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叫将
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到了他的面前，而且没有回避的余地。包吉、梅有韬、郭德明，另外还有几个人，到他住处来，把他的小屋挤满了，向他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狱中成立的“革命无罪控告团”恢复活动，在“三月镇反”中被抓进去的三十六人都是当然成员，要静坐军管会，所提出的要求，简单说来是三条：彻底平反、公开平反、公开销毁黑材料。他们眼睛发亮，满脸兴奋，而且袖子捋捋的好像就要去干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大事业。他们看着他，等他的回答，也好像觉得他应当二话不说马上表示积极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怕只表现出一点犹豫，也将使他们大为失望，并且鄙视他。小屋子里七、八个人站着坐着倚着，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它不逼迫你表态，但有一种至高的道义在暗示你，让你服从他们、听他们的，而不应当拒绝。但他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兴奋，于是他有意做出些深思的样子，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权利，他们是认这个、要这个、能尊重这一点的，而这正成了他可以利用的手段。他就做出深思的样子，问，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包吉说，中心组开了会，认为“攻打鹊湖”以后，我们这边整个形势有点被动，要想个办法来扭转，就想到军管会对“三月镇反”的事情到现在还不曾有明确说法，这是个一切的根源，也是突破口。静坐学生冲进部队那天，宋政委的表了态，但没有兑现。当时宋政委说，要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这三句话至今一句也没有做到。后来说是宋政委在党委内挨了批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幌子，成了军管会不兑现这三句表态的借口，我们竟然就相信了，也不追问，我们太老实了。我们被捕的三十六人，最后接到的《平反决定》上，都留了尾巴，如果加起来一看，好像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被捕，也是我们自己不好，他们“镇反”倒是情有可原的。郁老师，你的《平反决定》是怎么写的？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看来，他的《平反决定》可能是写得最好的一份，军管会对他这个人可能是特别有所考虑的。他只得说，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我牵涉到历史问题，我主要是历史问题，所以军管会做了内查外调的工作，结果把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我不但被证明没有历史问题，而且历史上是做了好事的，以前我自己一直这样说，但旧市委的个别人就是要压着我，文化大革命来了，学生红卫兵能客观地对待我，而且是他们首先弄清了事实真相、查清了我没有问题。军管会“三月镇反”把我抓起来，主要就因为我有历史问题，但结果发现历史真相不是那回事。所以我的《平反决定》跟你们的可能不一样。他就找出来，给他们看。“平反决定，亭军（平）第36号，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亭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他们传看过了，又还给他，都没有话说，因为一切正如他刚才所说，这份《平反决定》确实只针对着他的历史问题。他们脸上有点僵住，好像他退出了他们这火热的集体一样，但又不好对他有意见。凭着这一点，他得以巧妙应对了他们，没有使他们产生怀疑、反感、对立。
那么，“革命无罪控告团”这次所谓静坐军管会，他们还要不要他参加呢？他是否还有参加的义务呢？这显然成了一个问题。其中就有人说出来了，只不过已经有点酸酸的：那我们这次行动，郁老师就不要参加了？口气上用的是疑问句。这话说出后，其他人都看着他，就等他的表态，就看他这个人是有义气、还是没义气了。现在，他如果说，那我就不参加了，他们将很失望，他们拍拍屁股走了，心里不免鄙视他。
于是，他说，“鹊湖事件”以来，确实比较被动，你们做了几个动作，《芦荡的枪声》大字报、把那个在鹊湖被打死的工人安葬到烈士墓、还发生了医校的武斗事件，平时在街上冲击对方的游行队伍、撕他们的旗子，这些都没有能改变被动局面，说实话，效果还有点适得其反，一天天失去一些中间群众。着急也没有用，形势就这个形势。现在你们又要恢复“控告团”的活动，那是“三月镇反”时在狱中成立的，现在“三月镇反”过去九个月了，人都放出来了，再这样弄，说实话，不会有很多社会同情。大家的《平反决定》写得可能都不太好，留了尾巴，这当然可以跟军管会交涉，要求坐下来谈也可以，但何必要静坐呢？你静坐了，就反而被动了。你是不是天天静坐在那里？你什么时候结束静坐？你怎样坚持静坐？这都成了问题。文革以来，亭州学生先后两次闹过静坐，一静坐，虽然给对方造成了被动，但自己也有些被动，容易僵住，进好进，退难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联合、三结合、大中小学一律复课，中央真是三令五申，一个运动不可能永远搞下去，我们几十个人反而来闹静坐，这样行吗？所以，你们来问我，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但你们一定要弄，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也不反对，我确实是“控告团”成员，不过我不可能到军管会去静坐，一来学校里复课闹革命，教师起码要每天到校，而且我的身份还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二来我的老婆，你们知道的，她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她怀孕了，身体又差，我要服待她，走不开。另外，你们为我带个口信给刘克成他们中心组，我认为用这个办法，是不能扭转被动的，这只能算是“战术动作”，而一切要从战略考虑才行，战略就是要把中央的要求、整个的文革形势正确吃透，来调整我们的行动，不能再犯新的错误。
