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梁孝，哲学博士，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研究》一书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重点出版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丛书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出版社授权产业人网独家发布部分节选。
引言：中国的国家主权、工业化、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的。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必然会出现不同于欧美，甚至是“反”欧美的特征。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都不能忽略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不能忽视赶超的历史进程，不能忽视赶超进程中大国间的博弈，不能简单地把欧美的发展道路、社会模式、理论框架作为标准抽象地评判中国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解决工业化所面临的问题中形成的、发展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贫困的农业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进行快速工业化，领导人面临着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有什么样的国内条件?他们如何运用这些条件，如何创造条件进行工业化?当时的历史条件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制约他们的选择?在解决问题中，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或者说是制度成本?什么是决策错误?这些讨论自然会远远超出单纯的工业经济和技术。
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工业化。中国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建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两大阵营冷战的情况下，中国要随时准备应对战争。因此，中国没有时间和条件重复欧洲工业化从手工业——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过程，必须尽一切努力快速发展重工业。还要看到，虽然轻工业见效快，但中国缺乏轻工业所需要的机械，以及缺乏所需要的钢铁、冶炼技术、交通等。中国没有资金向外国买，同时，西方也不卖给中国。中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156”项工程
经历了百年忧患，新中国开始真正有计划地、全面地进行工业化建设，经过了三年经济恢复，中国经济达到了抗日战争前最佳水平。1953年-1957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安排大中型项目694个，实施施工的921个。“一五”计划的骨架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156项工程为新中国建立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为迅速提高工业水平，打下了坚实地基础。这是中国工业化开天辟地的大事。
万事开头难。致力于工业化，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各阶级中志士仁人的共同梦想。但是，如何着手进行工业化建设，却没有任何经验。中国的“156项”工程，中国的“一五”计划，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认真学习，精心策划，反复研究而形成的。
156项工程按照确定时间基本上分为三批。第一批项目是在毛泽东首次访苏期期间确定的。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其中苏联同意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实行1%优惠利率，5年还清。苏联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50个大型工程项目，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项目和国防项目。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苏，双方确定了援助项目的基本原则。周恩来和陈云等回国后，李富春带领代表团在苏联继续与苏联方面商定细节，边考察边学习边研究，最后在1953年5月，双方确定，苏联在1953年-1959年内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连同1950年签订的50个项目共141个。这些项目将在1953年-1959年期间分别开工。据当时预测，当这些项目建成后，中国的工业水平将会有很大提高，达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达到日本1937年的水平。1954年赫鲁晓夫率团访华，双方又商定再新添15个工业项目。这是第三批确定的项目。这些项目加起来，总共156项，因此被称为“156项工程”。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况，去掉2项，因此实际上是154项。而真正实施兴建的是150项。但是，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之为“156项”。[1]
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联对中国援建的项目又有所增删。1956年4月7日，中苏再次签订协议，增加55个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其中新增工业为49个。同年9月又签订12项。截止至1957年3月，中国与苏联签订的协议项目共255项，其中工业项目244项，非工业项目11项。除去重复计算的13、双方同意撤消的10个项目和1957年年底完成的项目外，留待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项目是169个项目。这些项目中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动。但是，最初的156项工程基本未变。
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57年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项目按期完成或部分建成投产。截至1960年年底，156项工程完成133项，17项正在建设。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单方面撕毁对华援助合同。在这之后，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完成余下的项目。到了1969年，实际实施的150项工程全部完成。[2]
这里还要再强调一点，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只是骨架，我国还有相应的配套工程1000余项。
156项工程是以重工业、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军事工业有44项，其中航天工业12项、电子工业10项、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同时，在工业布局上，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要靠近能源，第二要能够改变落后地区的工业面貌，第三要考虑安全问题和军事需要。除造船厂修建在海边，其他军事工业要修建在敌人飞机炸不到的地方。[3]
156项工程是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转移和技术转移。在项目援建的过程中，苏联为中国培训技术人员，并派遣专家安装、调试、讲解设备应用，与设备而来的还有生产工艺和设计图纸。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我国科技人员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从工业体系的角度来说，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基础工业体系。同时，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技术体系，获得基础技术，填补了部分基础技术的缺失环节，为其他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得到了中国过去没有或基础很差而又急需的技术，填补了汽车、拖拉机、采油炼油设备、化肥、化学纤维、光学仪器、照相胶片、喷气式飞机、航空发动机、坦克、核武器、火箭、计算机、半导体、精密仪器等技术领域的空白，从而形成成了我国自己的技术研发体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学科体系，开展了技术科学理论和实验研究。[4]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军工体系，苏联援建的项目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水平。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想一想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的艰辛与无奈，想想中国沿海民族企业的兴衰，再看看新中国浩大的“156项工程”，一个中国人如何能不为之动容!
