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时候，工商联门口开始发生骚动。那门口本来就是大街人流最多的地方，左右和对面是茶叶店、钟表店、副食品商店、医药店、绸布店、饭店，可称亭州大街的繁华段，自从门口挂上“主力军纠察队”的牌子，与同一条街南边繁华段的工人文化宫“主力军总部”遥相呼应，当中还要加上“主力军文化支队”掌握的亭州剧场，形成三角形态势，控制了作为亭州最主要街道的“天福街”，一般所说“上了大街”，就是指上了这条街。工商联是古代盐司衙门所在地，后面深巷通往北城河，巷子里有个“管王庙”，供奉着管子，以纪念古代盐税创始人管仲。这条街，加上市委门口的中山塔小广场，再加上市委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文革”以来成了人们发表演讲、展示力量和互相对峙的政治舞台。大街两边凡有墙壁之处，也就成了大字报、大标语最集中的地方，人们每天从这些墙壁上获知本地的运动情况，以及偶尔有好事者所转抄的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之类。
情况先是有两个小学生女孩，指着“主力军纠察队”的两个队员，说，他们是保皇派。其中一个小女孩就被打了嘴巴子，她们揪住这两个人不放。于是旁边就有人上来，指责这两个队员打人家小学生，争吵起来。群众中有人说，你们就是保皇派。其中一个队员说，我们是保毛主席的皇。这句话被群众认为有问题，就辩论起来。越聚越多的人就像一个漩涡往“天福绸布店”那儿漩去，这样就较为远离工商联。“主力军”的这两名人员就被人们让他们站到高凳上，四周尽是责问和批判，也就是说，受到了围攻。
“主力军纠察队”闻讯出动，据说许多是肉类加工厂的屠宰工人，正是“尹司令”直管的实力，不可阻挡，不但一下子冲开了“天福绸布店”门口的人群，救走了那二人，而且在纠缠之中抓走了“工红”方面的六个工人学生。人们就涌堵到工商联门口，叫嚷要“主力军”放人。外面的人们越来越多，情绪高涨。
他在市委里得知情况，感到事态的发展正与贯彻中央《十条》相反，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且上海的人一回来，情况还要更复杂，不由得一阵灰心。如何能消弭这一紧张事态，却是火烧眉毛眼前急。如果派人到现场去，不但派不进去，恐怕也无济于事，还可能会火上浇油，也难保去劝说的人在冲突中不会受到伤害。需要立即跟双方的头头说到话，能立即联系上的，却只有“主力军”。他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工商联去，让“主力军纠察队”克制，一是如果确实抓有群众，包括以前抓的、现在抓的，要立即无条件统统放出去，不准继续扣留，二是里面的全体人员要想办法撤出，工商联里不留一人，三是如果无法撤出，就守在里面，不要往外冲，等待市委协调处理。得到的回答是，大门已经被冲开，二道门是古代的两扇大门，又厚又重，平时不曾用过，现在顶了用场，已经上了闩门杠，一时打不进来。“工红”已经封锁了工商联后门，连屋顶上都有了人，里面的人既放不出去也撤不出去。
他想了一下，要亲自到青年中学去一趟，只有到那里去找陈安国这些“工红”头头，让他们出面做工作，以疏散工商联门口的人群。但他被身边的人拦住，结果是让“文革办”的王科长去了。过了一会儿，工商联那边的电话打不通了，情况显得更为紧张起来。但他却接到了洪局长的电话。他问洪局长这会儿在哪里，回答说是在煤碳公司。他问，工商联那里的情况你知道吗？洪局长说，我们已经晓得了，书记你说现在怎么办？他说已经派人去找“工红”头头，让他们到工商联门口动员群众离开。洪局长说，不会答应的，要不然就会向市委提出无理要求。他问洪局长，你们怎么打算？洪局长说，没有办法，顺其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事态扩大了也好。对这最后一句话，他不能认同，但也不便于在电话里批评，他问，这一夜里面怎么过？天冷啊。洪局长说，里面有足够的储备干粮，有一百多条被子，他们可以轮流睡一会，其实哪里能睡得成？捱到天亮就好办了。他忍着心头恼火，说，好吧。搁下了电话。他看着窗外的夜空，是的，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已经急不起来，需要等到明天。也许，夜深以后，工商联门口的人会自动散去，屋顶上的、后门口的人也会自行撤走，里面的人就好出来。
派到青年中学去找“工红”头头的王科长回来了，报告说，青年中学里是有一些工人，但他们不知道陈安国这些头头在哪里。他叹口气，点点头，说，大家晚饭还没有吃，情况都基本清楚了，暂时也没有办法可想，除了值班的，都回家去吧，我也回宿舍，明天再说。他对负责安全的公安局牛副局长原则地布置了几句，就回宿舍而去，至于工商联门口和工商联里面，也就只有如老洪所言，顺其自然，其实也就是听之任之了。
这边才下心头，那边又上心头。办公室电话打到他宿舍说，接到宗市长从龙窝口码头打来的电话，说他和老魏、老李被“主力军”一些人强行带走，已经到了龙窝口，马上就要乘江轮到上海去。他一听，真是吃惊不小，问，他们到上海去做什么？办公室秘书说，是“主力军”强行带着三个常委到华东局去评理。他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即感到事态真是突然之间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他问，“主力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办公室秘书沉默，回答不出来。是的，这个问题秘书无法回答。
他草草地吃了，丢下饭碗就到办公室去，坐下来一支接一支的抽烟。现在，工商联那里对峙着混乱着，市委五个常委有三个被“主力軍”挟持赴华东局“告状”，而到华东局“告状”成功的“工红”方面马上就要带着三条、六条凯旋而回，亭州的局面只有他和老黄两个人来应付了。“主力军”挟持三个常委到华东局去的意图是什么？他们要开“控诉大会”和冲击青年中学的原计划改变了没有？嘴说要贯彻中央《十条》，其实倒越走越远了。想到此，心中一团乱麻，脑袋一阵晕眩，呼吸也困难起来。他倒在椅子上。他按动了警铃，秘书闻声而至，他说，送我上医院，不要惊动。秘书连忙去处理，不一会，两个人上楼来扶他下楼，上了一辆三轮车，上面有两条被单。他们把他扶上车，弄好了，送到医院去。
进了病房，医生来看了，立即就给掛水。掛着水，公安局的老汤老牛，还有常委老黄，都来了。他把情况给他们做了通报，他们沉默。他问工商联那里情况如何？他们说，现在外面的不往里攻了，里外对峙着。看来双方都在酝酿，明天上午一定会有一场恶战。
他大叹一声，说，无能为力啊。
老汤说，医生说了，杨书记需要休息。我看不能呆在这里了，要转移到外地去。
他说，我不能走。现在家里只剩两个常委了。
他叫他们沉住气，回家好好休息，准备应付明天的局面。正好王雪来了，他们就暂且告辞。他对王雪说，我有数，身体没有事，只是一时着急，血压陡然升高了一些。王雪说，情况不激烈，还能称“史无前例”吗？工商联里把抓的几个人放了，不就没事了？为什么不放人？而且还有两个小学生！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摇摇手，让王雪别说了。王雪也就不说，给他削了一个大苹果，一片一片的浸在热水碗里，看着他吃了，说，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明天看看身体能不能恢复。他叮嘱王雪把儿子看好，就催着王雪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觉得身体恢复了，跟护士说了一声，就出了医院，在街上买了两个热烧饼吃着，从小巷里到达市委，进了办公室。情况也就立即向他汇拢。
因为京口发生大规模武斗，刘克成那些人被耽搁过江几个小时，回到亭州已经半夜，不曾有什么动向。程主任是跟他们一同回来的，早上还没有来上班。问起工商联门口情况，秘书说，夜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这会儿门口人员逐渐增多。工商联里面的人还在里面。问到被“主力军”带到上海去的宗市长他们有无消息，秘书说，不曾有电话打来，早上这边电话打过去，打不到，旅馆说那些人一早起都走了。他点点头，坐下来喝茶。
不一会，老黄来了，老程来了，公安局老汤老牛也来了。亭州的能负责的人，好像就剩了这么几个，看着心中不禁凄然。也就不拘什么级别了，就这几个人坐下来讨论当前形势。
老黄说，焦点还是集中在工商联，要尽快消除那里两军对峙的状态，要不然，势态一定会扩大。关键是里面要尽快把人放出来，把两个小学生小女孩，关在里面一夜，引起群众关注，都聚集在大门口是很自然的。刘克成从北京上海转了一大圈，并且带着中央文革三条、华东局六条的有理票子，“工红”方面上午一定会有行动，群众也会推动他们支持他们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我们对“主力军”方面本来还是有数的，从昨天起，可以说，突然没数了，因为他们一些人擅自带着三个常委离开亭州，说是到华东局评理去。加上工商联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套什么计划？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一头是“工红”，一头是“主力军”，现在好像是决战的时候到了。中央《十条》刚刚下来没有几天，前天杨书记召开了两个会议，正在布署贯彻，面对两派这一情况，怎样贯彻中央精神，是我们眼前的现实。
