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在线”嘉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戎　　主持人：黄南　　[主持人]：我们这一期“共识在线”荣幸邀请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首先，请您谈一下什么是"民族"？"民族"和"族群"一词有何区别和联系？　　[马戎]：我们从建国以来一直长期使用"民族"这个概念，已经用得非常普遍，成为比较固定

　　索尔仁尼琴谈前苏联和俄罗斯在民主问题上的做法与后果　　什么是民主呢?民主的形式许多人描述得很多。实际上，民主是什么在我们的宪法中已经写明了，许多人都知道，只不过忘记了。民主是一种国家社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大众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民主。而我们现在却不是这样，在我们这里形成了一个政治阶层，有几百人，他们宣称：“我是职业政治家并从政。”或者说：“我

　　已经不仅是这个面向全世界的弥天大谎本身令人叹服!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半个世纪之后，新科技提供了如此多的新证据在嘲笑当年这个弥天大谎——这个惊天但其实很容易识破的愚世谎言何以仍然能被隐形的利益集团维持这么久?? 何以至今这么多人依然沉迷并且相信这个近似于神话传说的“登月”故事?并且无条件地选择用歇斯底里的手段去维护着它?何以如此富有争议的

　　【核心提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根本观点和认识方法，长期以来在不加辨别地鼓吹西方社会思潮的人那里几乎被完全丢弃了。丢弃的结果就是看不清这些社会思潮背后的阶级实质，就会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面前无所适从，甚至会沦为西方社会思潮的俘虏和追随者。　　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根本观点和认识方法，长期以来在不加辨别地

　　摘要：贫困或者贫富分化，是个千古难题。我们之所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一个尚未被充分揭露的基础性错误：它的稀缺性假设是根本不合实际的。这个错误完全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真相。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基础上，从与稀缺性假设针锋相对的双约束假设出发，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生产过剩→失业→贫困”

　　对于中国的私有化，中国的历史包袱是世界最重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与苏联和其他很多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国有财产等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存在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　　对于苏联等国家，历史上财富是属于君主的，在没有君主立宪的情况下国家的普通人是没有财产权利的，俄罗斯当年的沙皇曾经有短暂的君主立宪，然后就是被沙皇废止了，由此导致了俄罗斯的革命，在革命当中沙皇一家是被杀光的，也就是说

　　哈耶克忽悠中国一代人，一代学者都拿哈耶克进行忽悠，哈耶克到底是个什么人?哈耶克的一生的悖论很多，他终生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经济学思想却是来源于马克思;他一生反动道德与 社会正义，而他却曾是芝加哥大学的道德学教授;他三十多年不研究经济学之后，却获得了半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反动福利社会，但却因为芝加哥大学给的退休金太低而辞职;他的成长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养，而他却一直为融

　　毛泽东主席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

　　按：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搞得不甚融洽，有些“两张皮”，还有些相互看不上眼，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恢复文化自觉，非常重要，需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真正搞懂一个“外来”的主义，为什么在20世纪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政党所接受，而成就伟大的事业?本人一向以在当代改革开放的特殊历

　　今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同志的文章《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　　文章强调，要坚持用习主席关于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更加注重从

　　本文首发红色文化网(www.hswh.org.cn)，转载请注明。　　本文地址：http://www.hswh.org.cn/wzzx/llyd/zx/2013-07-31/22233.html　　《红旗文稿》2013年6月第11期刊发笔者的《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后，连同该刊登载的针对宪政的其他文章，一经发表在得到主流舆论肯定和支持的同时，也招来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攻击，西北大学华柄啸堪称其中的一位干将。这个自称为“宪社派&rdquo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刻不脱离群众、和群众一起探索、创造、牺牲奋斗的历史。在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时候，党就取得胜利；在脱离群众的时候，党就陷入失败，局部脱离则局部失败，整体脱离则整体失败；在重新建立和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时候，党又继续前进了。中美交战，在从来的军事教科书上，似乎是没有悬念的战争。然而这次是美国自己，亲身领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他们展示的“军事公式里巨大的未知数”。战争胜负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的胜利，来自它是一场人民战争。党的七大，即有毛泽东政治报告中那个闪射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光辉的著名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导言　　目前，国内关于基督徒的数量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官方公布的数据和民间以及海外研究机构的数据，相差悬殊，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1600万① 到海外研究机构的1亿3000万不等。但是，不管哪个研究机构，都没有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徒数量有了迅猛的增长，而且新增的基督徒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国宗教报告2010》指出，在目前中国的基督徒中，有超过90%是

