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蠹》看韩非
对于韩非子，似乎容易站在“他是对的”与“他是不对的”这样两个极端之间考虑，如何挣破此一绝对主义，确有必要。
其挣破的方法，别无它途，只有直接阅读韩非子，自己来弄清楚。好比面对汤汤洪水，得有一块站脚之地，哪怕它很小，也会踏实了些，然后再考虑其它。
我们要从那字里行间，走近韩非子，感受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在精神上接近到这个历史人物，从他的心情，到他的理论，这样，我们就能面对较为活生生的客观情况做出切实的判断。
一
《史记》说，“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秦始皇说这话的时间，大致可定在公元前235年左右。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里写下了《非韩》篇，这个写作时间，假设在王充五十岁，则是公元77年，距离秦始皇说那句话，有三百年。王充在其文章中，对于韩非子把儒士列为“蠹”，表示不能同意。
韩非子这篇《五蠹》，到底是个什么主张?怎么就把圣人之徒列为社会国家之一种“蠹”虫即蛀虫的?
我们这就不得不拜读韩非子的《五蠹》。粗读下来，韩非子这篇文章，大致有三层意思。一层意思，主张：
“圣人不期修古，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也就是治国要面对现实与时俱进，不能泥古不化。他认为：
“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当今竞于气力”。
他的这一相当宏观的认识，有多正确且不论，其重点落笔之处是最后一句：“当今争于气力”。也就是说，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华夏大小许多诸侯国已经兼并为秦楚韩魏赵燕齐七大国，这七大国仍在激烈的兼并之中，并且秦国有吞并东方六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能生存以至发展，全凭实力，反过来说，凭上古、中古的“道德、智谋”来图生存求发展是没有用的。
他举了两个例子，说，周文王当初只有五百里之地，行仁义而怀西戎，并且就这样得了天下。这是以仁义取得成功的例子。另一例是行仁义而亡国，说，汉江之东有个徐偃王，也有地方五百里，他行仁义，来向他靠拢并且献出土地的国家有三十六个，这似乎也是成功的了，但是，楚文王感到威胁，就举兵前来讨伐，一举灭了徐偃王。韩非子得出结论说：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文王是不是仅仅凭着行仁义取得天下的，这在论述中已经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毕竟要有一定实力，周朝才能灭了商朝，不是有周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吗?但儒学总是说周文王是行仁义而得天下的，商纣王是不行仁义而失天下的，韩非子只是利用着这一流行的现成说法，至于其片面性，则且置不论。
另一面，荆楚是以并吞了江汉之间许多小国最后形成了国土之广。这所谓徐偃国，不管是真实有过，还是杜撰，总之可以举例代表着那许多曾经存在过的江汉小国，它们因为实力很小而被楚国并吞了，哪怕是以大行仁义著称的。所以，韩非子的这个论述，在逻辑上立得住脚。对此，王充却有不同看法：
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六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以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
王充的主张，是把行仁义与讲实力结合起来，既有“德守”，又有“力备”，各有其用，相得益彰。
王充之说，读来很好，也是在包括韩非子这样的前人基础上新的认识,但我们也不能说韩非子错了。王充是东汉初年人，面对西汉兴衰的得失，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是在试着总结和提出治理国家的完备的理论，因此面面俱到兼顾儒法。韩非子是战国末期的人，天下都在为了国家生存而空前地“争于气力”，而且韩非子的国家韩国更是到了危急存亡关头，尤其不能靠着“行仁义”而求生存，可是偏偏仍然有着这样的主张，他不能不大声疾呼而提出匡正的国策。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我们打开《史记》的《六国年表》，以韩非子在秦国遇害之时往前推，四十年间，当是韩非子最重要的生命时光，他作为贵族公子的韩国的情况是很糟糕的，不断遭受着秦国的蚕食吞并，韩非死后的第三年，韩国也就灭亡于秦国，在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之中是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
因此，我们该对韩非子“当今争于气力”之说，有充分的了解，而不能说他是错的，甚至都不能以所谓片面性去指责他。这也好比面前本来陈列诸多工具，我们临事只能选取最适用的，而不管其它的在其它方面其它时候多么有用，它们在此时此地是没有用的，乃至应当弃之不顾以免碍事。若真的要以“行仁义”作为国策来救国家，是“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这简直就是要让国家坐以待毙以至立即灭亡的瞎闹，万万使不得的。但王充却不这么认为，他说：
“六国之亡，皆灭於秦兵。六国之兵非不锐，士众之力非不劲也，然而不胜，至於破亡者，强弱不敌，众寡不同，虽明法度，其何益哉?”
