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是给一个小说集写的自序，时间是1922年12月3日。从文体上看，这是一个纪实性和回忆性的散文。在他写自序的时候，《呐喊》中的小说已经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自序是要说明：鲁迅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这些小说是从哪里来的;自序用了一个讲故事的写法，就是讲自己的事情。先从鲁迅医学之梦的破灭和文学之梦的开始，“弃医从文”，“观看在日本被绑中国人时旁边中国人的看客心理”对他的触动。第二部分交代金心异的来访，以及《呐喊》的由来。文字所传达的寂寞与荒凉因此是一种政治性的叙述，体现鲁迅的文学由“希望文学”向“反抗绝望文学”形式的变化。

鲁迅文学的诞生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事件，我们在以往的文学历史中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学诞生过程;在此之后，我们一直处于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下，但再也还没有看到同样深刻的文学诞生过程。

第九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会于2013年3月17日在成都百果林举行。本期讨论电影《钢的琴》，参会者各按所感所思，对这部反映当前工人真实处境、思考和命运的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私有化市场化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的困苦生活予以严肃的揭露和批判，并对电影结束后，那个故事将会面对的“下一步”提出了深刻的追问，也由此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网友“食草动物”认为：(《钢的琴》中)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分工合作、各尽所能......这打破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神话，原来不需要资本家、不需要CEO、不需要CFO，组织起来的工人一样可以生产。

李牧檄感言：人与人之间能超越金钱和权力的是什么?是信仰，是理想。当有了共同信仰和理想的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超越了金钱和权力的束缚，那就是社会主义。

倪剑雄评价道：《钢的琴》让我们重新看到真实的工人阶级。

李云雷的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分别从“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底层文学的理论和批评”和“农村问题与文学叙述”三个维度展开讲述中国的底层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他自己对这一文学现象抱以的拳拳关注之情。

李云雷认为，“底层”具体是指在以城市精英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中处于被剥夺、被伤害的阶层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等。李云雷的批评集中不时提到鲁迅的“大众文艺观”及社会作用，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底层的界定、创作源泉和在创作方法及态度上，李云雷文本的态度与毛泽东《延安讲话》中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不同的是，较之毛泽东时代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理想主义的“工农兵人民大众”，李云雷指涉的“底层”则是一个实体性存在，是现实中无权利，文化水平低，被压抑和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真实的“底层”。

李云雷的批评思想在继承新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已然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新的文艺评论思想。这一理论的建构视角正是“底层”，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只有“底层”的进步，才有中国社会总体的进步。

说起来，美国是一个难于理解他人的国家。正如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指出的，号称世界上最“开放自由”的美国，却又有着罕见的“封闭性”，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以外的世界毫无兴趣，主流美国人的史地知识大概还不如中国的小学生。

美国难于理解他人，这在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机器好莱坞电影中表现得最充分。冷战时期，除了大量直接丑化美国敌人的影片，“外星人入侵”的主题则是对“共产主义威胁”的隐晦象征。进入到新世纪后，随着阿布格莱布﹑关塔纳摩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秘密黑狱依次曝光，出现了一种新派风格的军国主义电影。在这些影视剧中，酷刑和折磨不是被遮掩，而是作为“必要手段”来加以合理化。另一部最近在奥斯卡奖上大获全胜的影片《逃离德黑兰》(Argo)亦散发出陈腐的气味。它基本上就是重复着如何从野蛮人手中解救文明的白人的故事。所谓“野蛮人”就是印第安人=黑人=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

当今世界，美国若不进行彻底的自我反思，将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蒋介石已经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可能放弃的领土，把河南灾民当成了一个给他带来拖累的包袱，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蒋介石对在河南救灾毫无兴趣，他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甚至故意让河南沦陷以便摆脱自己救灾的责任。

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人民才是力量之源，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指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唯一宗旨。1943年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陕甘宁边区，仍然接受了近万名河南灾民，在晋冀鲁豫边区，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就接受25万多河南灾民。1942年，陕甘宁边区也遭受严重旱灾，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但却完全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如果一个政权把人民视为包袱而不是依靠的力量，最终必将走上于人民为敌的道路，并为人民所抛弃。蒋介石以及国军对人民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