老黄这么一说，启发了他，使他想起中央《十条》上的一句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这些话说得完全对，现实正需要照这样的指示去办，工作就应当从宣传中央文件做起。他把手往桌子一拍，说，黄部长说得对，分析得有道理，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中央文件的有力武器，来进行当前的工作，要带着中央《十条》到现场去做宣传。
老黄说，工商联那边我去！他问，你去了怎么做？说什么？老黄正要说，却见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科长捧着收音机进来，说，中央社论！屋子里一下子寂静无声，只听见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一种庄重严肃沉稳的声音重复说着“现在播送《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大家凝神屏气听着，这显然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社论，反映着全国的情况，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指引着运动的方向，而运动即使在亭州也显然到了一种紧要关头。根据社论，他心里对亭州形势将出现什么戏剧性变化已经有了大致的判断，但他不能说出来，也无力阻挡和扭转，似乎倒有一种感慨和欢喜。
社论播送结束，在座听的人们都默不作声。他缓缓抽着烟，说，等下午报纸来了，我们再组织学习、讨论。老黄你说，你打算如何做工作？老黄说，中央社论下来了，情况可能瞬息万变，刚才想好的一套可能不一定管用了。
他问，你刚才想好了哪一套？老黄说，我打算举着一个牌子到现场去，牌子上写一段中央《十条》上的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我就站在这块牌子旁边，对群众作演讲，劝说他们停止对里面的进攻，有问题可以到市委来谈。
他举起手，往桌上一拍，说，你立即就这样去做！办公室马上把这块牌子做起来，就用硬骨纸贴上白纸，工工整整写上这句话就行了，写到“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另外再做一块牌子，刚才社论里好像这样说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你们拿录音核对一下，就写这个。这样的两块牌子，黄部长去，要走在当中，再跟去两个人，一边一个，用手举着标语牌，需要有这个庄严的形式，形式这时候很重要，为这个内容服务。我们的工作不管怎么做，都要从宣传中央指示开始，要相信只有这个方法管用。
老黄离开后，他问公安局长老汤，现场怎么样？老汤说，书记放心，凡是这种场合该做的我都做了，另外我们也布置各街道居委会派人到现场认人，看看有哪些人比较活跃。对这样的老一套，他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但他点头表示认可，说，你关照一下有关同志，注意黄部长的安全。老汤立即起身而去。
这时“文革办”打来电话报告，“工红”在市委门口刷了两条大标语：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人们不觉互相看了一眼，心想造反派跟得真紧。他问，大家有什么要说的？都说没有。他说，那就有事再碰头。公安局的牛副局长进来，请示他：外面很乱，书记要不要转移一个地方？他回答说：现在不能转移。
人们都散了，他坐下来，抽着烟，沉重地思考起来。他从抽屉里取出党中央5月16日《通知》来，觉得需要再加以学习领会。这个重要文件，他没有让自己违反规定向王雪透露过一点点。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段用黑体标出的话上：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通知》的第四条是批判彭真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就在后面写了这么一大段。他其实已经多次阅读，力求深刻理解，但总觉得只能从历史上来理解，如果从眼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来理解，就有东西“隔”着，最主要的是很难拿彭真这样的人，还有目前已经心照不宣的那个大人物，去对号入座。他甚至暗想：毛主席是不是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这些人可都是从前的得力辅佐呀！可是，毛主席的口气是这样严厉，对问题是提到了这样的高度，话是说得这样的彻底，有着铁一样的逻辑性和重要性，这又怎么理解？思想真是远远跟不上毛主席。
他读着这段话，感到好像是来自天上的隆隆雷声一样。也许，正如王雪说的那样，我们要到几十年后才能领会得深一些？或许，“靠边站”的那些显赫人物自己倒是理解的，只是他们不可能点头承认。使人郁闷的是，这种思虑，却很难有能够谈谈的人，即使跟王雪也不能真正深谈，是他听王雪说得多，他自己说得少，而且总是要劝王雪在外面谨慎言谈，真是应了“明哲保身”这句老话。
运动虽然是中央号召、发动的，也就是说有一定人为性，我们有时会当作只不过是反修防修的一场“演习”，但事实上情况越来越真，运动越来越显示出自身有一定规律性，上层的重大分歧、社会的普遍矛盾，都是真实存在的。小小亭州发生的事情，竟然越来越及时地就跟中央文件、中央社论对得上号，真是令人不胜惊讶。而刘克成这些工人，上北京、到华东局，很自信地把自己跟全国联系在一起，就像一条不起眼的波浪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跟整个潮流联系在一起一样。真有点匪夷所思。眼前两派群众的斗争，好像已经“你死我活”，这个“你死我活”，也好像就是《通知》上说的“你死我活”的一种反映。从理论上说，党内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同时相应地，党内一旦发生了斗争，社会也就会有剧烈的响应。
《通知》还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这句话也是用黑体标出的。他好像这才前所未有第一次看到一样，打了一个寒颤。难怪全国运动都如火如荼，像大火一样上下全面烧了起来，难怪就连小小亭州的两派群众也这样斗得“你死我活”。
虽然群众不晓得有这个《通知》，但《十六条》已经体现了《通知》的精神，中央一系列社论实际上不断宣传着《通知》的精神。群众中的那些骨干分子，如史宏、刘克成、陈安国、张大同这些人，好像是特别心领神会的，他们起着带头作用。而像北京的谭力夫、赤兵那些青年人，也心领神会，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作出了强烈反应和坚决的抵抗。这些出身高贵的青年，家庭不一般，可能有机会看到《通知》，并且对上层的情况，对这场运动，会有特别的了解与认识，而跟基层的普通群众不同……他有点心惊胆颤地把《通知》收进抽屉，好像不敢再看……
小宗静一头闯了进来，神情重大，叫了一声“杨伯伯”，就把一份东西送到他面前，而后不声不响地在一旁坐了下来，捧着脑袋，就像上次给他看北京传单时那样心事重重。他拿起那份东西，只见一些不能算是陌生，却是不可思议的词句，像芒刺一样，一句一句扎进眼中：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知……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他努力镇静着，问，静儿，这是哪里来的？有什么情况？小宗静说，一个同学给我的，说我可以志愿参加这个组织，我不懂，我害怕。
他说，你来告诉杨伯伯，是对的，你不要参加。这个联动委员会，我不知道，从他们发出的这份《通知》看，他们是很错误、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个“联动”目前在亭州已经发展了多少人？小宗静摇头说，我不知道，这个同学告诉我，在我们亭州，第一批先发展县团级子女，第二批是科局级子女，很严格。
他问这个同学是谁？小宗静很抱歉地跟他摇头，不肯说。
他点头，说，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但你要负责转告这个同学，把我的态度告诉他，让他不要在亭州发展这个组织，让他拒绝执行这个任务，我明确地说，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是很错误的。
小宗静点点头。他很想问，你宗真哥哥、建国哥哥，有没有人去发展他们？但考虑到不能给小宗静增添心理压力，也就不问了。
他叹一口气，说，静儿，你们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在政治上还是小孩子，很多事情，你们不懂，你今天来问我，是对的，以后碰到这一类事情，也不要自己作决定，要回来问父母、问长辈的人，好吗？小宗静点了头。
他问，你宗真哥哥在家里画儿画得怎么样了？小宗静脸上春花一样绽出笑容来，说，画得很好了，老先生说他有灵气呢！
他也笑了起来，你也可以跟在宗真后面画着玩玩嘛，在家里多呆呆，自己唱唱歌，带着小妹妹，少到外面去跑，现在情况很复杂。
小宗静的头又沉重地低下去，忽然抬头问，杨伯伯，我们为什么就错了？我们为什么就成了保守派？《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一播送，我们学校“红色保卫军”就不行了，许多人退出，跑去参加“红旗兵团”，就连小琴，也跑过去了。她本来是“红旗兵团”的，后来退出“红旗”，加入我们“红色保卫军”，现在又退出我们，加入到那一边去了，还在操场上发表演讲，在全校出了名，影响可大啦。
