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生命的最后六个月是在狱中度过的。在特殊的情况下，方志敏生命不息，奋斗不已，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继续书写中共党史上的奇迹。不仅如此，他的凛然正气更令人感动，令人动容，令人震撼。
狱中写作
1934年11月，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率部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之下，北上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方志敏不幸被俘，囚禁于南昌“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入狱之初，方志敏被关押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生活上还算比较优待，但比普通囚犯却要多戴一副十斤重的铁镣。
方志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唯一不能释怀的就是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因此，入狱不久，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军法处满口答应。或许军法处认为，方志敏无论写些什么都没关系，反正文稿在他们手里，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后来这些文稿传了出去，交给了地下党组织，则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
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六万余字。写作曾一度中断。方志敏或许觉得，写出来也送不出去，便失去了写作的动力，因此“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也是囚犯，但身份特殊。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时，他是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他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徐州、汉口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1934年7月，因官场倾轧，胡逸民也成了犯人，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胡监管宽松，生活优待，除了不能离开监狱，其他都很自由，连姨太太向影心也带在身边。胡逸民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是囚徒，却当面要训斥牢卒，连所长也得让我几分。
胡逸民目睹了方志敏的入狱。捉住共产党三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胡逸民非常好奇，想知道方志敏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于是有事没事就去方志敏的囚室，接触多了，从心里敬佩方志敏。他甚至要求“关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锁，进出方便。我经常到他们的囚室去闲谈，久而久之，彼此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胡逸民每次去找方志敏聊天，都看见方在写作，可是有一段时间，方志敏突然搁笔不写了，胡好生奇怪，问：怎么不写了?
方志敏叹了一口气，说：“写了也没用，又送不出去。”
胡逸民答道：“那不见得。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替你办。”
“如果先生愿意替我出力，那我将努力地写好它，写多少，算多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这些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说到做到，请您放心。”胡逸民答道。
这真是上天送给方志敏最好的礼物!正当方志敏准备放弃之时，有人答应帮助将文稿送出，方志敏“才又重新来写”。不仅如此，文章的用语与写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文稿最终要落到国民党的手中，方志敏肯定会有许多顾虑;然而，明确文稿可以交给党组织，交给自己人，方志敏就可以写得很直白，很坦率。
学生时代的方志敏就酷爱文学，不仅喜欢阅读中外名家的作品，而且进行创作，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勤于笔耕的，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与《新江西》发表数篇小说与诗歌，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很可能成为一位作家或诗人。
入狱之后，方志敏有了充分乃至无聊的时间，于是重拾学生时代的爱好，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历史感奋笔疾书，迎来了写作的又一个巅峰期。
4月下旬，方志敏被转囚到了优待号。优待号条件很好，没有任何干扰。方志敏抓紧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到6月上旬，已经写完《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文稿。
方志敏早年染有肺病，入狱以来，脚戴重镣，饱受折磨，身体虚弱极了。写作时间稍长，头就发晕，全身无力。他咬紧牙关，靠着桌子坚持写，或者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步，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躺一会儿，休息一下，起来再干。
