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非子的疑问
一
《韩非子集》首篇《初见秦》，“著作权”有列在张仪名下的(见《战国策》)，我们暂且依《韩非子集》，看作韩非子受韩王委派初至秦国所写呈给秦王的一篇或第一篇文章。
此文开篇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这句话反映出当时一种严峻性，而韩非很有担当地把自己置身这一严峻性之中，以明心迹，好让秦王对他有足够的重视。气悲壮，人勇敢，也很朴实可靠。作为说客之说，这段话很有说的艺术性。
韩非是在韩国受到秦国急攻的情况下，受韩王委派或主动愿意赴秦作说客的，他本人是韩国的王室公子，该有这份责任心。那么，且不说他属于来自与秦国对立的东方六国(齐、楚、燕、赵、韩、魏)，至少，他必定是代表了韩国的利益而不能出卖的。这样的一个人，如何能让秦王听信他的话呢?难道能说服秦国放弃自己的利益，去成全韩国?虽愚人亦知这不可能。消灭东方六国，一统天下，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秦国的方针，秦国为此已经做了几代人的努力，并且大有进展，势在必得。韩非子就要在承认秦国这个大方针的前提下，来说服秦王接受他的意见。可见，这事很难。但他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这一外交任务。
他先把东方六国来一个否定，说，“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纵，将西面以与强秦为难。臣窃笑之。”
这样的一句话，显示了一种很客观的立场，是一种抽身局外观察天下大势的“士”的身份，纯粹公共知识分子的样子。这样才能使得秦王能够接受。如果相反，一开始就摆出自己是本国之叛徒的嘴脸，或者一开始就想说服秦国松懈以至放弃灭韩，也就是说，站了左右，不那么纯洁，就会引起秦王反感。
“窃笑之”的理由是什么呢?韩非子对秦王说，“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就是说，东方诸国，有三种亡国之形。他们想联合起来抗秦，是“以乱攻治，以邪攻正，以逆攻顺”，这就是“三亡”。韩非子进而具体对比了东方六国之乱与秦国之治，说明东方六国不是秦国的对手。现在秦国是“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挡未尝不破”，形势大好。
这样的话，秦王读了一定喜欢。
接着，韩非子笔锋一转，来了个“然而”，说，秦国由于连年征战，与东方六国一样，也存在“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的问题，所以至今“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
不光是一味说好，同时也敢于指出欠缺，并且立足点是为秦国着想，这才能让秦王听下去并且重视。
下面的文章，从关心韩非子的命运的角度，可以说，是到了他犯错误的时候了。他说，秦国之所以有这些弊端，“此无异故，其谋臣不尽其忠也。”光说了这句话还不够，接着又列举一些例子，来证明他说得对，说：有好几次秦国都在“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的关头，“谋臣不为”。这就让天下把秦国都看透了，所以他们合纵抗秦“比意甚固”，心越来越齐了。韩非子这些话，一下子把秦国的权臣们得罪得不轻，而且，至少是把近世直至当下的权臣们都得罪了。韩非子不是不知这个利害，他说，“臣敢言之”，也是硬着头皮讲的。为了取得秦王信任，他不得不冒了这个得罪秦国权臣的风险。
接着，他讲了历史上周武王灭纣、赵襄子灭智伯这两个大事件，说明力量对比与胜负之间微妙难测急速变化的关系，劝说秦王抓住目前秦国富有实力的时机好自为之，取得兼并天下的胜利。于是说，“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纵，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如果依了我的话而不获成功，则请“大王斩臣以徇国”。这封要求接见面谈的信写得很机智。