他问，小琴是谁呀？宗静说，她爸是手工业局冯局长。可“红旗兵团”那边明明是反党的，把曹校长都逼死了，怎么倒成了正确路线！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很不理解”，原来是这样，当然很不理解了！
他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他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嘛，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不愿意当保守派，这是好事情，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股什么潮流来了，多数人会跟着跑过去，你也可以站到一个高处去观望观望，毛主席的诗句说，“观鱼胜过富春江”嘛。作为一个学生，没有必要让自己有心理负担，有很多事情不要着急，要有长远眼光，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有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一定说得准。假如有一天会变得很符合你的想法，那时你也不要过份高兴，还是要有“一分为二”的思想，对不对？
小宗静勉强破颜一笑。他继续说，但是，在目前，你作为市委领导家里的孩子，最好呆在家里，在家里也一样可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干部子女的特殊身份，如果基本不到外面参加活动，对外面的事情不表示态度，暂时来说，我看也是可以的，你说行不行？能做到吗？
小宗静勉强地点了头。他多么愿意跟小宗静轻松地闲聊闲聊，但心中掛念着工商联那边，就把小宗静劝了出去。那份材料，他留了下来。
时间已到中午，办公室让机关食堂给大家送来了简单的饭菜，三扒两咽的应付了过去。正想着老黄，老黄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出现了，样子狼狈，上身棉衣扯破，露出白生生的棉花来。他忙站起，让老黄坐下，老黄说，我赶快汇报情况。他让老黄别忙说，先到自己办公室去把饭吃掉，换件衣服，等会儿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研究。
集中了办公室的一些同志到小会议室，老黄说，我们到工商联去时，大街上满是人，我和两个同志往前走都有困难。我们举着两个标语牌，向工商联门口接近，人越来越多，好不容易挤到大门口，那里正在撞击二道门，传出“嘭、嘭”的巨响。我们叫着“停止！停止！”但就在那一霎之间，二道门撞倒了，众人“嗡”的一声往后一退，那两扇又厚又沉的木头门连在一起，慢慢向里倒了下去，“轰”一声落地，只见里面的人惊惶往里跑，外面的人喊着“冲啊”潮水一样涌进，我们就像漂浮了一样身不由己随潮而进。里面乱成一团，只听得一片“救人！找孩子！打老保！”的叫声，发生着纠缠和打斗，又听得说“老保从后门跑了！”人流往里冲，后面的人像潮水一样不断往里涌。
我站到墙边花坛上，说着“工人同志们，我们是代表市委来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防一个工人虎狼似的一把将我拉了下来，手指抠住口袋，棉衣一下子就被扯破了。突然里面传出一片欢呼，许多人拥着、搀着十几个人，说是“找到了找到了，赶快送医院！”这些人就是被“主力军纠察队”先后抓进来的，其中有工人，也有学生，看上去确实吃过苦头，其中有人身体是有些不支了，而两个小学生女孩也找到了，很可怜地哭着，一窝蜂往大门口送去。接着又有几个人被搀出来，也有脸上流着血的。人们嚷着“我们的伤员！被老保打伤了！快送医院！”又一窝蜂送走。有人呼起口号来，“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
这时里面又有一些人走出来，只听得乱嚷着“搜到反动证据了！”人们给他们让路。当中簇拥着两个工人，手上捧着的是金条、金元宝、银元之类的东西，却向我们走来，当中的工人说，我是运输公司的，我叫郑林，这是我们从里面搜出来的，有国民党的旗子，有国民党的公章，还有这些金银财宝，你们是市委来的，交给你们。
我一见那些东西，也有些触目惊心，从未见过，但马上想到工商联里有这些东西也不奇怪，因为有几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室就设在里面，他们会有自己特殊的不为人知的工作。于是说，我们是来宣传中央精神的，工商联的这些东西你们几个人负责送到市委“文革办”去。正说着，突然有人高叫“老保大队人马来了！赶快往外冲啊！”人群大乱，一齐喊着“冲啊！”掉头往大门那里涌去。也把那几个工人裹挟而去。
一霎之间工商联里全空了，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只见大门那边确实涌进了“主力军”的大队人马，都一式戴着“主力军”袖章。这时我一眼看到了总工会的刘诚，而老刘也看到了我们。老刘走上来握手，说，让你们吃苦了。我觉得老刘率领“主力军”冲过来是很失策的，就说，老刘，里面的人跑就跑了，你怎么又带人打得来呢？这下子谁是谁非能说得清吗？老刘无话回答，这时一群“主力军纠察队”乱嚷着，从外面扭送进来十多人，往里送去，最后二人却押到我们面前。正是叫郑林的工人。“纠察队”说，抓住反革命分子了！旁边的纠察队员呈上缴获的东西，是他已经见过的旗子公章和金银财宝。郑林说，你们血口喷人！我们是去交公的，市委的人可以做证明！我忙说，这事情我们晓得，是我们叫他们去交公的。郑林大叫着说，东西交给你们了，我们不负责了！“纠察队”把他们往里推，他们挣扎说，你们干什么？还想抓人吗？有什么权利抓人？我说，老刘，不要抓人关人。“纠察队”说，让他们交待了情况就放！说着仍把这两个人推了进去，老刘也不劝阻。
我对老刘说，我是代表市委前来制止武斗的，工作没有做得下来，这里你要妥善做好工作，不要再关人，更不能打人。正说着，“主力军”的人嚷着“让开让开”，从里面搀出好几个伤员来，脸上也都流血，显然是在刚才的武斗中受了伤。老刘指挥着说，快送医院！我就带着两个随行同志举着那两块标语牌离开了工商联。
一出工商联，就觉得大街上气氛不对，商店都关了门，隔不多远就有一些“主力军纠察队”的人，好像是设卡戒严了一样，街上空荡荡，已经很少看到别的群众。从工商联到市委，一路上看到有群众被“主力军”押解着，像抓到战俘或犯人一样，说“捉到造反头头了”。我们一路走来不断受到盘问，听我们说是市委的，就解释说，因为你们没有戴我们的袖章，所以要问一下。后来看到一大队农民打着“同盟军”的大旗，高呼着“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市委！”的口号，走了过去。至于“工红”方面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是打散了呢，还是会有新的行动，这就不得而知。
但偏偏还有人“轰隆隆”开着一部压路机而来，开压路机的小伙子傻乎乎笑嘻嘻的。这时只见十几个“主力军”队员围上去，喝令停下，一把揪下那个驾驶员，拳打脚踢，夺下压路机钥匙，有人到压路机上去破坏了一下，说，开不起来了。我们上前，说，不要打他，有话好好问。“主力军”队员问我们是什么人，我说，我们是市委的。“主力军”队员说，这是“工反”派来的压路机，想压我们，造成流血事件。我问那小伙子，你是哪里的？哪里的压路机？开到这里来做什么？小伙子说，我叫马小阳，城建局的，到稻河路有压路任务。“主力军”队员说，不要相信他！送到纠察队去审问！就把马小阳推推搡搡抓走了。
老黄说过之后，会议室里沉默无声。他划火柴，点起一支烟。那火柴盒一面印有“京口火柴”四字，一面印有《水浒》英雄人物。他想，刘克成这会儿在哪里？做什么？从华东局回来，好像还没有正式出手嘛。眼前的情况，已经让市委觉得束手无策，他们再出来从另一方面闹一下，那怎么得了？而他们一定是要出来的。他不禁想到了“失控”二字，心中一阵虚弱。老宗老魏老李三个常委这会儿仍在上海，家中发生这样大的事情，常委竟然这样缺席五分之三，市委连常委会也开不起来了，还何谈开展工作？
正沉闷着，消息传来说，“主力军”冲了青年中学，打跑了里面“工红”的人，把前天被“工红”从“主力军总部”抢走的物资抢回了工人文化宫，从青年中学抓了十几个“工红”的人，都押到亭州剧场去了。
这正是老尹老洪他们计划中的，而老刘在实行。他仿佛看到老尹他们正在很得意的笑呢。这些头脑发昏的、不听市委劝说的人！
他说，三个常委不在家，常委会也没法开，大家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坚守自己的岗位去吧。
他一支接着一支的抽烟，他想他应当把老尹老洪叫来，痛加训斥！可是他不能这样做，他们在亭州树大根深，都是强有力的人物。现在他对他们的一盘棋还看不清楚。把三个常委弄到上海去，说明着他们的计划大得很。三个常委究竟真的是被挟持而去的，还是骨里配合默契以至串通一气而去的，这也要想得复杂一些。不简单哪，这些人！他不由得打一个寒噤，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
老黄进来，说，杨书记，这样下去不行，我让办公室跟地委联系，作了报告，地委认为要他们回来；办公室用电话找到宗市长他们了，你是不是去跟他们通个话。
