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挨骂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主写三个人，老子，庄子，韩非子。老庄写在一起，道家学派以他们两个为代表，在司马迁的当时，至少已经趋于一定共识，至于把韩非子与他们写在一起，司马迁认为，韩非子的思想，“其归本于黄老”。《史记》“索隐”举《韩非子集》中有《解老》、《喻老》篇的事实，认为这是归韩非子于黄老的根据。韩非子不仅仅在这两篇中专门谈论老子之学，在别的篇章中，也有具体运用和渗透着老子思想的，比如，其《主道》篇开宗明义、劈空一句就是：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为动者正。”
高屋建瓴、势如瀑布的这么一段，老子那较为抽象而飘渺的“致虚静，守静笃”、“无之以为用”的玄思，竟然就作为具体认识论方法论被直接用于“明君”的治理国家了，自然而然、妙合无痕，韩非子思想的明快，论辩的犀利，果敢的风格，由此可见一般。
司马迁是欣赏韩非子的，一者欣赏韩非子忠诚他的国家，二者欣赏韩非子能自成一家之说，总的说来，韩非子表里如一，是一个真诚的人：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
但是，司马迁说韩非子的思想学说不免有着另外的一面，就是：
“其极惨礉(he)少恩。”
司马迁不由得发出了很大的感叹，说，怎么从老子那“清静无为”的“道德之意”里面，竟然孕育、发展出了这样“极惨礉少恩”的韩非子的呢?老子啊，真是“深远矣”……
司马迁对韩非子这句评论，后来大约成为对韩非子很负面的一个定评。随手之间，也就看到了两条，比如，从《古文辞类纂》里，见有苏东坡《韩非论》说：
“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敢为残忍而无疑。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不仅如此，苏东坡还进一步批评到韩非子的老根儿上，把老子庄子也批评了：
“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柔，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
苏东坡对韩非子的批评，可算已经到了切齿而“骂”的程度。
所谓“骂”，就是不太讲理。首先，是对老庄的理解很有偏颇，他说老子庄子列子这几位，在圣人面前，是：
1，“异端”，
2，“天下之乱所由出”，
3，“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爱，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
苏东坡对老庄的这番概括，触及到老庄的一些表面，而距离老庄的深层，不但较远，而且带着“圣人”之徒的偏激与虚伪，跟写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遍体潇洒、浑身亦颇有老庄气的苏东坡，判若二人。也许，文人有两支笔，当写《韩非论》这类“正经”文章时，就要顺着“圣思”，要不然就不大好往下写，有点背离了“主流意识”，将被疑为“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这“论文”也就拿不出去，而当提笔写《赤壁赋》一类文章时，则可以用老庄的笔墨潇洒一回。
苏东坡的第二个不太讲理，在于把不是韩非子的东西强加给韩非子：
“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举天下为吾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视天下渺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韩非子集》中，是不可能有这些意思的。至于历朝历代朝廷内部为什么会有这些轻率而残忍的“刀锯斧钺”的现象，该另当别论。
然而，把这层意思强加给韩非子，北宋的苏东坡是这样，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也是这样，他在《老庄申韩论》中同样把韩非子归于老庄，一起痛批，说：
“古之圣人，仁及万世，儒者修明之而见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于此而不能，因流于诐者，老庄也。损其心以任气，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而毒及万世者，申韩也。”
他认为历史上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从指导思想上看，是不对的，表面为治而其实为乱：
“师老庄以应天下，吾闻之汉文景矣。其终远于圣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庄之乱也。”
然而，令王船山痛心的是，儒家者流并不争气，情况越来越复杂糟糕：
