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马克思是德国的思想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创立的广为人知的哲学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其最大的愿望是对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创立了经济理论《资本论》，马克思确立他的阐述原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回忆卡尔·马克思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
（1909年）
马克思被基佐政府赶出巴黎后，在布鲁塞尔住了一段时间。1848年三月事件[1]之后，他回到德国，出版《新莱茵报》[2]将近一年，曾经两次被传讯，但都宣判无罪，最后又被迫离开了德国。
马克思想在巴黎安顿下来的愿望没有实现，于是就在伦敦定居……
1848年的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逐渐得出一个结论：革命高潮已暂时过去了。马克思在评论谢努的关于密谋家一书时，对那些认为用密谋能成大事的人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称这些人为革命的炼金术士。他们醉心于发明创造奇迹的东西，不愿注意开展运动所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伦敦定居以后，马克思为了餬口，不得不替美国的一些报纸撰稿。12月，他的妻子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为了获得必不可少的面包，马克思白天为《纽约每日论坛报》[3]写通讯稿；晚上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专心攻读，也就是说，准备写《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夫人希望为这本书找到一个出版商。五年前马克思不是这样想的。从他1852年写的一封信中我们知道，当时在德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版他的著作。惟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出钱刊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即使到1857年，看来也没有把握能找到一个出版商，但是，马克思仍然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英国博物馆里做准备工作和校阅第一卷，因为他相信，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建立他所称为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工人政党更有益了。从他写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我们知道，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
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刊印了一份非常激烈的反对罗曼语区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控诉，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巴枯宁；他和他的拥护者一起被开除出了国际……
对社会主义者阵营的一些作家例如杜林之流的攻击，马克思并不是没有反驳。恩格斯为反驳柏林的那位讲师“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而写的著作，毫无疑问是由于受到马克思的启发，并且也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
我和《资本论》的认识正好是在他与巴枯宁主义者和杜林论战方酣的时候。在第一次会面时，马克思送给我两本小册子，我又转给了季别尔教授。这两本小册子都被季别尔教授用上了，一部分用在《司法通报》的许多文章以及后来我在莫斯科出版的《批判评论》中，另一部分用在《祖国纪事》[4]中。
我和马克思的认识应当归功于挽救他女婿龙格（巴黎公社委员）性命的一个人。这位介绍人[5]曾和另一个合写过一本题为《三月十八日革命》的日志，描述了起义的整个过程。
我们最初主要是谈巴枯宁，马克思亲自介绍他加入伦敦的国际流亡者团体，他也曾打算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大家知道，这个任务后来是在格尔曼·洛帕廷的帮助下由尼古拉-逊完成的。
在伦敦的第一个冬天我到马克思那里只去过几次。他住在离瑞琴特公园不远的梅特兰公园月牙街；事实上梅特兰公园只是瑞琴特公园延伸的一部分。我还记得门牌是41号。马克思住了整所房子，底层是他的书房和客厅，他通常在这里接待他的朋友。当时他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一个嫁给巴黎公社委员龙格，另一个嫁给当时著名的作家保尔·拉法格。在家里称做杜西的小女儿爱琳娜当时是一个戏迷，迷恋于欧文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演技，并且有一个时候她曾打算献身舞台。
夏天，在卡尔斯巴德的海滨我和马克思特别接近。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一起到山上散步。我们意气相投，在他当时的信中（这些信不久前发表在《往事》杂志上），也把我看做“学术上的朋友”。
