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芯之火，可以燎原。”
这是胡伟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贴在龙芯办公楼一层大厅里的醒目标语。
胡伟武是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师从我国计算机事业重要创始人、曾为“两弹一星”造计算机的夏培肃院士。
多年来，胡伟武和他掌舵的龙芯在集成电路行业里埋头苦干，但并不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现在，随着国家对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日益重视，作为芯片行业“国家队”的重要成员，龙芯逐步走向台前。
大奖背后释放的信号
2020年8月，胡伟武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最高奖“突出贡献中关村奖”，这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奖首次颁发人物奖，奖金300万元。
以工资收入而言，胡伟武的年薪算不上高，他说：“300万元不算少，因为我得挣上5-10年。”
但他的眼光显然不在这笔钱上，他更看重得奖背后释放的信号——身为企业人物，却获得了北京科技界的最高荣誉。
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同样是人物奖，每次授予亦不超过两人，奖金800万元；包括袁隆平、屠呦呦等在内的30多名科技工曾获此殊荣。
“国家的最高奖重视科技突破，此前的获奖者都是出自科研院所或高校，是体制内的人物，没有出自企业的。”胡伟武说，“所以，北京释放出明显的信号：政府在发力，大力支持市场上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一个重要事实是，龙芯从课题组转型时，为了心无旁骛，不“脚踩两只船”，核心团队成员主动脱离了中科院的事业编制，投身企业专心做产品、做市场。
胡伟武觉得，“政府正在鼓励学问做得好的科研人员从科研院所走出来，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做出贡献。论文写得少了，照样能拿奖。这对人的心理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导向作用非常大。以前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的心态是，学问做不好、研究员评不上的人才出去办企业，不光荣——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
北京的最高奖名字叫“突出贡献中关村奖”，胡伟武也有自己的解读，“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是从中关村走出来的，因此另一个信号是，中关村要转型。”
怎么转？
他解释，中关村一条街发展起来的时候，是接受美国硅谷的技术辐射。而硅谷自身拥有完整的技术链条，可以不断和应用互动，形成迭代，快速升级。至今，中国的信息产业仍然没能摆脱这一宿命：必须跟着硅谷升级，不然有些程序的功能就不支持了。
“过去中国信息产业做创新，主要是应用级的，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世界领先了。这类模式创新相对容易，CPU、操作系统这样的基础硬科技创新难，但国家非常需要。中关村发展要进入2.0版本，要形成国内循环的模式；而且在全国构建信息产业新发展格局中，中关村应该起到基础性、支撑性和枢纽关键性的作用。”胡伟武说。
这些信号，是他和龙芯多年来翘首以盼的春风甘霖；大奖的光芒加持，也令龙芯各项业务的开展更加顺利。
“和这些相比，300万元真不算什么。”胡伟武说。
芯片断供警钟
20年前，我国首款自主研发的“龙芯”CPU处理器在中科院计算所诞生，胡伟武是研发团队领头人。“龙芯”属于高性能、通用型芯片，业内公认极难研发的芯片类型。
2018年开始，中兴、华为遭遇芯片断供危机后，胡伟武经常被问到，“你怎么看这件事？”
他总是回答：要辩证地去看。
信息产业被“卡脖子”的声音，包括胡伟武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喊了很多年。早在2001年龙芯1号诞生时，他在《我们的CPU》一文中写道：“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处理器设计应该定位在嵌入式上，没必要或没能力做通用处理器设计……中国不是小国，核心技术自己不掌握不行。我倒是觉得，像嵌入式处理器这样的东西可做可不做，因为别人的嵌入式处理器价格很低，且不会卡我们的‘脖子’。”
这和芯片在信息产业中的基础地位有关，没有芯片，网络不会链接，雷达通信都变得眼瞎耳聋，机械化装备失控后也将腿脚不灵。
“狼来了”被少数人喊了很多年，但狼一直没有来，国内也一直没有形成共识，要不要自己花大力气做基础性的产品，因为国外的产品比如Intel、ARM等花钱就能买到，且好用不贵。
“卡脖子”事件意味着“狼真的来了”。
“这对中国信息产业的促进作用非常大，终于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引进核心技术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这个事情得自己干！”胡伟武说，“总体上，短期来看大家困难一点，长远来说是好事。对龙芯来说，发展环境就要好得多。”
从更大的时代背景来看，“自上世纪50-70年代开始，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实现自主性，构建一个内生的国内大循环。”
芯片断供事件让胡伟武深深思考：新时代的国内大循环该怎么不受制于人地“转起来”？
他的判断是，“国产芯片彻底不被卡脖子，还需要两个五年。”
