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与妇女解放成为热议的焦点。种种有关妇女强迫劳动、女性男性化的论述将社会主义实践描写成一压榨女性劳动力的国家阴谋。美国学者Jacob Eyferth对农村妇女纺织的研究将我们带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条件，具体讨论集体化对农村妇女的解放和局限。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彻底转变了农村地区的劳动分工和日常生活模式。在关中地区，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农村妇女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与纺织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乡村妇女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此前附着在妇女身上的纺织任务被田间劳作所取代。中国农村女性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变化是和妇女劳动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经历了一样的自我解放之路。由于棉花生产技术的落后和产量不足，国家摊派任务的加重，群众教育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不足，许多妇女依然为家庭和劳动的双重负担所困。但是，集体化使得部分妇女获得了走出家门进行集体劳动的机会，也造就了一代走出家庭、走进公共生活的女劳动者和女活动家。
(图片来源：周麒作品《纺织女工》)
社会主义革命曾许诺转变中国农村人的物质生活，将新目标和新技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带入农村地区，为了实现这样的许诺，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转变了当时农村地区存在的劳动分工方式和日常生活模式。理解基层百姓如何经历社会主义，依赖于理解不连贯且不规律的物质生活变革，也同样依赖于理解通常被我们用来分析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系列斗争和政治运动。在这些农村变化中，鲜有比农民如何满足穿衣需求更重要者。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变化相对缓慢的服装形式，而是指布和衣服的生产方式。
透过棉花种植和纺织工作，我会讨论毛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我关注的焦点在于，面对物质极为匮乏的境况，农村妇女如何选择。她们如何挤出时间、如何得到材料为家人织布制衣?她们又是如何处理家人、亲戚和国家需求间的冲突?不同选择间的道德帷幔是什么?为公公綉烟袋的年轻妇女是在履行习俗的职责，还是浪费了本应用于集体生产的时间和材料?通过回答这些理由，我希望有助于理解地方社会如何实践和经历社会主义，这些实践和经历又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我的研究基于两类材料，一是在陕西省中部周至县和兴平县的田野调查;二是相关县级和省级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
一、关中地区妇女的工作和纺织
陕西省的大部分平原和肥沃土地都集中在渭河谷地——也就是关中，西安市是渭河谷地的中心。关中地区的棉花种植可以上溯到明代早期。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将关中地区变为上海天津棉纺厂的主要原料供给地，关中的产棉量才急剧增加。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棉花种植的繁荣时期，棉花是利润可佳的物品，很多农民都会出售一部分自家收获的棉花。农民们几乎不会将多于三成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通常的种植面积就是一到两亩。棉花是一种高风险的作物。种植棉花的多少因此与增加财富相关：只有那些资金和粮食有盈余的家庭才能够将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从20世纪30年代的高棉价中获利。
在周至和兴平县，大多数农民种植的棉花数量能够满足他们的穿衣需求，还有一些余量用于出售。以出售为目的的纺织，尽管并非致富之路，但也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无利可图。虽然在物资匮乏年代，一块标准布段仅能换30斤小麦，但在正常年景下，可以换50至70斤。兴平的老人们承认妇女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要比男人多：在手工纺织集中的地区，家庭粮食支出中，高达四分之三的比重来自妇女纺织的收入。
关中地区，农村妇女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与纺织品的交换或学习新的纺织技术密切相关。母亲认为女儿在婚姻上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纺织技术，因此向女儿传授纺织技术的训练十分严格。周至县流传的歌谣表达了对未来婚姻的希望与焦虑：
白杨树，两杈权，两旁住了两邻家。你家娃子会写，我家女子会扎花。
大姐扎的牡丹花，二姐扎的石榴花，剩下三姐不会扎，打到炕下纺棉花。
婚后第一年是大多数妇女生活中最艰难的一年。有一首民谣描述了那些被婆家当作廉价劳力的年轻儿媳的命运。一旦妇女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小家庭织布制衣，而不是在婆婆的监督下为扩展家庭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针线活成为一个妇女的公众形象——因为妇女几乎不离开自己的院子，她们做的针线活事实上比本人更有知名度。邻居和亲戚根据一家人的衣服来评价一个女人，即整齐的针脚是一个富足家庭拥有勤劳妻子和母亲的标志。
在关中农村，几乎所有重要的活动都会涉及纺织品的交换。生日、周期性节日和回娘家都理所当然地需要纺织品作礼物，如果缺少了布料和棉花作为礼物，婚姻将无法缔结。孩子出生时，做礼物的布料和衣服也是必需的，通常会将做鞋子的布料送给接生婆。甚至过世的人也必须穿衣服，因为他们将穿着这身衣服进入后世的生活，所以必须用质量很好的布做寿衣。
