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将一种主流价值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症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需归罪于镜子本身。这个镜中之像呈现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是由重重叠叠的权力关系构成的网络,只要进入其内在逻辑与机制,便很难挣脱出来,仿佛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或者“万难毁坏的铁屋子”。那么,面对这个新世纪的“铁屋子”,我们该如何突围呢?
说讴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金光大道》“没有认识价值,‘只是图解了一个误国殃民的政策’”,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诬蔑为“整个中国的巨大灾难”,“请问这是抨击浩然还是抨击共产党、抨击社会主义制度?”
从格瓦拉后来的经历和著述中可以觉察到,青年时代的摩托之旅为革命事业做了铺垫。年轻的格瓦拉跨上摩托车,一路飞奔而去,远离有保障的优越生活,沿路了解到拉丁美洲大陆的民情。
旅行让格瓦拉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理想。摩托旅行的十年后,格瓦拉曾这样说:“我深信,我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履行一桩使命,为了这桩使命,我必须牺牲家庭,必须牺牲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享乐,必须牺牲我个人的人身安全,也许还得献出我的生命。但是,这是我和人民达成的一个约定。而且,我真诚地认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不能脱离人民。”(1961年8月9日的讲话)
一方面,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巨大作用,曾带领我们走出百年迷茫;另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的误会又比比皆是,许多人只是接受了几个教条,便自以为融会贯通,对马克思的“评论”压倒了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没有哪个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被评论的那么多,而又被阅读的那么少。回归马克思的事业,追寻自我与人类的精神自由。时代需要中国人深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说过,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尝试了各种主义和办法,最终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