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五六十年代在渔区担任过生产队副队长的老党员对于1958年至1962年之间亲身亲历所做的回忆和简单分析，而隐含在里面的，是两条路线的矛盾与冲突。1960年至196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特殊时期，在这期间社会中发生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和政策分歧，以自己的视角（主要涉及与“陈阿康”之间的一系列分歧）对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简要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由于种种原因，文中的部分人名和地名已作技术处理，敬请读者谅解。
主要人物：
张祥森：即“我”，前进渔业大队副队长
陈阿康：前进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小伦：海峰区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
袁昌九：前进渔业大队队长
【主要情节】
●1959年春，在官僚主义者的瞎指挥下，前进大队的一部分流网作业被勒令改为大捕作业，全然不顾生产条件的不足，盲目参加江苏吕泗洋进行小黄鱼捕捞作业，结果在吕泗洋海难中酿成一艘渔船倾覆、九名社员遇难的后果。
●关于对吕泗洋海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判定上，生产队里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这起灾难主要还是由于天灾，因为当时科学还不发达，天气预报还不够准确，所以才造成船只倾覆、人员伤亡。但大队干部没有从队里船只状况等实际情况出发，盲目执行上级不切实际的指示，也应当负有责任。
●陈阿康在后方独断专权，乱搞一套，提出水獭养殖、建养猪场和开办大食堂等，而不重视前方的渔业生产。他不是设法增加船只数量，而是增加船上人员和后方人员，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60年的夏汛，我们遭遇了大黄鱼捕捞作业减产，陈阿康学习那套向上报喜不报忧的谎报产量伎俩，张祥贵的船只明明只捕捞了120多担，他却向区里上报成360多担，还在区政府外面贴用大字报“报喜”。
●陈阿康对上面的瞎指挥惟命是从，从不考虑队里的实际情况，拒不接受前两年的丰产经验和减产教训，胡说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已到，吃饭不要钱”，他还办起了中心食堂，在全队印发饭票。他说什么“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不分产量高低，下海社员每月发伙食费八元，后方家属不管人口多少每人每月发饭票五元。”在“共产风”之后，社员们出海的目的仅仅成了八元伙食费和四十二斤粮票，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生产积极性。天气好的时候，出去放一网，捕捞上来的海鲜当作下酒菜吃；起了五六级风的时候，他们就停泊在渔港里休息。
●随着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制造的困难，队里的粮食和经济财政也越来越困难。1961年3月，陈阿康将队里的情况向党员干部摊了牌——队里欠银行的贷款达到二十二万元之多，粮食已经亏空，等于全队380个社员每人负债六百多元。而在1958年底我将财权交给陈阿康的时候，队里只欠银行因造新船所花的三万两千元钱，但队里还有一千多元的存款，此外还有借给红旗合作社调用的两千多元，
●1961年到1962年，是前进大队社员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尤其是1962年，连山上的草根树皮也吃光了。按规定，粮管所的番薯藤粉只能由贫下中农打证明购买，中农和一般渔民成分的人就只能自己自寻出路。老年社员张信才在互助组的时候是带头船老大，因为年老不能下海劳动，而家里老两口加上年纪尚小的两个儿子，家里生活困难异常。他碰到陈阿康后，双膝跪地，恳求陈阿康救他一命。但陈阿康推开他的手，理也不理就走了。两天后，窘困的张信才老人自尽而死。
●困难时期，一些社员将捕上来的部分鱼货私自分掉或卖掉的现象愈演愈烈，经常瞒产、私分而不报账，干部和老大也无法阻止。对此，我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认为社员瞒产只是因为生存所迫。但陈阿康不但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还把一部分社员吊起来拷打，而对某些社员半夜挑着鱼货来到他家的事情他却讳莫如深。
第一节 吕泗洋海难
1958年10月，海峰区人民公社成立时，乡长王小伦由于虚报粮食高产有功，在官僚主义之风盛行之际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用，提拔为区公社党委副书记。
