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昬与治国
在中国，孔夫子大约要算较早鼓吹“爱”的大师。“爱”有何不好呢?难道我们应当鼓吹“恨”吗?确实，就人类情感来说，爱与恨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情感，并且二者总是纠结一起，往往有其“爱”的同时，就有其“恨”，难分难解，永远也别想拆开，它们已经并依然与人类同在同去，除非造物将人类重新塑造成一种绝无“爱恨”的生物，我们不敢说就做不到，但这方面的事情似尚未有。
孔夫子是一位专门为“治天下”出主意的人，所以从前流传一句话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拜读《韩非子》，每每需要捧起孔夫子来作一对照，看他们说得有如何不同，于是觉得，在语意上，孔夫子是最讲“爱”的，而韩非子未免太讲“恨”了，所以孔夫子主张以“仁，礼”这些“爱”而“柔”的东西治国，而韩非子主张以“法、术、势”这些“恨”而“硬”的东西治国，有如冰炭不能同器。不过，孔夫子的经典中也有刑法杀戮这一面，就是说，孔夫子亦有“恨”，而且是大“恨”。反过来，在韩非子著作字里行间也充满其对国家社会强烈的责任心，就是说，韩非子也有他“大爱仁心”。
这样两边一扯，是不是就能扯平了?依然不能。因为，在总体印象上或人们的宣称上，孔夫子的特色就是讲“爱”，要以“仁爱”治天下;韩非子的特色就是讲“恨、狠”，认为治国要立足于人间之“不爱”的现象，或者说立足某种严重对立的事实之上。为了这“爱”，孟夫子明确提出“人性善”，为理论基础，对孔夫子做一大补充;韩非子则同意荀子提出的“人性恶”，作为他的理论基础，他的一套也就发明出来，叫做“法，术，势”。
而在实践的方面，自汉朝以来的顶层设计者们，努力要把这二者扯平，叫做“外儒内法”或“外圣内王”或“王霸道杂而用之”，使它们共同成为“帝王之术”的组成部份，以行“帝王之政”。
治国理论上的糅合，似该将《淮南子》看作一个开端，它努力把儒，法，道三家一炉而治，它的《汜论训》中的一段话反映了它的这一构思：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
《淮南子》后来就落了个“杂家”的称号。它诚然是“杂家”，只要看它竟然发表了这么一句就明白了：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孟春记》)
此言发表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说明很早中国人就能有这么宏观的“民主意识”了。此言在六年之后“独尊儒术”的情况下，听着就有些刺耳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写下了他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表现了对于诸子的归纳、分析，与《淮南子》的撰著一样，反映了汉初对于统一的治国理论的需要：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无论是孔夫子的“爱”，无论是韩非子的“恨”，软的一手与硬的一手，还有其它各学派，都宽容地被承认大家都是为治国安民着想的，于是，一切在“外儒内法”中被融合到一起。然而，在统治者内部，却又时而会为这个争执起来，思想的争论反映着其时朝廷以至社会的矛盾冲突。
对于《孔子家语》，我们且认它是真的;如果看下来之后，我们觉得其内容符合孔子的教旨，则至少可认它为儒家后学所撰，且其中保留着“斩侏儒，诛少正卯”这样一些真实的材料，而为司马迁所采信用于《史记》。
《孔子家语》第四篇《大昬解》，昬，用为婚姻之婚。那么，从题目上看，这篇是谈论婚姻的。然而，读下来，孔子所谈，依然是他最热心的话题“政”。婚与政如何能扯在一块儿?他认为婚与政有个共同的东西，就是“爱”。但从婚到政，当中有复杂的过渡与联系，是“礼”，是“敬”。所记孔子原话是：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实现)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昬为大。
这样复杂的过渡与联系就是：要为政，就要爱人，要爱人，就要有礼，要有礼，就要有敬，最体现敬的，就是大昬，不是一般的昬，是诸侯以至天子之昬。
那么，反过来看，有一个倒转的序列：
大昬既至，冕而亲迎。亲迎者，敬之也。弗亲弗敬，弗尊也。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就是说，国君或天子，要亲自恭娶配偶，这是有尊严的，具备敬与爱，既然如此，何愁不能弄好国政!
