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毛泽民的领导特质
宋长琨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民曾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等职，被誉为“红色大管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领域的领导人，毛泽民创办或成功经营了我党最早的合作社、印刷厂、出版社、书店、银行、矿场、工厂，创设、管理了红色中国的国家纸币制度、股份公司制度、债券经营制度、物流管理制度等，他的这些努力，都是在百废待兴的战争环境中尝试和开展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苦卓绝的开拓性事业。“这是一个困难的时代”，“重大的需求唤起卓越的领导者”。[1]毛泽民就是那个艰难时代所创造的“卓越领导者”，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的领导艺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本文尝试从本尼斯、德鲁克、阿代尔等人的领导特质视角，对毛泽民的领导艺术进行解读。
一、廉洁奉公，率先垂范
作为一个领导，为人正直、廉洁奉公，是古往今来的共同理想，是对领导者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第一中国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当代西方学者则说：“正直使人们相信你的特质，而信任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核心。”“领导与鼓励是相连的，领导的谈话和典范能够激励大家。”[2]毛泽民之所以成为红色中国的经济领导人，源于他卓越的人格。毛泽民曾说：“我们是为工农持家， 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要不，就没得吃, 没得穿，怎么谈得上打反动派呢? ”他还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3]
一毛不拔的财政部长
毛泽民在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长，领导大家开源节流。执行财经纪律，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第四次反“围剿”时红三十一师上缴战利品时，留了点猪肉罐头，受到毛泽民的批评，他说：你们是挺进师，要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在省委领导检查工作时，多要了一碗米粉肉，花超招待费五六角钱，去报账时，毛泽民执意不答应：现在是战争时期，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从你的伙食费里扣除这笔请客的钱。省苏维埃政府开会，经常一开就到半夜，省主席邵式平商量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总是笑着说：“不行啊，邵主席，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毛泽民离开闽赣省调回中央根据地时，几个同志要请他吃便饭，为他饯行。毛泽民坚决反对：“不行，不能搞!”[4]同志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位部长，是“一毛不拔”。
君子之交淡如水
毛泽民身为国家银行行长，管钱管物，权限很大。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也不乱批条子报销一分钱。即便大哥毛泽东来银行视察工作，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也是按照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就给他提意见说：“毛行长，按家庭论，毛泽东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苏区，他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是理所应该的。”毛泽民回答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5]
政委带头做饭
领导要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为本，以普通群众为本，而党员领导干部，是为人民、为群众服务的。毛泽民深谙这一道理，他在长征途中对炊事员的照顾呵护，正体现了这一点。长征史，毛泽民担任由苏维埃银行组成的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政委。部队筹粮十分困难，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点谷子、青稞麦，却往往却找不到脱壳的工具。毛泽民定下制度，干部每人一份，用瓦片磨稻谷，用手掌搓青稞，以减轻炊事员的负担。有时，毛泽民的手搓得绯红，渗出了血，同志们都劝他：“你的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就让我们做吧。”他笑着说：“炊事员同志最辛苦，与我们同样负重行军，还要打前站为同志们烧水做饭，我们应该减轻他们的负担。”[6]后来毛泽民又做出规定，炊事员每十天休息一天，由机关干部轮流负责做饭。同志们看毛泽民工作太忙，大家不让他做饭，他说：“你们能做，我怎么就不能做，难道我就不吃饭?”在毛泽民的带领下，这一制度一直执行到长征结束。十五大队的全体炊事员，在大家的关照下，都坚持到达了陕北。[7]相比之下，大队中的14名干部，则只有8人到达陕北，其余6名同志牺牲在长征路上。[8]