从全篇看，此文或不必是韩非子作的，但与韩非子受韩王委派赴秦做说客，有吻合之处，这大约是人们把它编进《韩非子集》列在第一篇的原因。
二
《韩非子集》的第二篇是《存韩》，与上一篇《初见秦》，显得本来是一个历史文献的上半段与下半段，后人裁为二截，上一截为《初见秦》，下一截为《存韩》。这样看来，人们把这两篇文章收进《韩非子集》，就甚有道理，它们虽未必是韩非子亲撰，其中却有韩非子很多言论。
此篇说的是韩非子向秦王说明目前秦当存韩的理由，而李斯予以驳斥，认为韩是秦的心腹之患，秦不能存韩。于是李斯出使韩国，想让韩王上当，但韩王拒而不见，于是李斯上书韩王，想取得韩王信任……。下面如何，文章戛然而止，显得是残篇。所以，这篇记载的是韩非子与李斯两个人的言论事迹，而不光是韩非子的“存韩论”。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以上《史记》，说的是大致情况。而《韩非子集》的这两篇，却可以启发我们的想象，虽然它也没有能给我们说得更多一些。
韩非子是上书还是面对秦王陈说自己的“存韩”的意见的，《存韩》篇中无有记载;这两种形式，本来都可能，但在李斯等人掌控下，韩非子大约是没见到秦王。韩非子主张秦当暂且“存韩”的理由，陈述很多，大致如下：
韩国依附于秦国已经三十多年，实际上早已等于是秦国的郡县了，如今听说秦国的贵臣主张进攻韩国，我认为这个算盘打得不对，因为赵国才是秦国大患。再说，韩虽小国，上下同忧，很能抗敌，如果秦攻韩，一年是打不下来的，天下就要小看秦，加强合纵，与秦对抗争强，这种情况下，赵国得计，对秦国更为不利，你们今后无论是攻赵还是攻韩，都更加困难，如果这样下去，你秦王虽然与金石同寿，统一天下的日子大约也还很遥远。依愚臣之见，应当派使到楚国去，重贿用事之臣，说明赵国欺侮了秦国;派人质到魏国去，以安其心;这样由韩国伐赵，秦国支持;楚魏中立不动;赵虽有齐国支持，力量还是不足。这样，先解决了赵国，至于韩国的事情，还不好办吗?“可以移书定也”。解决了赵与韩，楚与魏也就服了。要不然，秦与赵相敌，赵后面有齐，而秦却丢掉韩国这个同盟，又未能及时联结楚魏，秦国是不能取胜的。韩秦作为一体，终强还是终弱，就看今年了。况且赵国已经阴谋很久，秦国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反而贸然先攻韩，真是大错。
韩非子不敢说秦国不能灭韩，他只能委婉地说实际上韩国早已是秦国的，将来完全成为秦国的也不成问题，只是秦国现在应当利用韩国作为同盟军，联络楚魏，先灭取赵国。韩非子的主张，也许确实是为秦国着想，但对于韩国，也就是缓兵之计。他是利用战国的纷纭形势，找出既利秦国扩张也利韩国生存的一种可能，来说服秦王。
李斯站出来讲出另一番意见，说：
韩国是秦国的腹心之病。齐赵之交很深，现在攻赵，甚为不利，而且一旦攻赵，韩国这个腹心之病必发，假如它与楚国暗通联结，那么秦国就危险了。韩非到秦国来，目的是存韩，是为了他自己在韩国的身家地位，不能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我认为，现在秦国可以做出用兵的样子，却不说是进攻哪里，那么韩国必然恐慌，我愿出使韩国，叫韩王前来见大王，这样将他扣下，也就控制了韩国。再令将军发东郡之卒，依然不说进军何处，那么齐国必定惊恐，就会与赵国绝交而向我们示好。这样，秦国兵未出，而近擒韩国，远交齐国，赵国破胆，楚国狐疑，魏国亦不足虑，天下可以这样蚕食而定。
于是秦王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并且派他到韩国去。
韩非子这次出使秦国，不但外交遭挫，个人也失败了，接下来就是史书所载的他被秦国软禁，以后被李斯向秦王进谗言，将他害了。