他起身，跟老黄到办公室去，跟老宗通到了话。问候他们在上海的情况，老宗说，我们三个人这样被弄出来，也急，但是“主力军”到上海来的人有一百多个，而且还在增加，我们走不了，他们要弄我们到华东局去评理。华东局到现在还不曾有人出来接见我们。他问，他们要评什么理？老宗说，“工红”冲了工人文化宫呀，抢劫了“主力军”的“文革”物资，打了人，另外还有抢夺、烧毁档案机密材料，他们说“工红”是牛鬼蛇神翻天，说我们市委软弱……。听到这里，他有点听不下去，说，这个理在华东局评不到好，华东局已经有六条给了“工红”，他们应当知道了。老宗说，就是对这个六条不服气，要来评理。他说，你们不能三个人都在上海，要说服“主力军”，先让你们回来两个人，行不行？现在家里常委会也没法开了，这怎么可以呢？即使造反派牛鬼蛇神也没有这样做呀。于是他就把工商联发生武斗冲突等一系列情况告诉老宗。老宗说，好吧，我知道了，让你和老黄两个在家里辛苦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早点回去。
搁下电话，心里真是郁闷得很。
老程来报告说，街上又乱起来了，满街的人，说“工红”要冲打剧场，因为“主力军”把抓的“工红”的人都关在里面审讯拷打。他说，你给我把老尹老洪找来。程主任面露难色，他说，好吧，让我跟他们通话！办公室就给拨打老尹家的电话，接听的人正是老尹。他说，老尹呀，我是杨敬尧。现在外面情况怎样？老尹说，你不和道吗，昨天是“工红”冲打了工商联，听说这会儿又要冲打剧场。听着这很明显的一面之词，心里又是一阵郁闷。他说，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要冲打剧场呢？老尹说，我也不知道呀，不过我听说他们拾到有理票子了，什么三条、六条的，复杂呀。他忍住恼火，说，老尹，关于复杂不复杂，市委正在了解情况，目前家里只剩两个常委，老宗老李老魏三个人被“主力军”带到华东局评理去了，群众之间发生这样大的冲突，我们工作上困难很大，就担心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你能不能跟老刘他们说一说，如果剧场里关了“工红”的人，就给他们都放出来，坏人是跑不掉的，群众组织不可以抓人关人。老尹说，好吧，我试试看，现在我也不一定能找到他们，我已经打过几个电话查问情况，没人接。他说，好吧，你再想想办法。
老黄问，要不要再联系一下洪局长？他说，不用了，老尹马上会告诉他的。他心想，这会儿他们那几个人说不定都在一块儿喝茶呢。
一会儿，“文革办”的同志来报告说，“工红”上千人冲进了剧场，“主力军”几百人从剧场撤退，一些被抓进去的人没有带走，但带走了包吉、张汉玉等五个人，都用绳子五花大绑，说是要送华东局。这个情况是“工红”方面主动打电话来报告的，希望市委阻拦“主力军”这样做，认为“主力军”的一系列行动是有意扩大事态、公然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想到“主力军”要绑起五个人送到华东局去，而且这之前已经挟持了三个常委，真是觉得“工红”方面说得不错，“主力军”是在“扩大事态，有意对抗”。对照中央社论的立场观点、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目前“工红”这样的“造反派”，倒有了“保”的意味，而目前“主力军”这样的“保皇派”，倒有了“反”的意味。可是，不管他们怎样，他不必有这些判断和言语，他最妥当的只能是就事论事做工作。至于到底该如何认识，交给历史去吧，他决不会表示支持哪一方，不支持哪一方。让一切水到渠成，让一切瓜熟蒂落！这就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啊，了不起的哲学家和语言大师庄子啊！
这样，全城的焦点就成了寻找被“主力军”绑走的五个人，在市委里听到的消息，一会儿报告说，成千的人涌到党校去了，因为听说五个人被转移进了党校，一会儿又报告说，成千的人涌到凤凰墩去了，因为听说五个人被转移到了凤凰墩，那里已经是郊区。但一直到晚上，人们也没有找到那五个人。这一天亭州小城就这样人流不断，像潮水一样，一会儿到东，一会儿到西。谣言四起，各种说法都有，黄昏时分，甚至有在迎春桥下、在周山河边发现几具尸体的恐怖的说法，群众自发地关心，一会儿涌到迎春桥，一会儿涌到周山河。他立即让公安局老牛亲自去看是否属实，结果并不是事实。事态真好像是乱到了极点，然而，却也有不乱的安然的一面，比如，全市的工厂企业这时候虽然停产的不少，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全市的学校和各个单位这时候都没有他们自己的动静；学生方面这时候好像退到舞台的边幕里去了，舞台的中心是工人阶级，正如学生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时是分成两派一样，现在，工人也是以两派而表演在历史舞台上；“主力军”方面现在是如此的表现，而“工红”方面，刘克成有中央文革三条、华东局六条在手，有中央《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的鼓舞，也还没有领着“工红”有什么行动，没有凭着老尹所说的这些“有理票子”来和市委见面。当然，这相对不乱的一面，这相对的宁静，是令人觉得异常的，一股强劲的大风暴，必将从显得很沉着的“工红”那方面刮将起来。
晚上八点，老魏回来了。平常不介意，现在真让他有多了一条手臂之感。老魏说上海情况不妙，华东局有人出来接待了，是个女同志，叫朱芸，小嘴儿很会说，态度沉着老练，说华东局已经有六条意见给了亭州，怎么你们还要来？而且一下子来了三位常委，你们市委总共有几个常委？这是很不妥当的。你们地委已经来电话了，让你们赶紧回去。你们应该立即回去按照中央文件、中央社论精神，参考我们的六条意见，解决亭州的问题。那边没戏了，所以老宗就让我先回来，他们带着“主力军”那一百多人随后就到。
他说，嘿，你们回来了，“主力军”还准备把人绑到华东局去呢。他就把亭州的情况简要地说给老魏听。老魏说，现在怎么办呢？不要真的弄到华东局去又吃批评、落下很差的印象。华东局管着东南这么一大片，小小亭州让他们这样操心，说不过去。他说，全市群众关注那五个被绑的人已经一天了，还没有找到，各种传闻都有，到了人心惶惶的程度。不知道“主力军”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有什么意图，能达到什么目的。我给老尹打过电话，到现在多少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接到他的回音。你看你有什么办法？老魏说，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只有去找他们，他们总该是略知一二的吧。他说，那就辛苦你。老魏说，我浑身骨头疼，正要走动走动呢。说罢，老魏就去了，他赶紧叫一个秘书跟上了老魏。
不一会，老魏就来了电话，是从南门邮所打来的，说，见到老尹他们了，五个人有下落了，已经到了鲍寺，本来准备在那里歇一脚到龙窝口去乘江轮，因为得到上海的消息，就停在鲍寺了，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上了担架，因为关在党校的时候跳了楼，摔伤了。他问，老尹他们怎么打算？老魏说，他们没有打算。我打算去把五个人接回来。他问，你接得回来吗？老魏说，我让老刘写个条子给我，我去放人。他说，你让他们自己去放人不更好吗？老魏说，我还不好给他们下这个命令，只好提出我去放人，老刘这家伙也就把条子写给我了。他说，外面下小雨了，有三十里路呢。老魏说，不要紧，我跟南门蔬菜大队找了一条机器船，走济川河，正好把五个人带回来。他说，如果有人问，全市群众找了一天没找到，怎么你这个常委就把人找到了？这个如何解释呀？老魏说，这很简单，就因为我是常委嘛。另外，我也不是直通通的去放人，第一我手里有“主力军”头头老刘的亲笔，第二，我到了那里之后，跟“主力军”说，不要轻容易就让我把人带走，也要把我当场“炮轰、打倒”一通，然后才让我把人带走。这样也好取得那五个人的信任呀。他听了哈哈一笑，说，行，你考虑很周到，就这样办。五个人带回之后，先送到医院去检查、护理，明天再说。辛苦你了。
心头一块石头落了下来，回家抓紧时间睡一觉，准备迎接明天“工红”方面可能会有的行动。老宗他们夜里两点回来了，早上，都到了办公室，他立即召开常委会。
他说，这几十个小时，风浪比较大，温度比较高，水比较浑。“工红”与“主力军”，先后到华东局去过了，“工红”刘克成还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过。“工红”是有成果带回来的，就是三条和六条，在他们手里，还没有跟我们见面。什么时候来见面，现在不知道，估计快了。“主力军”方面，是不是带了什么成果回来，我还不了解，估计也会有一些的。现在我们怎么办，不管他们手里有多少条，我们只有一条，就是中央文件，就是中央社论。老宗老李老魏三个人被“主力军”带到上海去，亭州就是我和老黄。现在是不是先由到上海去的同志，把情况介绍一下，然后由老黄介绍亭州的情况，两方面综合起来之后，我们结合学习中央精神，讨论怎么应对当前局面。
老宗端起茶杯饮了一口，放下，说，我来谈！老黄也不必介绍情况了，亭州的情况，我全知道，因为“主力军”的幕后指挥，就是我！
老宗这样一说，大家都吃惊，老宗大可不必这样说嘛。可是老宗接着还加强了一句说，确实就是我！
大家只好听他说下去：
“工红”冲了工人文化宫，抢了里面的物资，“主力军”方面酝酿了一套计划，这个计划我是知道的，没有坚决反对，实际上是默认的。“主力军”带我们到上海去，我其实是配合的。他们给了亭州“工红”六条，也给了荷州“工红”六条，荷州五万“主力军”上了街，一万上了北京，比我们厉害。这里工商联当晚发生事情，我在上海及时就得到电话了。我回电话说，让他们来攻，生产受些影响不要紧，现在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要把群众组织进一步起来，做最坏的准备。我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放手干，不要有后顾之忧，事情闹大了才好。关于冲击青年中学，是原计划中的，电话问我还冲不冲，我说，你们觉得行就行，反正都是造反派逼的，他们不让我们抓生产了。他们重点抓了五个人，我也知道，其中有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有打人凶手，有抢劫犯，抓得好，我让他们把人送到到上海给华东局看。你们可能不赞成我这么竹筒倒豆子，但情况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需要瞒啊藏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了，到一定时候说不定我还要赤膊上阵呢！