（二）革命：走出工业化的“殖民地陷阱”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本来可以通过渐进改良，逐步致力于现代化，工业化，可情绪化的激进知识分子非要进行革命，打乱了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步伐，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
实际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前，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四平八稳的机会。
中国近代以来陷入了工业化的“殖民地陷阱”。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工业落后，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主权沦丧，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无法真正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反之，无法发展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就无法真正地独立，维护国家主权!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依托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获得国家主权，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政治基础，走出了“殖民地陷阱”。
1949年，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前夕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该事件标志着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为了民族独立自主，为了国家完整，敢于抗击任何帝国主义!
1949年4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准备渡江战役。长江沿岸，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千里江岸，战帆如云。蒋介石政权是英美支持的政权，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公告，要求外国军舰一律不许进入战区。1949年4月20日到4月21日，先是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侵入中国内河，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置若罔闻，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舰长被击毙，仓惶出逃中搁浅在江边。英国远东舰队又派三艘军舰驶入中国内河营救“紫石英号”，双方又发生激烈炮战，三艘军舰被击退。在这场军事冲突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252人，英国四艘军舰被不同程度击伤，人员损失惨重。四艘军舰的正负舰长8人中有5人伤亡。“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世界，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大英帝国的反应。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紫石英号说成是暴行，要派一两艘航母到中国海上实行报复。同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的航行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允许，是合法的。
4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撰写发言，严正声明，“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事情。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l2] [l3] 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l4] 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5]
英国政府感受到了中国的新生力量，感受到了这一新生力量维护国家主权的强大意志。英国政府选择与人民解放军谈判解决紫石英号问题，但又不愿丢了大英帝国的面子。它既不想认错，又不想赔偿，谈判议而不决。紫石英号就一直搁浅在长江边上3个月。直到7月30日夜，紫石英号趁江凌解放号客轮经过时，强行靠近江凌解放号，以江凌解放号为掩护，逃出长江。
挨了解放军的大炮之后，英国并没有军事报复，而是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中第一个承认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这实际上非常符合欧洲国家的原则，国际地位不是来自善意与和平的愿望，也不是来自沟通，而是来自实力。
据说蒋介石闻听紫石英号事件后，对亲信汤恩伯说，到底是造反的出身，天不怕地不怕。这段话或许是好事者想象出来的。但是，它却很真实地反映出了蒋介石的政权性质。蒋介石政权依附于英美，一方面要依靠其支持，另一方面，也受了不少欺负。作为一个政治强人，蒋介石自然也想教训英美。但是，蒋介石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不允许他这么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动政变后，大地主、大资本家、买办以及后来的官僚资本成为其政权的基础。在发动政变时，江浙财团给蒋介石提供了巨大的财力。而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都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买办。这就决定了蒋介石政权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腐朽的政权、狭隘的社会基础，使蒋介石政权必须依赖于帝国主义支持来维持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层性质，第一层是英、法、德、意、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第二层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寻求民族解放的战争，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但是，一些人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比如，中、美、英结盟共同抗击日本，这是暂时的结盟，实际上，美、英、日都想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想独霸中国。1946年，为了换取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和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其核心意思是，中美双方国民在彼此的领土全境内有从市商业、工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有采勘和开发矿产的权利，有租赁土地的权利，在经济上享有国民待遇。彼此的商品具有国民待遇，不得加以限制，彼此的船舶可以自由航行。
稍微有些经济常识就会知道，由于两国生产力水平差距巨大，如果实施条约规定，中国的工业、农业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将会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和商品市场，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无力领导中国走出殖民地陷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思想，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社会基础，其目标是在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才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在中国的代理人。