由于随时都可能被处决，方志敏没有长远的写作计划，只能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且争分夺秒地写。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写道：“何时枪毙 ——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狱中的写作十分艰辛。方志敏写道：“为着这，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在短短六个多月中，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写下了十三万文字，用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
法庭舌战
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规定，凡是新犯人都要审问一次，方志敏也不例外。
一天晚饭后，方志敏突然被“提审”。由于他戴着脚镣，行走不便，被看守背上了法庭。这是方志敏第一次与法官面对面的交锋。
自被捕之日起，方志敏就做了必死的准备。他写道：敌人们明明告诉了他们，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而得暂时的苛生，一条就是死!他们不约而同地选定了后一条路。
担任法官的副处长“是瘦瘦的人，三角形脸，皮肤白净有光。两只溜溜转的老鼠眼，表现出他处事的决断”。在监狱法官看来，审问共产党人就是一笔生意，劝降成功会得到奖赏。为此，他用尽了心思，做足了功课。
落座之后，主审法官便透露了一个令方志敏又惊又喜的消息：“你的夫人组织了军队。”
“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从公署方面来的，据当地驻军电告，由你的夫人统率着，大概有一二千人，起名为赴难军。”
“湖南军?”方志敏没有听清。
“赴难军，不是湖南军。”处长从衣袋里摘下自来水笔，在纸上写下“赴难军”三个字，并用笔尖点点说“是这个”。
“啊!赴难军。”这是数月以来方志敏第一次得到妻子的信息。
1934年10月，方志敏临危受命率红10军团北上。那时其妻缪敏怀有身孕，不能随军行动，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地方坚持游击战争。从那以后，音讯全无，这次突然听到妻子的消息，方志敏百感交集。
“这确是于你们的案子不利，特来告诉你。”
方志敏说：“我的妻子决不能带兵，她从来没有上过火线。”
“你的夫人不能带兵吗?也许他们拿你夫人的名字号召一下也难说的。”
方志敏再次肯定地说：“我决不哄你，她是一定不能带兵，同时，她的政治地位并不算高，大家不会拿她来号召。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的。”
见此招不灵，法官立即转换了话题，开始打亲情牌，问：“你是不是想见一见你的夫人?你们的爱情可好?有几个孩子?”
方志敏如实答道：“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我与我妻的感情很好，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但是我已到了这个地步，哪还能顾到妻和孩子?我只有抛下他们。”
法官说：“那倒不必，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应该抛下的。你愿不愿写封信去找你的夫人前来?”
方志敏警惕地问：“找她来，做什么?”
“找她来，当然有益于你，表示你已倾向于我们了。”
方志敏严词拒绝：“不行，况且我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法官马上建议：“你如果愿意写信，地方总是可以找到的。这次不是捉了几十名你们的人吗?你可以在他们之中挑一个可靠的送信。”
方志敏心想，这也许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一可以救出一个干部，二可以写封密信送到苏区。现在最令人苦恼的事情，就是找不到送信人，报告狱中的情况。于是，方志敏说：“让我想想。”
回到了牢房，狱友们都急着打听情况。方志敏细说了提审的内容。关于找人送信一事，难友们纷纷反对，担心如果派人去苏区，敌人就可以造谣说方志敏等已经投降了。为了避免被敌人利用，这事就此作罢，不再提及。
见亲情牌也不起作用，法官马上收起伪善的嘴脸，进而以死相逼，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信仰的辩论。
法官说：“我向你进一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固持己见?到国方来做事好了。”
“哼!我能做什么事。”
“你能，你能做事的;不然杀了那么多人，何以还留下你们呢!老实说，上面就是要用你们收拾残局!”
“我告诉你，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久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
“嘻嘻!”处长发出一声奸笑，“都是有主义的信仰?而且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那也未必吧!我想大部分不过是盲从罢了。”
“你不能这样去诬蔑共产党!”
“当然，我不能说都是盲从，里面有主义信仰的自然也有，或者不少。好了，先不说这个问题，现问一问你们的主义会不会成功呢?据我看来，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即使能成功，恐怕也得五百年，就算不要五百年，顶快顶快也得要二百年。总之，在我们这一代是不能实现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做傻子，为几百年后的事情去拼命呢?”
停了一下，法官又说：“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一心为公，完全不顾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也这样想过，万一共产主义成功了，谁能料定我不会转身?这是我的心里话。中国有句古话：知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人必要的本领。”
“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方志敏冷冷地答道。
“你晓得孔荷宠吗?”法官又换了一个话题。
孔荷宠曾是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不过后来叛变革命，成为著名叛徒。
方志敏答道：“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面，他是个无耻的东西!”
“他无耻?你们说他无耻，我们却说他有觉悟，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的薪金!”