就在胡伟武接受本刊采访结束一周后，媒体传出重磅好消息：中国电科旗下装备子集团成功实现离子注入机全谱系产品国产化，我国芯片制造关键设备再突破。
4月15日，龙芯发布新一代自主指令系统架构，同时能兼容多种主流指令系统。如果把设计芯片比作写文章，指令系统就好比汉字或字母——中国芯自主化再进一步。
胡伟武说，“为人民做龙芯”是他笃定不移的信念。“我们要掌握核心技术，为国家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中国的IT产业赋予我们这代人这个使命，我们就要承担起这个使命。”“这条路必然艰苦，但我们要认这个命。”
打造IT产业第三级
当今世界，IT产业早已形成两极：Wintel（即Intel的CPU+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体系，以及AA（即ARM的CPU+Android操作系统）体系。在胡伟武看来，要完成自己这一代的使命，就要构建独立于这两个体系之外的自主软硬件生态，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不一定要打破一个旧世界，但一定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12年前，这个话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因为与对手相比，力量悬殊太大。
5年前，再说这个话时，他已经变得硬气，称龙芯在过去几年的产业化实践中持续迭代发展，围绕龙芯形成了近千家企业的产业链，基于龙芯的信息产业体系也在慢慢形成。
现在，他几乎每次在重要公开场合都会提及这个观点。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大势——我国信息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的大变局，并为之欣喜。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龙芯的境遇是这个大势的一面镜子。
2015年是龙芯发展的分水岭，从亏损走向了盈利。2019年开始拉开爆发增长的序幕，公司收入连续两年实现2倍以上的增长。
随着公司的收入增加，员工的人均薪酬也在提高。和2016年相比，2020年员工的人均收入已经翻番。
即便翻番，和一些互联网头部企业相比，龙芯的薪酬仍算不上高，常有网络企业开出5倍甚至10倍薪酬来挖人。令胡伟武骄傲的是，龙芯的核心骨干，从来都挖不走。
怎么做到的呢？
胡伟武的回答是，能坚持下来，关键是解决了“为谁做龙芯”这个问题。
他告诉本刊记者几个数据：“2011年中国IT产业100强，其利润总和是美国苹果公司的40%；2017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净利润率是5.4%，而工业的净利润率是6.5%，这意味着信息产业拖了国家大工业的后腿。”
这令他深觉痛心：“大家干得很辛苦，钱被别人挣走了。”
顿了一顿后，又缓缓加上一句：“不甘心。”
他说，中国14亿人，总有人跟他一样不甘心，这样的人就会加入龙芯，而且挖不走。
在龙芯展厅里挂着《龙芯誓词》，它出自胡伟武之手：“一腔热血一颗心，精忠报国龙芯人。誓把强国当己任，敢用青春铸忠魂。十年砺刃度清苦，一朝亮剑破敌阵。待到中华腾飞日，且让世界听龙吟。”
北京对创新企业的扶持
龙芯的发展和北京这块科创热土紧密相连,“科创中心”是首都四大核心功能定位之一。
2021年1月，北京市科委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有全国将近一半的两院院士；每天设立的科技型企业超过300家；累计获得国家科技奖奖项占全国30%左右……
“中科院在全国有100个研究所，其中40多个在北京。”胡伟武补充，“在北京，科技创新创业环境好。如果当年不是北京这么重视科创，龙芯就不会留在这里了。”
直到现在，他仍念念不忘11年前，龙芯从课题组转型为企业时，北京为了给龙芯拉来第一笔投资，如何费尽心思——中关村管委会开了26次协调会，最终一家国企注资1亿元，并带动民企跟投1亿元。
龙芯留在了北京，成为当时正打造的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园的第一家入驻企业。北京又在中关村划拨了100多亩科研用地给中科院计算所，后来建设成为了龙芯产业园。
首批注资的那1亿元，在2016年已经升值为4亿元。为了给科研团队以股权激励，将其中一半股权按原价5000万元卖还给团队，这意味着，投资方放弃了巨大的利益空间。
“这就是北京对创新企业的扶持政策，受益的不光是龙芯，还有其他企业。多好的机制啊，对不对？”胡伟武看着记者，这样反问。
对于北京的营商环境，他的评价是，“只要要求合理，总体上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企业最喜欢这样的。”
信创产业日益受到重视，未来几年，中国IT产业的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和行业应用软件有望迎来国产替代潮，金融、石油、电力、通信、交通等重要行业将尤为明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支持北京等区域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期间，北京将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新引擎，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形成国际人才高地，切实支撑中国建设科技强国。
这对龙芯来说，恰逢其时。
“经过20年的积累，龙芯已经完成基础补课，产品性能跟国际主流产品相比差不多了，可以打打性价比的牌了；去年我们的芯片出货量达百万片，即将走向开放市场、走向国际化，我们又赶上了好时候。”胡伟武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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