1949年5月19日到20日，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有美国军舰协助国民党舰船出逃，还有不明国籍的军舰向解放军阵地开炮。毛泽东电令粟裕，“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6]
对于紫石英号事件有一个公认的结论，这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炮舰政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自主的国家。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顺应了世界革命的潮流。一方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另一方面，广大殖民地国家出现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领袖敏锐地认识到，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出现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危机必然要争夺殖民地，扩大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新老帝国主义必然发生争夺霸权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力量极大削弱，给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现实条件。
毛泽东指出，“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l8] 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l9] 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l12] 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7]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终于扫荡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争得民族独立，主权完整。这为中国展开大规模的工业化，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确立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朝鲜战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国伊始，中国抗美援朝，进行“开国第一战”。一些人认为，经历了长期战争，中国要休养生息，要进行工业建设。但是，抗美援朝消耗了国力，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从“156项工程”说起吧。
156项工程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人民通过努力争取来的。人们经常说苏联“老大哥”援助156项工程，这种说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国家间毕竟还是有现实的利益，过于温情的说法往往会遮蔽这一点。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156项援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显示了中国人民力量，争得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地位，这才有了156项工程以及更多的援助项目。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苏。应该说，中国领导人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抱有极大的期望，但是，从实际结果来看，中国实际得到的援助并不多。中国领导人还感受到了苏联领导人身上的大国沙文主义。但是，中国领导人还是得到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成果。第一，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条约的意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8]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认为，中苏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规定了在与第三国发生冲突时的互助义务，“在理论上，条约规定中国有义务在全球范围内驰援苏联;而实际上，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周边地区的潜在危机加剧，中国将得到苏联的安全保障。”[9]正是因为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为我国的工业化寻求牢固的安全保障，中国领导人在签订条约时慎之又慎。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总理要求谈判人员逐条、逐句、逐字进行研究斟酌。条约中有一段写道：“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恩来总理坚决要求将“得以”改为“即尽其全力”。[10]
中国要依托社会主义阵营，为中国的工业化争取和平环境，免受帝国主义的打击。
第二个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从苏联争取到了3亿美元的贷款，并由这3亿美元形成了50个大型项目。这是156项工程的第一批项目。应该说，这笔援助以及相应的工业项目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从苏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来说，这笔援助的数额并不大。就在1948年 ，苏联援助波兰4.5亿美元。就两个国家的幅员而言，中国所得到的援助太少了。
但是，中国不是被动地依赖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也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成为了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而这一切来自于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最初是朝鲜国家内部的统一战争，南北双方都想统一朝鲜，在战争爆发前，也是各种小冲突不断。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釜山。美军在釜山构成环形工事死守最后的立脚点。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冒险一搏，在仁川登陆，拦腰截断朝鲜人民军，人民军大败。朝鲜战争攻守之势瞬间逆转。金日成向中苏请求救援。中国是否出兵?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着极其艰难的选择。战自然有理由。第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刚刚爆发，27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第二，从地缘政治来说，朝鲜历来是外部势力侵略中国的跳板。如果美军饮马鸭绿江，从北至南万里海疆，将完全置于敌对势力威胁之下。第三，美军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挺进，威胁中国最重要的东北重工业基地。第四，金日成已经向中国求援，社会主义国家在看着中国，世界也在看着中国。
