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术语,其含义和所指经常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本文试图挖掘其思想史中包含的秩序和条理,厘清其概念的不同视角,以便达到对地缘政治学性质的认识。在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清晰的视角:第一,人—境关系的视角;第二,大战略的视角;第三,现实主义政治的视角;第四,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第五,后现代批判的视角。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就蕴含在这五个视角的有机融合之中。 

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着领土主权国家的权力、功能及其权威。虽然国家仍享有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和治理权，对外独立自主的权力，但是民族国家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发生在自己国家领土范围之内的事件，无论在传统的安全领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体系几乎把所有国家整合到一起。全球的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领土主权国家内部产生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边界，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它的存在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边界失去了政治、经济等意义，而是被人们一贯认为的作为现代领土主权国家的边界遇到了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球秩序下，民族国家要想在区域整合的过程中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让国家更具有开放意识，只有这样，地缘政治的合作观念才能得以落实。

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争论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思潮之后，通过其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迅速传播，并成为WTO 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但由于新自由主义坚持形式正义，否认实质公平，未能真正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地位的悬殊状况，发展中国家不能获得真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机会，形式正义掩盖的是不平等的实质，导致WTO 法价值生态出现危机。

帕沙·查特吉大概是中国学术界最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他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非常高的曝光率，作为庶民学派最主要的理论家，他频繁穿梭于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高校及研究机构之间，举办各类演讲与座谈。说他陌生，是因为国内学术界对于其庶民研究之外的思想研究，包括后殖民民族主义研究以及国家偶像研究所知甚少。在本文中，笔者将与读者分享其有关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全球化时代，作为西方民族主义极端表达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是否消亡? 而东方族群的民族主义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重要变化?

弗兰克认为，世界体系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是拥有5000 年历史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是真正的平等的世界体系，而且是未来世界的历史进程的方向。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几乎颠覆了沃勒斯坦的判断。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新理论包含了颠覆性、全球学视野、反传统和反权威精神、超越意识形态纠缠以及选择经济要素分析等理论个性。当然，它也存在诸如选择单纯的贸易要素分析、超阶级分析的历史观、从贬低到全盘否定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倚重结构主义方法等理论不足。因此，从本质上看，弗兰克的分析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性。 

“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被视为一种应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政治思潮，是全球化加快推进、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形式和新阶段。它将当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把“失败国家”看做最大的威胁;宣扬美国的强势地位，主张美国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认为传统的手段难以阻止新的威胁，主张采用。新帝国主义“手段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主张采取”双重标准“，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 是其两个理论基点。“新帝国主义”不仅适应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需要，而且为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控制和盘剥广大第三世界、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我们应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既正视它的存在，又认清它的地位。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 [12](P371)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一提法本身，表明社会主义因素还只是“部分”。要使它发展为“整体”，必须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核心是需要重新处理地权、赋税与租佃关系的变动。其中，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的城乡变革与阶级分化尤其关键，它导致国家与地主、农民之间租税关系剧烈变动，使得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且不说这种体制与古典天下体系有某种连续性，民国以来形成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及其演变，足以体现出中国人应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独特方式。“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而目前对“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却在国外。我们身处其中，却日用而不察。因此，真正关心中国宪政法治建设者，不能不认识“国家一政党”体制、研究“国家一政党”体制，从而改革“国家一政党”体制、完善“国家一政党”体制。也许，就像美国宪法中的反多数难题一样，“国家一政党”的权力划分难题可能会带给中国学者持久的困惑。

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派分别构成了两类各具特色、具有明显互补性质的派别。在马克思主义一派中，又有曼德尔、调节学派、SSA学派的理论。后两种理论试图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相结合，发展一种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检讨了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在强调其功绩的同时，也力图指出其方法论上的局限。并从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对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建立一种新综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