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率部北上抗日，在皖南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堵，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于怀玉山区。方志敏率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以高度责任心走上了一条最危险之路。1935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捕，同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在囚牢里，方志敏凭着一腔热血，挥笔写就《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等近14万字的文稿。毛泽东称之“是一部赣东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是不朽的佳作”。文稿中多次提及生与死这一话题。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在特殊年代、特定背景下最后的内心独白，这是在敌人屠刀下写就的一部生死书、一本人生解读录。展现了他对生与死的淡然、对信仰与大义的坚守、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沉大爱，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无限憧憬。
坦然豁达
1934年12月，谭家桥战斗失利后，红10军团在皖南行动1个多月，未能得到很好休整，部队在折返赣东北通过金竹坑的封锁线时，方志敏两次试图冲破封锁线均未能如愿。那天天已大亮，方志敏已在敌碉堡监视中，无法突围，只得用烂树叶子铺在地上，睡在柴窝里。他嘀咕着：“方志敏啊！你的斗争，就在这次完结了吧！”可又转心一想，“不要管他吧，如被搜出，只是一死了事；如万一不被搜出，那还可以做几十年工作。”想到此，方志敏心里倒泰然起来了。因叛徒出卖，1935年1月29日，饱受饥寒和身心煎熬的方志敏在怀玉山麓玉山县陇首村附近的高竹山木梓底下，被敌军两个士兵搜索到。当晚，在陇首村国民党军独立43旅某团团部，方志敏镇定从容，写下了《自述》：“我对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生命的宝贵在于其唯一性和不可逆性。被捕后的方志敏沉痛自责：最后一战“没有下决心硬冲过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死命。”“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每当想起这次失败，方志敏就这样想，“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哪还会失败？”有时，他甚至边捏紧拳头捶打自己边忿忿地骂道：“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入狱后，方志敏明白，“死，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生命捏在敌人的掌心里。”但他对死并不畏惧，他认为，“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稀奇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会成功吗？”
人的生命仅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抉择更大的考验？面对死神，他心静如水，“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只是很短时间的痛苦，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就完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常是这样笑说着。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他以自己是名共产党员而感到无限自豪，“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他对于“死”的态度达到了常人所未达到的境地。
舍生取义
方志敏“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这种对生之希望是率真的。被押解到上饶、南昌等地示众，他戴着镣铐昂首立于台上，凛然不可撼。在场的人“个个沉默不语”。在他生命行将结束时，他最大遗憾就是放不下党的事业，他坚定地表示：“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选择信仰难，可坚守信仰更难。国民党通过官僚政客或方志敏的亲朋故旧当说客，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来“规劝”，企图使方志敏“归降”，这一切统统被方志敏义正辞严地拒绝：“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保住自己的头，让朋友的头，滚落下地……那还算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还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面对诱惑，方志敏不改初衷；面对危险和死亡，他毫无惧色。
◆方志敏被捕时在玉山县陇首村国民党军团部门前拍摄的照片。
最终，国民党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以死相威胁，摆在方志敏面前的仅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另一条就是死。生死抉择间，方志敏毫不含糊：“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但处于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会走死的一条路！”方志敏的话掷地有声，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节操和价值取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有人在鲜血和死亡面前胆怯，在金钱或功名面前迷失。可方志敏在死神来临之际，仍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写作，用宝贵生命殉道了他最为看重的革命理想。不仅如此，方志敏还认为：悲壮地死，是另一种斗争方式。他强调：“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不错，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和赴死如归的牺牲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方志敏之所以能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就是因为他心怀民族大义。正如他所言，“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奋斗不息
方志敏的一生，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一生。“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这是方志敏奋斗不息的力量之源。
生命的质即生命之尊严。1921年9月下旬，方志敏考入九江南伟烈中学部就读。在九江江边，他看见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内行驶和停泊，不禁发问：“中国有兵舰和轮船在外国内河行驶吗？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或受他们的欺负不成？！”他愤愤不满：“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者是一个甘心亡国的懦夫，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问题，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负的青年！”
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敢担当，才不怕牺牲。1934年方志敏奉命率部北上抗日，孤军深入国民党心脏地区。任务之凶险，他何尝不知？但他认为，“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当时，方志敏正犯着痔疮，每天流着脓血，不但不能骑马、走路，连椅子也坐不了，只能半躺着。出征后他在给妻子缪敏的信中写道：“这次出发，任务是非常伟大的，将来的胜利也是伟大的，你今后将在无线电话里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无不展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担当情怀和博大胸襟。
死亡凸显生存之意义。意识到死，更能焕发斗志，奋斗尽责，把对死亡的追问作为对生命意义的特别解读。初入狱时，方志敏以为马上就会被处决，但情况并非如此。于是，他开始改变在狱中的斗争策略。他认为，既然一时不至于牺牲，就要继续斗争，“生一天就得努力一天！”方志敏一面戴着沉重铁镣执笔构思写作，一面提防敌人进房突然搜查。就这样，他执意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留下“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于党”。而当时一起被关押的狱友劝他说，即使写了也没法送出去，而他仍笔耕不辍。他一面继续同看守人员交朋友，积极寻找越狱的时机，一面给同监狱的红10军团干部乔守明等秘密传送纸条，指示他们秘密组建狱中党支部，“在监狱中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也光荣”。
◆方志敏在狱中所作《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部分）。
在一切艰难险阻面前，方志敏始终保持着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他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一文中提到了“五个不希罕”“五个宁愿”，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人生誓言，是一种淡泊致远的清贫境界，更是一种积极昂扬的人生态度。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这是方志敏给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的一封未能发出去的信。在信的结尾，他深情嘱托道：“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方志敏真正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我们活着不能与草木同腐，不能醉生梦死，枉度人生，要有所作为。”方志敏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生命升华
为正义事业献身是牺牲者人格升华的过程，它使精神永存。正所谓：“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这种生死态度，将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延展到人生最后的时刻。方志敏对中国的光明前景充满期待，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成功。狱中，方志敏曾“坦告”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俞伯庆：“我们军事是暂时失败，政治上是不会失败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的。”
方志敏在生命最后历程里以手中的笔为战斗武器。笔端所流淌的是对未来中国的热切期盼。他坚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他以“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的远大目光，断言中国的光明前景：“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习近平曾称《可爱的中国》等作品“无不饱含赤子之心、挚热真情，融进了生命中最为强烈的感情，鼓舞一代代人的报国情。”
生与死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方面。死是对生的否定，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同时又是生命的升华，产生的是激励后来人更加努力奋斗的精神。方志敏说：“我们虽在狱中，总是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这种“精神的寄托”，正是方志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人格的真切表达、为民奋斗风范的完美诠释、甘洒热血崇高境界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其墓在南昌西郊梅岭山麓，墓碑正中镌刻毛泽东题词“方志敏烈士之墓”。
方志敏的生死情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对崇高人格的修身砥砺、对人文气节的顶礼膜拜、对凛然正气的择善坚守、对完美境界的心灵皈依。从探寻方志敏的生死情怀出发，我们不难悟出：当年革命走到低谷时，共产党是怎样起死回生的？
1940年，在重庆的叶剑英读到辗转而至的方志敏文稿，感慨万千，奋笔写下了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七言绝句《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绩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表达了对方志敏的无限怀念和崇敬。方志敏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生死情怀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在这份遗产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唯物主义者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高洁追求，一身正气、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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