乡学安徽，进行包产到户，妄图改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呜锣开道。
第四，在亭州“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之后，仍然拒不端正方向路线。
第五，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继续指向普通群众、一般干部，转移斗争大方向。当学校革命师生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时，对革命师生实行白色恐怖，布置工作组，整理黑材料，围剿革命派，要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目的是扭转和扼杀文化大革命。在学生静坐期间，斗胆包天，猖狂极点，布置公安机关派便衣人员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利用“四清工作组”和有关当权派，推行资反路线，把敢于起来揭露问题、造走资派的反、敢于声援革命红卫兵的工人，定为“危险分子”、“反党分子”，整理黑材料，设置黑牢房，实行非法禁闭，扬言要“秋后算账”。
第六，为了掩盖其推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保护自己，当革命的学生、工人起来斗争时，不惜抛出基层领导干部做“替罪羊”，同时利用工会、共青团等党的工具，欺骗群众，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第七，动用公安、街道等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基层组织，对革命群众进行监视和威胁，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上加强白色恐怖，意图瓦解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干革命的学生和工人。据目前所知，在六、七、八、九四个月里，亭州各单位直接受资反路线压制而死的群众和干部就有八人，遭到不同程度打击迫害的群众不计其数。
第八，反对和阻挠成立我市工人阶级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并且把倡议成立“工红”的五十六人列入黑名单，布置给公安、街道以及各有关单位，加以打击迫害，妄图把“工红”扼杀在摇篮里。
第九，幕后策划、组织全市性保守组织“主力军”、“同盟军”、“红老兵”、“红保军”，以抵制、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亭州的贯彻执行，并且幕后指挥“主力军”打击“工红”，其分裂工人阶级、分裂学生队伍、破坏工农联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恶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复辟资本主义。
第十，早在一九四六年，宗进庭就拒不执行北撤命令，成为革命的“除奸”对象，后来侥幸逃脱，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可见，宗进庭本来就是一个蜕化变质、阶级异己分子，一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到末路来临，于是穷凶极恶，阶级本性大暴露。我们勒令宗进庭作深刻反省，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全市人民低头认罪……
愤怒的口号声忽然中断，坐着的工人们纷纷站起，乱了起来，有工人来向刘克成、陈安国报告什么消息。陈安国吼道，集合！跑去整理队伍。刘克成走过来说，宗进庭，这次批判大会，到此结束，你可以回家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主力军”来保护你了。我们“工红”主动撤退，避免武斗。杨书记，各位常委，严峻的斗争就在眼前，希望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说罢就丢开他们，向工人队伍跑去。
只见工人已经列队，陈安国在激动地吼着，刘克成又上去说了几句，陈安国发出两声口令，整个队伍一个转身，从容向东开去。他和众人把宗进庭扶下椅子，老宗抬起头来，脸色铁青。这时，一阵跑步声让地面都震动着，“主力军”打着大旗从西面跑步而来。他掉头就朝中山塔里走，大家拥着老宗跟上了他。
他停步转身对大家说，刚才这一幕，老宗已经有过两回，我和老魏老黄也可算有过一回，以后，大家都要作好准备，毛主席从前不是说过吗，要硬着头皮顶住。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碰到这种场合，群众对我们怎么批判、怎么“打倒”，这叫做群众激情，我们要正确对待。停顿了一下，他以轻松的无所谓的口吻说，大家都先回去休息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完，他朝机关后院的方向走去。这时听得中山塔外面响起震天的口号声，具体也听不清。他觉得头脑一阵昏沉。