昨天我得到一份传单，是周总理接见群众时的讲话，其中传达了毛主席一段指示，说，“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主席的指示当然是对的，但是有谁能保证运动按照毛主席说的办？管他什么主席指示，现在都没用了！
他心中真是吃惊不小，想用个方法来制止老宗说下去，但老宗那样子，势不可挡，就像大青牛怒起来一样。只见老宗继续说，别的地方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亭州的情况，我的眼睛没有瞎，眼睁睁看着乌龟王八想成气候，我们袖手旁观，行吗？用“秋后算账”警告他们，没有用；记载有关的材料，又不准；不支持他们成立组织，不答应；不给他们一个“总部”，不服气；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你反动；不承认“主力军”是保守派，跟你闹；总之一切要顺着他们。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不是我们，不是各级基层党组织，“主力军”更不是，只有他们是的。干脆把江山让给他们就是了！
现在他们出手了，抢材料，烧材料，抢剧场，打文化宫，打工商联，说不定明天就要来打市委、市人委。我看，人民银行、广播电台、人民印刷厂、人民医院，还有粮库，这些重要部门，都要进一步加强保卫工作。他们是“反修防修”吗？他们是祸国殃民、是反革命暴动！
共产党从前不是领导过多少罢工、罢课，不是闹了农民运动、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吗？头二十年前，我们这些人不是亲身参加了革命战争吗？但现在他们闹的什么？难道现在是旧社会、我们是国民党吗？我说他们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历史终究会证明我说得不错。
他们不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我们市委、市人委里面有没有？他们指出来，拿出事实材料来，打倒就是了。如果是我，我听凭处置，我回老家种田去，免得为了我一个人闹得全市十几万人民不安。全市基层党组织、各单位，一共有多少中等的和小小的“走资派”？按百分之五计算，也打倒就是了，也免得为了这少数人闹得鸡犬不宁、不好好生产。那么这些人打倒之后呢？是谁来替代、填补那个百分之五？是他们，还是另选别人？他们当然认为，至少有他们一份，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但是不是党中央的政策呢？照我看不会那样简单。党中央也没有这个允诺。他们是亭州俗语说的，“头想尖了，戴笋壳儿”！
还要说一个道理，他们替补上来当官，就不会变“修”了？他们也是人嘛，我们过的桥也比他们走的路多，他们凭什么就不会变“修”？凭什么他们就可以教训我们、取代我们？这是一；第二，以后呢？那就又要由以后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来造反，来罢官，来抓百分之五。这就是今后我们国家的正常秩序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要在下一个百分之五里占多数，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和锻炼少嘛！再往后呢，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总之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面的来剃前面的头，说不定是越剃百分比越高，一直到剃完为止！
我不相信一个社会可以这样发展，我也不相信我们就这样走向共产主义。一句话，我不相信！你要让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防止各级干部特权自私走资本主义，可以，那要通过建立制度，有序进行，逐步完善，怎能这样天天搞运动大闹天宫？我虽渺小，但我不能让造反派在我还担任一定工作的地方这样成气候，不能让文化大革命在亭州这样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我举双手拥护，但我认为照目前这样搞下去没有出路。方向对，理由足，还要方法对、还要有秩序才行。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方法是用船呢，还是用桥？这是不同的。说不定就连船和桥都不要，裤腿子卷起来就过去了，还说不定要走几十、几百里下去，才有过河的办法。
老魏有点斗胆似的插话说，老宗，你发展了毛主席的话了。
老宗很严肃地说，这个玩笑不要开！运动以来，我们除了六、七、八这三个月比较主动，后来一直被动、越过越被动。造反派的工人、学生跟我们闹，一直闹到现在，越闹越大，总之像是要把一切闹翻个身，对我们这些人武斗还是文斗，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之处是在这里！要说他们是正确的、伟大的，要说我们是错误的、落后的，要说我们这些人一夜之间就过时了、无知了，打死我也不服气。
按照他们，就要把“主力军”、“红色保卫军”都看成受了错误路线蒙蔽的保守组织，要加以解散，要形成他们造反派工人、学生的一统天下。如果“主力军”错了，我们当然也错了，因为我们在他们说来，是支持这些组织的后台老板。是的，我们跟这些组织当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干脆说，就是有联系，就是用来对付他们的。这个我们要承认，不能过河拆桥拔屌无情！但最后只有“工红”这一面是“革命左派”，你们说，行吗？那么多基本群众的工作怎么做？亭州的情况，对照上面社论的意思，第一就要肯定“工红”这些人正确，第二是要求他们能高抬贵手、团结“主力军”这些人。这是有主有次，有左有右，有对有错的，区别很清楚。这能行得通吗？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如果这样，真是改天换地了，跟解放以来十七年的社会格局都不同。主力军不服气，要到上面去评理，是可以理解的嘛，所以我不但跟他们配合，还把老李老魏都骗了一起去，这个责任我负！我不怕！他们来文斗我，还是武斗我，我都无所谓！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左派，党团员倒不怎么样了，什么“反修防修”且不说，首先一条：我们的政权还能稳固吗？我表示极大的怀疑！我考虑来、考虑去，党中央不会这样做，运动到最后不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你们把我的眼睛抠掉！我决不扛顺风旗，决不顺风倒，在一定程度上我还要开顶风船，就是不能让造反派得势，全国的我们管不了，亭州的我们总还应当管到一点，不能当缩头龟。
如果全国各地都让造反派得了势，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只怕没有等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让我们“和平演变、亡党亡国”，这些造反派眼前立马就要让我们完蛋了。决不能引狼入室，不能被造反派的气势汹汹吓倒，也不能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能小看他们年纪不大，要看清楚他们野心不小。
如果说“主力军”他们受了什么蒙蔽，那么造反派的群众是不是受了什么蒙蔽呢？我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也是这样采取我认为正确的一些措施的。如有错误，我甘当其罪。在这次运动中，我不求有功，也不求无罪，但我终究无罪。
文化大革命强调独立思考，强调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那我们也不要剥夺自己的这种民主权利。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的。寇能往，我亦能往！资产阶级还说过“天赋人权”，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里的一分子，思想上怎么能低于资产阶级而不正视自己的民主权利！那不是奴才思想吗？我们在党内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光是造反派有民主权利，我们没有，哪有这样的道理！即使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方法来实行，如果侵犯民主，那也是不行的，正确就会成为错误，它不会被当成正确载入历史。