当时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他打算用极大的篇幅来写两个比较新的国家（美国和俄国）中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因此他从纽约和莫斯科收到不少书。他称得上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专家，他不但能流畅地说德语、英语、法语，而且能看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罗马尼亚文。他大量地阅读，并常常向我借书，其中有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两卷集论文以及我第一次到美国旅行时所带回的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这部名著给恩格斯那本引起热烈争论的小册子《家庭的起源》提供了材料。
认识了马克思，这就等于说是可以在星期日晚上到恩格斯家里去做客了。他在曼彻斯特有一家工厂，有一笔为数可观的财产，所以马克思的一家人以及那些不速之客，尤其是那些德国人，总能在他那里受到友好的接待。
马克思本人是有选择地接待外人的。许多著名的欧洲作家，其中包括拉夫莱，想和马克思结识，但都碰了壁。如果报纸和杂志的采访记者是他的思想敌人．他就避而不见，还怪他们太不明智。
他和英国实证论者集团的某些成员，特别是和当时参加《蜂房报》[6]这一民主主义报纸出版工作的比斯利教授关系很好，虽然还谈不上十分亲密。我在马克思那里也不止一次地碰到著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海德门，当时他还支持托利党并且非常同情迪斯累里。
不能说马克思当时在英国文化界已经很著名。他的《资本论》还没有译成英文，这本书也只是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获得成功。《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现，促使当时彼得堡大学教授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考夫曼在《欧洲通报》[7]上写了一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评论，总的说来表示同意其中的观点。后来俄国经济学家季别尔即《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一文的，也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文章。但是在俄国有关《资本论》的所有论文中，马克思最赏识的还是考夫曼写的那篇。
他对俄国的经济著作和历史著作很感兴趣。在他的著作中引证亚·伊·楚普罗夫的《铁路业务》。在他给我的信件中，有一封信谈到了卡列也夫的《18世纪法国农民问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给我看了关于我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详细摘录。
马克思长期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研读，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习惯于阅读类似英国蓝皮书的官方报告，所以他也愿意收到从俄国寄来有关铁路业务和信贷业务等方面的官方出版物。尼古拉-逊和我尽量给他寄去，而他的妻子却非常关心全部《资本论》尽快完成，因此她开玩笑地吓唬我说，如果我寄去的东西影响她丈夫完成工作的话，她就不再请我吃羊肉饼（chop）。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修改了好几次。他打算用“经济学批判史”［指《剩余价值理论》。——编者注］来结束这部著作，但这一心愿没有实现。
马克思每天都在工作。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的时间并不多，其余的时间他在家里修改和校阅已经写好的著作。
他的那间有三扇窗户的藏书室，堆满了他的工作用书，这些书常常都是乱放在书桌上和沙发上。有时我到他那里去正好碰上他在工作。他工作时非常专心，以至不能立刻丢掉他正在深思的问题而转到别的话题。
星期日他喜欢和全家人去公园散步，然而即使在散步时，话题也往往和实际生活离得很远。
但这并不是是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一连几个钟头坐着看报，不仅看英国的报纸，而且看全世界的报纸。有一次我发现他在看《罗马尼亚人报》，这才相信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很少人能掌握的罗马尼亚文。
在我和他相处的整个时期内，他只离开过伦敦一次，到卡尔斯巴德去了几个星期。他被允许通过德国，但要遵守这样一个条件：在德国的耽搁不得超出过境所需要的时间。自从基佐执政以来就一直禁止他进入巴黎。在他为刚刚被凡尔赛政府血腥镇压的公社而辩护的《内战》发表以后，梯也尔和麦克马洪也未必愿意让他进入法国。
最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对一切政治问题都十分热心。这种态度是与冷静客观的方法难以相容的，而冷静客观的方法是他向自己的追随者推荐的，是应当用来研究各种现象的经济前提的。
如果我们提出有关波兰独立这样的问题，那毫不奇怪会受到马克思的有力支持。他完全不考虑那种流行的说法，说什么波兰问题是一个贵族、小贵族和外来的平民之间的社会不和问题。1848年的革命者把俄国只看做是所有反动势力的堡垒，所有民主派和自由派暴动得扼杀者，马克思对俄国的看法也与这种见解没有本质的差别，尽管俄国的青年对他的著作表现出热情，尽管在他生前，除了在德国，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我们这里获得这样大的成就。马克思自己也乐于承认，他对于在我的同胞中获得的好评，多少感到有些惊奇。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贝林曾引用过。
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2日给他的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是命运的捉弄：25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