从战国地图看，很明显，秦国要兼并天下，必然先相机解决摆在正面与侧面的四个国家，即赵、韩、魏、楚，首当其冲的是韩魏两国，而赵在韩之北，楚在韩之南，从地理关系上说，韩国也更便于解决些。所以，韩非子的那一套意见，很容易就被李斯否定了，不但没能糊弄住秦王，却反而推动了秦国去解决韩国。这也是事所必然，韩非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硬着头皮罢了。
查《史记·六国年表》，秦灭六国的次序是：韩(前230年)，魏(前225年)，楚(前223年)，赵(前222年)，燕(前222年)，齐(前221年)。但这个次序不是直遂的，是曲折实现的，依翦伯赞《中国通史》分析，秦灭韩两年之后攻赵，第二年虏赵王，赵的残余力量逃至代，这当在前227年，第二年，秦攻燕，燕的残余力量逃至辽东，一年后秦灭魏，又二年后秦虏楚王，第二年，秦灭赵燕的残余力量，赵燕遂亡，次年，灭齐。所以，事实证明，秦国没有采纳韩非子的献策，没有先去破赵，而是先扫清了韩国这个眼面前的障碍，然后去破赵，要不然隔韩攻赵，甚为不便，就上韩非子的当了，后果真是难以设想，说不定一统天下的时期会往后推，但韩非子可算是为他的国家尽了他的努力。
因此，《存韩》反映了韩非子在秦国为自己的国家韩国所作的努力，人们据之可以想象他在秦国遇害的原因。
三
参与李斯谋害韩非子的姚贾其人，《史记》除了点出他的名，说他参与李斯谋害韩非子，别无更多记载，而《战国策》有他的身影，其中与韩非子有关的一条说，有四个国家联合起来将要攻秦，秦召宾客六十人商量对策，姚贾自告奋勇愿意出使四国，“绝其谋而安其兵”。于是秦王给他车百乘、金千斤，让他出使四国。后来，果然取得外交的成功，秦王大悦，以千户封赏姚贾。韩非子对秦王说，姚贾带那么多珍宝出使楚吴燕代，其实，三年之内，四国也未必就能联合起来，他只不过是以秦王的名义、秦国的珍宝，而自己结交诸侯，谋取好处。况且，他本来是梁魏看门人之子，在梁国为盗，逃出去又在赵国犯法，这样的人，大王竟然重用他，这岂不让群臣寒心?秦王就此责问姚贾，姚贾就摆出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秦王听信姚贾，依然重用他，于是，韩非子反而遇害。
《战国策》这条记载，读来并不很合理，这大约也是司马迁没有采用的原因，但这条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信息，就是韩非子得罪过姚贾，而秦王尽管已经知道姚贾的来历不那么光彩，还是继续使用了这个人，自有他的需要，所以姚贾后来才有了机会与李斯一起谋害了韩非子。可以认为，司马迁就是从这个信息的合理性上采用了姚贾这个姓名，给李斯一个同谋者。
那么，《初见秦》到底该列在谁的名下?首先，肯定不该列在张仪名下，因为《初见秦》中提到的事，都发生在张仪死去多年之后。张仪死于公元前309年，而《初见秦》中说的“荆王奔走，东伏于陈”，发生在公元前278年，是张仪死后三十一年的事，“拔武安”，大破赵，在公元前260年，是张仪死后四十九年的事，“引军而退，与魏氏和”，在公元前275年，是张仪死后三十四年的事，等等。韩非子受韩王委派到秦国去，在公元前233年，上距张仪之死七十多年了，而《初见秦》中所发议论，假如是出自韩非之口，说的也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因为所说都是较重大事件，可以拿来举例证明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当年是秦国的谋臣不力，以至于失去了这些本可以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机会，这个观点其实未必是对的，是有夸张之处的，然而这就是当时“策士”们说话的风格。所以，把《初见秦》编进《韩非子集》，列在韩非子名下，比编进《战国策》，列在张仪名下，要合理得多。因此，我们从其大体的意思上，可以视为韩非子“初见秦”对秦王的一番言论，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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