我当时任“前进渔业大队”副队长，兼管队里的财务。
春风得意的王小伦暗地里指使几个支部成员来排挤我。他们任命陈阿康为大队财务书记，还将我的财务队长印章调给了他。这样，前进大队的财权就落到了陈阿康手中。
我1958年底被迫交出队里的财权后，除1959年春在后方工作，其余时间都是在前方参加渔业生产的。
我交出财权的时候，整个前进大队欠银行的贷款只有三万二千元左右，那是造生产队里造新船所必须的贷款，而当时队里还有一千多元的存款。互助合作化运动以来，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我们社里的渔业产量不断增加，社员的收入水平也逐年提高，集体经济的资产也比较富足，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整个海峰区里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之一。
但到了1959年春，在官僚主义者的瞎指挥下，前进大队的一部分流网作业被勒令改为大捕作业，全然不顾生产条件的不足，盲目参加江苏吕泗洋进行小黄鱼捕捞作业。
结果，1959年4月11日11时，在低气压引发下，吕泗洋风力由6－7级猛增到12级以上，风向由东南转为东风，持续达6个小时以上。狂风助海潮，掀起四五层楼高的惊涛巨浪。风大浪高，顶风逆流，死死封锁浙江渔船避风逃生航线。由于水路不熟，我们的深水木帆船对于在遍布沙礁的江苏南部海面浅海地形十分不适应。一部分渔船只得随风飘流，被迫驶向吕泗镇一带港口停靠，以致被巨浪推向海滩，陷于极度险境之中。大部分浙江渔船在万分紧迫时，采取斩网、斩锚、砍桅等应急措施，甚至把捕到的鱼和生产工具都抛入海中以减轻负荷。受风浪驱迫，渔船在江苏启东县沿海一带搁浅。那里滩硬、水浅、风大、浪高，渔船根本无法经受得起反复不停的颠簸攻击。眼看着一条条渔船船体碎裂翻沉。在乌云压顶、暴雨倾盆、狂风怒吼、巨浪滔天的汪洋大海中，呼救无门，身陷绝境，凄惨异常……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吕泗洋海难事件”中，我们前进大队有一艘渔船倾覆，九名社员遇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众家属痛哭万分。这起海难是我们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以来的最大的损失。
早在春汛出海之前，陈阿康要去县里出席一次会议，他叫我一起前去。
当时，岛上并没有客运码头，我只能去坐渡船。
当我刚想要上船的时候，却碰上了公社管渔业的干部赵烬辉。
他问我：“老张，你干啥去？”
我回答道：“我去开会。”
赵烬辉对我说：“这次是由参加前方领导生产的干部开会，你是管后方的，不用去参加的。”
我这才知道陈阿康要我去县里开会根本就是不怀好意，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一系列诸如夺我财权的事情，我估摸到这是有些人在背后算计我。
春节期间，王小伦、陈阿康等等人巧立名目，在大队下面设了三个连，让我去担任第三连连长，好把身为副大队长的我架空。
吕泗洋海难之后，上级通知我们大队派人寻找失踪的社员和船只。于是，我和张祥明来到江苏启东周边地区，花了很长时间，跑了很多地方，也没有发现那些失踪人员的下落。当我们回到海峰岛的时候，队里都已经投入夏汛生产了。
由于受吕泗洋海难的影响，不少干部情绪低落，不敢大胆领导社员搞好生产，结果夏汛的时候大黄鱼捕捞生产量下降，社员的收入也减少了。一些社员群情激奋，大骂干部是瞎指挥，骂干部不依实际条件盲目去吕泗洋，不仅财产损失惨重，还牺牲了九名社员，这些都是队里干部之过。
第二节 困难面前
在“命令风”、瞎指挥盛行的1958年，我们队里的秋汛生产遭遇了亏本，而冬汛生产也下降了。而1959年继春季遭遇吕泗洋海难，夏汛又是减产。这连续四场汛期生产的不利局面使得全队社员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收入。幸亏是前几年高产量带来的积累，社员家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节余，所以生活尚且勉强过得去。但如果1959年的秋汛生产再搞不好的话，那队里的集体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了，社员的生活也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当时，我虽然受到了排挤和打击，但毕竟还担任着党支部的支委委员和副大队长，大多数社员都希望我带领社员搞好秋季的蟹汛捕捞生产，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改善社员的家庭生活。
我反复考虑，并与队里的党团员和部分船老大进行了商量，决定召开社员大会，除每艘船留一人看管船只外，其余社员都参加这次会议。我将这个建议汇报给区公社党委负责渔业生产的副书记王国生后，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但他说：“人不要去太多，社员的思想还比较落后，陈阿康又远在县里开会，干部的力量不足，所以参加的人数还是少点为好。”
