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满林霜、俯潇湘”的时节，踏着几分料峭冬寒，记者来到衡阳，寻访在这里住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人，舟车辗转，在湘江畔的一个院子，找到他的住所。来时，恰逢搬家，显眼的是，一捆捆旧得泛黄的图书，从外露的书脊看，大多是马列主义文集和军事书籍，还有一把几近散架的藤椅，磨得黑亮还有破洞。
坐这把藤椅的老人已去世，并有近十个年头。这位老人是葛振林，“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副班长，“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好像细小的枪口喷不完他的满腔怒火……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主力部队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说罢，他把那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相继从悬崖跳下去……”这段文字出自小学课文《狼牙山五壮士》，狼牙山五壮士家喻户晓，他们投崖前坚毅的目光望向远方，这个形象定格在雕塑上，成为伟大革命史不可抹掉的一个记忆。但鲜有人知道，副班长葛振林幸存下来，后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比班长他们多活了60年”，2005年，他在湖南衡阳辞世。
这里是衡阳军分区的干休所大院，院里的砖瓦房新旧不一，葛家的房子最老，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干休所要修缮这栋老房子，葛家老大葛长生、老二葛宪松、老四葛拥进都赶过来，把父母的东西收拾妥当。房前有个院落，老人曾在这里种半畦菜、半畦花，养过鸡和鸭。记者就在这个院落里采访了葛振林的长子葛长生。
父亲从不以英雄自居
狼牙山在河北易县西南部，是晋察冀边区东大门，因其峰峦状似狼牙而得名，远远望去，群峰突兀连绵、势若刀劈斧凿。
“父亲是河北曲阳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的党。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进犯晋察冀根据地，当时，我父亲所在的第七连队奉命在狼牙山打游击战，经过长时间奋战，决定战略转移，便把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交给了六班，马宝玉是班长，他带领胡德林和胡福才两位小战士，我父亲是副班长，带着宋学义。为了掩护大部队，他们故意走上了一条通往顶峰棋盘陀的绝路，他们边前进边与身后的敌军战斗，敌人一度以为与他们交手作战的就是我军大部队，步步紧逼，经过一天的战斗，父亲他们战斗的弹药早已用光，傍晚他们到了三面悬崖绝壁的棋盘陀，敌人也追了上来，父亲他们估算着大部队已成功转移，便一起纵身跳了下去。后来，父亲醒过来，发现在半山腰的庙里，身上受了重伤，当地老百姓给用了药，宋学义也活了过来。父亲不记得跳崖后怎么幸存下来的，可能是让山上一层层树给挂住了。他和宋学义在老乡家里休养了几天，便又去找大部队汇合了。”
葛长生非常平静地还原了这段“著名”的革命故事，如果不是我再三逼问，他不情愿提父亲这段革命经历。“太普通、太平常了。我从小跟父亲生活在部队大院，街坊四邻的叔叔伯伯都是战斗英雄，他们好多人走过长征，打过衡阳会战，随时都面临着牺牲，父亲跳崖应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这些叔叔伯伯面对当时情形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你看，我家隔壁就住着一位真正的‘两万五’，他去年刚过世。还有那家伯伯，打衡阳会战时残了一条腿。”葛长生随手指着眼前的几栋房子，这一排排普通的砖瓦房里都守护着一段峥嵘岁月。
“而且，父亲从不以英雄自居。尽管他的事迹登上了《人民日报》，上了语文课本，还被拍成电影，但他从不主动谈当时跳崖的事情，我打小就在父亲身边，当年看《狼牙山五壮士》电影时，我都不知道父亲是其中原型。他在家里没有跟我们谈过一次这件事。只是前几年，有人质疑五壮士跳崖的真实性，甚至网上说当时父亲班里有6个人，有一个人叛变当了敌人的汉奸。父亲知道这事后，很生气，让我陪着他去衡阳军备区，说要给年轻战士讲点东西，他一讲就讲了一整天，把当时的经过讲了个透彻。”葛长生印象很深，“父亲讲到后来有点激动，他说跳崖这件事如果是他一个人的事，无论别人说什么，自己忍一忍也就罢了，但这是集体行动，再不出来澄清，怎么能对得起牺牲的战友？！”这个事后，葛长生逐渐明白，为什么父亲不提跳崖的事情，在父亲心里，当时跳崖的壮举不是他一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班的，祖国给这壮举极高的评价和荣誉，应该属于五壮士这个集体。