马克思继续写道：“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并接着对他在俄国取得的成果写了以下这一段话：
“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18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
新的马克思传记作家正确地指出，《资本论》的可能坚信，对他的思想表示同情和发生浓厚兴趣的绝不只是俄国社会的上层阶层。1867年，马克思收到一封寄自彼得堡的信，这是弗拉基米尔制革工厂一个叫约瑟夫·狄慈根的工人写的，信中写道：
“我前些时就用心研究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我认为没有一本书，不管它如何卷帙浩繁，能够比得上这本薄薄的作品，给我如此丰富、如此真实新鲜的知识和教益。”
《资本论》第一卷进一步唤起了狄慈根的热情。
他写道：“您揭示了这一趋势的实质，帮助我们理解到我们的生产是不自觉地进行的。尊敬的先生，这是您的不朽的功绩！时间将给您带来普遍的赞许。在您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体会到您的深邃的经济的前提是一种深邃的哲学。”
从尼古拉-逊的信上以及考夫曼和季别尔的论文中，马克思可以相信，年轻的俄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观点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准备像他那样去批判当时流行的经济学说。英国的经济学家们直到那时还不重视他的工作，对比之下，俄国越发使他感到欣慰。海德门当着我的面告诉马克思这样一件事：在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里维做了关于利益和谐”这个大受欢迎的演讲之后，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海德门对社会各阶级的利益的协调一致表示怀疑。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证明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里维反驳说：“我还没有听说有这样一部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在它的逝世后才译成英文，而且英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很少注意它。我发现，在最有声望的马歇尔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到《资本论》，相反地，那位一直对《资本论》的个别观点持批判态度的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家阿道夫·瓦格纳却提到了马克思。
在我参加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的马克思家庭星期日聚会或在恩格斯家里遇见马克思的那些年月里，《资本论》的完全专心致力于科学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的任务很广泛。他常常花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去读那些关于经济史、特别是关于土地占有制历史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同他的研究主题只有间接的关系。同时他又研究数学、微分和积分，以便自觉地对付当时政治经济学中刚出现的数学派。现在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埃奇沃斯，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杰文斯。
《资本论》的在经济著作、特别是英国的经济著作方面是非常博学的，但这决不能与德国教授们尤其是他的bête noire〔最讨厌的人〕罗雪尔所“夸耀”的那种Belesenheit〔博学〕相提并论。马克思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写着类似这样的话：“罗雪尔先生亟于用自己的威信支持所引述的陈词滥调。”马克思知道如何从老前辈那里寻找可以继续发展的活的原理。假如说目前经济学家们对于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的同时代人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以及其他著作感到兴趣，假如说我们不仅得到了他著作的新的汇集，同时还有他的一些传记，而且有文明世界所有各种文字的版本，那么这多半都应归功于马克思。
《资本论》的熟悉经济学说史，因此能够立即断定那些用自己的著作来引人注目的作家究竟有多少独创性。讲到这一点，我特别是指乔治，他在英国曾红极一时，就像18世纪卢梭本人及其学说红极一时一样。马克思几乎是第一个指出，《进步和贫困》的的学说不断重复重农学派的农业观点，认为农业是纯收入的惟一来源，认为只有农业税可以成为对国家有利的大部分租金。在马克思的文件中发现了一篇批评乔治的文章，证明乔治的推论是片面的和不能接受的，这篇文章[8]直到马克思逝世后才发表。
此人鼓吹阶级斗争，认为这是工人达到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惟一手段。大多数人对他的心理的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欣赏葛德文，这就使生于18世纪的英国人想起了这个人。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文化并不是单纯地反感和傲慢地一概否定。同海涅的密切来往使他得到一种尖刻讽刺的智能所带来的愉快。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因为他个人的生活环境是很美满的，在我一生中所遇到的人中，当然包括屠格涅夫，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权说自己的爱情是专一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遇见了一位上层社会的少女，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这是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才能有的爱情。威斯特华伦一家是苏格兰人，和阿盖尔伯爵有亲属关系。这个情况有一次差一点使马克思出丑。当他在巴黎不名一文的时候，他决定把妻子陪嫁的一套家传的银器送去典当[9]。人们在这套银器上发现了阿盖尔的盾形纹章，因此马克思被认为劫取他人财产而受到拘押。这段趣事是马克思亲口讲给我听的，他一边说，一边爽朗地放声大笑。