包吉他们走了，虽没有反驳他的话，也没有赞成他的话，走得有点沉默，有点不高兴，也有点心事重重。
然而，他们还是照他们的计划实行了，使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是范公望。那天，久违了的这位老兄，一头钻进他的小屋，说，老郁，你的大名上墙了，不简单哪！他一听，似乎也就猜到了怎么回事，他问，是什么“控告团”吧？范公望说是。他说，前天他们在我这里跟我商量的，我不同意，而且给他们分析过这样做不妥，但因为我跟他们确实一起坐了牢，对他们抱着同情，我说，你们如果一定要做这事，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不反对，但我不可能参加你们的活动。这也就是有其名无其实。范公望说，你就这样对待你自己的政治生命吗？各人在运动中的表现，最后都是要轧账的呀，以后光凭那上面有过你的名字，说不定就是你今后真正的政治问题。他笑道，你这话本来是对的，但文革其实把这个冲掉了，因为这在文革中已经很不稀奇了，不知多少人写了多少张大字报，在社会上亮相了一次又一次，司空见惯寻常事，哪个还跟哪个算账呀？大账不错就行。我只要没有参加他们的实质性活动，名字又不是我自己写上去的，而且我是劝阻的、有言在先的，我怕什么呢？用不着担心。
范公望说，好，我且认你这一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他想了一下说，是在他们抢枪之后、“鹊湖事件”之前。范公望说，对，是那时。你还记得我那时说过一个什么观点吗？他又想了一下，说，你说“革命”正在被造反派“用尽”，而“用尽”以后，某种相反的时代就要到了。范公望点头，他又加上一句，说，那跟你的社会理想可能比较靠近。范公望大笑，说，回忆正确！现在，又四个月过去了，我说的话不错吧？他们进一步在“用尽”，要把革命“用”得光光的、什么也不剩，他们才称心、才服肚。这个服肚的肚，大约也可写成赌博的赌吧？或者本来就应当那样写？你看《水浒》里那个李逵，赌了一回又一回，就是不服赌，他的性格“直”是“直”，但赌博表现很“不直”，像不像现在的造反派？造反派就是李逵，这是我对历史的一种发现，从这一点来说，《水滸》能写出这个典型，真够伟大。什么《芦荡的枪声》，“不直”到极点了，全讲的假话。他们在一年前是有“革命”的味道的，里里外外都“直”，直得也有些道理，是真老虎。现在已经成了“赌徒”，表里不一，成了纸老虎。而且越来越不冷静，开始输了。“鹊湖事件”是大输了一把。现在他们像李逵似的，想“扳本”，但这个“本”怎么“扳”？要按照“直”来“扳”，就要讲清事实、承认错误、改弦更张。但他们不敢这么“直”，做不到这么“直”了，他们选择了“不直”。这样越是要“扳”，就越是输得多，直到输得光光，再也“扳”不回头。他们现在已经有点像浔阳江边的李逵一样狼狈了。他们今后几个月之内还不会改变，他们自己改不过来了，将来只有准备让人来给他们算账。欠了“鹊湖”这样的账，想不还，可能吗？他们还在继续往下欠账，就跟赌徒一样，总想赢回一把，结果是越欠越多，最后大家都不跟他赌了，观众看这赌徒也看厌了，一致同意跟他清算，逐出赌场，下面由新的赌徒带着新的赌资，辉煌登场，重开赌盘，让人看了也新鲜有趣些。哈哈哈！
他听了，如同自己在受着无情的批判、尖刻的嘲讽一样，有无地自容之感。范公望这鬼才，不但骂了如今的赌徒，而且骂了未来的赌徒，痛快、辛辣，倒也无法反唇相讥。应当把范公望请到刘克成他们支队长大会上去对他们全体痛骂一顿才好。自古天下少不得这种人才，一万年以后也需要。这种人应当到报馆去任主笔、任专栏、做骂人骂世的专家，但时代不同了，现在没有这种“自由主义的”用武之地，只有在这种个别的场合偶尔一遇、让人有所受用。
范公望说，你的那些“狱中难友”，现在这个时候，还来闹静坐这种把戏，简直太不得人心了。站在他们的那个局部，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一点道理没有就来闹静坐也不可能，但现在确实不是闹这个的时候了，他们那点小道理，怎么能同“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大道理、大主题相提并论而且还要凌驾其上呢？所以他们背后有无别的更大些的意图？他们的“斗争水平”现在确实越来越高了，简直有了阴谋的气味。他们的目的，无非要造成军管会的被动，逼着军管会买他们的账，认他们是“左派、核心”，封他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让他们在“三结合”里有较多较高较大的交椅。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央认定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个大主题决定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骨里不想顺，表面上也不得不顺，所以也只能从这上头来猜测刘克成他们的真实意图、正确估计“直”中之“不直”，“不直”中之“直”。
他的心揪紧着，范公望正在猜测到这种“秘密”，这有点惊心动魄，好像他本来是保守着这一“秘密”的人，一旦被捅破，随即也就是一阵无聊之感。为了解除心头无端的压力，从某种不该他受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笑道，你成了福尔摩斯大侦探，而我好像成了作案的人了，你正在当面破我的案呢。你猜对了，他们如你所说的“真实意图”，确实是想改变“鹊湖事件”以来，他们所陷入的被动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我并不赞成，也认为并不高明，我那几个“难友”来跟我商量时，我这样给他们说过。
范公望一拍大腿，叫道，这就对上号了，好家伙，我真是猜准了！范公望眼中盈盈的有了泪水，这是一个人在为自己的智力而感动吧？只见他继续说道，老郁，我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他们既然要一意孤行，那就只好袖手作壁上观，看看到底鹿死谁手。行了，我们以后再谈！范公望精神亢奋地走了，瘦瘦的，昂昂然，临走时给了一份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摘抄，说：我特地抄了一份带给你，你没事时看看，我发现马克思这些论述，其实可以支持我的《形式论纲》，从历史和理论上说明我的思路在形式上是对路子的。