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纺织密切相关。精英家庭和普通百姓似乎都在追求一种所谓的“体面经济”，即社会地位和赚钱能力源自将妇女留在家里。全年完全将妇女隔离在家的情况在精英家庭中十分普遍，只有他们能够种植或购买足够的棉花供妇女们持续纺纱织布，也只有这些家庭才会赞同严格的礼教，大多数家庭至少在农忙的播种和收获季节需要妇女们干农活。只在那些非常穷的家庭中，妇女才会参与田里的日常劳作，这是一种使她们自己及其男性亲属感到羞辱的境况。尽管人们对妇女独坐织布机前有着刻板的印象，但纺织是具有强烈社会性的工作。中国异族通婚形成的亲属系统将妇女与其至亲隔离，而围绕织布机的合作激活了妇女们自己的亲属网络，使其得以与娘家的近亲相联系。
纺织工作使妇女形成了特殊的肢体习惯、独特姿势和感官技术。是否长时间蹲在纺车前或做针线活的妇女间的确存在明显的差异，长时间从事这些工作的妇女大多弯腰驼背，而不做这些工作的妇女拥有更笔挺和舒展的身体。
二、棉花与社会主义国家
简而言之，纺织工作以一种难以忍受但强有力的方式形塑了乡村妇女的生活，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围绕纺织形成的丰富的社会消失了。由于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反对手工纺织。中共领导人像18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将手工纺织视为家庭对妇女的“奴役”，甚至视为是与缠足一样罪恶的社会现象——这种观点的形成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家庭对女性纺织劳动力的需要与缠足的长度与严酷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共产党的领袖们赞同恩格斯的观点，相信妇女的解放取决于她们参与支付酬劳的公共性工作。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会认为织布并非真正作用上的“工作”，而是周期性进行的家庭琐事(因此纺织最终是枯燥无作用的)，与洗碗洗衣之类的家务事完全没有分别。
除了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中共领导人反对家庭纺线织布还因为其占有了对社会现代化建设战略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即棉花（在中国，重要性仅次于粮食的农产品）和妇女的劳动能力。国家以人为压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棉花及其他农村产品，经过国有工厂的加工，然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获取利润，从而完成社会主义积累。同样，妇女的工作在此战略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工业的扩张依赖更高效的农业生产效率，而在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当时资金要预留以满足工业投入的需要)，只有通过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乡村妇女是中国最大的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共产党希望她们完全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将男性解放出来投入工业生产和基础建设。很明显，只有首先将妇女从费时的纺织工作下解放出来，她们才能够全身心地进行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年内，关中地区的种棉面积迅速增长，1952年达到土地承受能力的上限，此时，所有的能耕种的土地不是种了粮食就是种了棉花。20世纪40、50年代关中地区维持了较好的棉花收成，此后，被定位为中国西北的产棉基地，以满足甘肃、宁夏和青海的布匹需求，并为河南河北的棉纺厂提供原棉。由于提高产量并不容易，国有花纱布公司(简称花司)就集中力量抑制私营贸易与其在棉花需求上的竞争，其首要的做法是减少农村家庭对棉花的需求总量。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间存在矛盾，地方政府要提高棉花的商品率，例如，打破农村家庭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结合，将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化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民。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国营贸易公司采取了与私营贸易一样粗鲁的诱导转向策略。甚至在1954年禁止私人交易棉花前，国家意图收购棉花产量的80%，仅将产量的20%留给棉农。但实际的收购量远远低于这个数目。棉纺厂和上述所有供销合作社十分渴望农村家庭能够达到其最大购买力，渴望以实物换取更高的预购比例，他们将棉花的预购和购买工业产品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联系起来，与有利于加强工农联盟联系起来。毫不奇怪，在这种压力下，很多农民过度消耗，从而导致来年还款时双方的相互指责。
1952和1953年，国家贸易者连续两年强力推行预购， 1953年则出现了局面的逆转。那年夏天中国北部的小麦收成极度糟糕，国家决策者预计到城市人口的粮食供给将出现严重理由。棉农是农村人口中粮食的主要消费者，国家官员们担心用现金向棉农购买棉花，棉农手里有钱后将抬高国家尚未完全制约的粮价。高粮价并不会被转嫁到城市消费者身上，而农村需求量的增长将引起国家的巨大财务损失。因此中央政府将粮食的收购价从1∶9(棉花：麦子)降到了1∶624。并且，棉农得到的不是现金，而是春小麦收获后才能换取现金的白条。1953年年末和1954年年初，愤怒的棉农烧毁了棉花仓库，收购站的局面变得十分危急，警察机关向采购站工作人员发放了枪支。
