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集》连载
沙黑 著
“仁义”在历史中的一瞥
自孔子以来的历史已有二千五百年，虽然“仁义”二字不能说是发明于孔子，但二千多年来是归于孔子的。这里我们试举《吴越春秋》中的几段，来对“仁义”的历史影响做个考察。此书作于东汉，写的是春秋年代吴越历史，其中的历史人物，如伍子胥、越王勾践、吴王夫差久已为人熟知。打开此书不到百页，语涉“仁义”的话已有好几处，随手标出，便可看到在著书的东汉人心目中，“仁”学起何作用，这方法近于“抽样调查”，很简便的。
吴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修公刘、后稷之业，积德行义……古公三子……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季历卒，子昌立，号曰西伯(周文王)，遵公刘、古公之术，业于养老，天下归之……太子发(周武王)……伐殷。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太)王，追封太伯于吴。
这一段是叙周的初史，交代吴国之祖吴太伯的由来。行文中的慈仁、德义、仁义，有如膏药或标签，直接往古史和古代先人身上贴去，显出经过西汉“独尊儒术”，东汉写书人这方面已经运用娴熟。而其实，后稷、公刘、季历这些古人，到底如何的慈仁、德义、仁义，东汉写书人也未必清楚，反正大家都这样贴，也就照贴不误。这些成功的先王，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起码是能协调并凝聚相当的力量，才能创下江山基业，这协调与凝聚里面，抽象地说，确实就应有“仁义”这意思在发挥作用，也就是在自己所团结的范围里，按等级存在着与施行着某种“爱”，然后是尽可能地“泛爱”。
“仁义”这东西，哪怕其词语还没有产生，它的意思却该是由来已久的，在组织先民开辟华夏大地方面，功不可没。也正因有这样的基础，它才有被思想家发掘和利用的可能，孔子则是其中之最著名者，只不过时移世易，孔子想把它的意思限定在“克己复礼”，有点勉为其难了。
任何一种社会集团内部，任何一个社会全体，总是需要“仁义”这个东西来充当粘合剂而团结之，但要把它说成无差别的“泛”的“普”的东西，就不会有人相信了，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是那样的。
孔子自己就明确说了：“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这些，都是孔子说的。这就说明，“仁义”是不必、也不可能那样“泛”和“普”。
至此，我们就读到了周的初年，古公亶甫的三个儿子让位而不是争位的动人故事，结果是最小的儿子季历即位，两个哥哥避他而跑到南方荆蛮之地去了，成为吴国的先祖。
吴太伯与弟弟仲雍共同创立吴国，太伯去世，仲雍即位，传了十七世而到寿梦，有点蹊跷的是，这十七世都是仲雍的后代，而与吴太伯的后代无关，且天下太平。
吴寿梦又面临传位，他有子四人，想传位给第四子季札，结果季札推让，长子诸樊也表示推让，后来是诸樊当政，表示以后“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要效仿周初故事，让国给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诸樊殁后，弟弟余祭即位，余祭殁后，弟弟余昧即位，这些，表面上看，都是重复着吴太伯传位于弟弟的故事，内情我们就不知道了。
接下来，余昧将去世，该轮到传季札，结果“季札让，逃去”，说自己要“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于是余昧之子立，是为吴王僚。人们不免疑问的是，“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是天然与王位之“富贵”相矛盾的吗?这且不说它。
到了吴王僚，就发生了公子光谋杀取位的事情。公子光就是诸樊的儿子阖庐，在伍子胥协助下，求得刺客专诸，于吴王僚十三年谋杀成功，阖庐踏着鲜血登上宝座。这就打破了前面所说历来“让”的传统与“继”的系列，而将先前的一切写在纸上好看的东西全变成了疑问。
然而这个以谋杀而登王座的阖庐，《吴越春秋》却这样记载着：“阖庐元年，始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那么，这“仁义”是真是假呢?我们且承认它是真的，然而，却也无法改变他谋杀上台的前史。
到了阖庐要立太子时，不准备立夫差，说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伍子胥却说，“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在伍子胥劝说下，夫差得以被立为太子。
吴王阖庐认为夫差“愚而不仁”，这似乎有双重标准之嫌，因为他自己谋杀夺位，无论按“仁”之狭义、广义、本义、引伸义、表面义、内里义，在任何解释的意义上去理解，他都够不上，除非他认为自己谋杀夺位也是一种“仁”。
可是伍子胥却当着阖庐的面，把很高程度的“仁”赋予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简直是一个浑身发出“仁”的光辉的人。那么，作史者这样写时，却没有想到，这不等于是让伍子胥骂阖庐吗?史家在这里的文字上是很贫乏的。
然而夫差其人到底“仁义”与否呢?他后来杀了忠臣伍子胥，把吴国弄完了，灭亡于越王勾践，自己也可耻地在勾践面前饮剑自尽。这样看来，他的父王阖庐以前对他的评语就是对的：“愚而不仁”，而伍子胥对他的评论就是不对的：“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那么，“仁义”到底是什么、有无标准，这时就更是成为糊涂账。
从行为看，无论伍子胥，无论阖庐(他们该是与孔子墨子晏子同时代人)，“仁义”二字，似乎是他们选立太子的共同标准。到底仅仅是后来《吴越春秋》的按照时尚这样地写史而已，还是阖庐伍子胥这样的人，在当时确实总是这样地拿“仁义”做着标准或说词?如今看来，大约还是出于之笔的多，而不是出于事实的原样。
不管作为东汉人的《吴越春秋》的，是如何这样地遵循通行的儒学来写书，我们从他们写出的这书上，却对“仁义”二字是越读越糊涂了，甚至读出了一个“假”字，乃至带着血腥气味。可以说，从“太伯三以让天下”起，就是可疑的：太伯去世，为何是仲雍接位?为何仲雍这一系往下传了十七世之久?如此等等，其中必有隐情。而这假的历史写到阖庐，实在也就假不下去，写出了血淋淋的宫廷谋杀。
到此，我们不由得佩服鲁迅了，他一语道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其《狂人日记》借“狂人”之角度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黑暗的天空，撕破了“仁义道德”的“普世礼教”的假面，历史已经不能再以“儒术”来虚伪地书写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仁义在历史上一无是处，比如，在元末天下大乱，到处烧杀抢掠的情况下，比起一般草莽而稍有文化的朱元璋就用“仁义”二字建立军纪，客观上就减轻了社会人民的痛苦：
朱元璋申明军纪说，“要平定天下必须讲仁义，……打仗占城子要用兵，安定民心要用仁。……要用心抚恤，使人民乐于归附。这样，其他郡县就会闻风归附了。我每回听到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乱杀人，就喜欢得不得了。”(吴晗：《朱元璋传》引《明太祖实录》)
此外，在人民中间，仁义二字不但能够借以表达他们的诉求，也是他们借以相濡以沫以至团结抗争的思想文化资源，比如从《庄子》里所写的“盗跖”，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及绿林好汉替天行道之类，所反映的事实就是这样。应该说，人民最有资格和权利使用仁义二字，因为仁义之意本源于人民生活，只是后来被“圣贤”拿去作了改造和利用，以利其统治和愚弄人民，但人民却坚持自己对仁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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