范公望走了，他把那份东西夹到乔丽的厚厚的医书中去。他感到一种压抑，并且来自范公望，虽不是在精神上，但在对历史社会和未来的感觉与认识上，他似乎不及范公望那样自信、坚定，那样简直挟带一股必然崛起的气势而呼之欲出，正如秦国的八年不出的“公子虔”那样，商鞅将被他们车裂，因为商鞅不能妥协于他们的特权。商鞅力量不及，只有失败，但商鞅是不能妥协的。对范公望的一套，以前他早已当面给以了剖析和批判，然而，他也确实感到，就社会分类而不是就个人而言，范公望定将成为宗进庭所说“无往不复”的那个“复”过来的力量，就连他到时也不免要附和他们几句，或者站在一旁开不得口。因为他是承认他们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革命”的缺点不可避免总是很多。“革命”，从来不是一种正常过日子的秩序，它终将成为过去，这就是人心所向，历来如此。人心者，常人之心也，日常之心也，这将成为新的号召的依据。你刘克成之类再挣扎也没用，你哪怕就是一只了不起的狮子也没有用，你哪怕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神也没有用，因为我们不可能都跟着你成为狮子和天神，你作为狮子和天神折腾过了，让我们精神了一阵，长了不少见识，为我们冲破了一些东西，就行了，不要老折腾了，该你滚得远远的去了，就连把你们号召和支持起来的，也一再地要“收”起你们了，这正是顺乎人心，是明智之举，是有张有弛的文武之道。这也正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点，它只是适度的整肃，它只是一次警告和教育，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探讨和演习。在政治上，你们，刘克成之类，将死去，你们的苦斗将被丑化，成为笑料，遭到厌恶，但苦斗的主旨和精神仍将被历史作为火种悄悄收集、深藏到历史的灰堆中去，有朝一日冒出火光来，召唤狮子和天神像恶梦一样再度出现。
乱思到此，心中似乎好过了一些，一抬头，站在门口的却是刘克成本人，而不是狮子和天神。他注意到，在门外较远的地方，站有两个工人，那定然是刘克成的随从或者说是保镖了，这是刘克成现在的风格。
郁老师，你说我们怎么办？骑虎难下，越来越感到骑虎难下。刘克成的大脸盘朝着他，眼睛瞪得圆圆的，一股质朴而强悍之气迎面而来，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狮子就是狮子。他泡了茶，请刘克成坐下来，他也坐下来。他说，毛主席视察三个地区时的讲话，报纸上不都公布了吗？只有照那个去办，是你们急流勇退的时候了，即使真正的革命，到时也总是有退却的呀。刘克成说，毛主席的讲话当然不错，但具体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我们亭州怎么办，还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呀。他说，你们首先要认清总的形势，“一月风暴”以来，中央总的要求是什么？毛主席对你们的希望是什么？你们做到了多少？没有做到的有多少？违背的有多少？现在毛主席直接出来讲话了，话也讲得再明白不过，既肯定和爱护了你们，又对你们提出了要求，既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的最高立场，又这样体谅和关心你们，这样亲切引导，这样苦口婆心，真是一片佛心啊。你们最难做到的，你们最容易犯的，毛主席都说到了，他怎么对你们看得这么清楚的？他对你们简直是太了解也太理解了，说实话，我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这样伟大的人，这样来关心、研究、指导造反派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真是把造反派太当事了，我心里都有一种不过意的感觉。可是你们的感觉好像有点不同，你们尾巴翘得高高的。
刘克成不无愧色说，是的，看了毛主席讲话，我们心里也是很惭愧、很感动的，可是……。
他打断说，在毛主席这样的讲话面前，你们不应当再有什么“可是”了，你们越是“可是”，就越是要打折扣、犯错误，文革都到这一步了，何必这样呢？我对你们的一些行动，感到不理解，你们正在失去人心，已经失去得不少了，再下去你们的老本就要拼光了。刘克成说，我们也不能就这样伸出手去，让人家来綑啊。他说，毛主席讲话里没有说要綑你们，他只是说现在是你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说得委婉、宽厚、留有余地，他这句话的前提是说你们以前的造反是对的，不算错误，如果有人要跟你们算这个账，那么他们是错误的。但为什么不说那个，只说现在你们有可能犯错误呢？因为现在的重点不是要说那个，而是要说这个。其实讲话的最后还是对你们以前作了充分肯定。毛主席也是在对你们做工作啊。有时你不愿意犯那个错误，但就已经犯下来了，这就是当前你们的一个特点，你们如果陷入盲目性，那你们就要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了，你们总的来说，不少事情，已经让毛主席很担心、很失望，但毛主席爱护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并没有怎么批评你们，你们要听话听音，从里面体会毛主席的心情，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我认为特别是你，要回去把毛主席这篇讲话反复看、反复体会。我认为你们用“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叫将”、来扭转被动，这方法是不对的，这不是正道，正道在哪里？就在毛主席这篇讲话里，那是代表大局，代表人心，代表客观规律的。就看你们有没有水平跟上来。我听说杨敬尧让你背诵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的一段，你可以回顾一下，运动以来，你作为一个主要的头头，一个工人领袖，公报里这段话对你是不是有指导性、重要性？我把那一段找出来看了一下，真是了不起、有预见性、指导性，现在毛主席这篇讲话，跟那个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一直就能做到、也就是真正“紧跟”的话，那就太好了，即使由于群众自发性的原因而有些事情失控，到最后总还能问心无愧。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胜与败反而是无所谓的了。现在看来，失败是有可能的，历史是有可能倒退的，因为对文革不理解的、反对的力量很大，加上普通人过日子的平常之心的习惯力量，我们犯的错误越多，就越是增加社会的不理解和反对，一些人反对文革也就越是有理由、越是得人心了。刘克成啊，总有一天，你自己要跪在毛主席像前说对不起他老人家。如果说历史会倒退几步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份责任了，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我们的责任，从另一面来说，“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要给你们发个大奖章，你们让文革失败有“功”啊。