长征路上，毛泽民很少骑马，他的马不是驮物品，就是让有病的同志骑。过雪山草地时，他的马一直让银行的张水柏骑，他自己却穿着一双草鞋在雪山、草地中跋涉。过雪山时，由于天寒地冻，他的一双脚裂开了好几条口子，鲜血印在了雪地上。过草地因为，伤口被毒水浸泡，又感染化脓，一直到瓦窑堡也没好。受命担任苏区国民经济部部长，他脚上还烂着一个口，穿着一双草鞋，前去上任，一路上都留下斑斑血迹。同志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是长征留下的纪念。”[9]
部长种菜与“星期六义务劳动”
红军初到陕北，为了解决瓦窑堡军民的吃菜问题，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带头种菜，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后来这一活动，从瓦窑堡带到了延安，成为红军的一项优秀传统。毛泽民的提倡，功莫大焉。[10]
一只手炉
1936年7月至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在盐池县指导开展经济工作时，曾使用过一只铜手炉取暖、热干粮，喜爱有加。毛泽民离开盐池，将铜手炉留给了盐池县委。[11]这只手炉，现在保存在宁夏博物馆，供人参观。古人有“包公掷砚”的传说，未必真实，而今人目睹毛部长当年留下的手炉，令人景仰一个优秀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珍贵品格。
毛泽民曾在1928年12月8日给中央的信中说，从1923年起“奉党命做起各种经济工作，从未亏欠公家一个钱”。[12]
二、长于经营，术业专攻
领导者需要具备某种一技之长，在某种领域有突出的经验积累和直觉判断。“需要在特定领域中，拥有更优秀的一般货专业能力及知识。只拥有普通的智慧，似乎不足以成为领导者。”[13] “有效的管理者对于本身的工作，也同样要从长处出发，使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有效的管理者会把自己的表率作用建立在充分发挥所长上。”[14]毛泽民在商业流通、银行金融、工业采矿、印刷出版等领域，展现了自己卓越的经营管理方面的特长，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大管家”、红色中国的经济领导人。
初办合作社，小试牛刀
1923年3月，毛泽民代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在毛泽民1923 年 3 月至 1924 年秋担任合作社总经理和营业主任期间，合作社的收入逐渐增加，1923 年 7 月底销售总额为 7.698 万余元，获毛利 2576 元;1924 年底有基金 2.8321 万元，销售总额为 7.6223 万元，获利 3829 元;到 1925 年 9 月，合作社现款基金加上存货达 5 万多元。[15]
经营出版部，硕果累累
1925年底，毛泽民接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在毛泽民接手前，党中央经营的上海书店发行《向导》周刊，印数虽有3000份，发行量却只有1000多份，另外还接收了《新青年》杂志社的所有存书和各省代售处的欠款，背负了一批坏账。[16]毛泽民到任一年，中共中央机关派会计人员进行核查，不但偿还了旧账，做到财物两清，还盈余1.5万元。到1927 年初，毛泽民不断拓展出版发行业务，使党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向导》每期的发行数达8万份，《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内在全国售出3万册。[17]
俄文签名与“发明专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决定成立苏维埃国家银行，毛泽民为行长。1932年 6 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正式发行国家银行纸币，纸币上印着毛泽民的俄文签名。[18]苏币发行后，毛泽民还有一项发明。1932年春天，敌人为了扰乱我们红区的经营，而制造了两角的伪币在苏区流通着。[19]纸币的防伪也是个大问题，有一次，钱希均织毛衣时不小心碰到了火，发出了很臭的气味，父亲受到了启发，原来毛线烧着了有臭味，他就在纸浆里放了一些破羊毛，这样纸币一烧就会有臭味。[20]这种制作与鉴别纸币真伪的方法，堪称毛泽民的“专利”。邓子恢曾回忆说：“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泽民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券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货币金融统一了，财政也就随之统一。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21]
军工、采矿与石油工业的管理者
毛泽民还是工矿业的行家里手。1930年12月毛泽民任闽赣军区经理部部长兼军械处处长，亲自监管兵闽赣军区兵工厂的生产建设。1932年3月，成立苏维埃钨矿总公司，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兼任总经理。毛泽民从红军中抽调一批受过伤，身体不好的同志去钨矿做管理工作，又招聘一些技术人员和工人，建立了盘古山、铁山垄、小垄三个矿场。毛泽东又亲自与广东粤军秘谈合作，开采的钨砂经粤军转手，出口到香港。到1933年，钨砂年产量达1800吨。1934年秋，钨矿的产值达到现洋200多万元。[22]从1932年钨矿开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华钨矿公司发展到最大规模，仅盘古山、铁山垄、小垄三个公营矿场就有工人近5000人。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总值达400多万元。[23]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还先后经营管理苏区的盐池、煤矿、油矿等工矿业设施。