历史是谁来写？是最后胜利的人，还是最后失败的人？嘿嘿，这个问题我不回答，它也很清楚。对于不民主的、瞎胡闹的，比如造反派，我们有权利抵制、反抗、打击！反者道之动，你造我的反，我也造你的反，最后谁反得过谁，那就听凭天意、只有天知道了！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且放在一边，先把眼前这场斗争奉陪到底再说！我看，不要怕耽误生产，要尽快让“主力军”方面到体育场开一个万人大会，显示一下力量，鼓舞一下士气，到时我们要有人去出席、讲话，如果大家有顾虑，那就是我去，我不怕！
老宗如此这般还说了一些话，总的来说，有点“石破天惊”，大家不好表态，僵住了。负责记录的秘书科长早就停了笔，觉得不好记录、不敢记录、不能记录。
会是不能这样开下去的，这样开下去要犯错误。他抽了一口烟，微笑着说，老宗的发言，是学习了中央刚刚发表的第十五期社论精神，联系了我们本地的实际。我们看问题、谈问题，就应该这样深入、务实。他停顿了一下，注意到他这样一说，大家松了一口气、放了一颗心，因为他把一个很险的弯子不露形迹地给转过来了，就像让大家脱离了某种险境一样。
他说，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要进一步联系实际，把当前要做的、能做的工作，做起来，做下去，做好它！
他继续说，我所得到的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眼前最急的，一方面是群众组织之间的冲打，而另一方面，是生产、生活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急一些。
还是党中央几天前、十二月九日的《十条》，对问题抓得准！其中说到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说到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说到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说到工人之间、工人组织之间的交流，应当是在业余时间。如果能做到这些，那我们亭州的所有问题，就等于都解决了！所以，千条万条，要抓住一条，我们作为市委、市人委，要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来开展工作。
冲打工商联的“工红”人员，主要是运输公司、港务局的，这两个单位基本是“工红”的势力，煤碳、石油、粮食、棉花、各种物资目前滞留码头、无人卸货，不出三天，全市人民生活就要发生恐慌，一些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我已经跟有关的基层当权派通了话，请他们忍辱负重做好工作。
但我们还要依靠群众，要尽快跟“工红”的头头取得联系，约见一下，让他们能顾及全市生产生活的大局，动员港务局、运输公司的工人恢复生产，让留港的船只赶快卸空离港，把物资运送进库。这个问题由“文革办”负责，把这个压力给“工红”，把这个考验给他们。
正说着，突然的电话铃声让他们一惊。办公室主任接话后说，是“文革办”打来的，大批工人涌来，是“工红”的人马……。
他轻轻一拍桌，觉得自己血液膨胀，有点歇斯底里似的笑着说，刘克成来了，来得正好！
老宗脸上阴沉下来，眼里冒着火。
公安局汤局长、牛副局长在门口一声“报告”，问，常委是否需要安全转移，请指示！他从容吸了一口烟，对老汤说，你来得也快啊！老汤说，我要对常委的安全负责，请书记指示！他说，我们这时候走不了、不能走啊。还是先不要动，等着再看情况的变化。汤局长就同牛副局长退了出去。
他抽了一口烟，看了一眼常委们，说，三条、六条来了，准备接旨啊。老李说，因势利导吧。老魏说，看他们怎么表演。
他说，好吧，大家精神状态很好，意见也一致，我赞成大家的看法。那我们就等待着客人有什么行动吧。
客人的行动立即就来了一个始料不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才听得楼下有动静，二、三十个彪形大汉已经咚咚咚上了楼，兵临小会议室，四面站定，像是实行了包围一样，只差着手中握有武器。为首一人就是刘克成。他心里冷笑说着，刘克成呀，你这个蜡烛果然是做大了！只见刘克成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说，“工红”战士在市委门口列队等待，请市委领导接见！
老魏手朝四周一划，问，这算是什么？难道我们成了俘虏？《十六条》上有这一条吗？刘克成说，我们是来请市委领导接见，并且要要传达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三条、华东局的六条。
老魏说，你是什么人？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刘克成说，我是华兴机械厂工人刘克成。老魏说，我拿着枪、拎着脑袋跟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时候，你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任命的亭州市委常委，你呢，就算你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目前还是在工人的岗位上锻炼成长，这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我也不例外，我衷心希望你在运动中领好头、走正路，像这样领着人冲进市委常委会，对我们兵临城下、四面包围，不管带着什么重要指示，也是不行的。到底我们是敌人，还是朋友？是领导，还是被领导？
刘克成说，老革命的历史，是老革命的光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照你这样说，工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就行了，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呢？我想，你不是宗进庭吧？
老魏一愣，老宗把手举了一下，说，我是宗进庭。这时，空气都好像为之一紧。刘克成说，那就请宗市长跟我们到大门口去，接受革命群众对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这真让全体常委倒抽一口冷气。他作为市委书记，这时是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的了，他说，刘克成同志，我是市委书记，我对运动开展以来市委的工作负责，我到门口去跟群众见面，你们不能这样说进来就进来影响市委的工作，更不能随便就要把一个常委带出去批判。你们有事要预先跟我们联系，不要突然袭击，好吗？走，我跟你们去！
刘克成说，杨书记，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行动，是经过全体工人同意的，是符合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精神的，也是为了贯彻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对亭州运动的指示。我们不是一点也没有联系，不是突然袭击，在离开华东局时，程主任已经用电话向市委把情况做了报告。
刘克成手一挥，几个工人站到了老宗的身边。老宗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红本本，说，我也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好吗？刘克成说，你读。老宗念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跟你们去。说着挪开椅子就朝门外走，工人们跟了上去。
会议室里顿时像是大兵过后的荒寂。常委们看着他，他点起一支烟来，沉思着吸了两口，说，天大的事情，没有让老宗一个人扛着的道理，我们都去！他在烟缸里狠狠戳灭了香烟，手一挥，常委都跟在他的后面，到门口去。
到了门口，只见数千工人戴着“工红”袖章，竖着许多大旗，把中山塔面前小广场和向南延伸的路都站满了，边沿上还站着围观的群众，四面交通堵塞、密不透风，但好在不是大城市，街上基本上没有机动车辆，并且四周小巷连通，要过路的行人自可绕道而走。老宗已经被指令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群众，而群众不断被领呼口号，震耳欲聋，冲天而起，其中就有“打倒宗进庭”。老宗的头颅不是昂着的，但也不能算是低着，既保持着尊严，同时也不藐视谁。
唉，人到了这种场合，自然也就好比演员上了舞台就得进入角色一样。老宗这就是所谓被群众“揪”了出来，眼前景象恍然不可思议，而他和常委们，还有程主任等干部，也就为这不可思议的场面所牵动，不期然而然地站到了老宗的身后和椅子两边，就像是给老宗当龙套做陪衬，虽然是被动的，但也等于承认了本来不能承认的这种局面。
在老宗和群众之间留了一段距离，像是必要的舞台空间，刘克成和陈安国二人在这舞台的最前面，这时他们是这些群众的首领，是这个场面的组织者、指挥者，虽不是威风凛凛，却也是镇定自若，你很难把他们看作是平时车间里的一名普通工人了。
他的眼光不觉跟着刘克成转，心里好像觉得刘克成十分对不起他似的。实际上他对刘克成也是抱有惋惜之意，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的青年工人如果不是起来造反该是多好，即使做一个老洪所说的逍遥派，也还是可培养的有用之人，而做了这个造反派，跟我们这样对立起来，做这种黑下脸来的事情，将来可怎么好呢？在某种内心里是几十年也不能解的结！他心里逐渐抑制不住地有点痛恨刘克成，而觉得自己的眼光为之一变。