燕妮·威斯特华伦是卡尔幼年时代的游伴。她比他大四岁。这位健康、快活、美丽、“特里尔最美丽的姑娘”，在少女时代就已经是舞会上的皇后了。马克思还没有读完中学时便爱上了他童年的游伴。在动身去大学以前，他秘密地和她订了婚。马克思告诉我，老威斯特华伦醉心于圣西门的学说，他是第一个向《资本论》的未来谈起这个学说的人。命运使他的孩子们走上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反动普鲁士的政府大臣［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另一个是在反对美国南部各州的内战中为黑人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马克思的小女儿（我们都称她“杜西”）在一篇回忆她父亲的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马克思（他从柏林给他钟情的少女寄去三本厚厚的诗册）一生奉献给他妻子的不只是一般的爱，而是热烈的爱。”爱琳娜·马克思在1897年发表于《新时代》[10]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这里有一封他的情书，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热的爱情的火焰，那简直就像出自一个18岁的青年人的手笔。然而，马克思在1856年写这封信的时候，燕妮已经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
布鲁诺·鲍威尔有一次写信给马克思，讲到马克思当时的未婚妻燕妮：“她能和你患难与共，然而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呢。”这句话是很有预见性的。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富裕过，经常很穷，但燕妮安详地、同时也是愉快地对待这种命运的突变，她惟一关心的是不让她的“亲爱的卡尔”在维持生计方面花过多的时间。
很少有人能像马克思夫人那样既俭朴而又殷勤地招待客人，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在简单接待的情况下仍旧保持法国人称为unegrand dame〔“一位高贵夫人”〕的举止和仪态。马克思到了须发斑白的时候也还喜欢和妻子或恩格斯的女友跳一支舞来迎接新年。有一次我亲自看到他带着女舞伴们非常娴熟地按着一首欢快的进行曲的音乐跳舞。
每当这些回忆在我脑海中出现时，我就坚决认为著名地理学家埃利泽·勒克律（他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朋友和学生）对我讲过的有关马克思的话是不符合事实的。勒克律在评论他的原则上的反对者时，缺乏必要的客观态度。用勒克律的话来说，马克思在接待国际工人协会[11]会员（其中包括勒克律本人）时，没有离开客厅，而是留在那个用以装饰客厅的奥林帕斯的宙斯胸像的附近，似乎以此表明他也应列入人类的伟大人物。一个如此妄自尊大的人，与一个深知自己的价值的人的看法是完全相抵触的，根据这种看法，没有必要通过外表来突出自己的意义。
我还记得马克思家里的一次午宴。他们招待从开普敦来的妹妹和她的两个儿子。她怎么也不能容忍她的哥哥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并且当着我的面固执地说，她和她的哥哥都是特里尔的一位倍受尊敬的律师家庭的成员。马克思像年轻人一样开玩笑地大笑起来。马克思乐于接受吃午饭的邀请，这也是与所谓的马克思的高傲不一致的，但他在接受邀请时，常常提出一个条件，即不应该在邀请他的同时又邀请他那位非常健谈的女婿。马克思也喜欢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到剧院去看萨尔维尼扮演哈姆雷特或者看他最欣赏的欧文的演出。我还记得有一次和马克思在Egyptian Hall〔埃及人大厅〕里欣赏招魂者表演的活灵活现的戏法，表演者宣称他和招魂者有过来往，现在他就是重复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但他并不是老实地告诉观众他是怎么做的，否则便不会有人再去看他的表演了。
马克思惦念他的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也惦念已经给他许多帮助的老友恩格斯，他一有空暇，就怀念他们。白天他严肃认真地把全部精力花在科学工作上，但是他还能抽时间热情地回答有关工人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益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他最器重倍倍尔，其次是李卜克内西。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说，后者被拉萨尔毁坏了．并且半开玩笑半生气地加上一句：要想把新鲜的思想灌入德国副教授（马克思指的是李卜克内西）的头脑中是困难的。
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上了岁数的时候也激烈地反对阻碍工人党的前进。当马克思得到诺比林谋杀老皇帝威廉未遂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在他的书房里。马克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咒骂恐怖分子，并且解释说，这样做只能促成这样一种后果，即对社会主义者的新的迫害。很遗憾，他的预言不久就证实了：俾斯麦颁布了一些阻碍德国社会民主党顺利发展的法律。