“自宋以来，为君子儒者，言则圣人而行则申韩也，抑以圣人之言文申韩而为言也。”
王船山说，这种外儒而内韩的做法，以“曹操之雄”与“诸葛孔明之贞”，竟然也是这样，结果呢，曹家的天下被司马氏“不劳而夺诸几席”，蜀汉也很快就“不能再世”。所以，申韩之术其实是没有用的。查一查这“申韩之术”，原来，“三代以上，无尚之者也，仲尼之徒，无道之者也”，可是，“自申韩起，而言治者一不审，而即趋于其途。”如此，真有点无可奈何，令人痛心疾首。在王船山理解中，所谓“申韩之术”，也就是苏东坡批韩时所说的“刀锯斧钺”的手段：
“划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临之以愤盈之气，出之以戌削之词，督之以违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忧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亲、义不背长。不率，则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锋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夫申韩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
王船山对于不能以正宗而纯然的儒学治国，而要借助于酷法严罚，有近于“申韩”，很不满，很忧虑，认为这对于“仁”化天下，是南辕北辙的，但他也没有根治的良策，只有发出他的忠言劝告：
“君子贵知择焉。弗择，而圣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余，以文老庄而有老庄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韩而有申韩之儒，下至于申韩之儒，而贼天下以贼其心者甚矣，后世之天下死于申韩之儒者积焉。为君子儒者潜移其心于彼者，实致之也。”
看来，到王船山时，以儒术治天下的情况，比起理想中的往古以尧舜周公为标志的“礼”的时代，是很不纯粹很不理想的了，外儒内老、外儒内佛、外儒内法，简直五花八门，各行其是。王船山认为，这其中特别不能有“申韩之儒”，也就是说，“外儒内法”最为万万要不得。
“申韩”一词，侧重在“韩”。韩非子不仅包括了“申”，而且包括了“商”和“慎”，他是采用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而形成了他的“法、术、势”镕铸于一体的学说，成为历史上法家学说集大成者。
司马迁很有点看不起申不害，说“申子卑卑”。其《史记》之《韩世家》却承认，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是很有实际政治成就的。司马迁仍要说他“卑卑”，是因为“术”的品位，毕竟不及“法”与“势”的品位。韩非子能将“法，术，势”三者融合为一体，确实很不寻常，所以司马迁对韩非子另眼相看。假如韩非子而有申不害的执政机会，必定要超越申不害多多。难怪秦始皇读到韩非子的书，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可是，韩非子以“法、术、势”为一体的学说，怎么成了苏东坡、王船山这样痛恨的对象的呢?
“其极惨礉少恩”这个评语，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也用在吴起身上，“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在司马迁看来，吴起在楚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国之强……”，成功地使楚国强大起来，该算吴起的大功劳，但可惜于“德”有欠，“刻暴少恩”，这是“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的原因。吴起死于楚国内部“贵戚”势力与楚国外部“患楚之强”势力的合谋。吴起在楚国既要图强，又要不得罪“楚之贵戚”，在当时有无这种两全的可能?如果有，而吴起未用，则是吴起之过;如果根本就没有，则吴起别无选择。他既要行大“德”于楚，对“楚之贵戚”就不可能也有“德”，因为“楚之贵戚”也是一个能动因素，不是静止不动的，他们不肯自己的私利受到损害，会有各种明的暗的反攻，吴起对他们也就必然“少恩”以至“刻暴”，这就是无“德”。司马迁之叹，是叹世无两全之德、人无全智之美。因此，后世“外儒内法”的提出和实行，可以理解为对于“两全”的追求，但它并不能消解事物矛盾的存在，而只是把事物矛盾的解决圈在了一定范围之内，但也时有突破的时候。韩非子晚于吴起一百多年，吴起的故事他知道，并且在著作中多次慨叹吴起的悲剧命运，然而他并没有在自己的理论上向着所谓的“德”让步。因此，韩非子虽然从未执政而只是纸上谈兵，却也因其理论的彻底性而博得了司马迁“其极惨礉少恩”的评语，与吴起处在了同一类型。看来，这是在那一体制中无法两全圆通之事，韩非子得到这种评语是不得不然，这就是他的命运。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