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韩非子
从《韩非子集》中的《亡徵》篇，可见韩非子不是偏执狂，而是正常的“士”。所较为突出的是，他十分正直，十分爱国，他对于如何救国、如何强国，如何在每天激烈交战的战国形势下图生存、谋发展，形成了并且向他的君主呈上了自己的一整套看法。而这一整套看法，不是灵机一动，不是东鳞西爪，而是有他的哲学基础，有他的严密逻辑，有他的事实依据，有他的分析综合，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纸上谈兵，不是耸人听闻，不是别有所图的误导，是光明正大，是慷慨陈词，是坦诚相见，是一片赤子之心。我们简直不能明白，何以人们一提到韩非子，就好像面对着一个偏执的、蛮横的、特别凶恶的人，认为与其说他是一种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狂人，是古代法西斯，他永远危害世界，他是世界人类大敌之渊源，对他应当世世讨伐、永远摒弃、时刻警惕?
苏东坡王船山“批韩”言词之激烈，他们对韩非子的恶感，那样不能实事求是，实在是令人惊讶。看来，从古到今有一个绵绵不绝的坚强的意识，并且附有一个决不退让的愤恨的情感，其选定而必欲讨伐之的对立面，就是“申、商、韩”这一派的思想学说。从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说商鞅的赵良，到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到苏东坡的《韩非论》，王船山的《非韩篇》，到说商鞅是“早期法西斯学说”，并把王安石归为商鞅一路讥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林语堂，自古以来确实有这样一路很坚强的意识。
苏东坡是最得崇仰的宋代大文豪，而王船山是人们久敬其名的明清之际大学者，他们何以对韩非子抱着那样切齿而不齿的态度呢?我们似不能不联想他们个人的经历，心想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国家社会一定深受了所谓“法度”之苦。
殊不知韩非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历朝历代的某种酷吏酷法的层出不穷，并不就等于韩非子和他的学说，也并不就等于一定“法度”对一定时代国家社会就不必要。只要是一个国家，总离不开“法度”二字，只不过会有着邪与正、当与不当的区别，是好是歹都会涉及到无数的官员与百姓，祸福也就在其中。
在历来儒家经典中，歌颂了一万次的最仁义最完美的上古时代，不是也有“五刑、赎刑”之类吗?不是也有“流共工、放驩兜、迁三苗、殛鲧、流凶族”之类吗?煌煌《史记》开篇之《五帝本纪》，就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绝不纯仁粹义的图画，是很折腾、很厉害的。
儒家大经典《礼记》，是记载“礼”的事例与制度的，其《檀弓》篇有两个故事就与“法”有点关系。
一个故事是：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另一个故事是：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为棺者，斩之。不至者，废其祀，刎其人。
前一个故事很有名，是反映“苛政”的，与法有关，是把有关法度弄成了酷法，成了“苛政”，于是“苛政猛于虎”成了经典名言。
后一故事，说的是天子对于“虞人”所行何种法度。后来儒者对这一条“礼记”的理解感到困惑，说：
虞人，掌山泽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椁周焉。亦奚以多木为哉?畿内百县之祀，其木可用者，悉斩而致之，无乃太多乎?畿内之美材，固不乏矣，奚独于祠祀斩之乎?废其祀，刎其人，又何法之峻乎?礼制若此，未详其说。一云，必命虞人致木，不用命者，然后国有常刑。虞人非一，未必尽命之也。
看来，虞人这条原句颇有费解之处，后世儒家也感困惑，这且不论。总之，由以上两条记载(苛政，虞人)，可以想见儒者无限敬仰的上古“国有常刑”的严酷。
《礼记》的《王制》篇说：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论。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礼记》虽是孔门弟子编辑而成，材料却据从前流传下来的“古礼经”，所含是“前圣继天立极之道”。可见，古来律条“法度”森严，不但不是韩非子所发明，而且是由来已久，至少是三代以来国家社会奉行的古典。而在切齿般的痛骂中，好像那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韩非子是最可恨的，在他之前的商鞅之类，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类，而韩非子引老子“无为”哲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老庄也就成了痛恨攒射的箭靶。这样的一片骂声，至少总是一笔很大的糊涂账。
赵良劝说商鞅从变法图强之路上退下来时，说过这样劝告的话：“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这些话分明有着老子的气息。认为苏东坡这人是“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个纯然的道家”，林语堂也对道家带着这样欣赏的意味。可是苏东坡在“批韩”时，却把老庄说成是造成韩非子的祸根。可见，这些事情真有点闹不清它了。
但总之，韩非子是公认的“法家学说集大成者”，因此把身受朝廷“法度、刑法”之害的不幸与痛苦，都拿去怪韩非子，一面高高举起儒的“仁义”的旗帜，这当然是很妥贴很正义很光彩很安全的，可是对古人韩非子，未免也就有欠公允。