这是说，强弱本来已经悬殊，你在国内再怎么“明法度”以强国，也没有用。
王充就这样从“强弱不敌”的角度重新提出了问题。如其说来，弱国反正不胜强国，弱国怎么要让自己强起来也没用，结果都一样。
这情况之下，除了等死之外，简直就没有办法了，“明法度”与“行仁义”应该都不管用。但王充认为，不，“行仁义”是管用的。他举童子面对无敌大力士孟贲的例子说：
“使童子变孟贲之意，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
童子“修礼尽敬”的一套软功夫，或许会让孟贲放过他，从而死里逃生。王充举出魏文侯时代的一件事，来说明他的理论有历史依据：
“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使魏无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
他对此分析说：
“秦之与魏，孟贲之与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犹童子操刃，孟贲不避也。其尊士、式贤者之闾，非徒童子修礼尽敬也。夫力少则修德，兵强则奋威。秦以兵强，威无不胜，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礼也。”
他的结论是：“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
王充说的是“鸡蛋不跟石头碰”，或许能有侥幸迷惑了敌人而苟活几天以至再图发展的可能，但从实际上说，以当时岌岌可危的韩国的情况，效法近二百年前的魏文侯而在全国大行尊贤有礼，就能感动、感化以至吓退秦军么?
如果说弱国明法度以图强，是作生的努力而不怕死得悲壮，那么，王充的主张，则是作死的准备而不怕死得可笑。
王充认为弱国应当“行仁义”而不是“争气力”，放在韩非子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力而且滑稽的。但王充确实说出了弱者的一种丑陋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文化”。
如果说道家阴柔是内怀刚强暗怀杀机，那么王充主张的这种阴柔，乃是真正的无能，基本上也就是伸着脖子准备挨刀而己。这种思维，并不只属王充一人所有，每当大难临头之际，就会有这种弱者的自欺的侥幸的思维。其试于单个人的情况或许有成功躲过一劫的可能，用于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上，则几乎也就是准备着做亡国奴就是了。
二
韩非子《五蠹》篇的第二层意思，是要正确地赏与罚。首先，要认识到当今明君应该“峭其法而严其刑”，为什么呢?在于人性，在于国情。
从人性来说，比如有个不学好的人，父母之怒，邻人之劝，师长之教，都不听，等到他触法，被当作坏人捉起来，他就晓得怕了，也许就能“变其节，易其行”。这就说明：“民固骄于爱，听于威”。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跟着荀子研究“帝王之术”，他的同学李斯，就是后来执掌秦国相印而谋害了他的。他们的老师荀子认为，人之本性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这样原本的人，经过后天人为的改造，也就是经过“伪”，才可能变得好一些：“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所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这个明于“天人之分”的理论，韩非子继承过来，从人性上说明其“峭法严刑”的必要。韩非说，会有这样一种现象：拿到普通布帛，一般人也不会丢手，但见到百镒黄金，大盗却可能不会伸手。个中原因，正是刑法的作用，“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则手不掇百镒”。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并且，要做到：“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力矣。”
韩非子所说这一套，王充大约也很难否定。王充所不满于韩非子的，是韩非子一味的只重视这种法治的作用。王充认为：
“治国犹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伤害之操，则交党疏绝，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国，治国之道当任德也。韩子任刑独以治世，是则治身之人任伤害也。”但王充对韩非子是理解的：“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於刑也。”但是，王充打比喻说：“夫世不乏於德，犹岁不绝於春也。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国，犹天地生万物。天地不为乱岁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他们的分歧如此而已，并非截然对立。
不过，韩非子进一步要说明的问题，在于国情，提出从“当今争于气力”的总体要求出发，明确刑赏劝罚的对象，矛头所指，涉及到了儒士。他指出当时有这样一些问题：
“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既爵之又卑之)
“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既赏之又鄙之)
“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既远之又敬之)
“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既惩之又赞之)
结论是：“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怎样坏与乱?比如：“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悦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而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
韩非子将一切也归结为“礼法”之乱。这个“礼法”，不是死板的古代“礼法”，是适应时势的应有之“礼法”。
但这些话，王充很不同意，他认为儒术儒士于国有用而不是无用：
“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缪，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不得战也。”
“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
显然，王充说得这样重要得可怕的“礼义”，是儒生们死抱着的传家宝，韩非子就不懂得么?韩非子只是强调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情况下，对于“礼义”有新的要求。在《五蠹》一开篇，早就表达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时”的总原则，不能“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
但王充所说的一套，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事关“纲纪”，事关要求人民“爱其主上”，也就是“君君臣臣”的总体秩序的存在，这对于“君主”及其团队来说，确实是须臾离开不得的。不管是帮忙也罢，帮闲也罢，“儒者之操”的主要作用在此。王充坚决反对将儒者列为“蠹”，就是站在这样一种“大局”上看问题的。
然而韩非子并非有意要与王充所强调的这个总体秩序作对，他只是要求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情况下,“明主”能将国策大力度地从“行仁义”转为“明法度”，以挽救危亡、保国保种。所以，韩非子所提出的主张，也是为了一种“大局”，也是一片忠心。