那天，意外的是，饭后他竟然睡了足足两个小时。用冷水洗了脸，头脑清醒过来，立即也就想到“工红”在中山塔门口批斗老宗的那场面、那情景、那十大罪状，其实对他刺激是很大的，对常委们的刺激想必也很大，虽然中午以后还不曾见面，但他们将会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无论是老宗，无论是他，本来似乎也是有思想准备的，而现实也就一下子出现在眼前了。虽然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似乎也就不可怕。那些乌合之众不就一下子作鸟兽散了吗？当然还会来的，但来了之后，也还是要作鸟兽散，整个的机关系统，整个的干部队伍，是随时准备倾听市委的声音、听从常委包括老宗在内的这几个人的指挥的。
王雪给他泡上茶，放在他面前，问，老宗不要紧吧？他说，不要紧。王雪也就不再说什么，离家到卫生局去了。王雪确如她说过的，再也不谈那些重大而容易发生争议的话题了，而且就连亭州文革的事情也缄口不言。他已经不知道王雪内心深处有些什么想法，是不是真的放弃或者搁置了她那些激烈的思考。但既然王雪决定持这种搁置的态度，他也就不必有所担忧了。他这个三口之家，要说思想的真正统一，想来也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何况是全党全国人民呢？可是毛主席却就是要用他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这种决心和气魄，确实极大，因为毛主席的理由，也是极大。但毛主席并不是头一回这样做，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断统一全党的历史吗？新中国走过来的历史，也是如此，而且毛主席总是胜利的、正确的。只是这一回的情况真是相当复杂、艰难、特别，因为革命革到内部来了。
他发觉自己的思想在市委受到“工红”冲击之后，发生了变化。以前他多少还是能让自己对文革朝理解的方面去想一些的，现在内心里几乎一下子也成了很不理解的人，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样的方式方法实在难以接受。理论虽无可挑剔，实践却是难行。长远虽对，眼前难行。可是群众却很有劲头，群众恨不得把你们的脑袋瓜子拧过来跟他们完全朝着一个方向似的，这样乱哄哄地闹。
这样一想，他不觉又倒过来问自己：你怎么就不能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跟毛主席、跟“工红”这样的群众完全地一致起来呢？想来想去，得不出结论，拿不出主张，只有摇头和痛苦。
秘书领着一个人来见他，是驻亭部队政治部姚主任，穿着便衣，跟了一个小伙子，是警卫员，也穿着便衣。他让姚主任坐下，秘书沏茶，警卫员守在门外。姚主任说是代表宋政委来的，因为听说“工红”冲击了市委，不放心，来了解一下情况。他代表市委表示感谢，把情况作了通报，请部队放心。姚主任是个知识分子，白净面皮，戴着金丝眼镜，气质态度有点像是大学里的一个很洋派的教员。听了他的通报，说了几句慰问性的话，表示了部队的密切关注之意，也就告辞。他也不便多谈，就将姚主任送了出来，仍由秘书陪着离开了。
回到屋里坐下来，感到踏实、安稳、欣慰。于是不禁想起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对于什么是国家的论述，“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理论和实际就这样活生生的联系起来，理论显得这样明白，而实际也更被照亮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讨论通过《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自始至终都说的是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说的也就是文革与国家的根本关系，认为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特地穿上了军装，可以说毛主席预计、预防着一切最严重的情况。毛主席的决心真大呀。不是权力之争，权力之争在毛主席来说还不好解决？事实上那个最显赫人物的位子早就降下来了。而是分歧，来历已久的分歧。毛主席现在认为这分歧要用文革这形式来昭示天下、载入历史。至于最后的胜负，毛主席认为那是长期的，可以长到一百年、几百年。他似乎又一下子理解了毛主席，而宗进庭振振有词说的那些，相比之下，就是片面的、局部的真理，根本上却是不对的了。
他不由得想起毛主席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的一句话来：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毛主席说这些话，在底下听的人们能理解吗？四年多下来了，现在又理解了多少？儿子孙子这样的全过程，他杨敬尧现在四十多岁，将来能看到吗？会有那么严重吗？毛主席的语气是那样自信，虽然所说是一种“如果”，但其中的逻辑性、必然性却无法否定，因此好像也就毋庸置疑。这当然很可怕。但到底如何，还有待时日。他叹一口气，回顾自己接待姚主任时，言谈比较客观谨慎，这让他自己感到满意。进一步，他认为，文革以来，他所持基本态度，也是恰当的。
突然，传来地委电话通知，要他立即前往荷州开会。他敏感到这将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因为从上到下看来，文革形势实在是到了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对办公室作了一些原则布置，跟常委们也没有见面，就乘上部队派来的车子，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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