西方话语体系包含非常好的要素，典型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另一点也毫无疑问，那就是：虽然也经西方学人一代接一代的完善，西方话语体系仍存在严重的矛盾甚至明显的漏洞，典型亦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平等、民主和自由的确是人的重要追求，但人并不追求抽象的平等、民主和自由。选举实质上也是个优化配置资源的问题，普选之所以是民粹的游戏，症结在且只在于：自由竞争只能是限定系统内的自由竞争，如系统无限开放，没有具体的范畴与范围，连信息对称都不可能，何有均衡？自由绝非毫无边际的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向着均衡的自由。

　　最近二十多年来，“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里，公民社会天然合理、天然正义，是应该无条件地予以肯定的“好东西”。　　公民社会好在何处呢?按照其倡导者的说法，好就好在公民社会能够对政府的公权力构成制约，从而促进民主的实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东欧、西欧、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会是民主前提条件的理论，他们把公民社会说成是

　　原标题：群众路线：习仲勋新闻宣传思想之魂　　习仲勋同志在其长达76年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拓宽了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视野。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他都会时刻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而新闻宣传工作更是如此。　　新闻宣传工作要以人民群众为本　　在习仲勋看来，会做群众工作是党政干部的基本素质和品格，也是新闻记者采访和办报的基本功。　　1946年4月，《边区群众报》

　　德国《新社会》杂志 ( Neue Gesell-schaft) 2012 年第 3 期刊登了该杂志主编托马斯·迈耶尔( Thomas Meyer) 采访德国社会学家、卡塞尔大学教授海因茨 · 布德( Heinz Bude) 的文章。布德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是社会排斥问题，他在访谈中认为，不平等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并且在不断发展，它首先表现为职能性分工的变化使职业结构内部发生分裂，造成社会意识的缺失。

　　现在，中共中央已布置全党开展群众路线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大力宣传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光辉思想，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推动群众路线的落实。　　武兵网友己发表了论群众路线的目的一文，开了个好头。但还有一此问题需要补充。我此文将谈以下几个内容：　　一、实行群众路线的前题条件是树立坚定的群众观点，养成优良的作风;　　二、在

7月22日，中国海警局正式挂牌。在此前后，涂有“中国海警”中英文标识的中国海警船先后进入南沙群岛和钓鱼岛海域执行任务。这标志着中国进入海上维权执法新阶段，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生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令世人震惊的重大事件。这一重大事件一定是由许多复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苏共自上而下的腐败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苏共腐化的主要表现、严重危害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重要启示是什么，本文试作简要探析。　　一、苏共腐化的主要表现　　苏共最主要是高中级干部腐化以至堕落，由个别到普遍、由中央到地方、从

“闯进来”意味着公众可以推门进来参与屋内的一些事情，向决策者表达民意。　“请进来”意味着决策者主动开启“进善之门”，欢迎各种相关群体参与决策，并优化它们的参与渠道。　“走出去”意味着决策者放下架子，主动走出“庙堂”，走进基层，走向一线。这是中国政府决策模式最大的特点。长期以来，中国的决策体制形成了“走出去”、调查研究、了解国情的优良传统，即在制定重大公共政策时，通过下基层、下一线，展开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倾听民意，“摸透下情”，化解矛盾，使决策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同“闯进来”、“请进来”相比，“走出去”对于决策来说实践性更强。决策者从“闯进来”、“请进来”获得的往往是二手信息和经验，而从“走出去”获得的则往往是第一手的信息和经验。

在美国的纽约大卖场里，中国的消费者体现出超强的购买能力，堪称西方的“黄福”。然而，中国人不会因为由“黄祸”变成“黄福”而免于挨骂，钱是付出了一把又一把，骂还是要继续挨的。因为他们在西方人眼中的卑贱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人为什么乐于去美国消费？把美国人的喜好当做文化附加值，在中国似乎是全国一致的认同和追求。所以，中国人在中国挣钱，到美国来花钱。世界上最赚钱的产业既不是农业也不是工业，而是政治和宗教产业。或者说是与政治和宗教结合起来的品牌营销业。政治和宗教产业都可以称之为文化产业。民族复兴必须以民族觉醒为前提。否则复兴将是一句空话。