这样看来，儒与法，本来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无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主”之虑之责，在于如何使用好这两轮与双翼。
王充的主张讲的是一般性，韩非子的主张讲的是针对性，如果王充与韩非子同在韩国为臣，则政策取向仍当以韩非子为主，而以王充所说作为补充。
王充站在他的角度，给韩非子一个讥笑，说：
“使韩子赐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为之乎?夫拜谒，礼义之效，非益身之实也，然而韩子终不失者，不废礼义以苟益也。”
他是说，一定的“礼义”无论如何仍是需要的。这就说明，王充对于他的主张与韩非子的主张之间的关系很明白，他只是要对韩非子作出他认为极有必要不可或缺的弥补，他与韩非子的分歧如此而已。
三
《五蠹》的第三层意思，重点在抨击“言谈纵横”。为了有力陈述“言谈纵横”的危害，韩非子剑指儒士标榜的“贤、智”这两大优势，来说明那是无用而有害的。先说所标榜的“智”的不可靠与不实用：
“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所难知也。……民无从识之。……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再说所标榜的“贤”的不可靠与不实用：
“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人主处制人之势，……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此番论述，浑化无痕贯彻老子“无为”思想，只有“一法、固术”，才可以真正有为而不至于乱。老子早就说过：“为无为，则无不治”。韩非子的离贤去智，正相当于老子的“绝圣弃智”，这种“一法、固术”的明主，才真是老子所称赞的“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
无论何年何代，儒士们见了韩非子这种言论，是不会高兴的。于是历来儒者的“批韩”也就在所难免。韩非子坚决认为，凡事一定要致实效而去空言。他用“归谬法”而引出正确结论，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不过，韩非子由此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就更是要遭到后世儒学的痛骂了：
“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否则：“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
看来，韩非子的主张，因为产生于当时战国的严峻环境，有一种很强的战时路线和政策的特点，王充并未一概否定，他主张的“文武张设，德力具足”，是包括了这一面的，但他对于“无书简之文”、“以吏为师”，一定不能接受。儒者们一万次地指出，秦朝就是因为用了法家的这一套，才二世而亡的。
确实，秦国没有及时调整战时路线政策向着非战时转化，而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贾谊《过秦论》)，于是那样迅速而僵硬地倒了下去。
然而，当人们(比如北宋末年的苏东坡、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这样痛骂韩非子时，他们实在也就缺乏了历史的态度。当严峻的战时又来到面前，国家社会仍然会向着韩非子的主张靠拢的。所以，即使是韩非子“偏颇”之处，也仍然有其“合理性”，而不可简单地否定他。
在以上这样摒弃了所谓“贤、智”，弄清了“士民”(即儒士)的面目与危害之后，韩非子就进入《五蠹》篇的最后一击，揭露“言谈者”，也就是以“言谈纵横”为事业的人们。当时的“纵横”，如韩非所说：
“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合纵连横”策略。战国时代最有名的说客是苏秦、张仪。说客苏秦，最后能配带六国相印，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六国赋予他协调六国(齐楚燕赵韩魏)行动的权力，以共同对抗秦国，这就是“合纵”。说客张仪，以与苏秦正好相反相克的策略“连横”取得秦王信任，做了秦相，他的任务就是分化瓦解六国联盟，让他们一一归顺于秦国，他最有名的是让楚怀王上当，把楚国害得不轻，他是楚国的爱国者屈原最痛恨的一个人。
这“合纵连横”的事情，是当时战国七雄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战，其中充满欺诈与阴谋，也充满天真与上当。韩国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在这样的外交攻守之中，大大小小的苏秦张仪，坐着战国时代的轻便马车，行进在“周道如砥”的平坦大道上，昂昂然穿梭往来于各国之间，而受到隆重接待，于是，纷纭的战国外交成了一种特殊的名利场，策略失误与里通外国，牺牲国家与谋取私利，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韩非子站出来，大声疾呼让国家坚决从这种无益有害的外交之中脱身出来，“纵”也罢，“横”也罢，都不要理它。他说：
“人臣之言衡者，……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纵者，……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这种“人臣”，其实就成了内奸。韩非子指出，最重要的，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他说：
“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他举眼前“周灭于纵，卫亡于衡”的惨痛事例，说：
“使周卫缓其纵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
韩非子的这一见解也就预答了三百多年后王充的疑问：弱小的童子能对付无敌大力士孟贲吗?童子一定要示弱小、不抵抗，方有可能幸免孟贲的打击吗?
其实，韩非子此言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往前推五十年(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赵、韩、魏合攻齐国，一直打进齐都临淄，占领齐国达六年之久，然而齐国仍有三座城池坚守到底，这就是聊、莒、即墨。
总之，至此，韩非子对于“儒”，“侠”，“言谈”这三大蠹，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有二蠹，是“商工游食之民”与“患御”。
“商工游食之民”，在重耕战的战国年代，不受国家欢迎，地位不高，但到韩非子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商贾)之民多矣。”
非法谋利者贵而耕战立功者贱，这样“乱国之俗”的情况，对于处在战国之中的国家，是不利的。因此，韩非子把“商工游食之民”列为一“蠹”。至于“患御”这样一“蠹”，是指什么?韩非子这样描其行为：
“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患御”指“近习”，也就是君主或权臣身边的人，他们接受贿赂，为人谋取地位，而使有汗马功劳的人反而不能得到亲近与重用。这种角色，列为国家之“蠹”，不算过份。
至此，韩非子的“五蠹”之说，我们应该觉得，是言之成理的，他对时代的清醒认识，他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也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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