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1964年，大寨买了一头又肥又壮的耕牛，可是没多久就摔了一跤，把牛骨头摔断了，没法耕田了。
陈永贵把牛牵到了县里的食品部门打算卖掉，刚到市场就被人围住了，纷纷开出高价，最高的出到了80元。食品部门的人过来了，开价27元。陈永贵说：“你赶走吧。”
现场的人顿时炸了锅，给80不卖，给27卖了，傻瓜、神经……
陈永贵最后才解释说：“不是我神经，也不是我傻瓜，那牛已经把脊梁骨摔坏啦，不能劳动啦。你买回去了不能劳动，群众还不埋怨你？还会埋怨我们，说大寨生产队骗了兄弟生产队。这不是大寨人做的事。”
其二：
大集体时期，几乎每个村都发生过干部与家畜、家禽的斗争，庄稼是集体的，畜禽是社员自家的，总有一些社员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家的畜禽放出去，祸祸集体的庄稼，大寨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有一天，陈永贵在大寨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玉米）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就叫他妻子把猪放出去，他妻子死活不愿意，陈永贵急了，“叫你放你就放！”
交代完之后，陈永贵就召集大队干部一起检查新规定的执行情况，还没转到一半就抓到了陈永贵家的猪。一位干部打圆场：“老陈，好像是你家的猪⋯⋯就算了吧？”
陈永贵没有回话，直奔大队的库房提上了斗，对其他干部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就没有私放猪、鸡出门的现象了。
其三：
陈永贵为人耿直、脾气有点暴躁，在家里也经常发脾气，但他从来没有打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家里也不搞大男子主义。
后来，他被调到北京工作，发现北京的家庭做饭时，都是两口子互相帮忙。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么，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颗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平等哩！”
“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不行，你吃完饭就炕上躺着去了？不行！从明天开始，男人回家帮老婆做饭！不做饭不给记工分！你吃完了躺炕上，妇女还给你刷碗，晚上还让你××？凭什么你坐炕上老婆就该给你端过来吃？侍候你男人？什么叫男女同工同酬？就是这！”
自此，大寨的男人们一改千年来的“传统”，居然开始干家务了，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其四：
陈永贵被调到北京工作，按规定可以带家属来，但他不干，反而叫妻子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都不给他们转。
山西有关部门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了户口，还想把他们送到北京，手续办完了，才跟陈永贵打招呼。陈永贵拍桌大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家属要靠在大寨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吃饭，陈永贵自己也只是挣工分，把大寨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带到北京用。
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经常来拜访，少不了要请客吃饭。国务院规定可以申请报客饭补助，身边的工作人员没跟陈永贵打招呼就去申请了，而且立刻被批了下来。陈永贵瞪着眼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
其五：
据陈永贵晚年回忆，有一次，他从大寨到北京，给江青捎了一点自家的土特产，江青坚决要付钱，还对陈永贵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党的原则范围内进行的。”
这让陈永贵颇受震撼。
有一次陈永贵到贵州考察，回京后发现多了两箱茅台酒，便问工作人员，才知道是贵州的领导背着他硬塞进行李中的。陈永贵很不高兴，命令工作人员把钱寄去。
又有一次，陈永贵在北京的住所吃饭时发现有鸡，而自己并未吩咐去买鸡，便向工作人员询问鸡的来历，得知是家乡人送来的，他千叮咛万嘱咐把钱寄去。
他每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补贴费，往这儿也寄钱，往哪儿也寄钱，实在难倒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才导致陈永贵不仅平时伙食很简朴，开会时连茶叶都喝不起……
其六：
陈永贵经常说，“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这并不是一句场面话。
陈永贵出身贫苦，六岁的时候，母亲和弟弟被父亲卖到了隔壁县，后来他父亲也因为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了。他是在毛主席领导贫苦的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后才翻身得解放的。
所以，陈永贵打心眼里热爱毛主席，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农村搞合作社，陈永贵1952年就率先带领大寨部分农民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
1964年，毛主席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状况很不满意，很多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的收入出现较大差别。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主席汇报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
在详细了解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之后，毛主席夸赞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
陈永贵从小没有上过学，本来不识字，但他十分刻苦，繁重劳动之后，坚持自学，很快能够看报纸，还能借助字典读《毛泽东选集》。
陈永贵文化程度不高，但讲话却思维清晰、很有逻辑、有条有理，且充满了辩证法。赵树理在听过陈永贵的报告后赞不绝口，讲话水平高，有辩证法。虽然陈永贵讲话时不会引用毛主席的著作，举的例子也都是农民的身边事，但处处都体现着毛泽东思想。
其七：
1977年，在没有毛主席的日子里，各地的一些不正之风开始抬头。对此，陈永贵感到十分忧心。
6月，陈永贵前往山东东平县，视察这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期间，东平县领导邀请陈永贵到距离不远的泰山上去看看，游览游览。但陈永贵却没有心思，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
不久后，陈永贵又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
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人民公社农业大会战，才是最美的景象。
回到北京后，陈永贵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却被嘲讽“还像三岁孩童一般幼稚……”
很快，陈永贵就被退休。他拒绝了政府给他的养老金，而是自己种庄稼，让他的孩子回到自己的老家，让他们过着正常的生活，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名声来赚钱。
1986年3月26日晚，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临终前，他流着泪说道：“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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