棉农应对1953年危机的办法是减少棉花种植量，有的甚至拔掉即将成熟的棉秆种上冬小麦。1954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棉花成为国家垄断物资。那时，只有少入农民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理论上，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多种或少种棉花，但实际上，乡镇政府都被规定了生产额，并且几乎所有棉农都签署了甚至遇到旱涝灾害都强制执行的配额合同。那些棉花收获量无法偿还抵押数量的农民会被公开批评，而且要退回先前收到的现金，偿还了抵押数量还有盈余的棉农，会被动员、说服将剩余棉花卖给当地的收购站，价格则是略微高于收购价的“议价”。国家允许棉农保留仅够制作冬季棉衣和棉被的棉花，大部分地方按每人一公斤计算。在集体化时代，这些自留棉便是农村人制作衣服的主要原料。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工作
共和国早期的性别政治更多的关注如何转变封建家庭，而非转变妇女的工作模式。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反抗家庭内部不公平和残酷待遇的权利，正是这些标语将很多妇女吸引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然而从很早开始，平等地参与生产性工作经常被理解为在家庭以外工作，被描绘为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那个时候的歌曲和戏剧将妇女的自由表现为走出黑暗孤独的封建家庭，进入充满阳光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工作的过程。没有理由怀疑大部分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以这样的方式经历了革命。严酷的禁锢结束了，政策鼓励妇女们参与政治，尽管很多时候这种鼓励无非是被动出席村民大会。在我调查的周至县疙瘩头村，妇女们记得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几乎没有变化。直到1956、1957年实行集体化，女性干农活变成常态之前，大部分的妇女仍旧是在家庭内部工作。经过集体化的改造，妇女们在由女性领导下的妇女队工作，有时和男人们一起做事，但任务不同。像男人一样，妇女们也要三班倒(早班、中班和晚班)，和男人们不同的是，如果她们要照顾孩子或家里有急事可以跳过一班工作。确保妇女参与集体劳动的不是领导们的强迫，而是可以转换成现金和粮食的工分。到集体化时代，作为大多数家庭金钱来源的商业纺织逐渐削减并最终被禁止；尽管手工织布的黑市交易在整个集体化时代都存在，但国家留给棉农的棉花太少，少到无法靠用棉花纺织品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作为副业的纺织（至少在关中地区，曾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的消失，创造了女性参与集体工作的可能。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但是毫无疑问，妇女的工作被银花竞赛和试验田赋予了新的可视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了社会主义生产者的成份。但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断定，女性工作的新类型被赋予的作用是否反映了其他类型工作价值的贬损。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女性变得具有可视性，同时，尽管纺织仍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但纺织工作变得不可视。
如果我们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政策，会发现必要社会工作方式的文化内涵被掏空的现象十分明显。1950年到1952年，一方面出于吸引妇女参政的需要，一方面为了在大规模棉纺厂尚未建立时满足对纺织品的迫切需要，地方政府鼓励妇女组织纺织合作社。当时疙瘩头村仅有一个纺织合作社，其唯一健在的成员年玉珍还记得参与合作社如何提高了她的家庭地位，并且使她从婆婆那里获得了经济独立。她还强调，她的小合作社是疙瘩头集体经济的第一粒种子，比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建立早了许多。纺织工作彻底转变了她的生活：由于合作社的成功，她被选为疙瘩头村的妇联主席，后来还当了县人大代表。但是她强调她的合作社没有任何政治作用，她认为纺织是生产之外的事，是旧社会的遗留，她的合作社无非是“一大群人在一起玩”，纺织并不被认为是工作、劳动或生产。
四、革命与日常生活
几乎无法怀疑1949年到1976年的革命时代，女性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然而相关的叙述却与土地改革、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叙事大相径庭。例如1966年，对与关中地区的妇女并不是一个有特殊作用的年份，尽管有些村庄经历了剧烈的派系斗争，但是我采访的妇女没有一个人提到文化大革命。当我问到文革时，一位妇女解释说“文革是要打倒地主和富农，与我们这些贫下中农没有任何关系。参与到当中的也是地主、富农和官员，我们这些普通的贫下中农不评判谁对谁错。我们根本没有参与”。转变农村妇女生活的力量没有确切的起止时间，国家的摊派逐渐加重，农业上的工作负担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1949以来出生潮的儿童成长起来，1960年代开始参加工作，工作负担又降低了)。1954年，国家对粮食和棉花的垄断，农业集体化的实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在这些事件之前，生产任务重和工作负担重的压力就已经产生。
1970年代晚期，纺织品的极端短缺和自我能力的过度发掘走向结束，但这种局面的出现更多的是因为中国化学工业的成熟而非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氮磷肥使用的增加使棉花达到高产，柴油泵和先进的农药喷雾器也减少了棉田里的劳动量。1959年中国开始了小规模生产人造纤维(粘胶纤维)，1975年以后，尼龙和聚酯纤维等真正的人造纤维生产量急剧增加。合成纤维的使用扩展到农村需要数年，但到1980年代初期，普通的农村人每年都会买两米的确良或其他化纤制品，这些布料足够制作一件夹克或一条裤子。即便是在条件艰苦的中国农村，这种服装也十分耐穿，因此多年来第一次，人们有能力为自己添置新衣服而不是替换已经破旧的衣服。塑料时代的来临结束了持续二十多年的中国纺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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