我不同意他的意见，说：“开会的目的是为做好那些心存疑虑的社员的思想工作，否则还要开会干什么？除了第一连部分社员在涨网生产外，其余社员都应该来参加这个大会。”
结果，第二连只有半数社员与会，而我们第三连的社员全部到齐。
开会的时候，他们不敢作报告，因为王国生本人对渔业生产一窍不通，而其他几个主要领导干部也不敢在会上发言。所以他们都让我一个人安排会议的议程和发言。
关于对吕泗洋海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判定上，会上我们进行了讨论，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这起灾难主要还是由于天灾，因为当时科学还不发达，天气预报还不够准确，所以才造成船只倾覆、人员伤亡。一些受灾社员的家属也承认说：“我们过去辱骂干部有意要社员去吕泗洋送死是不对的。” 但大队干部没有从队里船只状况等实际情况出发，盲目执行上级不切实际的指示，应当负有责任。有些社员和干部提出要在会上公开批评那些辱骂大队干部的社员，我没有同意。
这次会议还总结了夏汛生产，分析了队里经济状况和社员家庭生活面临的实际困难——究竟要不要搞好秋汛生产？如果秋汛生产再减产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社员的斗志重新被唤了起来，大家都表示有决心将秋汛生产搞好。
对于秋汛生产，会议决定，仍然按照前几年的实际完成产量多一点作为计划包产任务，实行包产、包分、包成本，超产奖励50%，成本奖赔100%，双超产奖励75%。经过全体社员讨论，大会一致通过这个分配方案。
我在会上表达了同社员一起出海生产、到一艘三等船当船老大的意愿。为了鼓励大家的积极性，我还提出开展夺红旗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方案——每两次出海后，根据吨位大小，在不同船只间评比高产，凡优胜者，奖黄酒一坛、新安江香烟一条，并且由大队干部敲锣打鼓送红旗到该船。我还提出要向11艘三等船的老大挑战——凡是产量比我们高的，在秋汛结束之后，我奖给他们新安江香烟一条。说着说着，原本沉闷、严肃的会议气氛轻松了不少，大家笑声一片。我在会上还表扬并奖励了在吕泗洋海难中成功突围的副老大闻时德。
会议足足开了三天才结束。这个会议最后非常热烈，很团结，也很成功，为秋汛生产的大丰收打下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各老大带领社员积极投入出海准备工作。可是队里资金缺乏，能从银行借到贷款也不多，没有办法，只能动员动员社员想办法向亲友借钱来支付自己的出海成本，借条盖上队里的公章，利息与信用社的利息一样，由队里统一偿还。在出海回来时，扣除生产上的伙食费，首先归还借款。有些社员还有担心，怕队里说话不算数，我就把自己的私章在借条上盖章。这样，大部分出海船只的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还有些船仍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向私人借款利息很高，队里又无法承担高利贷，我就向县报社写信，题目是《秋汛出海资金困难，要受到高利剥削》。报社收到信后，第二天银行就来人发放了贷款，解决了队里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之后，我们及时投入了秋汛生产。在县委和海峰区委的正确领导下，我做好社员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制定生产计划，正确制定了超产奖和成本节约的奖赔政策，充分发挥了社员的积极性。到1959年秋，捕蟹船全部实现超产，其中张祥亭、张祥贵兄弟达到了双超产，全队大部分船只的生产成本也有实现了节余。这次秋汛生产产量居全县第一位，收到了专区和县委的表扬和奖励。
第三节 夺回高产红旗
可是，正当社员轰轰烈烈搞好生产的时候，陈阿康学习回来，说我们的政策定得不对，想把社员大会通过的政策全部推翻。他的话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的坚决反对。我说：“今年社员大会通过的政策不许你推翻。至于明年的政策，由你去定好了。”
后来，1959年秋汛的分配政策没有大的变动。
这次秋汛的大丰收的取得，主要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按劳分配的政策和“反右倾”、“鼓足干劲、力争秋汛超夏汛”的号召，做到了实事求是和思想第一，充分发挥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但面对这些成果，陈阿康等人不愿看到党的政策作用和社员的积极努力，认为这年的收成靠的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缘故。因此，他后来于1960年秋汛时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生产。
1959年的秋汛生产结束后，我们就投入了冬季带鱼捕捞生产。当时，我们前进是流网作业，而带鱼作业技术并不高，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出海捕捞产量自然也不高。于是，秋汛的高产红旗就被其他队夺去了，社员的情绪比较低落，队里也已经没钱给社员发烟酒的零用钱了。这样，一些社员和队里发生了矛盾。
