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史上，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一直都是农户家庭，而不是个体化的雇工;一定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回顾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其实一直在和依靠个体化雇工的规模化生产进行顽强竞争。中国经验不同于英国和西欧，也异于印度和“东亚模式”。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东亚模式”理论，都没有直面中国家庭经济顽强持续的基本现实。认识到家庭单位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所占的特殊地位，才有可能想象一个与现代西方不同的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革命想象”与“革命历史”的自身演进过程之间仍充满着差异性，需仔细加以甄别。应该承认，“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尽管后现代史学已完全不承认两者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和界限。但我仍以为，“文学文本”不能当做历史材料的主体加以分析，只能作为历史的辅助资料加以看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往往更多地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着复杂的纠葛支配关系，文学描写也常常代表作家相对单纯的政治立场，由此立场引申出的历史描写也会呈现出某种相对单一的特征，即使偶尔透露出所谓“日常生活的焦虑”，其丰富性也是相当有限的，不能借此窥见革命更为复杂的一面。

儒学既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知识系统。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学本来就孕育于农业文明，那么，何来 “下乡”之说?应该说，儒学本来是“在乡”的，只是近代以来，诸多外部力量对中国农村不断介入与冲击，先是“革命下乡”，接着又是“法律下乡”、“科技下乡”、“文化下乡”、“资本下乡”，被驱逐的儒学不得不“背井离乡”。之所以采用落入俗套的(儒学)“下乡”说法，目的是为了强调儒学与今天中国农村社会之间的某种外在性关系，以及在此外在性关系支配下，策略上需要作为知识系统的儒学“下乡”。

“启蒙的绝境”和“娱乐至死”构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语境和国际语境，也决定了网络文学在价值观上整体的“回撤”姿态。“清穿”一“穿”回到启蒙前，通过消解爱情神话的幻象而解构“爱情的主体”，从而缓解人们的价值危机和情感焦虑，形成“反言情的言情模式”。在“后撤”的总体大势下，网络小说《间客》的逆流而上特别值得关注。在文学传统上，《间客》是《平凡的世界》的延续，但在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叙述”已经“不再可能”的今天，只能在“异托邦”里建立“另类个人选择”的幻象空间，并以此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

地区共同利益依靠的是共同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需要在古代中世纪漫长的贸易活动中加以培育。巴尔干半岛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没有获得统合的机遇。拜占廷帝国朝贡体系还没有形成巴尔干半岛共同市场，或商业体系，帝国的大厦就崩塌了。此后出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只是强化了地区内的对立因素，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斗争中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使该地区内部冲突更加激烈，彻底丧失了自我整合的能力。科索沃则成为整个巴尔干半岛自我分裂的缩影。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 （Robert　Thomas）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 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讲话》的发表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整合“文化军队”以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步骤。积中国共产党人20余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之功，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之思想整合和组织整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也因为《讲话》提出并建立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而更加完备和深刻。《讲话》不仅在文化方面整合了革命队伍、净化了思想、造就了建立新中国的文化队伍，而且塑造了此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和独特面貌。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理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使共同富裕这个人类千年理想在中国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逐步可以实现的进程。共同富裕理论不仅对中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也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现实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所致，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贯彻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迫切性。只要全面地、准确地、完整地去领会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并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加以践履，共同富裕这个人类的千年梦想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率先成为现实，并对人类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

因应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新形势，亚洲这一概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重新被激活。本文试图从历史视野检讨这一概念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多种运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亚洲概念的衍生性，即这一概念如何从欧洲现代历史、尤其是19世纪的欧洲"世界历史"中发展而来，指出近代日本的"脱亚论"实际上是这一欧洲"世界历史"的衍生物。第二部分以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为背景研究两种民粹主义与亚洲概念的关联，其中一种以俄国民粹主义为特点，试图以亚洲特殊性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的挑战，而另一种则是以孙文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即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纲领创建民族-国家，在亚洲社会的特定条件下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研究孙文等中国革命者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东洋概念的区别和紧张，讨论了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范畴理解亚洲问题的必要性。第四部分以历史研究中的亚洲、东洋及其特殊遗产(如朝贡体系)与早期现代性问题为中心，讨论了超越近代海洋中心论、民族主义框架和欧洲中心主义重新检讨亚洲问题的必要性。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自然环境的加剧破坏几乎是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同步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态危机，不能脱离对资本本性的分析。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对利润的追求具有无限的欲望。资本的贪婪本性，造成了资本的增殖对自然平衡的侵害，人的物化与以人为本的冲突，工具观念与生态文明的对立。在资本的作用下，自然生态的平衡已遭受极大的损害，如果任其发展，人类社会将面对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探讨资本与自然环境恶化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全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