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因为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同时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自身存在且最终不可克服的自我灭亡的矛盾。后一矛盾是决定其“纸老虎”本质的哲学基础。正基于此，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战略上没有任何惧怕美国的理由。

占领华尔街运动本身意味着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比以前容易些了。最近以来出现的从开罗、马德里蔓延到麦迪逊、华尔街的全球示威浪潮为左派提供了谨慎乐观的理由：也许在资本主义之后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恩格斯：“资本主义社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过度进入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社会。”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做了些思维试验，试图推论出可能的未来。这些未来有些是社会主义的，假如复兴了的左派能够成功的话;有些是野蛮主义的，如果左派不成功的话。我描画这些简单化的未来的灵感，来自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追求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一种无法在真实经济史的复杂混合体中得到完美反映的理想模式，但是这一理想模式阐明了一个社会秩序独特的和基本的元素。这里描写的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的前景应该被视为人类可能走向的未来，即便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抵达。了解一下每条道路的尽头会是什么，也许会让我们避免向错误的方向前进。

本文从地域视角出发，探讨了中东革命爆发并席卷全球的历史背景及深层原因，以此对欧美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新市民革命”的理论构想。关于近年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爆发的市民起义和政变，多数讨论都仅将其定位为各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隐藏在“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民主化”等语词背后的欧美霸权主义，更未理解市民起义潮流中追求自由、平等及同胞爱的真正内涵。对此，本文从反恐战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处理等世界史角度切入，揭示出中东革命对殖民地主义和种族主义横行，欧美霸权一手操纵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控诉。本文主张人们应该从这场革命中认清新社会和新世界变革的契机，包括其中蕴含的全新的普遍性变革主体。这就是尊重多样性，以追求人的尊严、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多元和谐统一为目标的“新市民革命”。

中东革命后很快就出现了妄图抹杀彩虹的记忆，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势力。对市民起义的抢班夺权、偷梁换柱和恶意歪曲层出不穷。其惯用的伎俩要么是挑起宗派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要么就是煽动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干涉。此外，作为殖民地主义道具的“中东各国体制”框架强加于“市民”的政治主体化的不均质条件也助长了这类反革命行径。

伊格尔顿在世界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理解，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充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巨大理论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其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的主要思想，即对西方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批判，对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资本逻辑的揭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思想对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所具有的理论启示和意义。

对于1980年代开始深刻影响台湾思想界的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理论表示怀疑，认为这些思想的涌现恰恰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而台湾思想界却不亦乐乎地“代理”这些理论，以图解决台湾问题，是更加的让人怀疑。

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在经过二十年的超级安定与发展之后，又再度出现了危机。相应于这一危机，那个号称已经错误、死亡的马克思主义也再度復活。随着六十年代后期学生运动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又在西方流行起来。西方人终于被迫承认，要有效地解释“现代性”，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少不了的。　但是，世纪之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扬弃”现代性的基本武器是无产阶级革命。六、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承认，西方的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性。指引他们的思想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邓小平再三批评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手比较手软”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源在于思想理论出现了一些混乱，需要正本清源。即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在实践观和真理观上的界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继续探索并自觉把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规律。

本文基于对哈维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强调资本帝国主义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进而对其理论进行理论性的说明和评价，分析了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中国不高兴》的出版，标志着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这种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底层关怀，也有辽远的世界视野和地缘政治眼光。他们能从正面理解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能以清醒的眼光看清国际政治舞台上强者与弱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产业链高端与低端、有话语权与无话语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严重不平等的格局。面对国内，他们看重国计民生，关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军事建设、政治改良，关注文化资源、价值立场、教育格局、国家战略。面对国外，他们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实力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关注对国际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游戏规则的突破与改造。

批判法理学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於兴中、冯象和强世功是中国批判法理学思潮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於兴中运用文明秩序理论批判一元的法律文明秩序和国家法制主义，并提出社会理论与法之研究的种种面相。冯象则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对中国的政法体制和法治意识形态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强世功将新中国形成的法律传统概括为法律的治理化传统，并主张中国的法理学应该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批判法理学致力于反思和批判中国的法治和法理学传统，力图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和法理学提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要重建社会或者市民社会，这就需要人民民主，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就是劳动者参政乃至执政，以此来纠正代议制的国家机器的弊端和异化。国家总是需要的，唯一的关键是谁掌握国家，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保卫劳动者的利益，这就是真正地重建市民社会，并使社会支配国家。

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

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毛主义宏伟的抱负影响，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将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下来，更延伸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