当时，在乔山陆上的王国生等干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总是怕社员吵闹，不敢开会。我上岸后，来到办公室时，王国生把队里的情况告诉了我，于是我就叫他通知船上老大和半数社员来开会，因为社员没有零用钱，大多数人都来了。
王国生都说：“老张，还是你来主持会议做思想工作吧。我们对渔业生产不熟悉。”这样，我就把队里的前两次出海生产情况作了总结：
一是出海之间没有开会统一思想和渔场生产洋地。
二是船只过于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发挥集体的作用。
三是由于出海时间不一，致使指挥困难，没能认真、及时地分析渔汛地点，进而在渔场里落空，产量不高，收入也不多。
我说：“困难来临，队里已经无法给社员预支。我们渔民的‘银行’就开在海洋里，只要鱼捕得多，钞票才能多。现在队里只剩下了三千多元钱可以分给社员当烟酒钱了。”
我接着说：“据有经验的老大介绍，接下来旺发的地点将是浪岗洋。希望全体老大和社员能积极努力，把前两次出海损失的产量夺回来。下一次出海要争取捕到高产量，将已经失去的高产红旗夺回来！”
我的讲话结束后，每艘船的小组长都领了钱，很高兴地回船去了。而各船的老大则留下来继续讨论，统一了思想。我说：“根据有经验的老大介绍，明天风小后，浪山东南和甩山一带洋面，带鱼可能旺发，我们全部到那里去捕捞生产。今晚11点出发，要安全夺高产。下次开会就去普陀山，大家要下决心打好明天这一大仗。我将和袁昌九以及全体老大一起下船。”
当晚11点多，我们准时吹响了启航号，船队浩浩荡荡向浪山东南方向进发。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全部顺利到达目的洋面。
那天天气好，鱼也多。社员们干得热火朝天，整整捕了一天，到天黑才收网回港。
第二天，在普陀山，船队又集合了。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一天全队每艘船平均捕到带鱼200多担，其中张祥贵的船产量高达280多担。于是，在区的产量评比中，我们高居榜首，将高产红旗重新夺了回来。
这样，1959年的秋冬两汛我们都取得了渔业生产的大丰收，创下了前进大队渔业生产的历史新纪录，集体资金积累也增多，当年我们又有一对新的机帆船投入生产。同时，社员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在遭受1958年秋冬和1959年春夏连续四季受灾、减产的接踵打击下，前进大队前后方社员真正做到了团结一心，上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通过艰苦奋斗，终于挽回了不利的局面。这个意外之喜令社员们欢欣鼓舞。
1959年秋冬两次社员大会都是在陈阿康不在场的情况下才得以开成功的。如果他在场，开会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副场景了。他的那套做法也无法让社员发挥这样高的积极性的，也不可能取得秋冬两季高产的。
第四节 “共产风”
1960年春，我参加了吕泗洋捕捞生产。由于吕泗洋没有出现小黄鱼渔汛，转往南方的渔场去生产产量也不高，春汛减产。
陈阿康在后方独断专权，乱搞一套，提出水獭养殖、建养猪和开办大食堂等，而不重视前方的渔业生产，导致我们人员多船只却很少。他不是设法增加船只数量，而是增加船上人员和后方人员，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1960年的夏汛，我们又遭遇了大黄鱼捕捞作业减产。陈阿康学习那套向上报喜不报忧的谎报产量伎俩，张祥贵的船只明明只捕捞了120多担，他却向区里上报成360多担，还在区政府外面贴用大字报“报喜”。
有一次，区公社党委吴珍庭书记碰到我的时候，就问我：“你们队里的黄鱼产量很高吗？听说张祥贵的单位产量已经达到了360多担。”我告诉他：“这都是假的，他们的实际产量只有120多担。”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为人民利益而坚持对的，也要为人民利益而改正错的。可是陈阿康根本不考虑社员的生活和利益，只考虑王小伦等人给不给他好处，即便对上面的瞎指挥也是惟命是从，却从不考虑队里的实际情况，也不关心社员的死活，拒不接受前两年的丰产经验和减产教训，胡说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已到，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吃饭不要钱”，他还办起了中心食堂，在全队印发饭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960年7月，正值秋汛生产前，陈阿康决定到第一连召开干部社员大会。他在会上不讲上一年的经验教训，也不总结当年夏汛生产减产的原因，而是只讲社员船只安排以及计划产量，对以前我们所执行的超产奖励和成本奖赔政策只字不提。他说什么“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不分产量高低，下海社员每月发伙食费8元，后方家属不管人口多少每人每月发饭票5元。”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共产风”，最终打击的是广大干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当时，第一连的社员群众只能在食堂喝番薯干汤，而陈阿康他们却是吃小灶，还叫我也去和他们一起吃。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而是和第一连的食堂人员一起吃番薯干汤。
