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并不受数学和逻辑法则支配，而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是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原理来描述现实的。它采用的范畴都极其抽象，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原型，是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资本主义交换其实就是被包装成“等价交换”的不平等交换，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揭示这个秘密入手的。

尽管对于奢侈品的界定存在着如上困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奢侈品(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必需品)还是存在着一些"共识"的。1894年，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一篇题为《论奢侈》的演讲中，就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奢侈品及其消费的看法较为明确地归纳如下："奢侈一词，包括了所有那些财富的私人消费形式，这些消费对于消费者的健康和工作效率不是必需的，或者说，在直接或间接意义上都是非生产性的因而也是不经济的。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相左，马克思从自身政治经济学体系出发，对奢侈品理论进行了根本的革新。这种革新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将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原到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关系中去，并着眼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来分析奢侈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由此揭示出了"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

WTO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自由贸易，其实质却是资本的自由贸易。在资本主导全球化、主导自由贸易体系的基本背景下，农业.畜牧业、医药业等多个涉及人类基本生命权利的领域成为买卖场。由于资源禀赋、政府支持、耕作形态的巨大差异，农牧业领域的自由贸易根本不可能带来公平贸易。当WTO及诸多双边贸易协定把农牧业、基本医药业都纳入自由贸易框架后，地球就不再是拿来生活，而是拿来买卖。为基本生命权利领域的自由贸易设立围栏，已是当务之急。

“双重霸权”虽然具有其显著理论优势，但也存在问题。首先，在经济基础、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三个领域运作的文化霸权，其过于宽广的理论框架几乎无所不包，仿佛一切都变成了文化霸权的一部分，这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容易导致无处着手。此外，从来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争论，都游移在从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这一端，到二者互不相关的完全自主的那一端。但是，即便如阿尔都塞所言，最终依然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更为强大，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复杂的形势、矛盾与抗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厘清具体的策略又是如何与深层的经济结构发生勾连，始终保持批判性力量的锋刃，生产可以改造世界的知识。

三权分立思想可溯源至奴隶制时代“政体三机能说”，近代三权分立制度经历了由阶级分权向阶层分权的演变，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妥协产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更为彻底和更高类型的民主形式。三权分立制度的逻辑起点是私有制，多元的利益派生出多元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起点是公有制，根本利益的一元化对应于统一的国家权力。人大与一府两院是一种垂直而直接的制约关系，三权分立则是平行而间接的制约关系，西方各国行政权扩张的现实揭示了这种间接制约的无力。

近二十余年，阶级分析在中国经历了从政策阐释概念到学术研究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经历了一个从式微到复归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被政治化了。为了争取学科自主性，中国社会学放弃了教条化的阶级分析，用阶层分析来解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形成，阶级分析重新显现出其强烈的底层关怀和强大的解释力。

本世纪0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改制为盈利性国营公司，在中国快速的GDP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个事实被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话语所掩盖，因为它的认识前提是唯有私营公司才可能推动发展，由此把这个积极因素演绎为严重的不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还采用了一些抽象的理论建构来否认中国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经验证据说明，改革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为既是快速GDP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当今贫富差距极其严峻的根源。本文最后简单地讨论最近的一个地方上的实验，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的启示：不是在修辞层面上而是在实质性结果层面上，到底该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主流的思想，尤其是欧洲中心的思想，认为“西方模式”无可替代，只可被模仿，也应被模仿；然而，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并不是欧洲中心的。只有马克思开展出来的现代思维，才可能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成见和枷锁。西方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所发展出来的单极化现象阻止了新的民族资本主义意图依据宰制中心的形象来自我建构，同时也因而封闭了边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单极化也迫使意图替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革命必须面对双重的挑战。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关系的细致建构，以利于超越资本主义。洞察力意味着世界主义的认定与归属，世界主义强调人在创造历史，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合作和团结之上，而不是竞争。

民主观念在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贯穿其中的线索是民主的价值内核及目的性的丧失，民主最终成为选举民主所理解的一种空洞化的规则或手段。选举民主使民主陷入无意义，并使新兴民主化国家面临一系列困境。作为对选举民主观的批判，过程民主观复兴了民主的价值内涵。过程民主观认为民主本身是价值与规则、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的综合体，并且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出中国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中层理论模型。从村庄结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