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西方资产阶级在战后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福利,使一些工人运动处在资产阶级可控的范围内,这些很少有人异议。但是,笔者认为,并不能由此得出战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丧失或者说下降的结论,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主体。
历史经验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如果我们党离开了群众,就丧失了执政基础,也没有了执政理由。
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系统理论,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有任何忽视或遗忘的科学理论。能否切实实践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是关系我们党兴衰胜败的大问题,是能否获得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拥护的大问题。
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当前,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和对党史的歪曲丑化是历史虚无主义消极影响的集中体现,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的侵蚀。
今天的西方,其资本势力与政治势力已高度融合,且呈跨国布局的趋势。而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更进一步加快了这种“资本+权力”模式的进程。这种“资本+权力”模式既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是整个西方经济衰败的根源。
当代中国面对日益逼近的外部压力,也只能用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用仅浮在表面比如发红包、送城市户口等简单的“惠民”式改革——将占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和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否则,1789年的法国、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以及目前的中东动荡,便是前车之鉴。
从阿拉伯之春和之前的颜色革命等政权更迭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论为这种政策和人道主义干预辩护的话题。在回顾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后,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随后追溯了该理论的康德哲学渊源以及它与当前国际局势的关系。
媒体的扩张并不代表公共领域的扩张,不代表交流的扩张,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一种反媒体。在这个反媒体当中创造出公共性,因为公共性不是天然的。 “在媒体的包围中,反媒体往往能够创造奇迹。……有那么一瞬间,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
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情况,理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关系、总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和不足,对于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危机5年,“复苏”和“增长”的充其量是富人的钱袋,世界经济在总体上尚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后危机”,就是说一场起于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尚未结束。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它更多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身内脏腐烂的结果。
周恩来、毛泽东、薄一波合影 刘小枫的写作术 “几乎所有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在刘小枫作品的精神场域中成长的”。这可以从05年的一场关于施米特游击队理论的讲座得到印证: 主持人在介绍刘小枫时,也感慨说“80年代是李泽厚先生影响着我们这一代,9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可以说是小枫先生在引领着中国当代的思想界和学术 界!”。并宣称高全喜说过这
突破中华民族叙述危机的途径并不难寻,那便是诚实地面对历史,珍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中确立起来的主体性,反对一切美化侵略和压迫以及丑化革命和抗争的伪历史叙述,以此确立中华民族叙述的根基。非此,中华民族的概念便无以立足,遑论民族的复兴了。
长长十年中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创制和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
与国外情形相近似,在国内,民主之于国内思想理论界既熟悉、又混乱,到底什么是民主?如何发展和实现民主?什么是正确的民主发展观?西方某些国家强行推销的“民主化”暗含哪些危险?提出哪些思想挑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来回答。
毛主义并不是对列宁主义的亦步亦趋;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但它也是革命政治的最后形式,在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最后尝试。我们能够解释毛泽东的工作,解释文化大革命,那都非常有趣,但我们不能忘记,现在的危机是代表的危机,也是一般群体这个理念的危机。
一、老革命的困惑二、“法治”与“人治”三、坑害子孙的私有制四、包容财主的公有制五、政权的作用六、社会主义的过山车七、人的世界观主导社会走向八、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穷光蛋专政九、“大公无私”的“公”与“私”十、人的世界观是从哪里来的?十一、追求共产主义事业必然展开文化革命十二、毛泽东文革的序幕在1942年 一、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对于群众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这次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是党心民心之所向。
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优势,绝不是时下某些人所谓:我们有一个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不为其所左右的、强有力的“中立政府”,而是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政府始终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始终坚持从基层开始进行民主决策 ,从而获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根据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统治制度的官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了,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威胁,再次让他们提出国家指导的某种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指导形式--经济的计划从来没有注意到社会的利益,现在也是如此。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和中共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定义中增加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10个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有“公有制为主”这五个字以及具体的阐述,使得国民经济总量中,公有制经济真正成为主体。
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胜利,从根本上说,靠的都是坚持了毛泽东的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现在,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还在于我们党能不能继续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能不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我们一起奋斗。
危机和后危机,资本主义关系笼罩的地方和进入的地方,都在劫难逃。危机使新自由主义洗劫的第三世界,成为灾难的最大承担着,而且继续成为危机的转嫁对象。西方宣传把自己扮演成最大的受难者,却动机暧昧地要么唱衰、抹煞第三世界人民在艰难挣扎中的奋斗和探索。
为什么会发生内爆?现在的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也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力量的过分强大,使得现有结构下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二者都失去了掌控与协调这种核心矛盾的能力。
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状况,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甚至是相互博弈的产物,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规模等诸多因素。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体量庞大的国家来说,必须要注重自己的历史传统,根据国情选择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梦。
这次特大型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受资本主义缺陷困扰,美国可能不得不走上艰难的“十年改良”之路,必须“再造和创新自己的体制”尤其金融体系、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如果我们突然发现“宪政的笼子”并不好玩,弄不好就会被列强偷窃了政权。而现在政府的弊端又那么多;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民“主”监督,党“主”秉政;共同促进与制约政府的治权,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李北方清华演讲,他认为知识是支撑权力结构的最根本要素,而现有知识体系为等级制社会服务,所以旧文化若不被新文化代替,旧社会早晚要复辟。谈到知识分子应该为谁服务,他认为要求文化权力公有化和反对贪污是一样道理,为人民服务是知识分子伟大而崇高的选择。
