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吕明亭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革命大潮中，她是一棵无名小草，但在疾风骤雨的战争岁月和惨无人道的日军监狱里经受住了考验，在苦难和艰险中顽强地度过了一生。
母亲于1909年出生在山东莱芜。家境贫寒，世态炎凉，她自幼勤勉善良，怜惜贫弱，痛恶豪强，热心义举。同我父亲刘舜卿结婚后，即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开始关心社会，思考人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父亲从事革命事业的忠实助手，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惨遭敌人迫害，流浪、坐牢，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她过早地丧失了健康，在清苦与疾病中悄然度日，于1989年去世。
无声战斗
我的父亲刘舜卿是莱芜早期革命者之一，自1933年入党到1948年随泰山地委迁入泰安，一直战斗在莱芜。
母亲理解父亲崇尚真理、主持正义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活动，常以“好男儿志在四方”鼓励他立足于社会，服务于公众，并且或公开参与，或暗中协助，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他。她联络妇女参加农会活动，带头放足，破除迷信，为打破封建精神枷锁起带头作用。一些地方封建势力乘我父亲砸神龛、掀佛像之机，挑动落后群众闹事。母亲挺身而出，勇敢解围：“年年烧香，年年有灾，啥神保佑过咱？”一句话问得众人默不作声，悄然离去。母亲的行动给予父亲莫大的精神鼓舞。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许多革命同志不断来我家打探消息，通报情况，筹措费用，暂时躲避。其中，包括被张春桥出卖的鹿效增。母亲千方百计地招待和掩护他们。在当时妇女不宜抛头露面的社会环境中，母亲顶住世俗压力，义无反顾地追随革命。
母亲作为党支部妇女小组负责人，经常召集妇女开会，开展进步活动。协助父亲，更是母亲的第一职责。父亲外出开会、接头，总是由她抱着孩子在前放哨。父亲在家开会、工作，无论严寒酷暑，母亲都在外站岗望风。父亲刻印传单、文件，均由母亲辅助、警戒，外出散发、传送。母亲入党后，行动更为积极勇敢。她访亲串门，广泛搜集社会反映，供父亲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判断形势。她常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之间传递消息，下达通知，密切联络。她变卖嫁妆缴纳党费，资助革命。在莱芜捕共风骤起时，她日夜望风警戒，多次及时报信，使父亲等人化险为夷。由于父母坚毅顽强的斗争，我家成为莱芜县地下党的可靠联络中心，也成为莱芜地区抗日游击战的策源地。
父亲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影响日大，敌人惧恨，极力报复，多次把我家抢光捣毁，到处抓捕家属。母亲被迫于1938年底带着我们，开始流浪。她以乞讨为生，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度日。在艰苦环境中，4个孩子先后冻饿而死。
人最大的伤痛莫过于精神的打击。1940年秋，母亲的弟弟、21岁的中共章丘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县大队教导员吕桂亭在“肃托”中被错杀。得知弟弟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为维护革命利益而坚决斗争的表现，以及牺牲时的惨烈情景，母亲整日哀思不绝，无言饮泣。弟弟在党旗下的铿锵誓言，在白色恐怖中贴标语、撒传单的英勇行为，英姿勃发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的场景，率领战士冲锋陷阵的勇猛雄姿，义正词严据理反对“肃托”错误的斗争情形，一幕幕浮现在她的脑海。一个誓为劳苦大众献身的人却无辜地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世界上有比这更悲哀的事吗？她在流浪中途经弟弟就义处时，当即昏倒在地。可见弟弟的屈死给她带来多么大的伤痛。后来，在我父亲的疏导下，母亲逐渐抚平了心灵的创伤，重振了精神，继续跋涉在革命和抗日的道路上。
