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往往决定团队作风——兼谈湖北的几起公众事件的处理模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似乎又是一句“极左”时代的口号，但这是有道理的。之所以引用“极左时代”的口号，是为了避免引用另外一句不太好听、但流传久远的关于“上梁”与“下梁”关系的俗语。记得电视剧《亮剑》里面有几句台词，大概是说一个团队的作风，往往由团队的领导决定，越是个性鲜明的领导，对团队作风的影响越大。有些网友对此感觉愤愤不平，觉得这过于强调领导作用，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老僧作为持左派立场的网友，当然也是秉持集体主义的人民史观，反对个人主义的英雄史观。不过这并不妨碍我承认团队领导对团队作风具有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承认这点与我坚持的“人民史观”有矛盾吗？这并不矛盾，下面我就说说具体的原因。
所谓人民史观，是指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起决定作用的都是人民。但是，“人民”（people）是一个复数名词，指的是一个群体，而任何群体要形成一个整体，都需要进行内部分工，或者说群体成员具有不同的“工作位置”是群体力量得以体现的前提条件，任何没有内部分工的群体，都不成其为一个整体。那么，对于一个团队来说，领导的“工作位置”是什么呢？领导领导，既“领”又“导”，无论是“领”或者是“导”，意思都是指“指引方向”，要能形成有效的“指引”，那么“看得见”是大家能够“被指引”的前提，所以对于任何团队来说，“领导”往往居于团队信息系统的核心位置，这是“领导”这个岗位的职务需求。这样说吧，领导就好比人的大脑，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号司令”，大脑当然是人体的信息中心。
由于领导处于“信息系统”的核心地位，所以按照原理，领导的一言一行都将释放给团队所有成员，如同电脑中所有的信息都需要经过cpu处理一样。那么团队整体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团队成员放弃自己部分个人风格，吸收某种特定的风格，在众多的团队活动过程中，逐渐锤炼成个人风格的一部分。而由于领导的信息辐射能力相对来说是团队中最大的，所以也最容易将自己的个人风格带入团队之中，从而影响团队整体风格的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领导天然是榜样，而榜样未必是领导，不处于领导位置的榜样必须花费额外的成本来塑造——主要是信息成本。
持集体主义观点的人，一定是比较易于融入团队的，“融入团队”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接受集体，接受集体对自己的位置安排；接受了自己的位置，也才能接受别人的位置，包括领导的位置（这点往往被右边的朋友讽刺为“奴性”，但比较吊诡的是“没有奴性”的右派却往往又很“怕死”，在危机面前当“范跑跑”，在外敌面前当“汪精卫”，所以谁“奴”谁“不奴”，还真是很难说。）。所以，秉持“人民史观”的人一定信奉集体主义精神，或者说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而有团队精神的人才会接受团队核心的领导。这二者是统一的，而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人，往往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这种人很难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小岗的18好汉正是“个人英雄们”的代表。南街村的村民们因为“傻”，因为“没有个性”，所以他们接受了王宏斌这个班长的领导，现在只好住别墅、享受供给，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而小岗村的“好汉们”就不一样了，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谁也不服谁，以前是“算盘一响换队长”，现在更是连村书记都选不出来，只能向上面要挂职干部，他们“英雄得”接受各种各样的“援助”和“支持”，从免费电话到每年1000块钱的养老，长江村的电视、初创时葡萄园中葡萄，到盖房子的2万补贴，.......。嗟，来食。确实“英雄”了得。
因此，团队风格受领导的影响，正是团队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这与人民创造历史并不违背，实际上正是相应的。
话题扯得好像有些远，还是回到标题上来吧。去年曾经写过一篇帖子，说如果2008年是“四川年”、“奥运年”，那么2009年就是“湖北年”，湖北在这一年多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从事情的开始来看，都算不上什么大事。野三关、石首的那点子事，起因都很简单，治安事件而已，但最后都发展成了惊天动地的社会群体事件，这两件事情的演变过程是值得大家吸取教训的。事情的经过就不细说了，既然伤口已经愈合了，那就别再来揭开伤疤了吧。这里只谈谈去年湖北在处理公共突发事件时的几点共性。从这些共性中来管窥地方政府的工作作风。
如前文所说，事件的起初都是简单的刑事案件，一起是正当防卫，一起涉嫌谋杀，如果执法机关秉公执法，甚至很多媒体都可能不屑报道，因为没有什么新闻性，简简单单，清清楚楚，谁爱看这样的新闻？但是，在“有关部门”的强力“运作”下，硬是将“个案”办成了“典型”，激起很多人的情感带入，让小案件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情。那么这样的结果是那些当事者愿意的吗？肯定不是，我相信湖北某些当事者，现在恐怕肠子都悔青了——心里可能在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正是因为事件小，起初绝对没有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所以当事者才会在不经意之间展现本性，如果是“奥运”这样的大项目，当事者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很难得有“意外”发生。那么，去年湖北的那些当事者“不经意”之间到底展现了怎样的团队作风呢？老僧归纳为几个步骤：
1、事件之初，当事者习惯性的“护犊子”，“护犊子”背后是潜规则主导的利益交换，拿不出利益来交换的老百姓是不够资格成为地方权力的“犊子”的。
2、事件暴露之后，当事者习惯性的“捂盖子”，当然是动用权力和地方资源去“捂盖子”，这个过程往往由于“捂”的动作过于粗暴，会扩大事态的影响，激起更大的公愤。
3、事态扩大之后，盖子捂不住了，只手遮不了天了，于是就开始习惯性的“找面子”，想办法找一架官道“尊严”的台阶，这个过程往往是好话说尽，百般狡辩。这里也说句题外话，这几十年来，似乎“在任上”的任何官吏，无论大小，好象很少有人犯过错。一句“我错了，我承担责任”似乎与当值官员没有关系，很少有人“主动”承认错误。
4、事情无法收拾，想“找面子”的没有找回来，但位子往往却丢了，所以最后一步往往是某些人“丢位子”。
在上面几个步骤中，前三个步骤我都强调了“习惯性”。于个人来说，是习惯；于团队来说，是作风；于社会来说，就是文化。湖北的几件公共事件的处理模式表明，那里的官场作风确实很有特点，可以用八个字形容：以权辱法，勇于推卸。但这其实不仅仅是湖北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地方大员的问题，很多的地方的地方大员都有这个问题。这是官场文化的问题，一时半会恐怕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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