刘小枫比自由派更加清楚,任何对现行体制的全面否定,都将让平等主义的幽灵重新开始游荡,自由派几无可能成为赢家。就此而言,刘小枫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依旧是自由派永远的导师。毛不仅是宪政、刘小枫的问题,也不仅是强国左派的问题,而且首要地是自由派的问题。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多党制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有效防治腐败的灵丹妙药,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只有执政党下定决心,采取多种途径、多种手段相配合,才可能逐步解决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并且有充分的信心做好。
逐渐偏离其宗旨,并最终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苏共失去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认真研究、正确认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是笔者同《唯一标准》一文的共同认识,而这里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实际是指“实践的过程、结果”。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实践的过程、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究竟怎样认识“实践的过程、结果”呢?参与实践活动的人对“实践”本身特别是“实践的过程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要是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为“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唯一标准》)开始的。之后,中央其它主要媒体和各个地方媒体先后转载该文,由此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仅各地方领导纷纷表态,各学术刊物一哄而上,发表大批雷同文章。某些学者也到处做报告,宣扬这一观点及意义。《唯一标准》一文的核心理论思想就是主张和
“我大概是20年来被攻击最多的知识分子。没有人像我这样被这么大规模地攻击,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轮。”汪晖说。不过,对于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他自己并不后悔,“这也证明你触到了真实的问题,触动了某些敏感的神经。”
如今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又从坟墓中爬了出来,他们吃得更肥、胆气更壮,又有了逐鹿天下的雄心,于是宪政之说又兴。而自由派由于对劳动人民的天然恐惧,又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这一切不过又再次证明了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孱弱,也注定了他们的宪政梦想仍旧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反观现实的无产阶级国家,由于缺乏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蜕变成为必然。因此,无产阶级的“宪政”,最根本的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依靠他们的斗争来防止国家的变色。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使自己的政权始终受到本阶级全体强有力的监督和控制,否则历史的蜕变将会再现。
19世纪30年代后方才形成的市场经济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而崩溃,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当今所谓市场经济都是“伪市场经济”,实际是“混合经济”。所谓“市场化改革”实际就是让后进国家放弃经济调控主权,任由跨国垄断资本在本国扩张,只会将国家误入歧途。
纵观李大钊同志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很多观点都同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特别是在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极其相似。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对列宁著作进行系统研究。
易淼(整理) 2013年5月31日,成都学者就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赵磊、朱明熙、柳成湘、胡德全、吴龙虎、罗兴廉、佘崇文、任砚旭、张建华、田锋、赵永健、李端、于开红、易淼、肖斌、张朗朗、邹坤秘等。座谈由柳成湘主持,下面是座谈纪要,纪要内容未经发言者审阅。 ● 柳成湘: 今天,我们成都的部分学者和网友,一起座谈习近平总书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其肌体的健康,一定要切切实实地"从严治党、从严管党"。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只有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永葆本色,共产党才能无往而不胜。
中国发展的政治宽度相当大,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轰轰烈烈,与政治发展相协调。“宪政”这种从西方传入的词汇之所以孤独,就是因为它拒绝同中国现实协调互动,而是要打断中国的进程,扭转国家的政治方向。说到底这是一种幻想,还是不要做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吧。
毋庸置疑,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解读不乏真知灼见。但我们同时需要警惕某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难免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最终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的体现应当最终由实践来回答。
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为推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并再次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置于世界政治议程上。在世界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压迫最强烈的一些地区,比如委内瑞拉,最近已出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尝试,向社会主义转变为人类提供了唯一美好的未来。
民主已然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新战场,以西式民主为模板推进民主化要么陷于困境,要么不适应,民主如今不应继续被理解为西方的专利,我们应敢于同西式民主抢夺民主话语权,在尊重本国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民主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山沟沟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有中华文化的老根底,既学习外国,又不做外国的奴隶,而是走自己的路,繁荣自己的文化。
在特意鼓吹“宪政”的人那里,他们的“宪政”无非就是多党轮替执政。从1957年“反右”以后,“多党轮替执政”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不便公开出现,他们便用“宪政”来代替。对待当前的宪政讨论,我们应树立自信,凭什么某些人主张的“宪政”形式就必须成为唯一的选择?
○所谓“普世价值”的社会载体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 ○对于“普世价值”的普适性,甚至连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表示怀疑。 ○“普世价值”的主张,实际上是推销西方的制度模式,改变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 ○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套在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魔圈之中,是“普世价值”论的根本目的。 近年来,关于&ldq
长期以来,境内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主张“宪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突破口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策略与途径,极力宣扬“宪政”的超阶级性和普世价值性。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曾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就可以提“社会主义宪政”。这毫无认识意义。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与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性质有着直接联系。也正因为宪政民主的特殊属性,毛泽东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把新民主主义宪政与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分开来。
无数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变局不是缓解而是大大激化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特别是金融海啸暴露出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危机与不可持续,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深度危机及其霸权的不可持续。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的、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革命,全面“创新”,才能应对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