但是，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太大。美国是最发达的工业国，刚刚在二战后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而中国则是百年积贫积弱，是落后的农业国，刚刚结束内战，正要休养生息，展开经济建设。从军事上说，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海空部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真正的海军、空军，陆军的装备也是相差悬殊。从国内的形势来说，蒋介石还盘踞在台湾，大西南还有未肃清的国民党军队。一旦在解放军在朝鲜作战失利，美军趁势入侵东北，蒋介石在台湾遥相呼应，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中国大多数领导人是不愿意出兵的。
毛泽东力主出兵，并且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后，党中央做出了出兵决策。本来与苏联商定中国出兵，苏联提供装备和空军。但是，就在将要出兵的时候，斯大林担心与美国发生冲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决定不出动空军。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没有制海权、制空权的情况下，独立与美国作战。对于苏联的决定，中国政府最初的反应是，如果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不出兵朝鲜。
就在朝鲜战争就要以金日成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而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致电在苏联谈判的周恩来，并通告苏联政府，“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1]中国毅然决定出兵，保家卫国。而且，更是出乎各国意料的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打得非常漂亮。第一次战役小试锋芒，第二次战役打得最精彩。志愿军先示弱诱敌深入，再大范围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美军大败，一直退过三八线。二战时在欧洲赫赫有名的悍将巴顿将军的第八集团军被打得溃不成军，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撤退中车祸身亡，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经此一战名誉扫地。如果不是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后勤给养与美军差距过大，这一战就能决定朝鲜战局。第三次战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在第四、第五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又以强悍的战斗意志挫败美国的反攻，把战线死死地钉在三八线上。
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
刚刚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中国被看作一个落后的、贫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被视为麦其淋[l14] 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毛泽东被视为铁托式的人物，中国被看作只是一个依赖苏联援助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3亿美元贷款也是要是要讨价还价。而在抗美援朝中，在朝鲜战局岌岌可危，苏联犹犹豫豫地时候，中国毅然挺身而出，抗击美国及其仆从国，并且战而胜之。不仅帮助朝鲜，而且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也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方的利益。抗美援朝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在远东地区，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最坚固的战略屏障。
原计委主任袁宝华同志在1952年制订“一五”计划时访苏。据他回忆，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自建国始就被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面临着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付出了惨重代价才获得胜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两大阵营又开始对峙，冷战开始。就在这时，在东方出现了一个4亿5千万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而且是敢于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大国。这是苏联的强援，也是一个安全屏障，是和平的保障。中国需要苏联的工业技术，反之，苏联也需要中国。[12]
抗美援朝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认识到了中国的力量。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成为最高领导人。在刚刚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时候，他需要中国的支持，来稳固自己在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因此，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是在中国进行抗美援朝之后开始的。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1953年，确定了91个项目。1954年，确定15个项目，再加上1950年签订的50个项目，这就是156项。[l15] 实际上，后面还有新确定的项目。1956年，又确定了55个项目。这样，总项目达到211个。1958年确定新项目47个，1959年确定新项目78个，新增项目125个。同年，原有211个项目合并为166个。这样，苏联援建的项目达到了291个。据估算总额达到26.5亿-30亿美元。是最初援助贷款的9-10倍。
其实，这还没有反映出苏联援助的规模。据中国社科院纪坡民在《“夹击中的奋斗”-“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l16] 中估算，在苏联援助中，贷款只占4%，其他为贸易。截止苏联撕毁援助合同，撤走专家时，援助规模超过3亿美元的150多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看看更详细的估算。
正是这样，才出现了世界工业[l17] 发展史最大规模的工业转移和技术转移。
应该说，到这个时候，中国走出了殖民地“陷阱”。中国牢牢掌握了国家主权，也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相应的技术研发体系。
而这个过程，是不能离开革命、战争，中国的工业化不能仅仅从工业技术，从单纯的经济效益来理解的。
(未完待续)
[1]王奇：“‘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刘振华：“建国初‘156’项工程项目的确立”，《中国档案》，2009年第3期。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298页。
[4]张久春：“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工程研究——跨学科是野中的工程》，2009年第3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6]“对外国军舰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0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9][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10][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12]参见袁宝华：“赴苏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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