此意成文，编在这《孔子家语》里，目的当然是要让有资格“大昬”的人们捧读，对照检查，克己复礼。
鲁哀公对于孔夫子把“大昬”与“为政”这样联结起来看，没敢有疑问，他只是从一个很枝节的角度提出疑问：这“冕而亲迎”，不是太隆重了么?
孔夫子说，“大昬，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国君的婚姻，关系到“万世之嗣”，怎么能说“冕而亲迎”过于隆重呢?
读到此处，不免觉得有点“帮忙”或“帮闲”得紧了。(参见鲁迅《从帮忙到扯淡》一文)
不过，孔夫子毕竟不同，他马上就升华到精神的与治国的高层面上去，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这是拿天地合而生万物，来比方国君的婚姻，不但天经地义，而且重要性也就很明白，所以说，“大昬，万世之嗣也”。我们得承认，君主娶亲生孩子，重要性毕竟与一般人不同。但那重要意义还不光是“万世之嗣”，因为大昬之后，“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则足以振之，国耻则足以兴之。”却原来，君上的婚姻，有这样大的作用，不但能让朝廷“立上下之敬”，而且连“国耻”的问题都能解决。反正，认真从这儿做起，天下国家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大约，孔夫子是怕鲁哀公不信他的话，就举出历史事例来说：
“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
孔夫子得出结论说：
“故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能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乎天下矣。昔者大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顺矣。”
总之，孔夫子开导鲁哀公，治国平天下要以“爱人”为基础，要做到“爱人”，就要遵照“礼”，要达到“礼”，就要有“敬”，要达到“敬”，从娶老婆、爱儿子做起，给朝廷以至天下看看，君上是如何“爱人”的，于是“爱”就普及到天下去，天下就大治，万世无忧了。
以上这些，《孔子家语》里这篇《大昬解》说得很明白，从其本身逻辑上，是言之成理。从整篇思想上说，是儒家的“礼教”。其中之孔夫子，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弟子后学既有所记也有所加工。
为负责起见，最好还要参考一下其它孔门经典，看看这《大昬解》是否“伪作”，或作“伪”作得是不是近真。
查孔门经典《礼记》，有《昬义》篇，开宗明义说，“昬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话在《大昬解》里也有，不管它们是谁抄谁的，见解一致。
《大昬解》里有句话，“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天下就太平了。
《礼记》之《昬义》中的一句话，可与《大昬解》的这句话互为引证：
“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昬礼者，礼之本也。礼始于冠，本于昬，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
由此可见，“礼”是一个庞大系统，一个男子，特别是国君，附带地，还有女子，特别是国君的后宫们，从生到死都在里面。所以，对女子亦有特别的要求：
“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在古礼，或者说，同时也是儒学圣人的理想设计中，国君与他的后宫们是有内外分工的：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如果这些没有做好，“男教不修，妇顺不修”，则会有日食、月食来给予警告。这日食、月食的话，《大昬解》中未说，但后世的各朝各代，对日食、月食确曾从这个角度予以重视，则是事实。
这样，国君作为一个男人的天生拥有的“爱”，就经由他的后宫女人和朝廷官员们，向着内外扩散，而达到天下大治，以至千秋万代。
总之，《孔子家语》与《礼记》的精神以至说法是一致的。
《论语》是否有与此不一致的呢?没有。《论语》虽没谈这个“大昬”，但通篇也是渗透这一以“仁爱”为基础的治国平天下的大办法的;至于直接说到此“爱”的，虽不多见，却也有几处点睛之笔：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就在孔子谈到樊迟时，我们知道了农夫一类的“民”以及樊迟的“小人”倾向，是不包括在孔子的“爱”之内的，所以，他的“泛爱众、节用爱人”之类，所爱之众，所爱之人，首先是谁，其次是谁，不包括谁，有其具体内容，对农夫老圃以及“小人”如果也有“爱”，也不可能“爱”到爱君子的程度。至少，一时还“爱”不过来，孟子说，“尧舜不遍爱人，急亲贤也”，是要有级别地“爱人”的，“爱”是有轻重缓急、上下尊卑的，讲得很现实。
孔子的“节用而爱人”，下一句是“使民以时”。孟子更直率而准确地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对照孔子的话，孟子所说的“野人”，就是孔子“使民以时”里的“民”，他们是“使”用来供养君子的，而被他们供养着的君子们的任务则是“治野人”，这就是“礼”所设计和规定的他们之间互相“仁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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