本文认为，无论在阶级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因素对民族问题都存在着制约和影响。它们在阶级社会的表现是：阶级斗争是民族自身发展的动力;阶级压迫是民族压迫的实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是：阶级对立的消除决定了民族关系一般不再具有对抗性;社会阶层的变化会对民族问题的内容和走向产生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问题上反映出来。文章还提出，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解即便在阶级社会，也是应该有条件的、具体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压迫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对于弱势民族合乎“规则”的支配和剥削，其中蕴涵的阶级压迫关系具有隐匿化和“合法化”的特点。

苏联解体摧毁了作为政治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仅在学术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阶级话语和集体代表权非法化以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关注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像20世纪那样是左翼共同的理想。

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仅限于学术圈。我认为最近世界上的抗议运动包含了返回关于政治经济和不平等的讨论，这种讨论致使人们回到了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状况。社会主义将是他们的政治计划吗?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我们正处于混乱之中，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

本文依据历史事实提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人民管理制的政治理想是列宁理论与实践活动的重要价值诉求。列宁在推进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正确阐释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等关系问题，并形成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中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民主与专政相反相成”、“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相互依存”等重要思想。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陈明忠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狱以后，开始透过日文（辅以中文资料）大量阅读中国革命史的书籍，想要解决在狱中让他困惑不已的问题。他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不久文革结束。在狱中，经由台湾的报导，他逐渐知道了一些文革时代的事情，受到很大的震撼。他无法了解，他一辈子所献身的革命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因此，出狱以后，他迫不及待的阅读书籍，想要寻求答案。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人口从四亿多一下子增长到十亿多，足足增长了1.5倍。如果生活不安定，粮食不充足，一个国家怎么能养活十亿多人，而且年年经济都在成长。中国前一个太平盛世是清朝的康、雍、乾时代（共135年），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暴长到四亿。嘉庆以后，内乱、外患不断，中国人再怎么多生，人口始终维持在四亿多，因为很多人死于飢荒和战乱。共产党才统治不到叁十年（不到康、雍、乾时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增长了1.5倍，这只能证明，一般工、农，生活是得到基本保障的。由此可见，这个政权确实是努力照顾工、农大众的。

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自20世纪20年代刚一问世，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批评和争议，而且这种批评和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该书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是国内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八十余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这些成果先后经过了几次梳理，面对当今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再次对其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立足当下在未来做好进一步深入而有价值的创新研究。

不能把没有经过科学分析的不分具体情况的卢卡奇的“自我批评”材料作为证明卢卡奇对其自身思想的修正证据，这是不科学的，更是不负责的，也是危害巨大的。

女性主义常常被误读和误解为仅仅是为改善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处境的一种理论诉求，但实际上，改变女性命运只是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的目标之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的更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的全面质疑和挑战，这种挑战如今构成西方以及西方以外许多国家知识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

在当代理论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后结构主义以后的女性主义学者，一方面继续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深入文化思想内部，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和伦理等学科领域，对父权制的历史文化结构和男权思想结构进行全面解析，对这些学科的基础和前提性概念提出质疑，从而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女性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领域的展开情况究竟如何?主要在哪些学科中更为突出?

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界提出过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看法，其中有“社会主义封建论”。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使得一些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对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疑窦，对“社会主义封建论”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思想界要为这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因此，分析所谓“社会主义封建论”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并不受数学和逻辑法则支配，而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是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原理来描述现实的。它采用的范畴都极其抽象，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原型，是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资本主义交换其实就是被包装成“等价交换”的不平等交换，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揭示这个秘密入手的。

现将文章重发。原标题为《资中筠先生，我为您惋惜——自由与道统不沾边》

资先生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颂圣文化”，关于如何评论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九十年，虽然笔者主张主流是好的，必须肯定——因为没有共产党，不但没有新中国，而且20世纪下半叶面对美苏两霸，中华民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基本统一的地缘政治主体存在，都是问题;而且否定了中共九十年，等于说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一片漆黑，中国人简直一无可取，一无是处——但是这个问题目前与自由主义者争议太大，所以是否可以“颂圣”，姑且不论，但是，如果因此不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总体上)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转而对美国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做另一种“颂圣”，岂不是如同被西方文化征服，“敢投戈下拜‘真吾父’”(这里是反宋人张元干之意而用之，现代语叫“给美国当孙子”，或“三百年殖民地”)，岂不荒唐?作为一个受“五四”爱国精神熏陶的资深学者，岂不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尴尬，甚或失节?一些媒体报刊，近年来日益沦为西方的地缘政治工具。