刘克成渐渐是把他的话听下去了，一直瞪着眼诚恳地听他说着，努力地领会着。最后说，郁老师，你说得完全对，我全听得懂。但是，最近，我们听到有干部发牢骚说，这样下去全不上路子了，首先要恢复秩序，然后让各项工作上路子。我们想，他们要上的是什么路子？是《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路子吗？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正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路子吗？不是的，他们要上的路子，就是他们来一把抓、把工人只当成劳动力的路子，就是他们来做官当老爷的路子，那样下去总有一天还是要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很容易摇身一变成为红色资本家，最后总有一天要把红旗丢到东洋大海去。他们就是这样的路子。这是争夺管理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人民创造的财富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如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说得再漂亮，怎么可靠呢？自古家奴欺主，人民的公仆摇身一变成为人民的主人，以前我们就领教过不少了，文革斗来斗去归根到底斗的是这个，他们怎么不恨我们！我回去要组织我们头头部、还有支队长，把毛主席讲话，把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再好好学学，错误要改，革命还是要革的。
刘克成一番话，又从另一角度感动了他，让他深思，也让他体会到一种无奈。但是，刘克成有这样虽然质朴却很高度的认识，怎么同他眼下指挥的错误动作联系得起来呢？历史还能让他有时间来改正错误吗？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吗？矛盾就这样结合在小城的一个工人领袖的身上。用范公望的比喻来说，就是“直”与“不直”这样一对矛盾现象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不管怎样，他该对刘克成说的，都说了。
好几天过去，没听说情况有什么改变，“控告团”是真的静坐了军管会，但不是“静坐”，而是“进驻”，军管会让出了一座小楼，就让他们在那里折腾。他们架上了高音喇叭，每天在高音喇叭里吹军号，他在家里也听得到。看来刘克成还不想或无力改变他们原有的错误决策。那些“难友”们怎样在军管会里闹，他不想去看，一步也不想走到那里去。他早已厌恶那种纷纷扰扰的场面，他们的“革命”钻进了死胡同和牛角尖，尽管他们确有自己的某种合理要求。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正在“犯错误”，这就在犯给全市人民看呢。从毛主席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大慈大悲，微笑着把孙猴子看得清清楚楚，但他没有发火，没有训斥，一点也不急躁，从容不迫，以极大的耐心循循善诱进行教导。
但刘克成打的这个结，到底怎么解？他们这个“叫将”，到底怎么破？好比一出戏、一盘棋，让人不得不关注着。
无聊时，他取出范公望留下的那份资料，纯粹是摘录马克思的原句：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于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马克思原著脚注：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
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的平静心情来加以观察……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结社一直就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法国资产阶级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的商业战争……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
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
如果是别人给他这份摘录，他也许只能当成历史来读，而这是范公望给他的，并且还说，这可以支持他的《形式论纲》，这就不能不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不能不承认，范公望是一个历史的鬼怪，躲在阴暗角落里对现实发出切齿的和血腥的诅咒，讲着可怕的预言，而且竟然还借用着马克思的精僻的论述来暗喻。就是说，范公望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大地上，重复马克思的深刻文笔描述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只不过不是针对着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是针对着眼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无法按照范公望这个历史鬼怪如此疯狂的思路想下去，他把摘录仍然夹回厚厚的医书中去，不打算考虑、也无法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个月，接着发生的是“农机厂事件”。他在大街上亲眼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被迫站在高凳上，底下是仰面愤怒责问这个战士的一些人，四周是想听出究竟的群众。他感到惊心动魄，因为运动以来，像他这样因为或真或伪的“历史问题”而被勒令站到高处示众、责问和批斗，像宗进庭这样为群众所不满的当权派遭到群众这样的对待，都是司空见惯、视为平常的事了，而如此对待一个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但它就在眼前发生了，群众除了围观，并无一人站出来说“你们不能这样做”。