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早已证明，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条件下（如只有两种可能的选项时），票决才能产生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决策。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决策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处理每个方面都可能有许多选项（如新医改），单靠多数决根本不可能产生公正、平等、合理的决策。 多数决与共识决都假定决策主体之间在备选方案上存在分歧，但消除分歧的方式不同。多数决消除分歧的方式是通过投票揭示哪个方案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并把那个方案确定为最终方案。共识决的方式是通过反复的协商、协调、协议，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劣，扬长避短，合成（synthesize）一个新的方案作为最终方案。这也就是说，多数决是零和游戏（zero sum game），有赢家、有输家；共识决是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各方都是赢家。

当今世界，一切都变成了工具，人们变成了别人的工具，自然界也变成了人类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使得人们不再追求理性，而是沉迷于权利欲望及金钱崇拜中。为了的社会现实之下，产生两种思潮，一种是后现代主义，主张“关心他人”和“尊重差异”，另一种是强调复兴传统文化，要返本开新，主张“天人合一”即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仁”与“礼”，意味着“不要从‘个人’这个孤立的角度定义人类，因为人自诞生以来就必须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生活和生长”。

知道了多党制有这样多的黑暗，因此在统治者在前台的政体下多党制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这些黑暗的东西是不能被公开接受的，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党争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党就是堂屋下的黑！这样的党争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多党制本身的社会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政府走马灯似的更换，国家政策不能稳定和延续，维护这样的多党制是有巨大的成本的，这个成本也只有最发达或者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能够负担的起，对于穷国的多党制，国家社会和经济负担不起，就是国家的发展被遏制。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启蒙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工具和国家体制的创设。所谓的启蒙，更多体现为国家机器对于启蒙后公民的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规训”过程。现代国家体制的创设本义就是要给规训后的公民一种拥有自由的感觉，来换取他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国家战争机器的顺从。

    现代化却无法与启蒙的意识形态共处一室。如果走上这条道路，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投机活动，所有这些会创造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将反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因为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富有。
　　我希望中国能找到一条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替代道路，美国资本主义是自杀性的、对环境是毁灭性的。启蒙引导了19—20世纪中一种特殊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即商业资本主义。你无法不在引入观念的同时变动经济基础。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道路，托洛斯基认为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而毛泽东也这样坚信着。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就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面对又富又强、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中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痛感自己的国家落后了，万事不如人。一些人救国心切，喊出了打倒中国一切旧东西、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渐渐地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把西方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是行不通的，何况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甚至有很多坏东西

今天，是2013年7月24日，是通钢事件四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敬畏而激动的心情，来纪念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节日。毋庸置疑，2009年7月24日，这一天必将载入中国政治进程史册。

这一天，英雄的通钢工人阶级以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宣告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私有化进程中不知所措、长期沉默的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昭示着长期以来一直被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一手操办的国企改革将由于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政治抗争而开始受到遏制并行将终结，展露了历尽艰难曲折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终将取得胜利的曙光。它带给人们的启示郑重而深刻。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能够终结私有化进程的阶级力量，启示我们必须对中国改革进程进行马克思主义剖析，必须坚持中国国民经济的独立自主地位，启示我们应对危局，必须打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困局。

　　一　　很长一段时间里，“道德”一词似已不合时宜，遇到实在不好回避的时候，以“文化”或“心理”来含糊其辞，便是时下很多理论家的行规。在他们看来，道德是一件锈痕斑驳的旧物，一张过于严肃的面孔，只能使人联想到赎罪门槛、贞节牌坊、督战队的枪口、批斗会上事关几颗土豆的狂怒声浪。因此，道德无异于压迫人性的苛税与酷刑，“文以载道”之类

　　约从2008年开始，我国学术界开始出现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存在一种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普世价值”，它为普天下的人共同追求并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发展。那么，世界上有没有这种超越阶级、不分国界且永恒存在的“普世价值”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从价值这一基本概念说起。　　“普世价值”里的“价值”是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4日“评论”版刊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超越资本逻辑》(郭静)一文，读来爱不释手，受益颇多。我完全赞同该文的观点，也常向人“推销”文中观点，但那些对资本青睐有加的人士仍“痴迷”于资本带来的利益，不愿超越资本逻辑。为此，响应贵报征稿启事中“好者阐扬之”精神，我从反面，即论证“资本主义生态文明&r

　　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如果从管理角度切入，会非常富有启示意义。从革命到建设年代，毛泽东所面对的首要事项，都是着眼于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资源以支持革命和工业化事业的快速推进，这是经典的管理学事务。从管理角度看毛泽东思想，就不需要追问其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甚至，管理者除非进入现场，事先不可能进行决策和判断，他总是在遭遇到问题之后才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解决方案的正确