落入敌手
1942年秋，母亲带着我们流浪到莱芜北部的下石臼村，住在我公安局人员孙兆庆家。孙患疟疾在家养病，母亲对他悉心照顾，希望他早日康复归队。孙痊愈后即叛变投敌，勾结其表兄魏百川（系我区委工作人员）向日军出卖了我们。父亲获悉情报后，立即通知母亲马上转移到董家峪村。孙、魏又带领大批日伪军奔袭董家峪村。
8月的一天，拂晓枪响。知有敌情，母亲带上我们就跑，但为时已晚。母亲带我们拐进一家院子，同一些妇女、孩子挤坐在炕头上。这时，冲进一群日军，个个端着刺刀，为首的吼叫：“谁是刘县长（指我父亲）的太太？”群众吓得挤成一团，不敢吭声。一向以保护群众为己任的母亲马上说：“刘县长的太太，大脚板，短头发，青上身，蓝裤子，朝北山跑了。”日酋听后一挥手：“追！”敌人蜂拥而出。
一会儿，魏百川进来，母亲近乎本能地着急说：“敌人都进村了，你为啥还没跑？快！”说着扔给他一件破棉袄，让他化装一下。魏诡秘地一笑，转身出去。母亲一切都明白了，逃跑已绝无可能。她镇静地把我姐、我哥分别藏在两位老人的背后，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静等着事情的发生。群众已意识到要发生什么，都注视着我母亲。空气死静，静得要爆炸。
这时，一帮日本兵虎狼般冲进来，一下把我母亲从炕上拖下来，拉着就走。我吓得哭着找姐姐，敌人又发现了我姐，便把她也抓走。日军把母亲押到村外的河滩上，吹起集合号，四面山梁上走下队队日伪军，连被强迫赶来的村民，黑压压一片。敌酋站在桌子上吹嘘胜利，扬言要“抓住刘县长”。随后，敌人把母亲绑上抢来的毛驴，抓了名老汉背着4岁的我，11岁的姐姐步行跟着。前后左右都有大队日伪军看押，一路匆匆地赶回据点。敌人怕遭伏击，不时地用枪托捣驴。驴疼得乱跳，母亲被重重地摔在山路的石头上。敌人用刺刀威逼母亲快起来，一下刺穿了她的左手，白骨裸露，鲜血淋淋。
傍晚抵达据点，我们被单独关押进一座小院。当晚日酋“设宴压惊”。母亲决心智斗，故作狼吞虎咽状，不时地催我们吃。敌人兜了半天圈子，终于讲出图谋，要母亲供出父亲去处，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母亲矢口否认与父亲有联系，称流浪讨饭几年，不知他的去向。日酋又问：“刘县长的队伍和同僚你该知道吧？”母亲答：“村村都有他们的人，有时庄稼地里都有。”敌人无奈，拙戏草草收场。
过了两天，日军派出大汉奸于化一（抗战后期被公审枪毙）前来劝降。他佯作笑脸，问：“你识字吗？”母亲答：“俺是庄稼娘们，大字不识一个。”于化一指着墙上挂的日本旗问是什么。母亲脱口而出：“膏药。”于化一诡诈地说：“不，不，这是太阳。日头不能常晌午，日本人长不了，如刘县长能过来，日本人走后莱芜就是他的天下。”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使刘舜卿投降，甭想。他为了抗日，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可见他铁了心啦！于化一假施善意：“你不配合，他们会把你们杀了泄愤。”母亲大义凛然：“你们杀人不眨眼。被你们抓住，就没有指望活。”
于化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不活，还有你的孩子呢？”母亲长叹一声：“谁让他们摊上这样的娘爷了呢。”于化一突然说：“我看你像共产党，说话这么硬气。”母亲斥责道：“说话硬气就是共产党，那么中国人都是共产党。除了你们这些汉奸软骨头。”母亲对答严谨，应付得当，使敌人一无所获，无可奈何。
拍摄于1950年的唯一一张全家福。此后一家人各奔东西，再未团聚。左起：刘一斌、哥哥刘艺文、父亲刘舜卿、母亲吕明亭、姐姐刘学兰
宁死不屈