三、敢冒风险，大胆用人
领导者在用人上，不但要善于发现人才，用人所长，还要敢于冒险，打破常规。本尼斯曾提出优秀领导者的“五种技巧”，其中之一就是大胆用人。“能够信任他人，即便风险看上去很大。不轻信他人经常是自我保护所必须的，但如果因此就时时保持戒心，疑心重重，那就会得不偿失。从长远看来，宁可有些轻信、冒一点遭到欺骗或者失望的风险，也比认定大多数都没有能力或者不诚实要好。”[24]中国古人老子也有：“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第四十九章)
银行家与“老石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命毛泽民为国家银行行长。此前，毛泽民虽然经营过合作社、出版社，对银行业确实是外行，他推荐、选拔了办起闽西工农银行和江西工农银行的曹菊如。后来，曹菊如成了国家银行的权威专家，也成为毛泽民从事金融银行业的得力助手。建国后，曹菊如成为新中国银行业的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新中国的国家银行行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民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为了发展陕北的石油矿业，毛泽民把西北工业委员会技术处党支部副书记高登榜调入国民经济部，并任延为长油矿行政矿长兼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迅速组织力量，恢复油矿生产，解决党中央机关和群众的用油问题。高登榜来到了延长油矿，开始了油矿工作，经过努力，使其走上正轨。后来，许多同志戏称高登榜为我党的“老石油”，起因在此。
“有问题也可以用”
苏维埃银行要发行自己的纸币，毛泽民到处物色能绘制票面图案的人。当他了解到福建有个黄亚光，擅长画画绘图，写得一手好字，但被打成社会民主党、“AB团”嫌疑分子关押着。毛泽民找到中央保卫局长邓发说：“老邓啊，福建被关起来的那个黄亚光，你下令把他放出来，我要用。”有同志说，黄亚光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毛泽民反问：“有什么问题?即使有点问题，我们也可以使用吗?”就是这样，黄亚光同志到了国家银行。黄亚光后来得到平反，称为我党优秀的银行家和出色的党政领导人，他曾感慨地说：“毛行长救了我，要不，我可能被杀头了。”[25]
与国民党人合作
国民党矿产资源委员会在陕北建有延长、永坪两个油矿。红军占领陕北后，两矿停止生产，二十多名技术人员被红军关押。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派人高登榜做了详细调查、了解到具体情况后，给担任中央领导的博古写了请示：“博古同志，我部派高登榜同志去两个油矿做了一番了解，那里的生产基本是停顿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二十多名技术人员还在关押着这些人员是油矿生产的骨干力量，请求你批准释放。”博古批准释放后，毛泽民喜笑颜开，说：“这下好了，技术人员有了。”他指示当地政府立即给这些释放的技术人员洗澡，理发，换衣服，分配窑洞，解决吃饭问题，还亲自去看望他们，请他们吃饭饮酒。席间，毛泽民说：“你们都是技术人员，过去同国民党合作，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我们是能够合作得很好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出油，出油就是为了打胜仗。”毛泽民还特意把原勘探事务所所长严爽请到国民经济部，和他一起研究恢复和发展石油生产问题，并委任严爽为石油厂厂长。后来，这批技术人员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严爽后来到了玉门油矿，解放后曾担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等职。[26]
请劳改犯帮忙
章华，原是美资矿商“华记公司”的采办，后又到实力更雄厚的英资矿商广巨安公司做采办，红军来后，成立公营钨矿，章华仍为采办。后来，章华偷拿了八块光洋的公款，事发后，在矿上接受劳动改造。一次，红军滞留在赣州两船军用物资无法运回来，毛泽民拿出100块光洋奖赏，请劳改犯章华出头，帮助红军把这批物资运回了苏区。[27]
四、诚信经营，民生为本
“领导者必须要赢得并维持信任。信任是社会凝聚力，可以凝聚贡献和投入，促进行动以产生结果。没有信任，你不可能成功。”[28]1921年春节，在大哥毛泽东的引导下，毛泽民把房子让给乡亲住，把田地送给穷人种，别人歉他家的钱也一笔勾销，带着全家，挑着简单的行李，去了长沙，走上了革命道路。[29]舍小家而为大家，是他的毕生追求，也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动力所在。毛泽民经营工商业，始终坚持 “为大家”的宗旨，大家是公，是苏维埃共和国，共和国的根本则是人民。所以，毛泽民之讲经营的诚信，不只是一种经商之道，而且是一种从政之道，他所面对的顾客是人民，对顾客的诚信不欺，即是对人民的忠贞不贰。
让家家户户烧上饭