这时，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认得他，或者只是出于想跟人说话，向他介绍说，“工红”这边得到情报，说有军人在农机厂里帮助造武器，得到消息，刘克成马上调兵遣将，包围了农机厂，攻打进去，里面工人都跑光了，果然发现有这个解放军战士在里面，问他，什么也不说。从厂里翻砂车间查到一大堆手雷，灌好炸药的已经有五箱，当场试验，掷出去落地就炸。群众就把这个战士弄到大街上来，以向人们说明军管会如何支持“屁派”，因为农机厂正是“屁派”的一个据点。这会儿，农机厂里里外外全是人，“战斗”虽然早就结束，人证物证都抓到了，但有一个家伙不知为何爬到水塔上去了，据说是厂里“屁派”的一个头头，“工红”就在水塔下面展开了宣传攻势，要水塔上的人下来投降。
眼前景象和这个人的介绍，刺激着他的神经，他无法评论，也无话可说，掉头回家时，却就看到大街上已经出现对立双方的大字报，一份大字报的题目是《向水塔上的小伙子喊话》，一份大字报的题目是《冲打国营工厂，围攻解放军战士，“文革串”罪该万死》。他从仰面看着大字报的人们后面无动于衷地走了过去。
但街上的人们忽然被惊扰起来，原来，一股骚乱从大街远处像大风吹着满地树叶迅速地过来了，他赶紧让到人行道上去，只见激动的人们抬着一个担架奔过来，旁边和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叫嚷着，像浪潮一样从眼前卷了过去，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这事情，到第二天，他就听说了。林集，这个戴着白糊糊的深度眼镜的大头小身的孩子，这个红卫兵的理论家，让他联想到庄子笔下“浑沌”这个形象的，笑嘻嘻的出现在他的门口，被打坏的眼镜依然坏着，脸上被打青的的地方依然青着，进来之后，就像谈一个很好玩的社会新闻一样告诉他一件应当是很秘密的事。原来，昨天在学校食堂吃晚饭之后，林集就上街转悠，走到医院门口，却见包吉骑着自行车到了面前，彼此招呼了一声，他就跟包吉进了医院，包吉在车棚里停了车，拎了一包东西往里走，他跟着，一直跟到医院后面的一个荒凉的有池塘的花园，那里有一间孤另另的破屋子。
听到此，他心跳起来，他想起了那个地方，也想起了那间屋子，那是医院王家山副院长寻了短见的地方，也是乔丽被绑架关在那里的地方。
林集说道，没想到，刘克成等一些头头全在那里，好像就是等着包吉去取所需要的东西的。他们都进了那间破屋子，一股阴气让人身上一凉。他们把门关了起来，派了一个人在屋外站岗放哨。屋里没灯，他们打开了两支手电筒，照出里面有一张破长椅。只见包吉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破长椅上，原来只是一大块猪肉。这时有人把一个破棉花胎摊到椅子上，把猪肉层层包了起来。林集心中正在诧异，却见一个头头拿出手枪来，对着破棉胎打了一枪。然后那些人就用电筒寻找，在下部的棉胎上发现粘着那个弹头。说，行了。于是乱纷纷地都走了，带走了棉胎和猪网，还有那个弹头。
这是做什么呢？后来林集把谜底给猜出来了，因为林集在第二天看到街上的大字报说，在昨天的事件中，有一个工人在农机厂被一颗子弹打中，幸而及时送医院抢救过来，这说明农机厂的“屁派”不但在制造手雷，而且持有枪支。林集看到“工红”的这份大字报，就想到昨天亲眼看到的那神秘的事情，其目的一定是为了获得一个弹头作为证据，而这个弹头必须是穿透过皮肉的，才经得起法医的检测。他们是在做假。
他听了倒抽冷气，而林集却似乎没当回事，表情还笑嘻嘻、浑浑沌沌的。他说，这怎么行呢？林集说，我也想过，这怎么行呢？但又想，历史也许就是这样的。他说，不行，这是走进了搞阴谋诡计的泥坑，这些工人当初冲出来造反时，还是比较单纯的，哪里会想到自己以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真正的政治是光明正大的。
林集不但不附和他的说法，而且说，我虽然也觉得这样做不好，没有必要，但是我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最后的博斗，至于手段，能用的就用上，这也是无法之法。胜利以后，一切都好说。
他说，你这种说法是机会主义的，这样做充其量只能赢得一时的效果，带来的危害却是极大，一个是很容易被揭穿，成为否定自己的把柄，一个是自身受到一种腐蚀，这种腐蚀对自身也将是致命的。这可以从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写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中读得到。
林集服膺了他的这一说法，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真是没有办法，好像已经看到了失败。
他说，如果造反派失败了，也不是绝对的坏事，毛主席说文革是一次大演习，顾名思义，演习就是取得正反经验教训的，失败给人的教训往往更深刻，有句话说，失败的军队更善于学习嘛。毛主席虽然预计到这种艰难性，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用犯错误来增加这种艰难性。
林集表示同意，说，是的，从参加文革到现在，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少。但是，一切虽然是大演习，斗争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始终对立着的两股力量不是虚构的，不是闹着玩的，我这才体会到毛主席伟大，他坚决地站在普通人民一边，他像是童话里的正义的国王，又像是悲壮地偷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街上争论着的人们，都是人民内部，但背后的斗争实质却是严重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感得到的斗争实质在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虽然每个人自觉的程度不同。
