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强大的文化冲击。本土文化在强势经济的压力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后殖民理论用其独特的视角揭示出文化殖民的种种表现。运用后殖民理论不仅有利于更进一步看清“文化霸权”的实质,而且可以帮助第三世界的人们面对现实,夯实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文化冲击的态势中应该重视文化、增强理解、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应对文化冲击的挑战。

西方文明的膨胀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殖民的过程，全球化的积极响应者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文化斗争中要步步为营,努力提升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要把握分寸,因为稍有不慎可能全盘皆输。

本文从地域视角出发，探讨了中东革命爆发并席卷全球的历史背景及深层原因，以此对欧美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新市民革命”的理论构想。关于近年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爆发的市民起义和政变，多数讨论都仅将其定位为各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隐藏在“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民主化”等语词背后的欧美霸权主义，更未理解市民起义潮流中追求自由、平等及同胞爱的真正内涵。对此，本文从反恐战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处理等世界史角度切入，揭示出中东革命对殖民地主义和种族主义横行，欧美霸权一手操纵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控诉。本文主张人们应该从这场革命中认清新社会和新世界变革的契机，包括其中蕴含的全新的普遍性变革主体。这就是尊重多样性，以追求人的尊严、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多元和谐统一为目标的“新市民革命”。

中东革命后很快就出现了妄图抹杀彩虹的记忆，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势力。对市民起义的抢班夺权、偷梁换柱和恶意歪曲层出不穷。其惯用的伎俩要么是挑起宗派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要么就是煽动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干涉。此外，作为殖民地主义道具的“中东各国体制”框架强加于“市民”的政治主体化的不均质条件也助长了这类反革命行径。

以量化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临界值为尺度，划分1979年以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阶段性。结果发现，至2003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公有制经济，以致现今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经动摇。国有经济改革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但存在方向性的偏差，亟需采取战略性措施，予以纠正。

本文基于对哈维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强调资本帝国主义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进而对其理论进行理论性的说明和评价，分析了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批判法理学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於兴中、冯象和强世功是中国批判法理学思潮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於兴中运用文明秩序理论批判一元的法律文明秩序和国家法制主义，并提出社会理论与法之研究的种种面相。冯象则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对中国的政法体制和法治意识形态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强世功将新中国形成的法律传统概括为法律的治理化传统，并主张中国的法理学应该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批判法理学致力于反思和批判中国的法治和法理学传统，力图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和法理学提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本文认为，无论在阶级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因素对民族问题都存在着制约和影响。它们在阶级社会的表现是：阶级斗争是民族自身发展的动力;阶级压迫是民族压迫的实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是：阶级对立的消除决定了民族关系一般不再具有对抗性;社会阶层的变化会对民族问题的内容和走向产生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问题上反映出来。文章还提出，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解即便在阶级社会，也是应该有条件的、具体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压迫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对于弱势民族合乎“规则”的支配和剥削，其中蕴涵的阶级压迫关系具有隐匿化和“合法化”的特点。

本文依据历史事实提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人民管理制的政治理想是列宁理论与实践活动的重要价值诉求。列宁在推进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正确阐释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等关系问题，并形成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中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民主与专政相反相成”、“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相互依存”等重要思想。

金融资本的统治和金融寡头的掠夺是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主要特征，这种社会统治和财富掠夺何以能够实现?本文认为，货币理论是金融理论的基础，要理解金融资本权力的产生，首先必须了解货币以及货币资本的内在本质。由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恰恰蕴含着能从剖析货币的本质和根源出发，并通过对货币自身矛盾运动的展开以及一系列后果的分析，最后达到对以掌握货币资本的垄断性权力为根本特征的金融寡头说明的逻辑线索。因此，我们从中能够整合出一个从货币理论到信用理论，再到金融资本理论的连续性解释框架，而这样彻底和连续性的框架在其他经济学派那里是难以找到的。本文正是试图依照这一框架，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主要是)马克思以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借鉴，从而提供一个较为明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解释。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界提出过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看法，其中有“社会主义封建论”。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使得一些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对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疑窦，对“社会主义封建论”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思想界要为这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因此，分析所谓“社会主义封建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