在中央苏区经营钨矿时，他看到铁垅山矿区疟疾多发，是个有名的“摆子区”，而当地群众全赖迷信，或采用“水斗”、“火斗”、“走摆子”、生吞蛤蟆等土办法医治，不少人被多去了生命。毛泽民和总务科长商量，分头请郎中、找房子，办起了矿山医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详细了解了瓦窑堡四周土特产，如油、盐、粮食、矿产等情况之后，安排高登榜到经济部工矿科，主要负责挖煤工作。他说：“你的任务是管煤窑，把煤挖上来，运到这里，让家家户户都能烧上饭。”高登榜领受任务，早出晚归，管理瓦窑堡附近的小煤窑。煤矿的管理说到底就是挖煤、运煤两项，人工挖出煤，再用肩扛牲口驮，送到供煤点。经过努力，实现了毛泽民“让家家户户都烧上饭”的目标。[30]
“红军票”与“穷人的银行”
长征途中，苏维埃国家行在遵义等地方发行过红军币，但形势发展红军需继续转移北上，为避免给群众造成损失和保持“红军票”的信誉，苏维埃国家银行坚持到部队都撤走了，估计纸币基本回收了才撤离遵义，继续长征。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合作社企业开办走经济民主、群众路线的道路，3毛1股的合作社股份，允许群众分3期缴纳，使贫苦群众既能买到合作社的便宜物品，又成为小股东，合作社办成“穷人的银行”，培育穷困大众的主人翁意识。[31]
先兑换，再转移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苏区财政捉襟见肘，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造谣煽动，苏维埃纸币面临挤兑风潮。为维护苏维埃币的信誉，毛泽民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首先，大量筹集物资，为此泽民亲自跑到前线，通知部队，把缴获的日用品、食盐、布匹运回苏区合作社。接着，推出自由兑换政策，拿出金库的现洋、银元，公开兑换苏维埃纸币。连续兑换了两天，苏维埃金库的现洋已经所剩无几，老乡们还在争相兑换。同志们主张停兑，毛泽民说：“现在群众兑换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随后，泽民下令合作社出售物资，现洋不收，专收苏维埃纸币。老乡们纷纷议论：“哟，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拿出光洋兑纸币，现在卖东西又专收纸币呢!”群众又拿现洋兑换苏维埃币，结果收回的现洋比兑出去的还多。[32]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尽量把发行的纸币从群众手里兑回来，兑换工作人员坚持在红军撤退的最后时刻才停止兑换。[33]红军长征时，部队携带了大量的苏维埃钞票。在遵义期间，群众都要现洋，不愿意使用苏维埃钞票。毛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苏币威信，号召群众使用苏币。他把没收来的东西，除分发给群众外，留下来一部分物资拍卖。在拍卖时，尽先要苏币。此外，他还规定了一元苏币，可以兑换一元二角现洋，可以换两元国民党的法币。他还亲自组织人员向群众宣传这个兑换的规定，并兑现这个规定。这样一来，苏维埃钞票的信用大大提高，群众也愿意使用了。[34]红军从遵义转移时，毛泽民又如在中央苏区一样，把发行出的苏币再从群众手中兑换回来。军情紧张，为提高兑换速度，设立了几个兑换处，共兑换了好几天。[35]
不符政策，天理不容
红军东征山西，我在团部任党总支书记，带着一个连随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毛泽民在倒塔一带筹粮。我们查到这个村子里有一家大地主。主张把这个地主抓起来，没收他的全部财产。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向毛泽民部长作了汇报。毛泽民听完后，仔细看了我们提供的材料，亲自复查了那个人的情况。最后，毛泽民同志给那个人定了个地主兼资本家。毛泽民同志对我们讲：“应该没收他地主的部分，商业部分不能没收，我们还要发展工商业嘛。”[36] 1936年7月，盐池县在开展土地斗争中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掌握得不准，执行政策水平不高，工作中，打土豪出现扩大化倾向，把一些富农和商人也扣押起来，并没收了他们的财物。毛泽民同志发现这些情况后，立即纠正错误，当即释放了在押的商人，退还了所扣押的牛、羊、骆驼等财物。[37]开始，有些干部想不通，毛泽民给大家解释保护工商业者的重大意义，耐心解释党的政策，说：不符合政策，天理也不容!毛泽民的护商仁政影响甚大，县城二十多家私商陆续开门营业，市场持续繁荣，城乡交流日益增多。[38]
[1] 约翰·阿代尔、彼得·里德《领导力的9堂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第44页。
[2] 约翰·阿代尔、彼得·里德《领导力的9堂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第7、45页。
[3] 曹宏、周燕《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红色理财之路(上)》，《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4-7。
[4] (方志纯《一颗陨落的明星——回忆毛泽民同志》，《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376页)
[5] （曹宏、周燕《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红色理财之路（上）》，《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4-7)
[6] (钱希均《忆毛泽民同志两次过遵义》，舒龙主编《毛泽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7] (王群《长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红旗飘飘(5)》，第180页)
