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两年，中国和世界遭受的最大危机无疑是新冠疫情，直到今天，这种危机仍然没有消除。但同时，疫情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有人说2020年是中国公知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全面破产的“元年”，从应对新冠这样严重的公共危机角度，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民主国家在应对新冠这样的公共危机时，无论是政府调动为医疗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等方面，都远远逊色于西方视野中的所谓“威权国家”，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但中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威权国家，而是在公共行政领域保留着不少社会主义因素，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能够控制新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公知们为何在2020年的舆论场上集体翻车？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或者拒绝承认这一点，疫情一开始，以方方为急先锋，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企图将美国作为一种包治百病的完美政治模板，一举嫁接到中国来，结果遭到了公知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打脸。正如我在《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一文中所说，方方的错误是“她将美国当成正义的标准，把中国当成预设的指控对象，流露出十足的西奴和双标嘴脸。最后打她脸的也不是民众或左派，而是现实本身”。
方方及其《武汉日记》在舆论场和中国绝大多数民众中的倒掉，不仅导致了在中国社会横行近四十年的公知精英群体的破产，而且促成了成千上万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的觉醒。在这之前，由于长期被公知妖魔化和污名化，“左派”早已成了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负面词汇，但由于方方给所有批判揭露他的人扣上“极Z”或“文G余孽”的帽子，以至许多青年反而争相以“极Z”自居，并且开始重新认识文G。包括你们在内的新一代思想群体——左翼青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起来的。
你们都对方方本人迄今未受到任何惩处感到困惑，其实，不只是你们，很多人都很困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方方跟柳传志问题的性质一样，都属于权贵资本家和自由派公知，这是改开四十年中国社会土壤上繁殖和培植起来的最大的两支精英群体，这也是方方一众公知只反官权，不反资本的奥秘。长期以来，他们呼风唤雨，沆瀣一气，把持了大部分政经文化资源，甚至垄断了对改革的解释权和命名权，比如方方和柳传志及其支持者，都曾言之凿凿地斥责揭露批判他们的人否定改开，俨然成了改开的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成功绑架了改革这条大船，处理起来难免投鼠忌器，伤及整个利益集团乃至自身的合法性。这正是他们至今未受到处置的真正原因。所以我说，柳传志的事情很可能会像方方一样或高举轻放，或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自由派看似已经退居边缘，走向没落，但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左翼有人认为方方等公知已经彻底完蛋，实在是过于乐观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他们的那些支持者和保护伞仍然掌握着各级领导权，一旦天气转暖，他们就会像诈尸一样卷土重来。方方一再扬言自己有充足的“底气”，“我和国家之间没有张力”，也并非妄言。所以我认为，对中共来说，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公知，而是这些占据着各种权力要津，一直在充当公知保护伞的“两面人”。
在当下中国，业已占据主流的是民族主义，马列毛左派依然处于绝对的弱势和边缘，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接近于零，而且这种格局在可见的将来，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这是六中决议后，我对形势的基本判断。
二
两年多前的捌青年和声援南方某厂工人事件，已经从公众视野和舆论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发生过似的。他们中间的几位骨干如小顾、小郑等曾跟我有过联系，都是通过微信或电话，我至今还能记起他们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声音。他们联系我，是因为我最早公开发文支持过他们，我还写过一篇《不能忘却的记念》，其中有这样一段：“小顾、小张和小郑等青年的出现，宛如从雾霾中投射出来的一道明媚的阳光，使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看到了五四先贤和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传统的复苏。他们正是我所说的‘进步的、正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是五四精神的传人，是真正‘不忘初心’的楷模。南方那座城市的公安行政当局的行为既违反宪法，也违反党章。他们不仅不应该动用国家机器剥夺这些青年的人身自由，而且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褒奖才对啊！”后来，这些文字成了有关部门处分我的“罪证”之一……
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小顾、小郑，以及那些不知所终的青年朋友，甚至想起了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陈乔年那一代热血革命青年。从年龄上看，小顾和小郑是哥哥姐姐，你们是小弟弟。从你们身上，我恍若看到了他们的影子，仿佛他们的灵魂以某种方式附到了你们身上。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实际上，尽管只比他们小几岁，却由于成长环境差异，你们从思想观点到行为方式等等，都与他们有了很大的不同。左翼内部对他们一直存在不同评价，甚至不乏尖锐的批评，比如“左倾盲动”“过激”“付出了不该有的损失”等，但必须肯定的是，他们对进步社运和新一代青年的觉醒发挥了前驱者的作用，是真正的“青年先锋”（捌青年主办的网刊名）。
网络时代，热点切换比天气变化得还快，什么都在加速，包括人的衰老的速度和人的成长速度也是如此。这两三年的时间，国内国外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不仅是人本身，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也出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变化，值得认真研究。
三
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去年十月份，我在清华大学“短二十世纪的文化与革命”学术工作坊的发言中提到“中间政治”这样一个概念：“‘中间状态’的政治（或曰‘中间政治’）在国家治理上也许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却极为保守和平庸，它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态不同，不像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远大政治理想，在价值观上暧昧含混、在行动上犹疑不定，警惕和拒绝任何带有左右标签的政治实践，把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义压制民主，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革命，构建出一种超阶级的共同体意识形态。‘中间政治’能否摆脱治乱循环的周期振荡，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平衡阶级矛盾——尽管按照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矛盾论，它是很难实现的。”在这种状况下，一切都是暧昧的，比如谁是无产阶级，谁是人民？这类以前不言自明的概念也变得含混起来。在精英眼里，大众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下等人”，等待他们的只能像韭菜那样被资本利益集团反复收割。大众只有在掌握先进的思想理论之后，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才能称其为人民，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今天，大众中已经觉醒的先进分子还是少数，更多是长期被资本洗脑的“奶头乐”和“精资”一族。这是左翼必须面对的现实。