他问，难道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以为实质不严重，以为是闹着玩的吗？你所感到和理解的实质是什么？
林集说，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很严重，从运动看，实质就是要不要平等地对待人，就是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当然，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民主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更深的实质，那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的，我们年龄不够，经历不够，有待将来再加深理解。但现在我们对斗争的尖锐残酷，有了亲身经历，开始知道情况的艰难和危险，决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很多同学最初不过是想“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图个好表现”，这种肤浅想法早已被严酷的斗争现实打破了，所以有些人就退缩回去不参加了，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多数早就回去了，有个别人甚至在乡下结了婚，过小日子了，农民真是现实主义者啊。
他问，那么你后悔吗？
林集说，我不后悔，但是现在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好像都有点动摇了，我还要把《九评》再好好读一遍，从理论上在我们本来的立足点上站稳，来坚定我们的意志。
他问，“控告团”静坐军管会了，你们是怎样表态的？
林集说，我们写了坚决支持的大字报，我执笔写的，但我一边写着一边心里也有矛盾，因为我怀疑是否有静坐的必要，怀疑是否能静坐下去，但“控告团”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也理解到这是整个斗争的需要，是为了要把不利的局势扳过来，所以我们要表示支持。工人运动是主体，我们学生有呐喊助威的责任，但我感到是在啃硬骨头，而且硬骨头像山一样大，啃不动。现在学生里面逍遥派不少，在家里打扑克，不出来参加活动，也不到学校来。社会流传几句话：逍遥派，真自在，运动后期当左派。我思考，流传这样的话，也是客观矛盾和斗争形势的一种反映，它是庸人哲学，但是它好像抓住了人心，就连我的心，至少也有一部份被这句话击中了似的。做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为真理而斗争，多么不容易，多么孤独啊。我想来想去，一切都在于人性的卑微。
对此，他无话可说，因为他也体会到这种深刻的无奈。
林集这样谈了一会儿，离开了，身上带着革命性和彷徨性，坚决性和犹豫性，崇高性和庸常性，还有年轻学生宝贵的青春和看不见的未来。一切都正被放在炼狱里苦炼着。他想起了《炼印》这部有趣的戏曲片，那方假印在火中一炼，被证明是蜡做的，随火而化，不是真金。
他虽然不朝军管会那里走，但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军号声却准时响起，是一个人对着里面的高音喇叭话筒，每天早、中、晚三个时辰吹奏他的军号，用他的号声说明“控告团”在那里的存在。这个人想必当过号兵，或者是喜欢吹号，这时用上了，用在这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心中想必很自豪。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人，看样子是个工人，只见精瘦的三号身材，有点猫儿脸，脸上表情率真无邪，三十岁年纪，戴一顶褪色的旧军帽，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一根绳子把一个铜号斜挂在身旁，铜号上系着红绸子，随着他的匆急的步子而飘动着。这个人想必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按时吹号的角色。他停下脚步观看着这个人走过去，这个人发觉受到他的注视，就朝他一笑，随即又只管走路，一种重任在肩，抓紧时间的样子。
没想到，路边也有人在观看他，是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姜顺堂，向他招呼说，好像有好久不见你了，何时到我那里去谈谈，怎么样？他漫应了一个“好”字，姜顺堂就立即来落实时间，说，下午三点，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们关起门来吃茶，如何？他无可推辞，就答应了。
下午，他进了姜顺堂的办公室，姜顺堂掩上门，请他坐下，给他泡了茶，头一句话问他：你认得那个吹号的人吗？他说不认识，他只是从那个人的那身装扮，估计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姜顺堂说，对，他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所谓的“控告团”在里面二号小楼上设立了宣传站，有扩音器材，有工作人员，这个吹号的，据我们掌握，不是工作人员，但每天都去，按时吹号。他问，这个人过去当过吹号的兵吗？姜顺堂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叫申恩梅，在山东部队当过号兵，复员在亭州印刷厂当切纸工，以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文革以来也不活跃，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突然有了这样的积极性，好像赶上了末班车似的。
姜顺堂最后一句话让他心中暗地一惊。丢过这个话题，姜顺堂问他，“控告团”名单上有你啊？他就做了解释，姜顺堂说，我们估计也是这样的。他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我们是投鼠忌器，只好忍耐，但忍耐是有限度的，矛盾终归要解决。
他听了无话可说。姜顺堂问他，你说呢？他说，我只觉得悲哀。姜顺堂问，哪方面的悲哀？他说，说不出来的、整个的悲哀。
