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截至9月1日，今年全国已新设半导体企业7021家，而去年新设超过了一万家，多地正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造“芯”运动。
“动辄千亿目标的集成电路产业规划、遍地开花的半导体产业园区、各地政府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纷纷上马的半导体项目、名目繁多的补贴与奖励是这场运动中各地的标配动作。”在“芯片不能受制于人”的口号下，一窝蜂地大搞芯片;各地招商引资的攀比和竞争也是导致争相上马半导体项目的原因。在这轮半导体投资大潮中，“地方政府不仅是‘筑巢引凤者’，不少地方政府更是亲自上阵，成为地方项目的天使投资人。”
7月30日，武汉千亿级半导体项目弘芯被曝出“存在较大资金缺口，面临项目停滞的风险”，一窝蜂的半导体项目接连传出项目烂尾或破产的消息，留下“一地鸡毛”，地方政府成为“接盘侠”;大股东套取政府资金后全身而退，有些甚至“马甲”一换，再到新的地方另起炉灶……
这篇报道所展现的事实是触目惊心的，却又完全在意料之中。
《21世纪经济报道》的“出身”和倾向性很多人都知道，这篇报道引述“专业人士”的说法称，“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开放合作仍是主流，在全球产业链中不要尝试什么都自己做，不要以落后来替代先进，更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意思再直白不过。
但是，我国的芯片进口总值早已超过了石油进口，近两年来，中兴、华为的遭遇更是戳破了“开放合作仍是主流”的话语迷信。人家的东西是先进，但你自己没有就肯定会被“卡脖子”，毕竟现在还没到全世界已经实现共产主义的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扮演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伴随着民族国家之间争斗仍然是主流。因而，“芯片不能受制于人”的口号并没有任何错，错在两个方面。
首先，半导体产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工业部门及产业链的接力。从芯片制造工艺流程来讲，涉及单晶硅制片(晶圆)、前道工艺(包括扩散、薄膜淀积、光刻、蚀刻、离子注入、金属化、测试等多个流程)及后道工艺(包括减薄、切片、贴片、终测等多个流程);从产业链条来讲，涉及设备、材料、设计、制造及封测等多个环节。这么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哪一家公司或者哪一个地方就能在短期内独立完成的。
由于80年代“造不如买”的思想大行其道，我们放弃了半导体工业的自主攻关，光刻机等项目被迫下马，整个半导体行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半导体产业出现了全链条沦陷的局面。这里随便举两个例子：多年来我国一直是稀土出口的第一大国，单晶硅的提纯工艺却一直受制于人，只能廉价出口稀土，高价进口晶圆，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在这方面追赶;又如，芯片设计工具EDA软件( IC设计、电路板设计布线、验证和仿真、测试)，目前国外厂商占了95%的份额，仅美国的Synopsys、美国的Cadence 和西门子旗下的 Mentor Graphics这三大巨头就占了70%的垄断份额，国产软件往往只是满足芯片设计部分环节的功能需求，而且不支持最新的工艺制程。至于光刻机设备，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是众所周知了，这里不再赘述。
而《21世纪经济报道》所披露的这种“一窝蜂”式的无序上马，缺乏整体的统筹、协调、配合，完全没有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优势，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真正的短板却无人问津;看似斗志高昂、声势浩大，实则就是“烧钱”。
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市场体制下，各地疯狂上马的半导体项目全部都是按照资本运作的模式进行的，而资本首先追求的是利润。半导体产业链条的很多关键环节的突破，都是需要长周期、高投入的，肯于坐“冷板凳”的。从追求利润的角度讲，资本往往是不愿意真正去坐冷板凳，而往往是追求短平快的赚钱模式;更极端的情况下，就像《21世纪经济报道》所披露的，某些大资本甚至从地方政府那里套完钱就跑路。
某知名IT企业号称是科研投入资金最大的，但主要依赖的是买IP做集成。买IP做集成由于可以通过完整的流程、成体系的工具来实现，所以短平快。这就是另一个IT企业小米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能从门外汉转到业内的奥秘，CPU核与GPU核的整套成熟架构全部都可以从ARM等公司购买，不需要自己一行一行地去重写代码;但同时所带来的，就是架构授权的问题。某些IT企业为了消费民众的爱国热情，兜售自己的产品，不愿真正地去坐冷板凳，竟然恬不知耻地将买IP做集成包装成“自主掌握核心科技”，欺骗民众和国家。最近，还试图借助国家力量花很大代价阻止英伟达收购ARM，如果是真正的“自主”，又何须如此操作呢?
