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私淑商君
韩非子与荀子的关系，见于《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只有一句：“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我们在《荀子》的《儒效》篇，见到荀子在秦昭王面前对儒加以辩护和推崇：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叫乎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闾漏屋，人莫不贵，贵道诚存也。
荀子这段话，与《孔子家语·儒行解》中对儒者的赞美完全一致。他是高度肯定儒的。在其《强国》篇中，荀子认为秦国别的都好，缺的就是儒(这与他的学生韩非子列“儒”为“五蠹”之首大相径庭)：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具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考察秦国之后，所夸赞秦国的好，都是以“古之”为标准的，古之民，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古之朝，这是儒的最高理想和标准，是道地的儒的语言。
其所谓秦的“四世之胜”，是指秦孝公以来四代秦君(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而这四世，正是商鞅之法推行，使秦国移风易俗、走向富强的四世，荀子却无只言提到商鞅变法对于秦国的作用，只把一切归结为“古之”。并且，到最后竟认为秦国缺的就是儒，所以秦国的治理不纯不“粹”，距离“王者之功名”差得很远，很难达到“王”的功业，充其量只能做到“霸”的这一步。
且不论荀子的话正确与否，总之荀子是一个大儒，他心中高悬的是儒家心目中所谓古代“先王”的“礼治”的美妙境界，他的语言也是这样闪耀着光芒。
但荀子虽没有提到商鞅，不等于他就不知道秦国四世以来所行何法所施何政，不等于他就不知道商鞅，也许，那时秦国朝野都避言商鞅之事吧。
秦孝公死后发生秦惠文王为了报复而车裂商鞅的大事情，至秦昭王这时，才三十多年，人们绝口不谈这一是非，是很有可能的。
也许，荀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否定秦国四世以来已近于“霸”的成就，这在实际上肯定了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功。荀子从儒的传统“礼治”角度对秦国得到治理作出肯定性评价，并非溢美，因为商鞅变法毕竟不是改变秦国之为春秋战国的秦国，其仍是在夏商周以来“礼治”的大范围内，当变法成功之后，又经数代以来的打磨，总的上下尊卑社会秩序必然仍是“礼治”的样子。荀子对他所见秦国这番赞美，十分经典，该是评论商鞅变法对于秦国成效的重要历史材料。
《韩非子》中明确提到和颂扬商鞅的至少有两处以上，《和氏》篇：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坐告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原注，《史记·商君传》不言燔诗书)，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务，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
《劫奸弑臣》篇：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
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
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
特别是《劫奸弑臣》的这些文句，说明了秦的变法前的情况，变法中的情况，与变法后的情况，说出了荀子在秦国对话应侯时大约是有意回避了的话，回答了荀子在秦国看到的令他满意的甚至是符合“古之”的情况是怎么一步步坚定而艰难地得来的。
因此，韩非子在其著作中对于商鞅、吴起这样的人遇害，一再发出悲叹之声：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和氏》)
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何怪乎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劫奸弑臣》
韩非子这种明确而坚定的态度，相对于他的老师荀子，显然是很大的突破。也许，荀子是在秦廷对话，韩非是在家中写书，言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这导致韩非写得这样明白，而荀子那样隐而不提。在韩非子的著作中，甚至提及到商鞅的著作，在《南面》篇：
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
最后一句“说在商君之内外”，经查《商君书》，有《外内》篇，其内容正是韩非子所说的这些，我们看看商鞅的文笔如何：
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故轻法而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法?其赏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谓也。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三者不塞，则民不战，而事失矣。
……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淫道必塞，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
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者食者众之谓也。
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者强，市利尽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
这就是商鞅提出的国策，是要求围绕耕与战，以高压态势，对全国贵贱人等行升降赏罚，以求迅速国富兵强(显然，这并不等于改变秦国之作为当时诸侯国的根本制度，这就是后来大儒荀子见到的秦国看着很顺眼的根本原因)。韩非子将商鞅所论完全地接受到自己的著作中，认为于他的当时也最为切实有用，而儒们一味吹的“仁义”之类，至少都是不急之务。史载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他的言论却有与荀子不同以至相反之处，而与商君的“私淑”关系，却是这样地明晰。我们不必因为韩非受业于荀子，就只是到荀子中找韩非子的渊源，而忽视《商君书》对韩非子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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