“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方志敏斩钉截铁地答道。
“哼!”处长突然变得庄严起来，“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机会千钧一发，稍纵即逝!确不是好玩的!”
“我完全知道这个结局!但既然不能两全，我只有选择一死。”方志敏坦然答道。
两人都沉默了。
“处长还有什么话要问?”方志敏早就不耐烦了。
于是，法官只好悻悻地令看守将方志敏背回牢房。在离开法庭前，他还警告：“你要过细想想看，千钧一发，确不是好玩的!”
在这场关于信念的唇枪舌剑中，法官败下阵来。
方志敏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只因坚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古有文天祥，今有方志敏!
端午聚餐
1935年6月5日是端午节，也是狱中的方志敏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独囚一室的方志敏时常想念战友，怀念在普通号的日子。他写道：自从敌人强迫地将我移入这阔人们居住的优待号后，我就失掉了与他们经常面谈的机会，感着十分寂寞。
为了能与狱友“当面畅谈一次”， 在端午节那天，方志敏筹办了一次聚餐。方志敏写道：承一位难友的好意，送给我四样菜，作为“过节”。我商得看守所长的同意(仍为那位难友从旁关说之力居多)。
能将“四样菜”送进监狱，还能“从旁关说”看守所长，这位难友确实神通广大。当然，看守所长能同意，也表明他同情方志敏，起码愿意送个顺水人情。
云朦胧，月如钩，一切准备就绪，天也渐渐地暗了下来。
狱友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如约来到“优待号”。方志敏与他们已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小别重逢，分外亲热。
菜摆好后，刘畴西忽然提议：“叫娄梦侠同志来，他说过今晚要同我们吃饭的。”
“娄梦侠同志是谁?”方志敏问。
“中央派去中央苏区做保卫局工作的，他被捕来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刘说。
“好好，请他来。胡海同志也请他来。”方志敏说。
“胡海同志吃过饭了，不必请他。”王如痴说。
过一会儿，娄梦侠来了，他是一个强壮的青年，面带笑容。此前，方志敏并不认识娄梦侠。两人互相问候，就一起吃饭了。关于聚餐的经过，方志敏写道：
四样菜中，有一个未切开的“清炖鸡”。大家都用筷子去撕。娄同志先撕下一只腿，送到刘的饭碗里。刘说：“你吃你吃。”娄说：“你吃，你只有一只手。”接着他又撕下一只腿，送到曹的饭碗里，曹说：“你吃你吃。”他说：“你吃，你也只有一只手。”(曹负伤的左手，至今未愈)我撕下一块翅膀连头颈一起，即送到他的饭碗里，他说：“你吃，我自己来。”马上用筷子夹起要递还我，我用筷子按下去，并说：“同志，你吃了吧!”我知道，敌人对于我们做保卫局工作的同志，是杀无赦的。经我手送给他的一块鸡，怕算是最后一次了。
整个聚餐，方志敏只选择这个情节：彼此布菜，让来让去，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吃你吃”。
难友重逢，理应高兴;但几个人心里都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了，想到这里，一缕莫名的伤感与惆怅涌上了心头。
饭后，胡海来了，在笼门外等着。方志敏隔着笼门与之谈了十几句话。胡海个子不高，满面的麻子。入狱不久，即患肠炎症，卧在笼门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虽大难不死，但瘦得不成人样。在谈话中，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
送走了娄梦侠与胡海，方志敏与刘、王、曹三同志“放谈一切”，直到十点钟“收笼”，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几天后，娄梦侠与胡海先后遇害。
6月23日，方志敏撰写《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这篇文章，记载了这次端午节聚餐，并深切悼念英勇就义的战友。方志敏感叹道：“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传送文稿
关押方志敏的优待号恰好在胡逸民囚室的对面，这样，两人的接触就更加频繁。胡逸民回忆道：这时，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要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我与方志敏天天拉家常，聊身世，不受拘束，无话不谈，日子一久，竟如故友。
为了争取胡逸民，方志敏与他谈了不少话，写了许多信。
其时，胡逸民的三姨太向影心也经常随胡一起探望方志敏。向出身于西安的殷实人家，貌美多才，说媒的踏破门槛，可是她却偏要嫁给年龄几乎可做她父亲的胡逸民，而且是做三姨太。不仅如此，胡逸民入狱，向影心也没有弃他而去。这些都令方志敏另眼相看。
向影心可以自由地出入牢房，并时常为方志敏提供一些帮助，这让方志敏感到是个机会。一天，方志敏试探地问胡逸民，能否让向影心为他捎一封信。胡没有犹豫，满口答应。
起初，方志敏并没有奢望能将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出狱时将它带出去，交给党组织。如今有了机会，自然不会放过。然而，这件事充满了风险，万一被国民党查获，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处死，还可能泄露党的机密。因此方志敏非常慎重，考虑到每个细节：怎么让地下党相信送信人?万一信件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送给谁?