先生以耄耋之年，来趟这道浑水，搞得晚节不保，这是何苦?掉一句书袋，叫做“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尽管对于奢侈品的界定存在着如上困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奢侈品(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必需品)还是存在着一些"共识"的。1894年，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一篇题为《论奢侈》的演讲中，就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奢侈品及其消费的看法较为明确地归纳如下："奢侈一词，包括了所有那些财富的私人消费形式，这些消费对于消费者的健康和工作效率不是必需的，或者说，在直接或间接意义上都是非生产性的因而也是不经济的。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相左，马克思从自身政治经济学体系出发，对奢侈品理论进行了根本的革新。这种革新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将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原到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关系中去，并着眼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来分析奢侈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由此揭示出了"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化殖民是西方强大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抑或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强大国家以之达到军事占领、政治统治所能达到的目标——经济依附，弱小国家因之而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中国要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大业，就必须注意防止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实现经济的独立富强以及文化的自觉自信。

当前，在中国，要警惕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来指导研究国家安全，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架构下为国家安全作各种“顶层设计”，用自由主义的逻辑思维为国家安全建言献策的现象。就西方强大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只能构建在国家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无论是经济安全还是文化安全都不能建立、根植于自由主义理论之上，自由主义的泥滩无法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长城。我们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才能有助于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如今，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已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纽约时报》却偏偏为大家介绍了一种“多特”共产主义（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一个幽灵，自由信息的幽灵，在跨国资本主义间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毫不神圣的围剿，“全球主义”的一切势力：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和迪斯尼(Disney)、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国会(U.S. Congress)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新数字社会的自由的倡导者不被骂为盗版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呢?难道我们还未发现，许多抛出这些绰号的人只不过是当权的小偷，而他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言论，也只不过是试图在必然变革着的社会中保留他们并非无可非议的特权?不过，公认的是，自由运动本身已经被全球主义的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且拿我们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自由信息幽灵的童话的时候了。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大众消费文化支撑下的大众消费性生产带来了新的社会状态，赋予了阶级对立一种新的结构。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先进的科技力量席卷了世界，西方文明中心论则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武器。西方文明中心论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对其现代文明发展模式独特性的认同意识，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建构的理论与话语。经过三百多年的嬗变发展，西方文明中心论已日益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体现为对非西方落后国家的文化殖民甚至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

我们打交道，首先要重视这些要点，在钓鱼岛问题上不能让步，并且琉球也不是日本的。再一个经济领域，不仅日本，很多国家在看待中国发展的时候心态都不正常，觉得我们不应当前进得这么快，日本背后当然有人指使。我们在发展中也要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日本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把冲绳琉球当一个弃子，日本也是美国的弃子。一个弃子被鼓动着去玩小蛇吞大象，不卡死才怪。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区域的合作，蒙代尔是欧元之父，也提出了亚元构想。中日两国在货币上进行互换，彼此都有好处，两国财政界的政治家，判断是很正确的。

“双重霸权”虽然具有其显著理论优势，但也存在问题。首先，在经济基础、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三个领域运作的文化霸权，其过于宽广的理论框架几乎无所不包，仿佛一切都变成了文化霸权的一部分，这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容易导致无处着手。此外，从来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争论，都游移在从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这一端，到二者互不相关的完全自主的那一端。但是，即便如阿尔都塞所言，最终依然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更为强大，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复杂的形势、矛盾与抗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厘清具体的策略又是如何与深层的经济结构发生勾连，始终保持批判性力量的锋刃，生产可以改造世界的知识。

三权分立思想可溯源至奴隶制时代“政体三机能说”，近代三权分立制度经历了由阶级分权向阶层分权的演变，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妥协产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更为彻底和更高类型的民主形式。三权分立制度的逻辑起点是私有制，多元的利益派生出多元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起点是公有制，根本利益的一元化对应于统一的国家权力。人大与一府两院是一种垂直而直接的制约关系，三权分立则是平行而间接的制约关系，西方各国行政权扩张的现实揭示了这种间接制约的无力。

香港连续十八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贫富悬殊却极严重，七百万人口中有过百万活在贫穷线之下。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是事实，而不是比喻。当所有东西均已各有所属，且标明价格并受法律保障时，没有钱，我们会寸步难行，处处受阻。当财产权保障了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我们不要以为私有财产制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是“不自由的阙如”。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自由的多寡，所以财富的分配，同时是自由的分配。当政府通过征税进行财富转移及提供广泛社会福利时，这样虽然限制了纳税者的部份自由，但同时却增加了许多穷人的自由。