敌人见软招不灵，便残酷刑讯，野蛮拷打，进行非人摧残。第一次刑讯前，敌人当场活活打死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并把刑棍用力摔在面前。杀鸡儆猴，给母亲一个下马威，企图先从精神上摧垮她。但母亲没有被吓倒，反而怒火满腔，傲然挺立，说：“俺是庄稼娘们，没见过这场面，把俺吓糊涂了，啥也说不出了。”敌人把棍子收起来，接着连问几个问题，母亲一问三不知。敌人恼怒，便一阵棍棒，打得母亲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几度昏厥。在此后的讯问中，丧心病狂的敌人还利用“人性”进行心理摧残，刑讯中让我和姐姐在场，我们吓得哭喊不已。敌人甚至把我打得惨叫，妄图以此摧毁母亲的意志。日军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每次母亲抗拒、顶撞，在场的日军便一阵拳脚，而日军主审急忙佯装训斥，演起了双簧。
在铁窗岁月里，母亲一身刑伤，不能动弹，吃饭用手捧，有时靠人喂。狱内阴暗潮湿，伤口感染化脓，又生满身疥疮，衣服和皮肉粘连在一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严冬天寒地冻，牢房冷如冰窖，母子一身单衣，我的手、脸尽是冻疮。面对凶残的敌人，母亲坚决斗争到底。敌人软硬兼施，酷刑利诱齐下。母亲有勇有谋，智斗硬顶交替。双方较量数月，母亲始终意志似磐石，气概若雷霆，依然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心。她也曾想到死，嘱咐我姐：“如我被打死，或被杀，你要带好弟弟。要是能出狱，就去找你爷（父亲）。”表现出誓为抗日献身的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
母亲身陷囹圄，不忘抗日。其间，父亲的警卫员亓峰潜入敌营刺杀了叛徒魏百川。日伪震惊，极度恐慌，如惊弓之鸟。母亲便利用这一形势积极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对看守进行攻心，教育他们为自己留条后路。有良知的伪军开始转变，逐渐成为我方内线，有的在八路军攻打据点时做了内应。
据大汉奸于化一交代，日军曾设计大肆张扬地诈杀母亲，引诱父亲前往营救，乘机一举消灭。敌人也曾想杀掉母亲暴尸，制造恐怖，“杀一儆百”。因怕激增父亲的仇恨，坚定他的抗日斗志而作罢。敌人对我们始终杀留难夺，最后决计仍留作人质。泰山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危，指示军分区敌工科，乘日军外出“扫荡”、伪军看守不严之机，经周密计划，巧设妙计，起用内线，打通关节，里应外合，实施搭救。我们最终逃出牢笼。
日军回营后，发现我们逃走，用机枪顶住伪军看守的胸口，一个个地审问，最终得知我们的去向。日军立即派兵尾追。父亲从内线处得到情报，派人通知母亲，让其连夜转移。日军在搜寻的沿途几个村，打伤数人，直追到抗日英雄郑觉民开辟的“根据村”陶镇。在群众掩护下，敌人没有搜到。母子3人终于逃脱魔掌。母亲隐蔽养伤月余，才能动。
敌人始终不甘心，仍四处追捕，母亲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1943年3月，形势恶化，母亲又辗转多村，最后到景家镇。1944年阴历三月初二清晨，汉奸许荣贵（解放初被枪毙）带领大批日伪军突袭景家镇，直奔我们的住处指认。幸好母亲潜回本村，敌人扑空。敌人疯狂搜捕，野蛮报复群众。他们把房东吕宜良的母亲打得死去活来，落了个终身重度残疾，但老人家始终不说我母亲的去向。
无名战士
流浪中，母亲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但她没有忘记一个党员的责任。不管流浪到哪里，只要环境允许，她就尽力为革命做些工作。她串门叙家常，通俗地讲些抗日救国道理，协助村干部动员支前，和妇女一道做军衣、军鞋。她经常主动为革命同志洗洗补补，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工作。她体谅党的困难，宁肯乞讨为生，也不要组织救济。她时刻不忘保护群众利益，无论处境多么危险，绝不连累群众，曾多次巧妙同敌人周旋。
母亲长年携幼流浪，沿村乞食，飘忽无定，无法稳定工作。为避免暴露，也不宜出面，只好隐蔽地相机做些零碎工作。在仓上村时，则公开活动。该村曾是父亲建立党组织和发动抗日游击战的地方。党的组织状况和民情基础均较好。区委书记边春光（后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区妇救会主任张琳玉（后曾任山东省妇联主任）工作有力。他们是母亲的组织依靠。母亲似成区委“编外”成员，各项工作带头做。
该村党组织和民兵队长李光墨，对我们的安全非常关心，母亲也常为他们的工作出出主意。后来，李光墨在与敌人搏斗时光荣牺牲，成为莱芜的英雄。