方志敏思来想去，决定为送信人写一介绍信，而且用米汤书写，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6月11日，他写下《给党中央的信》。该信首先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报告自己越狱的准备，并请求得到援助。其次，方志敏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并作简要说明;再次，方志敏对胡逸民的情况作了介绍。还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即胡逸民——笔者注)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至于把信送给谁?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方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于是，也给鲁迅与宋庆龄各密写了一封信。
方志敏将一切都考虑周全了，决心投石问路，遂将三封密写信面交给胡逸民与向影心，并交待：“为了以防万一，这些文稿都是密写的，即使被发现，一摞白纸，也容易蒙混过关。这次一共是三封信，一封写给鲁迅先生，一封写给宋庆龄先生，还有一封是三张纸，都标有记号，不要记混了。这些信交给鲁迅先生或宋庆龄先生就可以了。”
向影心带着信件出发了，方志敏的心也悬了起来。他估计送信往返需八九天，因此，每天都在掐着指头算。
向影心到了上海，将信件交到内山书店，书店又转交给鲁迅先生。顺利地完成任务，向影心返回南昌复命。
终于与上海党组织建立起便捷、可靠的联系，方志敏异常高兴。胡逸民写道：“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他对我更加信任了。”于是，方志敏决定趁热打铁，再送第二批文稿。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方志敏对再次传送抱有信心，遂将几篇最看重的文章交给了向影心。此时，方志敏已经写完了近10篇文稿，但他非常谨慎，每次只让带二三篇，绝不多带。这样，即使出事，损失也不会很大。
鲁迅收到了第二批文稿中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这两篇传世之作;然而，向影心却没有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交给鲁迅。1940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得到消息，有人手中有方志敏烈士的遗文，经验证系真品，于是花重金买下。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稿可能就是向影心截留的。
送出第一批文稿之后，自知时日不多的方志敏决定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送信途径，以加快送信的速度。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还答应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托她帮助将文稿送出去。
找到另外的送信人，方志敏又用米汤誊写《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与《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为下一轮的送信做准备。不久，放暑假的程全昭来到南昌，并于7月初将狱中文稿送到上海，交给了地下党。不久，地下党将这批文稿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1936年1月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时报》发表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不久，《救国时报》报社以《民族英雄方志敏》为书名，油印出版小册子，收入了方志敏的这两篇文章，以及他人撰写的相关纪念文章。
程全昭没有返回南昌。方志敏不清楚文稿是否送到，只好请高家骏再送。7月底，高家骏来到上海，送出一封信后，“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便急返杭州”，其他的信可能被高家骏毁掉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方志敏最挂念的就是那些尚未送出的文稿，他写信给“囚友”胡逸民：“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
高家骏出发后，方志敏就将剩余的文稿全部交给了胡逸民。
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不久，胡逸民获释，出狱时，他把方志敏的文稿都带出来了。一年后，他恪守承诺，亲自将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
将大批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从监控严密的国民党监狱中带出去，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并大部分交到地下党手中，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方志敏是整个行动的策划者，是创造奇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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