我去莫斯科大学当教授后，两年来几乎每个星期和《资本论》的交谈结束了。起初我们还间或通信，夏天我到伦敦去的时候，又恢复了我的拜访，时间通常是在星期日，每一次会面都再一次推动我去研究西欧的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假如没有和马克思认识，我很可能既不会去研究土地占有制的历史，也不会去研究欧洲的经济发展，很可能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因为这类问题本来就是我所讲授的课目。
马克思熟悉我的著作，并且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停止出版我的第一部关于法国行政司法、特别是关于法国的赋税立法的巨著，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对我的著作评价不高。他更主张我揭露过去，或者根据比较人种学和比较法学史来阐明远古以来的家族制度的发展。
他对于科学评论也很感兴趣，他是我一度出版的《批判评论》的热心读者，也可能是在英国的惟一读者。
我在意大利、西班牙以至后来在美国度过的那几年，是马克思的生命的最后几年。回欧洲时，我得知他受到双重打击：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逝世了。我还听说他由于健康被损害，必须到阿尔及尔去度过整个冬天。在我差不多每星期去拜访的那些年月里他就嚷胸痛了。但是他的体格不像是一个患痨病的人，因此他的亲友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多疑和神经过敏。然而，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图书室中的过度工作，看来损坏了他的健康。他在南方度过的那个冬天是一个多雨的冬天，他感冒了，回到伦敦的时候比以前病得更厉害。
恩格斯告诉我马克思最后几天的情形。他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在俄国人写的传记中所见到的差不多，因为那些叙述也是从恩格斯写给他的朋友左尔格的信中引用来的。马克思本以为加紧完成他的《资本论》就能忘却一切。他的健康愈来愈坏，他在妻子死后，不得不到南方去。回来的时候又病了，不久又接到女儿死亡的消息。他已经受不住这个新的打击。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他的办公桌前结束了65岁的生命。
恩格斯写道：“医术或许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12]，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的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13]
我这篇回忆谈的是马克思在出版最成熟和最完善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那段时期。那时马克思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但仍旧是那样乐观和精力充沛。
安年科夫认识马克思是在1848年革命前一年，那时马克思还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把我对马克思的印象，与我们这位著名作家在布鲁塞尔初次见到马克思的印象，比较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据安年科夫说，这位未来的《资本论》是一个有毅力、有意志、有坚定信念的人。“一头黑发浓密而蓬松，双手多毛，大衣上的钮扣歪扣着。然而，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个什么样子和做什么事情，他好像总是一个很有威严的人。他的动作并不灵巧，却豪迈自恃，他待人接物完全不顾人间的烦琐礼节，而且有些骄傲甚至有点轻视别人，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对人对事的判断斩钉截铁，异常坚决。当时他的语气非常严峻，比他的话更引人注意。这说明他有坚强的信念不愧是人们的首领，是制定准则、左右全局的人。这个人真像是一个民主的专制者，与不久前我离开俄国时所见到的那些人迥然不同。”
在我的的印象里，马克思并不那么严厉。在他的身上，煽动者、社会哲学家、坚信已经找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钥匙的哲人，交融在一起了。在我那个时代，对马克思来说，关于劳动的剩余价值，一种落在资本主义企业主手中的价值的学说，就是这把钥匙，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这两卷书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与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理论融合起来了[14]，在这两卷书出版以后，他的拥护者们就开始更加强调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根据生产技术中发生的、从而在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中带来变革的那些变化，来说明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从与马克思的交谈中，人们不难确信，黑格尔的哲学奠定了他的经济学和历史学说的基础。
马克思曾强调地对我说过，只有按辩证的方法才能合乎逻辑地思维，即使按实证论的方法也不能合乎逻辑地思维。在我看来，马克思常常采取的并且用以证明他的自信的那种口吻，是由于他确信：他从黑格尔哲学中，从它的激进信徒（包括有名的费尔巴哈）对它的解释中所得到的思维方法是无可反驳的。