“左翼”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今天中国的现实，真正的左翼首先是马列毛主义者，既不同于西方的白左，也不同于国内外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当代伯恩斯坦主义者。一方面，左翼要同右翼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承受以小知和小粉红为主体的消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受众的聒噪，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左翼内部不同观点的困扰，这都给左翼斗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因此，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仍然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左翼不少朋友特别是青年，对资产阶级右派和民族主义思潮乃至左翼内部的一些分歧辨别不清。民族主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潮，其中，右翼民族主义在政治立场上靠近自由派，是马列毛左派的敌人，而左翼民族主义同马列毛左派没有根本的冲突，或至少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因此是左翼团结的对象。但一些青年左派却敌我不分，把明明属于敌我矛盾的资产阶级右派当成朋友，却把可以团结的左翼民族主义当成了敌人，例如武汉新冠期间，他们就在批评官僚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诉求上，跟方方站到一起，忘记了方方本人就是四十年来形成的精英权贵集团中的一员，她的所谓“反官僚”其实是为了在中国实行完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集团觊觎政权鸣锣开道，只不过由于她巧舌如簧，用那套资产阶级文人擅长的人道主义修辞包装自己，欺骗了众多包括部分左翼在内的人民大众而已。
对于方方这种骗人的伎俩，列宁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
左翼当然也要追求民主和自由，但我们需要的是切实保障工人农民和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而且贯穿到从经济到文化政治各项权利的全过程。这样的民主以前曾经出现过，叫做无产阶级大民主，资产阶级及其右派公知对这样的民主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几十年来泼了无数污水，可见他们所吁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只是资产阶级及一小撮知识精英的民主自由，同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是大相径庭、水火不容的。
西方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固然虚伪，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脱离特定形式而存在。毛主席的“窑洞对”，把民主的精髓说得清清楚楚，民主就是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没有监督何来民主？因此，保证公民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各级官员以及党和政府的重大政策行使监督权批评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前提，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镜中花月。撇开这一点空谈民主或靠自我监督，不仅不可能实现实质民主，反而会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
对待左翼内部的不同观点，我并不主张一味地和稀泥，搞一团和气。俗话说真理越辨越明，我们不能搞D氏的“不争论”那套。我们需要的是善意的批评，和风细雨似的辩论，而不是动辄给对方扣上诸如“皇左”或“左派带路党”的帽子，也不能像王明那样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而是应该从中国社会左右势力巨大悬殊这一基本判断出发，求同存异，用毛主席的话说，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
四
越来越多的青年阅读马列毛原著，这是特别让人高兴的，许多青年都是读了马列毛原著，将其基本原理同现实进行对照，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之后，才逐步觉醒和觉悟起来的。中老年左派的优势在于他们经历过毛时代，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学习理论要跟实际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而不是空对空，幻想在书斋里构建出一套新理论模型来指导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无一不是从生与死、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淬炼出来的。
毛主席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跟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马列毛）都是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进而将全人类从资本剥削、压迫和奴役之下解放出来的思想武器，只有用之于具体实践，才能焕发出巨大的威力；反之，如果把它关进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里供人研究瞻仰，它就会变成一件无害的神器。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什么是“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左翼需要认真思考和辨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斗争都不是抽象的，离不开特定的阶级和立场。不提或回避阶级立场的斗争，会失去方向和目标，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中间政治”时代的典型特征。新一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复杂的政治语境，要有清醒的认知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基于当下现实，左翼的斗争目标不能幻想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魏巍曾经说过，二十一世纪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列毛）受难的世纪。前不久我在北京跟张宏良、孔庆东、张勤德等人会面，他们各自的立场也许不尽相同，但都是坚定的马列毛左派，承受的打压并不亚于我，可见魏老的话多么具有预见性。
曹征路前几天刚去世，我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走出来。他和魏老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我的前辈、兄长和战友。魏巍生前留下遗言：“继续革命，决不投降。”曹征路生前接受访谈时也说：“坚持真理，永不放弃。”现在，他们都已经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很怀念他们。我也正在老去，迟早要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面。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你们这一代青年已经成长起来，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欣慰的了。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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