1944年11月，日伪军合击莱芜县机关，群众尾随机关人员一起向西撤，目标很大，敌人紧追不舍。为摆脱敌人追击，机关人员折向北跑。母亲为吸引敌人，招呼群众继续向西跑。不料，北跑的同志遭埋伏日军的机枪扫射。县参议长郭子郁等多人牺牲。母亲听到枪声大作，非常焦急，目睹同志遭重大损失，万分痛心。在为郭子郁等移灵回乡时，母亲建议联络多村，组织了大型路祭，表达了对日军罪行的控诉与声讨，激发了群众对敌义愤和抗日情绪。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母亲有家不得归。她无论流浪到哪里，都配合当地党组织动员村民参军、支前、拥军、优属。她还在土改等运动中，积极反映违纪违规事件，维护党的威信。
山东解放后，由于长期的流浪和监狱折磨，夺去了母亲的健康，她无法再为党工作。母亲患有多种疾病，头痛眩晕，经常卧床，但她一直热爱党的事业，拥护政府的各项法规政令，经常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
1949年母亲返乡时，家中早已满目疮痍。门窗被捣毁，器物被砸碎。庭院荒草齐腰，灌木丛生，虫蛇乱爬。人民政府见她一无所有，身体多病，就批给她代耕粮（用于雇人耕田）、救济粮。她知道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尽量自力更生，不去领用。她积极响应号召，带头缴公粮，卖余粮，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为此曾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尽管当时的某些做法值得反思，但母亲对国家的热爱是真诚的。
在村里，母亲德高望重，能主持公道。人们有家庭不和、邻里纠纷、干群矛盾，都愿找她评说，她也乐此不疲。百姓的意见，她向上反映；群众的不公，她仗义执言。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时，影响到农民预留口粮，她直接向泰安地委的领导反映情况，后来统购指标得到调整。
对于自己受到的委屈，母亲总是顾全大局，宽容他人。1951年缴纳麦季公粮时，她因请不到人帮忙送，拖延了两天。乡公安员李春儒以“抗粮不缴”论罪，诬称“抗粮不缴，就是盼蒋介石打回来”，遭母亲批驳。李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把母亲拘押大半天，引起全村公愤。母亲为缓和干群关系，极力为李开脱说情，这才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母亲看问题立足点很高，目光很远，心态很正。她在战争年月对敌人嫉恶如仇，坚决斗争，解放后对待为难过我们的人，一律归咎于环境，不计旧怨。在处治残酷迫害过她的汉奸时，让她控诉，她均说：“他们是国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不是我的私人仇敌。他们自有政府处治。”人们问她：为啥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能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她总是淡淡地说：世道不公，敌人逼的。
母亲为革命奔波几十年，却没有享受应有的待遇，生活清苦，与“穷”为伴。对此，有人问她：“心里觉得亏不亏？”她坦然回答：“想想烈士就不觉亏。”1969年父亲谢世后，母亲生活更加拮据。虽然她自己安贫乐道，却引来一些老战友和有关各方的关注。山东省委书记秦和珍亲自过问，直接打电话给莱芜县委书记，指出：“吕明亭对革命有贡献，对她的生活问题安排不妥会有负面影响。”1979年，中组部宋任穷部长和杨士杰副部长得悉此事，指示将母亲作为老同志照顾起来。母亲最终也没有接受对她的照顾。
母亲“于无声中”走完了一生。她的一生，就是为劳苦大众作牺牲的一生。她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利益，牺牲了多位亲人。对此，她无怨无悔。这就是母亲的精神，一种实实在在的牺牲精神。
母亲走了。她什么都没有留下，唯一留下的是她那不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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