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主义囿限于固有的价值定位，以直线式逻辑演绎唱衰中国社会现实蕴涵，遮蔽市场经济的深刻社会内含和复杂内在结构，超逻辑建构市场的逻辑，非理性迷信市场的理性，不是制作一个更适合现实世界的模式，而是让现实世界更适合它的模式，为此不惜借助于形而上的工具逻辑伪证自由市场万能以证伪公有制市场经济命题。超越其狭隘视阈、价值偏见和思维定式，将其置于社会发展一般趋势坐标辩证地思考，中国市场经济典型化运行背后透射出非典型性的鲜明制度特质，30年改革实践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的证实而非证伪。

回顾战后六十年的历史，不免使人产生沧海桑田的感叹。后三十年，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移帜，大量独立后的新兴国家陷入困境。无论是在西方、东方，还是南方、北方，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三十年过后，当人们环顾周遭时，他们发现自己居住的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不平等了。平等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它，失真在所难免。要在总体上把握它，要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平等”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主体、客体、准则三个向度的考察。以下分别讨论这三个向度，并讨论这样的框架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目前的不平等状况。　　

值得深思的是，春秋时期的强国为什么都兴起于弧形中间地带?平王东迁之初，齐、晋、秦、楚与中原地带的鲁、卫、郑、宋、陈、蔡及周王室的领土规模大致相当，人口、财力亦差别无几，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春秋初年，郑国一度势力最强，郑庄公曾败王师，侵四邻，史称“小霸”，但仅仅是昙花一现。鲁国当时与齐相侔，童书业先生曾言鲁国“祗一败于齐，而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直至桓公称霸前夕，鲁之国势尚强，不亚于齐”。而鲁后来每下愈况。中原地带的诸邦为什么没能走上强盛称霸的发展道路呢?笔者试从地理角度谈几点认识，就正于方家。

我在这里强调的只是：尊严政治和平等政治的逻辑应该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之中，而不应仅仅限于针对西方媒体不公正言论的抗议。西藏危机不是偶然的，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转变之中。如果抗议运动不能将尊严政治的原则扩展至捍卫包括藏族、维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人的尊严，就会失去尊严政治的平等内含；如果抗议运动被族群仇恨和敌视的情绪所裹胁，也就背离了各民族平等、合作、互助、融合以形成一个公民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原则。我期待着：在这个危机时刻换发出的公共意识不但能够转化为持久的、重新塑造中国的动力，而且也能够转化为一种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及其不同区域和文化的契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危机接踵而至的时代，如果不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力量改变发展主义的逻辑，在二十世纪的地基之上重新形成以人民主体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这个危机就不可能真正化解。

随着今天参与式民主得到实践，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也许有助于政治学家看到这种理论的优势和弱点。鉴于近来参与式民主在巴西复兴，而且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或许会推动政治学家关注当代其他民主理论所低估的民主参与。应该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在论证：参与式民主必然比其他形式的民主理论更为进步，或本身更有价值，或总体而言更为优越。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目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参与式民主的实践将会激起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新一轮兴趣。本文正是以此为目标的。

实践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又没有地缘政治学工具，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愈来愈脱离实际和遭到海内外舆论诟病的一个理论根源。近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引进了西方几乎所有学科，更对自由主义思潮趋之若鹜，惟独地缘政治学门庭冷落，乏人问津。究其原因，与拥抱全球化条件下涌起的“去政治化”思潮有关，一些人由厌倦“阶级斗争为纲”走向反面，似乎患了“政治恐惧症”，表面上是要远离政治，实际上往往陷入另一种政治，即对西方有利而对中国有害的政治。

就民主实践本身的危机而言，我认为“代表性的断裂”可能是最合适的概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及其利益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裂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社会基础，而政党、媒体和法律体系——无论其使用多么普遍的宣称——无法代表相应的社会利益和公共意见则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直接表现。代表性断裂直接体现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公共领域(媒体)的危机，以及法律体制的危机。

如果把“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拉美国家缺乏自由市场所需要的制度，这就从根本上错误地理解了问题；如果企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更多的全球标准的制度来保障这种自由，则只会使这些国家在“自由”所造成的贫困陷阱中越陷越深。按照熊彼特的欠发达经济理论，由于不完全竞争的技术前沿推进在世界范围内是极端不平衡的，自由贸易根本就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熊彼特式欠发达”的贫困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制度，他们必须采取反对静态、比较优势的行动，通过国家干预，以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生产活动为核心进行制度建设，这是目前的发达国家为了达到“全球标准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历史上曾经所普遍采取过的行动。

"主权在民"标志着政治合法性的重大转变。这也是现代平等政治的地基。关于这一命题产生了无数的争议和辩论，但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再也无法逆转。统治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但任何统治都必须在这一原则之下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任何抵抗的运动也都必须在这一原则之上确认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正当性。这是一切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无法绕过的命题，也是我们仍然将一场失败的革命作为"短二十世纪"的伟大开端的原因。但我们同样无法绕过的是：这是一个创造了连续性的革命，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如何在平等政治与历史多样性之间形成创造性的关系或政治整合，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