苏东坡为何会对韩非子切齿痛骂，人们多少是能了解到一些的，就是他深深卷入在朝廷的派别对立与倾轧之中，他有他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并且他是一个真诚直率的人，决不隐瞒自己的政见，他动不动就把自己的看法写给朝廷。他在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对立中，站在司马光一边，也就遭受了主张王安石变法的朝廷的罢黜排斥。后来当王安石一派下台，他也曾运用到手的政治权力，力纠王安石变法。他认为他是为朝廷、为天下苍生。他是一个正派的人，天下苍生的确很苦，王安石变法的好心好意也不见得全部收获好的结果，他决不赞同王安石变法，政见完全不同。但他又与自己追随的司马光发生歧见，他认为有些变法可以适当保留，这又使他遭到排斥，真乃是左右不讨好。随着宫廷势力的变化，王安石一派又曾得势，但王安石并未回到朝廷。如果说王安石是个君子，那么安石之后来者据说是小人居多，只知实施打击报复，这也有点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机械作用，以至于苏东坡竟然被捉进监狱近五个月，小人们上奏章要求杀他的头，总算神宗皇帝对苏东坡有点好感，结果是被远贬黄州。苏东坡后来在继续的打击下被远放海南岛，这就相当于上古时代的“流凶族”。所幸苏东坡天性乐观，随遇而安，在海南岛仍然过得不错。当他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或许又要回到朝廷执掌大权时，他不幸病逝。苏东坡处在北宋末年，他去世后二十五年北宋灭亡，北宋末年的政治社会情况，后来被民间讲说，到元末又被从皇上到渔夫总体性地写在《水浒传》中。假如苏东坡读到《水浒传》，也只能一声长叹，觉得不知道北宋的覆亡应该怪谁。而林语堂认为，总之要怪王安石变法。
大约，范仲淹、王安石好比医生，面对的大宋朝好比一个病人，他们要把这病人治好，范仲淹试了一阵(庆历新政)，下去了，几年后，王安石又来，他用的药更厉害，一下子投了十帖大药(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似乎也用得太多太猛了些，但他说不这样治不好。结果呢，病人吃不消，服药之后浑身抽搐，体内相反的力量跟这十帖大药相对抗，内部病毒总动员，外部寒热大侵袭，于是这个病人死了。现在，林语堂为代表的看法是怪罪王安石。确实，如果不是后来这个凶猛的医生，病人可能会拖着多活一些时候亦未可知。但也许呢，如果没有这个医生来，病人早就死了，或者是不治而亡，只是死得不一样，显得是“自然死亡”，人们心安理得，归于“天数”，一切也就“亦已焉哉”，只等着到下一个朝代去继续为绅士、做官僚。
如果《水浒传》竟写到王安石这样的人，那倒要看看是个什么说法。不过，在《水浒传》开篇中是提到了范仲淹的，只是没有提及他的“庆历新政”。《水浒传》中写到的大小官员，都符合北宋的职官情况，可见对北宋研究很细，然则不会不知道围绕“变法”发生的朝廷斗争，只是本书的叙事未取这些内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是这样认识北宋朝廷的“变法”的：
“宋仁宗庆历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包括宋仁宗在内，感觉到，若不采取措施，缓和这些矛盾，北宋的统治便岌岌可危。”
于是任用范仲淹等人实行“庆历新政”。
“但是，这些法令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在陆续施行的过程中，随时都遭遇到他们的阻挠。反对者的谤议愈来愈甚，最后，甚至说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推行不及一年的‘新政’也就在此后明令废罢了。”
后来王安石又提出变法，“并且说，不这样做，汉末张角和唐末黄巢‘横行天下’，‘变置社稷’的事说不定又要发生了。”
看来，王安石这个“并且说”，说得有点对，一部《水浒传》作为典型描写就是证明。
但是，苏东坡似乎把身所受害，只是归结为朝廷里的酷吏酷法，并且似乎认为如果从来没有什么韩非子，天下只是“独尊儒术”以“行仁义”，根本不知“刑、法”为何物，哪里会有他这样不幸的遭际呢?苏东坡的“批韩”雄文，虽然没有具体联系自己本人，但他一生的不幸遭际，让我们对他此文不能不这样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可以说，我们可以万分理解他，但是他错评了韩非子。我们还可以相信，如果苏东坡(还有王船山)有了取予生杀之权，对待不同政见者，是会仁慈一些的，决不会做下极端的事情，因为他们主张“行仁义”或“仁义”与“法度”的结合。
韩非子是偏执狂，还是正常的“士”?如果苏东坡静下心来阅读韩非子的《亡徵》篇，他会改变自己对韩非子的恶感，并且或许还会引以为天下第一知己。
所谓“亡徵”，就是一个国家“亡国”的徵象、徵兆。
韩非子列出了四十七种“可亡也”的“亡徵”。《史记》说，韩非子与李斯同为荀子学生，研习内容是“帝王之术”，从他列数的这些“亡徵”来看，确实完全是为“帝王”、同时也就是为国家着想的，这些，难道会是苏东坡不同意的吗?应当说基本上都会同意的。苏东坡做过几任太守，有过兵部尚书之类的头衔，也以文官而领过军，并且还挺认真，他整天考虑怎样为大宋王朝尽忠出力，以至不惜一生卷入朝廷内不同政见的较量与争斗，为此受尽苦难而万死不辞，他的耿耿忠心与韩非子并无二致。
所以我们说，韩非子不是偏执狂，而是正常的“士”，是跟苏东坡一样正常的“士”，只是他处的时代社会情况，有比苏东坡有还要严峻与困难之处，他死后三年，他的祖国韩国在东方六国之中第一个亡于秦，而苏东坡死后二十五年，北宋亡于金。呜呼，苏东坡与韩非子，本是同根生，原是一家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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