　　民主的内容是民主性质的展开，是民主主体劳动者利益、人格、价值、自由的保证和实现。　　劳动者的利益、人格、价值、自由，表面看来都是个体性的，在“苏联模式”中，这些内容都要服从国家的总体利益，而且都是被排斥和压制的，在一些宣传家的口中笔下，似乎只有弱化乃至取消个体的利益、人格、价值、自由，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个人主义”。　　明确个体利益，可以说

　　具体到政府职责上，这个辩论的中心议题可以归纳为，政府到底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　　面对政府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人们通常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并要求政府改进工作，这无疑是主流的媒体话语方式和常态性的社会舆论氛围。那么，为什么人们对政府提出要求(政府是否响应是另一回事)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呢?有人也许会嘲笑这个问题的幼稚了，他们会说：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对这一重要论断，我们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和把握，充分认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切实提高新形势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一　　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人民群众与个人历史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人

　　2013年6月28号，美国犹他大学李民骐副教授与成都的左派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参加交流的成都学者有：赵磊，朱明熙，柳成湘，胡德全，葛令志，易淼，巫峡，赵永健。下面是这次交流的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供参考。　　●赵磊：　　久仰李民骐的大名，我们对李老师心仪已久。对李老师的到来，我们成都的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的交流，事先没有正式的议题，刚才我和柳老师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先请李

　　　　油画《三湾改编》 　　　　图为《古田会议决议》手抄件　　编者按：我军历史上曾创立著名的“三大民主”，在密切官兵关系方面起过神奇作用。今天，全国上下正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光明日报记者刘小兵为此采访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少将，就我军“三大民主”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等若干问题展开对谈。　　记者：我军的&ldquo

　　陈理：党靠群众路线起家并靠群众路线到今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7月18日电 (朱书缘)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徐永军、陈理、杨明伟三位专家做客人民网，就“群众路线重要论述”话题与网友交流。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副主任陈理通过梳理党伟大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个重要论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

　　【编者按】6月29日，由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合撰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在北大举行。会上王绍光教授作简短发言。感谢授权，观察者网现独家发布发言全文，以飨读者。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电影来描述20年来的感受——《致我们终将消失的青春》。《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于1993年问世时，媒体报道把胡鞍钢和我称作“青年学者”。看看

　　原标题：纯洁性成为党的建设新亮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经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于此，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显然，党的十八大对党的建设主线有所调整，增加了“纯洁性建设”。　　&ldq

　　明代的监察御史杨爵，看到嘉靖皇帝即位不久就耽于享乐，不见当初励精图治的雄心，就大胆进谏。结果，皇帝勃然大怒，将杨爵逮捕入狱，打得“血肉狼藉”。毛泽东读到《明史·杨爵传》中的这个地方，重重地批了“靡不有初”4个字。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和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何等吻合：“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

　　欢迎来到第一百四十期凤凰网读书会。2013年6月1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清华大学。本期读书会我们邀请到的八位嘉宾分别是倪慧如、张承志、韩少功、李陀、索飒、刘禾、鲍昆、王中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 　　倪慧如：万里之外的战争　　王中忱：欢迎大家来到凤凰网读书会。今天的嘉宾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也就不一一介绍。我们首先请刘禾老师，清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汉

　　与其对鲁哈尼的当选寄予过高的乐观，不如从国际体制的视角切入，对伊斯兰世界做一些冷静的考察和分析，也许对于我们更有现实意义。　　6月15日，伊朗大选揭晓，被称为温和保守派的哈桑·鲁哈尼赢得大选，并将于8月就任新一届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竞选纲领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与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互动’，与美国修复关系。”它指向当今世界主要冲突的实质

　　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　　[文 / 刘小枫 曹锦清 孙 歌 贺照田 庄孔韶 丁 耘　渠敬东 卢晖临 应 星 赵晓力 麻国庆 张 旭等 ]　　编者按：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　　2006年11月4日至5日，"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在广州帽峰山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及广州的二十余位学者，对"社会主义新传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自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尤其是1949

　　【按：6月14日，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重庆大学高研院院长张旭东教授作客观察者网，与在座嘉宾畅谈“中国梦”话题。张旭东教授系统比较了“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指出我们对于“中国梦”这个概念出现的历史性要有一个大体的判断。中国人150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想创造一个什么样

　　何干强，男，1946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江苏省先进工”、“省高校教学名师”、“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省普通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世界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实现的。李大钊作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在他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对唯物史观进行比较系统的、多方面的介绍以及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李大钊作为我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他对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