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所表现的那种令人讨厌的放肆和粗暴，其根源就在于这种自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见面时就差一点决裂。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黑格尔分子，而恩格斯当时是一个正统的谢林的信徒。这两种体系是不能调和的，这两位后来由于崇拜黑格尔而终于相会的朋友，当时曾经作为敌人而分离。在与马克思交往中常有的这种法国人所谓的cassant〔粗暴的〕现象，在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信徒即俄国思想家齐切林交往时，就少一些了。这两个人也互鄙视，这是因为各人都认为对方信奉的是对辩证方法的错误观点，都认为对方所取得的成果是站不住脚的，是同那种错误观点有联系的。其实他们所以会有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的主观偏爱各不相同，一个偏爱共产主义制度（我指的是马克思），而另一个偏爱显然带有国家组织色彩的个人主义制度。他们两人在生活和思想的核心问题上，都互不宽容（马克思比齐切林更甚），但在私人关系上又都是谦逊随和的。
在同《资本论》相当亲密的两年交往中，我记不得有任何近似前辈对后辈的那种轻视，在同齐切林以及列夫·托尔斯泰邂逅时我就受到过轻视。马克思在较大的程度上是欧洲人，虽然他很可能不太重视他的“学术上的朋友”（scientific friends），而更看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同志，但是在他的行动中并没有流露出这种私人的偏袒。25年来我一直十分感激地怀念他，就像怀念一位亲爱的导师一样。同他的来往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我科学工作的方向。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印象：我从他身上很幸运地看到了一位人类的精神上的领袖，这样的领袖应该称做伟人，因为他们是反映当时社会上各种进步倾向的最伟大的人物。
载于圣彼得堡《欧洲通报》1909年7月号第5-22页
译自《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6年俄文版第306-316页和《摩尔和将军》1970年柏林狄茨出版社版第381-405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48页
注 释：
[1] 指3月18日在柏林发生的街垒战，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的战斗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起义者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于3月19日晨强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阳台向在街垒战中的牺牲者脱帽致礼。
[2] 《新莱茵报》，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郎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3]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斯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
[4] 《祖国记事》（Омечесмвенные заицскц）——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后被沙皇政府查封；该杂志把一批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
[5] 指保尔·科里埃，他是1871年在巴黎出版的题名为《三月十八日的革命史》日志的之一。
[6]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1861-1876年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常被篡改和删节，对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该报断绝一切关系。
[7] 《欧洲通报》（Весмнцк Евроиы）——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1908年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在彼得堡创办并编辑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该杂志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常刊登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
[8] 指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给左尔格的信。
[9] 典当家传银器这件事发生在伦敦，而不是在巴黎。
[10] 《新时代》（Die Neue Zeit）——一家工人报纸，德国流亡者的刊物，1858年6月—1859年4月在伦敦出版。
[11] 国际工人协会，后来简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由马克思参与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
[12] 唐达鲁士是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站在水中，头上悬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时，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
[13] 恩格斯1883年3月15日写给左尔格的信。
[14] 马克思多次指出，供求只能引起围绕价值或生产价格的波动，而不能决定价值本身。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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