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
毛泽东为邹韬奋题写的挽词
我国著名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邹韬奋，本名邹恩润， 1895年生于福建永安。早年就读于福州工业学校、南洋公学，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1921年毕业后，邹韬奋受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他接手《生活》周刊主编时，资金困难，请不起作家写稿，他自己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七八个笔名，依据各栏目不同读者的需求用不同文字风格撰稿，其中影响最大的笔名是“韬奋”。他曾对人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不懈的“奋”。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时不过想把推行职工教育的《生活》周刊改变为“关注人生，唤起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大众喜爱的刊物；追求的风格也只是“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期望知识阶层多一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节。
邹韬奋的思想转变，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后，他发现国民党政府“攘外必须先安内”的主张，实为假抗日，真反共。真正积极主张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他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认为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心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深感国难之痛，迅速将刊物的内容从城市中产阶级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由原来的“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转变为“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生活》周刊由此变为新闻评述周报，“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杂志的内容契合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愿望，刊物发行量由原来的2800份猛增到15.5万份，创下我国当时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将士电》，表面上要求全军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本人还“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而实际却借口国内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共产党力量在不断扩大，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只能力避冲突，只好忍让。《生活》周刊毫不留情地发文揭穿真相：“全国民众都信以为真，结果都被委员长蒙了。”“《生活》周刊所发的文章和组织的募集军需用品、建伤兵医院，原本与委员长慷慨所言是一致的。殊不知蒋介石一切举措仅是一时做给各派势力看的，骨子里他早就认定了‘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大政原则。”
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派心腹胡宗南到上海找邹韬奋谈话，《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邹韬奋明确表示，他只拥护抗日的“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胡宗南无功而返，国民党政府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接着利用特务造谣，败坏邹韬奋的名誉。说邹韬奋侵吞1932年《生活》周刊代收各界援助马占山的捐款，邹韬奋特请律师代他在报刊上发表启事，并把当年会计师所出证明书一起公布，以事实粉碎这一诬陷。
国民党政府以绑架、暗杀的手段剿杀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宋庆龄和蔡元培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民权民生。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作为保障同盟执委的韬奋和鲁迅都被列入暗杀名单，常遭特务盯梢。举行完杨杏佛的葬礼后，鲁迅觉得国民党政府已经对《生活》周刊动了手，他劝韬奋先生出国避一避，胡愈之和徐伯昕也劝韬奋先生出国考察。韬奋先生被迫于1933年7月14日丢下妻子儿女离开上海，经威尼斯、罗马、日内瓦，到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苏联、美国等各国实地考察。
邹韬奋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研读了马克思著作；到苏联，他进入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并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到美国，他在美国南方黑人区域冒着极大的危险参加美国共产党地下支部的秘密会议，亲眼目睹了美国黑人悲惨的命运；在纽约，韬奋先生与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徐永煐交流，表达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5年8月，韬奋先生在《芝加哥文坛报》上看到，《生活》周刊被查封后，杜重远接手创办的《新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杜重远被捕入狱。他立即于8月9日回国，11月16日就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并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邹韬奋把《大众生活》周刊当作向中国各界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国军民愤怒抵抗的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恶，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尖锐地抨击。
1936年1月，蒋介石再一次指派邹韬奋的同学徐恩曾、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为说客，找韬奋先生谈话。他们知道韬奋先生会拒绝见他们，特意请诗人出版家邵洵美出面邀请其到他家里聚会。见面张道藩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韬奋先生静心倾听。刘健群则恐吓：“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邹韬奋针锋相对地回击：“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辩论最后不欢而散，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