相比而言，中科院计算机所的胡伟武团队是真正坐了将近20年的冷板凳，在开源架构基础上，搭建起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架构，通过不断的优化，在使用28nm落后工艺的条件下，将“龙芯”的单核性能优化到追平国际一线大厂AMD的水平。与某IT企业的半导体部门负责人年薪4亿，骨干员工号称年薪百万相比，胡伟武团队拿到的那一点“死工资”就少的可怜了。
是什么支撑胡伟武团队甘于“坐冷板凳”为国争光的呢?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
胡伟武本人一直戴着毛主席像章，办公室摆着毛主席像，每到、逝世纪念日，龙芯团队都要去纪念堂向毛主席汇报工作。2019年12月24日，胡伟武戴着毛主席像章，向全世界发布龙芯3A4000/3B4000，正是向126周年的献礼。龙芯3A4000/3B4000芯片中的所有功能模块，包括CPU核心、片内互联总线、DDR4内存控制器及各种IO接口模块等的所有源代码均自主设计;芯片中所有定制模块，包括多端口寄存器堆、锁相环、DDR4 PHY、高速IO接口PHY等版图均自主研发。这与某IT企业自吹的“自主可控”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然而，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国家产业政策在上下游系统扶植，恐怕依然是独木难支。
从毛泽东思想中，胡伟武团队学到的是方法论，获得的是伟大的精神力量和信仰力量。
当然，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伟大的精神力量，更是伟大的物质力量。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毛泽东时代制定了一整套全局性、系统性、长远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当然也包括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国防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简而言之，在毛泽东时代的战略布局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整国防工业体系、完整的科研体系和完整的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非此，我们又怎么会看到，毛主席接手的是一个连钉子(“洋钉”)、火柴(“洋货”)都很难制造出来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到毛主席撒手人寰时，我们的人造卫星、大飞机已经上天，万吨轮已经下海，原子弹氢弹已经爆炸，光刻机已经先于日、欧起步……跻身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崭新的新中国呢?
具体到半导体产业，早在1956年1月，毛主席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总理在毛主席的关心指导下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远见地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即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并将新技术应用于工业和国防。
当时，这项工作的攻关方向、项目审定、队伍编制和人力物力调配等，当时都是由中央直接决策的。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国科学院迅速集中力量筹备，决定腾出西苑大旅社的三栋客房楼，给自动化、电子学和计算技术三个研究所的筹委会使用(半导体专业为研究室)，并加快中关村的科学院楼宇建设。1956年6月19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1957年末，计算所共有185位专业技术人员;1958年、1959年计算所和738厂联合仿制成功103计算机、104计算机，接受了水坝、弹道等20余项计算任务，1959年5月正式挂牌建所。
根据“紧急措施”，中国科学院派出20人的赴苏实习队到苏联学习了18个月，回国后他们都成为计算机专业的骨干人员和学科带头人，在当时的实习队员中，后来走出了三位院士。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6年时间里开办了4期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两个专业的训练班，培训近800位学员，他们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中坚骨干。1958年，经党中央批准，原学习汽车、电机、管理等专业的287名高年级大学生转成清华大学定向培养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业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为计算机专业调配学生。
在国外对我国进行先进技术严密封锁的形势下，中国科学院、军队、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科技人员用双手做出上千台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完成了许多国家急需的高难度课题，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和经济统计、石油、电信、铁道、钢铁、造船、水利等许多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还培养了十余万人的计算机研究与应用的人才队伍。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半导体产业的材料、设计、设备以及人才储备方面都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
此前，自媒体有一位叫“手抄报老徐”，他整理了不少毛泽东时代半导体产业成就的文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用了20年，就快要追上美国了!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强大优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毛泽东时代，处于心脏未知的毛泽东思想驱动了共和国方方面面的奋进，有了毛泽东思想这颗“心”，造“芯”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而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2015年，美国经济研究机构NBER发布报告称，中国若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并废除私营领域，则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经济可保持年均7%-8%的增速。
但报告发布者认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计划重新将整个经济国有化，因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前景都比较悲观，对未来10年中国GDP增长最好的预期是3%-4%。而作为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报告并不建议回归毛时代的经济政策，称“大跃进的历史教训表明经济总量控制也可能导致不良结果”。
NBER的这份报告完全是基于理论模型构建出来的，我们只可以作为一项参考。但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特别是非农领域的高速增长，是全世界一切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有识之士公认的。
NBER报告的认为“大跃进的历史教训表明经济总量控制也可能导致不良结果”，这是对中国历史细节不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偏见造成的。大跃进所带来的工业高速增长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出在计划体系内部的“官僚主义”上，这恰恰是毛主席在人生最后十几年致力于纠正的重大问题之一。
作为计划制订者，“调查研究”和对一线实际状况、真实数据的及时掌握至关重要。计划经济系统和社会自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中央决策和分散权力之间长久的历史斗争。而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发展到今天，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运用，完全可以克服一个庞大的计划经济体“末梢数据”延误和“失真”的问题。
十几天前，“精美派”都在为2001年的911事件“云哭丧”，却绝口不提1973年的“智利911”。被皮诺切特杀害之前的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他的新政府要求跨国公司和寡头企业将所有权移交给国家、重新分配收入，以及创造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机制，其中包括构建一整套计划经济体系。
为此，阿连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建立了一间未来主义格调操作室，试图通过与全国联网的中央计算机系统，国家经济活动的实时数据。决策者据此制定和调整经济计划，同时又要保障工厂自主经营权和工人参与机制，只在数据临近紊乱“边界”时向基层发出预警。
智利的赛博系统控制室(Cybersyn control room)
这是一套非常前卫和大胆的构想，既不同于苏联自上而下的、没有灵活性的一长制，又不同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去中心化、非官僚式，既保证企业和社会的自主性又能实现快速实时干预的经济政策。这套灵活的构想与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
事实上，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后，智利也的确掀起了一场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阿连德本人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毛主席关于革命和建设的很多著作。
遗憾的是，阿联德政府被美国中情局扶植的皮诺切特推翻以后，已经分配到各个工厂和单位的计算机还未启用便已蒙尘，毛主席的著作在智利也被查封。
阿联德未能最终付诸实施的构想，为我们验证了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之下，毛泽东思想、计划体制以及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
在新的起点，我们怎能对历史的经验熟视无睹呢?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芯片!而比造“芯”更紧迫的是造“心”，造“心”就是重拾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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