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指崚嶒塔影斜，
踏青一路到龙华。
碧桃满树刚三日，
不为烧香为看花。”
一首清末的《沪南竹枝词》，把我们带到了春天的龙华。龙华的桃花，自清末以来，就名气很大。1924年4月12日，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第一站就选在了上海，而抵达上海当天下午，就去龙华看了桃花。
每年春天，龙华遍地桃花，古寺古塔掩映其间，上海社会各界，士农工商，男女老幼，都会来此赏花，颇有唐人曲江踏青的调调儿。
然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风云突变，设在龙华寺北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成了屠杀革命志士的修罗场。被杀害者的数量，一直存在争议，有说八百的，也有说上千的。他们中大多数是青年人，就像你我一样青春洋溢，如同这个春天里，盛开在龙华的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鲁迅先生曾经给过我们一种很直观的历史现场感，他说：
“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的。”
这其中，既包括“龙华二十四烈士”中，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提到的殷夫、柔石、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五位烈士，也包括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
最近有部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下，里面提到过鲁迅和陈家的渊源。鲁迅和陈独秀合编过《新青年》，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发表在《新青年》上。
今天酷爱网文的朋友，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催更”，当年鲁迅先生也被陈独秀频繁催更，以至于鲁迅先生说：
“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至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鲁迅先生也很熟悉。大革命期间在广州，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两人曾秘密会见，商谈党的工作，而且从陈独秀那边论起来，鲁迅先生也曾说过，陈延年是他的“老仁侄”，而陈延年则说鲁迅先生是他的“父执”，也就是父亲的朋友。
可惜陈延年烈士的牺牲，也是因为两位父执，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吴稚晖。陈延年被捕后，一度没有暴露身份，顺利过关，都要交钱赎人了，对方开价八百银元。
当时陈延年同志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这也是我党的第一任江苏省委书记，此前他相继担任广东区委和江浙区委的书记。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陈延年负责经营“革命大本营”的两广；“四·一二”，国民党反动派杀得我们人头滚滚的时候，他又受命于危难之间，深入虎穴龙潭。
关于广州的经历，陈延年同志的留法同学沈沛霖有段回忆。
沈沛霖和陈延年关系极好，又都是留法支部的同志，可谓同学加同志，所以从法国一回来就找陈延年。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吃住都在办公室，这是位出了名的苦行僧。
我党的广东区委，全称叫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除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外，还领导福建省西部、南部及香港地区的党组织，作为区委书记，级别相当高了，可我们的陈延年同志，仍然生活俭朴。
沈沛霖一看，吓一跳，几十年后他还记得：
“陈延年生活十分简朴，他用的一个仅有两个抽屉的旧办公桌，坐的是长板凳，睡的是简易木床，蚊帐也有补丁，是根竹杆撑起来的。饥饿时，就用一碗光面条代替午餐。”
可他怎么做革命工作，或者说怎么努力当好这个省委书记的呢？
陈延年工作夜以继日，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每天都要处理大量工作。他不讲究吃穿，也没有时间去讲究这些，所以生活比一般党员、比很多工人都要清苦，他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完成党的工作，用来处处关心群众。
当时陈延年为组织建立人力车工会，经常深入人力车夫家中访贫问苦，并且他自己都学会了拉人力车，遇到一些老车夫拉活儿跑不动了，还会主动上前帮忙，赚钱后自己分文不取。
你要跟群众在一起，怎么能不掌握他们吃饭的本事，否则你跟他们说什么？干说怎么可能让人家跟你掏心掏肺呢？
还是那句话，群众不是天生就会、就要跟着共产党走的！
如果非要给陈延年同志的广东工作，做个述职报告，淞沪警备司令部有段话最合适：
“劳工为其诱惑，听其指挥者达数万人，势力极大、事机极危，幸为粤当局事先探得，防患未然，悬赏四万元，下令通缉！”
这是1927年的悬赏标准，要知道当时陈延年的父亲，当时我们党的陈独秀，蒋介石不过开价三万块，即便是周恩来同志的“市价”，也只有两万五千元，1935年长征途中才“涨价”到五万，而毛泽东同志价值十万，林彪、彭德怀价值六万，所以广东反动派开价非常“公道”。
从“革命的大本营”广东，到反革命的龙潭虎穴上海，陈延年面对的是满地尸骸的危机四伏。国民党反动派得到江浙财团和地主阶级的大力支持，投桃报李在江浙和上海地区疯狂“清党”，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基层组织荡然无存，江苏全省（不含上海）共产党员从520多人锐减到280多人，而浙江作为蒋介石的老巢，情况更糟。被捕1805人，932人被杀，全省共产党员从4000多人减至1563人。