对他的话，姜顺堂点头表示理解。他问，你们一个战士在农机厂被群众弄到大街上，是怎回事？姜顺堂说，这事情，我们不好写大字报辟谣，好在有两派群众，而不是只有一派，他们这样说，会有人出来那样说，那就让人们自己去辨别真相辨别是非吧，我们不着急。他们说他们有个工人在农机厂里中了枪弹，而且把弹头送来让我们的法医检验，但我们也问过另一面了，人家向我们保证厂里没有枪支，所以这事情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好表态，总有弄清楚的一天。
他的心不由得狂跳了几下，出于诚实，几乎想把林集告诉他的情况说出来，然而，这岂不是一种告密行为吗？他虽然不赞成刘克成他们这样的行为，但他有一种不忍，就好比家丑不可外扬一样。即使刘克成他们在错误道路上不能回头，像一个拼打到最后的拳击手一样最终失败，倒在地上，他除了悲哀与怜悯，也不会去指责或鄙视他们，那样做，是别人的事情。现在，一切就只是情感问题了，他守着自己的不愿动摇的情感，而让自己置身事外。由于自身政治素养和政治经验的不足，也由于对立面势力的强大并且富有经验，像刘克成他们，看来只是昙花一现了。作为普普通通的群众，他们做了一回昙花，这已经很值得纪念。他立即让自己镇静下来，问，那个战士后来怎样？
姜顺堂说，他们把那个战士在大街上围攻了一个多钟头，最后送交到我们这里来，就散了。我们问了那个战士，他只是有个亲戚在农机厂，他是去看望这个亲戚的，其它一切他都不明白。郁老师，当然，在群众运动中，产生这样混乱的事情，是不奇怪的，它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刘克成他们困兽犹斗，想找突破口，来扭转颓势，扭转败局。不管他们是不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他们现在的一盘棋，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一方面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就这样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承认他们是亭州响当当的左派，依靠他们，在大联合三结合当中让他们占据优势，这样他们在文革以来的错误，就可以不算账了，他们一直最害怕、最反对的，不就是“秋后算账”吗？其实，越是这样，犯的错误就越多，就越是要算账，不算是不行的，不算，不把他们这种势力压下去、打下去，社会就安定不下来，就不能恢复正常秩序，天下就会永远地乱下去，这是任何一个政府最起码的职责所在。
对这番话，他虽能理解，但无言以对，好像他成了刘克成他们的代表在接受这种训导和警告。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保留意见，那就是，这一切你们不也有责任吗？归根到底，你们对文革，对这些群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不也是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吗？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犯错误的原因，除了他们自己的私心和政治上不成熟，就是因为你们的不公正。但看来，所谓公正，站在不同立场，就有不同的公正，所以你们一定不认为你们不公正，而认为你们所做的就是公正，比如三月镇反，在你们看来，就是必要的、公正的，只不过性急了一些。如果是这样，那就永远说不到一块了，一切只是力量的对比而已，所谓强权即是公理。他发觉自己心中是一个坚定彻底的革命造反派，并不比包吉他们差，只是包吉他们率直地表现为情绪，由情绪支配着他们，缺少头脑，乱冲乱撞，像李逵一样做出直而不直的事来，授人以柄。
你给我说说，也许我说得不对呢。姜顺堂做出向他请教的姿态。
你所说的，站在你这一面，是完全对的。他回答。
那么站在当中呢？姜顺堂立即敏感地问。
如果能站在当中考虑问题，你们的工作也许能开展得更为顺利一些，到将来你们要给他们算账的时候，也会客观一些，处理得合情合理一些，让他们口服心服，减少后遗症。不算账确实是不可能的，不是你要跟他们算账，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这样，至于什么叫客观形势的发展，只要看看几个大作家的小说，就可以得到很生动的了解。
哪几个大作家的小说？
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法朗士的《诸神渴了》，狄更斯的《双城记》，我所知道的，就是这几部，其它可能还有。看一看这几个我们定义的资产阶级作家，是怎样去描写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他们有哪些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同情心是在哪方面，他们的批判锋芒是朝向哪里，他们的文学是不是客观真实的。作为人民这样普遍热烈地参加、发生了这样尖锐对立的社会运动，文革与法国大革命必然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是可以用这些历史来作比较的。
姜顺堂不说话，体会到他的话意。稍停，对他说，你说的我也都能理解。但政治不是文学，文学也不是政治，政治是极其现实的。就拿你说的法国大革命来说，极其血腥和残酷，但作家用来写小说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是另一回事，作家的正义情感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现实的阶级力量的对立和博斗，人民的是正义和愤怒的，贵族也是正义和愤努的。
那么是非呢？他问？
没有是非，有的只是力量的对比。历史就是这样，是非只是后来的笔墨官司，是文人们的事情。
姜顺堂竟然这么说，他无言以对。他是知识分子，他只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角色。纸与铁与血，确实不是一回事。
回到家中，却见屋里是两个女人，而不只是乔丽一个，另一个人是宗进庭的夫人兰贞，二人的交谈显得亲密无间、十分投合，当一个男人看到两个女人这样密切交谈时，总是有着一种羡慕和向往，女人之间的心思，比起男人之间，似乎容易沟通一些。