当天下午，会议讨论时，很少有人发言。有人问陈阿康：“秋汛生产结束后还要不要搞分配？”徐没有立即予以答复。傍晚散会后的回家路上，不少人都唉声叹气，“今年不可能有钱了，收入和生活的困难在所难免了。”但陈阿康当作没有听到。
社员们情绪低落，向队里提出要领备用金买一些渔业生产物资做出海准备工作，陈阿康对社员说：“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有的船旧网也不够，他说：“可以用旧黄鱼网代替蟹网去捕蟹嘛。”这样一来，就影响了第二年的夏汛生产。
社员提出：“我们出不起出海成本。”陈阿康显得漠不关心：“随你们自己，你们要有饭吃就出海去，你们生产又不是为了我。”
在“共产风”之后，社员们出海的目的仅仅成了八元伙食费和42斤粮票，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生产积极性。
天气好的时候，出去放一网，捕捞上来的海鲜当作下酒菜吃；起了五六级风的时候，他们就停泊在乔山马迹山、黄龙、南江等地休息。
有一天，海上风力有五六级，我决定出海捕蟹，社员余光辉问我：“祥森哥，别的船都不出海，为什么我们要出？大家都发八元饭钱，捕多捕少一个样，我们不出海也没人来责怪，何必还出去自讨苦吃呢？如果像去年的政策那样，你今天就是不叫我们出海大家也会的。现在这样的政策还能叫我们提起精神来吗？”
我无言以对，只是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
社员们纷纷要求我去向队里提意见，改变当前的政策。
船回港后，我找到队长袁昌九，将社员们消极生产的情况以及要求改变当前政策的意见向他作了通报。他也说：“下面社员都是这样的意见。”他要我一起去找陈阿康谈，我不愿意去，袁昌九只好一个人去。结果，陈阿康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批评袁昌九的意见是“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
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听之任之，但这导致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社员们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越来越困难。为了生存，他们把捕捞上来的部分鱼货私下卖掉，瞒产私分之风愈演愈烈。
从1960年秋开始——秋汛，亏本；冬汛，减产。1960年全年基本没有获得多少收入，社员生活困苦不堪，集体经济也是负债累累，后方食堂一片混乱。
当然，对于这一切，我也有一定的责任，特别是1959年2月办公共食堂的时候，我就犯了错误。当时我盲目执行上级指示，以为这样可以节省妇女劳动力，又可减少火灾的危险，还可以改善卫生。于是我就动员外前进社员家属把自家的灶头拆掉，参加集体食堂。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样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1960年7月，我向王国生提出，要集体食堂作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劳动忙时，集体食堂运作；但空闲时节，就不开集体食堂。
王国生却回答说：“张小善从定海开会回来，他说不但不能分劳动忙闲，还要扩大办中心食堂。”
这样，他们就决定在大前进办大食堂，张小善担任食堂主任，把金盛波调任食堂总会计，由张彩月和张荷花担任粮食管理员，而金盛波和张荷花当时还是对象。
第五节 “偷米”事件
十月份的一天晚上，张彩月和张荷花俩在夜校上课时，金盛波把米仓柜子盖抽开，从柜边撒到伙房外门边，伪造米仓遭窃的假象。然后，他又赶到夜校，说仓库米被偷。张彩月和张荷花向主任汇报了这件事，并怀疑米是负责食堂烧饭的老年社员偷的。当晚，张小全家遭到了搜查。
可怜的张小全夫妇俩在床上被叫起。由于办食堂的时候，很多社员家留有一定的米，而没有向食堂兑换成饭票，于是张小全藏在床底下的半坛米（大约十六七斤）被拿到了食堂验证。可是，张小全家的米和食堂米色泽完全不同——食堂是白米，而张小全的米有很多红米粒。
即便如此，仍有人不断在外拿食堂老头“偷米”说事。
第二天，我捕蟹回来，回到家后，这起“偷米”事件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将信将疑地到食堂勘察了一下“偷米”现场，发现米是从柜边一直撒到了外门内侧就戛然而止，所撒的米分布很均匀，而门外却并没有发现米粒。所以，我断定这是伪装的。而大多数群众也认为那三个烧饭的老伯都是出身贫苦的老实渔民。