口号声一阵阵不绝于耳，“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坚决贯彻‘中央文革’、华东局对亭州的指示”，还有“打倒亭州的保守组织主力军”，“严惩主力军一小撮坏头头”，“打倒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宗进庭”。当这些震天的口号腾空而起时，那站在椅子上的老宗，越发显得孤立和难堪，好像挨着一记一记的重锤，但他知道，老宗对这些，是无动于衷的。
刘克成亲自举臂领呼“打倒宗进庭！”底下群众一时也就特别地群情激愤起来，用特别大的声音响应着刘克成，老宗就像旷野大风中的一棵树艰难地坚强地挺立着。
刘克成宣布，下面，首先由我宣读“中央文革”接待站对亭州的三条指示，华东局对亭州的六条指示！刘克成作了宣读，又响起一阵冲天的口号声。这些指示，的确大长了眼前这些群众的士气和威风。宣读之后，有工人就把抄成大字报的三条和六条张贴到了市委门口的墙上。
刘克成说，现在，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对宗进庭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只见陈安国用他特有的铜钟一样的声音说，宗进庭，你好好听着，如果不服气，你可以反驳。陈安国就从口袋里取出稿子，口若悬河说了起来，但并没有朝稿子看一眼，显示着非凡的记性和口才。
宗进庭被列数“十大罪状”：
第一，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宗进庭听从中国赫鲁晓夫旨意，大刮五风，说中央首长说了，你们这里条件好，亩产万斤还不夠，还要再多些，要赶安徽超河南，大搞土地深翻。结果一直把死土翻上来，造成大减产，粮食还要按照浮夸出来的数字搞过头征购，造成严重饥饿和死亡。在其亲自蹲点的于墩公社，由于大刮浮夸风，强迫命令，大搞过头征购，造成农民断粮断炊，较大面积死亡，而他自己，每到一处，大吃大喝，无菜不下饭，无酒不进餐。在“新三反，反五风”中，上面追查“于墩事件”，宗进庭转过身来，把责任推到下面去，大整社队基层干部，于墩公社有六十七人挨整，有一个大队老支书自杀身亡。轮到宗进庭在市委做检讨时，却说，“大跃进以来有点搞乱了”，把他追随中国赫鲁晓夫大刮五风、造成严重后果这些事情，一古脑儿推到大跃进头上去。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二，一九六二年宗进庭负责在八个乡推广学安徽，进行包产到户，积极参与改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呜锣开道。他实行所谓“开笼放鸡”，把许多单位从公私合营退到大集体，从大集体退到小集体，从小集体退到个体。并且在全民所有制的单位搞集体性质的车间或者集体性质的小组，印刷厂、肉联厂里都有，这样千方百计蚕食社会主义，给资本主义让路。他大砍大跃进中创办起来的工厂，比如炼油厂、制药厂被砍，在群众反对下，亭州纱厂等企业才得以保存下来。于墩公社一个富农分子反攻倒算，向学校索要四间瓦房，竟然打伤校长。宗进庭不但不处分富农分子，反而将校长撤职调走，把四间瓦房还给富农分子，而且让生产队派出五十个人工为富农分子修房。宗进庭就这样丧心病狂忠实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退”字。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顾中央三令五申，挪用应该退赔给农民150万块砖，致使许多社员无房居住。
第三，宗进庭是一个私心极重的家伙，龙窝口抓获走私，有大罗马、英纳格等外国手表，时价人民币200元，他以80元私分，自己也捞了一块，另有三十只女表，时价120元，他由财政局以每只70元内部处理，他的夫人也少不了一块。由于分赃不平，事情捅到上海海关，海关来函查问，结果他一手遮天、谈慌欺骗，不了了之。他大搞假预算，把应交国家的资金转为预算外地方收入，高达上百万元。就这样，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戴外国手表，穿呢子大衣，手上有花不完的钱，为所欲为。据统计，仅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这两年，他在市委招待所大吃大喝达到149次。他的生活和他蹲点的于墩公社人民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人民不由得要问，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四，在亭州“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之后，仍然拒不端正方向路线。中央文件明文规定，公私合营要改国营，资本家工作另行安排，不再担任单位领导，但宗进庭拒不执行，至今这些有关资本家仍然在公私合营单位的领导岗位上。这就是宗进庭的阶级路线。
第五，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普通群众、一般干部，转移斗争大方向。当学校革命师生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时，他对革命师生实行白色恐怖，布置工作组，整理黑材料，围剿革命派，要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妄图扭转和扼杀文化大革命。在学生静坐期间，猖狂极点，亲自布置公安便衣人员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利用“四清工作组”和有关当权派，推行资反路线，把敢于起来揭露问题、造走资派的反、敢于声援革命红卫兵的工人，定为“反党分子”，整理黑材料，设置黑牢房，实行非法禁闭，扬言要“秋后算账”。
第六，为了掩盖其推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保护自己，当革命的学生、工人起来斗争时，不惜抛出基层领导干部做“替罪羊”，同时利用工会、共青团等组织，欺骗群众，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第七，动用公安、街道等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基层组织，对革命群众进行监视和威胁，形成白色恐怖，意图瓦解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干革命的学生和工人。
第八，他通过秘密手段，将130名工人学生列入黑名单；在“首脑机关周围政治情况图”上，将几十名革命的工人学生与四类分子一起做了图标，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他百般阻挠成立我市工人阶级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并且把倡议成立“工红”的五十六人列入重点黑名单，布置给公安、街道以及各有关单位，加以监控。总之，对于文化大革命，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毒手狠的刽子手。
第九，他幕后策划、组织全市保守组织“主力军”、“同盟军”、“红老兵”、“红保军”，以抵制、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亭州的贯彻执行，并且幕后指挥“主力军”千方百计打击“工红”，造成一系列严重事件，直至煽动“主力军”人员到华东局无理取闹，并且准备让“主力军”罢工，以求一逞。
第十，早在一九四六年，宗进庭就拒不执行北撤命令，成为革命的“除奸”对象，后来侥幸逃脱，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可见，宗进庭本来就是一个蜕化变质、阶级异己分子，一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时梦想复辟倒退，是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到末路来临，于是穷凶极恶，阶级本性大暴露，犯下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累累罪行。我们勒令宗进庭作深刻反省，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全市人民低头认罪……
愤怒的口号声忽然中断，工人的后队乱了起来，有工人来向刘克成、陈安国报告什么消息。陈安国吼道，集合！跑去整理队伍。刘克成走过来说，宗进庭，这次批判大会，到此结束，你可以回家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主力军”来保护你了。我们“工红”主动撤退，避免武斗。杨书记，各位常委，严峻的斗争就在眼前，希望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
只见工人已经列队，陈安国在激动地吼着，刘克成又上去说了几句，陈安国发出两声口令，整个队伍一个转身，从容向东开去。他和众人把宗进庭扶下椅子，老宗抬起头来，脸色铁青。这时，一阵跑步声让地面都震动着，“主力军”打着大旗从西面跑步而来。他掉头就朝中山塔里走，大家拥着老宗跟上了他。
他停步转身对大家说，刚才这一幕，老宗已经有过两回，我和老魏老黄也可算有过一回，以后，大家都要作好准备，毛主席从前不是说过吗，要硬着头皮顶住。大家都回去休息，准备应付更加复杂的局面。他这番话，说了是为着安慰宗进庭的。说完，他朝机关后院的方向走去。这时听得中山塔外面响起震天的口号声，具体也听不清。他觉得头脑一阵昏沉。
