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志”
《礼记》中“大道之行也”这段话，记载着远古中国原始公有社会状况，含有着乌托邦性质，不是孔子创作的，是复述古代传留下来的思想文字。宋末元初大儒陈澔有题注，讲得很清楚：
此篇记帝王礼乐之因革……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
《礼运》篇说：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这思想、这境界，是远古的，孔子没赶得上看到，很有些遗憾，他表示他很向往，愿为那种境界而努力。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择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著名的长长的一段，就是孔子复述古代传下来的“大道之行”的状况，乃至本来就有前贤留传下来的相关旧典。
陈澔认为，石梁王氏以五帝之世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有老氏意，非儒者语。陈澔这样一定要划清儒者与老子的界限，较为僵硬，其实在《论语》中，孔子也有“老氏”式的话语，比如：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之《卫灵公》)
孔子本来就曾问礼于老子，况且“无为而治”确实也能用来形容如何“治”天下、以及天下“治”好了的理想境界，无论作为词语或作为思想，不能因为主要是老子的特色，孔子就与之划界，绝不使用。孔子没有这样，陈澔在“修理”孔子，要把孔子修理得很干净，来符合宋元以来儒教思想文化的绝对性。
孔子述出远古“大同”的典故，是回答他的学生子游“君子何叹”的，而后接着又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小康”话语，说得极其深刻，描述了“大同”世的公有制演化而解体、私有制形成后的天下是一切都私有化了，包括“大人世及以为礼”，也就是世袭制，于是君与臣、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自然地不“正”、不“笃”、不“睦”、不“和”起来，用一句话说，是“斗争”起来，以至于需要城郭沟池，需要智谋、英勇和军队，为了维持社会的存在，不得不用“礼义”来要求国家社会，规范人们，从土地制度到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在其内，即使是“在势者”，也就是诸侯以至于天子，如有严重不遵礼义的，也要天下“去”之，这时候天下就要乱一阵，大家都要讨伐他(众以为殃)，由乱而治。这样的情况，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来，就是这样的了，并且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就是这种“小康”社会时代所产生的、能治理这种社会时代的圣贤，他们比起“大同、大道”社会时代的圣贤是差了一级的，那时的圣贤，在孔子心中，也就是尧舜。
看来，孔子作为思想家的杰出，作为政治家的坚定，就在于他弄清了社会发展史，就他而言，是看清了社会从远古的公有制(大同)，发展到了他眼前的私有制(小康)，而这私有制的社会，充满私欲与斗争，从家庭之内到地区(诸侯)之间，以至于君臣朝廷之内，都需要“刑仁讲让，示民有常”了。
孔子以“礼义”二字概括并抓住了他眼前的世界，他给这世界开出了什么治世良方呢?他没有新的更好的东西，他的思想政治理论武库，也就是“礼义”，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谨”守、所施行的，他认为只要坚决地“克己复礼”，就能恢复和继续“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事业，以至于他醉心于此到了神思惚恍的程度，说自己梦见了周公。
所以，孔子说他对于“大道”虽然未逮，“而有志焉”，然而现实地说，至多也就只能是一种向往。他的切实的有志，不在于“大同”，不在于“大道”，而在于“小康”，途径是“克己复礼”，努力让时代社会回到“小康”之世。“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这样的事业，他愿终身为之奋斗，用一句话来形容，如他的弟子所说，是：“夫子之极言礼也”(《礼记·礼运》)。然而，对于孔子来说，实际上他也不曾有能力去做到天下复礼，更不用说再进而向着“大同”的回归了。
春秋末世的“礼崩乐坏”，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分析说，是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殷周奴隶制存在不下去了，所以孔子张扬“礼义”，是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恢复文王周公之世，可惜只能是梦想，“不复梦见周公”说明着此一梦想在现实中的破灭。
历史的发展证明，“井田制”瓦解了，“初税亩”胜利了，谁有能力占有土地，国家就都承认，向他收税就是了，新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于是成了气候，从原有的奴隶主、奴隶以及自由民中，演化出地主与农民这样的新的阶级，这样对立统一的阶级结构，取代了以前的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统一的阶级结构。“井田制”再也没有恢复，到处是兼并，春秋无义战，战国又战了好多年，终于是诸侯灭亡，到了以郡县制一统天下的秦朝，周朝是消失得影子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同情孔子的痛心疾首，却无法说他的主张是对的。
然而，我们或许误解了孔子，因为孔子在述“小康”时似也并不赞美“大人世及以为礼”，那么这个“礼”是不好的，是从“大同”之世降级下来的。孔子这观察与老子也近，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然而，此“礼”在，比起“礼崩”，又要算是好的。所以，“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孔子又是赞美和维护的。而从事实上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上千年，首先一条，就是世袭制的确立，与之相应的是分封制的确立，孔子赞成“谨于”这样的“礼”，认为这“礼”如果再坏了，时代社会就要更进一步降级下去，他眼前的春秋之世，在他眼中，就是在一个劲地往下降，令他痛心。他说，“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然而，这样激言厉色说了也没用，天下还是继续礼崩乐坏下去，从春秋无义战向着天下战国前进，仗打得越来越大，不知发生了多少“人而无礼”的事，孔子的“志”终于没有实现的希望，而社会在逐步确立着新的阶级结构和秩序。好在后来人们还是看到了“仁义礼”这一套大有可用之处，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关于旧椅子也可成宝贝的比喻，于是有了“独尊儒术”。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