因此，我开食堂人员会议的时候提出，没有人偷米，所谓的“偷米”现场是伪装的。
金盛波见我盯着他，就说：“祥森叔，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这米是我偷的？”
我说：“我可没说你偷了米。”
后来，张明华和张祥文拿这件事恶毒攻击我，说什么“张祥森包庇坏人，他们是串通一气的”。
他们还向王小伦告状。这时，王小伦也认为打击报复我的时机已到，就派了两个人来到前进。其中一个是乡里的武装部长，另一个是金盛波的干爹——吴仁德。吴仁德将矛头直指我。
在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他说：“群众对食堂人员和干部有什么意见可以大胆地提。”
开始大多数群众对食堂意见大得很，纷纷抱怨每天吃的都是薄粥汤，怀疑有食堂人员私下侵吞粮食。他们说：“食堂人员的家属都吃得饱饱的，我们群众却饿肚皮。”
群众要求将这起食堂“偷米”事件彻底调查清楚。由于张小全家的米和食堂里的米确实不一样，同时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张小全偷了米，所以事实上，群众所怀疑的并不是那几个烧饭老头，而是那些食堂主任、会计等管理人员。
王小伦派来的吴仁德和乡武装部长都无法给群众满意的答复，他们只好回去报告王小伦，最后让派出所的李登盛来处理此次“偷米事件”。
不料，这个李登盛也是个昏官，他不说是张小全偷了米，也不说米不是食堂里的，而是把张小全的米收归食堂了事。不过这样一来，王小伦想借“偷米”之事打击我在前进大队群众中的威信的阴谋也就落空了。
第六节 半途而废的查账
随着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制造的困难，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加上春汛出海前又大办酒席，造成了极大的浪费。队里的粮食和经济财政也越来越困难。
1961年3月，王国生和陈阿康召开党支部大会，将队里的情况向党员干部摊了牌——队里欠银行的贷款达到22万元之多，粮食已经亏空。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全队380个社员每人负债600多元，这样的局面还怎么向社员交代？！
此时，我心急如焚。前进互助合作化运动在海峰区委领导下，是我带头搞起来的，从互助组扩大为互助组，再到渔业合作社的建立，我都是冲在积极发动群众参加这场运动的最前面。
尽管建社时受王小伦等人的排挤，但在1956年夏末合作社面临解体的紧急关头，我甚至不惜得罪父亲也要保全集体经济；在1958年底被夺走大队财权我也没有吭声，认为只要能把集体经济搞好，不管谁来领导都一样；在1959年，在春季海难夏汛减产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挽回困难局面，发动社员提高生产积极性，终于取得秋冬两季大丰收。
当我听到他们说最终负债累累，就毫不客气地对那些领导干部发了火：“陈阿康你有钱时乱花，不作节约的打算，也不考虑后果。我将财权交给你的时候，我们只欠银行造新船所花的三万二千元钱，而且在信用社还有一千多元的存款，借给红旗合作社调用的也有两千多元，这是可以要回来的。而你，却只用两年之间就欠了那么多债，全大队有两千多号人要吃饭，你就如一个大家庭的当家人，不但不精打细算，还铺张浪费，这还让不让社员过好日子？如同一户人家一样，当家的女人如果会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日子就好过；假如不作打算，吃前空后，家庭生活肯定好不起来。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号人的大队！”
陈阿康听了，一声不吭，也没有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而是对我产生了一肚子怒气。会后，他跑到王小伦那里告状，说我对他掌握财权不服，要“夺权”。
1961年夏汛生产结束后，社员要求公布和清理队里的财务，并且要求推选代表检查账目。大队党支部同意进行查账。开始中前进和外前进的社员以及张祥贵等船老大提出要我来执行查账任务。
我推辞说：“我自己身兼大队干部，应当回避，怎么可以查账呢？还是向外面请一个熟悉账目的人来查吧。”
但是他们说：“外面的人我们都不信任，我们只信任你，你如果不查，我们就不出海生产，反正我们捕上来也分不到钱。”
于是，我就向王国生作了汇报。他说：“他们要由你来执行查账，那你就来查嘛。让他们做好秋汛准备工作，争取提早出海生产。”
在查账时，我发现，陈阿康和会计、出纳等人在1960年十月份发了两次伙食费，共计二十元。当时队里规定，前方生产社员伙食费每人每月发八元，后方干部、会计发十元。开支部会的时候，我向王国生汇报了这件事、王国生叫我不要向外面公开这些事实，他说这可能是出纳记错多发的。
会后，我估计他们又向王小伦报告了这件事，结果我只查了三天，区里就有人打来电话要我出海领导生产，而且一天连续打来三个电话，也不叫我听电话，也不说究竟是谁打来的。我估摸着那是王小伦打来的。
这样，查账的事只能半途而废。还没等到查完，我就被迫出海生产去了。社员问我查账的情况时，我只好说是区里来电话，要我必须下海，我只能服从。