原来，兰贞是有事情来的，但并不显得紧张，倒是比较从容。告诉他：下午，“工红”，也就是“串联会”，来了几个工人，让老宗跟他们去了，说是到“常委学习班”去集中学习，地点在农校。兰贞说，工人的态度是和气的，对老宗是尊敬的，他们是全市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他们说办这个“学习班”是为了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这当然是好意，所以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但毕竟他们只是群众，而不是军管会，不能代表组织。
他说，这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刚才公检法军管会的姜顺堂约我去谈心，也没谈到这件事，看来他还不知道。这事情，我的看法，首先是不要紧张，看样子你也没有紧张。目前形势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但表现出来的情况，正好相反，两派之间，街头上的冲突和武斗事件反而在上升和扩大。“工红”他们单方面把常委弄去，这一行动，肯定是不对的，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争夺领导干部，在将来的三结合当中能得到干部的支持，使自己处于优势的地位。
兰贞说，真没想到，老宗他们还有这样吃香的时候。
他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是任何个人和群众组织的私有财富，经过运动，党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为党为人民工作，而不是为某一派群众组织所用，哪怕它是百分之百的左派，也不行，这个道理，太显而易见了。但“工红”他们既然是这个意图，也就不会用不好的态度对待他们几个常委。从好处讲，也可以说，他们这种国家主人公的自信和气势，倒是令人有点肃然起敬。
最后这句话似乎有点幽默，让兰贞开颜笑了起来。不过他的心里却暗暗有点痛苦，因为他本来并无对刘克成他们有这种讽刺之意，然而一出口，兰贞这么一笑，就有了这种意思，而这意思，是他不同意的。
他不觉就对兰贞说，在毛主席的思想里，一贯提倡人民当家作主，文革的发动，从《十六条》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中心思想，以及这样让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似乎每个人都成了国家主人公，就有进行这种“当家作主”的试验的意思，就是一般所说的“反修防修大演习”。那么，“工红”把常委们集中起来“学习”，也就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一种萌芽，虽然它含有杂质，然而也有合理的和了不起的东西，那就是人民起来管理国家，这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答黄炎培时，说过的理想。现在，中央对运动要“收”了，也就是说，第一次“大演习”要结束了，但亭州的这些工人们，仍然意犹未尽，仍在热心地要把他们的“演习”做到底，虽然他们在意思上含有不对的一面，但对的和可贵的一面，也仍然是很显然的，这本来是军管会应当想到去做的事情，工人们不但想到了，而且立即就做起来了，他们不认为自己犯了“鹊湖事件”这样的错误，就应当灰心丧气无所作为，他们照样继续担当国家主人公的责任，要去完成亭州的文革的任务。既然他们有这样很正经、严肃、好的一面，我们就更可以放心了。我估计不会出什么事情，另一派去抢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力量不够，如果他们要这样做，也一定会事先去问军管会，因为他们跟军管会关系密切，不像“工红”这样自行其事。据我听到的，“工红”这样做这已经是第二回，第一回是“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把常委们集中在三峰园里学习，为夺权作准备，后来造反派分裂，这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那一回可能还不包括老宗。兰贞说，对，那时他们把老宗送进了看守所，这一回是包括老宗在内了，看来亭州市委常委里是一个走资派也没有了。他说，我看，“工红”的这个事情，军管会马上就会知道，会研究出解决的办法来的。
兰贞说，听你把情况这么一分析，我就更放心了，正反两面，你都分析到了，确实是那么回事，对群众确实要这样一分为二的看，你真不愧是做老师的呢，而且比一般做老师的，水平要高得多。
他忙说，不一定不一定，水平高的人多呢，老宗虽然不当教师，但在有些方面，水平是我们这些啃书本的人不好去比的，这会儿，你在为他担心，他自己从容不迫，正在同几个常委有说有笑呢。
兰贞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一说，我真的完全放心了。你虽然不是造反派，但你认得他们，有机会给我去看看情况，啊？
他答应了兰贞。现在兰贞已经知道他不是造反派了，如果他是的，她和他将不共戴天，这是多么可悲啊。兰贞回家去，他和乔丽送至街头，挥手作别，看着兰贞在人行道上走去，形同常人。
他心里说：刘克成啊，你还想把你的“战术动作”玩到什么时候？
乔丽问，你打算到工人那里去一下吗？他说，兰贞来拜托过了，我当然要去看望一下宗进庭，顺便也要对刘克成他们适当加以劝说。想不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处在这样特殊的地位上，好像成为战国时代的游谈说客了，属于“士”这个阶层，一会儿不高兴了，他就足不出户，一会儿高兴了，他就游说诸侯。后来写书的“士”们，就夸大他们的这种先人的作用，好像能片言而改变天下局势，神奇潇洒之极的。我们医校，就是培养“士”的一个地方，学生毕业出来，叫做“医士”或“护士”，比起老百姓、普通工农，他们还是比较潇洒的。现在，普通列兵也称“士”，叫做“战士”或“士兵”，其实是不当这样使用的，古代甲士，是有身份的人，不等于现在的普通列兵，古代的普通列兵，称为“徒”或者别的什么，他够不到“士”这个阶层。再拿“生”这个字来说，指读书人，称为学生，还有“门生”这个词，都说明“生”这个字代表的级别是不高的，但是现在高等医校毕业的反而称为“医生”，中等医校毕业的反而称为“医士”，其实应当颠倒过来，“医士”应当高于“医生”。
乔丽笑道，你可以写个大字报，提出你的主张。
那就要说我这个人是神经病了。一个人如果违反习惯的大家认同的东西，那就是笑话，哪怕他所说的是真实、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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