作为工程兵代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狼牙山跳崖之后，葛振林的革命生涯没有结束。抗战结束直至建国初，葛振林历经天津、张家口、太原战役，参加了江西剿匪战，最后一役是抗美援朝。1962年，葛振林调任衡阳军分区任后勤部副部长。这个革命战士，征战南北，最终在衡阳落下了脚。“万里衡阳雁，寻常到此回。”他像北来的大雁飞到衡阳，便不再南飞去。“是只老雁，飞不动了。二十几岁从悬崖跳下，没死。后来参加的战斗不胜其数，都活过来了，父亲的命大。就是身上的伤疤多，头皮有一块是凹进去的，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葛长生感慨道。
1969年，葛长生16岁，他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人。“我所在的这支部队内部序号是基建工程兵建筑52师，在京城官厅水库附近，那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打山洞，修国防工事。我们师除了修建营房外，都在山洞里施工。工种很辛苦，而且很危险，身边有好几个战友都牺牲在深山老林里。我那时年纪小，心里郁闷，写信给父亲，希望他能出面给调动工作。但这样的信，父亲是从来不回的。他一生最大的原则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我年轻的时光就是在山洞度过的，我们像愚公一样不停地挖山，天津的某山，河北的某山，都是我们那代兵挖的。那时，我想换部队倒不是因为辛苦，而是觉得工程兵不像一个真正的兵。后来，我慢慢认识到基建工程兵对国家、对军队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国家要保平安，国防最重要，而国防少不了工程建设，我们肩上担子很重。”
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基建工程兵是一个久远的陌生的记忆，他们不是拿枪而是拿着各种建设祖国的工具战斗在全国各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970年的国庆节，葛长生作为工程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的接见，这也成为葛长生最大的荣誉，终生难忘。后来，葛长生调到广州军区后勤部，一直工作到去年退休。
红色基因脉脉传承
葛长生是近期才从广州搬回衡阳常住的，除了搬家需要人手，更重要的是回来照看生病的母亲。葛振林的老伴王贵柱已经84岁，罹患癌症，从4月份住进医院，葛家的两位儿媳一直盯在母亲身边。采访当天，记者随同葛长生到衡阳169医院探望这位英雄的遗孀。
病魔让这位曾经面目如春的老人消瘦苍老很多，但她精神还好，耳聪目明，她一字一句地向记者讲了两件事。一是，1986年，她陪葛振林参加“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落成仪式。“老头那年69岁，非要爬到山顶看看，但爬到半山腰爬不动了，指着棋盘陀，哭出声来了。”那一行，他们还见了当年救活葛振林的村民余药夫，两人抱在一起久久没分开。二是，1992年，她陪葛振林去北京聂荣臻家。当时“狼牙山五壮士”这个称号就是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署的。“聂帅那时身体很不好了，有些气喘，他把老葛叫过去说，‘老葛，你看现在日子好了吧，咱们当年的苦没有白吃吧。’老葛知道聂帅剩下日子不多了，回来的路上一言没发。”
我在医院探访时，医护王贵柱老人的护士长恰好当年也医护过葛振林，她告诉记者葛老十分勤俭，住院期间，天气寒冷，我怕他感冒，打开了空调，葛老便关上，我趁葛老睡了，便又打开。从此，葛老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伸出颤悠悠的手去试探，看空调有没有热风，如果有热风，他又去关上。葛老总是说，国家虽然富了，但有些地方电还是不够用，要节省用电。
葛长生告诉我，父亲文化水平不高，但喜欢看马列书籍，他一生有两个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他特别痛恨抹黑历史、歪曲历史的行为，忘了过去就没有未来。”
退休后，葛振林也没有闲下来，担任了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会长，他经常到学校给困难学生送些学习用品，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还要给一些青少年写回信，但从没报销过一张邮票。有一次，他看到几家学校上空悬挂的国旗陈旧褪色，便自己掏钱买了几面新国旗送到学校。1988年，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授予他“优秀校外辅导员”。
一直照顾葛老直至去世的二儿媳在一旁插话说，“他给孩子们上课，经常是拄着拐杖走路去，走路回，别人过意不去要派车来接送，他从不坐，也不收一分钱讲课费，不在外面吃一餐饭。”
葛长生有三个弟弟，三个均在厂里当工人，遵循两位老人的教诲，他们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本本分分过自己的日子。葛长生的儿子也是一名军人，如今在基层连队当政治指导员，他知道爷爷的事迹，但从来不炫耀，只是心中多了一份红色基因，时刻砥砺他保持好军人本色，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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