刘健群、张道藩回南京不久，蒋介石又命杜月笙“亲自陪送”邹韬奋到南京面见他，他要和其“当面一谈”。邹韬奋不畏权势，直接面见杜月笙，说明不能从命的原因，作为个人，他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要说组织，他代表不了救国会，恕不能随他同赴南京。一个和蒋介石走得近的银行家对邹韬奋说：“你拂逆了老蒋的意志，就别想在国内再待下去。”邹韬奋的“胆大妄为”确实令蒋介石大为恼火，准备对他采取行动，处境十分危险。邹韬奋考虑再三，不得不再度流亡。张群在重庆曾向邹韬奋透露：那次让杜月笙陪他到南京，是要韬奋先生做“陈布雷第二”，殊不知他骨头这么硬。
最后蒋介石不惜亲自出面，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施加压力，要求黄炎培责令邹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两难之际，邹韬奋决定与职教社脱离关系，由他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韬奋先生创办了生活书店，抓住国共联合抗战的有利时机，拓展图书杂志出版、发行业务，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数十种著作，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精神食粮。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接着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等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关于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这些惹怒了日军，威逼南京政府于1936年11月22日深夜，以“危害民国”罪将沈钧儒、章乃器、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人逮捕，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在苏州监狱关押了243天之久。
1937年12月，邹韬奋出狱后来到武汉。张仲实为他引见了董必武同志。又通过潘汉年联系，实现了面见周恩来的愿望。周恩来完全了解他的情况，鼓励他，支持他到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办书店，为避嫌疑，可以不用生活书店的店名，陕甘宁根据地可以叫华北书店，新四军根据地叫大众书店。邹韬奋和林伯渠商量了在陕甘宁地区和各解放区设立生活书店的计划。经过仔细筹备，1940年9、10月间，生活书店派人到晋东南解放区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同年秋，在苏北和苏中开设了大众书店。
到了重庆，邹韬奋分别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秦邦宪等中共领导人到生活书店作报告讲形势，积极宣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
在接触交谈中，邹韬奋两次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跟他说：“韬奋先生，你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要比你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更能发挥作用，党需要你留在党外。”韬奋先生感谢党对自己的信任，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一定能够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引诱、威逼和恫吓对邹韬奋没起任何作用，最后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直接打击。1939年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强迫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还要邹韬奋加入国民党，他严词拒绝。国民党当局便直接查封生活书店在全国的分店，逮捕分店经理。到1941年7月，全国55家分店只剩下桂林、贵阳和重庆三家分店。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安排下，邹韬奋与茅盾、郭沫若、夏衍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转移到香港被加以保护。
1942年9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邹韬奋从广东梅县，经武汉等地转移到上海，再从上海进入苏中解放区，受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的欢迎。
在苏北解放区，他不是跟着部队行军，就是到处演讲。他有太多的话要跟将士们讲，他要讲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安排下，他们这批文人从重庆转移到香港重新开辟抗日舆论阵地；他要讲他一个文弱书生，加入到军人的队伍中的感受；他要讲在东江游击纵队的所见所闻，讲那里的领导人的传奇故事，讲他天天随游击队行军、跋山涉水、急行军，他如何从山上滚下来，战士们如何在战争环境中磨练出行军作战本领；他要讲国际国内的复杂斗争，讲继续争取反法西斯和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他还要讲国统区的生活与亲眼目睹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艰险紧张的环境下磨练出来的作战本领和战斗精神的对比。他向全体官兵和民众高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
在苏区他目睹新四军官兵不管走到哪里，总要把驻地的场院扫得干干净净，借老乡家的门板都要一一送还上好，一旦有损坏的要认真算钱赔偿；还要帮老乡家把水缸挑满；哪怕是借一把条帚，一只水桶，一把勺子都当面送还。部队出发前，各连各排各班都要认真检查一遍，借老乡东西还了没有，水缸挑满没有，有没有损坏老乡家的东西。走到哪都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了苏北，邹韬奋耳病越来越严重，他忍着耳痛给官兵演讲。贺绿汀发现他吃一片德国狮牌止痛药已经止不住痛，而且药就要吃完。黄克诚报告了上级，陈毅同志做出“速派同志护送韬奋先生回上海治病”的决定。
韬奋先生已被国民党通缉，到了上海只能化名住院。妻子和儿女都还在广西，民主人士陈其襄做他的担保人。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追杀，五次更名转院，死亡通知单上的名字还是“季晋卿”。手术后他的病并没有好转，组织上派人到广西叫其妻子沈粹缜回上海。但因二儿子家骝和女儿嘉骊都在上初中，只能让14岁的邹家华一人回上海照顾父亲。
邹家华看父亲病得如此严重仍坚持写作，劝父亲不能太累。韬奋先生耐心地跟儿子说：大宝，爸爸的时间太宝贵了。《患难余生记》还没写完，我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政治史》两部书，不抓紧时间，怕写不完。
沈粹缜带着女儿回到上海时，邹嘉骊已认不得父亲，韬奋先生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他仍趴在小桌上写作。
徐雪寒代表陈毅军长来看他，他把一篇刚写好的《对国人的呼吁》交给徐雪寒，让他带回去找地方发表。请他代起草一份遗嘱，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请党中央审查他的一生，若够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死后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先生病逝，党中央在唁电中追认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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