腥风血雨之下，面对敌人的屠刀，共产党人怎么做的呢？
挺身而出，闯出农民运动新天地的毛泽东同志有段话：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党内有“小列宁”之称的陈延年，毫不畏惧，勇敢地承担起重整旗鼓的重任。关于这段经历，不管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法租界巡捕房，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淞沪警备司令部说他：
“图谋不轨，举动极其秘密，连日挥金如土，四处活动，积极进行，将大不利于党国。”
法国人的情报则显示：
“中共重组和重新武装了被解散的工人武装组织和共产主义特遣队，几乎已经完全恢复过来，共产党支部已经在工厂、制造厂、大学、中学和军队中重新建立。”
然而地下斗争充满了危险，不可控因素太多。1927年6月16日，由中共江浙区委改组的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69弄90号）召开成立大会。由于叛徒出卖，大批反动军警突然冲进来，新当选的省委书记陈延年，操起板凳迎上去，跟敌人搏斗，为掩护同志们尽量逃走，被捕入狱。
好在叛徒不认识陈延年，最初敌人也不知道陈延年的真实身份，更关键的是他当时一身短打扮，素来衣着俭朴，而且长期跟体力劳动的工人师傅们在一起，体格健壮，脱了光膀子，一身腱子肉，晒得皮肤粗糙黑亮，说话也完全是相应口吻，怎么看都像个干粗活的苦力，因此他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伙夫，名叫陈友生，敌人根本没有怀疑。
要知道当时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往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你能相信老爹是中国学术界一流人物陈独秀，自己又留法出身的省委书记，会是这个样子吗？
于是敌人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把陈延年押往龙华看守所，准备判几年拉倒。压根就不是什么大鱼，也就是个粗鲁莽撞的糙汉，不然怎么吃了豹子胆，跟军警搏斗？不知死活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
问题来了，挨了暴揍，不能白挨，敌人索价八百块，一手交钱一手放人。按理说，这个折扣够可以了，四万块变成八百块，让利98%，你还想什么？
与此同时，陈延年同志还给父亲的老朋友，《觉醒年代》里也出来过的人物，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写信，请他帮忙，希望今早脱身。老孟是个厚道人，病急乱投医，想都没细想，找了《新青年》的老朋友，也是绩溪老乡的胡适想办法，胡适就找了蒋介石跟前炙手可热的红人吴稚晖。
吴稚晖也是陈延年的父执，更曾是延年、乔年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导师，还帮助过陈延年和陈乔年赴法留学，现在又是蒋介石的大红人。“清党”反共，就是他先提出来的，“四·一二”也是他积极支持的，甚至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之一。所以看到胡适为陈延年写的求救信，老家伙二话不说就给警备司令杨虎道贺，说：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厥壮极陋，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共产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蔡和森），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公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
老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吴稚晖是得多仇恨革命，仇恨革命者？不管是昔日的好友加老乡陈独秀，还是管它叫伯伯，以父执礼尊之的陈延年，在它看来顶好一刀一个，满门抄斩，犁庭扫穴，才觉得过瘾，这是咬牙切齿的阶级仇恨啊！
刊载陈延年牺牲，吴稚晖出卖的当日《申报》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吴稚晖固然是“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可胡适在里面起得又是什么作用呢？我不信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不清楚里面的利害关系？
我这么评价胡适，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后来曾提到一个细节，颇具玩味。
陈延年烈士牺牲后，陈乔年来到上海工作，曾多次来亚东图书馆探望老朋友小汪。两人关系亲密，不单是朋友，是世交，还是党内同志，而且还是陈乔年安排汪原放，要尽可能装“灰”，也就是隐蔽身份，准备长期潜伏。然而有一天，胡适突然来访，让汪原放再也没见过陈乔年。
“我记得，有一次乔年又来看我，刚坐下不久，便听到楼下有汽车声，接着便有人敲门。他立即警觉地站了起来。来的是胡适，他也是来看我的。见此情形，乔年便立即闪到隔壁我大哥的厢房去了。胡适上了楼，进了我的厢房，乔年便乘机下楼辞去了。这就是我和乔年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乔年再没有来过亚东。”
为什么陈乔年再也没有来过亚东，看汪原放呢？
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是对胡适的特别提防，由此可见在陈乔年眼中，胡适是什么样的人物？而造成这一观感的，只能是胡适在陈延年烈士被捕事件中的“特殊作用”，换言之就是胡适告密给了吴稚晖！
