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批评家指出，宗教学的创立和基督教中心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情怀不可分割，从奥托到伊利亚德的宗教比较研究中对“自成一类”宗教的特性的强调有很强的本质主义色彩，而目前盛行的多元宗教观也有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因素。后殖民宗教学批评其实是对西方宗教学的发展做整体检讨，这些批评虽有偏颇，但对中国宗教学者理解宗教提供了某种启发性的思路，提醒我们要警惕那种所谓“中立”的全知化的研究方法，避免将宗教抽象为符号和静态的文本，而是要将其和具体处境结合起来，将信仰和实践、理论和生活关联起来，在研究中进行多学科的整合。宗教研究者需要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警惕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同时也要保留对宗教真理的同情，尊重不同进路的宗教研究。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失衡转移途径的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在金融扩张和异化的媒介作用下，启动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进程。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具有一般规律性，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要防范和化解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必须注意如下几点：第一，需要从源头上同时强化实体经济中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管理;第二，需要在中间环节上避免对剩余价值时空扩张的过度依赖;第三，需要在外在约束上强化金融监管和制度创新。第四，需要在国际环境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民族主义是世界近代史上兴起的一种对全球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意识形态，截至目前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依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的范式演变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无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要经历了相沿承袭的三个演变范式:文化民族主义的印刷“机”缘范式、族裔民族主义的种族血缘范式和公民民族主义的领土地缘范式。本文通过对这三个范式和与之相应的传播模式的梳理，以期厘清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全球社会历史的正反影响，进而透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陷阱。

多年来国内对于重商主义的研究不足，存在一些缺陷。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多两少”。首先，炒冷饭的多，独立研究的少。例如，对于重商主义学说和政策体系产生的历史背景、重商主义的内容、实质和有关问题的阐述，大多是从现成的资料中相互借鉴引用，更缺少从我国富民强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有明确目的和针对性的研究。其次，存在“纯学术”的倾向，把重商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来阐述，忽视它更是一种政策。重商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学术界日益滋长的理论日益脱离实际的学风所致。

全球范围来看，从街头的便利店到世界500强的沃尔玛，再到金融寡头聚首的共济会，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家族企业或家族控制，这种历史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维吾尔族婚姻的稳定性不高，财富不能有效积累。新疆独特的灌溉农业使维吾尔族的家庭生产方式受到了挑战，宗教生产方式更好地适应了这种挑战。由于新疆地理特殊性及家庭婚姻的状况，历史上，以寺院经济为代表的维吾尔族公有经济相对发达，家庭私有制未能充分发育。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营经济难以承载维吾尔族现代化的重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地方国有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从未直接对“文化”进行过论述和界定，但这并不代表二人不重视文化问题。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文化问题放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加以理解和把握，即首先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对于文化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因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局限于文化批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基于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同时看到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因而十分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之于整个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当下中国文学状况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现实原因，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的崛起导致的必然结果。乡村中国的“空心化”和文明的全面沦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50后”作家依然书写着他们昨天的记忆和故事，他们30年的文坛经历，已经构建了一种隐形或未做宣告的文学的意识形态，他们是当下文学秩序的维护者；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表征，对这个时代表征和精神状况做出表达的是“60后”、“70后”作家。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理由终结“50后”建构的文学的意识形态。

“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条约通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机器大工业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普遍规则，对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西方霸权国家通过主导和控制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迫使落后国家接受和遵从其设定的“游戏规则”，无视落后国家关于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着世界财富分配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已经开始向教育渗透。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商业化水平方面。正是这个差异，使得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变得颇不相同。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对于后日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俄国公社实现“三个一”式的整体性彻底跨越不同，帝国主义时代不发达社会主义非整体性、非彻底性地迂回跨越“卡夫丁峡谷”，将通过改革开放，抗拒成熟至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绞杀，避免长期遭受原生态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主要灾难性波折，以长期来看相对较小的代价，吸取西方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加固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自组织的创新能力。“回归马克思和列宁”，由于人民的守望和推动，这一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