[8](曹春荣《长征路上的“马背财政”》，《档案春秋》2019.11，第39-43页)
[9] (钱希均《忆毛泽民同志两次过遵义》，舒龙主编《毛泽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10] (高登榜《追忆与毛泽民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第33-35页)
[11] (王彩银《毛泽民在盐池——从一件铜手炉谈起》，《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8，第25-26页)
[12] 毛泽民《1928年12月8日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舒龙主编《毛泽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13] (约翰·阿代尔、彼得·里德《领导力的9堂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第9页)
[14] (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中文版，第92-93、95页)
[15] (付秀宏、刘春光《毛泽民的金融生涯(上)》，《文化》，2019.5，第63-65页)
[16] (曹宏、周燕《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红色理财之路(上)》，《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4-7)
[17] (朱少伟《毛泽民与上海书店》，《联合时报》2014.12.5，第六版)
[18] (《苏区钞票的防伪技术：毛泽民的俄文签名》，《文史天地》2012.1，第94页)
[19] (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回忆中央苏区》，第404页)
[20] (毛远志在《我的父亲毛泽民》，原载《新疆日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927/c85037-23060421.html)
[21] (曹宏、周燕《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红色理财之路(上)》，《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4-7)
[22] (钱希均《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泽民同志》，《革命回忆录(12)》，第112-113页)
[23] (曹宏、周燕《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红色理财之路（上）》，《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4-7)
[24] (沃伦·本尼斯、伯特·纳努斯《领导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第51页)
[25] (钱希均《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泽民同志》，《革命回忆录(12)》，第111页)
[26] (高登榜《追忆与毛泽民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第31-33页)
[27] 朱天红、逸晚《毛泽民传》，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28] (沃伦·本尼斯、琼·戈德史密斯《领导力实践》(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姜文波译，第9页)
[29] (钱希均《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泽民同志》，《革命回忆录(12)》，第98-99页)
[30] (高登榜《追忆与毛泽民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第31页)
[31] (舒龙《毛泽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170页)
[32] (钱希均《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泽民同志》，《革命回忆录(12)》，第114页)
[33] (舒龙《毛泽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34] (王群《长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红旗飘飘(5)》，第180页)
[35] 钱希均《忆毛泽民同志两次过遵义》，舒龙主编《毛泽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36] (高克恭《我在红二十八军的一段经历》，《革命回忆录(10)》，第73页)
[37] （王彩银《毛泽民在盐池——从一件铜手炉谈起》，《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8，第25-26页)
[38] (付秀宏、刘春光《毛泽民的金融生涯(下)》，《金融经济》，2019.7，第6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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