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彻底市场化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真的彻底奉行小国家大市场的国家，少之又少。大部份国家都会根据经济发展程度，为公民提供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确保公民基本需要得到保障，并藉此缓和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当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产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垄断后，那些没有能力和机会拥有财产的人，客观而言，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也就是说，如果私有财产权的论证成立，它所导致的社会，富人和穷人就不可能享有平等的经济自由。

去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的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核事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都没有得到处理，日本政府还有大媒体从一开始就掩藏真相，到现在也是。正如我刚才说的，他们在钓鱼岛事件制造危机，试图煽动人们引开注意力。但以这种手段来欺骗人们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大家不相信他们了。另外，大家不要以为有许多日本人在为钓鱼岛吵嚷，那只是媒体制造的假象。

在世界资本体系里，劳动者薪金提高、资本的利润下降等这样的现象大概开始于1970年代初。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向外拓展寻求新的劳动力，即新的消费者，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这个进程在中国和印度体现得最明显。资本通过全球化进行了重组，但仍无法持续，因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工资提升、新劳动力缺乏、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此类问题也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资本主义的终结对人民大众来说不是问题，但对资本家将非常艰难，他们会尽力维系这个体系，所以我认为将来的几十年将是非常危险的时期。

史蒂芬•雷斯尼克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激进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等。在本文最近对他的采访中，他就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武器、今天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效、当代马克思主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们重新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解答。他

和那时候一样，我们现在仍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工人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源泉。因此，工人拥有停止剥削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力量。和那时候一样，工人中的意识仍然参差不齐。政治组织不过是对下列事实的确认：“某些人会比其他人更迅速地与现存社会的既有思想决裂，那些最早决裂的人需要自我组织起来，去为他们的思想赢取更多的支持者，并且反对统治阶级和政府的操纵。”认为互联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捷径的想法不过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如果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更好地把社会媒体和互联网整合进一场改变世界的整治规划中。

近二十余年，阶级分析在中国经历了从政策阐释概念到学术研究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经历了一个从式微到复归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被政治化了。为了争取学科自主性，中国社会学放弃了教条化的阶级分析，用阶层分析来解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形成，阶级分析重新显现出其强烈的底层关怀和强大的解释力。

主流的思想，尤其是欧洲中心的思想，认为“西方模式”无可替代，只可被模仿，也应被模仿；然而，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并不是欧洲中心的。只有马克思开展出来的现代思维，才可能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成见和枷锁。西方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所发展出来的单极化现象阻止了新的民族资本主义意图依据宰制中心的形象来自我建构，同时也因而封闭了边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单极化也迫使意图替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革命必须面对双重的挑战。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关系的细致建构，以利于超越资本主义。洞察力意味着世界主义的认定与归属，世界主义强调人在创造历史，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合作和团结之上，而不是竞争。

另一种改革开放，由它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追求所决定，必然地只能把依靠力量寄托于极少数“政治精英”及其支持者的身上，寄托于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身上，寄托于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身上，仅此一点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开放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民主观念在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贯穿其中的线索是民主的价值内核及目的性的丧失，民主最终成为选举民主所理解的一种空洞化的规则或手段。选举民主使民主陷入无意义，并使新兴民主化国家面临一系列困境。作为对选举民主观的批判，过程民主观复兴了民主的价值内涵。过程民主观认为民主本身是价值与规则、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的综合体，并且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许多人一定会说，自由。谁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如何保障这些自由?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我之前发表的《市场、金钱和自由》和《贫穷、自由与公正》，挑战了这种观点。我的理由很简单：市场中不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是有钱人较穷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市场自由主义不遗余力替资本主义辩护，甚至反对国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医疗、房屋、失业救济等基本福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意味着要抽富人更多的税，而抽税形同劫富济贫，损害了富人的自由，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资本主义不仅导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也导致巨大的自由的不平等。

不平等=效率？本来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也都推给了所有制，结果使改革走了弯路，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全体人民的资产被改到少数权贵暴富阶级的兜里，有没有效率还另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不平等=效率成了几乎所有改革者信奉的教条，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到如今，贫富分化成这样，社会关系已经快成火药桶了。

与改革基本思路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跟所谓“天下大势”密切相关。天下大势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会成为主流。目前，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进入未定之天，将生将死，正在犬牙交错之际。所谓时移势易，时候到了窗户纸一捅就破，时候没到在墙上钻眼儿也没用。未来社会心理的表达者和未来社会方案的制定者，将是新一辈知识分子。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形成正—反—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相信用这种世界观捅破的窗户纸，会展现一个比现在更有意思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