但在这起查账事件之后，陈阿康和会计等人当然意见甚大。王小伦考虑到这样下去会导致陈阿康在社员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低，于是他明白，这是他必须亲自赤膊上阵的时候了。
第七节 蒙冤
1961年11月，王小伦终于出手了。
一天，我正在做冬汛生产准备工作的时候，王阿岳通知我晚上去李银城家参加支部会。但到了会场，我才发现，这是王小伦召集的会。我知道他这次的来意。
果然，他的会上说：“有人要夺前进大队的党政财务大权啊，老王（指王国生）、阿康，你们俩要注意了，张祥森现在想夺你们的权！”他还要我承认错误并作检查。他可谓是耍尽流氓手段进行挑拨离间。对此我哪能接受。
无奈，他是党的一个党委书记，有权有势。所以当时我既不发言也不和他争辩，任由他对我进行攻击。而其他大多数党员也没有发言。这个会从晚上七点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多。我不发言，也拒绝承认有什么错误，于是，王小伦的目的也就很难达到目的了，但这样一来，他也很没面子，下不了台。可是到会的其他党员都是白天劳动，晚上又开了这么久的会，身体哪能撑下去。
于是，为了好让大家早点回去休息，我就承认了两句，说：“好吧，就算我有些错误。”随后，王小伦就宣布散会。
从此以后，面对我这颗眼中钉，王小伦换了个手法，就不再亲自出面来打压我，而是派他的死党用各种的手段企图将我排挤出领导岗位。在他眼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我，绝不屈服于这种淫威，宁可不当干部，也要和他斗争到底。
大概到了1962年1月，区里召开全区渔业干部老大会议，前进小组在讨论会议议题时，区里的赵烬辉也来参加了。他说：“你们对区级领导干部有什么意见，不管哪个都可以提。”于是，我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揭发了王小伦的错误：“身为副书记，王小伦自从解放以来却从未为前进大队的普通群众做过一件好事，他一直站在少数富裕渔民的立场上，打击广大渔工、贫苦渔民和大多数一般渔民的生产积极性。”
会后，我估计赵烬辉向区领导汇报了这件事，于是在三月份的时候，王小伦指派乡党委副书记蒋经年、委员李荣民来进行所谓的“整队”，实际上针对的目标就是我。
有一次开党员会的时候，他们叫一个已经分到其他队里的党员李善庆给我提意见。李荣民假惺惺地说：“老张啊，你在社员群众中的威信这么高，而老陈的威信却这么低，你能否承认点错误，好让陈阿康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点呢？”事实上，威信高不高，那完全是在平时工作表现给群众印象的结果，哪有无缘无故承认“错误”帮别人提高威信的，这都什么逻辑啊？于是我没有上他们的当。
但之后，他们又进一步采取了卑劣手段。那在夏汛第二次出海捕大黄鱼回来后，他们派人叫我停止出海生产，而让刘长兴代理我的老大职务，并且向社员大会非法宣布我停职反省并向党支部写检讨书。
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对我下手呢？由于我的疏忽和耿直，终于被他们抓住了一根小辫子。
那是有一天，张明华在和众人聊天时说：“共产党经常说要防台湾特务破坏活动，这是唬人的，都解放十来年了，哪还有什么特务呢？”
于是我接过他的话喳：“要提高警惕，现在蒋介石国民党天天在喊反攻大陆，他们在大陆有很多暗藏的特务。去年冬汛在南洋捕鱼时收音机里曾经出现台湾电台的杂音，说是叫‘杨先生好多日子没有来信，请来信’，这就是特务通信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我说这些话后，张明华向王小伦作了汇报，说我收听敌台。
于是，蒋经年、李荣民等人终于抓到了把柄，千方百计挖我的材料，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专门派人来查1957年和1958年时由我负责的财务账目。
会计张福章把互助组股金分红列入我的个人帐户。
蒋经年说：“张祥森，你母亲和你老婆在群众中说你没有贪污过一元钱，但我们有你贪污的证据。”
我说：“什么证据？”
他说：“互助组股金分红为什么归你一人？”
我根本没有拿过那钱，于是就找来张福章进行质问：“互助组财产股金分红是现金还是专账？”
他回答道：“是专账。”
我接着又问他，“为什么列到我的个人帐户上？”
张福章无言以对。
我指着他说：“这是你在有意陷害我，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后来，七月份改选大队领导班子的时候，蒋经年说：“停职反省干部不能成为候选人。”这显然是在剥夺我的政治权利，是对我的非法政治迫害。他们深知，一旦我成为候选人，是会受到大多数社员的拥护的。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无法无天，竟然让贪污嫌疑分子刘学文担任财务队长（这个陈阿康的爪牙后来在“四清”中下台）。
而作为他们的总后台，王小伦也知道，如果不把我这样敢和他们唱反调的人开除党籍，我总会有一天东山再起。于是，这些家伙置党纪党规于不顾，决意要将我开除出党。
在开支部会议之前，他们要我写“检讨书”。当时，我的“检讨书”大致上包括了这些内容：
