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自我革命的灵魂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徐汉成
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丧失自我革命的能力，就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如同腐坏的鸡蛋，无论温度多适宜，终究孵不出鸡来，因此，自我革命是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内因与根据。
政党也是生命体，既可能先天不足幼年夭折，亦可能后天失调壮年殒命，国民党之所以溃败大陆，丧权台湾，兼有先天不良与后天失调，苏共88岁殒命，就是后天失调的典型。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濒临夭折中熬过了童年，战争磨难中成长为青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成长为壮年。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终极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很不幸，在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众多无产阶级政党壮年殒命，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仍然青春焕发。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百年后青春常驻，就在于具有不断纠正错误，拨乱反正的自我革命传统。所以，没有自我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强大的中国。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思想，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后的七十二年，经历了社会主义探索以及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亦有惨痛的历史教训。
虽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是，从建国到文革，只有十七年，到《决议》只有三十二年，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证明，这个匆忙的《决议》缺少时间与实践检验，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继续革命理论，对文革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为诋毁党的领导，诽谤开国领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制造了口实，为党的自我革命留下了政治隐患，引起了理论界思想界的长期争议，因此，客观评价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社会主义道路是党与人民的盟约
信仰即章程、道路、目标。有信仰，才明白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才能立方向，明道路，举旗帜，向着既定的目标砥砺前行。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结出来的硕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而将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二十世纪初，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倭寇虎视，华夏神州内忧外患，人民水深火热。如果中国共产党步国民党后尘，仅以旧三民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去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壮大是断然不可能的！
蒋介石集团之所以溃败，主要是没有为广人民谋利益的信仰，章程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初心畸形必将导致党争自戕，导致腐化堕落而民心尽失，因此，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日起，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根本宗旨是通过消灭阶级，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党的章程就是与全国人民的盟约，立党之初就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人民以数万生命的代价履行了盟约，党在执政后必须继续履行盟约，如果背弃了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初衷，也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人民就会说，既然共产党背信弃义，为什么还要拥护你？国内外的资产阶级也会异口同声，既然改旗易帜，凭什么不能多党轮流执政？
基于此，千改万改，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改，千革万革，共产党的基因不可革，千变万变，共产党的初心不能变！
二、道路斗争是自我革命的主要表现
在革命战争时期，党通过枪杆子发展壮大，通过自我革命纠正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遵义会议与延安整风就是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高瞻远瞩：“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1967年11月3日，“两报一刊”编辑部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论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七十二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路线斗争始终存在。
“三大改造”完成后，一些党的领导人出于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狂热性的“左”倾路线抬头，掀起了“大跃进”，刮起了“共产风”。蒙受挫折后，经不起风浪，禁不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诱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动摇，从左倾滑向右倾，蜕化变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均无可辩驳的证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甚至是激烈与反复的，所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向全党敲响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警钟。
1989年的动乱后，邓小平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
“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
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诠释，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论述不仅说明了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证明了毛主席“四个存在”论断的客观、准确与科学性。
三、领导核心是党的执政中枢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群众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
“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6页）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
辩证唯物主义从来反对个人崇拜，但从来也不否认伟大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邓小平的论述充分表达了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
核心就是舵手，如果不能娴熟的驾驭航船，必然迷失方向。核心就是中枢，如果丧失健康，必然无法正常生活。党的百年史证明，成熟的领导核心是党执政能力的基本保证，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立党之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党的领导核心的短板，教条主义，唯心主义泛滥，照搬别国经验，盲从“共产国际”，由此衍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致使革命事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衡量领导核心成熟与否的标志，因为不仅要有坚定的信仰，还要具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摒弃教条主义与唯心主义。使党的事业所向披靡。
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新华社转发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攻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与谋一任、一时、一域的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共产党人肩负实现共产主义特殊而长远的历史使命，这就为党的领导核心提出了特殊要求，虽然，共产党员在入党誓言中均承诺信仰共产主义，但决不能排除混进党内的投机与阶级异己分子，他们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可能以谋一时一域之得失而蛊惑人民，将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
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逝世后，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巨大的政治考验。
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娜·法拉奇问时曾批评毛主席：“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
随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经历了党、政、军三权分设的尝试。
1989年6月，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邓小平由衷的感叹：“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