那天，意外的是，饭后他竟然睡了足足两个小时。用冷水洗了脸，头脑清醒过来，立即也就想到“工红”在中山塔门口批斗老宗的那场面、那情景、那十大罪状，其实对他刺激也是很大的，对常委们的刺激想必同样很大。虽然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似乎也就不可怕。整个的机关系统，整个的干部队伍，是随时准备倾听市委的声音的。
王雪给他泡上茶，放在他面前，问，老宗不要紧吧？他说，不要紧。这一向时，王雪确如她说过的，再也不谈那些重大而容易发生争议的话题了，而且就连亭州“文革”的事情也缄口不言。他已经不知道王雪内心深处有些什么想法，是不是真的放弃或者搁置了她那些激烈的思考。但既然王雪决定持这种搁置的态度，他也就不必有所担忧了。他这个三口之家，要说思想的真正统一，想来也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何况是全党全国人民呢？可是毛主席却就是要用他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这种决心和气魄，确实极大，因为毛主席的理由，也是极大。但毛主席并不是头一回这样做，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毛主席用他的思想不断地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吗？
然而，王雪这向时的沉默寡言，又有点令他觉得不安，好像是他压抑着她似的。他想逗她说说话，于是问王雪，你这一向时怎么不大说话了？你思想里在考虑什么？思想是不会停止的。王雪却轻松一笑，说，我想了个逃避现实的好方法，我在看长篇小说呢。他感到好奇，问，看的什么长篇小说？王雪说，浩然的《艳阳天》。他问，写得好吗？王雪说，写得好。他问，怎么好法？王雪说，刻划了农村里形形色色的人，社会主义新人是如何成长的，中农阶层是如何得到进步的，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有哪些言行，他们在我们党内有怎样的代理人。很具体，很生动。对于我理解当前的运动，也很有帮助。他感了兴趣，说，你举个例子来。王雪就去拿来《艳阳天》，翻开到第六十八章的末尾，说，你看，这个马之悦，是作为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来描写刻画的，当过高级社党支书，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犯错误被处分之后，仍然担任高级社副主任，他策划如何搞垮农业社，对一个富农分子是这样说的：“他们抓穷鬼，咱们抓富户。一改了制度，说话最吃香的，就不是什么劳动人民了，翻了个儿——有钱能使鬼推磨，富户就成了台柱子。”我把马之悦这句话反复体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做法和结果，不都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吗？一切其实也是很简单的，解散农业社，把我们依靠的阶级基础改成所谓“富户”就行了，一方面我们还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不是我们了，因为社会全然不同了。
他一听，又觉得王雪扯远、扯深了，仍固执在她一贯思索的那些问题上，他觉得有些茫然，没有回答，饮了一口茶。王雪大约见他反映冷淡，也就戛然而止，说，我到局里去了。走了出去。
他的思想回到当前。发觉自己在市委受到“工红”冲击之后，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他多少还是能让自己对“文革”朝理解的方面去想一些的，现在内心里几乎一下子也成了很不理解的人，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样的方式方法实在难以接受。理论虽无可挑剔，实践却是难行。长远虽对，眼前难行。可是群众却很有劲头，群众恨不得把你们的脑袋瓜子拧过来跟他们完全朝着一个方向似的，这样乱哄哄地闹。
这样一想，他不觉又倒过来问自己：你怎么就不能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跟毛主席、跟“工红”这样的群众完全地一致起来呢？想来想去，得不出结论，拿不出主张，只有摇头和痛苦。
秘书领着一个人来见他，是驻亭部队政治部姚主任，穿着便衣，跟了一个小伙子，是警卫员，也穿着便衣。他让姚主任坐下，秘书沏茶，警卫员守在门外。姚主任说是代表宋政委来的，因为听说“工红”冲击了市委，不放心，来了解一下情况。他代表市委表示感谢，把情况作了通报，请部队放心。姚主任是个知识分子，白净面皮，戴着金丝眼镜，气质态度有点像是大学里的一个很洋派的教员。听了他的通报，说了几句慰问性的话，表示了部队的密切关注之意，也就告辞。他也不便多谈，就将姚主任送了出来。
正送到市委门口，却传来一阵粗哑的口号声，从东边街上出现了几百人的游行队伍，一目了然全是农民。怎么回事？正在惊惶，听出了农民的口号喊的是“打倒宗进庭！”他忙把姚主任拉着往回退缩，但姚主任说，不要紧，我站在旁边看看，就让到门口旁边的屋子里。这时程主任急忙迎着农民队伍走去。农民队伍在市委门口站住了，呼了一通口号，其中有“坚决清算宗进庭‘刮五风’的滔天罪行”这么一句，那么这就是他们此行的主题了。不知程主任在外面是怎样回答农民的，不一会，农民队伍也就呼喊着口号离开了。程主任拿着一张大字报进来，摊开看时，原来是于墩公社的农民，虽然于墩已经不属亭州，几年前区划调整划归碧阳县了，但宗进庭当年是在于墩蹲点，大刮“五风”，过头征购，以致饿死了若干农民，成了省里追查的“于墩事件”，既然现在闹“文革”，所以那里的农民还是到亭州来“造反”，给市委送来了大字报。
姚主任看了，点点头，没表示什么态度，说，我走了。他也就跟姚主任握手言别，心中有一种很惶愧很丢人的感觉，好像造成“于墩事件”的是他杨敬尧。程主任问他，这张大字报怎么处理？他想了一下，说，大字报我已经看过了，知道了，工人也已经批斗过老宗，暂时收在你们这里吧。
回到办公室里坐下来，喝了两口茶，好像才缓过气来。想到姚主任的来访，不禁想起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对于什么是国家的论述，“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理论和实际就这样活生生的联系起来，理论显得这样明白，而实际也更被照亮了。“工红”这些工人，还有那些学生，他们之所以能这样闹，是有军队忠诚保卫着这个社会呢，他们能有这样的体会吗？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讨论通过《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自始至终都说的是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说的也就是“文革”与国家的根本关系，认为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特地穿上了军装，那身军装与姚主任身上的军装，是一样的，全国穿着这身军装的人都随时只听毛主席一个人的号令，多么意味深长！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决心真大呀。
想到于墩农民上街游行，他不由得想起毛主席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的一句话来：“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那么，现在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亲手发动群众，做给儿子孙子们看的。儿子孙子这样的全过程，他杨敬尧现在四十多岁，将来能看到吗？将来真的会有那种可能、会像“文革”这样爆发革命吗？毛主席的语气是那样自信，虽然所说是一种“如果”，但其中的逻辑性、必然性却无法否认。这当然很可怕。但到底如何，还有待时日。他叹一口气，回顾自己接待姚主任时，言谈比较客观谨慎，这让他自己感到满意。进一步，他认为，“文革”以来，他所持基本态度，也是恰当的。
程主任给他送来三首诗，说是一个老同志写的，只在可靠小范围传阅，不可外泄。他看那三首诗是：
1，工作多年未息肩，是非功过在心田；火烧炮打走资派，不结私仇只怨天。2，眼前文革乱哄哄，考验人生道德功；宁可靠边遭诽谤，不为魑魅作沙虫。3，火中取栗有人在，嫁祸感恩复杂情；铁骨几人称好汉，堪悲权重臭声名。
他看了一笑，说，还是有点不理解啊,但是态度还是辩证的，也算是触及灵魂吧。将诗还给老程。老程来却主要是报告一个可靠消息，说“主力军”方面正在策划全市罢工，他们扬言说上海无锡都闹停产了。这消息令他倒抽一口冷气，分明有一股强劲的血雨腥风正从另一面而来。然而，正在这时，传来地委电话通知，要他立即前往荷州开会。这将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他也正好从亭州脱身。情况似已到了白热化程式度，“文革”形势实在是到了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对办公室作了一些原则布置，跟常委们也没有见面，就乘上部队派来的车子，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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