吴稚晖给杨虎的贺信中有句话，叫做“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这也是一句很要害的话，老话说贼不打三年自招，吴稚晖老贼不用三年，当即就暴露了丑恶嘴脸，意思是自我夸功：你们不晓得这个陈延年比他父亲厉害多了，也坏多了，但关键是他一直是幕后人物，我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往往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存在，不知道他比他老子陈独秀厉害得多，这才是最恶劣的，幸好我帮着杨虎抓出来了，坚决杜绝了后患！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除了吴稚晖的告密外，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韩步先也叛变了，后者还供出了赵世炎同志的住址，致使其也遭逮捕，随后牺牲。而赵世炎同志被捕前，刚由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调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他的被捕使党组织营救陈延年的活动，彻底被打乱，失效了。
掌握了确凿“证据”的敌人，威逼利诱，妄图迫使陈延年交出所知道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上海党中央的具体信息。敌人好话说尽，酷刑用尽，打得他体无完肤，始终也没能撬开陈延年的铁嘴钢牙。
1927年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敌人行刑时，喝令陈延年跪下，他却傲然挺立，根本不理会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夜嚎叫。
几个刽子手扑上去，强行将人按下，然而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陈延年却突然乘势跃起，使刽子手的鬼头刀扑了个空。刽子手恼羞成怒，狂叫着一拥而上，再一次将陈延年强按在地，以乱刀将他砍死，谓之“五马分尸”。蒋介石惟恐舆论谴责，又气急败坏，亲自下令不准收尸。
十五天后，7月19日，赵世炎同志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宁死不屈。行刑时，刽子手第一刀砍下去的刹那，赵世炎突然奋身跃起，举起右手，大呼“共产党万岁！”
结果这砍脑壳的一刀，就硬生生劈在赵世炎的腰间。您想想得有多痛？可他硬是威武不屈，屹立不跪，敌人大惊失色，遂又连砍数刀，才砍倒赵世炎，将烈士高昂的头颅砍下……
这一年，陈延年烈士29岁，赵世炎烈士26岁。
然而不到一年，1928年6月6日，陈延年烈士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龙华就义。
乔年小延年四岁，虽然是同胞兄弟，又是党内同志，俩人长相、性格，却大有不同。延年虽然书读得好，外表却不似书生，身体壮实，皮肤黝黑，性格稳重倔强，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乔年则完全相反，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身材瘦削，皮肤白皙，性格更是活泼开朗，爱说爱笑。
有多爱说爱笑呢？
即便是被捕后，叛徒在狱中多次突然试探套话，想从陈乔年身上打开缺口，拿他的口音说事儿：“听口音，你好像是安徽怀宁人吧？”可陈乔年依旧方寸不乱，还幽默还击：“你没听错，我是中国人！”
延年是我们党的好同志，他的弟弟乔年也是。在哥哥牺牲后，江苏省委两任书记相继被害的情况下，乔年从湖北省委组织部长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配合省委书记王若飞同志，秘密深入工厂、学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进一步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完成延年未尽的工作，使得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巩固和发展。
然而还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陈乔年同志被捕了，这是江苏省委遭到的第二次大破坏。
地下工作就是如此，永远有两类人：英雄和叛徒，我们党的历史也由此带来一个特点，就是牺牲特别惨烈。对那时那党那人而言，入党意味着献身，一旦暴露身份，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建党至今，我们党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多次修改党员的入党誓词，但“忠诚于党，永不叛党”的要求，却始终不变。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每一个共产党人敢于牺牲、敢于与困难作斗争的立足点，也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出发点。不管是面对敌人的刑房，射过来的子弹，还是金钱美女，亦或是病毒洪水，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
大大说得好：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
理想信念动摇了，叛徒就出现了，无数的党员，理想信念滑坡了，这个政党就危险了，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的蜕变和分裂，都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有英雄，就有叛徒，同样有叛徒，就有英雄的挺身而出。在狱中，不光有陈乔年这样的英雄，还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坚守信仰，宁愿牺牲，也要最大限度保护党的利益，比如陈乔年的狱友周之楚同志。
