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德”，《二柄》篇
二柄者，刑德也。
这显然是《有度》篇中说到过的一个问题，而有在此单独展开之意，并且把它概括形容为“二柄”。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柳完元所说“劝之以爵禄、庆赏之美，惩之以黜远、鞭扑、梏拲、斩杀之惨”云云，与此无差。
这样重要的刑德“二柄”，人主要坚定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让臣下染指，要不然，很危险，狗变成虎，虎成了狗。“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于是得出一个坚定有力不可动摇的结论：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
所谓“德”，亦即“仁义”，它并不是抽象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最高的目的和归宿，它同样不过是“制臣”的手段之一。这与空言“仁义”而忘乎所以是完全不同的。
握此“刑，德”二柄，则不应当出现“君反制于臣”的情况。但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却是不少。比如：
1，齐国的田常，“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窃取了人主的“德”柄，终于“简公见弑”。
2，宋国的子罕，窃取了人主的“刑”柄，结果宋君栽在了子罕的手中。
所以，“刑”与“德”这二柄，臣下只要握有其中之一，就能闹出大动静，更不用说臣下一旦“兼刑德而用之”，人主之危是什么样儿的了。
那么人君握住二柄，如何“审合刑名”以行赏罚呢?在“言与事”。就是循名责实，以事责功。你说自己能完成某事，这是“事”前之“言”，好比签了约，我就按这个考核你。“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反之则罚。言大而功小，罚;言小而功大，也罚。所罚不是功之大小，是你“不当名”，与原来说的不一致。
所以，不得“侵官”，不得“越官”，不得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
这样的人君，很难说是“无为”，而是韩非子的化道为权，以简驭繁，是“无为而无不为”，正是大有作为地治理国家。
说了“刑德”二柄，说了以言责事的方法，又说“二患”：一为“任贤”，一为“妄举”。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邀)君欲，那么臣下的真实面目就看不清楚。所谓“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燕王哙就吃了这个亏，结局很不好。
怎么办?到人性上找原因，发现：
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
人臣如此，而你人君却太单纯，“不掩其情，不匿其端”，人臣就要顺着你的竿儿爬，“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针对“匿端，诬能”这样的情况，人主只有“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这是遵照了老子的教导，不动声色：
镇之以无名之朴!
至此，韩非子是难免被人骂为奸雄的鼻祖了。人主不能呆，又不能不呆。人臣希望人主呆，又怕他装呆。奸臣希望人主最好真是个呆子，贤臣与国家民众则希望人主真正英明。“明君”，“明主”一词大约就是这样进入汉语的，然而接着就发生了该词在现实中的名与实的矛盾。
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这样一位口吃的人，却原来如此厉害，“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对君主制下的政治情况作出如此深入的透视解剖，站在君主与国家的立场，提出了他的驭臣治国之术，严丝合缝，滴水不漏，敢于直书，尽了最大努力，真是字字忠诚。
只要社会国家仍存在韩非子年代的因素，韩非子实际上就仍然活着。“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子有此思想魅力，秦皇之叹，发自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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