“实际上”说明了在党的领导核心中，存在名实不符的史实，于此，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诟病，认为邓小平批评毛主席自己选择接班人，自身又凌驾党的领导之上，发僭越之声，行越俎代庖之事。
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邓小平作为“实际上”的领导人是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从改革开放到1989年发生的动乱，邓小平终于意识到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298页）
血的教训使邓小平发出肺腑之言，从1976年毛主席逝世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的二十年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胡耀邦、赵紫阳又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栽了跟头，党经历了一个领导核心名实不相符的特殊时期，出现了十年内倒台了三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非常政治局面。如果华国锋作为成熟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发生1976年的“十月事变”，不可能妄断“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可能产生“两个凡是”，如果胡耀邦、赵紫阳作为成熟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发生1989年的“六四”动乱，如果江泽民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就没有必要“南巡讲话”。
虽然，改革开放前期，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但是，党的执政地位并没有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撼动。首先，得益于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留下来的制度、政治与文化物质遗产；其次，反右斗争与文化大革命，锻炼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始终坚持不懈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者进行批判；再次，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检验，广大人民群众逐步从盲从改革与现实对比中醒悟。因此，如果没有老一代革命家留下来的制度与政治遗产，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自我革命，中国极有可能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期间陷入动乱与分裂。
四、实事求是是自我革命的灵魂
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发生过多次的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只有新中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历史中开天辟地的改革。
邓小平去世后，由于党的领导核心拿不出切合实际与符合国情的理论，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再次抬头，与“两个凡是”如出一辙，他们一边将邓小平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边听信“市场家”与“股份家”等幕僚们的馋涎，拾资本主义牙慧，步资本主义后尘，言必称美国，言必称“接轨”。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邓小平倡导改革的初衷。事实恰恰相反，邓小平从来没有认为他对改革开放做出过“设计”。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
邓小平说：“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
“设计”与“试验”是不同的概念。设计必然在试验之后，没有试验的设计注定是盲目的设计，设计后再进行试验则证明设计的失败，有了设计就无需摸着石头过河。从时间与空间来说，任何事物都处于发展与运动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如果将改革开放置于一成不变的静态，认为一个人就可以对几十年的改革做出设计，以为国内外资产阶级能按设计的脚本唱戏，不仅是政治上的幼稚。更是哲学上的荒谬。
邓小平说：“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7页）
“当然，在改革开放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程度”就是量与质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开放后，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如果私有制逾越了公有制经济，那么，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不如说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邓小平说： “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
改革开放以来，资改派全然忘记了邓小平的警示，忘记了共产党的宗旨，忘记了社会主义制度，忘记了具体国情，在公有制与私有制成分发生本末倒置的巨大量变，行将质变之际仍然妄称彻底改，改彻底，他们一面高谈阔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一面打左灯向右拐，一面慷慨激昂抬棺材反腐败，一面制造政治腐败，大兴私有化“改制”之风，一面振臂高呼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一面打着改革的幌子，推行离经叛道的改革举措。
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四十年后，邓小平一语成谶，时下的国内生产总值虽跻身世界第二，但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处于落后地位，由于分配机制的实质性改变，广大的工农群众并没有公平享受到改革红利，房价、物价、教育与医疗费一路飙升，人民的生存成本日益增高。严重的两极分化与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发展的极不平衡，产生了众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巨大的挑战。
更令人民唾弃与不齿的是，一些对革命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的投机分子，混进党内的核心领导后，一面以权谋私，大兴裙带之风，借私有化改革，疯狂掠夺国家财产，蜕变为彻头彻尾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一面崇洋媚美，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荒谬逻辑资助美帝国主义应对危机，为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这些投机分子上愧对先烈，下愧对黎民，已经堕落为与人民对立的敌人，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字字珠玑，如同雾霾中的一缕霞光，读来醍醐灌顶，听来振聋发聩。使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初心不变，看到了中国将迎来社会主义第二次飞跃的曙光。
邓小平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着是改革派，把别人看着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
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习总书记高屋建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遏制中国发展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不断挑起干涉中国内政与领土完整的事端，制造台海与南海危机，图谋分裂中国。使广大中国人民彻底看清了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与魑魅魍魉的丑恶嘴脸。
特别是在全球性的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彻底打破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神话。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充分证明了习总书记“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为党的自我革命营造了良好的契机。
实事求是自我革命的灵魂。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概括：“‘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当前的自我革命就是研究两极分化、腐败堕落、司法不公、用人腐败、环境污染，人民日益增高的生存成本、出生率下降等诸多社会问题与改革的内在联系，找到这些事物发生与发展的规律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自我革命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胸怀坦荡，襟怀坦白，绝不讳疾忌医，敢于刮骨疗毒。暴露问题不必羞羞答答，摭摭掩掩，揭示矛盾不必含糊其辞。
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自我革命的任务就是有的放矢的制定各项改革举措，通过再改革逐步解决改革开放引发的各种矛盾。
只有凤凰涅槃，方得浴火重生。百年沧桑，世界与中国发生了巨变，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但是，巨变之中亦有不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没有变，“五四”运动中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没有变。面对国内外的风险挑战，自我革命需要保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战略定力。
1956年，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承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神圣职责，还要为引领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而奋斗！
微信号：jhxuhc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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