（1）搞互助合作运动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前进大队渔业生产年年丰收，社员收入不断提高，生活也有了改善，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而自从我的财务权交给陈阿康之后，两年不到，全队欠下银行的贷款由3万元增至23万元。于是我就对此表示了不满，并批评他不但不厉行勤俭节约，还大搞铺张浪费，造成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的严重困难。当时，我是支部委员，所以我也有一定责任。如果把错误全部推给陈阿康一个人，这是不正确的。
（2）对陈阿康的政策不当造成的生产减产等后果表示了强烈不满。党内之所以产生不团结，这主要是我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渔业生产连续丰收，骄傲自满情绪增长，所以看低了陈阿康，两人矛盾的后果就是党内的不团结。
（3）收听台湾电台是错误的，而在群众中谈及台湾蒋介石集团与特务通讯也是不对的。我是一般渔民成分，由于缺乏学习，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有效改造，因而犯了以上这些错误。请组织给予我处分。
王小伦、蒋经年等人拿到我的检讨书，就以为是拿到了救命稻草。他们召开党员大会准备立马将我开除。但在举手表决的时候，却有很多党员拒绝同意。于是蒋经年气急败坏地抓住将我开除的张阿存说：“张阿存，张祥森当反革命，你也要和他一起当反革命吗？”在他们逼迫下，他们的阴谋暂时得了逞。党章规定，开除党籍是党内最高处分。但不管这些阴谋分子搜了多少我的黑材料，最终还是要上报县委调查后才能作出决定。
两个多月后，党员张利生告诉我：“我在大队里看到副县长在批评陈阿康，说到了你没有过错，错的是陈阿康他们，必须恢复你的一切职务。”可是这些阴谋分子，如果立即恢复我的党内外职务，无异于打了自己一大嘴巴，在群众中更是会威信扫地。他们怕我将前次半途而废的查账继续下去，所以他们瞒着恢复我的党内外职务这件事，直到1963年年底的时候才告知我。
第八节 生存危机
1961年到1962年，是前进大队社员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尤其是1962年，连山上的草根树皮也吃光了。按规定，粮管所的番薯藤粉只能由贫下中农打证明购买，中农和一般渔民成分的人就只能自己自寻出路。
老年社员张信才在互助组的时候是带头船老大，因为年老不能下海劳动，而家里老两口加上年纪尚小的两个儿子，家里生活困难异常。有一次，他碰到陈阿康后，双膝跪地，恳求陈阿康救他一命。但陈阿康推开他的手，理也不理就走了。这样，一两天后，窘困的张信才老人自尽而死。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大队干部和共产党员呢？张信才死前的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到他家看望过他，送给他两包土烟。他的死，让我感觉很心痛。但面对这些。我却是有心无力，因为自己也是饿着肚子，每天就靠挖浪基草根维持生命，全家浪基草根足足吃了将近三百斤。
但面对这场灾难，某些领导干部的表现不免让人心寒。全国受到三年自然灾害是实，但更主要是刮“五风”造成的。我们前进大队的灾难主要就是人为造成的——1958年秋汛的时候装贝壳；1959年的吕泗洋海难，办公共食堂；1960年陈阿康为出风头，刮起不管产量高低下海社员每人每月8元饭钱的“共产风”。“共产风”的后果更是直接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延续1959年秋汛时的分配政策，1960年集体经济根本就不至于崩溃，社员的生活也不至于落魄到如此的困难境地。对于这场灾难，陈阿康难辞其咎。
自从1960年秋汛时陈阿康推行错误政策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于是，一些社员将捕上来的部分鱼货私自分掉或卖掉的现象愈演愈烈，经常瞒产、私分而不报账，干部和老大也无法阻止。
对于这样的危机，在1961年冬汛和1962年的春汛，我也只能点头了两次，主要是换取一些粮食。1963年11月，我参加县渔业公司工作之前，向亲戚借钱，主动向大队付清了这笔欠款，并且向陈阿康提出：“这件事的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我不点头那些社员也不敢瞒产的，所以不要再去为难那些社员了。我们之所以瞒产，只是因为生存所迫。如果不是出于生存所迫，那我们1959年秋汛的时候怎么没有船瞒产呢？所以政策处理得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但陈阿康不但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还把一部分社员吊起来拷打。可有社员半夜挑着鱼货来到他家的事情他却讳莫如深，从没对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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