当时在狱中，被捕的同志，只有陈乔年和周之楚没有暴露身份，所以狱中临时支部建议周之楚冒充陈乔年，说白了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替自己的同志上刑场牺牲。
周之楚小陈乔年四岁，是南洋华侨富商的独生子，肄业于交通部南洋大学（现上海交大）电机工程专业，没毕业因为被开除过两次，一次是五卅运动，另一次则是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
周之楚，以原名“周志初”，名列《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政治令第672号》所附《南洋大学被告学生名单》的“C.Y.之重要分子”第二名。下这个命令的家伙叫陈群，时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上海“清党”委员会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
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后来和陈群都当了汉奸，对陈群和杨虎曾有评价：
“陈群是过去跟蒋先生时为对付赤化，他杀人杀得多了，与杨虎被称为‘养虎成群’。”
可就是在“养虎成群”的黑狱中，大资产阶级的“孽子”周之楚同志，毅然顶上去，要冒充陈乔年去死，这是何等胆魄？可想而知！狱友张维帧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他说：
“他立即表示愿意承担保护陈乔年的任务，至今我还记得当时他那坚毅果决、视死如归的神态。当我默默地低下头时，他已经转身把看守叫过来了。他说：你去报告法官，我要马上见他。不多时，周之楚被提审，他对法官说：我就是陈乔年。
周之楚以身代死的行为，使敌人认定他是‘要犯’，将他的有期徒刑改为死刑。”
这时有一个突发情况发生了，周之楚的父亲得到了儿子被捕的消息，心急如焚，家人携带重金，赶到上海。小周是家的独苗，周家还希望这位南洋大学的高材生，未来的工程师，可以继承家里的巨大产业。周家门路广泛，调动了所有关系，说服国民党元老林森、高级将领陈铭枢和钱大钧，都出面营救。但问题来了，周家来人到了龙华监狱，陈乔年就暴露了。
对此，陈乔年而非常坦然，转告党组织，不要再为自己费心，他随时准备牺牲。牺牲前，爱说爱笑的陈乔年依旧保持本色，鼓励狱友们坚持战斗，给大家讲故事、讲笑话，勉励大家为革命保重身体，将来继续为党工作。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同志走出牢房，走向刑场，还不忘笑着跟狱友们告别：
“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还是在上海龙华，陈延年烈士牺牲的地方，陈乔年烈士壮烈牺牲，兄弟烈士之血，流淌在了一起。弟弟的一生比哥哥还要短暂，乔年牺牲时只有26岁。
虽然陈乔年烈士希望全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都能享受到他们兄弟以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幸福。然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子孙后代，延年没有结过婚，他太忙了，忙得恋爱都顾不得谈，而乔年的一儿一女，一个贫病交加而夭折，一个被送到孤儿院，不知所踪。
延年、乔年相继牺牲后，他们的继母，也是小姨高君曼在家大哭，按照老礼儿，烧起两垛子黄表纸，抽泣地说：
“为延年兄弟家中设位，剪纸招魂啦！”
他们的妹妹和弟弟，赶赴上海，为两个哥哥处理后事。可国民党反动派毫无人性，不仅不让收尸，而且连看都不让看。以致妹妹玉莹受到严重刺激，一病不起，英年早逝。
他们的战友周之楚，不久就出狱了，却没有“老老实实”随父亲下南洋，继承万贯家财，而是从洋房别墅和荣华富贵里逃出去，回到党组织的怀抱，重返战斗岗位，担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1931年，周之楚同志再次被捕，重返龙华监狱，病逝于此，英年25岁。
他们的朋友汪原放，多少年后还记得初见时，延年和乔年的样子：
“穿着蓝粗布衫，颜色都已洗得发白，延年长得粗壮，似有拘束，不再多说话；乔年瘦削，活泼开朗，喜欢说话。”
他们曾经一起打包《新青年》，乔年使劲大了，一下子竟把自己的裤带崩断了。换了别人不得尴尬死？可乔年却毫不在乎，哈哈大笑，随手捡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系在腰里，代替崩断的裤带，一边系还一边自嘲：“这可比腰带牢固得多啦！”
解放后，有年又是春天，桃花盛开的季节，汪原放在龙华等公交，突然想起儿时和青年时代的好朋友延年、乔年，不仅潸然泪下。
三十多年了，中国已经根本变了样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和它们豢养的反动派夹着尾巴逃跑了，延年、乔年兄弟两烈士，曾经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事业，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想到这些，公交站台上，汪原放默默在心底，写下四句小诗：
“枫林桥畔待车时，
磊落英姿仔细思；
血肉欲寻何处是？
斑斑点点在红旗！”
又：突然昨天灵感就来了，昨晚写了一半儿，晚上查史料，折腾到凌晨两点，今天看完伤腿，继续回家写，这会儿终于写完了，一共七千字出头。肯定错字不少，不过也不想改了，真的感觉，整个人被抽空一样。
早就想着给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写一篇纪念文章，光史料搜集，就折腾了一个月，总算赶在清明节写完了，今晚就发出了，献给他们，也献给2000万烈士，我那些牺牲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老话说，书生交情一张纸。我没钱没势，又断了腿，连去烈士陵园给他们鞠个躬都去不了，但我还能写作，能把这篇文章赶在清明节前写完，向他们致敬。
抱歉，太累了，这篇今天就不推音频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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